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与乡村再造：基于云南禄劝实践的反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鲁可荣杨亮承朱启臻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精准扶贫与乡村再造：基于云南禄劝实践的反思试读：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开始，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20世纪90年代初，乐施会进入中国内地开展反贫困行动。其中，乐施会昆明项目办一直立足西南民族地区，与各级政府共同合作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经过20多年的农村扶贫项目实践，有效地改善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3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持续开展的反贫困实践，促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项目实践中，由于村民们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以及村落的许多宝贵的潜在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整合与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制约了贫困人群的脱贫效果以及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民族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并非完全是穷山恶水、农业生产落后、村民愚昧落后等，村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村落也具有独特的乡村价值。长期以来，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民族地区的扶贫，注重外部资源的输入，欠缺对乡村潜在资源、内在价值以及内发动力的挖掘、整合和利用，导致扶贫对象瞄准偏差、扶贫手段单一、扶贫管理与考核机械片面等问题。如果能够基于民族地区的乡村特色和内在价值，重新认识、发现并充分有效地传承与再造乡村价值，精准地开展扶贫工作，可以有效地使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并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的精准扶贫战略依然将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区域之一。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以及近年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提出，各级政府明确地意识到，必须树立新的扶贫理念，采用新的扶贫方法，精确瞄准扶贫对象，充分整合和合理利用村落资源，既要“留住美丽乡村”，又要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切实提高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要改变完全依靠外部项目输入的外源式扶贫方式，创新扶贫方式，立足村落特色人文资源，激发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内生动力，整理发掘村落民族特色文化，动员和激发贫困村村民重新发现和合理利用乡村价值，充分开展以乡村精英为引领的社区合作。同时，要立足村域特色自然资源，充分挖掘整合和合理利用资源，将“青山绿水蓝天”变成“金山银山”，开展特色产业扶贫。

本书主要通过系统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所开展的反贫困工作的主要历程、取得的成就与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农民发展需求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趋势，从乡村价值传承与重塑的理论视域，深入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有效开展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

第一章，主要介绍禄劝农村的基本概况，总结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禄劝农村的历史变迁以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并进一步分析禄劝农村的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

第二章，系统地梳理分析了学界关于反贫困的主要理论与国际社会的反贫困战略演变以及中国政府的农村反贫困历程。学界关于反贫困的理论主要包括“抑制人口增长”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收入再分配”反贫困理论、“涓滴效应”反贫困理论、“赋权”反贫困理论、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等。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战略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是以经济增长促进减贫的反贫困战略、20世纪70～80年代实行的是伴随增长的再分配反贫困战略、20世纪90年代转变为直面穷人的反贫困战略、21世纪初以来实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反贫困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以前采取的是集体主义福利模式下的救济式扶贫方式，1978～1985年实行的是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减贫与区域性扶贫阶段，1986～1993年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94～2000年强调注重参与的开发式扶贫，2001～2005年实行整村推进和多元化开发式扶贫，2006年至今推行以惠农政策与开发式扶贫并举的精准式扶贫。

根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统一部署，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政府结合禄劝农村的贫困状况和具体特点，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扶贫工作。

第三章，系统总结禄劝项目办在禄劝农村开展的反贫困项目实践历程及其成效评价。自1992年开始，禄劝县政府与乐施会合作，共同设立禄劝项目办公室（简称禄劝项目办，下同），开展了一系列扶贫项目（以下简称为禄劝项目）。禄劝项目办在禄劝县政府和乐施会的统一部署下，经历了“就事论事”（1992～1997年）、“就事论人”（1998～2004年）、“注重生计改善”（2005～2010年）、“负责任的美好生活”（2011年以来）四个反贫困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注重发挥村民在反贫困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发掘村落的内外部资源以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以村民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反贫困治理格局。

第四章，基于新时期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运用乡村综合多功能价值理论，以禄劝苗族村为例，分析民族地区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及其传承与再造。在此基础上，从乡村价值传承视域，探索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创新理念与基本路径。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一方面要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扶贫目标，瞄准贫困人群的发展需求，探索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另一方面要立足民族地区村域特色资源，创新扶贫方式，动员和激发贫困村村民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开展内发式扶贫。因此，基于乡村价值传承，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开展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首先，立足和延续原生态的农业生产价值，促进传统农业传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开展特色传统产业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其次，传承和弘扬家庭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促进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有机融合，开展幸福乡村建设。最后，充分培育和发挥村落精英的示范驱动作用，激发村民们的文化自觉和内生动力，加强社区内部合作，充分整合利用政府、社会等外部政策资源，实现村落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书主要运用相关反贫困理论，较为系统地总结梳理了各级政府及乐施会在禄劝县农村开展的反贫困活动及其经验。同时，通过对禄劝苗族农村扶贫项目实施经验的反思与分析，结合新时期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乡村价值传承视域，探索分析通过对民族地区乡村价值的再发现、传承与再造，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的创新理念与基本路径。由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涉新时期国家的发展方略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及广大村民等多元主体充分整合多种内外部资源，协同参与。因此，关于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研究，既需要充分掌握运用相关反贫困理论以及扶贫政策，开展“顶天”式的理论政策研究，更需要深入民族地区贫困村落，全面系统地开展“立地”式的实地调查研究。限于笔者的研究水平、研究时间等，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拙作仅为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便更精准地为各级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开展各项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咨询，最终促进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让广大村民们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好日子”。第一章禄劝农村的历史变迁、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第一节 基本概况一 禄劝县农村基本概况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滇中北部，距昆明72千米，东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昆明市东川区相连，南与富民县接壤，西与武定县毗邻，北界金沙江与四川省会理、会东两县相望。2013年末，全县辖15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189个村（居）委会，2548个村民小组，2452个自然村。国土面积4233.7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23938.4公顷。截至2014年底，全县总人口48.018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7.2146万人，占总人口的77.5%。禄劝县居住着汉、彝、苗等2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5.23万人，占总人口的31.89%。少数民族人口中，彝族10.85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1.28%；苗族1.5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84%；傈僳族1.58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0.37%；其他少数民族1.3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51%。全县人口自然增长[2]率6.69‰。禄劝县过去的主要居民是彝族。清朝初年，随着贵州威宁彝族土司安氏和云南武定环州彝族土司李氏通婚，贵州苗民以奴隶身份作为陪嫁也逐渐开始迁徙到禄劝，并且主要居住在山上，四处游猎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经过土地改革，大部分苗族人开始定居并从事农耕，但是依然同时从事狩猎活动。

禄劝县域国土面积4228.5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占98.4%，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山区贫困县。县境内海拔相差较大，最高海拔4248米，最低海拔746米，全县山区、高寒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8.4%。除1.6%的地区种植水稻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种植玉米、马铃薯、荞麦和小麦，粮食产量低。农民经济收入主要是靠畜牧业，经济来源单一，普遍收入较低。2013年全县农业人口42.1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8.32%，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35.1%。201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38.05元，同比增长18.6%；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69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元，比上年增长13.1%，人均消费支出1.42万元，同比增长14.7%。同时，禄劝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是昆明市3个国家扶贫[3]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二 样本村基本情况

1992年，禄劝县政府与香港乐施会合作，在禄劝成立禄劝县香港乐施会项目办公室（简称“禄劝项目办”，下同）。20多年来，禄劝项目办先后在禄劝边远贫困山区开展了一系列反贫困项目，项目覆盖转龙、屏山、汤郎、马鹿、云龙、中屏、团街、茂山、翠华、九龙、崇德等11个乡（镇）的30个村委会，138个自然村的4450户农户，共1.5088万人。课题组根据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在乐施会昆明项目办和禄劝项目办的大力支持下，根据项目实施的连续性、项目社区覆盖范围等标准，选取了团街镇马初行政村马樱花村、中屏镇书多行政村芹菜塘村和务茂德村、翠华镇汤郎箐行政村汤二村4个项目村（村民小组）作为调查对象，围绕禄劝项目办开展的农村反贫困历程、经验及乡村价值传承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一）马樱花村概况[4]

马樱花村是一个苗族自然村，隶属团街镇马初行政村，距禄劝县城66千米，距镇政府32千米，海拔2590米，是典型的高海拔冷凉地区。

全村共43户134人，耕地面积127亩，林地面积390亩。村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马铃薯和小麦。养殖业是该村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饲养猪、牛、羊、鸡等畜禽。201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6500元。有水泥路从镇政府通往该村，村内主要道路已经硬化，农副产品及农用物资的运输工具以马车和小型拖拉机为主。该村基本上实现了水、电、路“三通”。（二）芹菜塘村概况

芹菜塘村建村前，该地野芹菜较多，因此得名。芹菜塘村隶属中屏镇书多行政村，由保地以和芹菜塘两个自然村组成，距禄劝县城70千米，距镇政府11千米，海拔2350米，是典型的高海拔冷凉山区。

全村共37户137人，苗族和汉族混居，其中苗族33户121人，汉族4户14人。人均耕地面积4亩，村民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豆类和小麦等农作物。养殖业是该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饲养猪、牛、羊、鸡等畜禽。201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有水泥路从镇政府通往该村，村内主要道路已经硬化，农副产品及农用物资的运输工具以马车、小型拖拉机为主。该村基本上实现了水、电、路“三通”。（三）务茂德村概况

在彝语中，“务茂”的意思是那边，“德”指坪子，务茂德即那边的坪子之意。务茂德村隶属于中屏镇书多行政村。距离村委会6千米，距离镇政府26千米，散列式聚落。该村地处海拔2200米的山上，年平均气温21℃，年降水量1100毫米。2014年，全村共24户75人，其中60岁以上10人，80岁以上1人，18岁以下15人（大部分在上学）。该村劳动力基本上都是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村里只出过一个大学生。

该村属于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3132元，以种养殖业为主。全村共有46亩耕地，轮休地12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豌豆等。有17户种豌豆19亩，一亩地收入6000元左右，扣除生产成本，纯收入5000元左右。有水泥路从镇政府通往该村，从村委会到村子的道路还是弹石路面和砂石路面，村内主要道路已经硬化，农副产品及农用物资的运输工具以马车、小型拖拉机为主。该村基本上实现了水、电、路“三通”。（四）汤二村（中汤郎箐）概况

中汤郎箐村隶属翠华镇汤郎箐行政村第二村民小组（简称汤二，下同），在彝语中，“汤”指松树，“郎”的意思是山箐。因该村位于[5]有松树的山箐中段，故名中汤郎箐。该村距县城27千米，距离镇政府18千米。海拔2100米，是典型的高海拔冷凉山区。

2014年，全村共64户203人，多为苗族。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小麦、马铃薯、豆类等农作物。村民主要以种植烤烟和养牛、养猪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201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5000元。有水泥路从镇政府通往该村，村内主要道路已经硬化，农副产品及农用物资的运输工具以马车、小型拖拉机为主。该村基本上实现了水、电、路“三通”。第二节 禄劝农村历史变迁及生产生活方式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禄劝县隶属武定专区。1954年武定专区撤销后，禄劝县并入楚雄专区。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后，禄劝县随之隶属楚雄州。1983年10月，禄劝县划归昆明市。1985年11月25日，禄劝县改为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禄劝整个地势东西部高、中部低，生态地理景观垂直差异明显。境内多为山地，土地分布呈现平坝少山地多、水田少旱地多、水面少山地林地多等特点。全县总面积4249平方千米，其中，山区4182.0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98.4%；[6]坝区66.93平方千米，仅占总面积的1.6%。1986年，禄劝县辖18个乡（镇）、194个办事处、2522个自然村。1986年末，总户数为8.1051万户，总人口40.2699万人，其中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11.909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9.57%。禄劝县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山区贫困县，全县共有111个贫困乡（办事处），占总乡（镇、办[7]事处）的57.2%，约有20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

由于苗族人的生产生活习惯，该县苗族村民主要居住在山区。山区的土地往往比较宽阔，苗族村民多采取轮耕的耕作方式。到了20世80年代以后，随着森林和野生动物的逐渐减少，苗族村民的狩猎活动逐渐停止。1985年前后，随着人口逐渐增多，需要更多的土地进行耕种。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尤其是化肥的施用量明显增加，苗族村民停止了耕地轮耕，并不断开垦荒山荒坡地，扩大农业种植规模。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禄劝农村的历史变迁（一）农村人口与文化教育

1953年，禄劝全县总人口20.4415万人，1986年增长到40.2699万人。其中，城镇非农业人口1.1265万人，占总人口的2.79%；农村人口39.123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7.21%，劳动力19.167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8.9%。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密度不断增大。据有关资料，同时期世界平均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千米，中国为109人/平方千米，云南为86人/平方千米，禄劝为95人/平方千米，是世界[8]平均水平的1.9倍，比云南整体水平高约10%。从而导致禄劝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20世纪50年代人均产粮350千克，20世纪60年代为275千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直维持在225～250千克。

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在禄劝县12岁以上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12%，高中文化程度占3.83%，初中文化程度占21.14%，其余为小学文化程度以及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74.91%。20世纪80年代末，有些山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30%，文盲、半文盲占成年人总数的70%左右。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禄劝县人口迅速增长。1986年末，全县总人口40.2699万，比1953年增长了0.97倍，比1949年翻了一番多。农村育龄妇女普遍严重超生。以1986年为例，昆明市超计划生育控制数为600胎，而禄劝县1～9月份就超生超怀850胎，相当于昆明全市[9]计划数的141.6%。此外，近亲结婚、早婚早育等现象仍然较为常见，人口素质难以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县基础教育逐步得到加强。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9%，巩固率达98.6%，毕业率达99.8%，普及率达97.1%，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3775人，升学率达50.5%；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中专786人，升学率为24.6%；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152[10]人，升学率为20.3%。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禄劝全县有45.2464万人，人口密度由1990年的95人/平方千米增加到101人/平方千米。经过10多年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行动，全县人口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全县6周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有0.35万人，占总人口的0.89%；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有1.55万人，占3.99%；接受初中教育的有8.34万人，占21.46%；接受小学教育的有22.67万人，占58.34%。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56人上升至81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975人上升至3620人；初中文化程度的由1.0316万人上升至1.9428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745万人上升至5.2827万[11]人；文盲及半文盲人口3.45万人，文盲率由33.35%下降到8.03%。

2010年，禄劝县常住人口为39.6404万。其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146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有2.4106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1.0396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18.8666万人，文盲人口（15周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2.9586万。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由833人上升至2892人，高中受教育程度的由3716人上升至6081人，初中受教育程度的由1.9806万人上升至2.7849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的由5.2939万人下降至4.7594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文盲人口减少4868人，文盲率由8.02%下降至7.46%，下降了0.56个百分点。

随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禄劝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全县常住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2.7033万，占禄劝县常住人口的82.5%。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乡村人口减少了7.7176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县常住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1.64个[12]百分点。2013年末，全县辖15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189个村（居）委会，2548个村民小组，2452个自然村。国土面积4233.7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23938.4公顷。总人口47.75万人，非农业人口5.58[13]万人，占总人口的11.68%，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6.69‰。通过深入开展巩固“两基”成果、提高义务教育水平的工作，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2013年，全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4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94%。初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104.9%。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65.17%。全县享受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学生为[14]4.7782万人，其中初中1.6481万人，小学3.1301万人。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落实国家的“两免一补”“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阳光政策。（二）农业生产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

新中国成立前，禄劝农村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基本为以种植传统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为主，以饲养禽畜、狩猎、采集为辅的小农经济。村民采取“刀耕火种，轮歇丢荒”的原始耕作方式，在贫瘠的山地上种植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的5～6月，多数农民家庭开始断粮，靠挖蕨根、采山茅野菜、狩猎等充饥度荒。

新中国成立以来，禄劝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新中国成立前，禄劝县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仅为0.3万亩，1960年扩大到6.47万亩。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61115吨，人均占有粮食仅为285千克，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70元/（年·人）。到1985年末，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增长到12.78万亩，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前和1960年增长了41.6倍和0.97倍。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县基本靠人力畜力开展农业生产。1986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46464马力，各种类型的农用拖拉机450台。1985年农业总产值为6648万元（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60年的2455万元增长了1.7倍。其中，林业产值为680万元，比1960年192万元增长了[15]2.5倍，畜牧业产值1379万元，比1960年的268万元增加了4.1倍。

199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9120万元，比上年增长11.9%；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3262万元，比上年增长7.2%；农民人均纯收入225元，比上年增长17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02943吨，是新中国成立[16]以来的第7个丰收年。

到1998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2007万元，年均增长8.7%；粮食总[17]产量达到147565吨，年均增长6.7%。农民人均全年总收入由1991年的572.51元增加到1825.27元，增长21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1年的323元增加到1201元，增长272%；人均产粮由1991年的364千克增加到404千克，增长11%；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1991年的14平方米增加到22平方米。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明显增加，每百户拥有自行车由20辆增加到25辆，黑白电视机由7台增加到63台，收音机由7台增[18]加到33台。

201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16亿元，年均增长7.8%；粮食总产量从17.82万吨增长到21.18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8年的2041元[19]增长到4746元，年均增长13.7%。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831.22元，增长11.3%；每百户农民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数量明显增加，其中，洗衣机41台、太阳能热水器24台、摩托车15.8台、[20]移动电话176部、彩色电视机86.6台。

2014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68138万元，增长8.9%。其中农业产值194574万元，增长8.7%；林业产值2373万元，增长10.3%；畜牧业产值166435万元，增长9%；渔业产值1435万元，增长35.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321万元，增长7.6%。全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50770公顷，粮食总产量224757吨。图1-1 2010～2014年禄劝粮食总产量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 luquan.gov.cn/05I/2015/3/1531815291437.html。

2014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20元，增长13%；人[21]均生活消费支出2546元。图1-2 2010～2014年禄劝农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luquan.gov.cn/05I/2015/3/1531815291437.html。（三）农村自然生态环境

禄劝县山林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林牧业资源丰富。1950年以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0%，林木蓄积量4200多万立方米，山清水秀，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森林采育严重失调，尤其是“大炼钢铁”时期，盲目过量采伐林木。到1965年，全县林木蓄积量减少了610多万立方米，与1950年相比，下降了49.5%。到20世纪80年代，森林覆盖率为23.8%，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半。1984年，全县活立木蓄积量减少到1484万立方米，[22]平均每年减少80多万立方米。滥砍滥伐森林，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森林的调解和涵养水源功能降低，水土流失加重，尤其是坡耕地更为严重。许多山区原来水资源丰富，但也开始出现水资源枯竭的情况，农业生产和村民生活用水出现困难。由于对农村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旱、涝、霜冻、冷害、倒春寒、风暴、冰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

20世纪90年代，禄劝县委县政府充分利用山区面积广、资源丰富等优势，按照“抓林业，保生存，求发展”的发展思路，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活动，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88年的21%提高到56%。2012年，完成“天保工程”二期项目森林管护439.4034万亩，实施“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3.1万亩，其中，封山育林2.1万亩，人工造林1万亩。实际完成市级造林项目1.8643万亩，[23]成活率为87%。2014年，全县共有林地面积386万亩。全年共完成营造林30.6万亩，其中人工造林27万亩，封山育林3.6万亩。义务植[24]树89万株。森林覆盖率为55.4%，林木绿化率为68.4%。通过多年的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活动，较好地改善了农村农业生态环境。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禄劝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

本研究以马樱花村、务茂德村、芹菜塘村和汤二村作为样本村，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禄劝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马樱花村、务茂德村、芹菜塘村和汤二村地处高海拔高寒偏远山区，都属于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历来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四个村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由单一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禄劝农村居民都是沿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资源不足，生产条件比较原始落后。虽然禄劝水利资源丰富，但由于地质条件复杂、水利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等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仅有0.3万亩，耕地以山坡旱地为主，而且由于土壤贫瘠，农民在山坡地上采用原始的烧荒方式开田辟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农民主要种植老品种玉米、荞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尤其是老品种玉米秸秆很高，易倒伏，基本上是广种薄收，再加之农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无法掌握先进的生产种植技术，因此，粮食产量很低。

访谈案例1-1：

王美花（女，76岁，马樱花村村民）。以前（20世纪50～60年代），村里主要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山梁一边种玉米，另一边种马铃薯，产量都非常低。以前的老品种玉米长得非常高，刮大风时容易刮倒，玉米棒子会直接掉在地上。那时候村里山上有很多大树，有些树的树干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因为村子的山上有很多很粗的马樱花树，所以村庄就叫马樱花村。1958年后，村里的树木开始被大量砍伐。一方面村里人砍树用来建房、做牛车和马车等，另一方面是因为大炼钢铁而大量砍树。以前山上的菌子很多，但是大家担心有毒，只吃红菌、奶浆菌等少数几种。现在山上菌子比以前少了，但是经过外面懂行的人教我们识别可以吃的菌子种类，可以吃的反而多了。

小时候，村里的人不怎么种地，主要是打猎，而且只打一些小鸟，不够吃饱肚子。那时候，村里山上狼非常多，而且还有豹子、野猪、乌鸦等。但是1974年后，不知怎么回事，山上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动物了。以前，为了防止这些野生动物到村里来吃鸡，村民们都是把鸡窝建在屋里面，把门打开，等动物来屋里偷鸡时，把门关上，逮住它们。

在人民公社时期以前，村里有一些人家里养羊、牛、马等家畜，这些家畜直接放养在山里，狼多的时候，村民们都害怕狼吃家畜。但是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家里养这些家畜的就非常少了，都是生产队安排人来负责。那个时期家家户户都比较困难。

访谈案例1-2：

龙德学（男，59岁，芹菜塘村村民）。在人民公社时期，村里主要种玉米、马铃薯、四季豆、荞麦、燕麦等，产量非常低。那时候的土地没有现在多，大部分是荒地，荞麦产量也不高，只供自己吃。那时候农家肥少，就去挖磷矿土，撒到地里当肥料。那时家里顶多养一头猪，留着自己吃。养牛主要是用来耕田。在20世纪70年代，山上的树非常多，也比现在好。山上的菌子是非常多的，但是村民敢吃的只有很少的品种，如鸡棕菌、谷熟菌、青头菌等，其他的菌子都不敢吃，怕有毒。例如长得很大的大脚菇（牛肝菌）不敢吃，都用脚踢着玩。吃不饱时，就去山上挖野菜，政府也有少量的救济粮。现在山上的菌子比以前少了，但是能吃的品种多了。山上的树在分田到户之前就几乎砍光了。人民公社时期，村民家里面不允许养羊、牛、马等家畜，都是集体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禄劝县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作物新品种的改良、化肥施用和地膜覆盖等种植技术的推广，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近年来，少数村民开始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如种植高山豌豆、烤烟等。同时，养殖业也开始发展，村民普遍开始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农业生产开始从单一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访谈案例1-3：

张学峰（男，50岁，马樱花村村民）。20世纪90年代初，扶贫项目开始进入马樱花村。当时，项目办针对村庄的贫困状况，在村里开展架电线、修路、家畜疾病预防、种养殖技术、社区发展基金（小额贷款）等项目，从而改变了村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通过扶贫项目，张学峰掌握了现代的种养殖技术，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也逐渐增加。现在，张学峰在种植农作物时，仍然使用农家肥，同时也施用少量化肥。因为村里海拔高，农作物病虫害不多，所以农药使用量也不大。目前，家里共有土地7.5亩（其中4亩承包地，3.5亩开荒地），主要种植玉米（600千克/亩）、马铃薯（2000千克/亩）、冬小麦、豌豆等，同时每年养殖猪和土鸡。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儿子在外打工收入，每年有2万～3万元；二是种养殖业收入，其中豌豆1.5万～1.6万元、白芸豆3000元、马铃薯3000元，每年3头生猪共收入4500～4800元，土鸡3000元，另外，玉米和采摘的野生菌子可供自家消费。每年家庭支出主要包括购买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共4000～5000元，其中豌豆种子的花费比较大，每千克130元。张学峰认为其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整个村里处于中等水平。

访谈案例1-4：

龙德学（男，59岁，芹菜塘村村民）。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4口人分了3亩地，主要种玉米、马铃薯等，此外，家里还养猪，一年可以养7～8头。除去开支后，一年家里剩下千把块钱。1993年，龙德学开始当村委会主任的时候，在政府和乐施会禄劝项目办的指导下，村里开始改善种植技术。这时候地里全部种玉米，采用新品种“会单4号”。刚开始，村民种新品种的少，后来大家相互学习，慢慢地试种，最后种新品种的就多了。而且，地里除了用农家肥之外，也开始适当施用化肥了，所以这段时间玉米产量也高，每亩产量在400～500千克。

访谈案例1-5：

王群明（男，40岁，芹菜塘村村民）；张荣汉（男，42岁，芹菜塘村村民）。1982年村里分田到户，人均8分地，共160多亩。分田到户之后，村里的粮食产量开始提升到200千克/亩。而在生产队时期，粮食产量只有180千克/亩。1994年，扶贫项目开始进入村庄，改善村民生计条件，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引进玉米新品种“会单4号”。新品种玉米的产量要比老品种高200千克/亩，家里的粮食也多起来。那时候村民还不敢全部都种新品种，只在部分土地上试种，如果有5亩地，其中2亩种新品种。到1998年的时候，村民基本上全部种新品种，开始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玉米产量提高到每亩400～600千克。

2007年以后，村民开始饲养猪、羊、牛等，并把玉米作为猪、牛、羊的主要饲料，养殖收入比直接卖粮食的收入要高多了。2007年猪的价格也非常好，猪崽能卖到35元/千克，生猪能卖到16元/千克。那段时间，村里农用拖拉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村民家的拖拉机从2缸换成了4缸。（二）由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逐渐向温饱舒适型生活转变

由于马樱花村、务茂德村、芹菜塘村和汤二村地处高海拔偏远山区，农业生产落后，长期以来，这四个村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村民大多居住在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屋中，穿的衣服基本上是手工纺织的粗麻布衣服。由于粮食产量低，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少数村民家里盖起了土坯瓦房，粮食产量虽然有所提高，但依然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只能上山挖野菜等充饥。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村民的生活水平才稳步提高。随着农业种植技术和农作物新品种的采用，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温饱问题彻底解决。而且，村民可以利用余粮饲养猪、牛、羊、鸡等家畜禽。2005年以来，随着经济作物种植和养殖业的发展，村民经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村里基本上是瓦房子，摩托车、彩电、电磁炉、手机等消费品开始进入村民家中。村民们开始以大米作为日常主食，玉米主要作为猪、牛等的饲料。随着村民经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村民们开展的文化活动日益增多。表1-1 四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变化情况

访谈案例1-6：

王美花（女，76岁，马樱花村村民），张学峰（男，50岁，王美花之子）。王美花1958年结婚时，家里住的是茅草房，吃不饱，穿不暖，穿自己编的茅草鞋。到1963年前后，家里开始置办一些砖瓦，准备盖新房。现在住的房屋是2005年盖的砖瓦房。

据张学峰回忆，小时候，因为粮食不够，经常吃不饱饭。“那时候，因为白天需要干活，家里就吃玉米饭，晚上不做农活的时候就不吃晚饭，或者只喝玉米糊，就这样节省供全家人活命的粮食。”父母亲用小石磨把玉米碾成面，然后蒸成玉米饭。每天晚上需要磨够第二天吃的玉米面。没有吃的了就到山上去挖野菜充饥。直到他上初中的时候，还经常和家人去山里挖一些类似山药的薯类（当地村民们称之为“黏沾沾”，下同），拿回家蒸熟后，用水搅拌成糊状，撒上盐充饥。此外，还挖树根烧着吃，采摘火把果、棕树花捣碎放在玉米饭里。晚上也没有电，只能点松油枝照明。张学峰1975年上初中，但是因为家里穷，再加上父亲在供销社上班，家里需要劳动力挣工分，初中没毕业就回家了。他是家中5个孩子中学历最高的，大姐没上学，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是因为家里穷，小学没有毕业就回家干农活了。

1999年后，张学峰家的生活状况开始好转，生产的粮食基本能够满足家里的口粮需要。之后，家庭生产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每年大概有3000到5000元的收入。

现在，张学峰家中有5口人，妻子（51岁），儿子、儿媳以及2岁的孙子。老夫妻俩和儿媳常年在家务农，儿子拥有一辆农用车，在外跑运输，偶尔回家干农活。张学峰认为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整个村里处于中等水平。按照张学锋的估计，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他家的粮食产量为：每亩马铃薯约2000千克，每亩玉米约600千克，每亩小麦约350千克。他还会根据市场行情，种两亩多豌豆，每亩产量大约在650千克，豌豆价格好的时候能卖到每千克8元，价格不好的时候能卖到每千克5元，这样每年种植豌豆的收入就在6000到10000元。儿子在外开车拉货跑运输，除去开销每年有大约10000元的收入。家里现在有5头牛，21只黑山羊，大猪小猪总共10头，其中两头母猪每年分别可以产两窝猪崽，一窝有8头左右。每年牲畜卖掉后，可以收入10000多元，这样一年下来毛收入有40000元左右。张学锋说，家里（包括村里的其他村民）种植业都是为养殖业服务的，家里的粮食除了人吃一部分，其余的都用来喂牲口，有时候为了喂猪、牛、羊，人的粮食不够吃，就需要用卖牲口的钱去市场上购买大米。

访谈案例1-7：

龙德学（男，59岁，芹菜塘村村民）。家中夫妻2人，2个儿子已经结婚分家，1个孙子，2个孙女。

龙德学回忆，他听老人说，村里人最早是1949年从翠华乡那边的一个村搬过来的。之所以搬到这里，是因为那时候这里的很多荒地没人种，以前是一个地主家的地，家里的老人们到这里租地种。新中国成立后，地主被赶走了，他们就定居下来了。小时候，妈妈做玉米饭吃，经常吃不饱，就去山上挖“黏沾沾”吃，此外，还挖树根烧着吃，采摘火把果、棕树花捣碎放在玉米饭里。衣服就穿妈妈自己织的麻布衣服，家里住茅草房，冬天很冷。小时候，大家生活都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化活动。龙德学是在村里上的小学，当时只有一个老师，三个年级（一、三、五年级），没有二年级和四年级，一个老师教全科。老师是本村人，后来搬到团街镇的一个村里去了。因为家里穷，龙德学没办法继续读书，只能辍学回家务农。那时候家里有10口人，爷爷奶奶、父母、2个兄弟、4个妹妹。龙德学是家里的老大，1975年结婚，结婚之后就分家了。分家后，他自己到山上去砍木头，搭了一个类似猪圈的屋子住。

分田到户的时候，龙德学家里有4口人，分了3亩地。分田到户之后，家里的生活慢慢地好转了。除了种玉米、马铃薯等，还养了七八头猪。除去开支后，家里一年剩下千把块钱。1980年前后，龙德学家里盖了三间瓦房。麻布衣服也不怎么穿了，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到1993年的时候，村民们大多数开始吃米饭了，那时候的主食是一半米饭，一半玉米饭。1994年乐施会项目办架设电线之后，村里有两台电视机（龙德学家一台，王群明家一台）。1993年，龙德学家里开支增加，但是年底还能剩下900元左右。到1995年前后，村民全部盖起了瓦房。2000年以后，村里基本上家家有电视，而且还有彩色电视。2012年开始，家家都有手机。2013年，每家都有电饭煲。

现在，龙德学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养猪，一头猪能卖2000元左右，一年能卖3头。种豌豆一年能卖2000多元，药材每年收入1000多元。一年的开支大概有5000～6000元。2014年底，家里还剩余3000～4000元，其余的钱也不记得都花在哪里了。老伴的身体不太好，一年看病的花费大概需要2000～3000元。现在也参加了合作医疗，老伴看病的费用都能报销。在乡镇医院里看病，能报销一半。

访谈案例1-8：

张荣汉（男，42岁，汤二村村民），王群明（男，40岁，汤二村村民）。小时候吃玉米饭，但是吃不饱，经常到山上挖野菜吃，把树根烧着吃，采摘火把果、棕树花捣碎放在玉米饭里，还挖“黏沾沾”吃。人民公社时期，也经常吃不饱。每年5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发给每户一袋子四季豆，拿到家就马上吃了。每家分一簸箕马铃薯，也就吃两三天的时间。

1993年前后，村里大部分人家还经常缺粮，主要是每年的5～7月。缺粮的时候，只能相互借粮食吃，比如，我们村里没粮食了，就到有粮食的邻村去借一些，等村里粮食收了，再还给人家。那时候做玉米饭，不像现在这样磨得非常细，带着玉米粒的皮做饭吃。现在猪都不怎么吃这样的饭。1994年以后，村民开始用马铃薯种子到可以种水稻的村里去换大米，4千克马铃薯换1千克大米。那时候的主粮是玉米，基本没有多余的用来换大米。马铃薯换大米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换到的，运气好时才能换到。2007年以后，村民开始把玉米留下喂猪、羊、牛等，卖猪、羊、牛的收入比直接卖玉米的收入要高多了。现在，村民们平时主要用钱到市场上买大米吃。张荣汉高兴地说：“那时候喜欢吃大米饭，能吃一顿大米饭感觉是非常好的。现在反而不喜欢吃大米饭了，反而想吃玉米饭了，感觉能吃顿玉米饭是非常好的。”现在玉米饭只有在过年过节、结婚或者领导来村里的时候才能吃到，也只有在这些时候，村里会做玉米饭的妇女才会动手做。现在村里会做玉米饭的人很少，只有两三个妇女做得非常好吃。年轻人根本不会做了。

1998年以后，村里的变化比较大。主要是粮食产量提高了不少，有富余的粮食了。2000年以后，村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里开始有熊猫牌的17英寸黑白电视机，600多元。2002年，王群明家买了村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260元，现在还在用着。那时候电视是用小天线，最多能收到五六个台，一般只能收到两个台。2008年，电饭煲开始在村里普及。2011年，政府文化站实施“村村通”“户户通”项目，每户花90元购买一套机顶盒，能够收54个台，不需要交使用费。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彩色电视机，基本都在21寸以上。村里大部分家庭都在用电磁炉、电饭煲等电器。2012年，有的村民买了电冰箱，现在有3户村民家里用上了电冰箱。

2007年，猪的价格非常好，猪崽能卖到35元/千克，生猪能卖到16元/千克。随着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2009～2010年，村民大多购买了摩托车。现在村民外出的时候大部分是坐面包车，或者骑摩托车，而且基本上家家都有摩托车。第三节 禄劝农村的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一 学界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与认识的演变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其内涵随着时间、空间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通过梳理学界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对贫困内涵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即从最初认为的单纯的收入、消费以及资产等经济（物质）层面的物质贫困，到20世纪70～80年代提出贫困是指包含健康、教育等更加丰富内涵的能力贫困，到90年代进一步认识到贫困是包含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广泛内涵的权利贫困以及多维贫困。（一）物质贫困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对贫困或者穷人进行过阐释，而真正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比较明确界定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则是英国贫困问题专家博西姆·朗特里。朗特里于1899年在对工人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状况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将贫困定义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25]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朗特里以家庭收入和支出为指标界定贫困的原理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例如，萨缪尔森认为，“贫困是一种人们没有足够收入的状况……它低于所估计的[26]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所需的费用”。同时，朗特里对贫困内涵的界定也对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例如，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即1人1天消费1美元，按照1985年购买力平价）就是采用消费指标确定的贫困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定义就是沿用了朗特里的定义，“如果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民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则称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

随着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认为贫困是相对的，是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或者相对于富裕而言的，以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不能体现贫困的本质，应该以社会平均水平作为参照，那些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即使能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也处于贫困状态。于是，“相对贫困”概念随之出现。而美国学者罗伯特·哈夫曼则认为这种确定方法还存在缺陷，金融和物质财产与现金收入一样影响着家庭经济状况，因此，在定义和衡量贫困时，除了现金收入以外，还应该包括财产状况，于是财产也被纳入贫困研[27]究领域。

不管是收入贫困、消费贫困还是财产贫困，界定和衡量贫困的标准都是单一的货币性或物质性指标。这些界定贫困的标准主要关注个人或者家庭的物质财富状况，缺乏对贫困的非物质指标和公共物品的匮乏等方面的关注。而公共物品的匮乏往往是穷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导致贫困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二）能力贫困

在20世纪70～80年代，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拓展了贫困的研究视野。他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上，而是可行能力[28]的贫困。森认为，某个人的生活水平高低，不是直接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资源，而是取决于他实际能做什么或能成为什么，取决于他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活动的实际能力或者选择不同生活的自由度。“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29]参加社交活动。”人们在所列举的能力方面的缺失，均可能被视为能力贫困。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对基本可行能力和实质性自由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30]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也就是说，生存能力、健康能力、知识能力、自尊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等多个方面的能力都是基本可行能力的主要内容。

森从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进行的阐释对贫困问题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从能力视角[31]将贫困界定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也沿用了森的定义。森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为后来的多维贫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发展理论、人类贫困指数的产生。能力贫困的提出，改变了单纯从物质性指标来认识和理解贫困的传统视角，将贫困研究引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能力贫困的研究主要强调贫困者的主观能力，而忽视了其能够获得能力的客观机会。（三）权利贫困

权利贫困的观点最早主要由“排斥剥夺说”演进而来。一些英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认为当个人、家庭和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32]即为贫困。奥本海默也认为：“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你的生存机会’的工具，它悄悄夺去了人们享有生命不受疾病侵[33]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阿马蒂亚·森也对权利贫困进行了阐释，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性地剥夺，从而使他[34]们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罗伯特·坎勃对贫困人口的无助和孤立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脆弱性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兴趣，也为贫困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他们认为贫困不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也是人的发展能力低下，包括教育、健康和营养等。而且贫困还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和无权无势等。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政治以及公民、文化的活动之外，那么即便拥有足够的[35]收入、足够的能力，他也依然可能很穷。

权利贫困的概念也得到了诸多研究者和国际组织的认同，例如，世界银行在《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36]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斥在外。”（四）从人类贫困到多维贫困

人类贫困也称人文贫困。人类贫困概念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认为，贫困不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37]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这一定义与阿马蒂亚·森对贫困的界定一致。在《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贫困”的内涵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人类发展关注扩展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一些基本能力，缺乏它们会妨碍其他选择。人的贫困也同样关注这些能力的缺乏，这些能力包括享受健康长寿、有创造力的生活，有知识，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平，有尊严、自尊以及尊重他人的能力等。”《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进一步拓展人类贫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贫困的概念。该报告指出：“关注剥夺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原则。贫困的维度远远超过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该报告还首次提出[38]了以多维贫困指数取代1997年提出的人类贫困指数。（五）小结

综上所述，从学界对贫困内涵的不同理解与认识的阐释中，我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