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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0 04: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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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加缪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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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鼠疫试读:

鼠疫

作者:(法)加缪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

出版时间:2015-02-01

ISBN:9787550244917

本书由北京读品联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鼠疫The Plague

第一部分

1

这篇纪实小说里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某一年的奥兰市。考虑到事件的特殊性,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奥兰市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平凡,它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海岸的一个大港口,一个省的省会所在地而已。

我们得承认这座城市是丑陋的。它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人们往往得花些时间才能发现使它区别于这个世界上其他商业中心的特质。怎么说才好呢?比如说,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或花园、绝对听不到飞鸟扇动翅膀和树叶沙沙声的城市——简言之,一个完全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这里四季的分别几乎只体现在天空里。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是空气里的春意,或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里叫喊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把房屋炙烤得干燥异常,墙上落满灰色的尘土,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关起百叶窗躲在室内,在酷暑的日子里只有这样才能生活。秋天一到,绵绵秋雨又造成一片泥泞。只有冬天才能迎来真正宜人的天气。

要熟悉一座城市,也许最简单的途径是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和死亡。在我们这座小城(人们会感到奇怪,是不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三者都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进行的,被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自然,他们也不回避生活里的简单乐趣如做爱、海水浴和看电影。只是他们非常明智地把这些消遣安排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到了傍晚,离开办公室后,他们一成不变地按时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年轻人的激情猛烈而短暂:年长者的爱好则很少脱离保龄球、宴会和“联谊会”,或一张牌落桌后大笔金钱易手的博彩俱乐部。

无疑有人要说,这些习惯不是我们城里特有的:的确,所有我们同时代的城市都大同小异。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在牌桌、咖啡馆或闲聊中挥霍余生,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些城镇,那里的人们时而幻想不同的生活。总体上,那样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有模糊的期盼,那是很好的。但是奥兰似乎是一个没有期盼的城市:换句话说,是个完全现代式的城市。因此,我认为无须详述我们这座城市的爱情。男男女女以他们所谓的“爱的行为”迅速消费彼此,不然就安定下来过温和的婚姻生活。我们很难在两个极端之间发现折中。这一点,也称不上特别。不管在奥兰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因为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都只能彼此相爱而不加深思。

我们的城市较为特别的是人们经历死亡的艰难。说“艰难”也许并不适当,“痛苦”会更贴切一些。生病绝对不是愉快的事,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有城市在那里支持你:你可以勉强撒手西去。病人需要关注,希望有所依靠,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奥兰极端的气温,火爆的生意,沉闷的环境,倏然而至的夜晚和各种人生乐趣都需要人有健康的身体。生病的人在那里会感到寂寞。垂死的人被困在无数堵咝咝冒着热气的墙壁后面,其他人都坐在咖啡馆里,盘桓在电话机旁讨论航运、提单和折扣,想想那是什么感觉!伴随着死亡的必定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即使是现代形式的死亡,当你在一个如此干燥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迎来它的时候。这些略显随意的资料也许能让你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看法。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夸大。事实上,所有这些描述想传达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外表和生活的平庸。但是一旦形成习惯,在其中生活没有任何困难。既然习惯正是我们的城市所鼓励的,这也没什么不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它的生活并不让人特别振奋,但至少可以说平安无事。我们讲话坦诚,为人亲切,工作勤勉的市民也总能赢得来访者相应的尊重。没有树木,缺乏魅力,无精打采,奥兰市却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要补充一点才显得公正,奥兰市所处的地形很特别。它位于一片光秃秃的高地中央,四周环绕着明亮的山丘,下面是一道形状完美的海湾。我们或许会因为这座城市的设置感到遗憾,它背对海湾,所以不可能看见海,你总是得去找海。奥兰市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我们所谈论的那一年春天的事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像我们随后意识到的那样)那是我们将要记录的灾难的先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事件似乎非常自然:在另一些人看来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叙述者不能顾及这些观点的差异。他的任务只是在他了解那些密切影响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发生的事件,且那些事件有无数目击者可以做证的时候,对大家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总之,叙述者(他的身份将在这一过程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因缘际会被密切卷入他打算叙述的那些事件的话,他原本是没有能力从事这样一件工作的。那也正是他充当历史学家角色的理由。自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用资料——直接或间接的资料作为指导的。现在,叙述者本人有三种资料:第一,他本人所见:第二,其他目击者的叙述(感谢他扮演的角色,使他能从这本纪事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那里获知他们的个人感受):第三,后来得到的档案。他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动用这些记录,而且用最好的方法利用它们。他还打算……

可是,也许到了结束前言和告诫,进入正文的时候了。最初几天的描写要从一些细节开始。2

贝尔纳·里厄医生4月16日早晨离开诊所的时候,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那是一只躺在楼梯平台上的死老鼠。他没有多想,把它踢到一边就下了楼。但是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家的楼梯口不应该有死老鼠,就掉转头要求大楼的守门人把它清理掉。等注意到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反应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发现不同寻常。就他自己而言,他只是觉得死老鼠的出现非常奇怪,仅此而已:但是守门人却确确实实动了气。他表现得很直接:“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徒劳地向他保证说的确有一只老鼠,大概是死的,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米歇尔毫不动摇。“这栋楼没有老鼠。”他又说了一遍。那么这只老鼠一定是什么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很可能是小毛孩子搞的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医生正站在楼梯口摸钥匙,准备上楼回家,这时他看见一只大老鼠从黑暗的过道里摇摇晃晃地朝他跑过来,动作迟缓,浑身湿漉漉。它中途停下来,似乎想找回平衡,然后又向前朝医生方向移动了一下,接着再次停下来,打了个转,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后躺倒在地上。它微张着嘴,有血从里面流出来。医生盯着它看了片刻,然后迈步上楼。他没有想那只老鼠,那一瞥把他的思想转到一件他记挂了一天的事情上:他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该出发去山区的疗养院了。考虑到她面临的旅途劳顿,他叮嘱妻子好好休息。回家时,妻子正照他说的躺在卧室里。看见他回来,她向他微笑了一下。“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非常好!”她说。医生看着那张在床头灯的亮光下转向他的脸。他妻子30岁,缠绵不去的病痛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然而里厄凝视她时的想法却是:“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几乎像个小女孩!”但也许那是因为她的笑容,笑容抹去了别的一切。“想办法睡一觉,”他劝告说,“护士11点才来,你还得赶中午的火车。”

他温和地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那笑容伴随他出了门。

第二天,4月17日上午8点,守门人在里厄出门时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唠叨起来。某些小流氓,他说,把三只死老鼠扔在了大厅里。它们显然是被弹簧力道很足的捕鼠器捉住的,因为流了很多血。守门人提溜着老鼠在门口已经站了很长时间,用严厉的目光盯着路过的人,寄希望于那些坏蛋会因为窃笑或说怪话而暴露。然而他的守望没有任何结果。“不过我会把他们全逮住的。”米歇尔信心十足地说。

里厄更加困惑了,他决定从郊区开始出诊,那里住的是他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的垃圾清理工作进行得比较迟。当他开着车驶过那些笔直,灰尘扑扑的街道时,他留意了一下摆在人行道边缘的垃圾箱。仅仅在一条街上,他就在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和杂物里数出了12只死老鼠。

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个长期哮喘病例,躺在一个卧室兼餐室的房间里,房间俯瞰着大街。病人是个长着一张严厉而粗糙面孔的西班牙老人。他面前的床单上摆着两盘豆子。医生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巧犯病,坐在床上后仰着脖子,咝咝喘着气试图恢复呼吸。他的妻子端来了一碗水。“咳,医生,”在准备注射的时候,他说,“它们出来了,你注意到没有?”“他指的是老鼠,”他的老婆解释说,“隔壁家男人发现了3只。”“它们出来了,你在所有的垃圾箱都能看见它们。它们饿!”

里厄很快发觉老鼠在城市的这一部分是个大话题。出诊完毕后,他开车回了家。“有一封你的电报,先生,在楼上。”米歇尔告诉他。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更多的老鼠。“没有,”守门人回答,“没有再出现过。我盯得很紧呢。有我在,那些野小子就不敢来捣乱。”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次日来。儿媳要出门,她准备代她照看房子。当医生走进公寓的时候,发现护士已经到了。他看看妻子,她穿着一件订制的长裙,还施了胭脂。他笑看着她。“好极了,”他说,“你气色不错。”几分钟后,他陪着她上了卧铺车厢。她打量了一下车厢隔间。“这对我们来说太破费了,不是吗?”“这是必须的。”里厄回答。“那个到处在传的老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不了,确实很奇怪,但它会过去的。”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但他一直以来都很失职。她摇着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说得好!”她的双眼闪闪发光,“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她接着扭转过头,似乎在透过车窗看站台上匆匆忙忙的行人。火车头的咝咝声响起来。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别这样。”他低声说。眼泪背后,笑容又回来了,但略带几分紧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出发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拉拉她的胳膊,然后转身走回站台。现在他只能透过车窗看着她的笑容。“亲爱的,”他说,“照顾好自己。”但她听不见他说的话。

离开站台的时候,他遇见正牵着儿子的手站在出口附近的治安法官奥顿。医生问他是不是打算离开。

奥顿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有几分像过去习惯说的“一条好汉”,但脸色总是带着几分阴郁。“不,”治安法官说,“我来接奥顿夫人,她要来探望我的家人。”火车引擎呼啸起来。“那些老鼠,呃——”治安法官开口说。里厄沿着火车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朝出口返回。“老鼠?”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他对那一刻唯一能回忆起的印象是一个路过的铁路工人,那人手里提着一个满满地装着死老鼠的盒子。

那天下午稍早的时候,门诊刚开,一个年轻男子拜访了里厄。医生记得他上午来过,是一位记者。他叫雷蒙德·朗贝尔。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有一张坚定的脸和一双目光敏锐、灵活的眼睛,给人一种能在任何环境下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一套运动型的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任职的一家销量领先的《巴黎日报》社委派他做一个关于阿拉伯人口的生活状况调查,主要是公共卫生方面。

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进一步回答之前,他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据实报道。“当然能。”朗贝尔回答。“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毫无保留地发表谴责当前状况的新闻吗?”“毫无保留?呃,不行,我做不到那样。但是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有那么糟。他问这个问题只是想知道朗贝尔会不会含糊其词地陈述事实。“对那些有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用处的,”他补充说,“所以我不会提供支持你的信息。”

记者笑了:“你说话简直和圣茹思特一样。”

里厄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对圣茹思特一无所知。他说的只是一个对所处的世界感到恶心和厌倦的人说的话——尽管他喜欢他的同胞——但就他自己而言,他拒绝和不公正及妥协的真相发生任何关系。

朗贝尔耸起肩膀,无言地盯着医生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我理解你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医生送他到了门口。“你这样说话很好,”他说,“是的,是的,我懂了。”朗贝尔再次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乎是不耐烦的暗示。“抱歉打扰了你。”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提议,他如果想为他的报纸找一些离奇故事的话,或许他们可以谈谈关于目前城里发现的数量惊人的死老鼠的事。“啊!”朗贝尔叫道,“我当然感兴趣。”

下午5点,医生出门进行另一轮巡诊时,在楼梯上碰到一个眉毛粗重,法令纹很深,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在顶层公寓见过这个人一两次,住在上面的是几个男性西班牙舞者。名叫让·塔鲁的年轻人一边抽烟,一边盯着下面一只正在阶梯上垂死挣扎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盯着医生看了片刻:然后,他向医生道了日安,表示这件事非常古怪,所有的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掉了。“确实,”里厄表示赞同,“让人感觉很不安。”“有一点,医生,只有一点。我们以前没见过这种事,仅此而已。就我来说我认为这很好玩,是的,太有趣了。”

塔鲁用手指掠掠额头上的头发,重新回头看看那只老鼠(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然后又朝里厄笑着说。“不过说真的,医生。这是守门人的麻烦,不是吗?”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守门人成了里厄遇见的第二个人。他靠在临街大门的墙壁上,显得很疲惫,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是的,我知道,”老人在里厄告知他最新的老鼠死亡事件后回答,“我一直三只两只地发现它们。但是街上别的房子里也一样。”他显得沮丧而忧虑,还总是心不在焉地抓挠着脖子。里厄问他感觉怎么样。守门人没有进一步告诉他自己感觉不舒服。尽管身体不适,但在他看来是因为着急上火:这些该死的老鼠把他烦得够呛。等到它们不再跑出来死得到处都是的时候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时间是4月18日——医生把母亲从车站接回来的时候,发现老米歇尔还是显得无精打采。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楼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只死老鼠。街上所有房子的垃圾桶里也都是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对此很平静。“有时候就是这样。”她温和地说。她是个满头银发的小老太太,有一双黑色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很高兴又能和你在一起,贝尔纳,”她补充说,“总之,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医生点点头。说实话,母亲一来,似乎一切都显得轻松起来了。

不过,他往市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认识一个和灭虫有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听说所有的老鼠都跑出来,死在露天的地方。是的,梅西埃全知道:事实上,他临近码头的办公室也发现了50多只。老实说,他也很担心:医生认为这种情况很严重吗?他问。里厄给不出肯定的看法,但他认为卫生机构要采取一些行动。

梅西埃同意了。“啊,如果你认为值得这么麻烦的话,我会签发命令的。”“当然值得。”里厄回答。他的女佣刚刚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一家大工厂已经扫出了几百只死老鼠。

至此我们的市民们开始有了不安的迹象。因为从4月18日开始,工厂和仓库发现了大量已经死掉或者垂死的老鼠,在一些情况下,后者被人们杀死以免除死亡前的痛苦。从远郊到市中心,在医生出诊经过的所有的偏僻小路和大马路上,死老鼠堆满了垃圾桶,或者在排水沟里摆成长长一列。那天的晚报报道了这件事,并询问市议员是否打算采取行动,以及会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件让人深恶痛绝的烦心事。事实上市政当局还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但正在开会讨论。随后卫生部门收到了一条命令,每天早上黎明时收集所有的死老鼠,然后装进两辆市政卡车拉到焚化炉进行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街上的死老鼠越来越多,清理人员卡车上的载荷也与日俱增。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死亡。它们像潮水一样从地下室、阁楼、下水道涌出来,来到光亮的地方,身体毫无指望地摇摆着,然后做一个像芭蕾舞一样的转体动作,倒毙在惊恐的旁观者脚下。晚上,在人行道和小巷里能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尖细叫声。到了早晨,排水道里躺满了鼠尸,每只老鼠的尖嘴上都挂着一块血,就像一朵小红花:一些老鼠的尸体已经鼓胀起来,开始腐烂,另一些尸体还是僵硬的,竖着胡须。连繁忙的市中心,住宅的楼梯口和后院里也能看到一堆堆的鼠尸。一些老鼠偷偷死在市政办公室的大厅,在学校操场,甚至在露天咖啡座。我们的市民惊奇地发现像达尔姆斯广场、中心大道、滨海步行街这样繁忙的商业中心都散落着令人恶心的鼠尸。每天早上日出时的例行清理工作完成后,地面上会暂时干净一会儿:然后老鼠又开始大量出现,一直持续一整天。晚上出门的人常常脚下踩到嘎吱作响,还带着暖劲儿的圆滚滚的尸体。就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地面正在净化自己的体液,把体内形成的脓疮和脓液抛到体表一样。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平静的小镇,此刻像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突然感到体温飙升,血流像野火一样在血管里流窜不停一样,固有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状况是不容回避的。

事态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兰斯多克信息处(对各种话题迅速反应并准确答复的机构)的注意,并在电台上做了一次谈话节目,节目一开始就宣布仅在4月25日一天就搜集和销毁了6231只老鼠。节目本身除了对每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件做了一次充分而且准确的观察之外,那个惊人的数字也震动了公众的神经。在此之前,人们对这种愚蠢、相当讨厌的现象不过是抱怨而已:但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个范围无法估量、源头也无法查明的奇怪现象透着一种隐隐的威胁。只有里厄医生的哮喘病人,那个西班牙老人一边搓着手,一边咯咯笑着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话音里带着一种老人的童心。

4月28日,当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收集的鼠尸达到8000只时,一股恐慌的情绪席卷了全镇。有人要求采取激烈措施,有人谴责当局不作为,在海滨有房产的人扬言要搬到那里,尽管就季节而言还为时尚早。但当次日信息处宣布异常现象突然中止,卫生机构收集的鼠尸数量微不足道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午,里厄医生在他居住的公寓前停车时,注意到守门人从街道另一头向他走过来。他拖着脚,低着头,四肢奇怪地张开,像发条玩具一样摇摇晃晃地移动着。搀着老人的是医生认识的一位神父,叫帕纳卢,他们见过几次面。后者是一位博学而激进的耶稣会教士,在城里威望很高,甚至在对宗教相当淡漠的圈子里也是如此。里厄等着两人走近。老米歇尔的双眼因为发热放着光,呼吸急促。老人解释说他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刚才想到外面走走。但他开始感到全身各处——脖子,腋窝,腹股沟——剧烈疼痛,他不得不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父搀他一把。“只是发肿,”他说,“我肯定是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

医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手在米歇尔的颈窝里摸了摸:那里形成了一个像树瘤一样的硬块。“马上卧床休息,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去看你。”

老人走后,里厄询问帕纳卢神父是什么导致了老鼠的这种狂热行为。“哦,我认为它们患了一种流行病。”神父的眼睛在他又大又圆的眼镜后面露出笑意。

午饭后,里厄正在第二次阅读妻子从疗养院发回的平安电报时,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他从前的一个病人,是市政办公室的职员。那人曾经患过长期的主动脉缩窄症,但因为他家境不好,里厄没向他收费。“谢谢你还记得我,医生。但是这次是另一个人。隔壁家的男人出事了。请你赶快来。”他听起来像喘不过气来一样。

里厄迅速盘算了一下:是的,他可以随后再去看守门人。几分钟后,他赶到了市郊费代尔布街的一栋矮小的老房子前,走到通风良好但气味污浊的楼梯中途,职员约瑟夫·格朗已经匆忙赶下来迎接他了。后者是个50岁左右的男子,瘦高,驼背,窄肩膀,四肢细长,留着泛黄的小胡子。“他现在好点了,”他告诉里厄,“不过刚才我真觉得他没救了。”他用力擤擤鼻子。在顶楼即3楼,里厄注意到左侧的一扇房门上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进来吧,我把自己吊死了。

他们进了房间。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从吊灯上垂下来,下面倒着一张椅子。餐室的桌子被推到了一个角落,不过绳子上什么都没有。“幸好我及时把他放了下来。”尽管格朗总是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但他在措辞上似乎一直有困难。“我正准备出去时,听见一个声音。看见门上写的字以后,我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不过,接着我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呻吟:让我感到血都变冷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他挠挠头。“那样做一定非常痛苦,我想。我自然冲了进去。”格朗打开一扇门,他们站在一个明亮但非常简朴的卧室门口。屋里一张黄铜床抵墙放着,床上躺着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正粗声喘着气。他用充血的眼睛盯着他俩。里厄突然站住。在那个男人呼吸的间隙里,他似乎听见了老鼠的尖叫声。但房间的角落里没有发现任何移动的东西。他走到床边。从那人的情况看,显然他跌落的高度不高,且不太突然。当然,他有些窒息的症状,需要拍个片子,同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樟脑磺酸钠,告诉他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谢谢你,医生。”那人含混地说。里厄问格朗有没有通知警察,后者低下了头,“呃,事实上,我没有。首先要做的,我想,是——”“确实,”里厄打断了他,“让我来吧。”但是病人急忙摆着手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感到好多了,他解释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别担心,”里厄说,“这不过是走个程序。总之,我必须把这件事向警方汇报。”“噢!”那个人沉重地倒在床上,开始轻轻抽噎起来。

在他们谈话时一直捻着胡须的格朗这时走了过来。“嗨,科塔尔先生,”他说,“请体谅一下。如果你再自杀的话,人们会指责医生是罪魁祸首。”

科塔尔泪汪汪地向他保证绝对不会:他刚才是鬼迷心窍,现在已经过去了,他只想一个人静一下。里厄写了一张处方。“很好,”他说,“我们目前先把这件事放下。我一两天内会再来看你一次。但你不要再做任何傻事。”

在楼梯口,他告诉格朗他得做一份报告,但会请警长迟几天来调查。“但是今晚必须有人看护科塔尔,”他又说,“他有什么亲戚吗?”“就我所知没有。不过,我完全可以陪着他。我不能说跟他很熟,但人们得帮邻居,对吗?”

在走下楼梯时,里厄朝比较暗的角落瞥了一眼,问格朗在他们这边老鼠是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

格朗不知道。确实,他听过一些关于老鼠的事,但他对这种闲聊完全没有上心。“我还得考虑别的事情。”他补充说。

急着离开的里厄匆匆和他握手道别。他要给妻子写信,此外还想先去看看守门人。

一路上,卖报人正叫嚷着最新的新闻——老鼠消失了。但里厄发现他的病人趴在床沿上,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按着脖子,正在向污水桶里呕着略带粉色的酸水。呕了一阵后,病人喘着粗气重新躺到床上。他的体温是39.4摄氏度,四肢和颈部的淋巴结肿胀变大,大腿上有两处已经发黑。他正因为体内的疼痛而呻吟。“就像着了火,”他呜咽着,“王八蛋在里面烧我。”

他因为发热起皮的嘴唇几乎吐不出完整的字词,他用突起的眼睛凝视着医生,眼里因为疼痛蒙着一层泪水。他的妻子焦虑地看着里厄,但后者一言不发。“请问,医生,”她说,“这是什么病?”“可能是——什么可能都有。现在还不能确诊。给他清淡的饮食,让他多喝水。”

病人一直说自己口渴。

一回公寓,里厄就打电话给同事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名的执业医师之一。“不,”里夏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局部炎症引起发热的病例吗?”“稍等!我有两个淋巴发炎的病号。”“这还不算异常?”“啊,”里夏尔说,“那取决于你的‘正常’是什么意思。”

总之,那天晚上守门人的体温一直维持在39.4摄氏度,说胡话,嘴里嘟囔着“那些老鼠”。里厄试了固定性脓肿的治疗。在受到松节油的刺激后,老人号叫起来:“那些浑蛋东西!”

但老人的淋巴结仍然在变大,摸上去像嵌在肉体里的硬硬的纤维状物质。老米歇尔已经彻底垮了。“坐在他身边,”医生对老人的妻子说,“必要的时候叫我。”

第二天,4月30日,天空是蓝色的,起着薄雾。轻风送暖,风里带着远郊的花香。大街上的嘈杂声比往日更响,也更快活一些。因为这天似乎为我们小城里的每个人带来了新的生命许诺,在人们心头压了一周的恐惧阴影已经烟消云散。下楼看守门人的时候,里厄的心情也很乐观:他正为妻子写回的第一封信感到高兴。

老米歇尔的体温降到了37.2摄氏度,此外,尽管仍然显得非常虚弱,但他在微笑。“他好起来了,医生,是不是?”他的妻子问。“呃,现在这样说还有点早。”

中午的时候,病人的体温突然蹿到了40摄氏度,开始持续谵语和呕吐。老人颈部的淋巴结一碰就疼,脖子强直,似乎正被无形的力量尽可能远地拉离身体一样。他的妻子坐在床脚,手放在床罩上,双脚轻轻搭在一起。她哀求地盯着里厄。“听着,”他说,“我们得把他转移到医院,试一种特别疗法。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两个小时后,医生和米歇尔夫人在救护车里俯身看着病人。病人嘴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痂,一边呻吟,一边翻来覆去地说:“那些老鼠,那些该死的老鼠!”他的脸色变成青灰,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他的呼吸短促而无规律。因为淋巴组织肿大,他摊开四肢躺在铺位上,好像试图把自己埋进去,或地底深处的一个声音正在召唤他一样,这个不幸的人似乎在某种看不见的压力下窒息了。他的妻子抽噎着。“还有什么希望吗,医生?”“他死了。”里厄说。3

人们或许会说,米歇尔的死标志着第一个时期即那些令人困惑的异象的结束,以及另一个非常难过的时期的开始,在后一个时期里,早些日子的困惑逐渐被惊恐取代。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回顾第一个阶段,市民们认为他们绝对想象不到,我们的小镇会被选中成为大批老鼠在光天化日下死亡,或守门人身患怪病不治而死的场所。在这方面他们是错的,他们的看法显然需要修正。尽管如此,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习惯的力量无疑会像平常一样获得胜利。但我们社区的其他成员,不全是佣工或穷人,将要走上米歇尔所走的同样的道路。自那以后,恐惧以及伴随着恐惧的认真反思,开始了。

但是,在展开下一步的详细描写之前,讲述者希望提供一些另一个见证人对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个阶段的看法。我们在前一阶段已经认识了他,让·塔鲁,他是在几周前来到奥兰的,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饭店。显然,他有和生意无关的私人收入。不过,尽管他逐渐变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位熟悉的人物,但是谁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和来到奥兰的原因。初春的时候,人们常常在公众场合见到他,而且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在这个或那个海滩,显然他热爱游泳。他有一副好脾气,总是面带笑容。他似乎对所有正常的娱乐活动都感兴趣,但又不沉迷其中。事实上,他为人所知的唯一嗜好是结交城里为数不少的西班牙舞者和歌手。他的笔记里包含着对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奇怪的早期日子的某种记录。但那是一种不寻常的记录,因为写作者好像刻意用了一种疏离的笔调,初看起来,我们几乎会认为塔鲁有一种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观察人和社会的习惯。在那段混乱的时期,他记录了将会被正常的历史学家忽略的历史。自然,我们可以指责他这种性格上的怪癖,指责他缺乏正常的感情。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日记记录的关于那一时期的大量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还是不失其重要性的,其中的怪事足以使读者不会对此人匆忙下判语。

让·塔鲁最早的记录是从他来到奥兰市开始的。这些记录一开始就表现出发现一座如此丑陋的城市后的一种矛盾的满足感。我们在里面找到了一小段对装饰在市政办公室门前的两尊青铜狮子的描写,还有对于缺少树木,可怕的房屋和城市可笑的布局所做的适当评论。塔鲁用在电车或街道上偶尔听到的对话片段来进行他的描述,从不在里面加入自己的评论——除了有一次提到一个名叫坎普斯的人对话的时候——不过是在稍晚的时候。那是一场发生在两个电车司机之间的谈话。“你认识坎普斯,是不是?”其中一个人问。“坎普斯,那个留着黑胡须的高个小伙儿?”“是他。一个扳道工。”“是的,我想起来了。”“对,他死了。”“哦?什么时候死的?”“老鼠的事发生以后。”“不是吧!他是怎么死的?”“我说不清楚。一种什么热病。当然,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他胳膊以下生了脓疮,看来是因为这个死的。”“可是,他看起来和别人一样健康啊。”“我不那么想。他过去常常在市乐队吹长号,肺不好。吹长号对肺要求很高。”“啊,真是肺不好的话,吹那样的大家伙确实没好处。”

在记下这场对话后,塔鲁接着猜测坎普斯为什么在明显不可取的情况下加入乐队,以及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周日上午的乐队游行的是因为怎样的动机。

我们发现塔鲁对他窗外一栋房子的阳台上每天出现的场景印象很深。他饭店的房间正对着一条小马路,马路的墙影里总睡着几只猫。每天午饭后不久,当大多数人在家里午睡的时候,一个衣冠楚楚的矮个老头就从马路对面的一栋房子里走到阳台上。他一副军人仪表,腰杆笔直,衣着也带着军人风格,一头白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他俯在阳台上,用威严中带着慈爱的声音叫:“猫咪,猫咪!”那些猫眨巴着睡眼看看他,还是一动不动。接着他会把一些纸撕成碎片,让它们落到街道上:那些猫被像白蝴蝶一样飞舞的纸片所吸引,就会跑上来,尝试用爪子抓最后几张纸片。这时老人经过仔细瞄准,用力向小猫啐唾沫,每当一颗液体飞弹击中猎物,老人都会兴高采烈。最后,塔鲁似乎对这座城市的商业特色非常着迷,从它的外表到种种活动,以至欢乐似乎都是被商业考虑所主导的。这种特质——塔鲁在他的日记里用了这个词——得到了塔鲁的热情赞赏:真的,他的每一句欣赏的评语都是以感叹的语气结束的。

在我们的来访者这个时期的记录里,以上列举的是仅有的一些表面上给人以个人评论感觉的段落。其中的严肃和真诚也许会被读者在不经意间漏掉。例如,在讲述过一只死老鼠的出现如何导致饭店收银员在账单上犯了错误之后,塔鲁补充道:“疑问:怎样才能不浪费时间?回答:要时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通过这些途径可以做到:在牙医接待室里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坐一天:整个星期天的下午待在阳台上:听用一种你不懂的语言做的讲座:通过最漫长最不舒服的火车路线旅行,而且当然得一路站着:在剧场的票房排队,然后不买坐票:等等,等等。”

紧跟着这些奇怪的思考和表述,我们突然读到了一段对市区电车的详尽描写,电车的构造,它们模糊不清的颜色,它们永远不变的肮脏——然后他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真古怪”一词做了结论。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塔鲁对老鼠现象的描述。“对面的小个子老兄今天很不开心。猫都不在了。散落在大街上的那些死老鼠也许激起了它们捕猎的天性:总之,它们全都消失了。照我看来,它们是不可能吃死老鼠的。我记得我的猫就对死物不屑一顾。它们也许忙于在地下室狩猎,抛弃了老顽童。他的头发梳得不像平常那样整齐,而且看上去多了几分迟钝,少了几分军人气派。看得出他在担心。过一会儿,他回了房间。但在回屋之前,他漫无目的地啐了一口。“今天,城里的一辆电车中途停车,因为里面发现了一只死老鼠。(疑问:它是怎么进去的?)有两三个女人立刻下了车。那只老鼠被人丢出来。车接着开走了。“饭店的守夜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向我保证说这些老鼠意味着麻烦。‘当老鼠离开一艘船……’我回答说这句话适用于船,但是对于城镇它还没有得到过验证。但他坚持己见。我问他我们可能会遇见哪种‘麻烦’。他回答不了:灾难常常从天而降。但如果有一场地震正在酝酿,他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我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接着,他问我这种预期是否使我感到惊慌。“‘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我告诉他,‘获得内心的平静。’“他完全懂得我的意思。“我发现一家在饭店吃饭的人很有趣。当父亲的又高又瘦,总是穿着黑衣服,戴着硬领。他谢了顶,头顶两侧各有一丛白头发。他又小又圆的眼睛,窄鼻梁和又直又硬的嘴唇使他看上去像一只有着良好教养的猫头鹰。他总是先来到饭店的大门旁,站在旁边让他的妻子——一个身材娇小,像黑老鼠一样的女人——先进门,然后再带着一对穿得像表演节目的狮子狗一样的儿女一起进来。入座的时候,他也会等妻子先坐下,直到那时,一对狮子狗才能坐到他们的座位上。他对家人不用爱称,对老婆说话客气而冷淡,告诉孩子们他对他们的看法时也总是很生硬。“‘妮可,你的表现很可耻。’小女孩的眼眶里滚出了泪珠——可想而知。“今天早上小男孩因为老鼠兴致勃勃,说了一些关于老鼠的话。“‘菲利普,不能在饭桌上谈论老鼠。以后禁止你用这个词。’“‘你爸爸说得对。’黑老鼠附和道。“两只小狮子狗都低头吃饭,猫头鹰生硬而敷衍地点头表示感谢。“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城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老鼠,本地报纸也参与了这个话题。通常多变的城市话题栏目现在成了批评当地政府的专栏。‘我们的政府官员知道这些腐烂的啮齿动物尸体对市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吗?’饭店经理的话题也离不开老鼠。但他有自己的抱怨:三星级饭店的电梯里出现死老鼠,在他看来就像末日来临的景象一样。为了安慰他,我说:‘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就是,’他回答,‘现在我们都和别人一个样了。’“他是第一个向我说起那种正在引发极大恐慌的奇怪的热病的人。他的一个女佣得了那种病。“‘但我相信它没有传染性。’他赶忙向我保证。“我告诉他说,那对我来说都一样。“‘啊,我明白了,先生。你和我一样,你是个宿命论者。’“我可没那样说,而且,我不相信宿命。我告诉他……”

从这里开始,塔鲁的日记开始涉及那场引起大规模公众焦虑的热病的细节。在记录了小个子老头在老鼠停止出现后重新找回他的猫,继续刻苦地完善他的唾液飞弹之后,塔鲁在日记里记下了大约12个患了热病的病例,其中多数以死亡告终。

作为下一步叙述的补充,塔鲁对里厄医生的描写也许插在这里正合适。就作者的判断而言,这段描写相当准确。“外表看35岁上下,中等身材,宽肩膀,国字脸,黑眼珠,目光沉稳,但下颌突出。有一个挺拔的大鼻子。黑头发,修得非常短。嘴呈弧形,厚厚的嘴唇总是紧闭着。他肤色是深褐色,胳膊和双手都晒得黝黑,深色的皮肤和他平常的衣着很相配,他让人想到西西里的农民。“他走路很快。在走下人行道穿越大街的时候仍然步速不减,但走上另一侧的人行道时,多半会轻轻一跃。他总是心不在焉,在开车的时候,常常在转弯后忘记关掉转向灯。习惯不戴帽子。很有学者风度。”4

塔鲁的描写很准确。里厄对事态发生的严重转变再清楚不过了。在安排对守门人的尸体进行隔离之后,他给里夏尔打了电话,问他对这些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病例有什么看法。“我也一筹莫展,”里夏尔承认说,“有两例已经死亡,一名在48小时内死亡,另一名是3天内。而且第二名病人在我隔一天复诊时表现出了所有康复的迹象。”“如果你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给另外几个同行打了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最近几天有20多个同样类型的病例。几乎全部是致死的。接着他又打给里夏尔,后者是当地医疗协会的主席,里厄提议把新出现的病例收入隔离病房。“抱歉,”里夏尔说,“可是我无能为力。这样的命令只能由省里发布。况且,你有什么根据来认定有传染的危险呢?”“没有明确的根据。但是目前表现出来的症状绝对令人担忧。”

然而里夏尔一再说“这样的措施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外的”。他能做的是把这件事上报到省里。

但在这些谈话进行的同时,天气变坏起来。老米歇尔死后第二天,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一阵阵倾盆大雨。每场大雨后都伴随着几个小时的溽热。大海也变了模样:在低垂的天幕下,海面不再是平日半透明的深蓝色,而是不时闪动着灼人眼目的铅色和银色的光芒。春季的湿热让每个人都对即将来临的夏季干爽的炎热心生期盼。高台上的小城被周围的山丘环绕着,几乎断开了和海的一切联系,城里笼罩着一种令人无精打采的气氛。被一道道刷成白色的墙壁包围着,走在一排排灰扑扑的店铺之间,或者坐在肮脏的黄色电车上,你会觉得像被天气困住一样。不过,里厄的西班牙老病号是另一种感觉,他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就像在煮着你一样,”他说,“对哮喘病人正合适。”的确,天气在“煮”着你,但感觉和发热一模一样。确实,整座城都在发热:里厄医生在开车去费代尔布街参加对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程序时,这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他知道这种想法毫无来由,就把它归结为自己神经衰弱:此刻他确实满腹忧虑。事实上,他感到自己确实应该放松一下,设法调整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警官还没到。格朗在楼梯口迎接他,提议他们先去他家里,开着门等。这位市政职员家有两间屋子,都装饰得很简单,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上面放着两三本词典的书架,还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只能模糊地看出两个词:“鲜花大道”。

格朗说科塔尔一晚上睡得很踏实。但早上因为头疼醒了过来,情绪很低落。格朗也显得疲劳和心烦,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桌上的一个装满了稿纸的公文包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

然而他同时又告诉医生,他事实上对科塔尔不太了解,但是相信他有少量的私人收入。科塔尔是个怪人。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仅止于在楼梯里遇见时互相问候一声。“我和他只有过两次对话。几天前我回来的时候弄翻了一盒彩色粉笔,就在楼梯口。粉笔是红色和蓝色的。正好科塔尔从房间里出来,就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要彩色粉笔做什么。”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他在复习拉丁文。他读书的时候学过,但现在记忆变得模糊了。“知道吗医生,有人告诉我拉丁文知识能帮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法语词汇的真正含义。”

所以他在黑板上写下拉丁文单词,然后又用蓝粉笔抄下每个词发生变位或变格的部分,用红粉笔抄下从来不发生变化的部分。“我知道科塔尔有没有完全听明白,但他好像很感兴趣,还问我要了一根红粉笔。我真有点吃惊,可是我毕竟猜不到他是这样用的。”

里厄询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主题。但这时警官带着一名书记员赶来了,说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注意到格朗在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称他“那个不幸的人”,有一次甚至用了“他的残酷决定”这样的说法。在谈到自杀的可能动机时,格朗在措辞时格外纠结。最后用了“一种秘密的悲伤”。警官又问科塔尔是否有什么行为暗示了他的“自杀意图”。“他昨天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借火柴。我给了他一盒。他说他很抱歉打扰我,不过,因为我们是邻居,他希望我不会介意。他保证说会把火柴还我,我让他收下那盒火柴。”

警官问格朗是否注意到科塔尔有什么异常表现。“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似乎总想跟我聊聊。但他应该注意到我正忙着自己的事。”格朗转向里厄,非常难为情地补充道,“一件私人的事。”

警官表示现在他要去见见病号,听听他的说法。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对问讯有所准备。于是他走进那间卧室,发现科塔尔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睡衣坐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一脸惊恐的表情。“是警察,对不对?”“对,”里厄说,“不过别担心。只是例行问讯,然后就不会有人打扰你了。”

科塔尔没说话,里厄开始往门口走回去。刚迈出一步,小个子就叫他回去,一等他走到床边,就抓住了他的双手。“他们不会对病人动粗,对一个寻过死的人,是吗,医生?”里厄低着头看了他一下,安慰他说不可能发生那种事,他无论如何会在这里保护病人的。科塔尔放松了一些,于是里厄出门叫警官进来。

在宣读过格朗的口供之后,警官要求科塔尔陈述自杀的真实动机。他不敢抬眼看警察,只是回答“一种秘密的悲伤”的说法恰如其分。警官接着严厉地问他是否还想“再试一次”。科塔尔这才显得多了些生气,他说当然不想,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请让我指出一点,老兄,”警官生硬地回答,“现在打乱别人的平静是你。”里厄示意他别说了,于是问讯结束了。“多好的一个小时浪费了!”关上门后,警官叹着气说,“你也猜得到,我们要忙的事还真不少,现在每个人都在议论和高烧有关的事。”

然后他问医生是否会对市里造成严重的威胁,里厄表示不好说。“一定是因为天气,”警官断言,“就是这么回事。”

无疑是因为天气,这一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摸起来都黏糊糊的,里厄感到自己的焦虑随着每次出诊有增无减。那天晚上,郊区一个老病号的邻居开始呕吐,双手捂着腹股沟,高烧伴随着谵语。淋巴结的肿块比米歇尔还严重。一处肿块开始化脓,不久后就像熟过头的水果一样裂了口子。里厄一回公寓就往本地区的药品库打了电话。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只写了一条:“否定回答”。城里各个地方的同样病例已经通过电话向他作了反馈。显然脓肿需要切开。划两个交叉切口,肿块里冒出血和脓的混合物。病人的四肢竭力向外张开,切口流血不止。他们的两腿和腹部发展出黑块:有时候肿块会停止化脓,然后又突然再次膨胀起来。病人通常在腐败的恶臭中死去。

对关于老鼠的新闻,不惜版面的本地报纸现在一言不发。因为老鼠死在街上:人死在自己家里。报纸只关心大街上的事。与此同时,政府和行政官员正在碰头商议。既然每个医生都只遇到两三个病例,就没人会考虑采取行动。但这只是个数字累加的问题,一旦加起来,总数是令人吃惊的。仅仅几天工夫,病人的数量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所有这种奇怪疾病的观察者都开始明白这是一种已经开始流行的传染病。当卡斯特尔,里厄的一位比他老得多的同事来拜访他时,就是这样的情形。“自然,”他对里厄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病。”“我正在等尸体检验的结果。”“哈,我知道。但我不需要什么尸体检验。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20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一些病例。只是那时候没人敢直呼这种病的名字。当然,惯常的禁忌罢了:一定不能惊动公众,可是这样做是没用的。那时候,就像我一位同事所说的,‘不可思议。人人都知道它在西欧已经绝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死人。好了,里厄,你和我一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里厄沉思着。他透过手术室的窗户,眺望着天际环抱半圆形海湾的峭壁。天是蓝色的,但被朦胧的暮色抹上了一种沉闷的光泽。“是的,卡斯特尔,”他回答,“很难相信。但一切都证明这是一场瘟疫。”卡斯特尔起身开始朝门口走。“你明白,”老医生说,“他们会告诉我们什么?这种病很久以前就从温带国家绝迹了。”“‘绝迹’?这个词是啥意思?”里厄耸耸肩,“是的,别忘了,几乎20年前巴黎就发生过。”“对,希望这次最终不会比那时候更糟。但这可真让人难以相信啊。”5“鼠疫”这个词终于被第一次轻声说出。在这个阶段的叙述里,贝尔纳·里厄医生正站在窗口,也许可以允许作者为医生的犹豫不决和惊讶做一番辩护。因为差异很小,他的反应可以说和我们的绝大多数市民是一样的。人人都明白瘟疫有在世上复发的途径:然而我们很难相信灾祸会凭空落在自己头上。历史上瘟疫和战争都曾多次发生,然而在瘟疫和战争发生时人们也同样惊讶。事实上,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样,里厄也感到猝不及防,在事实面前我们应该原谅他的犹豫:也要同样理解他在恐惧和信心冲突下的矛盾心理。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说:“这太愚蠢了:不会持久的。”然而尽管战争可能“很愚蠢”,却并不因此停止。愚蠢有办法为所欲为,只要我们不那么自以为是就该明白。

在这方面,我们的市民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只关注自己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瘟疫。瘟疫是一种和人类无关的东西:因此我们告诉自己瘟疫不过是想象中的妖怪,一场醒来就会消逝的噩梦。然而它往往不会消逝,而是一个噩梦后面接着另一个噩梦,逝去的反而是人类,而且首先是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预防的手段。我们的市民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应该受责备:他们忘记了应该谦逊,是的,他们以为一切仍有可能:这种心态使他们认为瘟疫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继续做生意,继续安排旅行,继续自行其是。他们怎么会关心像瘟疫这样,能够否定未来,取消旅行,压制人与人交流的事情呢。他们幻想着自由,然而只要有瘟疫,谁都得不到自由。

事实上,即使在里厄承认他朋友的公司有一小部分分散在城里各个地方的病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死于鼠疫之后,危险仍然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是医生,他倾向于对疾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的想象力。隔窗朝城里看去,小城的外表依然如故,但医生对未来产生了隐隐的疑虑,一种模糊的不安。

他试着回忆起曾经读过的关于那种疾病的资料。各种各样的数字从他记忆里浮现出来,他回忆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造成了上亿人死亡的大约30次鼠疫爆发。可是一亿人死亡是什么概念呢?当一个人在战争中服役一段时间以后,就很难对死人有什么概念了。除非你真正看到他的死亡,否则一个死人没有任何意义,散播在漫长历史里的一亿具尸体不过是想象中的阵阵轻烟罢了。医生想到君士坦丁堡的那场鼠疫大爆发,根据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仅一天就造成了一万人死亡。一万人大约是一个大型电影院观众的5倍。是的,鼠疫爆发的情景正是如此。如果你想对此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你可以在5家电影院的出口把观众们召集起来,带他们去一座城市广场,让他们一堆堆死去。然后你至少还可以在无名无姓者的尸体堆里增添几个熟悉的面孔。但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此外,有谁能记得一万张脸呢?总之,那些老历史学家如普罗科匹厄斯所留下的数字是不可靠的:这是常识。根据历史记载,70年前,在中国广东,鼠疫传播给居民之前有4万只老鼠死亡。但是,同样的,广东的传染病也没有可靠的统计死亡老鼠数字的方法。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进行非常粗略的估计,显然带有相当大的误差。“让我想想,”医生自言自语地说,“假设一只老鼠长9英寸,4万只老鼠首尾相连排成一条直线,那么长度是……”

他猛地站起身。他太放纵自己的想象了——眼下是最不应该这样的。少数病例,他告诉自己,是不足以造成大规模传染的:只需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即可。首先,他必须专注于已经观察到的事实:身体僵直和极度虚弱,腹股沟淋巴结炎,极度干渴,谵语,体表黑斑,体内肿块,那么,最后……结论是,一些词语回到医生的脑海里:症状吻合,他的医学手册的结语里给出的症状描述是:“脉搏变得紊乱,重脉,无规则,轻微移动即可造成死亡后果。”是的,结论是,病人命悬一线,四分之三(他记得确切的数字)的病人因为耐不住性子移动身体造成死亡。

医生仍然眺望着窗外。窗外是凉爽的春日天空的平静光辉:而室内则回响着一个词:鼠疫。这个词进入医生的脑海并不仅仅因为科学的选择,也因为眼看着这座灰色和黄色的城市时想到的一系列虚幻的可能性。此刻,小城正释放着这刻特有的温和的活动所发出的声音:一种嗡嗡声而不是喧闹声,一座快乐小城的声音,总之,如果说快乐和无趣可以并存的话,那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写照。这种如此悠闲和轻率的平静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那些古老的鼠疫图片的谎言:雅典,一座臭气熏天,甚至被飞鸟遗弃的停尸所:中国堆满垂死病人的城市:马赛的犯人把腐烂的尸体堆进深坑:普罗旺斯筑起阻挡凶猛疫风的长城:君士坦丁堡传染病院泥土地上潮湿发霉的小床,病人被从床上用钩子钩起来:14世纪黑死病爆发时,随处可见的戴口罩的医生:米兰坟地上末日交欢的男男女女:一车车载着死尸驶过伦敦食尸鬼出没的黑暗,随时随地充斥于耳的人类痛苦的呻吟。不,上述一切遥远的恐怖都不足以扰动这个春日午后的平静。看不见的城市电车叮叮当当地从窗外驶过,生动地反驳着残酷和痛苦。只有被掩盖在棋盘一样的肮脏屋顶后的大海的低语,在倾诉着这个世界的危险和不安。凝视着海湾的方向,里厄医生回忆起了卢克莱修所描述的罗马人在海岸点燃的葬火。死去的人入夜后被带往那里,因为火堆没有足够的空间,活着的人为了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争得一片空间用火把大打出手:他们宁可进行流血冲突也不愿把亲人的尸体抛进大海。一幅画面出现在他眼前,葬火的红光映着昏暗而平静的大海,争斗的火把在把旋转的火花抛向黑暗,恶臭的浓烟飘向默默无言的天空……

但是理性压过了浮想联翩的不祥之兆。没错,“鼠疫”这个词已经说出了口,同时也有一两个病人不幸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然而疫情的蔓延仍然是能够被阻止的。只要看透该看透的东西,驱散无关的干扰,采取必要的措施。然后疫情就会结束,因为它是无法接受的,或者说人们是从错误的方向看待它的。如果疫情结束,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一切都将好起来。如果没有,人们也无论如何能够弄清它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步骤对付它和最终制服它。

医生打开窗子,城市的喧闹声立刻响亮起来。附近一家工厂机器锯的单调的咝咝声断断续续地传来。里厄振作起精神。只有日常工作才是确定的。其他的一切是不可靠的,那些琐碎的或然事件: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事情上。要紧的是把工作做好。6

医生沉思到这里,有人通知约瑟夫·格朗来拜访他。格朗在市政办公室当办事员,但职责很多,他间或受雇于统计部门编制出生、婚姻和死亡数字。因此最近几天统计死亡人数的差事就落到了他身上。他为人热心,所以自告奋勇为医生带来一份最新的死亡数据。格朗由邻居科塔尔陪着,手里挥着一张纸。“数字在上升,医生。48小时内死亡11例。”

里厄和科塔尔握了手,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决定来向医生致谢,并为他带来的麻烦道歉。但里厄只顾皱着眉头盯着那张纸上的数字。“啊,”他说,“也许我们最好下决心正视这种疾病。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浪费时间。听我说,我要去化验室,想跟我一起去吗?”“正是,正是,”格朗一边说一边跟着医生下楼,“我也认为不能怕事。不过这是什么病呢?”“我不能说,总之就已知的情况看,你不会患上的。”“您瞧,”格朗微笑着说,“这样做毕竟没那么容易!”他们朝达尔姆斯广场方向动身了。科塔尔依然保持沉默。街上的人流开始拥挤起来。我们的小城的短暂的黄昏已经开始让位于黑夜,第一颗星星在轮廓依然清晰的地平线上闪烁起来。一会儿工夫后,所有的街灯亮起来,天空模糊,大街上的声音似乎也升高了一度。“抱歉,”格朗在达尔姆斯广场拐角处说,“我得去赶车了。我的夜晚是神圣的。正如我们那边的老话:今天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了格朗说话喜欢引用一些“他们那边”(他来自蒙特利马尔)的说法的习惯,然后跟着一些诸如“迷失在梦里”或“美得像一幅画”之类的文绉绉的说法。“原来如此,”科塔尔说,“晚饭后你别想把他从窝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为市政机构加班。格朗说不是,他在做自己的事。“真的?”里厄追问下去,“你干得还行吧?”“考虑到已经搞了好多年,要是说不行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不大。”“能问一下——”医生停顿了一下,“——你从事的是什么吗?”

格朗伸手拉拉帽子,把帽檐拉到两只大大的招风耳上,含含糊糊地说了些让人听得不明不白的话,里厄似乎听出他的工作和“人格成长”有关。然后格朗匆忙转身,心急火燎地迈着碎步,在马恩大街两侧的无花果树下走远了。

来到化验室大门前,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拜访他并请教一些问题。里厄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记录着数据的纸,一边告诉他最好在门诊时间打电话: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次日要到他们的住所附近,可以傍晚时去拜访他。

离开科塔尔后,里厄又想起格朗,试图想象他在一场鼠疫爆发后的情景——不像现在这次,这次也许最终不会很严重,而是像过去的那种大范围的爆发。“他是那种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安然无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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