1840～1949：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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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49：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试读：

出版说明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均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史学家，其治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吕先生毕生从事文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丰富，有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其中《白话本国史》尤具开创之功；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以及《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等多种专门史，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而巨大的贡献。

吕思勉先生也非常重视中国近代史的探索。他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详今”，“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先后撰写了中国近代史著作八种，即《

中国近代史讲义

由于本书各部成书于不同时期，或用作学校教材和讲义，或作为史学著作，因此体例不尽相同。我们这次将八种作品汇集出版，除订正原来一些讹误之外，一般不作改动。在排版上，将原稿由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现在的简体横排、单行夹注，并将夹注改用小字号。为方便读者了解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对原稿中的历代纪年，在后面加注了公元纪年。另外，为使全书体例统一，我们还对各部作品的章节进行了统一编排，特此说明。中国近代史讲义

第一章 绪论

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欲求其原因，非谓全宇宙皆其因不真，欲求其结果，亦非谓全宇宙皆其果不确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世史者，其义如此。然则近世史当自何时始邪？

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唯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

第二章 中西交通之始

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而西人航海之业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别觅新路，其究也，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也。此时欧洲文化亦骤进，其与我相异而足以相资之形大著，于是东西交往有如一家，而世界风云影响且及于亚东之古国矣。

西人近世之东航，实始明代。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葡萄牙人始抵好望角。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遂来广东，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乃得澳门为根据地。（见《中西纪事》）自葡人抵好望角后七年（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而哥伦布发见美洲，其抵广东后三年（正德十四年，1519），则麦哲伦环绕地球。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县菲律宾，建马尼剌。神宗万历三年（1575）、八年（1580），再至福建求通商，为葡所阻，而中国贾舶往来于马尼剌者甚多。荷兰故西属也，以万历九年（1581）叛西班牙自立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恶之，禁其出入里斯本，荷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谋东航，先后据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万历四十八年（1620），攻澳门不克，转据澎湖，旋略台湾，（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乃为郑成功所夺。先四年（顺治十三年，1656），荷人使至清廷求通商，清人许其八岁一至，舶数以四为限。康熙三年（1664），又求改立商约，清人不许。然荷人于好望角麦哲伦海峡皆筑塞驻兵。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已得日人允许通商长崎。岛原乱后，（事在明思宗崇祯十年，1638）日人悉禁他国不得通，唯荷人不传教独免。当时东方之商业实以荷人为独盛也。英立东印度公司事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与葡人争印度，葡人累败，其卧亚总督乃与英和，许其出入澳门。思宗崇祯十年（1637），英人遂以舰至，而葡人之守澳门者拒之。英人乃自谒中国官，至虎门，为守兵所炮击，英人还击，陷其炮台，后还所掠，中国亦许其通商。未几，兵事起，复绝。郑经尝许英人通商厦门及安平，然台湾初开，安平实无甚贸易，唯厦门时一至而已。明清之间中欧海路之交通如此。

其自陆路东来者，则为俄罗斯。俄盖《唐书》之遏罗支也。［《元史译文证补·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阿罗思云：“今官私文书定称为俄罗斯，详审西音似云遏而罗斯。遏而二字滚于舌尖一气喷薄而出，几于有声无词，自来章奏纪载曰斡罗思、鄂罗斯、厄罗斯、兀鲁斯，直无定字。又曰罗刹、罗察、罗车、罗沙，则没其启口之音，促读斯字，变为刹察，岐异百出，有由来也。其族类曰司拉弗哀（斯拉夫），既非乌孙，亦非羌种。佛书罗刹尤为不拟于伦。其国名最晚著而族类之名则早见西书。俄史释司拉弗哀，义谓荣耀，欧洲他国，则释为慵奴。《瀛环志略》谓唐以前为西北散部，受役属于匈奴，最为近似。元人所谓林木中百姓是也。唐季此种人居于俄，今都森彼德普尔（圣彼得堡）之南，旧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邻为瑞典、挪威国。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此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国人释之曰遏而罗为摇橹声，古时瑞典、挪威国人专事钞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是称。是说也，俄人所不乐闻。愚案《唐书·回鹘传》，“马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一万四千里，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遏罗支即遏而罗斯异译。结骨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亦见《唐书》，正是白种形状。司拉弗哀盖先为遏罗支所征服，而后柳利哥君之，故犹蒙其旧称，释为橹声，语涉附会。俄人之不乐闻，未必尽由自大也。］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有柳利哥者始建诺佛哥罗特，后嗣渐拓而南迁于计掖甫，居黑海之滨，行封建之制，蒙古兴而俄为所征服，地属成吉思汗长子拙赤。拙赤死后，其长子拔都实为之共主，西史称为钦察汗国。明英宗天顺中，俄人叛蒙古，时钦察汗正统已绝，支庶纷争，遂为俄人所乘，次第破灭，时当宪宗成化中，约与葡人之绕好望角而至印度洋同时也。俄人既复西疆，复唐懿宗思东略，收抚可萨克族以为己用，遂东侵西伯利亚，于是托波儿斯克、（万历十五年，1587）托穆斯克、（万历三十二年，1604）叶尼塞斯克、（万历四十七年，1619）雅库次克、（崇祯五年，1632）鄂霍次克（崇祯十一年，1638）相次建立。至崇祯十二年（1639），遂抵鄂霍次克海，又欲南下黑龙江，而清俄之交涉起矣。

第三章 传教之始

近世东西交通关系之大，在于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输入，实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诬也。基督教之入中华，不自近世始，当唐太宗时，教徒阿罗本已赍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曰波斯。是为基督教之乃斯脱利安宗，中国名曰景教。乃斯脱利安者，当南北朝之初，基督教中有基督为神抑兼为人之争，乃斯脱利安主兼为人，后其说见摈，其徒因谋为乱，事泄见逐，皆居波斯，凡三利玛窦像万人，故阿罗本自波斯来也。玄宗以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曰大秦。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当时景教流行之情形焉。武宗禁佛教，诸异教皆遭波及，景教亦绝。元世兵力抵欧洲，欧人苦其侵扰，欲以神教怀柔之，于是若望高未诺奉教皇之命，以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大都，世祖许立教堂四，皈仰者逾六千，然多蒙古人，故元亡后绝。元时基督教徒称也里可温，近人陈垣有考。

明世东西航路通后，旧教教士入中国者，当以利玛窦为始。利玛窦之至澳门，事在万历九年（1581），先传教于肇庆，后至南京，交其士大夫。万历二十八年（1600）始至北京，表献方物。明年又至，神宗赐之宅，并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知中国士大夫不易崇信教理，又知形下之学，为中国所乏，乃先以是牖道之。士大夫多重其人，故其传教无阻。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卒。未几南京礼部侍郎沈氵隺奏攻其教，四十四年遂遭禁断，教士之居北京者，皆勒归澳门。熹宗立，满洲战事急，召其人造大炮，乃得解，时天启二年也（1622）。会《大统历》疏舛，而深通天文之汤若望亦来华，遂于首善书院设历局，命造仪器，且译历书。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新历成。十六年（1643）命以代旧历，事未行而明亡。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所学，诏名其所造历曰时宪。汤若望及南怀仁并官钦天监，时顺治二年（1644）。世祖没，杨光先疏攻之，汤若望等皆论死，以前劳仅免，各省教士亦多见禁锢。圣祖康熙六年（1667），以推闰失实，乃复黜光先而用南怀仁，在京教堂，仍许设立，然各省之禁止如故也。初波兰人卜弥格以教皇命传教广东，尝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赍桂王母王、马两太后及教士庞天寿书，致教皇请其代祈天主，保佑中兴。当时两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垣、大臣瞿式耜、丁魁楚等咸受洗礼。逮清圣祖兴，好尚西学，用西教士益多。圣祖最眷南怀仁，南怀仁又引进徐日昇、张诚、安多等进讲西学，外交、制造、测绘等事，亦咸使襄理，各省教堂，虽未解禁，然私设者亦不问。当时广东省有教堂七，江南百余，在他省者亦二三十，信者至数十万人焉。初利玛窦等之传教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习华语，通华文，衣食居处，一如华人，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命铎罗赍密令至中国禁之。铎罗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与中国不相中，迟至四十六年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从令者皆去中国。圣祖大怒，执铎罗致之澳门，命葡人锢之，后以幽愤死。康熙五十六年（1717），碣石总兵陈昂以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洋船所汇，同类勾引，恐滋事端，乞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1723），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皆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澳门地窄难容，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1785年，西人巴亚央等因私行传教，刑部审拟监禁，奉旨以情实可悯释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数已逾三千，乞著为定额，余额者悉令归国，皆从之。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尝发令，处不从1704年之令者以破门之罪，使嘉禄至中国行焉。嘉禄知其不可，别以己意加八条于令后以调和之，教皇不谓然。1721年（康熙六十年）及1724年（雍正二年）再发令申明1718年令意，于是在华教士不得复顺中国之俗，华人畏恶愈深，川楚教乱后，尤视异教如蛇蝎。仁宗嘉庆十年（1805），御史蔡惟珏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广东人陈若望为西人德天赐送书函地图至山西，事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及余任职教会之华人皆遣戍伊犁，教会所刻汉文经31种悉销毁，教禁益严矣。

第四章 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涉

西、葡、英、荷等国之东来，其志皆在通商而已，而俄与中国之交涉，则自争界始。俄人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两次遣使至中国求通商，以无贡物，未得朝见。清之兴也，兵锋直至黑龙江下流，而俄略地之兵亦于是时东下。顺治六年（1649），俄哈巴罗甫始筑雅克萨城。十五年，叶尼塞斯克守将帕斯可夫复筑尼布楚。是时俄东征之军，皆无赖子，日事剽掠，清人称之曰罗刹。哈巴罗甫西归，斯特巴诺代统其众，为宁古塔章京沙尔瑚达所杀，帕斯可夫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弃尼布楚。先是，顺治十年（1653），什勒喀河外土酋罕帖木儿以俄人侵掠来降，有司遇之薄，复奔俄。十一年（1654）、十二年（1655）、十八年（1661）、圣祖康熙六年（1667），俄人屡遣使来求通商，其使或以商人充之，或与商人偕行，而以商人为副，皆以争朝见跪拜等礼节多所纠葛，唯所携货物，均许其发卖而已。雅克萨之陷，清军毁其城，俄人旋复筑之，尼布楚亦复为俄据。康熙九年（1670），圣祖谕尼布楚守将，命交还罕帖木儿，约束边人，毋抄掠，守将许之而不果行。十四年，俄使尼果来来，请划界通商，圣祖要以交还罕帖木儿，否则均无庸议，议又不就。（罕帖木儿后徙莫斯科，入希腊教。尼布楚之会，索额图知其不可得，未以为言。）三藩既平，圣祖乃为用兵讨。二十一年（1682），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今嫩江县）齐齐哈尔（今龙江县）二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驻瑷珲，后移驻墨尔根）命喀尔喀绝俄贸易并遣戍兵割俄田禾以困之。二十四年（1685），都统彭春以陆军1万、水军5000围雅克萨，俄将阿尔巴青以450人守，已知不敌，约降，奔尼布楚。彭春毁其城而还。阿尔巴青既去，俄将皮尔顿以兵600人来援，复偕还，据雅克萨。明年，萨布素以8000人复围之，阿尔巴青战死，守兵736人存者60而已。城旦夕下而和议起，朝命止攻，围乃解。

时俄大彼得初立，内难未靖，又外与土耳其、波兰构衅，未遑东略。清亦未知俄情，（当时称俄人曰罗刹，圣祖致书俄皇，则以蒙语称为鄂罗斯察罕汗）圣祖因尼果来致书俄皇，俄人莫能解，又遣降俘至蒙俄境上宣谕，亦不得报。二十五年（1686），乃因荷兰使致书俄皇，俄皇复书，许约束边人，续遣使议界约，而请先释雅克萨之围，圣祖许之。二十六年（1687），俄使费耀多罗东来，二十七年（1688），清内大臣索额图等与议于尼布楚。费耀多罗之东也，彼得命以黑龙江为两国之界，索额图受命，亦请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皆归我国，否则勿与和，圣祖许之。是时俄东方兵力未充，费耀多罗之来，从卒1500人，而清使者从卒万余，都统郎坦又以精卒万人自瑷珲水陆并进。议既不谐，从行之天主教士徐日昇、张诚调停亦不就，清兵将围尼布楚，俄人不得已，定约六条，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皆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于两国界上，（一在格尔必齐河东岸，见《清一统志·盛京通志》；一在额尔古纳河南岸，见《清通典》。杨宾《柳边纪略》谓东北威伊克阿林大山尚有一界碑。）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约既立，划界之议已决，而通商之议仍未定。康熙三十二年（1693），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以200人为限，居于京师之俄罗斯馆，以80日为限而免其税。俄人请遣学生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设俄罗斯教习馆焉。尼布楚定约前三年，准噶尔、噶尔丹攻喀尔喀。喀尔喀三汗（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皆走漠南，圣祖出兵击破噶尔丹，至三十六年（1697）而噶尔丹自杀。三汗还治漠北。土谢图与俄本有贸易，于是蒙、俄划界通商之交涉复起。时俄人至京通商者，以官吏多所诛求苦之，其在边境者，亦时见停罢，乃于五十八年（1719）遣伊斯迈罗夫来议，不得要领。伊斯迈罗夫留参赞兰给待命而归。未几，土谢图汗以俄人通商者任意滥入，不受弹压，蒙人又逃亡入俄，请停俄人互市，许之，遂并遣兰给。世宗雍正三年（1725），大彼得殂后叶卡捷琳娜一世立。五年（1727），俄使乌拉的斯拉维赤复来，清不欲与在京议约，使返恰克图，乃命郡王策凌、内大臣四格、侍郎图尔琛往议，定约十一条，自额尔古纳河以西至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乌带河地方（乌带河在外兴安岭之北，入乌带湾）仍为瓯脱。在京贸易与旧例同。俄蒙边界则以恰克图、尼布楚为互市之地。高宗乾隆二年（1737）停北京互市，命专在恰克图。时贸易以皮毛为大宗，为俄官营，于财政颇有关系，故每遇交涉棘手，辄停互市以挟制之。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三年（1768）、四十四年（1779）、五十年（1785）皆曾停市，而五十年一次停闭最久，至五十七年（1792）乃复开焉。

以上为清乾隆以前与俄交涉，看似占胜，然其失策有二：一则尼布楚条约得地虽多，而不能守，仍视为边荒弃置之，遂启俄人觊觎之心；二则陆路许俄无税通商，当时以此为怀柔之策，亦启后日要索之端也。

第五章 清代之盛衰

西力东渐开数千年未有之局，此即以中国所谓盛世者当之，亦终不克于败绩失据，何者？中国政治疏阔，武备废弛，但求与天下安，实只可处闭关独立之时，而不宜于列国竞争之世也。唯是西力东来，若值朝政清明之日，则所以应付之者必较得宜，不至如清末丧败之甚耳。外力深入，盖自道咸以来，适值清代中衰之候，客强主弱，郑昭宋聋，丧败之端，遂至层见叠出，此亦我国民之不幸也。今先叙述五口通商以前清代盛衰之大略如下。

中国立国亚东，以内地十八省为根本，而东三省、蒙、新、海、藏以及东北之朝鲜、南方之后印度半岛等，实为之屏蔽。历代盛时，此诸地方或为兵威所及，或则声教所通，在当时仅等诸羁縻，然及西力东渐，则剥妆及肤，情形与前此大异矣。明清间之蒙古，以科尔沁、察哈尔、土默特、喀尔喀为大宗。（元顺帝之北走也，五传而大汗之统绝。有阿鲁台者，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也，迎立元裔本雅失里。阿鲁台后为瓦剌部长马哈木所杀，其众走嫩江，依兀良哈，是为嫩江科尔沁部。瓦剌者，元世之斡亦剌，清时之卫拉特也。马哈木孙也先始替元裔自立，雄据漠南北，于是有土木之变。也先死，瓦剌复衰。鞑靼诸部相纷孥。至明宪宗成化六年，即1470年，成吉思汗之后巴图蒙克即汗位，乃复统一漠南北，是为达延汗。达延汗有四子，长子图鲁早死，次子乌鲁斯，三子巴尔苏，四子格垺森札赍尔。达延汗留第四子守漠北，是为喀尔喀部。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其后也。自与图鲁之子卜赤徙牧近长城，称插汉儿。插，蒙语近也，清人改译为察哈尔。乌鲁斯攻套部蒙古，为所杀，巴尔苏定之。巴尔苏二子，长曰衮必里克图，其后为鄂尔多斯；次曰阿勒坦汗，即《明史》之俺答，其后为土默特。衮必里克图早死，其众亦归俺答，故世宗时俺答最强，屡犯中国，又使其子宾兔、丙兔据青海。时黄教已行于青海，二子信之，遂由之化及漠南北。俺答曾躬迎三世达赖至漠南布教。后准部强，道阻，乃自奉黄教始祖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即后来库伦之活佛也。俺答即信喇嘛教，不复为边患而察哈尔独强。）而天山北路为卫拉特（凡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哈布图哈萨尔之后长之；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皆也先之后长之；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元臣翁罕之后长之。）所据，南路则自唐以来，为回纥种人所据，青海川边，自古为羌族所据，而后藏高原则为藏族栖息之地，（有一妇数夫之俗者，属此族，如哒、女国等是。）唐初吐蕃王室来自印度，（见《蒙古源流考》）始举海藏川边尽臣之。及喇嘛教盛行，政权亦渐入其手。明初喇嘛新派黄教起，旧派红教又渐失势。世宗时，蒙古袭据青海，黄教因之化及漠南北，于是蒙新海藏皆为黄教盛行之区，而天山南路之回族，仍笃信伊斯兰教，此当时诸地方部族及神教之情形也。清之兴也，科尔沁首先归附，旋漠南诸部以苦察哈尔林丹汗之凌轹，亦来降。明思宗崇祯七年（清太宗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征诸部兵伐察哈尔，林丹汗走死漠南，蒙古皆平，漠北亦通贡，然未大定也。时卫拉特分四部，而和硕特、准噶尔二部为强。崇祯十六年（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西藏第巴（官名）桑结召和硕特固始汗袭杀红教护法拉藏汗，而奉班禅居札什伦布，（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始此。）和硕特遂徙牧青海，遥制西藏，桑结又恶之。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召准噶尔噶尔丹击杀固始汗之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逐土尔扈特，服杜尔伯特，及是遂并四部为一。时天山南路之伊斯兰教分白山、黑山两宗，互相轧轹。（白山为素尼宗，黑山为什叶宗，中伊思马哀耳一派，即元时之木剌夷也，可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报达木剌夷补传》。）白山酋亚巴克为黑山所败，辗转奔拉萨，噶尔丹既杀达颜汗，奉达赖命纳之。（康熙十七年，1678）遂尽拘元裔之长诸城者致诸伊犁，（天山南路本成吉思汗三子察合台分地。清初叶尔羌汗阿布都拉伊木，成吉思汗十九世孙也，尝命诸弟分长吐鲁番、哈密、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和田、乌什、喀什喀尔八城。）别遣将督南路收其赋税，势益张。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攻喀尔喀，三汗溃走漠南。圣祖命科尔沁假以牧地，亲征击破噶尔丹，噶尔丹旧地又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自杀。三汗还治漠北，外蒙自此为清不侵不叛之臣矣。（额驸策凌，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图蒙肯之后，愤喀尔喀之衰，自练精兵。雍正时，准噶尔来犯，大破之，世宗嘉之，使独立为三音诺颜部，不复隶土谢图。喀尔喀始有四部。）噶尔丹之侵扰，桑结实指使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固始汗曾孙拉藏汗杀桑结，诏封为翊法恭顺汗。五十五年（1716），复为策妄所袭杀，清发兵击却之。圣祖崩，固始汗孙罗卜藏丹津煽青海喇嘛以叛，亦为清所讨平。（世宗雍正元年，1723）高宗时，策妄阿布坦死，准部内乱，高宗乘机平之。（乾隆二十年，1755）先是，策妄替白山宗羁其酋玛罕木特，及是其二子布罗尼特（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归南路自立，清又讨平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声威所播葱岭以西。若浩罕、（亦作敖罕，所属有八城，而安集延之人来经商者最多，故清人又称其人为安集延。）若哈萨克、（分三部：左曰鄂尔图玉斯，俄人称为大吉尔吉思，中曰齐齐玉斯，俄人称为中吉尔吉思，西曰乌拉玉斯，俄人称为小吉尔吉思。）若布鲁特、（分二部，俄人称为喀剌吉尔吉思。）若乾竺特、（亦作坎巨提，又作喀楚特。）若博罗尔、（即帕米尔）若巴达克山、若克什米尔、若布哈尔、若阿富汗皆通贡市。西藏南之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五年、五十六年（1790、1791）再犯西藏。高宗遣兵击破之，亦定五年一贡之制。东北边自《尼布楚条约》定后，全包有黑龙江，朝鲜自太宗以来久臣服。幅员之广，迈于汉唐矣。唯南方疆域则尚未逮明世。安南当明成祖时，曾隶中国，为布政司，后虽叛去，然黎莫二氏，仍为中国内臣。（明宣宗弃安南，黎利有之。世宗初为莫氏所篡，明以为讨，莫氏请为内臣，乃削国号，立都统司，以莫氏为都统使。黎氏遗臣阮氏立黎氏之后于西京，万历时灭莫氏。明以莫氏为内臣，又来讨，且立其后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乃许其并立。）暹罗亦受封中国，缅甸尚为土司，其北平缅、麓川两司最强大。明太祖初，命平缅酋思氏兼长麓川，后又分其地置孟养、木邦、孟定、潞江、干崖、大候、湾甸诸司，思氏欲复故地，屡叛。英宗时，尝三发大兵讨之，卒不能克，仅定陇川而归，自此中国实力，西不越腾冲，南不逾普洱。（明初西南疆域实包今伊洛瓦谛江流域及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阅《明史·土司传》可知。）而思氏亦破坏，缅甸遂坐大。清乾隆时，缅甸莽氏为木梳土司雍籍牙所并，犯边，遣兵击之，不利。（乾隆三十三年，1768）安南黎氏为阮氏所篡，遣兵征讨亦无功。（乾隆五十三年，即1788年，安南阮氏又有新旧之分。黎氏之复国也，以阮氏之力，既得国，任外戚郑氏，阮氏遂据顺化俨同独立，是为旧阮。阮氏自以子弟守西贡，是为新阮。乾隆时，新阮酋文惠与其兄文岳、弟文虑皆骁勇知兵，遂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废其主黎维祁。黎氏遣臣来告难，高宗使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败新阮于富良江，后立维祁，已而不设备，为新阮所袭破。新阮亦请和，高宗许之，而编维祁入旗籍。）然二国惧中国再讨，皆请和。暹罗事中国尤恭顺，虽实力不及，亦滇黔两粤之屏藩也。清代盛时，武功之略如此。清代内治可分数期：（一）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戡定之期；（二）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臻极盛；（三）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四）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今就五口通商以前政治、财政、军备情形略论之，以见木腐虫生，其来有自，虽曰西力东渐，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然今日所以国蹙民贫至于此极者，其患实有所受之也。满洲部落，本极贫窘，太宗康熙皇帝晚年朝服像时稍有窥伺中原之志，仍岁兴师，加以赏赐中国降人，安置归附及掠取部落，财用尤见竭蹶。入关之后，以不逮三分有二之地，支持东南、西南两面之军费，更属捉襟见肘矣。然当时宫中用度，确较明代为节俭。圣祖曾言：“本朝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需与明略相等，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以三十六年计之，尚不及当时一年之数。”政治亦较清明，故能废除三饷，又定赋役全书，一以明万历以前为准。是时海宇未宁，用兵不息，苛派骚扰，自不能免，然圣祖励精图治，一以实事求是为归，度支渐见宽裕，屡免天下钱粮，蠲除灾欠。末年库储已有二千余万。世宗政尚严肃，财政尤所注意，盐课关税，则增加收数，陋规火耗，则化私为公，故虽承西北用兵之余，库储仍有2700万。高宗时继长增高，遂至7800万。历朝畜积，除隋文帝之世，盖无足与清比伦。然库藏之有余，未必即为财力之雄厚。高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南征北讨，军费所耗逾1亿，河工所耗又数千万，此尚出诸府库，至于南巡之供赈，和珅之贪求，（和珅家产清单见薛福成《庸庵笔记》，估计其值在8亿两左右。近世论者谓甲午、庚子两次偿款，和珅一人之产偿之而有余云。）则皆计簿无征，而所费实远较国家经费为巨。于是上官诛求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吏治坏而民生蹙，国家之元气隐受斫伤，内乱遂接踵而起矣。

满洲兵力本极强悍，用能以一隅之众抗天下之兵，然其衰敝亦极速。太宗崇德元年（1636），谕王大臣即谓“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讫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可见清人尚未入关，其部落勇武之风，已非初兴时比矣。入关以后，江南川陕之戡定，皆恃降将偕行，西南之并吞，尤尽出降将之力，三藩之尾大不掉以此。吴三桂既叛，满洲兵顿荆州不能进者八年，且有谋举襄阳降敌者。（见《啸亭杂录》）三藩之终于覆亡，仍汉人之自相屠戮耳。川楚白莲教起，清兵以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旗兵居后。论者谓经三藩之变，而知旗兵之不足用，经川楚白莲教之变，而知绿营之不足用。其实清代兵力，入关以后，即不可以遇大敌，其戡定中国，开拓疆土，非适值天幸，则掩耳盗铃耳。（西南之平，纯由汉将效力。永历本不能自振，吴三桂亦暮气已深也。准部适值内乱，回疆残破之余，皆非大敌。其征安南、缅甸、廓尔喀，则皆情见势绌矣。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盈五万，而用兵至五年，糜饷至7000万，尤为自古所未有。高宗顾以十全武功自夸，可谓颜之厚矣。）清以异族入主，镇压本专恃兵力，兵力衰则外若蒙业而安，而其基础实已动摇矣。

历代北族入主中国，无不以骄奢淫佚致败。清室初兴时，程度已较金元为高，颇能预以为戒。太宗崇德元年，即集诸王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读《金史·世宗本记》，谕以保守旧俗，为子孙万世之计。历朝遵守此旨，未尝或渝。（如乾隆时因胡中藻之狱戒满人毋得好吟咏，重汉文，荒骑射，忘满语。又定满人应试必先试弓马及格，然后许入场。）然其人之柔靡竟如此，而其不能勤事生业亦与金代之女真人同。清既不能泯除满汉之见，则恃为捍城者，厥唯满族，汉族兵力即强，亦不可终恃，况乎绿营旗兵，其积弱又如出一辙邪。

然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又惩明代横议及门户水火之弊，遂专以大权独揽，挫折士气，猜防臣下为治法，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当其盛时，亦有言莫予违之乐；一朝变起，则环视皆巧言令色，全躯保妻子之徒，求一与之共患难者而不可得矣。明太祖以雄猜废宰相，然中叶以后阁权未尝不重，六部亦各有其权，而吏兵二部，权力尤大，其人不贤，诒误固巨，然得贤君良相，则亦足以有为。清代则内阁军机，皆不过书写谕旨，朋党如张廷玉、鄂尔泰，仅以营私，即炙手可热，如和珅，亦不过黩货，而能把持朝政者无有也。故虽声势赫赫而去之易于振槁。六部本已见压，且尚侍皆满汉并置，吏、户、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内官迁转极难，非六七十不能至尚侍，管部又为兼差，坐啸画诺，一切听命司员而已。故其中枢之地，先已不振，外官则督抚司道，层层抑压，州县不能有为，督抚亦无大权，不能系一方之重也。康雍乾三朝，皆以明察自矜于臣下，动辄严加申饬，摘发隐微，使臣以礼之风，荡焉以尽，故多得脂韦巧媚之士，上焉者亦不过供奔走使令，骨鲠者且绝迹，况以安社稷为悦者乎？自顺治入关即禁士子结社，后来文字之狱，摧挫士气尤甚，土皆屏息不敢出气，高者遁于考据辞章，中材则沉溺帖括，下焉者则苟求温饱，寡廉鲜耻，无所不为已。嘉道而降，时局日趋荆棘，然官方敝，而草野之士亦未有结缨揽辔，慨然以功业自期者。职是故也，善夫管同之言之也，曰：“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间闾巷之侠，而朝廷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畜人材，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拟言风俗书》）其于清代官方之坏，士习之敝，及其所以致此之由，可谓言之了如指掌，以此承西力东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夫安得而不敝乎？

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来互市。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唯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已有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熹宗天启初，葡人藉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向导，请移之浪白。粤督张鸣冈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部议从之。鸣冈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绝接济，胁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别有在，不能为断绝接济咎也。清圣祖顺治四年（1647），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唯仍禁入省会。此为清人禁西人入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世宗雍正二年（1724），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孔毓珣筹议。毓殉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余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唯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3000余丁为额，现有船25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25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 6 8 6），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及是毓珣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货交清，即令回国。雍正九年（1731），因总兵李维扬言，仍令各国船停泊澳门。葡人独擅澳门之志，至是一挫。然时各国皆船货并税，唯葡船25止纳船钞，货许入栈，卖去然后输税。乾隆时，闭浙海关贸易，并于粤海，各国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赁屋而居。葡人独擅东道之势，其权利犹独优也。清开海禁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郑氏亡后两岁时，仍严南洋诸国之禁。至雍正七年，1729年乃弛。安南、广南港口等，乃相率偕来。其华人出洋者，康熙五十六年，以安南为限，西南洋皆不许往。雍正五年，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许其入海，富者为船主商人，李维扬故居牌坊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几及百人。今广东船许出外国，何独于闽而靳之？廷议许之。世宗尝谕闽督，闻小吕宋有中国奸民二万人，宜留心察访。是年又谕廷臣，康熙未许噶罗巴小吕宋华民附洋船回内地，而回者甚少。今后出国宜定限期，逾期即不许回国，庶几不敢稽迟。当时不独畏忌外人，即华人留外国者，亦未尝不畏忌之，实缘不知海面情形，故于海盗恐怖殊深也。）设榷关四，曰粤海，在澳门；曰闽海，在漳州；曰浙海，在宁波；曰江海，在云台山。二十七年（1688），以舟山为定海县，（改旧定海县曰镇海）浙海关移设焉。特建红毛夷馆一区，（明时称荷兰曰红毛，后英人至，亦以是称之。）为西人住居之所。时英、法、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在广东均已立有商馆，（俗称洋行，唯荷兰商馆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始设立。）而浙海税则较粤海为轻，于是诸国唐至。乾隆二十年，英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请收泊定海而运货至宁波，亦许之。乃越二年，忽有停止浙海之议，于是中英交涉起矣。

当时广东商馆势力以英人为最大，然不能径与人民交易，必经所谓官商者之手，买卖皆然。其事约起于康熙四十年顷，后因官商资力不足，且利为一人所专，亦为众情所不服，乃许多人为官商，于是有所谓公行者。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入行者约十余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万，故其取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屡以为言，然中国官吏委以收税，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责之，故虽暂废，亦必旋复。（当时外货估价之权全在公行，公行之估价也，合税项、规费、礼物等并计之。价既定，乃抽取若干以为行用。初，银每两抽三分，后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债亦出其中，于是有内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于其初者，而官吏额外之需索，尚不在内。公行垄断亦出意外，如当时输出以茶叶为大宗，茶商售茶于外国者，恒先与公行接洽，其货萃于江西之河口，溯赣江，过庾岭，非一二月不能至。嘉庆时，英商自以海船至福州运茶至广东，不过13日，而公行言于当道禁之。英商虽衔之，无如何也。）康熙时英商屡以粤关费重，纠洋商争之不得。雍正初，又议增收礼物银两。七年（1729），外商合词控于大府，得稍裁减，未几又增出口税。于是外商趋浙者渐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闽督喀尔吉善、粤督杨应琚请将浙海税则较粤海加重一倍以困之。奉谕粤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籍洋船为生，而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驱归粤海为宜。明年应专令在粤。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赴宁波陈请，浙中已将夷馆拆毁，见其至则逐之。洪任辉愤甚，自海道经赴天津陈请，且讦粤关积弊。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圈禁于澳门者三年，而命福州将军赴粤查办，得监督李永标家人苛勒状，革其职。朝廷自谓足示外商以大公矣。（二十九年又以闽浙总督岁收厦门洋船陋规银1万两，巡抚8000两，革总督杨廷璋职。）而外人亦未尝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而粤督李侍尧又奏定防范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资本及夷人雇请汉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传递消息；五夷船收泊黄埔，拨营员弹压。案此后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须居住商馆，不许泛舟江中，并不许随意出入，唯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携翻译游览花园。外人不准乘舆，住商馆者不准携眷，外人陈请必由公行转递。公行隐匿，亦只许具禀由城门守兵代递，不得擅行入城，均极无谓。道光八（1828）年，一大班携洋妇居商馆，其时十三洋行中，有东裕行司事谢某为置肩舆，出入乘坐，久之反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廉得之，立拿谢某究治，瘐死狱中。大班闻其事，架大炮馆外，设兵自卫，大府虑激变，遣通事蔡刚以理晓谕，令撤去兵炮，并速遣夷妇回国。于是洋行具禀，托以大班患病，需人乳为引，俟稍愈当即遣之，大府据禀完案，不复根追。夷妇卒逗留不返。数年后，义律来粤，竞以携妇为援例之常。见《中西纪事》。］英人以中英之间种种隔碍，乃于1792年遣马甘尼斯当东来，时值高宗八旬万寿，赐宴赐物，颁给英王敕谕两道，于所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敕文见《熙朝纪政》及《国朝柔远记》。）又疑英使至澳门将勾结他夷为患，令松筠以兵护送，所过提镇，陈兵迎接以威之。抵杭州乃召松筠还，而命粤督百龄督带过岭，其疑忌外人如此。嘉庆初，中国方困于海寇，英亦与拿破仑构衅，拿破仑发布大陆条例以困之。葡萄牙不听，为法所破。英虑法侵及东洋，七年（1802）以六艘泊鸡头洋，声言防法。粤督饬洋商（中国与外洋贸易之商人当时称为洋商，外商则称为夷商。）谕之乃退去。十年（1805），英人遣商舶赍表，亦以法为言，且言愿助中国剿海盗，政府疑其有他志，谕粤督那彦成饬兵备。十三年（1808），英将度路利又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剿海寇为辞，以9艘至澳，遣300人登岸据炮台。时英人以澳门属葡，但得葡人允许，即可代守，而中国视澳门为领土，特借给葡人居住，于是轩然大波起。时总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命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去，乃禁贸易，断接济以困之。度路利遂以兵船三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又乘杉板入会城，居商馆，谓中国禁采办，将入运其积也。又以中国断贸易，请还茶叶而索其值，又索偿商欠。碣石总兵黄飞鹏炮击其继至之船，毙英兵一，伤其三，乃退。然其先至者居商馆自若也。时海盗甫平，兵力疲弊，故督抚皆务持重避启衅，而仁宗以英兵闯入我境，且以保护中葡贸易为辞，以天朝与小夷相提并论，又请代剿海盗，有藐视我水师意，疑其谋袭澳门，怒。吴熊光畏葸，谕令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又派永保赴粤查办。适英大班自印度至，以封舱怼度路利，葡人亦以银60万两犒英师，吴熊光又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以开舱虽在退兵后，而许之在先，益怒，革熊光、玉庭职，（熊光旋遣戍伊犁）以百龄为总督，韩葑为巡抚。于是增澳门防务，定各国护货兵船均不准驶入内港，禁人民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为店号，清查商欠，勒令分年归还，（停利归本）选殷实者为洋商。十五年（1810），大班喇佛以行用过重诉于葑，葑与督臣司道筹议，佥以洋人无利，或可阻其远来，不许减。十九年（1814）英舰捕美商船一，押至澳门，又追获一艘于黄埔。中国以责大班，大班无能为，遂欲停止贸易。于是英派罗尔美都来使，而使加拉威礼至粤。故事贡使见制府，免冠俯伏，制府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礼不可。时总督蒋攸铦入都，巡抚董教增摄督事，许以免冠为礼，教增亦起立受之。英使入都，仁宗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赴津迎迓，命在通州演礼。英使既不肯跪拜，和世泰又挟之，一昼夜自通州驶至圆明园，劳顿不堪，国书衣装皆落后。明日，仁宗御殿召见，正副使遂皆以疾辞。仁宗以为傲慢，大怒，绝其贡，命广惠伴押赴粤。已知咎在伴迎者，乃谴和世泰等，命粤督慰谕英使，致收贡品，仍赐英王敕谕，赐以物品，然英人之所要求，则一未得逞也。英人在广东之贸易，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后为东印度公司所专，至道光十四年（1834）乃废。公司之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十三洋行言散商统驭无人，不便，请令再派大班来，粤督卢坤奏请，从之。于是英以律劳卑（近译亦作拿皮尔）为监督，蒲罗登副之，带威为第二监督，鲁宾逊为第三监督，以十四年六月至黄埔，请晤总督。卢坤以为大班也，怒其书用平行体，且不经公行转达，饬令回澳。律劳卑不可，坤遂绝英贸易。律劳卑乘兵舰突入虎门，坤以英人既无照会，律劳卑又不举出凭证，坚不信为英官，调兵围商馆以困之。会律劳卑有疾，乃退去，未几，卒于澳门。带威继为监督。带威去，鲁宾逊继之，议于珠江口占一小岛为根据，不复与中国交涉。十六年（1836），英废监督，以义律为领事。邓廷桢为总督，乃许其至广州，然交涉仍多隔碍。义律上书本国，诏欲得中国允许平等，必须用兵，而战机潜伏矣。

第七章 道光以前烟禁

鸦片输入由来已久，唯以为烟而吸之，则始于明清之间。（鸦片本作药用，其后与烟同吸，久乃去烟而独吸鸦片。详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案雍正殊批谕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须之品，并不能害人，唯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缪，应照故人入罪例，具本题参云云。）其初本作药用，故亦以药材纳税。（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雍正七年（1729）始定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之例，然其时输入岁不过200箱耳。贩运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得垄断中国贸易特权，而印度为鸦片产地，输入遂日多。（道光以前历年输入之数详见萧一山《清朝通史》。）出孟加拉者曰公班，亦称大土，出孟买者曰白皮，亦称小土，总名波毕。乾隆末年粤督奏禁入口。嘉庆初，又奉诏申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遂成私运。二十年（1815），粤督蒋攸铦奏定查禁章程，奉谕自后西洋人至澳门，均须按船查验。道光元年（1821）因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销数之畅如故也。二年，复奉廷寄交粤督阮元密查，奏请暂事羁廉，徐图禁绝。而其时鸦片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快蟹资其护送。于是趸船之来，每岁骤增至数万箱。六年，总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而巡船受私规银日且逾万，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趸船25只，烟土2万箱。十二年卢坤督粤裁之。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复设，而巡船仍沿旧规，且与之约，每万箱别馈数百箱。甚至代运进口。副将韩肇庆顾以此擢总兵，赏孔雀翎，而鸦片且岁至五六万箱矣。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盖胥役棍徒藉法令以为利，法愈峻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逞其鬼蜮伎俩，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唯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云云。

乃济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会议，而一时九卿台谏，咸谓其有伤政体。上以言者不一，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令邓廷桢议奏。是时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又奏请严禁。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抚会议，并饬部臣重定新例，开设窑口烟馆，栽种兴贩及员弁兵丁受贿故纵者，均处斩绞；吸烟者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悛拟绞监候，时十九年（1839）五月间也。而烧烟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广东矣。（鸦片输入，时朝野上下所最虑者为漏银，其实以货易烟，与以银易烟受损等耳。然当时以此为大忧，则亦币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黄爵滋之奏曰：“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易银。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具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课如何能清。”盖币制不立，银钱比价一生变动，财政即受其影响也。）

第八章 烧烟及中英战事

方宣宗之以烟禁交疆臣议奏也，一时议者多主禁绝，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有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等语，宣宗以为深识远虑，召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查办。时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也。明年则徐驰至广东停英贸易，绝其接济，迫英商缴出鸦片二万有二百八十三箱，（一箱百二十斤）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斤，焚之。时四月中也。则徐请定例，洋人运鸦片入口，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须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具结。葡、美皆愿遵命，而义律不可，请许英商船泊澳门，派员会议禁烟办法。则徐谓许英商船泊澳门，则粤关遂成虚设，不可。会英水手在尖沙嘴与华民交哄，杀华民林维喜，则徐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亦不听。中外相水火益深。七月，则徐遂令沿海州县，绝英接济。

时义律居澳门，屡请本国政府强硬对华，其政府未之许，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二至澳门。义律大喜，以索食为名，攻九龙。水师参将赖恩爵击之，沉其双桅船一，舢板二。义律不得逞，又未得政府许开战之命。八月，复介葡人转圜，唯请删“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时中朝方主严厉，则徐奏报“夷船之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奉批“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岐，未免自相矛盾”，大理寺卿曾望颜至奏请闭海关，尽绝各国贸易，则徐持之乃止。时又奉谕“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遂坚持不许。九、十月间，英船屡扰尖沙嘴附近，至十一月八日，中朝遂发停英贸易之谕。虎门销烟雕像

时英议会中亦多不主用兵，且有以行销鸦片为不义者，然卒以九票之多通过“对中国前此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时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二月也。英政府乃调印度、好望角兵万五千，使乔治·懿律（统陆）、伯麦（统海）率之而东，五月至澳门。则徐已严备沿海，焚其舢板二。伯麦乃遣26艘趋定海，以5艘攻厦门。时邓廷桢督闽，败其兵，而定海以六月八日失陷。伯麦投巴里满致中国首相书，（书要求六事，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礼用平行，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洋商即经手华商浮费。）浙抚乌尔恭额不受，乃赴天津投之直督，琦善受之以闻。时诸大吏恶生事，多不悦则徐，相与造蜚语，谓去岁烧烟本许价买，而后负约，致激英变，又谓厦门奏报战事不实。寖闻于上，廷意遂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访致寇之由，以乌尔恭额却伯麦书，致其北上，革其职。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时津海道陆建瀛以英人据定海要我，请录其船，羁其酋，命还定海然后议之。又谓宜先决禁烟事，然后以免税代偿货价，以开澳门代五口，而令海关监督与其官吏平行，余仍令回广东与则徐商议，当道不许。则徐已署粤督，革其职，令留粤听勘，命怡良署总督，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并革邓廷桢职代以颜伯焘。旧史或云伯麦以甘言饵琦善，谓中堂赴粤，予等即可永远和好。琦善为所中，故力以自任。其人都面陈，多造膝语秘，世莫得闻云。此则近莫须有矣。朝廷既许查办，义律遂返舟山与伊里布定停战之约，时九月也。琦善至广州尽撤则徐所设守备。时乔治·懿律有疾，甲必丹·义律代之交涉。琦善许偿烟价200万，义律易之，又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义律发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陈连陞死之。连陞，骁将也。琦善惧，许开广州，让香港，义律乃还两炮台，并许还定海。事闻，朝廷大怒，下谕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语，以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赴粤，饬伊里布回本任，命江督裕谦赴浙。旋以英人在香港出示，指其地为英属，并求驻港营汛撤关天培回。怡良奏闻，革琦善职，籍其家。二月五日，英人陷横档、虎门各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时杨芳自甘肃先至，（杨芳本任固原提督）而英印度总督命卧乌古率陆军亦至，险要尽为敌据，芳亦束手无策。二十六日，美、法商人介行商伍怡和调停，言义律但欲得通商，无他求。芳与怡良据以入奏，欲姑抚之，图收回险要。朝旨不许。三月二十三日，奕山及新督祁至，问计于则徐，则徐言宜使人诱敌退出，仍于要隘设防，乃可徐图战守。奕山亦然之。已又惑于人言，以四月朔夜袭英军不克，明日英人进攻，城外炮台皆陷，全城形势已落敌人掌中，不得已，令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许偿军费600万元，尽五日交付，将军率兵退至距会城60里之处，香港则俟将来再议，英兵乃退出虎门。奕山遂奏称初八日进剿，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永远不敢售卖鸦片，而将600万改为商欠。英兵既撤，大行淫掠。初十日，将赴佛山，过三元里，人民树平英团之帜御之，各乡团勇集者数万。义律被围。奕山虑败抚义，遣余葆纯慰谕，众乃散。十二日英兵去广州。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小金山。隆文旋卒，杨芳留城弹压，寻亦以病罢去。时朝廷得奕山奏，信以为真，但饬与督抚妥议章程。而英先得琦善与义律所定草约，以为偿金太少，又英人后此之安全并无保证，撤回义律代以璞鼎查，命巴尔克率海军从之。六月至七月十日卧乌古、巴尔克陷厦门弃之。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力战七昼夜，十七日同日败死。舟山遂陷。时裕谦自守镇海，以提督余步云为宿将，命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二十六日英兵登陆，步云先逃，朝恩兵望见亦溃，裕谦自杀。英人遂陷镇海。步云走宁波，英兵进迫之，又弃城走上虞。浙抚刘韵珂遣兵划曹娥江而守，朝廷闻之，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兵浙江，命粤抚怡良以钦差驻福建，旋罢颜伯焘以怡良代之。移豫抚牛鉴督两江，奕经用知泗州张应云议约，宁波、镇海汉奸为内应，以二十二年（1842）正月分三路进攻。事泄败绩。先是伊里布以遣家人张喜往来洋船革职，逮入都，遣戍。及是，刘韵珂请令赴浙效力，乃以耆英为杭州将军，给伊里布七品顶戴随往，旋以为乍浦副都统。三月，英撤宁波、镇海军。四月，陷乍浦，五月攻吴淞，提督陈化成死之，英兵遂陷宝山、上海。攻松江不克，将图苏州，遣船测量水道，胶于水草而止。乃撤兵入江。六月陷镇江，焚瓜洲至仪征，盐船估舶扬州官绅赂以银30万元乃免。七月，英兵进薄江宁，于是战守俱穷，而和议起矣。

第九章 江宁和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兵既逼江宁，清廷战守俱穷，乃以耆英、伊里布为全权大臣，与英使璞鼎查订立条约十三款，是为中国与外国订约之始。此约中国割香港与英，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英商得任意与华人贸易，无庸拘定额设行商，进出口税则订明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并订明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唯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凡以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税额繁苛，及不许英官平行之局也。又偿英军费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烟价六百万元，限四年分期交清。第一期六百万元交清后，英兵退出长江，唯仍占舟山、鼓浪屿两处，俟偿款全清，五口均行开放，然后撤兵。此约条款殆全出英意，清廷以福州系省会，欲以泉州代之，又不愿钤用御宝，欲代以钦差大臣关防，以英人不可，卒未能得。约定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也。

当英人侵扰沿海时，闽粤江浙均不能抗，而独未能得志于台湾。是时台湾总兵为达洪阿，兵备道为姚莹。英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犯基隆，因中国炮击却退，触礁而沉。中国获“黑夷”百余及刀仗衣甲图书等。九月，再犯基隆，遣兵登陆，又为中国伏兵击退。明年犯大安港时，中国募渔船防敌船。有粤人伪通英船所携粤中汉奸，诱之入土地港，英船遂触礁，官兵乡勇奋击获白夷十八，红夷一，黑夷三十，粤东汉奸五。事闻，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赏姚莹二品顶戴。台湾本届福建，以在海外特加兵备道三品衔，与总兵皆得专摺奏事。基隆之捷陈明事属隔海，恐督臣转奏稽滞，由驿递径行呈奏。奉朱谕嗣后攻剿夷匪摺件，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大安之役，乃由五百里奏闻。自是驿递相望，督臣怡良颇惎之，又虑英人报复。时俘获监禁台湾者百六十余人，镇道谓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奏明倘夷船大帮猝至，唯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报可。闽督怡良闻之惧，亟令泉州守函止之。镇道不听，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奉旨禁锢外，余悉杀之。时英人尚据鼓浪屿，闻之大怒，遍张伪示，谓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见姚莹致刘韵珂书。）及和议成，订明被禁英人及因英事被禁之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九人及散夷二十五人均送厦门省释，而英人谓两次俘获均遭风难，夷胁江浙闽粤四省大吏入奏，诏怡良渡海查办。甫至，兵民即诸行营为镇道诉冤，全台士民，陆续奔诉者甚众。怡良虑激变，受其词而迫镇道自认冒功，奉旨革职，逮入都交刑部审讯，旋以业径革职，免其治罪结案焉。此事措置盖迫于势不得不然，论者以此咎怡良，未为平允。然谓镇道冒功则实诬。当时兵勇确曾协力战斗，革镇道之职已足，以全和局，乃并因此议叙之官绅概行撤销，则亦稍过矣。达洪阿、姚莹多杀英俘，自今日观之，诚不免于野蛮，然今昔思想不同，不能执此以议昔人。莹致刘韵珂书谓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唯有镇道引咎而已。颇有大臣之风概也。

英人用兵实缘种种积衅，鸦片之利或其所歆，然必挟兵力以求仇，则究为义所不许。故当时虽许以通商，仍可要以禁烟，而诸臣不明外情，置诸不论不议之列，烟禁遂暗中解除。咸丰五六年间，各省竞行抽厘以充军饷。八年（1858），乃以洋药为名，收百斤三十两之税，除官员兵丁太监外，人民概许买用焉。

第十章 鸦片战争之役评论

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然即就事论事，当时事势之危险，亦有可见者，今试举其荦荦大端，亦可见道咸以来清室之所以终不复振也。

一曰朝政之非。此役之主和论者，皆以为穆彰阿、耆英等数人，罪几诋为宋之秦桧。秦桧之为是为非姑措勿论，即以桧为误国，要不失为始终一贯之人，此役则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和战既无定见，任使亦复不专，试问宋时有之乎？此可见宣宗之漫无成见，而中央亦无能主持大局之臣矣。清朝之不足为全国重心，已见于此。

二曰兵力之不振。外洋之船炮诚非我所能敌，然客主之形概不相如，众寡之数又复悬绝。果能尽力战守，断无败坏至此之理。当时所夸者林则徐广东之守，姚莹台湾之捷，然亦幸而英人未曾尽力猛攻耳。否则广东之防，未必可恃，况台湾乎？王廷兰致曾望颜书述当时各处调到之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城中逃匪难之百姓，或指为汉奸，或劫其财帛，内外汹汹，几至激变”，甚至“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讨要口粮，城外各处又将逃兵数千应付，回省以追逐洋鬼迷路为词”。（见《中西纪事》卷六）有兵如此，恃以应敌能无寒心乎？

三曰士大夫之虚骄，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尽其在我，而徒放言高论，轻挑强敌。此为自宋以来士大夫之积习，道咸之时，亦复如此。当时于外国情形，可谓暗昧至极。（当时诸臣，唯林则徐能求通外情，日译外国报纸读之。然当英人向索烟价时，则徐复文有曰：“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州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抑何可笑！台湾获英俘后，上谕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著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云云。则更堪发笑矣。按世界情形，当明末艾儒略等即已著有《职方外纪》等书，而当时中国之人，漫不留意。纪昀修《四库书目》，且疑其书为妄说，阉昧如此，安得不败绩失据耶？）一切情势之妄论，则弥漫一时。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如诋耆英、伊里布、牛鉴至英舰拜谒英国主像。又疑为天主像之类，见《中西纪事》卷八。）且如余葆纯不过一知府，而能弭衅端于众怒难犯之时，（三元里之众围义律时，葆纯亲出慰解，义律乃免。粤人指为通夷卖国，葆纯告病去。见《中西纪事》卷六。）江寿民不过一游士，而能挺身说谕洋将，保全一郡生灵，（英临镇江后，讹传将因粮于扬州，淮商惧，将尽室行。寿民请身至英营调之，乃成纳赂之议。其后在第一期赔款中扣去。兵不能御敌，不能责人民以不保全也。后太平军下镇江，寿民亦欲赂，令过扬不入，以身质其营中。太平军以数百人入城，果秋毫无犯。而清兵有续至者，太平军疑寿民陷之，鞭之，贯其耳，驱登城令退官兵。寿民乘间自杀，亦可哀矣。而《中西纪事》反诋为乘危邀利之市慵，寸磔之曾不足比死者一洒。）即至鲍鹏、（广东人，识义律，为英商馆买办，粤督以查办私枭入之访案。鹏匿迹山东。琦善赴粤，沿途访通英语之人，知潍县招子庸以鹏荐，携之至粤，于交涉事，数往来其间。见《中西纪事》卷六。案鹏非必端人，然当时通知外情者太少，用之亦不得已也。）张喜，（伊里布家人。伊里布在浙时，曾使犒英师海上，坐此革职，及再起议和，喜仍往来其间。《中西纪事》卷七，记其闻英人索赔款，喜拂衣而起，则亦非小人也。）以市侩仆役，而能尽力国事，皆有其难能可贵者。而论者一切加以丑诋，掣当局之肘，灰任事之心，此等议论既多，往往国是因之动摇，以道谋而败大计。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奏言：“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固由君主之昏庸，辅臣之选，然此等高谈激论之士，亦不容分任其责也。

四则民心之不靖。王廷兰致曾望颜书云：“粤省自少公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刻。故兵怨之，夷怨之，私贩之莠民亦怨之。当积重之余，以为绝我衣食之原也。故当逆夷蠢动之时，群相附和，反恐逆夷不胜，鸦片不行，则前辙不能复蹈，而该逆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虽督抚晓谕，示以能擒逆夷者，赏有差，数月以来，绝无成效，及至贼破四方炮台，复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设使当时被围不解，迟之数月，必有内应而开门迎贼者。食毛践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为痛哭者矣。《中西纪事》谓“关吏水师，无非汉奸，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后已。闻虎门失守时，水勇奉提督命开炮，无不杂以沙土”。此或传闻之辞，未必得实，然刘韵珂与金陵三帅书谓“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证以各种纪事，前后各役，无不有汉奸为外人效力，则其言不尽诬矣。国民性丧失至此，能不惧乎？鸦片战争

此役之败绩，尚有一远因，历代与外国通商，多在南海，其地距中央远，为政府监察所不及。南方开辟晚，或以处左迁贬谪之人，或则用孤立无援之士，志气颓唐，能奋发有为者少，甚或不矜惜名节，而多见异物，足以起人贪欲之心，故岭南官吏贪黩者多，因此激变之事，历代有之，特其诒患皆不甚巨耳。中西启衅，名由烧烟，实因商务，今录《中西纪事》议论两节于后，此书见解诚稍偏激，然此论则皆情实也。《中西纪事》节录自康熙开海禁以来，三百年互市之消长变迁，令人不可思议。于是论者皆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之常情，何足为惧。一自贪吏渔侵，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知倭祸，始于中官，继之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国初海禁既开，设关有四，江浙闽粤，无不可通。乃未几而粤东海关专其利薮，未几而十三行操其利权。税有定则，未几而益以规费支销名目，未几而益以归公充饷名目。始则取之在吏，继则取之在官。如据《澳门月报》：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过三。今据嘉庆年间大班禀控之词，言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例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不过四钱，（据此则初定税则，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其后每石行用，加至二两，几十倍之矣。又言茶叶税饷，二两五钱之外，洋行会馆，每石抽费六元至九元不等。计茶叶出口之价，不过三四倍于八两一石之棉花，而税用两行，已亏折其十之三，则增设名目之渐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书》曰：若颠本之有由蘖。语日：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而予关吏以把持，啖水师之贿赂哉？窃谓当日欲与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盘折算，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更择其胥侩之尤者而惩之，必使番人憬然于生计之嬴绌，不在鸦片之有无。但使关税行用之积蠹渐除，则湖丝茶叶之转输自便，此为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吏抚夷之策，似无踰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图害其流，一旦决陡溃防，而莫之遏。虽藉十七省商民废著之赀，不足以填其无厌之壑。有识者观于鸦片之流毒中土，未尝不扼腕长叹，以为戎首兴于关市，其厉阶梗于封疆，则甚矣。漏卮之失轻，而养痈之患大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三，十九页下半八行至廿一页下半七行。）英人自闻烧烟之信，举国皇皇，皆以为此非正经贸易，其曲在我，因请其国主先禁栽种。若乘之机会，照会该国，询其关税行用，如何扰累，为之酌量裁减，则义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办此案，计其到粤未及十日，发令太早，蒇事过速，转令善后事宜，益形竭蹶。汉晁错之劝孝景削七国也，日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制使当日烧烟之举，毋乃类是，故其请罪奏中，谓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然夷人唯利是趋，度非有不轨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师废弛，彼强我弱，苟非迫于其势之不可遏，毋宁沈几观变，以徐视吾力之所能为，甚无取乎持之急而发之暴也。且法令必先于内而后及于外。今使发令之始，拟斩则必斩，拟绞则必绞，吸者先严于官幕，贩者先治其牙窑，内地之禁既多，则外来之烟自滞。然后仿盐法之减价敌私，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数年，然后与之申明烟禁，有不羁首系颈而就衔绁乎？即使其不便于大利之坐失，而别寻他衅，则其事亦必在数年之后，各省防范，皆如粤东，则反迟者又安见其祸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语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四，廿页上半四行至完。）

第十一章 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五口通商以前，中西隔阂极深，是役虽以劫于兵力，允许西人通商，然实非本意所欲，其终不能免于冲突者，势也。果也不久而后有咸丰戊午、庚申两役。《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于是诸国麕至，法、美且遣公使，皆求订约通商。清朝仍命耆英主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中美条约》成，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中法条约》成。唯俄国于二十八年附英、美船来沪，仍由大府驳回。［俄船二于嘉庆十一年（1806）到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不许。监督延丰不俟札覆，遂准一船进口，议降七品笔帖式。后任阿克唐阿仍准后船进口。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未经查明，率准三船回国。诏熊光、玉庭、阿克唐阿均交部议，处延丰革职。嗣后该国商船来粤贸易，仍当严行驳回。］

五口通商以后，四口领事均已入城，与中国官员相见，唯粤人仍援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合词诉于大府，欲申旧禁。大府知其不可，不许之。于是南海番禺之绅士耆老，传布义民公檄，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以办团练，众议汹汹，寖与官为仇矣。道光二十三、二十五两年（1843、1845），英人欲入城见制府，皆为粤民所阻。二十五年英人之来也，耆英使广州知府刘浔登其船，告以将晓谕军民，约期相见。粤人侦知之，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约以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会浔自英船归，担油者犯其前道，隶执而笞之。市人哗曰，官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劫府署，出浔朝服焚之庭，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督抚惧激变，出示安抚之。英人闻之遂去。粤人益自得，外人登岸，辄多方窘辱之。外人数诒书让大吏。大吏谋于绅士，绅士则曰，此众怒，不可以说动也。大吏无如何。二十六年赔款既清，耆英会英大卫于虎门，请撤舟山、鼓浪屿驻兵。大卫求舟山不割让他国，又以入城为言，于是订约五条，首申入城之旨，第三条申明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给与他国，第四条言他国犯舟山，英要出而保护，毋须中国给与兵费。光绪十一年（1885），中国以越南事与法开衅，法舰游弋舟山时，薛福成任宁绍台道兼理防务，乃于西报申明此约，且云今法日强，英日弱，舟山恐将为法所占矣。英议院闻之以诘政府，其政府遂宣称舟山为英保护地，不许他国侵占，法人之谋乃戢。舟山得免沦陷，然亦辱矣。而入城一事，且引起无穷枝节。

道光二十七年（1847），耆英内召。英人以其管理五口通商，因要其实行入城之约而后去。耆英以粤人风气强悍，请纾其期二年。英人许之，而要耆英入告，耆英亦许之。于是徐广缙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十九年，英人以二年期届，请入城，广缙登其徐广缙雕像舟见之，不许其入城，而密与巡抚筹战守。各乡团练先后至。港督文翰乘舟闯入省河，广缙再登其舟。文翰谋劫广缙以要入城，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文翰惧乃去，不复言入城事。事闻，锡广缙爵子，名琛男，皆世袭。余官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盛奖粤民，好事者遂布流言，欲乘势沮通商之局。文翰闻之，诒书广缙请定粤东通商之约。广缙采绅士议，要其将不入城列入约中，并出示晓谕英商，将约文刊载于其新闻纸，文翰亦许之。事闻，奉旨将约文载入档案，所谓《广东通商专约》者也。明年，宣宗崩，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二年（1852），广缙移督湖广，名琛代为总督，颇易外人。外人投文书辄略批数字答之，或径置不答，外人衔之，然无如何也。时沿海华船颇有借英旗为护符者。（咸丰八年，桂良等在沪议商约，曾照会英、法、美三使云，查上海近有中国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计船三十余只，日渐增添，殊多不便。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然无外国旗号，犹不敢玩法为匪，今持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犯案累累，流弊无穷，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尤虑煽成巨祸，致启中外争端，万不能不立法禁绝，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官。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如有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本大臣一面出示晓谕，如有人擅领外国旗号张挂驾驶者，应行查拿，从严究办，俾知警戒。观此则当时粤中不免有恃外国旗号为护符者，从可想矣。）咸丰六年（1856）九月十日，有船来自外洋，张英旗泊粤河。水师千总梁国定以所载皆华人，欲治其通番之罪，执十三人，械系入省，并拔英旗。英领事巴夏礼据约照会叶名琛，谓武弁应移取，不应擅执，且明舟子无罪，请释之。名琛不许，因在粤之包公使以请，乃许之。使送十三人于领事廨，而英水师提督某欲藉此行入城之约。巴夏礼遂托事关水师弗受。于是英执《江宁条约》欲入城，我执文翰所定《广东通商专约》不许。英兵遂窥省会。十月朔，陷之，然无朝命，兵少，亦不能久踞也，后退去。粤民怒焚城外商馆。巴夏礼遂驰书本国请战。下院否决。英相巴米顿解散下院，重召集，遂通过，迫中国改约，赔偿损失，否则战。英政府告俄、法、美请俱，俄、美仅遣使从之，而法王拿破仑三世发兵与偕，于是战端复起矣。

第十二章 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咸丰七年（1857）九月，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美使利特、俄使普提雅廷至粤。额尔金致书叶名琛，请约期议立约及赔偿损失事，名琛不答。法、美领事亦求偿损失，且言英已决攻城，愿任调停，名琛谓彼皆协以谋我，又不许，亦不为备。十二日，英、法兵攻省城，陷之，执名琛。（叶名琛于咸丰九年三月卒于加尔各答。）事闻，革名琛职，以巡抚柏贵署理，旋代以黄宗汉。四使各遣属官赍致首相裕诚书，求派全权至上海议善后，诣江苏求见两江总督何桂清。桂清时驻常州，为之转奏裕诚，覆英、法、美书，言黄宗汉已赴粤，令其回粤听候查办，另照会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速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英以舰十余，法六俄一美三，同时北上。八年三月至天津，使赴大沽投文直督谭廷襄。奏闻，命户部侍郎崇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赴津，与廷襄商办，四使以非全权拒之。四月八日，英法兵入大沽，陷炮台。朝命罢廷襄，以托明阿为直督，命僧格林沁驻防天津，旋以俄、美居间，和议复启，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津，又赏耆英侍郎衔，令其赴津。耆英往见英使，英使不见。或传耆英与英使有隙，桂良虑败和议请召回，奉旨仍留天津。耆英遂还通州，肃顺劾其违命，赐死。桂良等与四国各定新约，（英56条，法42条，补遗6条，俄12条，美30条。）又以其中税则必须在上海筹议，乃派桂良、花沙纳及工部右侍郎基溥，武备院卿明善（旋以殷承实代之）至沪，会同何桂清共议。是岁，南海、番禺之民，设团练局于佛山，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其事。惇衍等亲赴各乡团练，得数万人，令耆老通饬民间，凡受雇于外人者限一月内辞归，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者，系其亲属，于是辞归者，2万余人。扬言将攻广州，司道皆潜出，英人防守巡抚，而收驻防兵军械。巴夏礼自出示，言中外已和好，其至新安，张帖者见杀，遂发兵陷新安。团练袭广州不克。和议既成。罗惇衍托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而粤人有伪造廷寄者，谓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云云。桂良等至沪，英人以粤事为言，必欲撤黄宗汉，惩惇衍、元禧、廷魁。于是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之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是时粤中民气颇盛，然不能成节制之师，故《中西纪事》亦惜其筑室多谋，攻城鲜效，又谓抚事既定，有去而为盗者，能以众整，古今所难，君子观于此，而知利用民气之不易也。十月，议定通商章程十条，英、法、美相同。先是和议之成，其谏部寺连衔谏止。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其所尤惎者，则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游历、传教诸端。朝廷于此犹思挽回，又谓牛庄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总汇，欲罢之，并欲先期收回广州，屡饬桂良等设法，而不知正约已定，断不能于此时更张也。九年（1859）二月，授何桂清五口通商大臣，桂良留驻上海，办理善后。陈奏敌情叵测，得旨允其进京换约，仍不准久驻，其余三事，犹命乘势开导，不能全行挽回，亦当予以限制，而四使亦不更议他事，但请入都，遂有庚申之警。时朝廷最忌外人至京，而外人则欲力破此局。九年，英使普鲁斯、（额尔金之弟）法使布尔布隆来换约，英相饬其必至北京，使何伯率舰卫之。时僧格林沁方在大沽设防，命改由北塘，不听，而照会守将请除河中之额尔金栅，守将亦不答。何伯破栅而入。五月二十四日，攻炮台，为守兵所败。英舰十三，逃出者一而已矣。我直隶提督、大沽协副将亦死焉。英、法使皆走上海，美使华若翰后至，遵照会由北塘入清，乃许其递国书，即在北塘换约而去，欲以风示英、法也。时英人议论亦多以航行白河为非，而英相仍主战，以额尔金为使，发本国及印度、好望角兵万三千，益以香港戍卒5000，使克灵顿率陆，何伯率海。法仍以噶罗为使，蒙他板率陆军7200，谢尔尼率海军从之。先照会何桂清，谓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桂清奏闻，奉上谕，普鲁斯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诒后悔。于是衅端之起，无可挽回矣。

咸丰十年（1860）二月，英、法兵北犯，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需，于是克灵顿还香港，何伯率兵而北。时朝廷亦惮用兵，命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僧格林沁亦听人言，欲纵洋兵登陆，以马队蹙而歼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遗址之，遂撤防赴大沽，而埋地雷于北塘。汉奸侦得以告英人，英人发之，遂陷北塘，时六月二十六日也。进陷新河，占唐沽。时僧格林沁守南炮台，直隶提督乐善守北炮台，大学士瑞麟以京兵万驻通州。七月五日，英兵攻北炮台，乐善败死。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次张家湾。七日，英兵陷天津，朝命侍郎文俊、粤海关监督恒祺至津议和，为英、法所拒，改命桂良及恒福。英人欲增兵费、开天津、入京换约，朝命严拒之。时副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命与贝子绵勋率旗兵万人，助瑞麟、僧格林沁守通州。时文宗驻海淀，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人心大震，官民皆徒行避难。六部九卿台谏侍从力请还宫，胜保亦以为言，乃命发还车马，人心少定。命怡亲王载垣赴通州议和。或告载垣，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执巴夏礼送京师。英法兵攻张家湾，僧格林沁败绩，瑞麟、胜保之兵亦皆败。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月，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九月五日）。欲替清室代以洪秀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止之，且劝奕出议和，奕不敢，俄使愿以身任之，乃出。七月革僧格林沁、瑞麟职，恤英人监毙者银五十万两，和议乃成。英约于十一日，法约于十二日签字。

时清人方与太平军剧战，八月十一日尝诏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入卫，（谓其能俯身猱进，可避枪炮。）曾国藩、胡林翼奏请于二人中简一人北上。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驾陕代，俟敌兵退出大沽返跸，以和议旋就，皆未果行。其英、法占广州之兵，则于十一年（1861）三月退出。是时赔款尚未交清，其能早退者，则法使哥士耆调停之力也。（见谕旨。）

第十三章 戊午、庚申和约大要

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两条约其受亏远较《江宁条约》为巨，今撷其大要：

英约第二条，规定彼此得互派公使，法约同英约。第三条规定英使拜中国皇帝之礼，与拜泰西各国君主同，此项礼节，直至《辛丑条约》附件方行更改。英约第七条订明领事与道台同品，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其后桂良等在上海复照会英、法、美三国使臣，定总领事与藩、臬同品，唯美国复文言，该国从无此制，可无庸议。其法约第四签订《辛丑条约》条规定，彼此大臣行文，皆用照会，二等官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商贾仍用禀，则英《江宁条约》之旧也。

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十三条但言天主教，又规定得持执照入内地。美约二十九条，则言耶稣基督圣教，即天主教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

英约第九条，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京都不许通商。法约第七条，商人持执照可在各口往来，而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否则船货入官。

英约第十条，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第十一条，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法第六条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然既均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亦不足较也。

英约规定领事裁判权者，为十五、十六、十七三条；法约为二十八、三十五、三十九三条；美约为十一、二十七、二十八三条。其辞句互有异同，然既皆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同异，亦不足较矣。

英约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税则为值百抽五，又因前所定税则，物价低落，暗中加重，规定派员赴沪会议，以后满十年一改，唯须于六个月前知照，否则再行十年。法约二十六条，规定七年一改。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

英约二十八条，规定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之间，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应给票，以为不另征之据，其额为值百抽二有五。后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照复出示办法撤销。

英约第五十条，规定中、英文字以英文为准，法约第三条规定以法文为准。英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文不得称英为夷。

最惠国条款英约在五十四条，法约在第四十条，美约在第三十条，而法约第九、美约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各条，亦有涉及。

英另立专条，订明中国偿英商欠100万，军费200万，由粤省督抚设措交清，乃还粤城。法补遗第四条，规定赔款及军费总额为200万两。

以上乃英、法咸丰八年（1858）条约也。上海所定《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除规定子口税外，又定洋药每百斤税30两，第九条所谓许英人持照往内地通商，第二十八条所定税法，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完税。（第五条）又裁向来缴费每百两加一两二钱之倾镕费，（即所谓火耗也。）并得邀英人帮办税务。案此项规定，盖为中国人不谙税法及海口事务而设。故其条文云：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又云任凭总理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宜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皆同，亦非英人独有之权利也。（第十条）

咸丰十年（1860）英约续增九款，废八年约之专条，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共800万两，（第三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第四条，法约第七条）许华民出洋作工，（第五条，法约第九条。此事至同治五年，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割九龙司。（第六条）法约亦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100万赔偿法人在粤损失（第四条）。

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谭廷襄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谕添设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纳至津议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订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即所谓酌添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抚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照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抚（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清廷当日最忌外人进京，及与中枢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饬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照美约办理。又九年许美使换约，谕云：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特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津换约，尚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英约第二款诏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九月在沪会商所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沪磋商，不为不力，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宜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亦皆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律办理。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尤属不可思议，于下章详之。

第十四章 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布楚、恰克图两约定后，于边防之地，仍恝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卒有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割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定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茫昧。道光二十七年（1847）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伯尔斯探察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及黑龙江，始知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俄遂定尼哥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1852）占德喀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道光三十年（1850），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与议，旋召入京，以奕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定《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彼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穆拉维约夫画像由我指定。入市，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严缉失物，（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犹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

咸丰二年（1852），俄土开战，英、法将援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原不以为然，乘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明年，吉林将军景淳奏闻，诏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事迄不集，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畀穆拉维约夫以极东全权，得径与中国交涉矣。

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及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虑迟延，径航黑龙江，赴尼哥来伊佛等处布防。瑷珲副都统以其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1855），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藉口为防英、法计，黑龙江口与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1853）萨那特来文示之，诏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我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议。时朝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人，言此次划界，止以未设界碑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再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置戍，时咸丰六年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江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折辩，并命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

咸丰七年（1857）七月，普提雅廷至天津，投文以划界为请，奉谕中俄接壤，唯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饬令折回黑龙江会办。未几，萨那特衙门来文，援恰克图约第九条，请仍令普提雅廷进京议事。廷议以所行条约，系指使臣到边界而言，并无进京明文，驳之。十二月，英、法犯广东，俄、美以调停为名，赴沪赴津，文书杂沓。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令其毋庸干预，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江岸居人，速行撤去。又命普提雅廷回黑龙江，普提雅廷又投文声称实为英、法说合而来，请加沿海通商口岸。其勘界一事，穆拉维约夫已前往经理。奉旨该国既以界务为重，自应先办，其余通商各事，俟粤事了结，再行商议。八年，英、法陷大沽，时局益亟。穆拉维约夫以兵万二千赴黑龙江口，使告奕山，将过瑷珲，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与俄定约三条，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而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管理。案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不知何指。中国人因谓指松花江口以下之黑龙江并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之松花江，亦欲以此说解释，谓俄人航行松花江，实与条约相背。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及英、法各文，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则确有之也。

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5000余里，藉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据日本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情势与结《尼布楚条约》时适相反，中国断非俄敌，其屈伏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弛，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

时普提雅廷在津沽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赴黑龙江，派员再清疆界为请。清廷诏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已有三口，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嗣亦准其一律，于清理疆界，亦许派员查勘，盖欲倚俄、美，以拒英、法。及英、法兵占炮台，又先与俄、美立约，欲使俄与英、法商，将遣使驻京，改如美约。镇江通商，缓至太平军平后举行。天津互市，易以登州，事皆无效。俄人乃请馈军械，并派人教演，修筑炮台，以为见好之地。清仍以谕旨嘉奖，亦可发一噱矣。

咸丰八年（1858）《天津和约》凡十二条，其要者，以后行文，不由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而由俄外务部径行军机处或特派之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第二条）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他国再增口岸，俄亦一律照办；（第三条）并得设领事；（第五条）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第四条）俄人居京城学满、汉文者，亦不拘年分；（第十条。案乾隆十六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十年，请派人前来更换。则前此以十年为限。）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第八条）派员查勘边界；（第九条）京城恰克图公文（信函亦得附带。）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第十一条）及最惠国条款（第十二条）是也。英、法、美三国所得利益，俄亦皆得之，而陆路陆商之利，则又非英、法、美所及矣。

九年（1859），英、法遣使换约，俄亦遣伊格那提也夫为驻华公使。时穆拉维约夫发现彼得湾，定海参崴为海军根据地。十年，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订续约十五款，尽割乌苏里江以东；（第一条）交界各处，准两国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第四条）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齐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第二条）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第三条）。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第五条）库伦设立领事；（第八条）俄商来者每处不过二百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第五条）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内地通商；（第五条）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开喀什噶尔，设领事。除不许赊欠之例。领事与地方官平行。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边事向唯库伦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与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与吉、黑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有驻恰克图部员与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并规定行文交送之法。恰克图至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二十日，物件二月一次，限四十日。商人愿自雇人送书物者，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第十二条）

此约论者多只知东北割地之巨，而不知西疆亦暗伏损失之机。其余诸条，受损亦甚巨也。别于后文详之。

……

咸丰末年陕西募回勇设防，而人民亦办团练自卫，同治元年（1862）捻党合太平军入武关，回勇溃，伐竹于华州之小张村，与汉民讧，死二人。回民相聚声言欲复仇。适云南回民赫明堂、任五至，遂起兵，与河南回勇合攻村镇，戕团练大臣张芾于临潼，围同州、西安。于是甘回马化龙、白彦虎等亦起事，据金积堡。（在灵州西，后于其地设宁灵厅。）朝廷命胜保攻之，逗留不进。改命多隆阿，颇致克捷。而川蓝大顺入陕，陷盩厔，多隆阿还攻之，大顺走死。多隆阿亦以伤重卒于军。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又以追击捻党，不暇兼顾陕事。捻党平。十月，宗棠还西安，时延、榆、绥各属游勇到处滋扰，马化龙居金积堡，资以粮马，而阳代乞抚。白彦虎据宁州之董志原，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达鄜、延。宗棠分兵破之邠、泾、鄜、凤、庆阳之间。八年（1869）二月，白彦虎走灵州，延、榆、绥亦平。五月陕西遂定。宗棠驻泾州，分兵一由定边进宁夏灵州，一由宁州进环庆，一由华亭规平凉，一由宝鸡趋秦州。以宁、灵之间为回众根据所在，宗棠特进驻平凉，遣兵助攻。回众复分入陕西，再入邠州，宗棠分兵攻之，十年五月，陕西再定。七月，合出宁州之兵围金积堡。十一月，克之。杀马化龙。至十一年六月，自河以东，次第平定。七月，宗棠进兵兰州，十月复西宁。明年九月，复肃州，甘肃亦平。白彦虎先已自肃州走出关矣。陕回之起事也，使其徒四出联络，于是回酋妥得璘以同治三年据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遂陷吐鲁番，下南路八城。五年正月，陷伊犁，二月，陷塔尔巴哈台，将军明谊死之。初博罗尼都（大和卓木）之死也，其子曰萨木克奔敖罕。萨木克子张格尔，于道光六年（1826），以敖罕兵陷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为清提督杨芳所擒。清谕敖罕执献张格尔家属，敖罕不可，清绝其贸易。道光十左宗棠年，敖罕迎张格尔兄玉晋尔，资以兵，再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清卒许其通商乃和。道光二十七年，和卓木之族加他汉复入侵，往来于喀什噶尔、叶尔羌之间，回民无应者，而伊犁兵至，乃遁去。及妥得璘起，喀什噶尔回酋金相印开敖罕，敖罕复资张格尔子布苏格以兵，入据之。同治六年，敖罕将阿古柏帕夏废布苏格自立，与妥得璘争南路八城，会汉人徐学功起兵乌鲁木齐，击妥得璘，妥得璘败死。地皆入阿古柏，阿古柏据阿克苏，白彦虎既败，走归之。徐学功内附，阿古柏介之以求封册，又遣使土耳其及英、俄，俄与订通商条约，英印度总督亦遣使报聘焉。英使威妥玛亦为代请封册，朝议以用兵费大，欲以南路封之，左宗棠不可。光绪元年（1875）三月，乃命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乌鲁木齐都统全顺副之。二年三月，宗棠命全顺及提督张曜进据巴里坤、哈密以通饷道，而命刘锦棠以湘军2万进北路。六月克古牧地，（在乌鲁木齐东）遂复乌鲁木齐。九月，北路平。与张曜进规南路。三年三月，克辟展、吐鲁番，扼南路之吭。阿古柏战既不利，而敖罕已于前一年为俄所灭，四月，遂仰药自杀。子海古拉负父尸西窜，其兄伯克胡里杀之，据喀什噶尔。而白彦虎据开都河西岸，锦棠进兵迭复南路诸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皆奔俄，南路亦平。

第十五章 同光中俄交涉

中俄陆路接界数千里，故交涉事务莫亟于分界。咸丰十年（1860），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割，于十一年派员分界。新界凭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划分处均自然明白，无待勘察。自此以南，条约订明白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20里，绘画地图以红色分界。（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第一条。）十一年，仓场侍郎成琦奉命与俄使会勘。俄使欲混白棱河为穆棱河，图占宁古塔附近交通三姓、珲春要路，（见是年六月四日上谕）以成琦力争而止。此次共立八界牌，然有两牌遗漏未设，另两牌则与条约及立牌后所立约记不符。盖由兴凯湖以下交通艰阻，成琦与俄使仅在兴凯湖行营，将地图内未分之界，补画红线，而设立界牌，则彼此各差小官，未曾亲往故也。（见是年五月成琦原奏）其后土字界牌毁失，那字界牌虽存，中、俄亦皆谓已失。至光绪十二年（1886），中国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澄及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巴啦诺伏等会勘，乃重立土字界牌，展拓至沙草峰下，水路距图们江口30里，（俄15里）陆路距27里（俄13里半）之处（《重勘珲春东界约记》第一条）添立玛萨二牌。（第二条）。倭字牌移设交界之地，那字牌亦经寻得。（第五条）旧立八牌，除土字牌毁失外，余七木牌因其年久易坏，又乡民烧荒，易于延及，均毁之，改立石牌。（第二条）条牌之间，多立封堆挖沟为记。（第七条）俄人越界在我国黑顶子山地方设立卡伦民房，令其迁回。（第三条）我国船只至图们江口者俄以照会申明不得拦阻。此约改正错误，一照条约办理，实为他约所不及。约文并用满文、俄文，以满文为主，亦他约所罕也。

其西疆之界，雍正六年（1728）仅定至沙宾达巴哈止。（乌里雅苏台属）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第二条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直至齐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其后由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之会勘，在塔城屡议，总署亦与俄使往返诘难。同治三年（1864）回事方棘，俄又驻兵图尔根河，强占卡内之地。伊犁将军常清咨行明谊与之速诘。明谊照会俄使换约。俄使杂哈劳先派兵至塔属巴克图卡外，然后送来图志，丝毫不容商议，有如谓不可行，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之语。明谊不得已许之，于是年九月七日，立分界纪约十条。定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之葱岭之界。此约第六条订明换约后240日，会立界牌鄂博。其后科布多属境由奎昌与俄色布阔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乌里雅苏台属由荣全与俄使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二条。事均在同治八年。塔尔巴哈台属由奎昌与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事在同治九年。而伊犁属境，则未及勘定，遂启俄人占据后重大之交涉。

当同治三年伊犁危急时，将军明绪曾移文西悉毕尔衙门，以俄兵贸易圈地，为回众扰占，欲借俄兵相助，并奏请。饬下总署与俄使商办，其后迄无成议。（见国史馆明绪传）明绪死，以荣全署伊犁将军。荣全奏言俄国来文，俄官不日带兵数千名，同往收复，后亦不至。其后回人与俄构衅，十年（1871）五月十七日，俄兵陷伊犁。朝廷命荣全驰往收回。俄官布呼策勒夫斯奇言当请示本国。总署以诘俄使，俄使言关内外崇厚悉定，当归还也。及回事平息，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使俄议之。时光绪五年（1879）四月。崇厚但欲收回伊犁，所定条约（九月十六日。此约无全文可考。）受亏甚巨，朝臣交章论劾，主战之议大炽。诏下崇厚于狱，拟斩监候。时郭嵩焘以使英大臣卧病于家，上疏言国家用兵卅年，财殚民穷，又非道、咸时比。俄环中国万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主战之论乃稍戢。六年二月，改使曾纪泽如俄。纪泽请贷崇厚死，并先办结边界案件，免俄有所藉口，然卒本原约于七月一日立约26条。崇厚原约收回伊犁之地广200余里，长600里。此约添索南境要隘广200里，长400里。（第一条。与原约比较之语，均见曾氏寄总署译稿原注。）其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处，南至乌宗岛廓里札特村之东，自此往南，依同治三年旧界。（第七条。按原约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此约未能争回。其帖克斯上流两岸之地，则经此约争回，即自伊犁河至廓里札特村界内之地也。）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派员重定其界，系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第八条）其费尔干与喀什噶尔之界，则照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第九条）偿俄人代守伊犁及俄商民恤款900万卢布。（第六条。合英金143.1664万镑2先令，见专条。崇厚原约系500万卢布。）原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设领事。此约仅设肃州、吐鲁番两处，余五处订明系商务兴旺议设。（第十条。领事设肃州，或嘉峪关未定。约文皆作肃州而注曰即嘉峪关。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约文订明各海口及十八省东三省内地不得援以为例。俄领事在蒙古天山南北路往来及寄信，均可由台站行走。约中亦订明。）蒙古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路各城，则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行议定税则。（第十二条）设领事处及张家口准造铺房、行栈。（张家口无领事，而准造铺房行栈，他处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第十三条。）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照天津办理。（第十四条）黑龙江、乌苏里江行船之约，再行申明。（第十八条。原约只提俄国，改约中俄并提。）将来陆路商务兴旺须另定税则时，按照值百抽五之例，未定税则前，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下等茶之出口税酌减。（由总署会同俄使于一年内商定。第十六条。）另定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十年为满，但须于满期前六个月照会方得修改，否则照行十年。沿海通商照各国总例办理。（第十五条）

通商章程最要者，第一条两国边界百里内准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第二条俄人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贸易，只能由附单指明之卡伦过界，应有本国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古文或回文执照。第三条运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未销之货，准其运往天津、肃州或内地。第五条俄货运至肃州者完税，照天津办理，自肃州运入内地者，照天津运入内地办理。第十条，自肃州运土货回国，亦照自天津运土货回国办理。又第三条订明由恰克图、尼布楚运货往天津，由俄边运货经科布多、归化城往天津。第十条订明由天津运土货回国，均应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

此约第七条所言之界，光绪八年（1882）由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三条。据原约廓里札特村以南，应顺同治三年旧界，而此约将塔约改变，于是温都布拉克水及其所自出之格登山咸割隶俄。格登山者，乾隆二十五年（1760）奏定为伊犁镇山，立有高宗御制碑文者也。自格登山以西南，旧以达喇图河为界，此次亦改以苏木拜河为界，别珍岛山口以北，约文虽未言顺旧界，而未制定新界，则应循旧界可知。乃旧以阿勒坦特布什山为界，此次改为喀尔达板为界，而塔尔巴哈台属巴尔鲁克山外平地，遂不能尽为我有。至九年塔城之约，又割平地半入俄焉。

第八条所言之界，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科布多帮办大臣额福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五条。同治三年勘分界约，西北自大阿勒台山至斋桑淖尔之北，又转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此约自大阿勒泰（即彼约之大阿勒台）即折西南而斋桑泊全入于俄矣。（勘界后有记约，亦名阿勒喀别克河口约。）

第九条所言之界，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山口起至伊犁东喀尔达板止。光绪八年，长顺所勘，其北段自那林哈勒噶至别牒里山豁为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勘立，有光绪八年喀什噶尔西边界约四条。钱恂谓北段中木种尔特至柏斯塔格之间，未能以分水脊为界，致阿克苏河上源割入俄境。自别牒里山豁以南，至乌自别里山豁一段，亦沙克都林札布所勘，于光绪十年，立有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六条。先是阿古柏曾许俄人定界至玛里他巴山为止，曾纪泽议约时，俄人以此为请，纪泽力拒之，谓祟厚原约所无之地，断不能增。乌自别里在玛里他巴之南200余里，则较诸纪泽所未许者，反益拓而南矣。

七、八、九三条所言之界，勘定时皆失地于条约之外。其萨乌鲁与别珍岛之间，条约未言，自应循同治三年旧界，乃俄人又强援第九条迫我会勘，于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与彼定塔尔巴哈台界约七条，而巴尔鲁克山以外平地，遂半割入俄焉。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而其舰队游弋辽海，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堂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及事定，锦堂请改新疆为行省，从之，至十一年（1885）而布置乃粗定。

第十六章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清代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前已言之。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

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仁宗以嘉庆二十五年崩，次子旻宁立（本名緜宁），是为宣宗。宣宗在清代诸帝中，最称深于汉文，或曰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迹尚能留心，自不敢欺慢矣。此说未知确否。要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为任小数，拘末节，则事实也。宣宗中叶后，相穆彰阿。五口通商之役，一意主和，论者多目为权奸。然清朝实无权臣。如穆彰阿者，亦不过坐视宣宗之颠倒而不能匡正者耳。宣宗未尝不思振作，然无康、雍之聪明，而思学其举措政令，朝更夕改，举棋不定，此其所以败也。

宣宗在位三十年死，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元年（1851），即革穆彰阿职，并罢耆英，（时英舰驶至津沽，称欲吊唁。文宗谋诸穆彰阿及耆英，二人请许之。文宗不听而英舰亦自去。文宗谓外人未尝不可折，而疑二人之主张，其势以自重而自文也，遂革穆彰阿职，降耆英为员外郎。）起用林则徐，雪达洪阿、姚莹，治奕经、牛鉴、余步云之罪，又下诏求直言，倭仁、曾国藩等应诏有所陈列，然太平军及捻党之势已强，英、法交涉又棘，末年遂益倦怠，自号且乐主人，致为载垣等所蛊云。

载垣者，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之后；肃顺则端华母弟也。文宗既怠于政，三人导以游戏，而阴窃政权，机务多所参决，军机拱手而已。文宗之狩热河也，英、法兵既退，朝臣争请还跸，三人阴阻之。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死于热河，后钮钴禄氏（孝贞）无子，懿贵妃那拉氏（孝钦后）生子载淳即位，是为穆宗，方6岁，遗诏以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而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慈安）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亲王辅政。载垣等令军机处驳之。（谓清无母后训政之例，为家法所不许。）恭亲王奕至热河，太后欲召见，杜翰阻之，然奕仍得独对，遂定返跸之议。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罪，杀之，执肃顺于途亦杀之。襄赞政务大臣皆革职，两宫同垂帘，以奕为议政大臣。

清自道光以前，猜忌汉人之心，实未尝泯，各省总督多用满人，而大征伐之将兵者无论已。咸丰时大难当前，满人实不可用，军机大臣文庆首创重用汉人之议。肃顺等虽专恣，亦能力守斯旨。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故肃顺等虽败，于清室之中兴，实未尝无功也。孝钦、奕虽倾肃顺等，于此旨亦守之不变。奕当国，于汉人之为枢臣者，如沈桂棻、李棠阶等，皆能推心委任。故湘淮诸将，用克奋其全力于外也。

孝贞性庸懦，故虽以母后垂帘，实权皆入孝钦之手。内乱定后，稍以骄侈。同治十一年（1872），穆宗将大婚，孝贞欲立尚书崇绮女阿鲁特氏，孝钦欲立侍郎凤秀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命穆宗自择。穆宗如孝贞旨，孝钦怒，禁不使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时同治十三年，亲政甫一年耳。孝钦欲为太后以专大权，而醇亲王奕之福晋，孝钦女弟也，实生德宗载湉，遂立焉。方四岁，两宫再垂帘。穆宗后旋饮药死。时懿旨言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为言，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御史潘敦让请表彰穆宗皇后，革职。穆宗及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承继大行皇帝之子。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

孝钦虽有才而性非恭俭。同治时已宠太监安德海，（七年使如山东，为巡抚丁宝桢所诛）然时内乱未大定，尚未敢十分纵恣也。德宗时，荒淫益甚。光绪七年（1881），孝贞死，孝钦益无所忌，复宠太监李莲英，罢奕，而命军机有事与醇亲王商办。光绪十七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在孝钦之手，遂为戊戌政变之原云。以上为清中叶后朝局，与外人相接后内政亦稍有变革，别详于后。

第十七章 各国立约交涉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今叙述此两约以后，各国与中国立约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国侵略中国之举，别为专章详之。

五口通商而后，法、美之外，订约者当以瑞典为最早。瑞典之来粤互市，远在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七年（1847），遣使赴粤，请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与之订约，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规定出入口税，俱照现定税册，不得多于各国。（此语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规费，全行革除。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瑞挪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挪国人，应一体均沾。第三款许五口通商，第四款许设领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与中国商民任便贸易。二十四、五两款，规定领事裁判权，此约与英《天津条约》极相类，与美《天津条约》则更有全款相同者。盖道光二十二年（1842），耆英曾在虎门定《善后条约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又在虎门定续约五款。瑞约及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实同以此二约为据，观英约第一款，谓广东善后旧约，并入新约中可知也，虎门两约，今无华文本，观于瑞约，而知《天津条约》之丧失利权，有由来矣。瑞约十七款云，瑞挪国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地基，听瑞挪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瑞挪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止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远游，尤不得赴市镇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颇可考见租界之所由来。又二十三款云，瑞挪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则是时烟尚有禁，领判权之庇护，并不及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之人。此条若亦以虎门两约为本，咸丰《天津条约》，何不一并声明？疑当时洋药，业经纷纷抽厘，实利其税而自愿弛其禁矣。二十一款云，瑞挪国以后或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观此条规定，不过如此，亦可知后来争执驻使之由也。《天津条约》立后，首来上海，请援英、法例立约者，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据奏，未许。十年（1860），苏抚薛焕署理钦差，督办江浙闽粤（五口）及内江各口通商事务，诸国多以为请。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唯薛焕是问”之语。十一年，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薛焕拒之。其使艾林波径赴天津，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请法使代请。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是年七月八日，议定条约四十二款，专条一款，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条，另款一条。此约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十五口；（第六条）。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条）普国得派领事，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四条。光绪六年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其领事裁判权，见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国条款，见第四十款。税则订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所定者同。订约之初，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亦援英、法例也，中国不许。后以法使调停，另备法文一份，如有辩论，援以为证，谓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此约以十年为限。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长江添辟口岸，鄱阳湖行轮，德船入内江内河，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屡议无成。至光绪六年，乃由沈桂棻、景廉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十条，章程九条。续约第一款，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口岸，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案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第二款，订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则中国与他国所订章程，亦须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洋商入内地买土货，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一切事宜，应归另议。今先订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条意重在第二端。巴兰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签订《天津条约》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1863）。由三口通商大臣祟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丹麦（即嗹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仿英。旋定约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规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务，准赴京会议，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第九款规定设领；第八款规定传教；第十款规定游历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三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内地税或过卡完纳，或在海关一次完纳，各听其便，如一次完纳，准照续定税则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为最惠国条款；第五十一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夷云。）

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于咸丰八年桂良赴沪议税则时，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桂良坚拒之。同治三年西班牙使玛斯援丹麦、荷兰例，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命侯补京堂薛焕会同祟厚办理，英新旧使威妥玛、卜鲁斯先后来津见崇厚，称奉本国之命，相助为理。总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称相同。玛斯遂托病，由驻京各使向总署代请入京立约，又欲援丹麦、葡萄牙之例。中国以两使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且其托英、法及到京在未奉谕旨之前，今在既奉谕旨之后，万难允准，驳之。玛斯乃允在津商议。其所开送条款，请增开漳州，该国人犯，欲寄中国监狱，使臣驻京，须载明长住或久住字样，且欲立约后即行驻京。各使纷向总署，代为说项，威妥玛尤力。属照美约第六款订立，嗣后再有别国钦差驻京，方准一体照办。彼仍持久驻之议，又求订期限为三年，以便与布使同时进京，又再三辩论，乃肯删去云。西班牙约凡五十二款，又专条一款，其第二款云：“大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权大臣一员至中国京师，亦无不可。”而专条规定议约后本应进京居住，唯因为翻译官缺少，议定画押后三年，方派使来京，限内仍准每年一次抵京。前此苦禁外使，不许入京之举，几几不能维持矣。第四款定设领，有云：“所派之员，必须日斯巴尼亚国真正职官，不得派商人作领事官，一面又兼贸易。若系小口，贸易不多，可暂令别国真正领事官料理，仍不得托商人代办。”此则咸丰八年，桂良在沪，照会英、法、美使，即以是为言。（原照会云：“各国领事皆系商人，本是无权管束，且己亦走私作弊，岂唯不能服众，反使众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议，如各国欲设领事，必须特放一员，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领事，致有名无实。”）而至此始见诸条约者也。第十款订明准华民至日属各处承工。四十七款订明：“中国商船，不论多寡，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用昭平允。”亦为前此条约所无。此外各条，均与各国略同。（五条规定通商，六条规定传教，廿一、廿四条规定纳税，十二、十三、十四条规定领事裁判权，五十为最惠条款。）

比利时商船，初尝至粤，后久绝。道光季年，法人为请通商，未得许。同治二年（1863），其使包礼士至上海，薛焕奏言，德已不遵理谕，径赴天津，若再严拒，必至效尤，当令在沪核议，许之。焕与议定，而未互换。四年，比使金贝至天津，谒崇厚，以前约未将通商章程叙明，请再议。命侍郎董恂赴津，定约四十七款。规定使臣有要务得入京；（第二款）税则照所附章程（与他国同）办理。（三十款）余亦与他国略同。（第七款规定设领。第十、十一款规定游历通商及通商口岸。第十五款规定传教。第十六、十九、二十款规定领事裁判权。）

意大利于同治五年，遣使阿尔明雍来京，由法翻译官李梅代请议约，并经阿尔明雍照会三口大臣崇厚，由崇厚奏闻。派谭廷襄会同崇厚办理。定约五十五款。使臣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订明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款）领事不得用商人，别以照会申明。第二十一款云：“将来中国遇有与别国用兵，除敌国布告堵口，不能前进外，中国不为禁阻意国贸易，及与用兵之国交易，凡意国船从中国口驶往敌国口，所有出口进口各样货物，并无妨碍，如常贸易无异。”为他约所无。第五十四条为最惠国条款，有云：“各国如有与大清国有利益之事，与意国民人无碍，意国亦出力行办，以昭睦谊。”亦略有相互之意云。余与他国略同。（第二款定遣使，第七款定设领，第八款定传教，第九款定内地游历通商，第十一款定通商口岸，第十五、十六、十七款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四款定税则，照通商章程办理。所附通商章程，亦与他国同。第二十六款，定条约未满期，列国议改税则，则意国亦更改云。）

奥斯马加（疑为奥匈帝国。——编者注）于同治八年，遣使毕慈来京，由英使阿礼士代请，毕慈亦照会崇厚。派户部尚书董均会同崇厚办理，定约四十五款。此约所异者，无传教之条。又奥斯马加商人运货赴各处贸易，单照等件，照各国章程，由各关监督发给，其不携货物，专为游历者，执照由领事馆发给，地方官盖印。（第十一款）第四十三款为最惠国条款，有云：“中国商民如赴奥国贸易，应与奥国最优待之国商民一律。”实各约中最具互惠之意者也。（第二款定遣使，或住京，或随时往来，各听其便。第六款定设领，不得用商人兼充一节，亦别以照会申明。第八款定通商口岸。第九款定税则，照所附章程办理，附章亦与各国同；又定未至修约年限，而税则有增减，各国一律通行，奥亦遵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款定领事裁判权。）

自咸丰戊午、庚申之后，各国来求通商，中国已不复能拒，其中略有顿挫者，唯秘鲁与葡萄牙。秘鲁以华工事，葡以澳门界务也。欧美之招华人出洋也，商舶皆在澳门，因就设招工公所。其初趋之者若鹜，后闻往者被虐，多死亡，乃稍稍瞻顾。外人则重其募，奸民因以为利，谋诱价买，无所不至。而所谓“贩猪仔”之事起焉。同治五年（1866），总署与英、法使议定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条，订明澳门不得招工。八年申明前章，照会各使，英、法二使均复称此项章程，在彼未曾允认，然十一年（1872）英领事在粤设招工公所，粤省大吏执五年章程为难，彼乃闭歇，盖公理主权所在，终有所不能违也。华工出洋者，实以往秘鲁、古巴、旧金山三处为多。同治八年、十年驻京美使两次代递秘鲁华工公禀，陈诉被虐情状。十二年，秘使葛尔西耶来，请立约，未至，美公使先为代请。总署照会各使，言必秘鲁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及葛尔西耶至津，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之交涉。葛尔西耶言实无虐待情事，并言华工在彼，亦有身家，断难送回。议不谐，遂停顿。十三年三月葛尔西耶复来。派李鸿章为全权，谕令将虐待华工之事，先行辩论明晰，订立专条，再议通商条约。五月，先立专条，订明中国派员查察在秘华民情形，秘国以全力相助。华工合同已满，愿归国者，如合同订明雇主应资送回国，秘国当严催雇主照办，如未订明者，由秘国送回。合同年限未满而被虐者，由查办华员照会秘国，雇主不承，由地方官讯断，不服上告者，秘国应派大员复查。旋立条约十九款。初议约时，葛尔西耶拟送五十一款，李鸿章不受，别拟二十款。中一款云：“此次先行商订往来通商条款，俟中国委员查办事竣回国后，如照所议办理妥洽，始可会议永修和约，倘或未尽照办，并此次所订条款，亦作罢论。”葛坚持不可。又拟删利益均沾一款，葛亦未允行。此约删传教之条，遣使、（第二条）派领、（第四条）游历、（第五条）通商、（第八、九两条）兵船停泊修理、（第十条）商船遭险救护（第十一条）均彼此并列，与他约之专指一面者不同。（设领一条，秘国申明不得用商人。）虽领事裁判之权，仍为彼所独有，（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条）而华民在秘呈控，得与秘国商民及待各国商民之例一律，亦径订立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云：“今后中国如有恩施利益之处，举凡通商事务，别国一经获其美善，秘国官民亦无不一体均沾实惠。中国官民在秘国亦应与秘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虽语意微有轻重，亦非他约专言一面者比矣。华工之事，第六款云：“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得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华人，违者，其人各照本国例从严惩治。载运之船，一并按例罚办。”第七款云：“秘国各府，凡有华民居住，即在该衙门外，设一汉文翻译官。以便通晓华民语言，随时保护。”约既立，鸿章派容闳赴秘鲁，华工20余万，情状具如公禀所言。光绪元年，秘使爱勒谟尔来津，由苏抚丁日昌在上海与之换约。日昌诘责爱勒谟尔，爱勒谟尔乃别具照会，申明钦差大臣前往商办，定必实力会商，以期尽除一切弊端云。

先是同治十三年（1874），中国曾派陈兰彬为委员，查访华人在外洋承工情形。拟分致各国使臣，请其公断。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总署又奏派兰彬使美、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三国交涉，时秘国条约已由鸿章议立，日斯巴尼亚国则由总署拟订保护华工条款，与陈兰彬与同僚合影各使会晤数次，各次亦拟具条款，参酌合一。适英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英使威妥玛声明此案不结，与日斯巴尼亚商办各议论，概不相预。旋即出京，事遂中止。至光绪三年十月，乃由总署与日斯巴尼亚议定华工条款十六款，订明彼此往来，皆出自愿，不许在中国各口或他处，用勉强之法，施诡谲之计，诱华民前往，违者严办。中国人已在古巴（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及嗣后前往者，均照最优待之国相待。（第三款）华民自愿前往者，先赴关道报名，请领执照，送日斯巴尼亚领事画押盖印。船到古巴后，送中华领事查验。通商各口载客出洋之船，由关道领事委员查察。（第五款）中国派领事驻扎古巴夏湾拿。此外日斯巴尼亚许各国驻领事处，中国亦均可派领。（第六款）在古巴之华工，如有读书作官者，及此项人之亲属，又年老体衰，孤寡妇女，均由日斯巴尼亚出资送回。（第十一款）雇工合同订明雇主资送回国者，督令照行，无此语而无力回国者，由地方官与中国领事设法送回。（第十二款）华民在岛准随便往来立业。（第七款）唯古巴地方官察某处聚人过多，恐滋事端，得一面禁止中国人前往，一面照会领事。（第十二款）古巴华工交涉，大略如此。

英、法、俄、美四国，同与咸丰戊午、庚申之役。事后交涉，当以美为最和平，以远隔重洋，利害关涉者希也。唯招用华工之事，亦颇滋纠纷耳。同治六年（1867），总署奏派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候选知府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以美人蒲安臣同领使事，英人柏卓安、法人德善充协理。是为中国遣使出洋之始。七年六月在美议定续约八条：（一）申明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面贸易行走之处，并未将管辖地方水面之权给与，美与他国失和，不得在此争战，夺货劫人。凡中国已经及续有指准美国或别国人居住贸易之地，除约文内指明归某国官管辖外，皆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二）嗣后与美另开贸易行船利益之路，皆由中国作主，自定章程。（唯不得与原约之议相背。）（三）中国可在美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四）美人在中国不因异教稍有凌虐，中国人在美，亦不得因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两国人坟墓当一体保护。（五）两国人往来居住，须出自愿，不许别有招致之法，其勉强带往或运往别国者，照例治罪。（六）华民至美，美民至华，不论经历常住，均照最优之国相待。（七）华人入美，美人入华，大小官学者亦然。美在华，华在美，均许在住地设学。（八）襄理制造。美国愿指熟练工师前往，并劝别国一体相助，唯中国内治，美国并无干预催问之意，于何时照何法办理，总由中国自主酌度。约既定，又历英、法、普、俄、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九年正月，蒲安臣卒于俄都。志刚等又历比、意、日斯巴尼亚三国，于是年十月归国。在他国均未修约，唯与文牍讨论，大致谓彼此交涉，当以和平公正为主，不可挟兵恫偈，约外要求。此次遣使，颇有更新外交之意。或曰文祥实主持之，惜后来未能继此而行也。美约八款，宜垕《初使泰西记》，附有注释，盖出蒲安臣之意。注谓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款，均为华侨而发云。（时华人在美，词讼不许作证。又人头税各国皆免，华人独否，皆以不奉耶教也。）时华人在金山者，已十数万矣。

旧金山者，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滨海之都会也。于咸丰季年，始属美，美人急图开拓，而欧洲及东方工人，苦其遥远，至者不多，资本家苦之。及得金矿，议筑铁路，尤苦乏工，乃在香港设招工公司。同治初年，华人至者，凡万余人，及三四年间，其数骤增。或谓洪杨亡，余党以海外为逋逃薮，故三合会盛于美云。光绪初年，华人在美者，凡30余万，时加里福尼亚日益繁盛。美东部及欧洲工人争趋之。华人工勤佣薄，遂为所嫉。光绪三年（1877），加里福尼亚工商亏折，佣资骤贬，华人执业如故，疾忌益深。有埃里士者（一作哥亚尼）以投机丧其资，乃学演说，欲从事于政治，及是，集众在旧金山港沙地演说，痛诋华人，一部分人附之。政府捕之入狱，旋释之。埃里士名益高。光绪五年，选举获胜，加里福尼亚政权，操于沙地党之手，遂议改本省宪法，立限制华人之例。华民所居唐人街，大遭暴民攻击，久之，美人以其横暴，亦厌焉。光绪六年，沙地党选举失败，遂亡。然限制华人之说，自此遂不可戢。是年，美使安吉立至京，请续商条约，中国派宝鋆、李鸿藻为全权，美派帅菲德及笛锐克为全权。十月，立续约四款，许美限制华工人数、年数；（第一款）传教、学习、游历及其随带雇用之人，兼在美华工，仍听往来自便。（第二款）美所立章程，须知照中国，如有未洽，可由总署与美使，中国驻美公使与美外部商议。七年，又立约四款，规定彼此均可观审，均不得贩运洋药。（不以利益均沾之条为解，第二款。）彼此船税，皆照他国一律。八年，美人始立新例，以禁华工，华工在美必有资产债务千元以上者，乃许报名居住。归国者由税关发给执照，许其复来，而禁新工之至，然华工回国者，执照多转售于人，于是苛例益新，往者皆拘诸港口之木屋，以待审问，其审问，既迟延，（有至二三十日者）又非由司法官而由关员，问时不许旁听，口供不许宣布，上控仍由关员以达工商部，限以三日，审问之外，且用巴连太器（法人巴连太所创，欧美用以量囚徒者）量其身，其苛酷，万国所未有也。华人在美，多业酒食肆、卷烟、织帚、缝衣，资本皆绝巨，美皆不认为商，认为商者，又只限一肆主，置约文随带雇用字样于不顾，而学生之兼作工者无论矣。总署不得已，乃有自禁之议。十四年（1888）二月，驻美公使张荫桓与美外部议限华工之约，稿成而未克订定。是年八月美国复立新例，华工一离美境，即不许再往，从前所给执照，亦均作废。中国驻美使臣，与美外部辩驳，凡数十次，迄未转圜。十九年（1893），美人复命华人注册，以绝顶名、影射之途。华人延律师讼之，不胜。时杨儒驻美，总署就十四年约稿，与美磋议，又命寓华美人亦注册以抵制之。卒于二十年二月，订约六款。华工除有父母正妻子女及财产账目在美者，均不许留，其许留者，如因事离美，由税务司发给执照，以一年为期。疾病或别有要事，得展限一年。（第一、第二款）来往他国，仍准假道，唯须遵守美政府随时所定章程。（第三款）华工仍须注册，而以美工在中国者亦注册，美国他项人民，包括教士在内，由美政府每年造册一次，报告中国政府。（第五款）为敷衍中国面子之计，亦可笑矣。此约以十年为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檀香山属美，二十八年，菲律宾属美，咸推行禁例。二十九年，又将先后各例，汇列增订颁行，是时美于留美华民，复有查册之举，以无册被逐者，岁以千计。三十年续订之期既届，留美华民10余万，上书中国政府，请以加关税为抵制。檀香山《新中国报》总撰述陈仪侃议由人民拒用美货，以为抵制。其后政府交涉，未能有效，抵制美货，自上海创始，曾一行之。是为中国抵制外货之始，久之乃罢。

巴西于同治季年，始至上海。光绪六年（1880），使谒北洋大臣李鸿章，求立约，即授李全权，定条约十七款。此约驻使、（第二款）设领、（第三款）游历、（第四款）兵船修理、（第七款）商船收口、（第八款）亦均两国并言。设领一条，除订明不得用商人，虽请别国领事代办亦然外，又加“如领事官办事不合，彼此均可按照公例，即将批准文凭追回”一语。（按此项办法，自此约为始。光绪二十五年韩、墨两约准之。二十九年中美商约第二款则云由外务部按照公例，认许该领事，并准其办事。）两国民人准赴别国通商各处，往来贸易，见第五款。第四款中，则两国均无通商字样，巴人游历执照，由领事照会关道发给，亦与他约不同。第五款又云：“嗣后两国优待他国，如立有专条，互相酬报者，彼此须遵守专条，或互订之专章，方准同沾利益。”亦较前此互惠之约为明显。领判权仍为彼所独享。（第九至第十三款）唯皆订明专由被告所属官员审理，以免会审之烦。中国人在巴人公馆寓所、行栈、商船隐匿者，一面知照领事，一面即可派差协同设法拘拿，亦与各约待彼交出者有别。又有“将来中国与各国另行议立中西交涉公律，巴西亦应照办”一语。第十四条彼此禁运洋药，订明不得引利益均沾之例自解。当时华民在巴西者2000余人，恐其续行广招，成为秘鲁之续，故第一款订明彼此皆可前往侨居，又声明须由本人自愿也。（第十款原议人犯由中国径行拘捕，巴使喀拉多力争，乃改如今约。画押后，喀拉多言奉本国训令，请以商人充领事，游历执照，仍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鸿章拒之。）

墨西哥于光绪十年（1884）来，请立约招工，久无成议。其南部地沃，急须招人垦辟。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杨儒，屡欲与之立约，亦未有成。二十五年（1899），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始与墨驻美公使卢美路及阿斯比罗斯，在华盛顿立约二十款。此约以同治十三年（1874）秘鲁约、光绪七年（1881）巴西约及墨与英、法、美所立条约，参酌而成。第三款领事必奉列所驻之国认准文凭，方得视事，如办事不合，违背地方条例，彼此可将认准文凭收回。第八款，进出口货，各国一律，不得禁止限制，唯防疫、防荒、军务，不在此例。第十款，不得勒令华侨充兵，或出资捐免，以及军需名目，勒借强派，（唯按产抽捐，不在此例）供军用之物，亦不得征收。（此款系仿英墨约）十一款，不得于国内各口岸往来贸易，申明此为“本国子民独享之利”。如此国将此利施于别国，彼国自应一律均沾，唯须立互相酬报章程。十五款，将来中国与各国议立中外交涉公律，以治侨居中国之外国人，墨国亦应照办。十六款，船到口岸，船上诸色人等，如有上岸滋事者，在二十四点钟内，准由地方官惩办。唯只照该口常例罚锾或监禁。皆能注意收回权利，与前此各约不同。又第五款订明不准引诱中国人出洋，则以墨亦须工垦拓，虑其为日、美、秘鲁之续也。

又刚果自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使余式尔来求立约。总署言不必如欧美各国之繁冗，与订简明专款二条。（主持之议者亦李鸿章）（一）中国与各国约内所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待遇各国者，亦可施诸刚果。（二）中国人可随意迁往刚果，一切动静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等事，其待华民与最优国人相同。此亦条约中之别开生面者也。葡萄牙占据澳门，事已见前。康熙九年（1670）、十七年（1678）、乾隆十八年（1753），《东华录》载大西洋国入贡，皆即葡国也。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目哑吗嘞为澳民所杀，葡人借端占澳地，抗不交租，莲花茎以内，悉为所占。粤大吏置诸不问。（莲花茎，明万历中设关闸之处。）咸丰八年（1858），桂良赴沪议税则，葡请立约，未许。同治元年（1862），葡使基玛良士赴京，时无约各国，必先至津谒三口通张之洞商大臣，不许径入京师。法使哥士耆为葡使代请，奕不可，乃由哥土耆代办，而葡使则作为法使宾客。我仍派侍郎恒祺至津，会同崇厚办理。哥士耆偕基玛良士至津，立约五十四款，而未互换。（此约今无可考）。七年（1868）五月，总署复加删改，议以澳门仍归中国，而价其炮台道路之费百万两。使日斯巴尼亚人玛斯往议，仍未定。光绪十一年（1885），法越事起，葡人称无约国，可以不守局外中立之例。中国虑其引法兵由澳门入，颇羁縻之。十二年，与英人订立洋药税厘并征专条，派邵友濂、赫德往香港商办法。英人言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会办，而葡仍以无约为难，赫德乃拟草约四款，派税务司金登干在葡京画押，并允其遣使来华订约。草约第二款允葡永居管理澳门。第三款，非经中国允许，葡人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乃成割澳门以易其缉私之局矣。十三年（1887）五月，葡使罗沙抵京，命庆亲王奕劻、侍郎孙毓汶主其事。彼所开通商各款，与同治元年未换之约，无甚悬殊，而粤督（张之洞）、抚（吴大澄）奏言，澳界轇轕太多，条约尚宜缓定，且言洋药来华，皆径到香港，分运各口，从无径运澳门之船，稽察关键，在港而不在澳。然中朝卒与葡立条约五十四款，缉私专款三条。申明草约第二、三款彼此均无异议。界址俟将来派员会订，未订以前，一切照现在情形，不得增减改变。（第二、第三款）葡人协助中国，收由澳门出口运往中国各口岸洋药税厘。另定专约。（第四款）派使或常住或往来，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五、第六款）设领不得用商人。（第九款）其余通商、（十一款）税则、（十二款）游历、（十七款）领事裁判权、（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款）传教（五十二款）等款，与他国条约无甚出入。最惠国条款，申明如与他国立有专章者，葡国欲同沾利益，专章亦允一体遵守。（第十款）又第十四条，许其任便雇用华人，而订明不得违例雇觅，前往外洋，以澳门本为欧美人招募华工之地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葡使白朗谷请画界，求割澳门西之对面山（岛名）及西南之大小横琴二岛。外务部拒之。葡以上年切实值百抽五之议，葡人未与相要挟，乃停勘界议，而立增改条款九款。各国公约增税，葡允遵照。（第二款）于澳门设分关，助中国征收洋药税饷。（第三至第六款）别用照会，许葡筑造澳门至广州铁路。迨三十年（1904）议商约，乃将此条款声明作废焉。

第十八章 革新之渐

中国自明代即知外人科学技艺之长，而引用之。然其渐改旧法，实自咸、同以后，则因迫于战败而然。物之静者，非加之以力则不动，物理固然，无足怪也。

中国借用西洋兵力，实始清初之借荷兰以攻郑氏，然其关系甚浅也。至洪杨军起，而其关系乃稍深。当太平军入湖南，即有创守江之议者，谓宁波、上海等处，外人驻有舟师，以防海盗，可与商派，入江助剿，未果行。及江宁陷，向荣以长江水师不备，檄苏松太道吴健彰与外人商议。领事答以两不相助，事乃已。吴健彰者，粤人，尝为洋行帮办，后援例得官。而匕首党刘丽川（香山人）亦在洋行，与之相识。咸丰三年（1853），丽川谋起事，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温那治许之。使轮船二，溯江西上，至镇江，为清巡船所获，得温那治与太平军书，并洋枪火药及刘丽川奏折。温那治书言，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决不帮助官兵，与众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云云。则当时领事与太平军，确有往来。惜乎太平军不知世界大势，不能善用外人，而转使其为清人所用也。时两江总督为怡良，咨粤督穷治此案，卒亦未果，而丽川起兵陷上海，杀知县，劫道库，方露刃以胁健彰，领馆中人挟之去，健彰遂居领馆，诡称公出，规脱处分。言官劾其通夷养贼，擅将关税银两运回原籍。奉旨交督抚严讯。奏言无其事。唯以与本管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避居洋行，捏报公出，遣戍新疆。而向荣请留之效力赎罪。《中西纪事》谓其钱可通神云。《纪事》又云，上海自通商以来，莅事者率以和番称胜任，盖民心虽排外，巧宦已从而媚之矣。然丽川踞上海，亦不能有所为。至咸丰四年（1854），而英、法助清军平之。（丽川居上海，官兵碍租界，不能攻。是年冬，英、法让出陈家木桥一带，由官兵筑墙，丽川来扑，洋兵合力败之，于是官兵攻其东南，洋兵攻其北，又派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五年一月一日上海陷，丽川亡走，被擒杀。）

当太平军初起时，外人厌恶清廷殊甚，使能据公理，与立约束，外人之承认，指顾问事耳。然太平军固见不及此，此亦时会为之，未足为太平咎也。戊午、庚申两役，外人所获权利甚多，乃有助攻太平之议。换约后，法使噶罗干首称愿售船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来，并请在海口助剿。王大臣等奏闻，不许。迨俄人换约，俄使伊格那提也夫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言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采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皆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而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有利可图，冀其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预与该夷会商。十一年（1861）夏，又据赫德议，请购小火轮，又称法如必欲代购，亦请援例照许，其后曾否购到无可考，然攻太平军则未尝用也。（《中西纪事》卷二十。）

是时苏、松、常、太相继为太平军所据。苏抚薛焕驻上海，布政使吴煦及苏松太道杨坊募印度人防守，以美人华尔为将，白齐文副之。又欲募吕宋人。苏州王韬献策，言募洋兵费巨，不如募中国壮勇，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以募勇500守松江，称常胜军。华尔、白齐文愿易服入中国籍，苏抚以闻，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以副将补用。白齐文以战功亦赏四品衔。时李鸿章募淮勇于安徽。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汽船七，迎之。三月杪，毕至，诏授鸿章苏抚，常胜军属焉。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于是外兵颇助清军，而饷项亦出沪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时传旨嘉奖。常胜军会英、法兵陷嘉定、青浦，守松江，又随淮军入浙，陷慈溪，华尔伤死，遗命以中国衣冠敛。诏优恤，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通于李秀成，谋据松江以应。又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劫银4万两去。鸿章共美领事，替之。代以英人戈登，定军额为3000人。白齐文降秀成，劝其弃江浙，据秦晋齐豫，清水师之力所不及也。时避难上海者数十万人，苏州诸生王畹亦献策，以水军出通泰，掠商船，使物不入上海，避难者必汹惧，夷必求好，不则以精卒数千，伪为避难者，入租界中，夜起焚劫，夷必走海舶，我乃抚之归，夷必为我矣。秀成皆不能用。戈登从程学启陷太仓、昆山，又从攻苏州。纳王郜永宽等人约降，戈登为之保任。秀成微闻之，走，永宽等杀谭绍光，叛降清。学启杀永宽等，戈登怒，袖短铳索鸿章，鸿章避之，数日乃已。常州既陷，裁常胜军，戈登加提督衔，洋弁之受宝星者，六十有四人。淮军勇悍，而火器不精，其战胜，得常胜军之力，实不鲜也。白齐文为淮军所俘，致之美领事，美领事使归国，约毋再来。白走日本，入漳州，与英人克令细仔俱投太平军，后为左宗棠所获。福州美领事庆乐索之，宗棠不与，致之苏州，及兰溪，舟覆而死。

中国初与外国交涉，恒不愿其直达政府，一则沿袭旧见，以示体制之严，一亦以交涉每多棘手，多其层次，可为延宕转圜之计，并可掩耳盗铃，以全体面也。迨咸丰八年（1858）戊午英约，第五款订明，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乃不得不一变旧习。十年（1860）十月，设总署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弈、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司员于内阁部院军机处挑取八员。）又以崇厚办理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通商事务。其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及内江三口，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命江苏巡抚薛焕办理。新立各口，唯牛庄归山海关监督经管，其余各口，由各督抚会同崇厚、薛焕，派员管理。各国照会，随时奏报。并将原照会一并呈览。吉、黑边界事件，由将军等据实奏报，一面咨礼部，转致总理衙门。各将军督抚，仍互相知照。案咸丰八年，钦差大臣关防，由粤督接管，此时归诸苏抚者，以英人要免黄宗汉也。及同治四年（1865），乃以此职归诸两江总督，谓之南洋大臣，拨江海关税二成，粤海、山海、闽海、沪尾、打狗各关税四成。江浙厘金20万，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各15万，为筹办海防，添制船炮军械之用。九年（1870），天津教案既结，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以为徒挠督臣之权，奏请并归直督办理，命李鸿章议复。鸿章赞之，于是以直督兼北洋大臣，冰泮移驻天津，冰合仍回保定，增设海关道一，管理交涉。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谕，向来沿海沿江通商省分，交涉事务本繁，及内地各省，亦时有教案，应行核办。各省将军、督抚，往往因事隶总理衙门，不免意存诿卸。总理衙门亦以事难悬断，未便径行，以致往还转折，不无延误。嗣后各省将军督抚，均著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仍随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和衷商办，以期中外一气相生，遇事悉臻妥洽。及二十七年（1901）六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乃谕该衙门已改为外务部，各将军督抚即著毋庸兼衔，唯交涉一切，关系繁重，皆地方大吏份内应办之事，该将军督抚仍当加意讲求，持平商办，用副委任云。

咸丰庚申条约既定，各国均遣公使驻京。同治十年，日本来议约，曾国藩、李鸿章请立约后遣使日本，未报。十三年（1874），台湾之案既结，李鸿章再以为请，并请公使到后，再于长崎、箱馆各处，酌设领事，以理赋讼。并请派员出驻泰西各国，总署乃议许之。

总理衙门之立，奏请饬广东、上海，挑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来京差委，挑选八旗子弟学习。除俄罗斯章程由该馆遵旨酌议外，其英、法、美教习及学习之人，薪水奖励，应仿照俄罗斯馆议定之例办理。此特以备翻译而已。同治元年，李鸿章抚苏，奏设广方言馆于上海。（后移并制造局，译出西书颇多。）三年（1864），又在上海设制造局，五六年间，左宗棠奏请在福建设船厂，命沈葆桢（时丁忧在籍）司其事。六年，设同文馆于京师。十年（1871），曾国藩、李鸿章始派学生赴美国游学。十一年，设轮船招商局，筹办铁甲兵船。光绪二年（1876），设船政学堂于福州。六年（1880），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北洋电报。七年（1881），设开平矿务局。十三年（1887），又开漠河金矿。十五年（1889），总署请造铁路，张之洞请先筑卢汉线，迨二十二年（1896），乃以盛宣怀督办其事。是年又设邮政局，此戊戌以前所办新政之大略也。皆一支一节，无与大计，然反对者犹甚多，主持其事者，必几费笔舌心力，乃克排众议而底于成。此以见图新之不易矣。（李鸿章要筑津沽铁路，难者纷然，谓京通大道，自此无险可守。鸿章驳之曰，敌兵至，并拆毁铁轨而无其人，虽无铁路，又何守焉。同文馆之设也，御史张盛藻，请毋庸招集正途。奉批。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大学土倭仁上疏曰：“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冯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憾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邪？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当时守旧大臣，其见解如此。）

第十九章 日本立约及台湾生番事件

中国当明代，受倭患甚深，故康熙时，虽开海禁，仍只准我国商船前往，而禁日本船之来，且所以防之者颇密。［康熙时风闻日人将为边患，尝遣织造马林达麦尔森，改扮商人往探，归报，极言其懦弱恭顺，遂不介意。雍正六年（1728），苏州洋商余姓，言日本将军出重聘，请内地人教演弓箭藤牌，偷买盔甲式样。初有福州王应如，受其万金，为教阵法。复荐广东年满千总，每年受倭数千金，为钉造战舰二百余号，习学水师，又洋商钟觐天、沈顺昌，久领倭照贸易，钟复带去杭城武举张灿若，教习弓箭，每年得银数千。沈亦带去苏州兽医宋姓，疗治马匹。又商人费赞侯，荐一绍兴革退书办，在倭讲解律例，复因不能通晓，逐归。浙督李卫，请严边备，密饬沿海文武，各口税关，藉盘诘米谷甲器，严查出洋包箱，悉令开验。水手舵工商人奴仆附客，俱著落牙行，查明籍贯年貌，取具保结，限期回籍，返棹进口，点验人数，缺少者拿究。命卫兼辖江南沿海，卫请密饬闽广、山东、天津、锦州访察，嗣访得别无狡谋，且与天主教世仇，备乃稍弛。卫又奏，会同江南督抚范时绎、尹继善，于各商中，择身家殷实者，立为商总。内地往贩之船，责令保结，各船人货，即令稽查夹带违禁货物，及到彼通同作奸，令其首报，于出入口岸密拿，徇隐一体连坐。以上见《柔远记》。广东年满千总，后查明为沈大成，杭州武举，后审出名张恒。］同治中，日本既维新，乃于九年（1870）遣使至上海请立约，并致书总署，总署议驳。十年（1871），复遣柳原前光至天津，谒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请立约。前光上书成林，略言“泰西各国，皆有公使领事，驻日本保护商民，中国独无，西人竟令华民归其管辖，外务卿函致上海道，请将华民暂归地方官约束，得覆允行，然终不免西人横议者，以未立约故也。日商至上海，亦无约故，依荷兰领事介绍，中东两国利权，均为西人侵占。特先遣员通款，为派使换约之地。”成林等闻于朝，总署令其另派大臣，再与商议。疆臣或以明代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朝命曾国藩、李鸿章筹议。国藩言：“道光间，与西人立约，皆因战守无功，隐忍息事。厥后屡次换约，亦多在兵戎扰攘之际，动虑决裂，故所缔条约，未能熟思审处。日本与我无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其理甚顺。若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西国介绍，势难终却，且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遂而胁之则易，顺而求之则难，既令其特派大员再商，岂可复加拒绝？唯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通例办理，尤不可载恩施利益，一体均沾等语。逐条备载，每国详书，有何不可？”鸿章奏略同。并请定议后，由南洋大臣就近遴员，往驻该国京师，藉以侦探动静，设法联络。是年六月，日派伊达宗城为使，前光副之，诣津订约。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鸿章奏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津海关道陈钦随同议订。凡立修好规条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第一款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据原奏，系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内地通商一条，于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条，明定禁止。（十四款云：“中国商货进日本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中国人不准运入日本国内地，其日本国商货，进中国通商各口，在海关完清税项后，任凭中国人转运中国内地各处售卖，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日本人不准运入中国内地，违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十五款云：“两国商民，准在彼此通商各口，购买各土产，及别国货物。报关查验完税装运出口，不准赴各内地买货物，如有入各内地，自行买货者，货均入官，并将该商交理事官惩办。”以上两款，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原奏云：“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深，是以论从前通商之弊，此为最重。名为指定口岸，而洋商运洋货入内地，暨赴内地买土货，条约既有明文，逮后定子口税章，由海关给领单照前往，沿途免再征收税厘，经过内地关卡验放，又只以有无完过税单为凭，不问其人之是华是洋。由此而内地各处，皆可以为通商之地，内地商民皆可以冒洋商之名，流弊滋多。然西洋之成局，无如何矣。内外通商及地方衙门，且互相维持，思所以补救于万一。今安得又听日本之无端滥人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悉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寖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只以相习既久，相形见绌，能否独为禁阻，实未敢预期有何把握。兹经明定限制，尤望各海关临时办理，妥设范围，将来或值修改章程，仍须重申界限耳。”）领事裁判权，彼此皆有。（《修好条规》第八、第九、第十三。）《修好条规》第十五条：“两国与别国用兵，应防各口岸，一经布知，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平时日本人在中国，中国人在日本，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均不准与不和之国，互相争斗抢劫。”第十六条：“两国理事官均不得兼作贸易，亦不准兼摄无约各国理事。如办事不合众心，确有实据，彼此均可行文知照秉权大臣，查明撤回。”《通商章程》第一款，彼此列举通商口岸。第十一款，彼此货物进口，均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载之物，彼此值百抽五，皆与他约不同者也。十一年（1872）二月，日使柳原前光来议改约，鸿章不许。（一以彼方议撤销领事裁判权，欲中国改约，一以《修好条规》第十一条，两国商民，在指定各口，不得携带刀械，违者议罚，刀械入官。谓佩刀乃日本礼制，由理事官检束则可，不便明禁。一谓《通商章程》所载进出口税各条，当由日本海关，按照成规抽收，不必指明税则。鸿章以约未换而议改，失信诒笑拒之。）十二年，副岛种臣来换约，适值穆宗亲政，各使咸请觐见。六月，见于紫光阁。种臣以头等全权大臣，班俄、美、英、法诸使之上，是为中国皇帝许外使觐见之始。日人颇以居班首为夸耀云。先是，（十年，1871）琉球民船遇飓风飘至台湾，为生番劫杀。是岁，日小田县民飘往，又见杀。种臣命副使柳原前光，以台湾疆界询问总署。总署言琉球亦我属土，属土民相杀，于日本何预。小田人遇害，则未之闻。又言生番为化外之民，不能负责。前光争琉球素属日本，且言日本将问罪生番。议不决，前光遽归。十三年（1874）五月，日兵攻台湾诸番，复遣前光至京师，言问罪于中国化外之地，中国声教所及，秋毫不犯。朝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又命福建布政使潘爵，赴台会商。（时福州将军为文煜，巡抚为李鹤年。）葆桢率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二人前往。旋命斯恭塞格赴上海，募洋匠，筑安平炮台，招洋将教练洋枪，从北洋大臣处借洋枪队三千，南洋二千，请命水师提督彭楚汉率之前往。又以前署台湾镇曾元福甚得民心，命倡练乡团，并募土勇500人。前烟台税务司博郎教练，裁班兵，（由内地派往戍台者。）以其费招当地精壮。李鸿章又命提督唐定奎率驻徐州之淮军十三营往助。葆桢命黎兆索、（中路）罗大春、（北路）袁闻析（南路）伐木开山，招降诸番。先是潘爵与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往日本营，日统将西乡从道拒不见。驻兵屯田，示将久据。已见中国兵日集，其兵又遇疫，乃稍馁。八月，其全权大久保利通至都，由英使威妥玛调停，立《专约》三款，恤遇害难民家属银10万两，偿日修道建房之费40万两。事定，李鸿章再请饬总署遴员驻日。公使到后，再行酌设领事。自理讼赋，并请遣使驻泰西各国，朝旨始报可云。

第二十章 英人《芝罘条约》

洋药，当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东南各省，即奏请抽厘助饷，上海每箱抽银24两，厦门40元，外加费8元，宁波、河口、屯溪等厘金，皆以此为大宗。时则有内地分抽之厘，而无海关进口之税。八年（1858），议定税则，每百斤税银30两，并于善后条约第五款声明：“进口商只准在口销卖，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征税，凭中国办理。嗣后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是冬，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各海口及内江河面，均照上海一律。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者，减10两，然各省于应征税项外，仍自抽厘，其办法亦不一律。此约三端三节，订明厘金在海关并征。总署屡与威妥玛商议，威妥玛总以咨报本国为辞。于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议于正税外加征80两，统计110两，威妥玛仅许加至百两。使英大臣郭嵩焘与英外部商议，拟加征60两，（合正税90两）英坚不允。直督张树声与英商沙苗商承揽之法，税厘合计百两。总署议驳，英亦不以为然。（既不以承揽为然，亦不认百两之数。）大学士左宗棠又奏请加至并征百五十两，迄无成议。光绪九年（1883），总署请饬出使大臣（曾纪泽）商办，（时威妥玛已归国）许之。上谕云：“洋药流毒多年，自应设法禁止。英国现有禁烟善会，颇以洋药害人为耻。该大臣如能乘机利导，联络会绅，与英外部酌议洋药进口，分年递减专条，期于逐渐设法禁止。尤属正本清源之至计，并著酌量筹办。”（正月十二日。）是年六月七日，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原奏谓：“逐年递减之说，印度部尚书坚执不允，印度部侍郎配德尔密告参赞马格里，谓印度种烟之地，未尽属英，中国欲陆续禁减，唯有将来续议加税，不能与英廷预商递减之法。故此次专条，但于开端申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之意。”每百斤完正税30两，厘金80两，即可拆改包装，请凭单运往内地。货包未拆，不再完税捐，开拆者所纳税捐，不较土烟加增，亦不别立税课。运货凭单，只准华民持用。此专条以4年为期，如欲废弃，彼此皆可先期12个月声明。如内地不免税捐，则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专条废弃，则仍照《天津条约》所附章程办理云。

第二十一章 法越之役

安南本中国郡县，五代时，始自立为国。明成祖后取之，立交阯布政司，旋乱，宣宗弃其地，黎氏有之。世宗时，为其臣莫氏所篡，中国以为讨，莫氏请为内藩。乃削国号，立都统司，以莫氏为使。时黎氏之臣阮氏，仍以黎氏之裔据西京，（清华）入东京，并莫氏，明以为内臣，又以为讨，且立莫氏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乃听其并立。三藩之乱，黎乘机并莫氏，以任外戚郑氏，与阮氏不协。阮氏南据顺化，形同独立。乾隆时，西山豪族阮文惠与其兄文岳、文虑，皆骁勇知兵，是为新阮，入顺化，灭旧阮，遂入东京灭郑氏，留将贡整戍之。整助黎氏拒新阮，文惠攻杀之。黎氏之臣阮辉宿来告难，高宗使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败新阮于富良江，立维祈，复为文惠所袭破。维祈来奔，文惠请和，高宗因而封之。旧阮之败也，其主定，走下交阯。至定侄福映，下交阯亦陷，福映奔暹罗，于是阮文岳据广南，称帝。文惠称泰德王。（上表中国称阮光平。受封册者，即文惠也。）福映子景叡，与法教士比纽赴法，立同盟草约，法许阮氏复国，阮氏割化南岛，租康道耳岛于法，许法人来往，居住自由。法旋革命，约未签字，而法将校数十人，愿助越，率二舰以往。法印度总督亦许为出兵。时暹罗与新阮隙，以兵助福映。复下交阯大半。乾隆五十三年（1788）法兵至，进攻顺化。时文惠死，子弘瑞，废文岳，杀文虑，兵势遂衰。嘉庆四年（1799），福映取顺化。弘瑞守东京。七年（1802），灭之。弘瑞者，中国所谓阮光瓒也。福映上言本黎氏甥，封于农耐。农耐古越裳，不忘世守，请以越南为国号。诏封为越南国王。是为越南嘉隆帝。嘉隆帝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卒，子明命帝福皎立。道光二十一（1841）年卒，子绍治帝福璇立。二十七年（1847）卒，子嗣德帝福埘立。嘉隆之复国也，许法教士传教，而未酬以土地，且遗言当慎防法人，明命、绍治、嗣德皆仇教，拒法驻使，法及西班牙教士有见杀者。咸丰八年（1858），法、西合兵入广南港。明年，陷下交阯。同治元年（1862）陷边和、嘉定、定祥，遂陷永隆，占康道耳群岛。越南不得已，定约西贡，割边和、定祥、嘉定及康道耳于法，偿法、西军费2000万法郎，法商船军舰，得自由来往湄公河，越南非得法允许，不得割地于他国。先是黎氏之裔兴，以咸丰七年（1857）起兵，举南定、兴定、广安、海东、北宁、宣光、大原等地，亦求援于法，越南所以急与法和者，惧法之助黎氏也。约既定，法人屯兵永隆，约黎氏平乃撤，及黎氏平，卒不践约。同治六年（1867），柬埔寨有乱，法人取永隆、安江、河仙、下交阯六州，遂为法有。法人求水道通中国，知湄公河不足用，舍之而求富良江。时云南回事方炽，提督马如龙使法商秋毕伊运械。同治十年（1871）三月，秋毕伊知富良江可通云南，明年强行焉，遂欲运盐至云南，越东京总督阮知方不许，使告下交阯总督（驻西贡）秋布列，秋布列命秋毕伊退出，而其海军大尉加尔尼请往援秋毕伊，秋布列又许之。（盖胜则居其功，败则诿诸加尔尼。）越南复国后，建都顺化，东京兵备不充。太平天国亡后，余党吴琨据越边境。后分为二，曰黄旗兵，据兴安，曰黑旗兵，据劳开，而黑旗兵较强。刘义（即刘永福）为之魁，招徕边民，辟地至六七百里。加尔尼之北也，黄旗党附之，陷河内，遂陷北宁、海阳、南定、兴安诸镇。越南驸马黄维炎结黑旗兵守山西，加尔尼攻之，败死。秋毕伊退守河内。时秋布列使其书记希腊特尔赴东京，希不主用兵，乃尽撤东京之兵，而与越结约。声明越南为独立之国，外交由法监督，越有内乱外患，法人尽力援助。割下交阯六州畀法，开河内、东京、宁海通商，自红河至中国之蒙自，法得自由航行。商港得设领事，驻兵百名以下，领事有裁判权。时西历1874年3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也。明年驻华法使以约文照会总署，总署不认越南为独立国，法人置不理，仍与越结通商条约。

光绪八年（1882），法人欲筑垒红河上流，越南拒之。法陷河内，越南始来乞援。是冬，法使宝海至天津。时中国亦派兵至越南。李鸿章与宝海议，各撤兵，划河内为界，北归中国，南归法保护，红河许万国通航。中设税关于劳开，法无异议。鸿章命曾纪泽与法外交部定约，而法内阁更迭，撤回宝海，代以脱里古。（本驻日使。）求中国偿军费530万佛郎，与鸿章在上海磋议，不决。法派大兵至河内，时光绪九年也。朝命李鸿章节制两广、云、贵军务，鸿章主和，而左宗棠、彭玉麟主战，朝旨不定。旋改任鸿章直隶总督。时滇督岑毓英遣提督黄桂兰率兵5000至安南，安南政府益以3万人，与刘义协力。法以赫尔曼（本驻暹罗领事）为东京领事。波也将陆军，（本驻西贡）孤拔将海军，攻山西，为刘义所败。会嗣德殂，无子，母弟瑞国公立，越南大臣废之，立朗国公（亦嗣德弟）。法兵攻顺化，越与立约，越承认受法保护，与中国交涉，亦必由法介绍，割平顺属法，法于越要地得驻兵，红河沿岸置营哨，顺化江口筑港，并筑堡垒。顺化置高等理事，统理外交，外交关税事务，均归理事处分。繁盛地方警察税务及各府州官吏，归理事官监督。归仁、广南、修安升为万国商港。河内至西贡，两国共同出资，敷设铁路电线。此约越南不啻仅存空名而已。

时中国更命彭玉麟督办广东军务，诏滇、粤出兵，越南阮文祥亦弑朗国，立建福帝。（名福昊，建福其年号。）不认前所结约。先是顺化自立约后，战事即停，而东京一带，战事如故。法人连陷兴安、山西。时波也归国，孤拔兼统海陆军。旋以宓约继波也之任。法兵在东京者1.65万，中国则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以3000人合黑旗兵守北宁。总兵王德榜以5000人守太原，滇督岑毓英以1.2万人合安南黑旗兵守兴化。法兵进攻，诸镇皆陷。于是褫徐延旭、唐炯、黄桂兰职，（以潘鼎新抚桂，张凯嵩抚滇。）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福禄诺议和。在天津定草约五条，中许撤兵，认法越前后条约，唯不得碍及中朝体制。法允不索兵费。时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七日也。彭玉麟疏劾鸿章，法议会亦以越约不碍中朝体制一语迟疑不能决。旋以出兵期误会，（法云三星期，中国云三个月。）中法兵冲突于北黎，（五月二十八日。）法求偿金1000万镑。闰五月九日，中国批准草约，而此议仍不能决。（时由江督曾国荃，以全权与法使巴特纳在上海磋议。）法政府电命法使巴特纳，占中国一要地，为谈判之地。于是法军攻基隆，（六月十五日。）而命其代理公使斯美告总署，偿金减为320万镑。承认与否，限48小时答复。我亦命曾国荃停止商议。（六月十九日。）时闽浙总督为何璟，而何如璋以船政大臣督办沿海军务，张佩纶以侍读学士会办海防，刘铭传督办台北军务。孤拔攻福州，毁船政局及马尾炮台，我舰沉者九，幸免者二而已，（七月初六至初八。）中国乃宣战。八月十三日，法陷基隆炮台，攻淡水，我军败之。明年正月一日，孤拔入黄海，击沉我驭远、镜清两舰。封宁波口，破镇海炮台。二十五日南陷澎湖，其在台湾之兵，亦猛攻基隆、淡水。时桂抚潘鼎新自统大军驻谅山，（苏元春、陈嘉守中路，杨玉科、方友升守西路，王德榜守东路。）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失陷。明年一月九日，法军陷镇南关，（杨玉科中炮死。）旋仍退谅山。广西按察使李秉衡、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至，攻谅山，大破法兵。二月十三日克之。先是，（二月八日）岑毓英亦破法兵于临洮，克广威、承祥，至二十三日，进逼兴化，法势大蹙。会和议成，兵乃罢。

时法内阁又更迭，由英使调停，巴特纳与李鸿章在天津立约十条。（四月二十七日。）法越条约，中国悉行承认，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第二款）画押后6个月勘界。（第三款）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中国亦得在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第五款）北圻与云南、广西、广东陆路通商章程，画押后3个月内会议。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照现在税则较减。（广东不得援以为例，洋药应另定专条。第六款。）法在北圻，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中国拟造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唯不得视此条为法一国独享之利益。（第七款）此次战事，中国业已获胜，而仍如法意结束，论者多咎李鸿章之失策，然是时海陆军力，实皆不足恃，似亦不当狃于小胜也。条约既定，法立阮氏幼子成泰，予以空名，守府而已。

条约既定，于是年七月，派周德润、邓承修至两广、云南会勘边界。八月，李鸿章与法使戈可当议商约。法要求两处之外，增辟商埠，滇、桂省城，许设领事。进出口洋土货税均减半，许彼在滇粤开矿，制造土货，运销越南食盐。十二年（1886）三月，立通商章程十九款，勘界俟后再定。（第一款）中国在河内、海防设领，北圻及他处大城随后商酌。（第二款）越南各地听中国人置地建屋，开设行栈，其身家财产，俱得保护安稳。决不待拘束，与最优待西国之人一律。（时华人以征身税为苦，法使许电告本国，从宽办理，而未载入约。原奏云：以此款及第十六款，为将来辩论之地。第四款。）法人、法国保护之人及别国人住居北圻者，入中国，请中国边界官发给护照。中国内地人民，从陆路入越南者，请法国官发给护照，路过土司苗蛮地方，先在照上写明，该处无中国官，不能保护。（按此项办法，为前此各约所无。侨越华人由北圻回中国者，只由中国官发护照，边界及通商处所，法人游历，在五十里内者，毋庸请照。第五款。）洋货入云南、广西，照关税五分减一，如愿运入内地，须再报关，照通商各海关税则收内地子口税，不得援五分减一之正税折半。（第六款）土货运出云南、广西者，税三分减一。法入云南、广西，中国入北圻之车辆牲口，免收钞银。进关水路通舟楫处，可照关例收船钞。以上六、七两款，日后他国在中国西南各陆路边界通商，另有互订税则，法亦可一体办理。（第七款。光绪十三年续议商务专约第三条，进口货改为减税十分之三，出口货减为十分之四。）土货在此边关完过子口税出口正税，转往彼边关者，照原纳正税之数，收复进口半税。（但须照各口定章，不准洋商贩入内地，其转往海口者，一律另征正税。土货出中国海口，进越南海口，复往中国边界入关，应照洋货一律征收正税，入内地仍完子口税。第九款。）中国土货由陆路运入北圻者，照法关税则完纳进口税，若系出口，一概免税。（十三年专条第四条，增如系前往他国，仍纳出口税。第十一条。）运土货，由中国此边关过北圻至彼边关，或由两边关运出越南海口回中国者，过北圻时，完纳过境税，不过值百抽二。（出海关，入越南海口，过北圻进边关者同。第十二款。）洋药土药均不准贩卖。（第十四条。十三年专约第五条，规定土药出口征税而未及洋药，时闻法欲于越南广种罂粟，兼恐从缅甸输入也。）法有领事裁判权，华人侨越，命案赋税词讼，与最优待国无异。（第十六）此约法议院未批准。云南、（周德润与法狄隆）广西（邓承修与法浦理燮。后浦理燮有疾，狄隆代之。）亦多争执。十二年（1886）法使恭思当到京，求改商约。十三年五月订界约续约四条，商务续约十条。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又开蛮耗。（以为保胜至蒙自水道所必由也。许驻蒙自法领事属官一员。第二款。）中国土药，许入北圻，每百觔正税20两。（内地厘金等费，亦不过此数。）法人及法保护之人只能在龙州、蒙自、蛮耗三处购买。不许由陆路边界、通商海口再入中国，作为复进口之物。（第五款）日后中国南境西南境，与友国立定和约条款章程，所有益处及通商利益，一经施行，法国无不一体照办，无庸再议。（第七款）以照会声明，中国在北圻等处，缓设领事，中国在河内、海防设领后，法国始可在滇、桂省城设领，龙州、蒙自、蛮耗系陆路通商处所，不得仿照上海等处，设立租界。光绪十九年（1893），法割暹罗湄公河东岸之地，车里土司辖境，亦大半在湄公河以东。法以分界为请，二十一年（1895）五月定《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九条，《界务专条附章》五条，界约法多侵占，江洪界内，地亦被割。又引起英国交涉。其商务附章许法领于广东东兴街，（与越南芒街相对之处，以利捕务也。第一条。）改蛮耗为河口，（第二条）添开云南思茅。（第三款）改十二年约之第九款，土货经越南出入龙州、蒙自、思茅、河口者，税皆十分减四，专发凭单，进口时免税。其往沿江沿海通商口岸者，入口时完复进口半税。沿江沿海口岸，运土货经越南往龙州等四处者，征十成正税，而进口时按十分减四，收复进口半税。（第四条）云南、广东、广西开矿，先向法厂商及矿务人员商办，越南铁路已成或日后拟添者，可商订办法，接至中国境内。（第五款）思茅至孟阿营（即下猛岩，在越南莱州与两啪邦之间）电局互相接线。（第六条）法越交涉之始末，大略如此。

第二十二章 英缅之役

明初西南土司，本包伊济瓦谛江流域，其时诸土司中，以平缅、麓川为最强，后为明兵所破，而缅甸坐大，潞江以外，悉为所据。清时，木梳土司雍籍牙据缅甸，尝犯云南。高宗发兵攻之，缅请降，然是役中国所失实甚大也。雍籍牙幼子孟云，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嗣位，东服马尔达般、地那悉林，西取阿剌干，后阿剌干谋自立，缅人破之，其魁走孟加拉，缅人求之，英以为国事犯，不与，而使至阿瓦（缅都）通聘，缅人亦拒之，又争岛屿，几至决裂。嘉庆二十四年（1819），孟云卒，孟继立，阿萨密内乱。道光二年（1822），缅据其地，兵侵入英境。阿萨密亦求援于英。四年（1824），印度总督攻缅，败其兵，陷仰光，声言逼阿瓦。缅惧乞和。六年与英结约（1826年2月24日），偿军费百万镑，割阿萨密、阿拉干、地那悉林，并许英另订通商条约，设领事。十七年（1837），孟继为弟孟坑所弑，迁都阿马拉普拉，二十五年（1845），亦见弑。长子巴干麦立。孟坑拒英使驻国都。咸丰元年（1851），仰光英商又以受虐诉于印度总督，印督与缅交涉，缅许易知事，而所易知事，又慢英使，英使要其谢罪，知事炮击英舰。印督闻之，遣兵陷仰光。时缅王又见弑，弟墨多默立，请和，立约仰光，割摆古。缅由是无南出之海口。伊洛瓦谛江两岸贸易日减，国用大蹙，屡图恢复，终不克。光绪八年（1882），法人遣使如缅，与结密约，法代拘缅王之兄觊觎王位者，缅许割湄公河以东。九年（1883），法人宣布其约，英人大惊。十一年（1885）秋，借缅王判英木商歇业，发兵陷蒲甘，连陷阿瓦、（旧都）蛮得，（缅都）俘其王。羁诸麻打拉萨。明年，并上下缅甸入印度，缅甸遂亡。

缅甸之亡，适值我有事于越，英人盖有意乘我之危也。总署以缅为我藩属，电曾纪泽与英外部争辩，又与英署使欧格讷辩论，要英人立孟氏后。英人言缅史但称馈送中国礼物，无入贡明文，不认为我藩属，议遂停顿。后英请行《烟台专约》，所派麻英缅之役葛瑞，将由印入藏。英使又云，缅与法立有条约，若立缅王，则约不能废，愿照缅例，每十年，由缅甸总督派员来华，并请勘定滇缅边界，设关通商。中国欲乘机杜其入藏，乃于十二年六月（1886），与立会议缅甸条款五款：（一）每届十年，由缅甸最大大臣，选缅人呈进方物；（二）中国认英在缅所秉一切政权；（三）会勘中缅边界，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四）停止派员入藏。

当英人初占缅甸，颇有让中国展拓边界之意，其外部侍郎克雷称，愿将潞江以东，自云南南界，南抵暹罗，西滨潞江，（即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北有南掌，南有掸人，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曾纪泽咨总署，请均收为属国。将上邦之权，明告天下，而总署未果。纪泽又向求八莫，（即蛮暮之新街。蛮暮本亦土司，后为缅所并。新街向为通商巨镇。）英未许，而允饬驻缅英官，勘验一地，由中国立埠，设关收税。（据参赞马格里言，八莫东二三十里旧八莫，似肯让与中国。）且允将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公共之江。纪泽与英外部互书节略存卷。旋交卸回华。［皆十一年（1885）事。见薛福成十六年（1890）奏。］十六年薛福成奏，此事英人未尝催问，中国亦暂置不理，似应豫行筹备，不使英人独占先著。又奏，南掌即老挝，似已属暹罗，徒受英人虚惠，恐终不能有其地。南掌、掸人本各判为数小国，分附缅暹，似宜查明南掌是否尚有自立之国，以定受与不受。其向附缅甸之掸人，则宜收为己属，请饬云贵总督王文韶，派员侦察南掌之存亡，掸人之强弱，腾越关外之地势、民风，而自请向英催问。十八年六月（1892），派福成商办滇缅界线商务，福成使马格里赴英外部申前议。英外部谓议在约前，不肯认。福成求以大金沙江为界，（包野人山在内。）英亦坚不肯，唯于滇省东南，许我少展边界。［福成十九年（1893）奏，谓“英人并缅之始，深虑缅民不服及缅届诸土司起与相抗，中国阴为掣肘，不敢不少分余利，以示联络。是时英已勘定土寇，复稍用兵威胁，收野人山全土，藩篱已固，故于初许纪泽者而忽靳之。前议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无把握。且滇边土司，乾隆后有私贡缅甸者，英人执此为辞，且可指为两属。”则其形势，已迥非纪泽与英辩论时比矣。十七年（1891）秋冬后，英兵数百，常游弋滇边，阑入界内，而常驻于神护关外之昔重，铁壁关外之汉董。福成先与力争，英兵乃不复入界。又照会英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英人坚拒，乃就滇东南，许我少展边界。所展者，据薛氏原奏，谓一、孟定橄榄坡西南边，让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南与潞江中间，盖即孟艮土司旧壤，计750英方里。又起孟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悉划归中国。约计800英方里。二、本里、孟连，旧尝入贡于缅，新设镇边厅，系从盂连境内分出，英并厅争为两属，今愿以让我。三、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毗连之处，允我酌量展出。昔董大寨不让，而以穆雷江北，现驻英兵之昔马归我。其地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西逾南障而至新陌，计300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地约计七八十英方里，是彼于野人山地，亦稍让矣。其余悉照滇省原图界线划分。汉董亦愿退让，南掌尽归暹罗。掸人各种，唯康东土司最大，英欲据以遮隔法暹，未肯舍也。腾越八关，四在太平江以北，皆在老界内，在太平江南者，曰汉龙、天马、铁壁、虎踞。汉龙明已沦于缅，天马久为野人所占。皆可归中国。铁壁、虎踞，滇省地图，皆在界内，英遂许照原界分画。既闻二关早为缅占，英人复屡加工程，绸缪稳固。英所守界，越虎踞而东已数十里，越铁壁亦六七十里。英渐觉之，争论始起。后允将铁壁让还，以库弄河为界。滇省派人寻觅，则虎踞在盆干西10里，距八莫50余里，距南椀河边英人所指为中国界者80里。天马则在西南，居猛密、邦欠两山间。英兵从关内山坡修路一条，以通缅属之南坎，英人云：“属缅已百余年，若索此，则缅应索于中国者甚多。”乃与订明汉龙、天马，仍归中国，唯汉龙尚须查勘，如未深入缅境，自可通融归还。天马关内所筑路，议以新路归中国，而于稍北一大路，许其借用改筑。见约文第二条。虎踞不可得，少划地以偿中国。一为龙川江中大洲，一为蛮秀土司全境。］于二十年一月成《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二十条。其中第（一）（二）（三）三条，皆定边界。（四）订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界，俟将来再定。（五）中国所索永昌、腾越界外之地，英将北丹尼、（即木邦）科干，照以上所划之界，让与中国外，又允将两属孟连、江洪、上邦之权，均归中国。唯未与英议定，不得让给他国。（六）勘界官于换约后12个月相会。自首次相会之日起，限三年内，将界线勘定，次查勘汉龙关。倘查得在英国境内，当审量可否归还中国案。［（一）（二）（三）条之界，光绪二十三年（1897）约，多有改动。（五）条则北丹尼、科干均归英。（六）条查勘汉龙关一节删去。］（八）中国自旱道入缅除盐，英缅由旱道入中之货除米，概不收税。盐米之税，仍不得多于出入海口之税，以六年为期。（九）中缅往来，由蛮允、盏西两路行走。入中国者，减关税十分之三，出者减十分之四。在路外行走者，可充公。（十一）食盐不准由缅入华，铜铁、米豆五谷不准运缅，鸦片及酒不准贩运。（十二）运货及运矿产之船，得在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沙江）行走，税钞及一切事例，与英船同。（十三）中国领事驻仰光，英国领事驻蛮允。（十七）英民在华，华民在英，一切权利，现在所有，或日后所添，均与最优待国一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法使施可兰诣总署，以猛乌乌得界暹、越之交，请以其地归法。（以调停倭事也）。五月，许之。其地属江洪，英外部与法使会商，弃江洪而结湄公河上游悬案。在川、滇之权利，两国平等。是为1896年1月15日《英法协约》。英使欧格讷乃与中国交涉，欲将八莫以北野人山地，由萨伯坪起，东南到盏达，西南顺南椀河，折向瑞丽江，循江至猛卯，向南至工隆，八关、科干皆在内，让归英国。九月，英使来言，西江若允设埠，界事即可通融。英外部亦以是告驻使龚照瑗，中国许之。即命照瑗与英商办。英人求于肇庆、梧州、桂林、浔州、南宁设领，佛山、高要、封川、南新墟停轮，轮船得于广州、澳门出入。地界自萨伯坪起，偏向西南，以昔马归缅，循线至椀河之西，斜向西南，稍曲处地曰南坎，亦划入缅界，又自西而东，地曰北丹尼，曰科干。两地本缅门户，误划与华，亦欲索回。英使窦纳乐来华，又要求缅甸现有及将来续开铁路，接入中国。腾越、顺宁、思茅三处设领。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中法条约利益，一概给与英国。新疆设领，通省任便游历，并照光绪七年俄约，许英民在新疆各处贸易，无限制，亦不纳税，否则决废缅约。二十三年（1897）正月，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一）（二）（三）条地界，均有改动。（四）订明“无所增改”。（五）未与英议定时，不得将现在仍归中国之湄江左岸江洪之地，以及盂连与湄江右岸江洪之地，让与他国。（九）勘界查明另辟他路，准照原约所载，一律开通行走。（十二）添中国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十三）驻蛮允领事，改驻腾越或顺宁，并准在思茅设领。专条开梧州、三水、江根墟，许设领事。轮船由香港、广州至三水、梧州，由海关各定一路。江门、甘竹滩、肇庆、德庆开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按照停泊长江口岸章程，一律办理云。

暹罗本亦我藩属，缅甸盛时，尝为所并。乾隆四十三年（1778），宰相郑昭复国自立。昭，中国潮州人也。后见弑。养子华策格里，复国时战功第一，昭以女妻之，袭位，受封于中国（表文称郑华，盖袭前王之姓），嘉庆十四年（1809）卒。子禄德拉立，道光四年（1824）卒。子摩诃芒克立，始拓地湄江东岸。咸丰元年（1851），与英法美立约通商。卒，子库隆腊昆立，务输入西方文化。越南既亡，法人言湄江东岸，旧属越南，要暹割让。暹人不许。法遂进兵河上，逐暹戍兵，又封湄南河口，欲逼曼谷。暹人不得已，行成。割湄江左岸及江中诸岛，右岸25公里内，及拔但邦、安哥尔两州，不置戍兵。时光绪十九年也。英与法协商，以湄公河为界，湄南河城中立地，萨尔温江以东，马来半岛北部，为英势力范围；（诸小国仍各有君长，唯政权尽入于英。）拔但邦、安哥尔、哥赖脱为法势力范围。二十年（1894）又订约，以湄南河为两国势力范围之界云。

第二十三章 英谋西藏

英人谋通西藏，始于乾隆时。［《曾惠敏集》译英人记载云，乾隆四十五年（1780），英印度总督使博格尔至藏求互市。时班禅将入觐，谓之曰，此事我不能自主，请由水路赴广东，我当面奏皇帝，求召足下入京共议。班禅入奏，有旨召博格尔入京。而班禅出痘，殁于京，博格尔亦染瘴，没于粤。遂未能议。当时驻藏大臣曾咎班禅不应交通英使，后印督复使坦纳入藏，藏中待之遂不甚亲密云］。是时自印入藏，道经哲孟雄，中隔大山，极为险阻。哲孟雄本属藏，嘉、道时，始与英立约往来。咸丰十一年（1861），与英启衅，为英所败，后遂沦为英保护之国，大山亦为英据，西藏之藩篱失矣。商旅往来，多取道于此，印度洋药，并有自此入川者。缅约虽将派员入藏之事停止，而麻葛瑞之众，未即折回。藏人于边外隆吐山修炮台，派兵驻守。英使以地属哲孟雄，要求撤退。总署行文驻藏大臣开导，藏人不听。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为印兵逐回。四月，藏兵3000攻日纳宗（亦哲孟雄地。）英寨，败归。英兵势将入藏。总署与英使再三辩论，乃罢兵。由驻藏大臣升泰携带税务司赫政，与英使保尔会议。光绪十六年（1890），在孟加腊与印督兰士丹立《藏印条约》八款。认哲孟雄归英保护。（第二款。）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以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之分水山顶为界。（第一款。）藏哲通商，哲孟雄界内游牧，印藏官员交涉，于此约批准后，以六个月为限，由驻藏大臣与印督各派委员会商。（第三至第七款。）是年七月在伦敦换约。十七年（1891）正月升泰派黄绍勋、张昉、赫政，兰士丹派保尔，在大吉岭会议。保尔欲在仁进冈入藏150余里之法利城，即帕克哩设关，10年之后，再定入口税。中国虑藏人性执，兼虑川茶销路为印茶所夺，坚执十二年条约，印藏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之说以拒之，相持颇久。升泰去职，奎焕继之。十九年（1893）十月，乃成《接议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二十六日开关，（地在藏印交界咱利山下。）由印度派员驻扎。（第一款。）英商至亚东为止，自交界至亚东，期间朗热、打钧等处，由商人建造房舍，凭商人作尖宿之所。（第二款。）五年内进出口税皆免。五年后，由两国查看情形酌定。印茶俟免税限满，方可入藏。应纳之税，不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第四款。）英商民与中藏商民争执，由中国边界官与哲盂雄办事大员商办。官员意见不合，各按本国律例办理。（第六款。）从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藏人尚在哲游牧者，应照英在哲随时所立游牧章程办理。（第九款）此约以五年为期。（续第二款。）然藏人于通商之举，仍拒不肯行，遂有光绪三十年（1904）（1904）之役。

第二十四章 中日之战与马关条约

日本自同治十三年（1874）台湾之役后，又县琉球，我国弗能争。［《各国立约始末记》卷十七云：“同治十一年（1872），琉球王尚泰，朝于日本，受册命而归。日本令以前与他国缔约，呈于外务省，任免三司官，必具状待命。尚泰不怿，时入贡我朝如常例。光绪元年（1875），日本遣使至琉球，命易正朔，更法律，改官制，罢职贡。琉球谢不从，告警于我。日本遂废琉球为冲绳县。征尚泰，置之日都。琉球亡。总理衙门行文诘责，日本坚执前言，谓本为所属。五年（1875），美前总统格兰德来游，复往日本。恭亲王、李鸿章皆属从中调停。日本乃议分琉球宫古、八重山二岛归我，而请于条规增入内地通商，一体均沾二条。鸿章以为二岛贫瘠，复封尚氏，不足自存。若由中国设官置防，徒足增累，以实惠易荒岛，于义奚取。议久不决。八年（1882），日本驻津领事竹添进一谒鸿章，申前论。鸿章议还中山旧都，仍以尚民主其祀，日本卒未允。］光绪二年（1876），日本与朝鲜立约（开釜山、仁川、元山三港），认为自主之国。先是朝鲜王李熙幼，其本生父昰应当国，深恶西人。西人来求通商，辄拒之。西人以告中国，中国辄答以向不干预朝鲜内政。及是，李鸿章复劝朝鲜与各国立约，以牵制俄、日。八年（1882），朝鲜与美立约，鸿章使马建忠、丁汝昌莅之。建忠旋介英、法、德与朝鲜订约，如美例。时李熙已亲政，其妃闵氏之族专权。是年六月，朝鲜兵有叛者，昰应复摄政。［朝鲜外戚专权，起自清嘉庆之世。时朝鲜纯祖立，方11岁，太后金氏临朝。纯祖晚年，使子昊摄国务，昰妃赵氏亦与政。金赵二氏始争权。昰先纯祖卒，昰子奂继纯祖立，是为宪宗，金后仍垂帘，已为赵氏所排，实权颇归于赵。宪宗无子，其殂也，金氏定策，迎立哲宗，纯祖从子也。金氏复盛，哲宗亦无子，谋建储，金氏族中意见不一，久之不能决。同治二年（1808），哲宗殂，赵氏欲立其从子熙。朝鲜国王之父称大院君，向来无生存者。金氏以为言，赵后不听，卒立之。赵后临朝，使昰应协赞大政。昰应有才气，而知识锢蔽。朝鲜党论，以书院为根据，党人子孙，虽目不识丁，亦称士族，横行乡里，书院以一纸墨印，征钱于民，谓之祭需，民无敢抗者，狡黠者投身为院仆，则可以免役。民疾之如仇。大院君执政，封闭书院千余。居院中者，皆勒归乡里，民大悦。论其才气，实足有为，然不知世界情势，坚持闭关，又任气独断，与权要多不协，则其致祸之根也。朝鲜之知西学，始于明末，自中国传入。朝鲜人信其学而恶其教，亦如中国。朝鲜孝宗，当清康熙时，已用西洋历法，正祖时，严禁自中国往之天主教书籍。纯祖、宪宗时，诛戮教民，然不能绝也。哲宗时，睹咸丰戊午、庚申两役，大惧，闭关之念始坚。］乱作时，日本使馆被毁，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返国请兵。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闻状，驰报署直督张树声。树声遣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督兵船赴仁川。总署又奏派提督吴长庆，率师继进，执昰应以归。［幽诸保定，至十一年（1872）乃释之］日本兵后至，义质谒朝鲜王，多所要求。朝鲜王不应。义质即归国，次济物浦。朝鲜王乃遣使就议，偿日兵费50万元，抚恤遇害官吏5万元。许日本驻兵汉城，防卫使馆。议既定，长庆留驻朝鲜。日本以竹添进一为使。时朝鲜新进之士，多不满朝右旧人，于是有事大、独立两党。光绪十年（1884）十月，新党首领金玉均等作乱，攻王宫，弑闵妃，日本使馆驻兵与焉。长庆败之。中国闻警，遣左副都御史吴大澂、两淮盐运使续昌驰往。日本遣井上馨赴朝鲜。朝鲜以金宏集为全权大臣，初议不谐，馨使人说宏集，卒定约。给抚恤11万元，重建使馆工费2万元，仍驻兵护馆如故。十一年春（1885），日本遣伊藤博文来，西乡从道为副。中国以李鸿章为全权，及大澂、续昌，与议于天津。定约凡三款：（一）两国均撤兵；（二）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兵士；（三）朝鲜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派兵，均先行文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初议时，日人要我惩处统将，偿恤难民，李鸿章不许。后以驻朝庆军，系鸿章部属，由鸿章行文戒饬，查明如有弑掠日本人情事，定按中国军法，从严拿办，而偿恤则未许云。（鸿章原奏云：“该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维三事之中，唯撤兵一层，尚可酌量允许。我军隔海远役，将士苦累异常，本非久计。朝鲜通商以后，各国官商，毕集王城，口舌滋多，又与倭军逼处，带兵官刚柔操纵，恐难一一合宜，最易生事。本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实则鼾睡卧榻，蟠踞把持，用心殊为叵测。今乘其来请，正可趁此机会，令彼撤兵，以杜其并吞之计。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预，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倭人嗾朝叛华，或朝人内乱，或俄邻有侵夺土地之事，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虑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乃该使臣著重之笔，余尚无甚关系。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使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滕再四磋磨，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云云。夫朝廷眷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照，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天津会议后，朝鲜屯军遂罢归，以道员袁世凯留总商务，而日谋朝如故。十二年（1886），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建议，与英、美、俄诸国立约保护朝鲜。李鸿章颇善之，而总署不可。二十年（1894）东学党作乱，（以兴东学排西学为名，起咸丰、同治间，徒党遍庆尚、全罗、忠清诸道，其魁曰崔时亨。）全罗道乞援于我。鸿章奏派直隶提袁世凯督叶志超率兵往，驻牙山。而日兵水陆大至。日使大岛圭介挟众入汉城。要我共派员，改革朝鲜内政。总署命驻日使臣汪风藻拒之。日持益坚，复遣重兵往，屯据要害。世凯、志超屡请济师。鸿章重言战，告英、俄、德、法、美诸国，冀调停，终无成议。大岛圭介责朝鲜独立，毋事中国，又责以合攻志超，朝鲜不可。圭介入王宫，诛逐闵氏，起昰应摄政。世凯还天津，鸿章赁英商轮运兵，为日所击沉。七月朔，中国遂宣战。鸿章遣马玉崖、左宝贵、卫汝贵、丰陞阿自陆路赴援，时叶志超退公州，聂士成屯牙山。日军袭士成，败之。士成走公州，就志超，志超亦弃公州，走平壤，与续至诸军合。八月，日兵陷平壤，左宝贵死之，余军退出朝鲜。是月，海军亦败绩于大东沟。（入旅顺修理，九月十八修竣，二十入威海卫，自此蛰伏不能出矣）。日兵渡鸭绿江，（第一军山县有朋。）宋庆总诸军守辽东，累败。九连、安东皆陷。庆退守摩天岭。十月，日兵陷凤凰城、宽甸、岫岩。别一军（第二军大山岩。）自貔子窝登陆，十月陷金州，进陷大连湾，攻旅顺。宋庆以摩天岭之防委聂士成，自往援之，不克，旅顺陷。时我以重兵塞山海关至锦州，（时聂士成入卫畿辅，摩天岭之防由东边道张锡銮任之，吴大澂、魏光焘率湘军出关，与宋庆兵合）。日兵乃分扰山东，自成山登陆，陷荣城，（十二月。）攻威海，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战舰降敌，自仰药死。山东巡抚李秉衡，时驻芝罘，弃之，退守莱州。日兵复陷文登、宁海，二月，并力攻辽东，陷营口、盖平、海城、辽阳、奉天，声援俱绝。其舰队又陷澎湖，逼台湾，于是中国势穷力竭，而和议起矣。

当旅顺之将陷也，鸿章请于总署，遣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议款，日以其未奉敕书，且西员不当专使事，谢不与通。旋命户侍张荫桓、湘抚邵友濂为全权，以二十一年（1895）正月至日，日以其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卿陆奥宗光为全权，会荫桓等议款。又以敕书未载便宜行事，不足为全权，拒之。乃改命李鸿章，以二月二十三日至马关，二十五日会议，博文请驻兵大沽、天津、山海关乃停战，鸿章不许，而博文执之甚坚。鸿章乃请缓停战，先议和。二十八日鸿章为刺客所伤，日人渐惧。三月三日，乃允停战，于五日订约。以二十五日为限。后又展二十一日。七日，博文出议和约稿十款，于二十三日定议。其中第一、三、五、七、九、十均照原稿定约云。《马关条约》十条，（一）中国认朝鲜自主。（二）割奉天南部、台湾、澎湖。（约文云：“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画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至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画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画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至。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径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四）赔款二万万元，分八次交清，未交之款，按年加息百五。（六）本约批准互换后，订立通商行船条约。陆路通商章程，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未经实行以前，与最优待国无异。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以便日本人民往来侨寓，从事工艺制作。日轮得从宜昌溯江至重庆，从上海溯吴淞江及运河至苏、杭。日人在内地买生熟货，及进口货运往内地，得暂租栈房存货，不输税钞。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寄存栈房，均照日人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优例豁除亦同。（七）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三个月内撤回。唯须（八）暂占威海，俟一二次赔款缴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并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余款并息之抵押方撤。另约第一款，威海驻军之费，由中国年帖四分之一，计库平银50万两。第二款，以刘公岛、威海卫口湾沿岸5日里（约合中国40里。）以内地方，作为日军驻地。第三款，治理仍归中国，唯日司令官因军队事出示，中国官员亦当遵守，有涉军务之罪，均归日军务官审断。

约既定，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自立。未几，抚标兵变，景崧走，日人入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卒不敌，内渡，台南亦亡。

其奉天南部之地，则因俄法德三国之干涉而还我。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外务省，事在四月朔日。日人不得已，许之。其后条约既换，（四月十四日。）日兵仍据辽东，三国复以为言，日本索偿款一万万两，徐减至5000万两。迁延至八月，三国会议定为3000万两，日本亦许之。而要以交款后三个月乃撤兵。于是复派李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林董请于约内声明俄、法、德不得占东三省，中国亦不割让。大连湾通商，大东沟、大孤山均开埠。鸿章不许。九月，三国又促日本退兵，乃以四日定议。约凡六款，又专条款，中国输银三千万两，（第二款。）而将《马关条约》第三款，及拟订陆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罢云。（第一款。）

通商行船条约，初由李鸿章与日使林权助会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鸿章使俄，改由侍郎张荫桓与议。于六月十一日立约，凡二十九条：驻使，（第二款。）设领，（第三款。），游历、通商，（第六款。）进出口税则，子口税，（第九至十三款。）领事裁判权，（第二十至二十二款，约文言日本官员。）最惠国条款，（第二十五款。）均与泰西各国之约无异。又特订明，在日本之中国人，由日本衙署审判。（第三款。）而日人在通商口岸，得从事商业工艺制作。（第四款。）由此通商口至彼通商口，税赋、课钞、厘金、杂派全免款。（第十款。）运中国土产出洋，除纳子口税外亦然。（第十二款。）许在通商口岸，设立关栈。（第十四款。）则其权利，并有超出西国各约之外者，皆以马关条约第六条为本也。

议约之初，中国要求华民在日，一律优待。举美、奥二约为证。日言美非欧洲，奥远华，华民鲜到，日与欧美改约，数年内拟开放全国，中国通商，仍限口岸，且中国与他国立约，彼国虽有优待之文，亦终立限制之条云。机器所造之货，日人欲免抽厘，中国谓《马关条约》只免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制造货离厂等税未提。日不肯订入约内，卒如其意。（后许中国定机器制造税，见下。）旋因津、沪、厦、汉四租界，及苏、杭、沪通商章程，又于是年九月，公立文凭四款。（一）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于日领事。（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三日，江海关所颁苏、沪、杭通商章程，内行船之事，当与日本妥商而定。（三）许中国课机器制造货物税饷，但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四）中政府在沪、津、汉、厦等处，设立日本专管租界。

中国与朝鲜订约，始于光绪八年（1882）八月，与各国之约迥异。（此约由李鸿章与朝鲜来使赵宁夏所立，谓之《会定水陆贸易章程》，凡八条。一、互派商务委员，驻扎口岸。二、中国商民在朝鲜，朝鲜商民在中国，所有案件，均由中国主政审断。三、两国商船，听在通商口岸交易。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四、商民应纳税钞，悉照彼此通行章程，并准中国北京交易，朝鲜汉城设栈。又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五、陆路交易，定于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六、鸦片不准售卖。红参入中国，抽税百分之十五。七、两国往来，向由驿路，听改海道。八、有须增损之处，随时咨商。）甲午战后，朝鲜改国号曰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中国以太仆寺卿徐寿朋为驻使，重与立约，则除彼此皆有领事裁判权外，与他约无甚异同云。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凡十五条。二、驻使设领，须得本国承认。三、四、八、通商征税，游历通商，皆属相互。五、彼此互有领事裁判权，而许将来收回云。第四条订明，在租界者，须依租界章程，第八条订明游历通商，不许坐肆卖买。第九条中国运洋药入韩，及潜买韩国红参出口者有罚。十二、条两国陆路交界处所，边民向来互市，此次定约后，应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边民已经越垦者，听其安业，以后越界，彼此均应禁止。此数条约中韩独有之关系，故亦与他国之约不同。

第二十五章 港湾之租借

德租胶州湾后，俄人遂租借旅顺大连湾。其租约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六日，（凡九条。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巴布罗福所立。）租期为25年（限满后由两国相商，亦可展限，见第三条。限内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理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犯罪送交就近中国官按律治罪，见第四条。租借地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商订，见第二条。租地之北留一隙地，其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俄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中国，唯非与俄官商明，中国兵仍不得至。见第五条。许大臣者，驻俄公使许景澄也。旅顺仅准华、俄船只停泊，大连口内，一港专供华、俄军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见第六条。）《中俄密约》允许俄人筑造东省铁路，此约准其展筑支线。［第八条，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准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许自某一站至大连湾或营口、鸭绿江间沿海地方筑一支路。］是年闰三月十七日，出使大臣许景澄、杨儒与俄外部莫拉维诺夫增立条款六条。定租地及隙地之界。［第一、第二条俄外部原议海城、凤凰城、大孤山三城在内，经中国争执，画出金州归中国治理，得设警察。中国兵退出，代以俄兵，居民有权往来金州至租地北界各道路，并用附近之水，但无权兼用海岸。见第四条。别以照会申明，俄兵屯扎城外，非有乱事及攻击俄兵之事，不得入城。又隙地不得让与别国。其东西海岸，不与别国通商。工商利益，非经俄允许，亦不得让与别国。见第五条。此项境界后由奉天委员与俄会定，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立专条八款，共立界碑三十一，小界碑八。］铁路东端定在旅大海口。（不在沿海别处。此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中国自造从山海关接长之路，则俄不干预。见第三条。）五月十八日，又与俄东省铁路公司订立合同七款。［一、定名为东省铁路南满州支路。二、为运料故，许俄船航行辽河及其支流及营口，并隙地内各海口。三、暂筑支路至营口及隙地海口。唯自勘定路线，拨给地段日起算，于八年内拆去。四、以路用故，许开采官地树林及煤矿。五、俄可在租地内自定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处，征收经铁路从租地入内地，从内地入租地之税。照海关进出口税则，无增减。又可商允俄国自开埠日起，在大连设关，委公司代为收税，而中国另派文官为委员。六、许公司照各国通商行船章程，自备航海商船。此事与铁路无涉，其期自无限制，无庸按照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政府与华俄银行合同第十二条价买及归还期限办理。七、路线由总监工勘定，由公司与铁路总办商定。第五条原合同第十款，中国在交界设关，照通商税则，三分减一，此时以大连系海口，恐牛庄、天津受碍，内地租地亦非国界，议改。第七条定后，又与俄商，路线须绕避陵寝30里，俄亦允许。］而英以俄故，租借威海卫，租期如旅顺。［俄租旅大后，英使窦乐纳请租威海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三日，与立专条。租借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期照俄租旅顺，英可驻兵，设防护之法，凿井开泉，修筑道路，建设医院。中国管辖治理，英国并不干预，唯除中英两国兵丁之外，不准他国兵丁擅入。威海中国官员仍可驻扎城内，唯不得与保卫租界之武备有妨。租与英国之水面，中国之兵船，不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法以德故，租借广州湾，租期亦如胶州［遂溪、吴川县属海湾，并东海、殉洲两岛，租约立于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因遂溪杀法武官、教士而起，法兵入据广州湾，立约七款。其第二款，并许法造赤坎至安铺铁路旱电线。］英又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香港后面九龙地方，亦以99年为期。［租约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一日，九龙官员仍可驻扎城内，唯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妨。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留九龙城附近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船渡艇停泊。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大鹏湾、深圳湾水面，中国兵轮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外人势力，布列海口，并籍筑路开矿，侵入腹地，几于卧榻之旁，任人鼾睡矣。

第二十六章 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

清廷之变法，始于戊戌。先是德宗亲政务后，大权仍在孝钦后手中。德宗颇有图治之意，而为后所尼。［新进之臣，首被擢用者为文廷式，自编修擢为侍读学士。廷式者，德宗所宠珍瑾二妃之师也。妃兄志锐亦擢为侍郎。孝钦杖二妃，谪志锐于乌里雅苏台。廷式托病去，后亦被褫职。时光绪二十年（1894）也。明年，德宗密令翁同稣拟变法诏十二道，孝钦知之，撤同稣毓庆宫行走。侍郎汪鸣銮、长麟亦坐是革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恭亲王死，孙毓汶亦罢，翁同稣以师傅旧恩，颇赞维新之议。是时时局亦益棘，而革新之机渐熟。

中国与外人之接触，以广东为最早，人民之通知外情，亦以广东为最。故变法之议及革命之举，皆起于是焉。康有为者，南海人，早主变法之议，初以荫生上书，不达。甲午之战，有为合各省举人入都会试者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变法之计，亦不达。嗣后有为又上书者二，胶州事起，又上书陈救急之计，前后上书凡五，得达者唯一。德宗颇善之。公车上书之后，有为设强学会于京师，为御史杨祟伊所劾，封禁。其徒梁启超，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唱变法维新之论，举国耸动，风气骤变。是年四月，德宗始擢用有为、启超等，行新政。朝臣之守旧者，倚孝钦以尼之。有为等乃有围颐和园，劫迁太后之谋。时袁世凯继胡燏棻练新兵于天津，谭嗣同说之，世凯泄其事于荣禄。八月六日，后再临朝，幽帝于瀛台。杀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有为、启超走海外，新政尽废。后欲捕有为、启超，外人以为国事犯，弗听。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傅俊为大阿哥，（继穆宗后。）欲图废立，而有为立保皇党于海外，诸华侨时电请圣安，以沮其谋。后使人以废立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亦反之。经元善等在上海合绅民电争废立，后欲捕之。元善走澳门，报馆在租界者多诋后，后欲禁之，又不得，于是后积怒外人，排外之心渐炽。

义和团者，原亦邪教作孽，（《各国立约始末记》云：“嘉庆十三年，仁宗谕饬江南、安徽、河南、山东诸省，严惩聚众设会，即有义和团名目。”）而“揭扶清灭洋”为帜，自称有神术，可避枪炮，盖利用社会心理之弱点而起者也。大臣之顽旧者颇信之，毓贤抚山东，尤加奖励，德使迫总署开其缺，代以袁世凯。世凯知其不足恃，痛剿之。义和团入畿甸。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大盛，焚教堂、杀教士、毁铁路、断电线，京津交通为之中断。各国皆征兵自卫，而朝廷竟下宣战之诏。与各国同时启衅。（事在五月光绪帝二十五日。有云：“朕今涕泪以告宗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诒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云云。）命董福祥以甘军并义和团攻使馆，（有阴令缓攻者，故未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戕。）又命各省速杀洋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东南督抚，不奉诏，与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不与战事之约。战区乃得缩小。英、俄、法、德、美、日、意、奥联军，以五月二十一日抵大沽，进攻天津，提督聂士成死之，天津陷。直督裕禄兵溃，自杀。李秉衡（长江巡阅大臣）入援，兵溃，亦死之。联军北陷通州，七月二十日攻京城，翼日，德宗及孝钦后走太原，旋幸西安。（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迎驾，以为陕西巡抚，而以荣禄长枢垣。）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议和，鸿章卒，以王文韶代之。和议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与者凡十一国。（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一）克林德被戕，派醇亲王载沣赴德，致惋惜之意，遇害处立碑。（二）惩办首祸诸臣。（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书翘，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正法。协办戊戌六君子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开复被害诸臣原官（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均以直谏被杀。）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城镇，停止考试五年。（三）杉山彬被害，派户部侍郎那桐赴日，表示惋惜之意。（四）诸国被污渎挖掘坟茔，建涤垢雪侮之碑。（五）军火暨制造军火之物，禁止进口二年。（诸国如谓应续禁，亦可展限。）（六）赔款总数，海关银450兆两，照市价易为金款，年息4厘，分39年偿还。［1902至1940年，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收存分给。以（一）新关、（二）通商口岸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盐政各进项为担保。进口货税许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唯（一）从价之法，可改者均改为从量。（二）北河、黄埔两水道，须即改善。］（七）定使馆境界，独由使馆管理，亦可自行防守。（中国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诸国得常留兵队，分保使馆。）（八）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九）许诸国驻兵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以保京师至海通道。（十）禁止仇外，停止考试。责成官吏保护外人之上谕，当在各府厅州县，张帖两年。（十一）许改订通商行船各条约，改善北河水道。中国应付海关银年6万两。黄埔河道局，预估后20年，年46万两，半由中国付给。（十二）改总署为外务部。（事已前行于六月九日。）变通觐见礼节。

通商条约英美日葡四国皆曾订立。英约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中重要者，中国厘定国币，英人应在中国境内遵用。（唯关税仍用关平计算，见第二款。美约在十三款，日约六款，葡约十一款，又日约第七款，言中国改定度量衡之事。）裁厘加税。（第八款。裁厘常关不在其列，唯常关以《户工部则例》及《会典》所载为限。洋药并征之税厘，仍照约章办理，以后即将该厘金作为加税。盐厘之名，改为盐税，现征厘金及别项征捐，均加入税内。进口税加一倍半，即值百抽十二又五。出口税加半倍，即值百抽七又五。不出洋之土货，得征销场税，但不得在租界征收。出口货中，唯丝斤不逾值百抽五，内销不出洋之丝斤，则纳销场税。洋商在通商口岸，华商在中国各处用机器纺织之棉纱棉布，完纳出厂税，其额照进口正税加倍，即值百抽十。其棉花自外洋运来者，退还进口正税全数，及加税之半；土产者已征各税及销场税均全还。完过出厂后，出口正税、加税、复进口半税、销场税均免。洋商在通商口岸制造之他货，及华商在各处用机器仿造之洋货，均与纱布同。唯汉阳大冶铁厂、中国现有免税各厂，嗣后设立之制造局船澳等，不在其列。督抚应在海关人员中，选定一人或数人，派充每省监察常关销场税、盐务、土药征收事宜。如有不合例之需索留难，该员禀报督抚，督抚应即除去。其为商人告发者，由中国派员一人，会同英员及海关人员各一人查办。过半数以为确系需索留难，其损失由最近海关在加税项下，拨款赔还。舞弊之员，由该省大员从严参办，开去其缺。裁厘加税之事，美约在第四条，日约在第一条，葡约在第九条。案洋药，当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即奏请抽厘助饷。上海每箱抽银24两，厦门40元，外加费8元。宁波、河口、屯溪等厘金，皆以此为大宗。时则有内地分抽之厘，而无海关进口之税。八年，议定税则，每百斤税银30两，并于善后条约第五款声明，进口商只准在口销卖，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征税，凭中国办理。嗣后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是冬，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各海口及内江河面，均照上海一律。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者，减10两，然各省于应征税项外，仍自抽厘，其办法亦不一律。《芝罘条约》三端三节，订明厘金在海关并征，所征之数，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光绪九年，《芝罘条约》续增专条，订明每百斤完正税30两，厘金80两云。）中国许修改矿务章程，招致外洋资财，（第九款。美约在第七款，葡约在第十三款。）及修改内江行轮章程。［第十款。美约在十二款。内河本不准行驶轮船，苏、杭开埠后，总署乃奏准，通商省份内河，无论华洋商，均准行驶小轮，饬总税务司赫德议立章程九条，时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三日也。此年又修改章程十条，作为中英商约附件，日约同。葡约第五款，许照两国订定专章，自澳门往来广州府各处。］英允除药用外，禁烟进口。（唯须有约各国应允照行，乃可举办。）中国亦禁本国铺户制炼。（第十一款。美约第十六，葡约第十二款。）英如查悉中国律例、审断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允弃治外法权。（第十三款。美约第十五款，日约第十一款，葡约第十六款。）中国如与各国派员会查教务，妥筹办法，英国亦允派员。（十三款。美约十四款，申明中国保护教士教民，教士不得干涉中国官治理之权，教民犯法，不因入教免究。除酬神赛会，与教旨不合者外，他种捐税，皆不因入教而免。葡约十七款。兼英约十三、美约十四两款之意。）美日两约，立于二十九年（1903），葡约立于三十年（1904），大旨相同，又英约许开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唯除江门外，若裁厘加税不施行，不得索开。第八款。）其白土口、罗定口、都城许停轮上下客货，容奇、马宁、九江、古劳、永安、后沥、禄步、悦城、陆都、封川十处，许停轮上下搭客。（第十款。）美约许开奉天、安东。（十二款。）日约许开北京、长沙、奉天、安东。（十款。）葡约许自澳门往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缅约专款，二十八年（1902）中英商约十款，西江上下客货及搭客之处。（五款。）四约皆盛宜怀、吕海寰所订也。

第二十七章 俄占东三省及日俄之战

当庚子义和团起事时，东南各省，未奉政府命令与外开战，而吉黑两省，则出兵向俄人攻击。于是俄自阿穆尔及旅顺出兵，攻陷东三省各地。俄阿穆尔之兵分为四道：（一）（二）两军陷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军陷哈尔滨、三姓；（四）军陷珲春、宁古塔，合陷呼兰、吉林。旅顺之兵分为两道：（一）西陷锦州；（二）北陷牛庄、辽阳、奉天，又陷铁岭、新民、安东。挟奉天将军增祺，以号令所属。奕劻、李鸿章之与各国议和也，俄人借口特别关系，欲别议。朝廷以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与俄外部磋议。（仍与奕劻、鸿章电商。）时俄迫增祺订《奉天交地暂行章程》。杨儒与外部力辩，作废。议别订正约。俄人要求甚烈。［俄人所拟约稿，（一）东省沿铁路驻兵，房屋粮食由我供给。（二）我国在东三省只设警察，不设兵，并不得运军火。（三）东三省铁道，缘长城直抵北京北境。（四）水师不得用他国人训练。（五）满蒙及新疆之塔城、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等处路矿及他种利益，不得让给他国人等条。］日、英、美、德、奥、意等均警告中国，不得与俄订立密约，交涉遂停顿。各国和约，既大致议定，乃由李鸿章与俄磋议。鸿章卒，王文韶代之。二十八年（1902）三月奕劻、文韶与俄使雷萨尔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一）俄人交还所占之地。（二）中国许保护铁路。俄分三期撤兵。（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自是年九月十五起，撤盛京西南段至辽河之兵，第二期撤盛京其余各段及吉林之兵，第三期撤黑龙江之兵。）（三）将军会同俄官，订定俄兵未退前三省驻兵之数，及其驻扎之地，不得增添，撤退后如有增减，随时知照俄人。（四）俄人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屯各路，中国不许他国人占据，并不得借他国兵护路。第一期俄兵如约撤退，第二期则不但不撤，反要求别订新约，［俄所提者：（一）东三省不得割让或租借与他国。（二）俄撤兵之地，不得开作商埠。（三）东三省政治军事，不得聘用他国人。（四）（五）牛庄公务，任用俄人，税关归道胜银行经理。（六）东三省卫生事务，聘用俄人。（七）俄得使用东三省电线。日、英、美皆向清政府警告，俄乃撤回。后又改易提出。］且续调水陆军。是年六月，合阿穆尔、关东（旅大租地）设极东大都督府，以亚历山大为总督。九月，俄兵复占奉天，而日俄两国喋血于我境内之祸至矣。

自各国要求我某某地方，不得割让他国，又以租借之名，占我海口，因而攫夺铁路矿山，而势力范围之说起。其中铁路尤为重要之一端。甲午后，我国有建造南北干线之议，津镇、芦汉遂为各国所竞逐。是时英、德、美为一派，俄、法、比为一派。俄使比人出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得芦汉建造之权。英乃要求（一）津镇，（二）河南到山西，（三）九广，（四）浦信，（五）苏杭甬五路，以为抵制。俄因求山海关以北铁路全由俄国承造，英汇丰银行即求得牛庄至北京造路之权。二十五年（1899）三月十九日英、俄在圣彼得堡换文，英认长城以北铁路归俄，俄认长江流域铁路归英。交收东三省条约第四条，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各铁路。又云：“修完并养各该铁路各节，必确照俄国与英国1899年4月16日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十九日所定和约办理。”即俄强迫中国承认英、俄此项换文也。同时英德银行团，又在伦敦立约，英认除（一）山西，（二）山西铁路与正定以南之京汉路相接，并得再展一线，入于长江流域外，山东及黄河流域，为德国势力范围，德认长江流域为英势力范围。而津镇所改之津浦线，遂由英、德分段承造。此外胶济路归德，滇缅路归英，滇越路及自越南至龙州、南宁、百色之路归法，则已先有成议。福建全省，亦先允日人，不割让他国矣。于是美人有开放门户之议，［开放门户之议，起于1898年，英国旅华商人要求政府与在中国有利益各国立约，维持在中国商务上之机会均等。时美海约翰氏为驻英大使，后归为国务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二十八日，通牒英、德、俄、法、意、日，要求三端：（一）各国对中国所获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皆遵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各国范围内各铁道，对他国所课运费亦然。此所以维持其在条约上既得之利益；欲维持其条约上既得之利益，必先维持其条约，故既提开放门户，必又联及保全领土也。六国复牒，皆承认之。］各国皆承认之。庚子以后，俄人在东三省之行动，殊与此议相违，故为各国所不满。而其相关尤密者，则日本也。［俄之占东三省也，英方有事南非，独力不能制俄，乃与德立协约，申明对中国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通知俄、日、美、法、意、奥六国。五国皆复牒承认，唯俄主该协约之效力，仅及于英、德势力范围，东三省不在其内。德于东方关系较浅，承认俄之主张，英则宣言否认。日本赞成英议。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英在伦敦成立同盟，约中申明承认中、韩两国之独立。英在中国，日在中、韩之利益，被他国侵略时，各得执行必要之手段。因此与一国开战，同盟国须严守中立。若敌方有一国或数国加入，同盟国即当出兵援助。于是俄人向各国发表，俄、法在极东之利益受侵犯时，两国政府得取防卫手段。盖将俄、法同盟之效力，扩至远东，以抗英、日也。］

满、韩形势，相关最切。日人既图并吞朝鲜，自不浸浸陵驾日人，而在东三省无论矣。日本舆论，乃多主与俄开战者，其政府为审慎起见，仍主张满、韩交换之论，然终于无成。［日、俄因韩事，曾两次订立协商，第一次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闵妃遇弑，韩王走俄使馆。协商之旨，俄许劝王还宫，而规定两国在韩驻兵之数。第二次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认日在韩工商业上有较优之地位，而两国均不得干涉其内政，军事教练及财政顾问，非先商妥，不得擅行处置。及二十九年（1903）六月，日本又命驻俄使臣，对俄提出协约草案。（一）尊重中、韩两国之独立，保全其领土，商工业上守机会均等主义。（二）俄认日对韩之卓越利益，日认俄对满洲经营铁道之特殊利益。（三）韩国铁路延长至满洲南部，与中东路及山海关、牛庄铁路相接时，俄不阻碍。（四）为保护第二条利益起见，日对韩，俄对满洲派兵时，不得超过实际必要之数，事定即撤。（五）俄认日对韩国之改革，有与助言及助力，并含军事上援助之专权。俄于韩国方面，答复不能满日本之意，于东三省，则欲置之约外，议遂决裂。］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日、俄遂开战。日俄之战，日本海军舰队先袭败俄海军于旅顺及仁川，其陆军第一军由义州渡鸭绿江，陷九连、凤凰，北据摩天岭。第二军自貔子窝登陆，陷金州，后别以第三军攻旅顺。一、二两军合向辽阳，又益以自大孤山登陆之第四军。至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二十五日，而辽阳陷。俄人之调兵，不如日人之捷，辽阳陷后，西方精锐，始集于奉天。八月，攻辽阳，不克。时气候渐寒，两国仍夹浑河休军。而日于其时，以全力攻旅顺，十一月二十六日，下之。时俄西方之兵益至，日亦续调兵，三十一年（1905）正月，日兵35万，俄兵43万，大战几二旬。俄兵败绩。二月五日，日兵陷奉天，北取开原。俄波罗的海舰队东来，四月二十四日，日人邀击，破之于对马海峡。战局于此告终，俄师败绩。至三十一年（1905）七月，日、俄议和于美国之朴次茅斯，而我国之权利，坐受处分矣。《朴次茅斯条约》凡十五条，其重要者，俄承认日本对韩有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之卓绝利益。（日本对韩行指导保护及监理之必要处置时，俄不阻碍干涉，唯俄国臣民在韩国者，受最惠国臣民之待遇。第二条。）租借地外，日、俄在满洲之军队，尽数撤退，以其地还交中国。俄在满洲，不得有侵害中国主权，妨碍机会均等主义之领土上利益，暨优先及专属之让与权利。（第三条。）中国为发达满洲之工商业，谋各国公共利益时，日俄两国，皆不阻碍。（第四条。）俄以中国政府之承认，将旅大租借地，及长春、旅顺间之铁路，让与日本。（第五、六条。）库页岛自北纬五十度以南，让与日本。（第九条。）日人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峡俄领沿岸，有渔业权。（第十一条。）

当日、俄未开战时，有主张我国当加入日本方面者，然非日人所欲，兼受欧美各国牵制，议未能行，卒于两国战时，宣告中立。（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二日。）后以美国劝告，划辽河以东为战区。（俄攻辽阳失利，犯中立地，自辽西攻日，我国不能维持，遂以沟帮子至新民屯之铁道为中立地与战区之界。）民国三年（1914），日攻青岛，我守中立，而划龙口以东为战区。其恶例实自此开之也。及战役将终，又有主乘机废弃俄约，并向英交涉，收回威海，而与日人自立新约者；外论则欲以满洲为永世中立之地，我国亦有主以满洲为一王国，由中国皇帝兼王之，如奥匈、瑞挪之例，于其地试办宪政者，皆不能行。仅于日、俄议和时，照会二国，谓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者，非得我之承认，不能有效而已。是冬，日使小村寿太郎来，与我结《满洲善后协约》。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第五条第六条，而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租借地及筑路诸约，别结附约：（一）中国政府于日、俄撤兵后，开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为商埠。（第一条。）如俄允撤铁路护兵，或中俄两国另商别项办法，日本南满护路兵，亦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静，中国能周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时，日本亦可与俄国同将护路兵撤退。（第二条。）许将安奉军用铁路，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商运铁路。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不计外，以二年为改良竣工之期。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至光绪四十九年止。）届期，请他国评价人一名，妥定价格，售与中国。（第六条。）许设一中日合办材木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第十条。）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之例待遇。（第十一条。）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日人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资本二万万元，半出于日政府，即以铁路及附属财产充之。又其半名为听中日两国人入股，实则中国无一入股者。）七月，又设关东都督府，于是东北一隅，成为日俄两国划定范围，各肆攘夺之局，不仅介居两国之间而已。（日俄和议定后，日人设统监府于韩，清亡之岁，两国遂订合并之约。）

第二十八章 清末外交情势

当清室盛时，葱岭以前诸国，服属于我者颇多。咸、同以降，乃皆折而入于英、俄。［哈萨克、布鲁特，道、咸时即已入俄，布哈尔、基华，同治十二年（1873），夷为俄之保护国。浩罕于光绪二年（1876），为俄所灭。帕米尔高原，旧译作博罗尔，即《唐书》之波谜罗，尝置羁縻州，曰巴密者也。本中英俄间隙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俄派员划定界线，遂为所占。其南巴达克山、克什米尔，皆尝入贡。英人既占印度，克什米尔亦为所据。巴达克山曾属阿富汗，光绪三年，阿富汗属英保护，遂亦入英。］而西南亚之间，英、俄形势，复生冲突。俄人颇借尊祟黄教，以笼络蒙、藏。光绪二十八年（1902），达赖十三世遣使如俄，俄人厚礼之。英人忌之，三十年（1904），日、俄开战，英遂派兵入藏，（以藏人不实行条约为口实。）直逼拉萨，达赖走青海。英人与班禅订立和约。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偿英军费50万镑，撤自印度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塞。西藏土地不得租卖与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及其他权利，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西藏一切进款以及银钱货物，不得抵押与外国或外国人。外务部命驻藏大臣有泰不得签字，命唐绍仪、张荫棠等先后与英磋商，不决。三十二年（1906），移其交涉于北京，卒与英使萨道义立《藏印续约》六条，以英藏约为附约。但声明“英国不占西藏土地，不干涉西藏政治，中国亦不许他国占据西藏土地，干涉西藏政治。附约中所谓外国及外国人，中国不在其内”而已。赔款本定75年还清，未还清时，英得驻兵春丕，后印督声明：“减为250万卢布，（50万镑，本合750万卢布。）分25年还清，前三年付清，且商埠开办满三年后，英兵即可撤退。”约既立，中国将偿款代为付清，英兵亦即于是年十二月撤退。

日、俄战后，东北之风云似少缓而实益棘。《满洲善后协约》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二十六日，约中订明安奉铁路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外，以两年为改良工事之期，则其兴工，应在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后。而其完工，则应在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二十六日之前。乃日人至宣统元年（1909），方要求派员会勘线路。邮传部命交涉使与之会勘，既竣，日人求收买土地，东督锡良忽云路线不能唐绍仪改动，日人遂自行兴工。中国无如何，与补结协约，承认之。而所谓满洲五悬案者，亦皆如日意解决。

满洲五悬案者，（一）抚顺、烟台煤矿，许日人开采。（二）图们江北之延吉厅，多韩民越垦，日人强名其地曰间岛，于其地设官。及是，仍认为中国之地，（日所派理事官撤退。）唯仍准韩民居住耕种。而中国又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三）中国拟借英款筑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之并行线。及是，许建筑时，先与日本商议。（四）东省铁路营口支路，照中国与俄公司所订合同，自拨给地段满八年后，本应撤去。日人抗不肯撤。至是，许于南满路限满之日，一律交还。（五）满铁会社要求建筑新奉、吉长两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订立契约，该会社又求将吉长路延至延吉，与朝鲜会宁府铁路相接。及是，许由中国斟酌情形，至应开办时，与日商议。

关东为未辟之地，外人皆热心投资。当第三问题解决时，中国要求筑造锦齐（由锦州经洮南至齐齐哈尔。）铁路，日不反对。日亦要求昌洮归其承造。彼此记入会议录中。悬案既决，中国欲借英美款，将锦齐路延至瑷珲，改称锦瑷。日嗾俄人出而抗议。是冬，美提议满洲铁路中立。（由各国共同出资，借与中国，俾中国将满洲铁路赎回。此项借款未还清前，由出资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之使用。此项通牒向中英法德俄日六国提出。）明年，日俄共提抗议。是年，日俄新协约成。（1910年7月4日，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约中明言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二国得互相商议，盖联合以抗英、美也。或云，此新约别有密约，俄认日并韩，日认俄在蒙、新方面之行动云。是年七月十九日（西历8月23日），日遂并韩。宣统三年正月，俄人对蒙、新方面，提出强硬之要求，至二月十八日（1911年3月18日）以最后通牒致我，［以28日为限。）迫我承认焉。（是年为中俄条约满期之岁。中国提出修改，俄人遂有此要求。其条件为（一）国境百里内，仍为无税贸易。（二）俄人得移住蒙、新，并得无税贸易。（三）科布多、哈密、古城设领。（四）伊犁、塔城、乌里雅苏台、库伦、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张家口亦得设领，且可购地建屋］。

第二十九章 改革政体之动机

清孝钦后之回銮也，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绝无诚意。人民知其终不足与有为也，而立宪、革命之论乃渐盛。日俄之战，舆论谓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宪政之鼓吹，尤盛极一时。清廷知其势不可抗，乃有预备立宪之举。官僚之中，首以立宪请者，为驻法使臣孙宝琦，而江督周馥、鄂督张之洞、粤督岑春煊继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直督袁世凯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革之本。诏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前往，将发，革命党吴樾炸之车站，载泽、绍英皆伤，樾死之。后以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分赴欧美、日本，旋驻英公使汪大燮、驻美公使梁诚、尚书张百熙、侍郎唐景祟、粤督岑春煊、黔抚林绍年又相继以立宪请。明年六月，考察政治诸臣先后回国，皆陈请立宪。清廷开御前会议，亦多数赞同。七月十三日，遂下放行立宪之诏。上谕云“前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迟速，定期限远近”云云。于是改内外官制，设资政院、谘议局，以为国会及省会之基，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立审计院，颁《法院编制法》，设省城及商埠检察审判厅，发布《新刑律》，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以为举行宪政之总汇。看似百度具举，实多格不能行；或行之而名不副实，转以滋扰。于是朝廷谓非预备完毕，不能立宪；而人民则谓非立开国会，实行宪政，无以善庶政之进行，预备必不能善。“即行立宪”与“从事预备”，遂为朝野之争点。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以日、法约成，奏请实行立宪。荷兰保和会专使陆征祥亦以为言。明年，江苏预备立宪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浙江、四川、贵州各省人士，请愿速开国会。八月二十七日，诏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是岁，十月二十一日，德宗殂。孝钦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年四岁，以载沣为摄政王。明日，孝钦亦死。1909年（宣统元年）九月一日，各省谘议局开会，直隶、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东三省谘议局各举代表三人，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明年一月，入都请愿，诏不许。诸代表乃举常驻委员六人，设请愿机关于北京。会革命党汪兆铭谋炸载沣，清廷震动，代表乘机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华侨代表，分为十起，上书请愿，亦不许。是岁十月三日，资政院开会。二十二日，通过国会速开请愿案，上奏。十一月三日，许缩短期限为三年，于宣统五年，开设国会，而令民政部将各处代表驱散。然人民之请即开国会者仍不绝。十一日，东三省代表十余人，再至京师。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送回原籍。各地有唱言请愿者，并命京、外各官，弹压拿办。天津请愿同志会代表温世霖，唱议全国罢学，直督拘之，请惩，诏发往新疆，之声音颜色，固予人以共见矣。

清室之亡，固由种种失政，而其灭亡之速，则其末年外强中干之政策，实亦有以促成之。载沣之摄政也，奕劻以皇族老臣，仍持政柄，而载沣弟载洵、载涛，亦皆预政，朝局紊乱，民益失望。1911年（宣统三年）四月，颁布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以奕劻为总理，阁员亦以满族占多数。（内阁总理奕劻，协理世续、徐世昌，外务部大臣邹嘉来，民政部桂春，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军谘府载涛，度支部载泽，学部唐景崇，法部廷杰，农工商部溥伦，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善耆。）人民以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上书请愿，谘议局亦联合上书，不听。七月，谘议局复以为请，朝旨严斥之。时论者愤政府之阘茸，多唱集权之论，朝议亦颇主之。顾所作所为，无一不使人失望；不能制疆臣之尾大，而指人民之奔走国事者，为有妨朝廷之大权，务摧抑之。于是民心愈愤，而一朝之祸，遂爆发而不可遏矣。是时自筑铁路，以抵制外人及收回已许外人筑造之路之议方盛。粤汉铁路，初由张之洞主持，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借款草约。旋以该公司逾期未办，废约收回。朝廷以之洞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与英美德法银行，订立借款草约，预定借款600万镑，以偿旧欠及筑路。正约未定而之洞卒，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成之。时民间筑路之议虽盛，而实力薄弱，往往不能有成；而是时大筑铁路，以便交通，而图行政敏活之论又极盛；遂生铁路国有民有之争，朝廷方图集权，颇倾向国有论。1911年（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下铁路干线国有之谕。取消商办公司，接收川路，提取商办股本700余万。湘、鄂、川、粤四省人士，群起争持。朝廷以铁路干线国有，业经定为政策拒之。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代人民奏请收回成命，奉旨严饬。又以王人文为软弱，命赵尔丰代之。尔丰拘保路同志会会长罗纶，股东会正会长颜楷，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路董彭兰芬等九人，川人大哗。成都停课罢市，各州县亦有罢市者，朝命端方带兵入川查办。七月十五日，川民聚众数千，诣督署求阻端方兵。尔丰捕杀绅士数人，并命骑兵向群众冲击，人民死者尤多。时成都、郫、灌、温江、崇庆、华阳、双流；新津、蒲江、大邑、邛州民团，纷集省城外，尔丰指为谋叛。自十六日起，纵兵屠戮者七日，死者甚众，人心益愤。而武昌城头，突树汉帜，雄鸡一声天下白矣。

第三十章 清之亡及民国成立

同盟会之成立也，党员多归国运动，革命之进行益急，其年七月，钦州张得清、廉州刘恩裕起兵，克防城，围钦州、灵山，以无援而败。孙文谋自广西、云南两道并举。十月三日，遣党人数十，由越南攻镇南关，夺炮台三。文居越南，为之策应。清政府与法交涉，迫文离越南。十一月，台兵以无援退越境。时党军以青天白日旗为国徽，高树镇南关山巅。既退，清兵将至，一童子年十四，谓国徽不可辱于虏，冒万险，盘旋登山，卒奉国徽以降。明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党之起云南者占河口。分兵三路，进攻蛮耗、开化、蒙自，黄兴居河口督师，亦以无后继而退。是岁十月，湖北两江陆军，在安徽太湖会操。安徽马炮营队官熊成基乘之起义。攻安庆，不克，退走桐城、庐州，陆续解散其众、（成基由河南、山东走东三省，明年，以谋刺载涛被执，不屈死。）1909年（宣统元年）正月，倪映典运动广州标兵起事，不克，死之。1911年（宣统三年），孙文、黄兴谋以四月朔举事广州，未及期，事泄，黄兴等以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烈士之死者72人，皆葬于黄花岗。党人之在省外者，走顺德，据乐戎墟，攻佛山，不胜而退。倪映典之役，水师提督李准，实抗义师。是役，李准搜捕党人尤力，阅数月，党人陈敬岳炸伤之。

是时举义虽屡不克，而党人之从事运动者，初不少怠；尤注意于军队。川汉事起，人心惶惶，革党乘之，运动湖北陆军，将以八月十五日举事。旋改期二十五日，十七日事泄，机关多处被破。宪兵彭楚藩、刘汝夔、杨宏胜就义。十九日，即阳历10月10日，夜九时，义师遂起，先占火药局，次扑督署。清鄂督瑞澂、统制张彪皆逃。众推黎元洪（时为混成协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汤化龙为民政长。二十三、四日，连克汉口、汉阳。照会各国领事：以前所订条约，军政府皆承认其有效。各国既得权利，亦一律承认。人民财产，在军政府领域内者，皆尽力保护。赔款外债，仍由各省如数摊还。唯此后与清政府所立条约，概不承认。助清战事用品，一概没收。有助清者，军政府即以敌人视之。请其转呈各国政府，恪守局外中立。于是各国皆宣告中立。旋承认我为交战团体。

九月初一日，浏阳会党焦大章、（亦作焦达峰。）陈作新，合新军起义长沙，湘抚余诚格遁走。众推大章、作新为正副都督。旋为新军所杀，谭延闿继之。（十日。）二日，新军标统马毓宝起义，复九江。西安新军起义，克满城。四日，推张凤翔为都督。是日，革命党人炸击广东将军凤山，毙之。九日，太原新军起义，清巡抚陆钟琦死。推阎锷山为都督。十日，新军协统吴介璋起义，复南昌。赣抚冯汝骙走。（后彭程万称奉孙文命，为赣军都督，介璋让之。马毓宝不服，程万旋去，毓宝入南昌为都督。）安徽标兵起义，攻安庆，不克。云南新军协统蔡谔、统带罗佩金、唐继尧起义，复云南。推蔡谔为都督。十三日，革命党人与商团、巡警复上海，推陈其美为都督。十四日占制造局。是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众推为都督。革命党人及新军起义，复杭州，推汤寿潜为都督。（后任交通总长，蒋尊簋代之。）贵州谘议局宣布独立，推杨尽诚、（即杨柏舟。）赵德全为正副都督。十六日，广西谘议局宣布独立，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秉堃旋去，陆荣廷代之。十七日，镇江新军推林述庆为都督。十八日，福州新军及革党起义。清总督松寿自杀，将军朴寿，初宣言与全城汉民同尽，及是伏诛。众推孙道仁为都督。安徽谘议局宣布独立，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家宝旋走，众推孙毓筠代之。时苏、镇虽复，而清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提督张勋，尚负固南京。是日，新军统制徐绍桢起义，攻之，以军火不继，十九日，退据镇江。是日，广东谘议局宣布独立，举巡抚张鸣歧为都督。鸣歧旋去，众举胡汉民、陈炯明为正副都督继之。二十三日，清江独立，推蒋雁行为都督。四川自川汉路事起，民军屡攻省城，不克，乃先收外县。十月二日，重庆独立，推张培爵为司令。七日，成都反正。举蒲殿俊为都督。十八日，改举尹昌衡，罗伦副之。（赵尔丰以十一月三日被杀，端方死于资州。）甘肃、西宁、固原、巩昌先后起义。十一月十八日，新军三标一营起义，复兰州。新疆于十九日独立。驻泊镇江、九江各军舰，于九月二十二、二十五两日反正。其余各舰也先后来归，海军尽为民军所有。唯直隶滦州军队，于十一月初，发电赞成共和，为清兵所解散。山东巡抚孙宝琦，于九月二十三日，徇众意宣布独立。十月四日，又取消。河南军队，于十月初谋起义，事泄，司令张钟瑞被杀。王天纵起义，仅据宜阳、永宁。奉天于九月二十三日立保安会，推总督赵尔巽为会长，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副之。民党蓝天蔚等谋举事，未就，吉、黑两省，亦未宣布独立。

清廷闻武昌之变，即命军谘府、陆军部派陆军两镇，萨镇冰率海军，程允和以长江水师赴鄂。命荫昌督师。（八月二十一日。）初，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世凯接统胡燏芬所编武定军十营，加募足7000人，驻于天津之新丰镇，其地又名小站。是为袁世凯练兵之始。戊戌政变后直督荣禄入京。朝命世凯护理。旋擢山东巡抚，辛丑和议定后，任直督。世凯在直督任内，练新兵凡成六镇。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练兵处，世凯为会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练兵处裁，除第二、第四两镇仍归世凯督练外，其一、三、五、六镇，改归陆军部直辖，称近畿陆军，以凤山为督练大臣。明年，世凯入军机。载沣摄政，以足疾罢世凯，世凯退居彰德。武昌民军既起，近畿兵两镇南下。二十三日，起世凯为湖广总督。命赴鄂，海陆军及长江水师，并受节制。（九月初六日，命荫昌：袁世凯到后，即行回京，以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并受世凯节制。）九月五日罢盛宣怀。九日，下罪己诏。开党禁。以宪法交资政院协赞。十一日，罢奕劻等，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十三日，宣布十九信条。其第八条曰：“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十九条曰：“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于是载沣辞摄政之职。十八日，资政院举世凯为内阁总理。（二十三日就职。阁员：外交梁敦彦、胡维德，民政赵秉钧、乌珍，度支严修、陈锦涛，陆军王士珍、田文烈，海军萨镇冰、谭学衡，学部唐景崇、杨度，法部沈家本、梁启超，邮传唐绍仪、梁如浩，农工商张謇、熙彦，理藩达寿、荣勋。敦彦、修、锦涛、士珍、镇冰、启超、绍仪、謇皆未就职。）

清兵以九月七日陷汉口。焚市街，火三日不灭。民军以黄兴为总司令，守汉阳。十月七日，清兵又陷汉阳。民军守武昌。十二日，苏、杭、沪、镇联军复南京，张勋等走徐州。先是武昌民军，与汉口清军以英领事介绍，于初十日起，停战三日。三日期满后，又续停三日。十五日，袁世凯电汉口清军：停战期满后，再续十五日。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都督或其他代表人讨论大局。民军以伍廷芳为代表。先议定，北于山、陕，南于四川，皆不增加兵力与军火。（陆钟琦之死，清以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禄贞屯兵石家庄，与山西民军妥协，而以民军就抚闻。又以前敌北军焚汉口市街，扣留其军火。九月十七日，盗杀禄贞。清以张锡銮抚山西。锡銮使曹锟、卢永祥陷娘子关。民军自太原退驻平阳。清又袭击潼关民军，欲使河南、甘肃夹攻陕西。）乃定以十月十九至十一月五日，为停战期间。以汉口为议和地点。旋以伍廷芳在上海任外交代表，不能到汉，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于二十八日开议。后又展停战之期七日。议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以每一省为一处，内外蒙古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每处各选代表三人，每人一票，若某处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到会代表有四分之三，即可开议。）

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1912年1月1日。先三日，十七省代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于是通电全国，改用阳历；即以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民军起义之初，文告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孙文即于是日就职。

于是唐绍仪以交涉失败，电北京辞职。袁世凯电伍廷芳，谓：“唐代表权限所在，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兹会议各条约，均未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字，其中伍廷芳实有碍难实行各节，嗣后应商事件，即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电商。”廷芳复电：不认签定各约，因代表辞职而有变动。且云往返电商不便，请清内阁总理，亲至上海面商。于是和议停顿。民国元年一月十六日，清开御前会议。袁世凯赴会，中途，为黄士鹏、张先培、杨禹昌等所狙击，不中。时亲贵中反对共和最力者，为军谘使良弼。二十六日，彭家珍掷炸弹击杀之。段祺端复合北方将士47人，兵士14万人，电请改建共和。且云将率队入京，为各亲贵剖陈利害。隆裕太后乃以决定大计之权，授之内阁总理。于是由袁世凯与民国议定优待满、蒙、回、藏暨清室条件，而清帝于二月十二日退位焉。

第三十一章 民国以来之政局

四年（1915年）八月，袁党发起筹安会于京师。通电各省，以从学理上研究政体为名。旋以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国体，并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十二月二十五日，护国军起于云南。明年三月，袁氏取消帝制。南方迫令袁氏退位，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旋袁氏忧愤愧悔而死。黎氏入京继任。护国之役，告一段落。

而国会以对德宜战之事，与政府龃龉。黎元洪以命令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各省督军宣言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在天津组织总参谋处。黎氏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张勋要求黎解散国会而后入。六年（1917），七月一日，张勋以溥仪复辟。段祺瑞起兵马厂，讨平之。黎元洪宣言不与政治。由副总统冯国璋入京代理。

当国会解散时，两广宣言：不受非法内阁干涉。冯氏入京后，有人主张民国业已中断，可仿先年之例，召集临时参议院。于是海军第一舰队南下。两广、云、贵，在孙文指导下同时宣言护法，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北因此致起战端。这一年八月，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举孙文为大元帅。旋改设总裁七人，以政务员（各部总长）组织政务院，赞襄总裁会议，行使行政权。举孙文等为总裁。北方则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两院选举法》，据以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徐以七年（1918）十月十日就职。下令停战。南北各派代表，在上海议和，至八年（1919）五月而决裂。

孙文被举为总裁后，未遑正式就职。九年（1920），驻漳、泉的粤军回粤。政务总裁，有宣言取消自主的。孙文等在上海，通电否认。旋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1921），两院联合会开会于广州，议决《政府组织大纲》，举孙文为大总统，于是年五月五日就职。

北方当九年（1920）四五月间，有皖、直之战。十一年（1922）四五月间，又有直、奉之战。六月二日，徐世昌辞职。黎元洪入京，补足任期。取消六年解散国会之令。八月国会开会于北京。十二年（1923）六月，北京军警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走天津。十月，国会贿选曹锟为大总统。十三年（1924），九月，江、浙、直、奉俱起战争。十一月，曹锟辞职，段祺瑞入京，为临时执政。

孙文就总统职后，派兵平定广西，即在桂林筹备北伐。十一年（1922），大本营移设韶关。因陈炯明以粤军叛变，再走上海。这一年十二月，在广东的滇桂军攻粤军，粤军退据东江。明年二月，孙文再还广州，履行大元帅职权，主持南方政府。段祺瑞任执政后，邀请孙文北上，商议国是。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革命之领袖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先是孙文于民国三年（1914）组织中华革命党。宣扬三民主义，唤醒国人。九年（1920），改为中国国民党。及回广州后，又将国民党改组。（共产党有愿加入的，听其以个人名义介入。）十三年（1924），始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组织党治下的国民政府。又立军官学校于黄埔，以为革命武力的基本。孙文逝世后，国民革命军进平东江，统一广东。北方复有战事，段祺瑞去职。十五年（1926）一月，二次代表大会议决出师北伐，以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七月十五日誓师，连克武汉、江西，别一军自福建入浙江，两军同克南京。国民政府迁都于此。这时候，北方山西、陕、甘等省，亦均加入国民革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分四军继续北伐，东三省亦接受三民主义，赞成革命。全国遂告统一。

第三十二章 民国以来之外交

讲起民国以来的外交，却是很惊心动魄的。从清末，美人提议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而均势之局渐成。其后日、俄在东北，英在西南，各肆侵略，而均势之局，又渐破坏。民国以来，还是继续着这种趋势。蒙古活佛于清末被诱，竟在库伦宣布独立。西藏的达赖喇嘛亦同时叛变。清廷革其封号，派兵进讨。达赖遂出走印度。民国成立，俄人引诱蒙古，许代它抗中国，不置官，不驻兵，不殖民，而和蒙古订立《商务专孙中山条》，攫取广大的权利。我国再三交涉，到底承认了外蒙的自治权，并承认《俄蒙商务专条》，而俄人仅给我一个宗主权的空名。英人亦和俄人取同样态度，代外藏要求自治权。而所谓内外藏，又没有明确的界限。我国拒绝签约，迄今遂成悬案。

欧战起后，各国都无暇东顾。日本的势力，因此大为伸张。民国三年（1914）八月，藉口与英同盟，攻击青岛。十一月，陷之。其攻击青岛，从龙口上陆。又轶出范围之外，占据胶济铁路。事后又延不撤兵。我国要求撤退，日人反向我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略加修改，竟于五年（1916）四月七日，以最后通牒致我，逼我承认。

六年（1917）三月十四日，我国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和他绝交。八月四日，又进而与德宣战。日人暗中和英、俄、法、意交涉，许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他才承认中国参战。旋我国要求日人撤退在山东所设之民政署。日人又要挟我国公使，许其合办胶济铁路，承认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并于覆文中附以“欣然同意”字样。后来巴黎和会，我国要求青岛由德人直接交还，毕竟以此失败。

七年（1918）二月，俄国革命，和德国讲和。德奥俘虏，在俄国大为得势。反对新俄的捷克军，为其所制。协约各国，因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之议。日人遂与我订《海陆军事协定》，订明得由北满进兵。北满因此大受扰累。后来俄国渐渐统一。各国的兵，从九年（1920）一月以后，都陆续撤退。而日兵直至十一年（1922）十月，始行撤尽。当俄国内乱时，蒙人大受其兵匪的蹂躏。因此请愿中央，自愿取消自治。这是八年（1919）十一月间的事。俄旧党失败后，败将谢米诺夫匿迹大连，遣其余党攻陷库伦。中国兵未能进剿。十年（1921）七月，为新俄兵所克。外蒙自此又入俄人的势力范围。十三年（1924）五月，活佛死后，竟连政治的组织都改变了。

当巴黎和会开会时，我国曾提出多种提案，希望国际上平等的待遇。和会说非其权限所及，未允置议。十年（1921），美国因远东问题，邀集各国，在华盛顿会议。我国又提出多案。其结果有具体办法的很少。美国提出四大原则，通过，仍是维持均势的原意。山东问题，我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舆论主张提交国际联盟。日人则要求直接交涉。至此，乃由英、美调停，在会外谈判。我开胶澳为商埠，胶济铁路由我于五年至十五年之间赎还，而日人将青岛交还。

清末的四国借款，本有引进外资，牵制日、俄的意思。民国成立，四国银行团知道撇开日、俄，终难妥洽，请其加入，到底承认它所要求“借款以不妨碍满、蒙的利益为前提”的条件。后来美国退出，六国又变为五国。承受善后大借款2500万镑。以关盐两税作抵。因此，在北京设立盐务署，其下设稽核所，会办协理，必用外人。欧战起后，银团无款可借。

中国近世史前编

第一章 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转变，伟大的转变！

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则人与环境，为什么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们知道：动物适应环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谓适应，无非是改变自己，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如此，则非待诸遗传上的改变不可，这是何等艰难的事？人则不然，不但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环境，使与自己适合。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还能控制环境。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为之文化。人类，很难说有无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时代，亦是如此。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汉唐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而我们的身体，则和地底下掘出来的几十万年以前的人，并无不同。（欧洲考古学家证明古埃及人的体格和现代并无不同。）不论如何野蛮社会里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会之中，都可以全学会文明社会中人之所能，而无愧色，就是一个确切的证据。所以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

文化为什么会有优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经造成以后，就又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进化，其结果，自然更其差异了。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为什么变迁得不会有环境这么快呢？那是由于，（一）大多数人，总只会蹈常习故。审察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二）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使之研究环境变迁的情形，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只是蹈常习故。［古希腊人有一种理想，以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学家为之，中国古代亦系如此。《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道：“《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盲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王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此谓王者应根据最高的原理，制为定法，以治天下，其说原无误缪。但在小国寡民之世，事务简单，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广土众民之世，就断无法悉知悉见了，悉知尚且不能，何况加以研究，而制定适当的处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对于一切事情无不明白，因而能指示众人以适当处置的方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众人而共同研究，则不能谓其智不及此。我们的误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此道昔人业已发现，我们只要遵而行之，遂不复从事于研究。（二）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势，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其人选又不适宜。所以社会科学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现代科学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还很多，因其规模比较大，研究的人数比较多，人选亦比较适宜，其成绩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发现的，不过人们现在的所为，不足以语于此。］于是环境变迁了，人还是茫然不觉。（三）虽然没有能够推出一部分人来，使之从事于研究环境的情形，以定众人行为的方针，然事实上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这种人，往往头脑顽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以全体的利益论，在某时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言，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所谓环境，实有两方面：一为自然，一即社会，可谓人类的自身。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而这种人的私利，都是借旧制度为护持的。因为和其私利冲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甚至知识为利欲所蔽，连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旧制度为适宜，遂至尽力以反对新制度，保存旧制度。因为此等人在社会上是有力分子，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如此，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这是何等艰难的事？

文化的兴起，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所谓环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此就理论上言，勿泥。）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而且较诸自然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自然的变迁，是缓慢的。在短期内，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为的因素则不然。其变迁往往甚剧，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能改变则更臻兴盛，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大概都是这种因素。文化是有传播性质的，即甲社会控制环境的方法，可以为乙社会所仿效，乙社会之方法，可为甲社会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间，较优的社会，往往欣然愿意指导较劣的社会，而较劣的社会，亦恒欣然乐于接受。此等现象的由来，我们除掉说：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无解释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变，等于人体之不可改变。（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实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爱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许人直立而使之倒悬一样的难。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种不同的文化，就应当迅速的互相传播，各地方很快的风同道一；而全人类的文化，也因之日进无疆了。然而不能不为前述的原因所阻碍。因此，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就不能无适宜与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兴亡之事。

当盛衰兴亡迫于眉睫，非大改变其文化不能控制环境，以谋兴盛而避衰亡之时，其能否改变，改变之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所谓能否改变，其实就是速度能否相应的问题。若不为环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时间尽着延长，是没有什么民族，能断言其不会改变的。）仍看其本来文化的高低。

因为自然的环境不会急变，急变的总是人造出来的环境。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所谓交通，非普通所谓往来之义。世界上无论如何隔绝的区域，和别一区域直接或间接的往来，怕总是有的，但是此等偶尔的往来，并不能使该区域中的文化，发生需要改变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乃指因两造的往来，使其中的两造或一造所处的环境，为之改变，达于非改变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达于此程度，虽日日往来，亦不相干。准此以谈，则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

即1.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

2.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

3.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

第一时期的界限，截至新室灭亡以前，寻常都以秦的统一，为古今的大界，其实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从根本上讲，则社会组织的关系，实远较政治组织为大。中国在古代，本有一种部族公产的组织，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都极为安和，此种文化，因交通范围的扩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坏了。但其和亲康乐的情形，永为后世所追慕，而想要恢复他，因为昔人不明于社会组织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因此，自东周至前汉之末，此种运动，垂六七百年，（此不过约略之辞，实际上，此等运动，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不过在西周以前，史料缺乏，无可征信罢了。）而终于无成。自新室的革命失败以后，我们遂认现社会的组织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以为社会的组织，能影响于人心，反以为人心的观念，实造成社会的组织，遂专向人的观念上去求改良。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学思想，是颇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极浓厚；适合我们此时的脾胃，遂先后输入，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合同而化，而成为中国的所谓佛教。发达到后来，离现实太远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学，欲起而矫其弊。然其第一时期以观念为根本，第二时期承认现社会的组织为天经地义，还是一样的。所以理学代佛学，在社会上，并不起什么变化。近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到现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为什么要进为较大的大国？较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进为统一的大国？统一以后，为什么还要与域外之国相往来，都是受这一个原理的支配。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环境既改变，非改变控制的方法，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国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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