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郁松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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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试读：
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早期理想的形成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古称清浥之地、芙蓉之国的湖南，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湘潭地处洞庭湖区的湘江之滨，这里山清水秀，土地富饶，是湖南省最典型的耕作农业区。韶山地处湘潭与湘乡的交界。这里重峦叠嶂，气势磅礴，在群山环抱之中，有一条南北蜿蜒起伏的狭长谷地，长约5公里，宽约3.5公里。这条谷地就叫韶山冲。
在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地区，一方面由于南有南岭、东有罗霄山脉、西有雪峰山脉、北有长江的阻隔，相对较为独立；另一方面由于靠江、靠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后人取洞庭湖的“湖”字，湘江的“湘”字，将这一地区形成的独特文化称为“湖湘文化”。毛泽东生长在湖南，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直受到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熏陶。1．湖湘文化的历史沿革
湖湘文化包含着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内容。“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南宋时期胡宏、张栻和湖湘弟子所形成的流派——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再从文化层次来划分，“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经过知识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广义”的湖湘文化则包含湖湘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即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千百年来，湖湘文化哺育造就了一代代优秀的湖湘子弟。
湖湘文化，远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但随着中国政治局面的统一，作为地方文化的楚文化逐渐衰落，其中的一些思想却在湖湘大地得到了传承，如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等，所以说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来源之一。千年以来，湖湘文化不断积淀，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像西汉的贾谊、唐朝的柳宗元、北宋的范仲淹等历史名人都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北宋末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因金兵南下侵宋而避乱于湖南，后又讲学南岳，开创了湖湘学派，自此，湖湘学派成为湖湘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代表，为后来湖湘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胡宏的弟子张栻对湖湘文化广为传播，使其名噪一时。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又迎来了一个学术发展的高峰期，大思想家王夫之创立了一个“以唯物主义为基石，以辩证分析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的空前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成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历史进入近代后，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一大批维新运动激进思想家、宣传家和活动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也来到湖南。
到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海内外到处都可以看到湖南革命者的踪影。毛泽东说：“黄（兴）、蔡（锷）邦之模范。”黄兴等人在广州孤军作战，血染襟袍；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运筹帷幄，首举义旗；武昌起义时，焦达峰和陈作新等在湖南率先响应发难；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是蔡锷“起护国军，提饥卒数千，转战沪溆间”。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后来走出湖南，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自幼所受到的湖湘文化的熏陶，在他一生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中都留下了痕迹，并长久地保持着家乡的文化形式。他的语言一直带有浓厚的湘谭口音，他的饮食习惯还是以湘味为主，甚至他喝茶时，当一钵子茶喝完，只剩下茶叶时，便把杯子端起来，用两个指尖当筷子，把茶叶扒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缓缓地咽下去，他还保留湖南吃茶叶的习惯。毛泽东一生都保持了湖南人的生活习性和革命者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往往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那是人的思想、品行、信仰受外界影响和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除了家庭的因素之外，自身所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文化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出生的时代正值乱世，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外国侵略，主权沦丧，生灵涂炭。许多爱国志士尽管有着不同的救国理想和路线，但都是怀着一颗爱国、爱民之心去拯救国家和社会。毛泽东从小就也认为应当担当起救国救民之重任，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用以明志。而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处在的湖湘文化氛围，也十分强调“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思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其个人追求和时代潮流、文化氛围已经紧密地切合在一起了。可见，湖湘文化、湖湘人物对湖湘人才的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而巨大的，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早年的成长道路。2．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培养与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年），字华生，又名怀中，长沙板仓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后来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青年时代有过重大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班，开始在杨昌济的教导下进行学习。杨昌济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重视湖湘文化传统的传授，特别是对王船山思想的传授，启迪毛泽东思考人生中的“大本大源”等问题。毛泽东的《讲堂录》对杨昌济讲授湖湘人物、湖湘文化特别是船山思想内容的记录非常之多。正是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谭嗣同、王船山的著作产生很大的兴趣，开始加以深刻研究的。
杨昌济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重视以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求实学风，特别是曾国藩关于“立德”、“立言”、“立功”的为学、为人、处世之道，培养和训练毛泽东等学生的博学、深思、力行缜密的领导才能与办事风格。
第三，杨昌济还经常带领学生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思想等学术实践活动，认为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通过在船山学社的听讲，更加激发了毛泽东追求学问的兴趣，他常对人说：“‘学问’二字连起来成一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可见，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在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
除了思想学业上的刻意培养，杨昌济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和锻炼毛泽东的意志品质。杨昌济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他长期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他也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要求他们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毛泽东则是冷水浴最坚决的仿行者。自从1915年暑期开始，毛泽东完全按照杨昌济教授的方法，天天坚持冷水浴，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杨昌济也对毛泽东的人生事业与前途表达了非常的关切。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赴京时，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到火车站送行。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他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请老师指路。很快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学生们，法国政府又来中国招募工人，这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新民学会的二十多名青年赴京。凭杨昌济尽力安排，这些年轻人才在北京大学找到三间房子安身。后来，杨昌济将毛泽东留在家里，并介绍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杨昌济还推荐毛泽东前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1919年3月，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启程去法国。而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实践自己的“人生设计”。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杨昌济已病入膏肓，为了在自己故去以后，能有人对毛泽东加以提携，他强撑病体，给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在办完这件事后，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怀揣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宏愿溘然长逝。毛泽东更是怀着崇敬与悲恸的心情为自己的导师尽心地料理了后事。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转变
如果说湖湘文化传统的熏陶、近代湖湘人物激励等湖湘文化因素，在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思想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对青年毛泽东的人格认知所发生的影响则更具有颠覆性。尽管在这种转变中并不是十分彻底，但是它所体现的理想追求、意志磨砺、智慧谋略等都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体现了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自我超越，它使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迅速地由传统的圣贤理想人格向早期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而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北京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则成了新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蔡元培执行“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就使得各种思想、学术思潮在北京大学校园广为传播，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经李大钊等人的宣传、介绍，已经引起了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出现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新思想的书籍、报刊。北京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都拥入图书馆来研读这些新书刊，从而满足自己求知和追求真理的需要。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这对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来说，的确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北京大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各种新书报，经常去旁听一些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课程，结交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名流学者，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1918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京报》主笔邵飘萍保持了密切联系，虚心地向邵飘萍请教有关新闻理论与办报实践中的各类问题。毛泽东读书、听课、参加活动，使得他的知识视野更为开阔，探求真知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同时，使毛泽东感到收获最大的事情，就是得到了李大钊的思想指导与帮助。李大钊当时正在撰写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后来，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著名演说。毛泽东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李大创在讲演中指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纪革命的先声……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演讲，毛泽东很受鼓舞，他似乎从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光明与希望。
尽管毛泽东当时对各种学说尚无定见，但在北京大学期间的生活，却大大地开扩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思路，在与各种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初步接触中，加以比较和鉴别，从而增强了他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真理而不断求索的决心。
1919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他抱着赤诚的爱国热情，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潮之中，并在同年7月，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新创办的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在短期内撰写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30多篇文章。由于报刊工作与现实生活和群众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作为《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和研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其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1920年3月，由北京途经上海返湖南，与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在北京，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参与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与李大钊磋商了赴俄勤工俭学问题。在李大钊影响下，他更加重视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了解和学习。毛泽东在这一期间，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集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尽管毛泽东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最早的，当时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是最多的，然而他却能领会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正如他在给斯诺谈话中所谈到的，自读到这三本书之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坚定的信念。
1919年9月～1920年10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积极参加和组织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全力投入到社会斗争的实践活动中。之后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和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从而更坚定了他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也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俄式革命”的道路，确实为“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唯一的一条路。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已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何叔衡还利用1921年元旦假日，在长沙召开了一次新民学会会员大会，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和方法等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影响下，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中的不少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了毛泽东已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已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二）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帝内容；民权主义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它增强了革命力量，推动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先进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成为革命高潮的起点。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党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代表性著作。1．毛泽东对中国阶级状况的科学分析
1924年12月～1925年9月，毛泽东回家乡养病。本来这次故乡之行，他准备好好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研究问题，因此，他带了一百多斤的书籍回到韶山。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韶山期间，这些书籍他几乎没有时间阅读。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组织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以及秘密农民协会二十多个，领导农民群众减租减税与当地的土豪劣绅针锋相对，使这偏僻山村，顷刻间沸腾起来。
其实，毛泽东当年在韶山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十分艰苦。对此，随毛泽东回韶山的贺尔康在日记曾有多处记载。如7月12日，毛泽东在汤家祠主持开会，从白天到夜晚一连开了几个会，至深夜一时一刻，“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虽然辛苦，不过这段经历更让毛泽东难忘，他看到了一股对中国革命来说，更直接、更现实、更有前途的力量——农民。因此，毛泽东在离开韶山时，将夫人杨开慧留了下来，吩咐她进一步收集农民运动的材料。与毛泽东夫妇关系十分密切的张琼同志回忆说，“同年10月，开慧姐根据毛泽东指示，带着整理好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来到广州，毛泽东审阅这些材料后，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两文（另一篇文章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广州定稿”。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五卅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中各阶级的表现写的，主要是从理论上解决革命的领导权及革命的策略问题。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书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作为基本指导线索，严格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主要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这五种阶级，由于他们各具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革命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
毛泽东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农民的经济地位分析得极为精细，充分肯定了农民的同盟军的地位和作用。到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毛泽东将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写进了他参与修改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1926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毛泽东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党一大后，由农业部秘书、共产党员澎湃首先提出，经中央执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的。1924年7月招收了第一届学员，到1925年年底，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了5届，毕业学员454人。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农民，将农民中蕴涵着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番禺学宫，这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所址。这所学宫是由一座大成殿和前后两座配殿组成，进学宫的大门，过一座别致的小桥后，就是一条贯穿三殿的砖甬道，砖甬道的旁边有东西厢房，厢房的周围遍植桂树和木棉树，环境很是幽静。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是5月3日开学的。这一届讲习所盛况空前，来自全国20个省的327名代表汇集到这里，接受有关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的教育和启迪。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
这个时候正是广州最热的几个月．在屋里上课十分闷热，大家就坐到大成殿前的草坪上听课，在大成殿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他那时很清瘦，身材高高的，留着中分头，经常穿着一身竹布大褂和布鞋。他讲课慢慢的，一句一句，声音并不高，但即使坐在最后边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能引导同志们联系实际。
第六届农讲所为时13个星期。到9月11日，学员们毕业了。就在学员们毕业后不久，中国农村形势发生了连中共党内许多同志都感到震惊的大变动。
从1926年夏到1927年春，农民运动迅速席卷了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地区，仅湖南省，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就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摧枯拉朽的农民革命立刻在城市中引起了大哗，不仅遇到了国民党内部中、右派人士的反对，在中共党内也产生了争论。
1926年12月，毛泽东来到了已经是革命中心的武汉，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错误地认为，民众运动的兴起是造成国民革命联合阵线破裂的主要原因，声称要防止民众运动“向左”转。
会议根据陈独秀报告的精神，明确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等策略。陈独秀甚至专门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要他一定要制止农民的“过火”行为。在汉口特别会议上，毛泽东对此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尽管陈独秀曾深深地影响了他，但是毛泽东觉得他与党内这位总书记的认识差距在拉大，谁是谁非，在几天的会议上是很难说得清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刻去了湖南，他需要亲眼看看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到底怎么样了？
毛泽东这次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民运动同志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考察的结果让毛泽东激动不已，回到武汉后，他便埋头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在1927年2月下旬完稿。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在3月5日至4月3日全文连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极其鲜明地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否定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诽谤，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3月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始确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逐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在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把它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是革命的敌人，后者是革命的朋友。又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与此同时，还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概括了它的特点和优点，评价了它的历史地位，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充分估计了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热情地支持了蓬勃兴起的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初步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些可贵的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献中，体现在当时中共的某些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论著中。这些文献和著作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已经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端，孕育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三）中央苏区的反“左”斗争与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即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发动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同党内盛行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不仅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及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理论，而且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不唯书、不唯上，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群众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期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四篇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代表作。1．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落，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罗亦农、任弼时、蔡和森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20人出席该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开会前，毛泽东经过深刻反思，认为大革命失败表明陈独秀等“领袖同志”的主张是错误的，而被他们否定的、自己经过一个月实地调查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恰恰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在他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的迷信，从而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的思想。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又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向，切中要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方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八七会议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从根本上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不仅应当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为议决案所规定），而且应当同时解决小地主的土地（议决案只规定“减租”），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从1927年8月～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包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从会攻长沙的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中，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便当机立断，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计划，率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进军，随即在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起义军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进一步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经济极端困难，生活极为艰苦。在困难面前，有些人产生了右倾悲观思想，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认为“前途渺茫”，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工农红军能不能站住脚，党在农村仅有的革命力量能否保存下来，以及如何才能坚持住革命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红色政权在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说明，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强调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同志们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胜利信心。特别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5日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同年11月25日所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七条经验。如果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解决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井冈山的斗争》则解决了如何才能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井冈山的斗争》是《中国的红色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具体化，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姊妹篇。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1930年元旦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林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提出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流露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比较悲观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认为林彪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他经过深思熟虑，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地，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是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革命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而必须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2．批判“左”倾教条主义
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阐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不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也具有首创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献长期散失，但毛泽东自己总是记得这篇文章。1961年，失而复得，毛泽东欣喜异常，同年3月11日他对此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作了说明和解释。在3月13日的讲话中，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叫作“本本主义”。中国红军从南昌起义创始到这时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党内、红军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里所指的主要是红军第四军内的一番大斗争。
1928年下半年以来，红四军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比较严重。一些同志不注重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对待外国革命的经验、对待中共“六大”的决议。他们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1929年4～5月间，某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由党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同志到红四军后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就对一些原则问题轻率地大发议论，散布一些错误思想。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即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红四军领导的团结和党的工作。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当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为的是进行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就将反对教条主义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它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并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将党内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和革命斗争策略上的争论联系起来，强调为了开辟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创造斗争的新局面，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篇文章深挖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认识论根源，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析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指出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掌握各种必要的材料，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估量，才能形成正确的工作指导，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毛泽东把党内确实存在的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就明辨了是非，说服了更多的同志。3．武装斗争与建党建军理论的形成（1）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
大革命的失败给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教训，它使中国共产党逐渐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此外，党还在其他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工农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支新型的武装力量，与旧式的军队、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本质区别何在？这支军队的宗旨和任务是什么？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中国共产党将如何组织和建设它并使其迅速发展壮大？这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和朱德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过程中，经过艰苦的摸索，对此作出了解答，初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第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当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完善了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改编中，毛泽东从当时部队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把中共的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他说：红军之所以艰苦奋斗而不涣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后来，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把这一原则通俗地解释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第二，规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
早在1927年，毛泽东曾经向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1928年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废除了雇佣制，红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1929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这就初步提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对红军任务的探索，在当时已形成根据地的地区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中也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自“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搞好工农革命军与民众的关系。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能拿。只有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血肉相连，革命才能胜利。
1927年10月，在红军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为工农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年初发展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将六项注意增加到八项。与此同时，各根据地红军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都十分注意加强军队纪律，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2）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初步总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军不断扩大，部队成分也较前复杂，共产党内涌进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红军中又增添了大批俘虏兵。这种组织状况的变化，无形中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影响。对于红四军党内思想上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负责人都有察觉，红四军先后召开了多次党的代表大会。然而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个人说了算等观点仍未得到解决。
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即有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与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了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了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起草党代会决议准备材料。同时，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官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家祠）隆重开幕，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两万多字，分为九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决议案的基本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军队。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根本点，也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古田会议决议包括了下列建军思想：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按照决议的规定，中国的红军，其性质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红军“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它表明了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中共的领导中枢，健全中共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一切工作，必须在经过中共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去执行。各级党的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工作计划及报告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
第三，规定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其中，思想领导又是首要的一环。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思想根源以及克服的办法都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
第四，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那些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所谓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错误观点。为此，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主意和讨论。
第五，规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也不是被剥削阶级。官长应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纠正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人民军队的全体成员在革命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政治基础。
第六，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宣传内容要根据红军政纲和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绪去进行，宣传的方式方法要灵活多样。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制定出适合那段时间和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同时，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在对敌军政策上，具体规定了“不要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等优待俘虏的办法。《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和军队即使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并在工人不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也能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4．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插手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1931年9月下旬，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博古等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后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许多正确的建军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制度遭到否定。直接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即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1月15～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遵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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