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代政客浮沉录试读：
内容简介
作为一场壮怀激烈，怒火与纵火交相辉映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过程的炫丽程度，并不下于一场精心排演的大剧。这之中的角色，既有学富五车的教授，也有年少轻狂的学子，更有老谋深算的政客……种种人物交错间，一出影响中国后世90年的活剧大幕徐徐拉开。然而，通常的认识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开头，而没有看到故事的结局。诚然，世道沧桑永无止境，但曾经的运动参与者们，那许许多多的政治人物的最终浮沉却已尘埃落定，只看他们的经历，岂能不令人对这场被渲染得无以复加的学生运动增进几分认识？人生短暂，能得与众多不世出的一时人杰为师为友，在激荡变幻的时代有所作为，实为个体之幸运。短短数十年间，生活、经历为命运反复拨弄摆布，不得自主，作为个人而言，又是何其不幸？话虽如此，以上文所及24位早已作古的“五四”政治名人而言，这一切沉浮荣辱都已只是符号，一个个标识着历史顿挫的符号罢了。
第一章 北洋诸人的最终结局
一、徐世昌
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後累获擢升。
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
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连与国，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
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後方向清室请辞。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
1914年5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骞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後，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後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职后，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气节。
天津徐世昌旧居1922年6月，徐世昌被派系“逼宫”下野，遂返乡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
他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清簃诗社”。如为严范孙题写的一首诗云：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此诗恰切地表现了士者飘然山林，宦途如梦的退耕复杂心态，磊落高华，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的浪漫。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
徐世昌在自己的退耕堂中做到了老有所为，诗、书、画一体三面。诗人往往独行其事，天马行空；书法家则需要具备诗人的某些素养，以进入更高的境界；而画家更要兼诗人与书法家的造诣，才能登峰造极。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即自信“深得书法中三味，每日临池挥洒，分增局以上官员”。
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1919～1926年，徐世昌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3册、《石门山临图帖》1册，刊印发行。他的书法大宗为对联，其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徐世昌六岁开始学画，善画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而且是每画必诗，一般不轻易送人，故他的绘画真迹少于书法遗迹。他的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1920年，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人任教。徐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还不时与徐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徐世昌也有作品送到展会展览，获得中外各界的一致赞誉。“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笔锋凌厉，状如削玉；诗画相映，书画同体；神韵相连，清爽不凡。”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
1939年6月6日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
徐世昌先後娶卫辉曹氏和辉县席无棣为妻，曾经在辉县百泉“水竹村”置办田宅。
徐世昌文人出身，昌诗、书、画俱晓。为总统时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即後来中央美术院前身。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退出政界於天津“退耕堂”过隐逸生活後，藉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著有《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东三省政略》等书。徐世昌的书画作品颇有声誉，曾在中国、日本等国画展中展出。
二、段祺瑞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汉族，安徽合肥人生于1865年3月6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1872年，8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任所（段佩时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防于此），少年段祺瑞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营生活。1881年，17岁的段祺瑞在祖父病故后只身徒步前往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安排在营中当司书。1885年，21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集团把持政局，北京政府如同走马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合肥人段祺瑞曾六次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在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新式课程。1887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889年春，段祺瑞等5人到德国，以官费入柏林军校。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其他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他在这里耳濡目染，有了实践的机会，获益匪浅。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职北洋军械局。次年，调往威海，任随营学堂教习。
1895年底，上谕由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小站练兵。段祺瑞在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1905年和1906年，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和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段祺瑞皆任演习中“北军”的总统官。两次秋操使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秋操前后，段祺瑞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并曾兼任保定陆军学堂总办。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遭到清廷的疯狂镇压。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调遣陆海军，旋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1月23日起，段祺瑞迭次向朝廷进言，谓共和思想“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26日，他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直接要求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文中还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显然，这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而将政权由清廷直接旁移给袁世凯的办法。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这一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朝廷的兵谏式招法果然灵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清王朝终于正式覆亡。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随之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袁世凯政权的主将。
天津段祺瑞旧居自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由拥袁转而反袁、反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称帝，并定次年为“洪宪元年”。但好景不长，举国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系内部也有人暗中倒袁。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得考虑取消帝制，“洪宪”皇袍穿了不过83天。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段祺瑞的辞职、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督军张勋主动率其“辫子军”于6月14日进京“调停”。
张勋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入使馆区。黎后的总统是冯国璋，段平时称其为“四哥”可是面对权利，这两兄弟争得更厉害，段与黎是水火相斗。他们却是真刀真枪！段的霸道与跋扈逼得冯国璋走投无路，自带了一旅精兵，22箱子弹，以巡视南方战场为名，那么津浦线南下，直奔南京老巢去了。段却派心腹段芝贵截住了大总统，冯大总统不可能看不到围在火车周围的荷枪士兵，只好眼望近在咫尺的南京恨在心头不敢言声，乖乖的回到北京，从此彻底放权给段祺瑞。7月1日，他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全国舆论大哗，“讨逆”呼声鹊起。
在黎段之争中已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对张勋进京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对其拥溥仪复辟亦有所闻。“张勋复辟”给段祺瑞诉诸武力以东山再起制造了一个绝好借口。段祺瑞旋即在天津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并于马厂誓师“讨逆”，还通电复任国务总理，重新组阁。在“讨逆军”的强大攻势下，“辫子军”很快失败，张勋于12日被迫避入荷兰使馆。这场“复辟”闹剧不过上演了12天。7月14日，段祺瑞凯旋还京，重新执掌中央政权。1918年8月10日，段祺瑞改革币制。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控制的北京亲日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更激起举国上下愤怒声讨。直、奉两系适时地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北京政府的情绪，开始从军事上掀起倒皖运动，意在打击急剧发展的皖系军事力量，抵制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1920年初，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被逐出北京。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在各方的利害关系暂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已暗中接受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和段祺瑞的游说，于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发动政变，推翻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冯玉祥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典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执政府办公处举行。鉴于以往迭次“府院之争”，此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乃将总统、总理合一，规定临时执政兼有二者之权力。段祺瑞表面上大权总揽，不受任何约束，实际上由于自身已没有什么军事实力，而奉军羽毛正丰，国民军又驻扎京畿，他不得不按张作霖、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今非昔比，段祺瑞这个“执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政务活动多受掣肘。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导致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皖系北洋军阀集团也不复存在。息影津门的段祺瑞曾表示只谈佛经不问政治，实际上在政坛活动了几十年的他岂甘寂寞，并且，“政治”不时地来过问他。日本特务土肥原等企图拉他出山，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完全效忠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段祺瑞没有答应。段祺瑞亲日，原先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日本人把侵略战火烧进国门后，他不愿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为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南京政府方面不断派遣民间人士北上做段祺瑞工作，劝其南下。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专使钱永铭持蒋介石欢迎段氏南下的亲笔信函到天津，请段“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顺水推舟，先抵南京拜会蒋介石，随即到上海定居。
段祺瑞到上海后，初寓世界学社，不久即搬至霞飞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他在这里专意念佛，坚持吃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病不治离世，终年72岁。
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北卧佛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三、徐树铮
徐树铮（1880-1925）北洋皖系军将领，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秀才出生。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徐树铮把目光投向了长期分裂的外蒙古，创造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国家统一的一番惊天伟业！
他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崇敬之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但是，自古就是中华领土的外蒙古却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极少数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他们也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切失土的两个爱国者！尽管后来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蒙古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这是中国人民及中国北京和南方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收复外蒙古只是等待时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当时，中国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对德战争。徐被段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从日本借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1919年，德国战败，参战军被改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为彻底解决外蒙问题作准备。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而全境赤化，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又害怕俄国的赤化运动波及外蒙古，因此决定回归中华祖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但立即遭到了外蒙“议会”的否决。这使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1919年10月，37岁的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他一路上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大有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气势。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也否定了他的什么《六十四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祖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这也是徐树铮一项伟大而短暂的功绩！
徐树铮最难能可贵之处，是收复外蒙后回北京述职时，不但向大总统汇报，还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去电汇报。孙中山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立即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对徐树铮收复外蒙予以很高的评价！1919年，尽管有巴黎和会的阴影，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人民最喜庆的大事！
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失去了！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内地军阀的可耻混战，徐树铮被迫离开外蒙，造成国防空虚（假如他对军阀混战置身事外，一心经营外蒙古，可能外蒙古不会这么快就丢掉）。二是外蒙境内本身的混乱。在外蒙这块土地上，不但有中国的军队，还有蒙匪和白俄的匪帮并没有来得及完全清除，外蒙古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徐树铮过于采用军事手段，未得外蒙民心，外蒙还有许多人在为重新“独立”蠢蠢欲动。三是苏俄干涉和长期以来侵占我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野心不死，使得外蒙古革命党再次在苏俄的卵翼下宣布“独立”，而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加以霸占！
徐树铮在外蒙古做了许多有益于蒙古的事，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在离开外蒙而外蒙又再次分裂的日子里，他与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促成南北和解。1925年，他被多变军阀冯玉祥杀害，带着与孙中山先生一样的遗憾离开了人间，英年43岁！也许，他在这几年最后悔的事就是不慎离开了外蒙，造成外蒙的重新失去，而他本人已经无力回天了！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有极强才干，但锋芒毕露，过于骄狂，胆大敢干，树敌太多。冯玉祥杀徐树铮，当然有政敌的原因，但徐树铮当年杀了冯的舅舅兼大恩人陆建章，也为自己埋下祸根。
徐死，徐世昌挽联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奇的是，当年陆建章死后，徐世昌送的也是这幅挽联。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家编的更有戏剧性。
四、曹汝霖
曹汝霖（1877—1966）
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和陆徵祥同日本公使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翌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
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此后，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去台湾，后至日本、美国。
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著有《一生之回忆》。
五、陆宗舆
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
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中华民国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日置益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
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任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6月，被罢免。1925年后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被聘为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病死于北平。
陆宗舆虽然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方面风评不好，但他也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做出了一些贡献，北京石景山的龙烟钢铁公司就是陆宗舆努力的结果。1919年在石景山东麓建成，只可惜很快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被免职，龙烟钢铁公司在建成后的二十年里未能炼出一吨钢铁。
六、章宗祥
章宗祥（1879—1962）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人，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
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
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上海远走加拿大。
第二章 外交官们的最终结局
一、梁启超
一岁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应广州童子试中秀才。
十六岁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卯寅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丙申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丁酉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戊戌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己亥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庚子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壬寅《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丁未《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已未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二、钱能训
中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字傒丞。浙江嘉善人。29岁中进士，翌年留馆为翰林。历任湖北、广东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刑部主事、员外郎等。1911年以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职。辛亥革命起，在西安大捕革命党人。
10月22日民军光复西安，与西安将军出兵镇压，为民军击溃，后出走潼关。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凭借与徐世昌等人的关系，多次出任政府要职。1913年10月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翌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钱襄助徐处理政务。
1917年12月任内务总长。1918年10月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辞总理职，钱自兼代国务总理，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届国务总理。翌年春，五四运动爆发，钱免去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3人职务后，辞国务总理职。
此后，钱能训曾任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外交部顾问等职。1921年夏与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任主席，主张山东应无条件归还中国等。1924年6月5日卒于北京。
三、陆征祥
陆征祥1871年生，1884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八国联军之役，其长官许景澄被慈禧处死，遂心生不满。日俄战争事件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征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由于陆征祥能力出色，表现优异，仍在1906年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共和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其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目前网上流传陆征祥在袁世凯称帝时，担任国务卿“多年”，是明显错误。袁世凯称帝不及一年）。
陆征祥贡献卓著的是中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1912年10月8日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是出自陆征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说服袁世凯同意废除清代外务人员“保举制”（由高官推荐外交人员）任用办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陆就职后另订《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先将所有部内留任人员免职，再重新依照专业考核，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甫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征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总括而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
陆征祥最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条》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因此导致的负面评价往往归罪于他。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一、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关于二十一条，也有意见认为是日本施压宣战，袁世凯被迫接受部分条款）。
二、1919年率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广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会（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战胜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国国内巨大抗议声浪与政府训令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和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目前坊间流传之认识是，陆征祥在和会后期并未主持中国使团工作，因此抗拒签署的正义表现多被归功于顾维钧。
由于陆征祥夫人病况，陆征祥和会后即辞去职务滞留比利时，参与天主教本笃会工作，经过教会观察培训，成为正式修士，照料病妻并传教。培德女士1926年病逝后，陆征祥专心教会事务，二战其间，帮助受纳粹迫害之比国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之运动，为中国与盟国战胜而祈祷，受教廷封赠为比国圣伯多禄刚城修道院荣誉院长。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国采访陆征祥，据报导陆征祥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1949年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与其教会同仁比邻。
四、顾维钧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
1905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youa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总理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总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家庭不幸，爱妻去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宝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canno tmissshan dongassameas the westworl dcannot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三度婚事，难逃悲剧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联合国的原名）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镑。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动心。她嫁过人，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高贵的门第，关不住春色，她仍旧出入于豪华的交际场所。早在唐宝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乃知天从人愿，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那时顾还年轻，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不耐再等，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对这个女人，仍旧有点犹豫，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婚礼后的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作为国联理事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
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当然可以更红起来了。不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从此过隐居生活了。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从部长到大使，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
黄蕙兰女士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国驻外使节的夫人中，黄蕙兰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顾维钧和黄蕙兰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而劳燕分飞。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女士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己。现在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五、林长民
自信是“治世之能臣”
才女林徽因的才情、禀赋乃至个性，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于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少年时林长民在林氏家塾中读书，受业於饱读诗书的闽中名士林纾，也由此获取了最初的西学知识。光绪二十三年林长民中秀才，但他为更大的志向放弃了科举。也是这一年，他弃举业在家苦学英文、日文。他的父亲林孝恂为他请了两位“洋老师”，一位是加拿大籍，另一位是日本籍。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不久回国，在杭州东文学校毕业後再度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政经科。
林长民是日本留学生中公认的明星式人物。他热心社会公益，乐於为人排难解纷，一度还担任留学公会会长。推举他的人一致认为林长民身兼数长：一有才，不仅学识渊博，且“善治事”；二有口才，善於辞令，滔滔雄辩；三有家财，“家本素封，交际所需，不匮於用”；四有胆识，遇事肯担当，决无畏葸之态。但是日本的天地并没有把林长民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他仍希望通过自己的从政，以改良的方式实现立宪政治。因此当堂弟林尹民、林觉民慷慨陈词，宣扬革命的宗旨时，林长民则注重於广泛的交流结纳。他认识日本名流犬养毅、尾崎行雄，也熟识中国名人张謇、岑春煊；与汤化龙、孙洪尹、刘崇佑、徐佛苏等留日的立宪派志士订为深交；也结交君宪派的杨度，同盟会的宋教仁。用林长民的话来讲：“政治家须有容人的雅量，中国前途不可知，尤须联络异己，为沟通将来政治之助。”
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回国後，慨然於国民教育程度的低劣，拒绝了清政府要授予的翰林进士身份，回到祖籍福建出任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在此期间，他厘定学则，革除积习。後来，林长民赴北京，与徐佛苏等组成“宪友会”鼓吹宪政。辛亥革命爆发後，林长民到上海参加第一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时，与同盟会党人发生争执。数日後林长民在南京下关车站遇刺，所幸有惊无险。林孝恂又惊又忧，将儿子关在楼上“累日不得出”。但林长民矢志不悔，他自信有政治异禀，欲做“治世之能臣”。
点燃“赵家楼”之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交总长陆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会。当时的总统徐世昌为此特设外交委员会，特聘林长民为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日本与英法密约战後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直接由日本继承；同时与曹汝霖订立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由日本出资建筑的密约。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向国民揭露政府这一卖国行径。此新闻一经发表，顿时激起千层浪。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总统徐世昌怀疑林长民就是学生运动的幕後主使，将他召到总统府严加训斥。事实上，林长民正是“火烧赵家楼”的真正点火人。
林长民之死
1920年春，林长民携带16岁的林徽因到欧洲考察。10月，林长民回国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合上书，向政府建议恢复国会，完成宪法。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总统黎元洪的采纳，并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了制宪工作。
这时的林长民又变得踌躇满志，他试图把自己在欧洲考察的所学所得一一实践於中国政治。在制宪过程中，他提出应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还关注生计制度的议定，并被推举为生计章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然而，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林长民所主张的生计制度与地方制度被搁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为泡影。
1925年张作霖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援，兵分四路进攻北京，意欲自任总统。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向全国发表《反奉通电》，并将原奉军第三方面军改称为东北国民军。郭松龄起兵後，托人游说林长民出关。林长民感念郭松龄知遇之恩，於11月30日晚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途中受到奉军王永清部的袭击。与郭松龄同行的林长民下车躲避时被流弹击中身亡。
六、王正廷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民国时期外交高级官员。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1901年进海关任职。1905年赴日本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后，留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12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7月辞职回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3年4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一度代理议长，因袁世凯以暴力压迫国会和议员，被驱逐出北京。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继任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9月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国内舆论好评。1921年到北京就任中国大学校长，这一职务长期连任。1922年3月任“鲁案”善后督办，12月同日本签订“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12月11日被黎元洪任命为代理国务总理兼外长，至月底结束。1923年3月任中俄交涉督办，至1924年5月与苏联代表签订“中俄协定”。未久先后两度任外长，一度兼财政总长。1927年夏任陇海铁路督办。
1928年6月王正廷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0月与日本代表谈判“济案”问题，未能取得进展。其后曾与美、英、法、德等国订立“新关税条约”，争取到西方国家一些让步，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辞职。1936年8月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49年初去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病逝。著有《王正廷博士演讲集》。
第三章 左行同志的最终结局
一、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二、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三、毛泽东
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家乡湖南。他与杨昌济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萧瑜、蔡和森并称为“三豪杰”。
杨昌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写信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蔡和森先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
在北京，毛泽东没有工作，身无分文。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了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北京的严寒。
杨昌济给北大图书馆馆长写了封信，为毛泽东谋到了一份管理期刊阅览室的工作，月薪8块大洋。
在北大，毛泽东通过他的借书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25岁以前，毛泽东一直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也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形成了他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他不会法语，也没有钱作路费，更牵挂杨开慧小姐。还有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
与此同期，在120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已经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毛泽东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当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半年之后，毛泽东在北京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四、邓中夏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宜章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8月当选为第二届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局委员长，中央局委员、组织部主任等职。后来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0月，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时年39岁。
1917年，23岁的邓中夏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当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北大任教，邓中夏不仅多次听李大钊的讲课，而且还读过李大钊发表的许多文章，给邓中夏很大的教育与启发。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和著名人物。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同志到街头演讲，使群众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推为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注意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邓中夏也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也在上海组成。根据临时中央局的要求，于同年12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书记。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书记部主任由邓中夏担任。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意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组织临时中央局，邓中夏被推选为委员长，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又掀起高潮，从此，邓中夏离开了青年团工作岗位，专心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4月，邓中夏奉命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撰写了不少文章，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这说明，邓中夏对马列主义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能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探讨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中夏来到武汉，他又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而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邓中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邓中夏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
1928年3月18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邓中夏和苏兆征一起，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两人又一次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王明上台以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1932年秋，党组织委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去互济总会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有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邓中夏化名施义，但敌人怀疑他是我党负责干部。邓中夏据理力争，还请著名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自己辨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五、张国焘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成为叛徒。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今上栗县）。
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中国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
1935年9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我的回忆》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六、许德珩
许德珩（1890-1990），字楚生，江西九江市人。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夫人劳君展（1900-1976），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曾师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25年与劳君展结婚。
许德珩与夫人在法国。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兴，原是清朝的一名副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派到广西任候补知县，颇不得志，于清咸丰年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天京奠都后，当了军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家受到株连，隐姓埋名，迁居他乡。祖父许殿勋，因受株连，不敢进取功名，而以行医为业。及至同治年间，清政府追查太平天国官员渐松，他父亲许鸿目卢才等得参加府试，中第一名，补为禀生，被人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事件，又被株连罢职，逃回故乡，后入九江同文书院任教。
许德珩幼年聪颖，6岁随长兄德琛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师刘畅春赞许。第一年读完《三字经》《幼学琼林》。第二年老师给他开讲《诗经》《左传》《四书》。以后又自学了《纲鉴易知录》等。几年私塾，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典经研读基础。父亲从绍兴回来，指导他读《新民丛刊》，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新书给他灌输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他启发很大。许德珩于光绪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学读书的同学学会了英文字母。从十六岁起，到九江县城向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英文和数学。因无力在城里食宿，只好每天徒步往返四十里，进城求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苦学两年，奠定了后来进入中学的基础，同时也锻炼了体质和意志。
宣统元年（1909年），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这期间，颇受杨秉笙（地理教师）、王恒（图画教师）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器重。经他们介绍，德珩参加了同盟会，剪去了长辫子，立志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队。李烈钧任九江都督其间，他由当时宪兵司令、革命党人廖伯琅推荐，在秘书处当秘书。次年，九江中学开学，他又到学校读书。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1920年，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德珩自1915年丧偶，便立志求学与学生运动，改字“楚僧”，以示无意续婚。一次，在与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写上“生”。改为“楚生”。表露了姑娘的爱慕之情，从此，他们友情进入爱情，在感情上深入一步。1924年夏，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得到了硕士学位，入巴黎大学理科，并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们才经常会面经过五年多时间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之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赠十六字红缎题词：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酝酿回国，后因劳君展正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于是决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国。回国后，他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教官，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史。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于1927年9月初偕夫人君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许德珩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许德珩喜爱诗词，精于书法，眷恋故土，热爱家乡，有求墨者，欣然允诺。
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北大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工作，其丈夫为我国著名核武器专家、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
在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许德珩先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他虽然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许德珩先生都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并非像其他民主人士一样，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走出一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路线。
许德珩一生中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许多默契的合作。在九三学社成立之前，他以个人的名义积极和共产党保持接触：1920年，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建立了联系；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许德珩亲自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秋，许德珩和夫人得知延安物资供应困难，即在北平买了布鞋、怀表和火腿等，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给毛泽东；1936年西安事变后，许德珩拥护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进一步团结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1945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请许德珩及其夫人劳君展赴宴之事了。在许德珩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记述到毛泽东曾经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并说：“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该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九三学社得以成立的最直接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九三学社成立以后，许德珩等学社领导人仍然坚持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并逐渐开始以政治组织的名义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其成立大会上，九三学社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基本精神与中共在战后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精神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期间，九三学社对国民党片面召开“国大”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1947年2月21日，蒋介石强迫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撤回延安时，刑西萍到许德珩寓介绍了九三学社今后的工作要如何开展等；5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许德珩依照事先与中共地下党员协商的结果，利用合法形式，和20名参政员联名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在参政会上造成强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声势；1948年4月30日中共提出“五一”口号，在北平的九三学社总社闻讯后秘密举行会议，响应“五一”口号；北平临近和平解放的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北平同人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1949年1月12日，九三学社的许德珩等，联合城内各大学教员，奉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谋取和平解放之法，将军队撤出城外。
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这种执着的信念终于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89岁高龄的许德珩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写到：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第四章 右行同志的最终结局
一、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年赴德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民国十六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
二、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1]。
三、傅斯年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四、段锡朋
段锡朋，字书诒，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江西永新。五四运动时期，当选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一九二零年，赴美留学，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一九三零年，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病世。
在当今，段锡朋的名气不大，原因主要是无著作传世。但他却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赫赫有名的“段总理”。他尊崇“陈蕃、李膺等人的魏晋风骨”，并以此为动力，提倡反帝反封，反军阀反侵略，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他崇拜蔡元培先生，爱护北大。在五四最困难的时期，他挺身而出，沉毅勇敢，敢作敢为敢当。段锡朋藉五四运动震醒了青年们的民族意识，使五四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段锡朋留学回国后，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工作。抗战时期，他负责的工作需要一百二十个编制，可他只用了六十人。有人劝他，反正是为国家办事，花国家的钱，何必苦自己呢。段锡朋回答说：“老百姓太苦了。”
段锡朋身居高官，克勤克俭，兼爱百姓。他的口头禅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他自己努力工作，兢兢业业。触及工作开销，他爱惜老百姓的血汗钱，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即使身体不好，也从不利用职权，开方便之门。他积劳成疾，以他的级别，住院可以住高级病房的，可他坚决住三等病房。在他病危昏迷时，医生为了抢救他，使用了一些氧气。那时的氧气需要进口花外汇，他醒来后，知道使用了氧气，吩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在场者听了，无不动容。
罗家伦是段锡朋多年的朋友。段锡朋住院时，罗家伦送了一些钱，给老朋友段锡朋买些营养品什么的。罗家伦深知老友的秉性，特地叮嘱老友的夫人，不让他知道。段夫人勉强收下后，还是让段锡朋知道了这件事。段锡朋叫夫人把钱送回去，此时的罗家伦已去印度赴任了，不得已，段夫人只好把钱退到了罗夫人手中。
段锡朋无论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是一个苦行主义者。即使这样，他还不忘周济比他穷的朋友。因此，段锡朋深得朋友的爱戴。
段锡朋去世后，他的朋友罗家伦悲痛欲绝，哭道：“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忧患不容余涕泪，我今痛哭为苍生。”
五、曾琦
曾琦，原名宗，字慕韩，属龙。1892年出生在四川省隆昌县，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毕业，入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报》，并出任重庆《国民新报》主笔。
1913年8月在重庆参与发动讨袁。1916年入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6月回到北京，与王光祈等人组织楷体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8月赴法国留学。1923年12月与李璜等人在巴黎组成中国青年党，选为党务主任，次年任委员长。1924年回国，主要从事青年党的活动，创办《醒狮》周报，任总编辑，竭力宣传国家主义，并在上海兼任大夏、同济、学艺等大学教授。
1926年夏，当选为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竭力反共。抗日战争时期，呼吁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38年后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夏移居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沦陷区上海、南京、华北等地活动。抗战胜利后返重庆。
1945年12月参加青年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次年任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1950年游学欧洲，赴法、比、葡等国，力图建立反苏反共联合阵线。1951年在美国华盛顿去世。
六、罗隆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六，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他9岁时生母病故，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罗隆基从小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
1913年，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罗隆基以江西总分第一，考入清华大学。“五四”运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学习，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家拉斯基的敬幕，又从美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即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逮捕。“九、一八”一事变发生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同时他宣布脱离国社党，并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昆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民主革命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党和人民的信任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以新的姿态积极投入火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和平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罗隆基担任高职，但他从不给国家添麻烦，不向组织伸手。1957年3月19日，罗隆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加强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他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诚恳的“直谏”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1957年6月21日，罗隆基参加完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回到昆明，等待他的是一项沉重的右派帽子。1958年1月26日，罗隆基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又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了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香港有人邀请他到香港办报。周恩来约见罗隆基，转告了香港的邀请，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用很坚决的口吻说：“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果然，他哪儿也未去，他在北京乃兹府度过了最后的悲凉岁月。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人在常务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行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第五章 北洋政客命运
一、总统徐世昌力主怀柔“五四”被捕学生终释放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大批学生被捕，当局将如何处置？学生怎样策划，各界反应如何激烈，在野政客如何不平？欲知爱国学生被捕案的过程及结果，且看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收录的学生声明和法庭裁决书。“火烧曹宅”是五四运动中轰轰烈烈的一幕，它揭开了整个五四运动的序幕，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学生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而反动政府武装镇压爱国学生的行动也在进行中。“火烧曹宅”的当天就发生了军警逮捕许德珩等32名爱国学生的案件。而这一案件也成为整个五四运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性事件。几十年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许德珩是32名爱国学生在这一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
北京大学的学生许德珩与抓他的警察扭在一起，双方僵持不下，滚翻在地，最终被警察捆了起来。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后，一贯认为闹不出大事来的当局意识到事态开始向失控的方向发展。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着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来。先前在曹宅“装装样子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见上司驾到，立刻来了精神，他们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开始大肆逮捕学生。
当时大多数游行示威的学生见到火起都已散去，那时只剩一些看“热闹”和善后的学生还在现场。据当年亲身经历“火烧曹宅”的何思源回忆，起火时他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剩下的学生有的遭到了军警的逮捕。
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军警到达曹宅以后，见人就打，见人就抓。北京大学的学生许德珩与抓他的警察扭在一起，双方僵持不下，滚翻在地，最终被警察捆了起来。
易克嶷为了躲避军警的逮捕，在奔跑中帽子和鞋全都跑丢了。可是他没跑多远，就被警察抓住，用绳子绑上。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学生杨明轩，在痛打章宗祥时，看到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护住章宗祥，恼恨已极，忍无可忍，上前扯开中江丑吉，并且和他扭打在一起，两人在地上滚来滚去，这时军警赶到，将杨明轩逮捕了。陈荩民在曹宅内遭到了军警的毒打，他的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膊被打得鲜血直流，随后被军警逮捕。而匡互生、周予同几个人看到军警赶来，连忙逃走，辗转了好几条胡同，才算把军警甩掉，得以脱险。
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32名学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我们在档案中查到，这32名学生是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龄、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公顿、易敬泉、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李更新、董绍舒、刘国干、张德，其中北京大学20名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学生，工业学校2名学生，中国大学1名学生，汇文大学1名学生。
在牢房中学生们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了虐待和凌辱。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
许德珩曾经这样描述了他们被捕后的经过：“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被拘捕的学生被军警用粗绳反缚两手，路上如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狠打他们。被捕的学生经过审问、登记，被关进牢房。在牢房中学生们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了虐待和凌辱。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许德珩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写到：“（他们）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许德珩极为愤怒。联想起自己和同学们这几日为了爱国事业而奔走，现在身陷囹圄，而爱国事业未尽，不禁吟诗抒怀：“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以表达自己和其他同学英勇无畏的爱国热情。
被捕学生陈荩民也回忆，当时和同学向大光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是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面对监狱中十分恶劣的环境，同学们不但全然没放在心上，还在监狱中向看守牢房的狱卒宣传爱国思想。狱卒对学生很同情，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他们。在狱中，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大家意志坚强，表现乐观，在铁窗生活的折磨下，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据当时的报道说：“四日当学生被捕至警厅后，诸要人即在警厅中开一紧急会议……会商处置学生方法，众议不一”我们从现存的档案史料看到，学生被逮捕后，仿佛是一石激起千重浪，社会各方反应强烈。对于当局来说，如何处置这些被捕学生如同是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说此事处理的结果，会不会成为事态更加严重的导火索。
对于学生这一边，自己的同学被逮捕，生死未卜，必须积极营救。对于被捕学生的校长来说，自己学校的学生被捕，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被逮捕一样，既是焦虑，也是痛心。5月4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各方都在考虑着对策。
当天晚上，国务总理钱能训将内阁各部部长召集到家中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这些大员们意见不一，吵来吵去，在处理学生问题上，各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有的主张将参加此次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张将各校校长免职，还有的主张对学生大逮捕。
与此同时，总统府也在秘密集会。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主张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而操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等及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则主张对学生运动要严厉镇压。段芝贵甚至叫嚣：“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
学生被逮捕到警察厅，司法部门的要员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据当时的报道说：“四日当学生被捕至警厅后，诸要人即在警厅中开一紧急会议。列席者有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次长曾毓、大理院院长姚震、警备司令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会商处置学生方法，众议不一；有主张最激烈者，立送交大理院审究主使。”
而也有人向警察总监吴炳湘举例说：“日本国务总理桂太郎被殴及民国五年公民团扰乱议院事，皆未移交法庭。这件事可以借鉴那两件事的处理方法。”最终，吴炳湘采纳了这项建议。
各校学生回到学校后，发现有同学没有回来。学生们多方打听，方知同学被捕。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5月4日当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段锡朋、钟巍、刘翰章即来到警察厅投案，并为被捕学生送食品。警察厅讯问三人后，将其放回。临走段锡朋给被捕学生留下一封信，鼓励同学要以乐观的精神看待，同时表示蔡元培和王宠惠先生会设法营救学生的。
为有效地组织同学的营救工作，当晚北京大学便成立了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为干事。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理由之一。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群体奔走，无心学习。理由之二。”（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团也来到大会会场。蔡元培激动地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各校校长，全力营救！”但是，蔡校长对同学们实行总罢课的做法并不赞同。可是，学生们没有采纳蔡校长的意见，仍然坚持罢课的决定，不达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的，誓不罢休。
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5月4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向警察厅提交的供词。
据档案记载：被捕学生在警察厅被讯问时，对于在曹宅打人放火之事均不承认。
学生们被逮捕到警察厅，立即遭到审讯。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5月4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向警察厅提交的供词。在供词中学生们表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到了危险的境地，而曹汝霖竟然对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再者北京大学学生因曹汝霖人格不够，不愿到他家去，实系随同。”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各校的全体教职员向教育部表示，如不释放被捕学生，将一律罢职。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纷纷电请释放被捕学生，连安福国会的议员也表示要弹劾政府。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全体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7日的国耻日就要来临，到时候学生会闹出怎样的“乱子”谁都不堪设想。面对这样的情形，警察总监吴炳湘“坐不住了”。
5月6日，警察总监吴炳湘去见总统徐世昌，要求必须释放学生。他说：“若是总统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乱，我可不负责任，并且我即刻辞职，请总统另选贤能。”随后他就把学生怎样策划，各界反应如何激烈，在野政客如何不平说给徐世昌。徐世昌听吴炳湘这样说，也意识到如果真要是将学生惩办，恐怕还会出别的乱子。此时也顾不得曹、章的面子了，立刻答应放人。
晚上，吴炳湘即约见蔡元培等人，提出要放人也可以，但是必须答应两个条件，一是七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二是各校在明日一律复课。蔡元培等完全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当晚蔡元培回到北大后，立刻召集罗家伦等人，告诉他们，只要学生复课就可以放人。罗家伦问：“如果我们明天复课，可是他们不放人怎么办？”蔡校长说：“我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过誓，‘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听了蔡校长这样说，罗家伦等人连夜通知各校学生明日复课。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被释放。蔡元培校长和全体北大的学生都到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他们归来。据被捕的学生回忆：“我们分别坐着三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被捕学生陈荩民回忆：“我们由警察厅派两辆车子送回学校。刚到学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
据馆藏档案显示，5月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
被捕学生被营救回校，大家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就平息了。但是事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早在5月4日晚内阁紧急会议上，内阁大员们就对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十分不满。总理钱能训甚至说：“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若蔡死则何如？”于是在社会上有很多传闻纷纷而出，有人说：“曹汝霖、章宗祥行将报复。”有人甚至说：“曹汝霖、章宗祥一方面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一方面派人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还有人说：“徐树铮已经调来了军队，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准备轰击北京大学。”
段祺瑞此时还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要整顿学风，他们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面对这样的情景，蔡元培被逼到了“悬崖”边上。5月8日下午，蔡元培突然接到必须马上出走的紧急消息。9日晨五时半，他留下一封信：“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就秘密出京了。
没想到蔡元培出走，曾经被蔡校长保释出来的被捕学生马上遭到了审讯。从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5月10日京师检察厅将32名学生传唤到庭进行正式审讯。审讯笔录中记载，许德珩等人坚决否认他们烧毁曹宅及殴打章宗祥的行为。
据馆藏档案显示，5月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学生们在陈诉自行检举书中写道：“窃学生等本不应干预政治，近以山东青岛问题祸迫眉睫，义愤所激不能自己，致有五月四日之事。学生等诚无状，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静候处分。”附呈北京高等专门以上16学校学生自行检举名册一本，名册中是全市五千多名学生的名字。
5月14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提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钧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与数千人同时讯问，何得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忿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己，非公民团所可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这份档案字迹清晰，字里行间显出学生们的激情和勇气。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许德珩等爱国学生被捕案最终以“不起诉”结束
6月4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终结，将许德珩等32名学生以骚扰罪、放火罪、伤害罪向地方审判庭提请豫审。但是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史料中，鲜有提及此案法院豫审的结果，很多人都以为这一案件就不了了之了。
笔者查阅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发现，在档案中收录了这一案件的法庭裁决书。档案记载：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第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作出了裁决。裁决书裁明：“本案被告人许德珩等三十二人被诉犯刑律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三款之骚扰罪，及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三项之伤害罪，犯罪时期均在本年一月一日临时执政大赦令以前。除依照该项赦令及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应不起诉外，所应研究者即该被告等是否构成放火罪是也。查是日学生赴曹宅时，初因大门紧闭在外衅骂，迨砸毁后窗实行搭肩跨入。其时军警在场弹压。该宅西北隅火祸大起，虽警察等有目睹学生用火柴燃烧窗户之举，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供有学生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始行起火等语，究竟何人放火，该被告等三十二人有无放火行为，及起火当时该被告等是否在场，传讯当时在场弹压之保安队长李昌言、队兵关材厚等十余人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二人，均称不认识。则该被告等是否确系放火正犯，已属无从证明。况查被告等三十二人或在曹宅门外拿获；或在曹宅后门外拿获；或在曹宅附近各胡同拿获，并无一人在曹宅门内被捕者。质讯该被告等又均供称伊等是日均因人多拥挤未进曹宅等语。察该校情形尚非狡饰之辞。综上论断，许德珩等被诉放火一罪，证据均嫌不足。依刑诉条例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应不起诉。”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德珩等爱国学生被捕案终以“不起诉”而告终。而此时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继续风起云涌，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
二、五四发生后，段祺瑞力主严肃处理闹事学生
徐世昌点燃了“五四”的引线，但这团大火却慢慢烧到了自己身上。
火烧赵家楼，拳打章宗祥。但那天下午的火苗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才刚刚来临。
当日晚上，钱能训召集全体阁员，商讨对策。段祺瑞因曹、陆、章“意外”受辱，力主严惩肇事学生。段芝贵更是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于是有人建议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各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诫。教育总长傅增湘严辞拒绝，他们退一步要求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在对学生游行活动在处理意见上，北洋政府高层分作两派：段祺瑞一派主张严厉镇压，而徐世昌得知学生纵火打人后，而非常恼火，却还是拂逆了段祺瑞的意见，想缓和处理。
5月6日，徐世昌发布的大总统命令显示了他的苦衷，迫于段祺瑞的压力，先以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词搪塞，而后将全部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说“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务，呈候惩戒。”然而这一命令，不但警察不服，曹汝霖等人也极为不满。徐世昌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
这道命令一出，反对之声更加此起彼伏。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和平团体等声援爱国学生的电函接踵而至；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
段祺瑞一派则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紧接着蔡元培引咎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避走西山。
北大学生再次行动，以更大的声势发起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的斗争。他们一面上书教育部，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5月12日，北大学生决定：如政府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随后段祺瑞、王揖唐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徐世昌势如骑虎。为避免武力镇压，他不得不下令对学生严加管束。5月14日，徐世昌连下四道命令：一令北京警察等“认真防护、共维秩序”；二令告诫学生“持以镇静”，“毋得干预政治”；三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四令挽留陆宗舆，以安段祺瑞之心。在段祺瑞的坚持下，徐世昌于15日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由次长暂时代理，后又任用安福系要人田应璜继任。此消息一出，教育界顿时舆论大哗，认为安福系插手教育，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于是17日开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集合，一致反对任命。19日，北京25000多名学生实行总罢课，再次上书徐世昌，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回傅蔡、释放被拘学生、谋求国内和平……
三、北京五四回忆：徐树铮主张严办闹事学生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五月一日传到北京，三日又由各报传出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系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与日本秘密订立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协定时同时交换了一个换文，里面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领青岛的办法，以致中国代表受此四字的束缚而完全失败。北京人士得悉青岛交涉失败的恶耗，无不愤恨，各校学生更加义愤填膺。四月底，北京各校学生已有“五七”示威游行的决议，并曾通电全国各报馆各法团希望于是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吓得青岛交涉失败后，各校代表即于三日晚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有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写成“还我青岛”四字血书，大家情绪极为愤慨激昂，当即决议提前于四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当晚有些学校没有知道参加会议，四日上午，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又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整队出发游行。并规定游行路线由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使他们注意，并电告各该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表示群众的愤怒。
当天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计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等共计十三个学校的学生五千多人。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取消军事协定”，“反对强权”，“抵制日货”，“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学生沿途并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大意说，现在日本在巴黎和会要求吞并我国山东的青岛，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主权，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公使馆去要求各国维持公理，望全国工商各界一致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语。
游行队伍于下午二时出发，到东交民巷西口，有外国雇佣的保卫队把守，不准学生队伍通过。由代表向各国公使陈述请求意见，并要求准学生队伍通过，终以庚子条约特权的束缚，没有允许通过。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外差不多等候了两个钟头，终未得通过使馆区域东交民巷，大家都感到在自己的国家首都，都没有通行的自由，痛恨帝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的心情，更加激愤高涨。
当时大家认识到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有三人，一是交通总长曹汝霖，他是以前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同日本公使日置益交涉签订“二十一条”的中国代表；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他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和济顺（济南到顺德）、高徐（高密到徐州）两铁路建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三是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他是一九一五年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大家对于卖国贼非常痛恨，主张非打倒严加惩办不可。于是游行队伍遂按照原计划经东长安街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沿街市民，伫立观望，多有拍手表示同情的，足见群众对于爱国运动是同样富有热情的。大约四点半钟的时候，学生大队到了赵家楼曹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曹当霖听得学生拥入，即越墙逃出。章宗祥这时也在曹宅，还与日本新闻记者在客厅谈话，被学生发觉，捉住痛打了一顿，若不是日本新闻记者舍身加以维护，在学生盛怒之下，会把他打死。学生找不到曹汝霖，愤怒情绪，难以遏止，所有曹宅室内外摆设器物，尽行打坏，有的竟放起火来烧他的家。大多数学生见遭宅燃烧起来，才纷纷散出。这时军警反动头子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坐着汽车率领大队军警赶来镇压学生，立即下令逮捕少数尚未散出的学生，计共捕去三十二人，其中北大有易克嶷、曹胤虚、许德珩等十九人，高师有熊梦飞等八人，工专有董望翘（云南腾冲人）、李更新（湖南人）二人，其他三人为中国大学及汇文大学校学生。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中实力派有两系：一为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又称皖系。是亲日派；一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是亲美派。安福系军阀认为学生五四运动，是直系军阀和其他政客（指研究系林长民等）指使的，目的在排挤安福系退出政治舞台。实则这次学生破天荒的运动，纯系赤忱的爱国心所驱使，绝无任何派系所能利用。安福系军阀主张以严厉办法镇压学生运动，解散北京大学，免去蔡元培校长职务，其中尤以徐树铮最为反动，坚持以高压手段对待学生。而直系军阀冯国璋等，主张对学生采取缓和办法，释放被捕学生，令各校长严加管束。各派系军阀主张虽不同，而本质则完全一样，都是要消灭学生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空前的五四运动，立刻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北京学生即于四日晚把军警捕去的学生将被反动政府加以非法处理向全国发出呼吁支援，全国人民都一致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由五日起，即采取各校一律罢课行动，要求反动政府释放被捕同学。又由于北京学生曾通电全国号召于“五七”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反动政府深恐又激成事变，因此也不敢采取安福系严厉镇压学生的办法。
北京各校，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进步，认为学生爱国运动，热忱可嘉，应当维护而不应加以摧残，对于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其它各校长，惟蔡的马首是瞻，也协力一致营救。军阀政府受到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乃于五月七日把捕去的学生全数释放。在释放学生之先，军警当局要各校长担保释放的学生以后要随传随到，不得违误。国立八校中，以工专校长洪（钅容）最为落后反动，他是日本高工学校毕业的，平素对学生一味压制，除死啃书本外，不许有其他活动，校中连体育活动球类都没有，真是死气沉沉。五四是星期天，学生持校旗参加游行运动，第二天还受到洪的谴责，认为是违法乱纪，并责备不应把校旗抬着去。同学夏秀峰激动的说：“这是工校的光荣。”洪向夏追问你是何人？名叫什么？大家同学高喊：“这是我们全体同学的一致行动，是我们的良心所驱使，只有亲日派卖国贼才说我们是违法乱纪。”洪乃面红耳赤而退。七日，洪与其他校长去保释工校被捕同学董望翘、李更新二人，先在校中集合全体同学讲话，再三叮嘱以后要遵守纪律，不再有轨外行动，并望劝告董、李两同学保释出来后，切勿离开北京，以免今后军警传讯时无法交人。全体同学坚决保证董、李两同学释放后决不会离开北京。洪乃放心去保。由此可知军阀政府虽然释放被捕学生，并不是就从此无事。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除议决各校即日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外，并讨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作为指导学生爱国运动的永久机构。当即推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草拟组织大纲于六日提交各校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当即于是日宣告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评议部，负决议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一是干事部，负办理评议部所议决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评议部的评议员，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组织。干事部则委托北大的学生干事会代为办理，这样干事部执行评议部议决事件也较为便利迅速。北京学生联合会组成后，对于指导学生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各校也成立了一个学生干事会，健全了组织。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自由思想，对新旧各派，采取“兼包并容”的办法，北大教授中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极端守旧的辜鸿铭等。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潮，提倡“平民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并主张“劳工神圣”，曾在天安门演讲说：“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但是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在当时，对军阀官僚的封建斗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他是起到一些促进和保护作用的。五四运动时，各校学生代表的活动，多以北大为集会场所，而北大学生在运动中，又居于主动地位，因此，安福系军阀认为蔡是五四运动的主使者，对蔡极为不满。五月九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的命令，而有关军警法院机关，跟着即传讯释放的学生，企图追究五四运动的策划主使人。蔡认为北京军阀政府，毫无悔改的诚意，事已不可为，即于当日秘密离京南行。蔡行前极为秘密，北大教职员和学生多不知情，及知蔡被迫出走，北京教界都大为愤慨！一致请求挽留，但蔡去志坚决，已无法挽回。
五月九日后，北洋军阀政府派有大量武装军警到各学校监视，并命令学校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对于亲日派卖国贼曹、陆、章三人不惟不加惩处，反而在他们的辞呈上大加奖勉，说曹汝霖是迭任交通、外交、财政总次长“公忠体国”，陆宗舆、章宗祥是先后任驻日公使“有裨大局”的一些故意违反人民公意的话而加以慰留。北京学生对于军阀政府这些倒行逆施反人民的做法，极为愤怒，当即由学生联合会议决于五月十九日各校同时宣告全体罢课，并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同时向反动政府提出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以谢国人，撤除监视学生的军警，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青岛问题决不许签字等项要求。自十九日起，各校学生组织演讲队和文字宣传，出发在北京城所有街道胡同以及公园各娱乐场所宣传讲演，尽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对中国的恶毒侵略和无理强占我国山东青岛的各种权利，对于军阀政府勾结日人的卖国罪恶行为，也加以揭发，并劝告群众不买日货，提倡国货。广大群众听后，深为感动，引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深刻仇恨。
北京学生自十九日起总罪课后，反动政府对于学生的种种活动，无不加以干涉，所有散发传单，露天演讲，都被军警驱散群众，严厉取缔禁止。学生联合会开会地点随时变动，一经查觉，也被强迫解散。五月下旬，教育部命令各学校限三日内恢复上课，如不遵照，将采取严厉镇压来加以恐吓。学生置之不理。露天演讲既被军警横加干涉制止，无法活动，学生乃改变方式，采取三人或五人一组，以贩卖国货为名，出入各公园娱乐场所以及茶楼酒馆，乘机宣传活动，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五月底反动政府为分散学生势力起见，各校除应届毕业的学生举行毕业考试外，其他学生提前放暑假。但各校学生并不受骗，仍团结一致继续奋斗。
四、火烧“赵家楼”的苦主曹汝霖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心所在，学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预备丢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是参考并借鉴于前不久留日学生的做法。
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时，“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的时候，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后来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看来，丢白旗来“送丧”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车站就已发生过了。有了四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丢白旗”、“送丧”的先例，就不难理解5月4日那天学生打着“挽联”，“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就认可了这样的做法。杨晦回忆说：“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陆、章）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而备的，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备的。
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之后，说当年他之所为“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亦满腹牢骚，他“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罢了。
然而，“亲日”或许是的确的。曹汝霖在前清办事时，就被舆论称为亲日，在民国时舆论亦有此议，当年冒鹤亭（广生）给他出一招，叫他“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曹汝霖是这样回答人家说他的“亲日”的，他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力，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可见，他的“亲日”与我们所理解的“亲日”有所差别，更与汪精卫那样的“恬不知耻”的“黄脸干儿”有所区别。
五四学生不会掘袁世凯的墓，也不会造现总统徐世昌的反，“交涉者即卖国贼”（况且曹并非二十一条签字者），这是当时的逻辑，于是曹、陆、章就成“卖国贼”了。于是五四那天就准备好为他们“送丧”了。
1919年巴黎和会失败，曹汝霖等亲日派外交人士成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愤的学生痛殴。此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起初徐世昌大总统对于辞呈不予批准，对曹汝霖积极慰勉。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迫于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1日将曹汝霖等免职，并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前来慰问，说：“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在其回忆录中曹汝霖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