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蓓佳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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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我的妈妈试读：
一 爸爸葬礼上的妈妈
在这个海边的小城市里，天空喜欢下雨。
尤其是空气湿润的五月，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是腻着一层肮脏的粘液，汪出一种令人不爽的光亮。霉菌和爬山虎一类的藤蔓喜欢这样的天气。霉菌是白色的，一两天之内会迅速地膨胀发育，长成指甲盖大小的蘑菇状的菌体，肥硕得叫人惊讶。爬山虎的生长更是匪夷所思，它的藤尖平均每个小时可以越过一块红色的砖头。如果早晨还看见它们盘距在二楼的窗台上，到了傍晚，三楼的住户肯定可以从家中瞥见它们探头探脑的绿色身影。
夜里，总有觅食的蛾子从阳台上晾过。一不小心，它们的翅膀沾上了铁栏边的污渍，薄薄的、灰色的翅翼就会变得沉重，而且像鸭掌一样地联连一片，无法舒展，最终一个跟头跌落在地上，使劲地鼓动肚皮，苟延残喘。
这时候，深夜里目光炯炯的猫咪会喜不自胜。它们箭步上前，拿出杀鸡用牛刀的劲头，把可怜的灰蛾捂紧在两只前爪之中，翘着旗杆一样的尾巴，辗转腾挪，低声呜咽。那种激动不己兴奋异常的样子，仿佛一个搏斗许久之后大获全胜的将军。
到清晨，主人穿着塑料的拖鞋走上阳台呼吸湿滤滤的空气时，会吃惊地看到阳台角落里遗落下一条灰色的呕吐物，细长的，紧紧裹着的，像放烂了的火腿肠。这是猫咪尝鲜一样地吃下灰蛾之后，对主人作出的贡献。
城市包裹在咸湿的空气之中，每一个檐角，每一片树叶，每一盏路灯都凝着半透明的水汽。这是被太多的工业废料污染之后，变得像磨砂玻璃一样暧昧的城市的呼吸。钢筋和木材都在这种稠密的水汽中缓慢地腐烂，从坚不可摧到不堪一击，完成它们由辉煌而衰亡的命运。
从白天到夜晚，人们在这样的城市里行走着。头发粘在脑门上，衣服软搭搭地贴着身体，手里拎着上班的公文袋，上学的书包，上菜场的竹篮子。他们丝毫也不抱怨，一点儿都不抱怨，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以期盼太多，也不应该要求太多。
湿得滴水的城市。慵懒和忧伤的城市。
可是，偶尔也会有云开日出的日子。
当阳光从灰沉沉的霾云中小心地撕开一条口子，往城市里笑眯眯地看上一眼之后，世间万物就仿佛从魔法中醒来一样，一切一切都变得明亮、轻快、活泼，那样的笑靥如花和生气勃勃。
一分钟之前还像没有拧干的婴儿尿片那样滴水的云朵，一分钟之后却成了大团大团蓬松柔软的棉花，干爽，洁净，蓄满了阳光的好闻气味，在天空中慢慢地游移踱步。
云朵闪开去的空档里，太阳就大方地展露它灿烂的身影。于是，城市中楼房的每一个立面都闪闪发光，像涂上了一层薄薄的琉璃。
水珠从梧桐树的枝条间滚落，发出叮呤呤的响声。汽车的前后窗户都映着蓝天白云和熙熙攘攘的街景，如同城市里一幅一幅活动的风景画面。浅绿色和米黄色的花斑蝴蝶用最快的速度晾干了它们的翅膀，而后飘摇着飞过马路，聚集在街心花坛的蜡瓣花和榆叶梅上，陶醉一样地舞蹈和嬉耍。小鸟儿赶快从树岔间扑过去，一门心思地要参加蝴蝶的盛会，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蝴蝶自然嫌它们噪聒，故意地端出架势，飞高飞低，翩如霓影。
这样的热闹，这样的欢欣，这样的喜气洋洋和清新妩媚。
爸爸的葬礼非常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时候。所以，那些穿着深色的衣服来参加葬礼的人，那些带着哀思和鲜花赶过来的亲人、同事和朋友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就没有想像中那么忧伤。甚至他们手臂上别着的那朵绢纸白花，在阳光中都变得娇美和灿烂，每一片花瓣薄如蝉翼，柔嫩透明，散发出真花一样清新的香气。“来了吗？”“来了来了。”“多么不幸啊！”“说的是。谁都想不到的意外。唉，孩子最可怜！”
他们轻声交谈几句，而后分开，寻找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
阳光无所不在，它照耀着墓地上新挖开的泥土，褐黄色的泥土泛出一层金红，变得可爱起来。
土里有一种潮湿的好闻的气味，这首先吸引了几只深褐色的爬虫，它们努力地舞动四肢，要把自己的身体往土堆里拱进去，拱进去。
然而，一不小心，爬行的路径不对，拱到了爸爸的散发着油漆气味的骨灰盒上，坚硬的墙壁使它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它们很诧异，惊奇地抬起头，脑袋摇来摇去，想要看清楚挡在前面的是什么。
它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在这个坚硬的盒子里面，躺着一个人的身体，一个四十岁的成年男人的全部身体。
还有他所有的笑容，所有的忧伤，所有对儿子的爱，所有在世界上应该尽到而没有尽完的责任。
硬壳爬虫们蜷缩不动，紧张地交头接耳，商量对策。
弟弟站在人堆里，不需要太多的蜷缩，就能够让自己被周围的大人们遮没不见。他觉得这样很好。他不想再看见那只骨灰盒了。可怜的爸爸，站起来的时候比弟弟要高出两个脑袋，躺在这样一只盒子里肯定很不舒服。可是弟弟没有办法帮到他。就像爸爸活着的时候总是要儿子自己努力一样，现在，弟弟也没有办法帮助爸爸。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弟弟在起初的一星期之内死活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弟弟只记住了那个黄昏的景色：天空是青紫的，最西边的地方有几抹橙红和金黄。被阳光照射了一天的树木，缓慢地释放出紫外线的好闻的气味。鸟儿们悠闲地从天空中飞过，挑剔地寻找晚上的栖息之处。路边的小摊贩们早早地就占据地盘，开始摆出夜市才出售的食物：热辣辣烫嘴巴的牛肉粉丝煲，架在火炉上薄皮带汁的鲜肉小笼包，撒上了诱人的孜然香料的羊肉串，白如雪花又飘着一层红色辣油的豆腐脑……
整个城市，被温暖的暮色笼罩着，安详得像一抹微笑。
当时爸爸从海陵路小学接了弟弟出来，顺便拐到菜场，买了一只宰杀好的红冠子的小公鸡。他把公鸡夹在车后，一边慢悠悠地骑车，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坐在前杠上的儿子说话，问他想吃清蒸的还是爆炒的？
弟弟皱着眉头说：“爸爸你真烦啊！”
好像全世界的爸爸妈妈都会跟自己的孩子烦。也或许他们就是自言自语，不在乎孩子会不会回答这些絮叨。
弟弟执意不答这种无聊问话。他本来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坐在车前杠上，视野比较开阔，于是就抬眼看天空中一只蝙蝠飞过去的黑影，心里想着今天的作业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写完。
弟弟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所有那周围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会在一转眼之后降临。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轿车以那样一种疯狂的、超极限的速度斜冲过来，发动机呜呜地狂吼，整个车身颤抖着痉挛，发出可怕的哗啦啦的震响，像一头电影里才有的超能量的宇宙怪兽一样，冲进路边漫不经心的人群之中，嘎嘎地辗过躯体和头颅，瞬间功夫造成三死两伤的结果。
弟弟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血泊中爸爸的模样，因为他自己刹那间被一双大手用劲地抱起来，甩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一个路边卖草莓的中年女人的身上，连带着把那个女人也撞翻在地之后，失去知觉。
他在最后一刹那的感受，是两肋之间被手掌抱住的温暖。那两团余热从此残留在他身体上，有时候像热水袋裹住般的舒适，有时候又像火炭烧灼的刺痛。
别扭的是，当他的身体倍感灼痛时，他无法诉说。说不出口，也无人会信。在这一点上，弟弟觉得自己并不比动物园里的那头小狼快乐。那小狼被人用弹弓打中，受了伤害后，会迫不及待地呜咽和嚎叫，告诉世界它所受的痛楚。可是弟弟不行，弟弟不能够说。弟弟说了之后，别人就以为他的精神受了刺激，成了某种病症的患者，然后争先恐后地上前摸他的额头，翻他的眼皮，用一种古怪的神情和语调围住他问长问短。
所以，葬礼上的弟弟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缩在人群的背后，从人腿的缝隙里看着那只在骨灰盒前抬首摇头惊诧莫名的褐色爬虫，心里想着爸爸睡在窄小黑暗的盒子里的感受，替爸爸难过，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坐在轮椅上的患痴呆症的奶奶已经被太阳晒得打起了瞌睡。她那个萎缩成了小马蜂窝一样的可怜的脑袋，完全弄不明白眼面前发生了什么。她身上的一件灰黑色宽袖衬衣，是姑妈特意去批发商场买来之后，蒙住她的眼睛强迫着套上去的。“我要亮，我不要黑。”奶奶嘟囔着，用劲地扯她身上的衣服，想脱掉它。
姑妈按住她的手：“就黑一下子，黑过之后会亮的。听话，啊？”
之前奶奶只穿一种颜色的衣服：砖头一样闷闷的红色。除此之外，她宁可光着身子，也拒绝接受其它颜色。姑妈解释说，老太太一定把砖红的衣服当成房子了，她要躲在房子里才觉得安逸。
奶奶被叔叔抱上轮椅的时候也挣扎了一下。她撇着嘴巴，好像要哭一样地说：“我不上街。我不要去逛街。”她扭着身体，像小孩子一样任性。
做母亲的这个人已经不懂得死亡是什么了，所以跟她说不明白。她到了墓地，可是不知道这是她儿子的葬礼。
奶奶手上有一枚小小的翡翠戒指。打瞌睡的时候，她的那只皱成抹布的手安详地平放在膝盖上，阳光就在绿宝石上跳舞。反射出来的绿莹莹的光线甚至还溅上了她的鼻尖，看上去像挂了一只印度女人的鼻环，很滑稽。只不过老太太自己无动于衷，头低着睡成了一个酣甜的婴儿。
弟弟清楚地记得，爸爸赶在奶奶七十岁生日之前，从城市广场的珠宝柜台把这枚戒指买回来的时候，婶婶怪模怪样地皱着鼻子，哼哼着说：“都痴呆成这个样了，你就是给她买个夜明珠，只怕她也当块泥疙瘩。”
爸爸没有理睬婶婶的话，他仔细地用热水给奶奶洗干净手，涂了护肤霜，然后把翡翠戒指慢慢地套上奶奶的无名指。他托着奶奶的手，举起来，让她自己看。弟弟记得奶奶当时是笑了的。也许是因为胳肢窝里痒，或者别的原因，可是奶奶的确笑了。“一颗豌豆。”她说。她的脑子里没有了翡翠的概念，可是却有豌豆，这很奇怪。
那一天，距车祸的发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吧。爸爸像是算好了自己会有如此劫难，要给他的老妈妈留下一个念想。
婶婶是葬礼上最活跃的人。她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帆布鞋，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轻快地跑来跑去，搀扶这个，招呼那个，耳朵上两个圆圆的金耳环甩动得像要飞起来，脸上的笑容可以称得上快乐。
真的，她应该快乐。爸爸死了，十岁的弟弟快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他妈妈舒一眉走了，留下来的房子毫无疑问由她来处理。这是一个天大的实惠。家人聚集的时候，婶婶站在爸爸的遗像面前，不容置疑地地对大家宣布：“长子不在，我们就要来照顾老娘了，这任务不轻，就算有房子做补偿，也未必抵得辛苦。是不是啊？”她把头转过去，用眼色示意叔叔，希望自己的丈夫站出来附合一句。
当时叔叔闷坐在一旁抽烟，死活都没有开口。他反感她这么说话，可是又不敢公开制止她。叔叔一直都害怕婶婶，害怕她的伶牙利齿，她咯咯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她那根尖尖的伸出去戳到他脑门上的食指。从恋爱的时候男人就怕女人，怕了漫长的十年，还会一直怕下去。
所以，葬礼上叔叔的表情跟婶婶迥然不同：婶婶是快乐的，叔叔是悲哀的。手足同胞的悲哀，牵心连肺的悲哀。
弟弟原本不叫“弟弟”，他的学名叫赵安迪。爸爸从小喊他“安宝儿”，姑妈姑夫叔叔婶婶都跟着这么喊他。
爸爸葬礼的前一天，妈妈舒一眉下了火车，走进这个家门。她第一次听见亲戚们叫这个名字时，就皱起眉头问：“谁叫安宝儿？”得知这个乳名是爸爸叫出来的，她嘴唇抿了抿，大概是想要说什么，看在一群悲哀的亲戚的面子上，最终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她把弟弟叫到旁边去，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安宝儿这个名字不好，太滑稽了，以后你的同学会笑话你。改了吧，好不好？”
弟弟心里紧张，完全没有了自主意识，只是点头。
舒一眉独自思索：“改个什么小名才好？赵安迪肯定是太严肃了。叫你迪迪呢？也不好听。迪迪，嘀嘀，听上去好像在叫唤一辆汽车，是不是？”她仰起脸，想了一会儿，轻轻地叹口气：“真麻烦！这样吧，我叫你弟弟好了。弟弟也就是男孩的意思，简单明了，又不别扭。”
可是弟弟自己有点别扭。舒一眉的决定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所有人对他的称呼，此后的几天中，赵安迪满耳听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弟弟。这使他觉得自己忽然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弟弟――不是奶奶的孙子，舒一眉的儿子，姑妈的侄子，小表妹的哥哥，而是一个让他倍感屈辱的称谓：弟弟。
到他将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须发斑白，他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笑的名字。他一生一世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弟弟。妈妈为什么没有替他考虑考虑？她如此匆忙又不负责任地把这个称呼掷给了他，就好像一张板凳的腿断了，主人不高兴麻烦木匠，随手抓一根树棍折了折，拿一颗钉子敲进榫洞里，巴掌拍了拍，说，就这样吧。
弟弟决定抗议。这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以拒绝吃饭来表明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态度。
全家人不知何故，围着他惊慌失措，问长问短。弟弟紧抿着嘴唇，就是不说话，一句不说。
最后还是舒一眉走过来，盛一碗饭，夹两筷子菜，轻轻地往弟弟面前一推。弟弟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溃不成军地崩溃。他偷看着舒一眉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好饿，从来没有这样饿过。他低下头，狼吞虎咽地扒下一碗饭，然后自己去洗干净了这只碗。
绝食抗议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谁都不知道他是因为名字而绝食。
姑妈小声地对叔叔说：“可怜的孩子，他怕她。”
这个“她”，当然指的是舒一眉。
其实说起来，弟弟是在更早之前知道了有舒一眉这个人。那一年他也许五岁，也许六岁，总之是在读小学之前的某一天早晨。那天他用一双刚刚吃完肉包子的油腻腻的小手，翻找出了妈妈舒一眉的照片。那照片被爸爸藏在电视机柜里的一堆磁带和产品说明书下面，扣在一只暗红色的硬纸盒中。弟弟的小油手刚把照片抓到手里，乐滋滋地庆幸自己发现了家中的一件新奇物品时，爸爸从晾衣服的阳台上飞鸟一样地扑过来，抢走了弟弟手里的东西。“安宝儿！”爸爸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嗓门：“你看看你的手！你看看你的手！”
弟弟抬头看着他，不知所措地张开两只手。
爸爸强调：“油！油啊！”
于是弟弟才明白，自己的油手差点儿玷污了这张美丽的照片。
又过了两年，弟弟上小学之后，弄清楚照片上美丽的女人是他的妈妈。弟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想，所谓的“妈妈”就是照片，藏在纸盒里的东西，也可以贴在墙上看看。他开始观察周围小朋友的妈妈，留心她们的长相，衣着，发型。他很骄傲，因为她们都没有他的妈妈好看，没有照片上的那个人年轻，没有那个人脸上谜一样的笑容和花朵儿一样张开来的嘴唇。
爸爸葬礼前的一天，姑妈给他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拉起他的手：“安宝儿，走，去火车站接你妈妈去。”
弟弟愣怔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
去火车站。接妈妈。谁是妈妈？为什么要去接那个人？
弟弟很被动地跟着姑妈去了火车站，接到了从照片上走下来的舒一眉。
当时的感觉非常奇怪，好像一直一直在电视里熟悉的一个人，看着她说话，看着她走路，看着她转头微笑的一个人，突然咚地一下子跳出电视机，活生生地站到自己面前。弟弟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紧张，不安，目光躲避着不看舒一眉，反而去看那些下车的旅客，看着他们表情疲惫、须发蓬乱地从他身边过去，箱包的拖轮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大人们拼命攥紧了孩子的手，生怕一不留神孩子会被人贩子拐走。从列车轨道上飘出来的气味中，有一种来自遥远地方的陌生。跟眼前这个漂亮的“妈妈”同样陌生。
姑妈小声提醒弟弟：“叫你妈妈。叫！”
弟弟喉咙干涩，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音。“叫啊！这是你妈呀！”姑妈甩着他的手。
弟弟干脆把手别到背后，让姑妈碰不着。
姑妈恨铁不成钢地跺着脚，对舒一眉抱怨：“这孩子怎么就这么金口难开啊。”
舒一眉转过身，淡淡地说一句：“那就算了吧。”
姑妈回手就在弟弟手臂上拧了一把，又无奈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姑妈的手很大，手掌又厚，拍打人的时候很舒服。可惜姑妈的家里不能够收留弟弟，因为姑夫不同意。姑夫个子小，心眼儿也小，每天从早晨睁眼到晚上闭眼，心里反来复去的就盘算一件事：今天有没有吃亏？所以姑妈对弟弟说，不留在她家里也好，省得姑夫往后防贼一样地防他。
三个人一声不响地出站台，回家。是爸爸的那个家。因为爸爸不在，短短几天已经变得空荡、零乱、有颓败之气的家。
舒一眉在前，弟弟在后，姑妈夹在这一对陌生的母子之间。舒一眉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短风衣，丝袜紧紧地裹住她圆润的小腿，脚上的皮鞋是咖啡色，看样子很柔软，因为走在水泥地上没有嗒嗒的令人厌烦的声音。
姑妈觉得弟弟这一天的表现像个痴呆儿一样。她生怕舒一眉误以为弟弟真的痴呆，对弟弟的第一个印象不好，总想着要帮弟弟补救一下。在出站口，她回头等弟弟上前，扯扯他的胳膊，小声说：“你去，帮你妈提个包。”
弟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钉子一样地固定在原地，双脚无法动弹。
姑妈威胁他：“你十岁了，该知道懂事。”
弟弟摆出一副要原地后转的架势。
姑妈只好告饶：“好好，不去，不去。”
钉子松开，双脚又迈上前去。穿着一双不那么新的三十五码蓝色旅游鞋的脚，脚踝细细的，细得连袜子都挂不住，耷拉下来趴在鞋口，兔子的两只耳朵一样忽闪忽闪，脚步却沉重和拖沓。
姑妈小声地叹一口气，自言自语：“一对冤家呀！”
弟弟抬眼偷看舒一眉走路的背影，看着米黄色风衣的后摆在她的腿弯处起起落落，微风荡漾。他心里别别扭扭地念着两个字：妈妈。
墓地里的褐色爬虫经过紧急磋商，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绕过眼前高高的木墙，寻找一个继续前行的方向。
于是，它们的两条触须扬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晃转动，试图在短暂的时间中制造出一个具有雷达效果的磁场，从而决定自己选择往左还是往右的道路。
其实原地后转才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是因为它们没有脖子，所以脑袋无法转动，眼睛只能够看到前方吗？应该帮帮它们。可怜的小虫子，当了这许多人的面，找不到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多么难为情！
弟弟再没有多想，果断地从人群中挤上前去。先是移动了一只脚，插进前方两个大人的空隙之间。凭着这两个人身上浓重的烟味，他认出他们是爸爸单位的同事，刘叔和杨叔。接着弟弟扁过身子，吸起肚皮，又移动了另外一只脚，将空隙挤开，身子插进去。他感觉刘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胳膊，好像要骂人的样子，一低头看到是弟弟，才没有发火。弟弟趁机超越他的身躯，又走了一步，在稍前一点的位置上站稳。
有什么东西，柔软又带点坚硬，触碰在弟弟的肩头。与此同时，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有点像甜橙切开之后指尖留存的清香，细细地、丝丝缕缕地钻进弟弟的鼻腔。他忍不住地打了个喷嚏。很响很响的喷嚏，响得姑夫回过头来对他瞪着眼睛。弟弟有了负罪感，也觉得这个喷嚏打得不是时候。他不自觉地缩起了身体。
这时候，他才发现刚刚肩头碰到的柔软物体是妈妈的手肘。他偷眼看着这个手肘：被裹在米黄色布料里面、却仍然是妈妈身体的一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点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奇。他很高兴甜橙的花香是属于妈妈的，非妈妈莫属。相反，如果橙香来源于另外一个女人，比如姑妈，比如矮小尖刻的婶婶，他就会继续打喷嚏，打到窒息，打到死。
然后，弟弟注意到了妈妈的手臂正在发抖。细微地战栗。如果不是他跟她贴得很近，几乎就无法察觉。不不，不光是手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衣服和身体间摩擦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老鼠在废纸堆里不停地穿梭而发出声响。
弟弟紧张起来，猜想她是不是病了？之前他就观察到了妈妈在葬礼人群中的孤独：独自一个人来（顺便说一句，她拒绝了住在爸爸家中，宁可出钱去住旅馆），独自在爸爸墓地上放下一束金黄色矢车菊，独自一个远离人群站在路边。谁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悲哀？同情？无所谓？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弟弟自作主张地想，所以她才会哆嗦，一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出来，心事就会变成小虫子那样的东西钻进皮肤，皮肤会刺得很疼，疼极了就要哆嗦了。
弟弟不想帮那几只找不着方向的蠢虫子了，他想帮助舒一眉。不管怎么说，舒一眉现在病了，难受，他要帮帮她。
可是，弟弟还没有想好怎么帮的时候，两个农民工急匆匆抬来一桶搅拌好了的水泥，在土堆旁边蹲下去。其中的一个人用铁锹把墓坑象征性地又挖了挖，另一个人就用两只手端起爸爸的骨灰盒，将它放入泥坑。这个人的十个手指甲糊满水泥，端起骨灰盒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从快餐店里花五块钱端起来一个装满了米饭和炒豆芽烧杂烩的快餐饭盒似的。
人群中有了轻微的骚动。亲戚们开始放开声音哭。婶婶的哭声像吟唱。姑妈哭得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叔叔的声音尖细悠长，叫人心里难受。更多的人排着队走上前去，往墓坑里扔花，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淡绿色的百合。反正这些花束不能从墓地带回家去，就让它们陪伴着死者的骨灰吧。
舒一眉的叫声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非常突兀。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气氛的庄重和悲哀，让葬礼染上了些许戏剧性的惊诧。
舒一眉是这么叫的：“你们杀死了他！你们赵家的人亲手杀死了他！”
在姑妈、姑夫、叔叔、婶婶同心合力的围剿中，舒一眉扭动肩膀，拼命挣脱，眼睛里带着痛彻的疯狂，直到在快要封好的墓地旁瘫软，昏晕。
几年之后，已经十五岁的小伙子赵安迪回到海边小城过暑假，借住在姑妈家中。他跟姑妈提起了葬礼上的这一段插曲。小伙子尖锐地问姑妈：“那时候她恨你们吗？”
姑妈在包饺子，指甲上沾满白色的面粉，头发里散发出韭菜和肉馅的混合气味。她摇头说：“不知道。也许吧。她以为我们家里的人拦着你爸爸，不让他去南京，去找她。她觉得要是你爸爸当初带你去了南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爸爸为什么没有去？”
姑妈茫然：“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那么，”弟弟又问，“你们恨她吗？恨我妈妈？”
姑妈把双手搁在面盆边，想了一会儿，说：“不恨。”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舒一眉是疯子，神经不正常。十年前她丢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小城，离开丈夫，一去不回，却在葬礼上指责别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姑夫的自私和婶婶的尖刻，弟弟也许就不会跟着舒一眉走了。他记得葬礼之后有一个胖胖的被人称为“局长”的女人俯身问他：“你愿意跟谁生活？”
他紧张而又胆怯，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亲友们都在门外站着，抛下他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虽然和蔼却令他紧张的“局长”。他左右张望，目光张惶，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他想起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假如奶奶还像从前一样精干，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好自己的归宿，不需要面临此刻的窘迫。现在他怎么办？比起墓地上那几只懵懵懂懂的爬虫，他的前面不同样是一堵高高的墙壁吗？他丝毫也不比小虫子的境遇更好，甚至因为生活的能力不及一只虫子，而更加无助和惊惶。
甜橙的香气从玻璃窗外蜿蜒钻进来，仿佛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咣啷一声砸落在弟弟的头上。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喃喃地吐出一个词语：妈妈。
不错，他说的就是妈妈。之前从来没见过面的妈妈，散发着甜橙香气的妈妈，因为葬礼上的歇斯底里而被人们强行按倒的妈妈，有能力照顾好儿子、却不知道肯不肯照顾好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弟弟说出这个温暖的词语之后，自己就被自己吓住了。他留在房间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恍恍惚惚地听着女局长在门外跟人们的交涉声。他双手并拢，十指交叉，紧紧地绞缠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骨头的柔软，差不多就要掰断了它们。
最后，在他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门被舒一眉轻轻地推开，她穿着米黄色短风衣，咖啡色软底鞋，带着挥之不去的甜橙的香气，面无表情地走过来，站在弟弟面前，简短地说了两个字：“走吧。”
舒一眉带走儿子之前，去过一趟海陵路小学，为他办一系列繁杂的转学手续。顺便，她找了弟弟的班主任，一个胖胖的、在头发上别了一枚浅蓝色蝴蝶发夹的年轻老师。
有那么一点点的故意作态，那个女老师手撑着下巴，苦苦地想了很久，没有能够总结出弟弟的任何一条优缺点。“这孩子不引人注目。”她微带羞涩地说，为自己对这个孩子的漠视而开脱。
在老师的眼睛里，赵安迪什么都是平常：成绩平常，表现平常，甚至连个头和长相也都平常。哪怕他有某一个方面比别人突出也好啊，眼睛小一点呢，鼻子肥一点呢，牙齿呲一点呢，这样就容易让别人记得住了。可是赵安迪真是没有。白净净的一个小男孩，十岁，上四年级，安静得像教室里的一把椅子，好事没有他，坏事更不可能有他。曾经有一次被选中去表演团体操，可是团体中有他存在就显得郁郁寡欢，整体情绪“飞不起来”，导演只好撤下了他，另外换上了一个脑袋偏大却活泼好动的。
女老师惋惜地告诉舒一眉说，那是一次机会，因为团体操上了电视，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
从团体操谈开，女老师忽然记起赵安迪在学校里好像是有一个绰号的，不那么好听的一个绰号，叫什么来着？噢对了，搬家鼠！“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绰号，搬家鼠。”回忆起这个奇怪的名字，女老师显然有些兴奋。总算是有东西可以向孩子的母亲交待了。
为什么叫“搬家鼠”？因为赵安迪喜欢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拣回来往抽屉里放。什么小瓶子，小夹子，电话卡，广告画，用剩的原珠笔签字笔……有一次还拣了一台被人遗弃的手提电脑，抽屉里放不下，放到班级的“生物角”里，又无巧不巧被检查卫生的副校长看见，扣掉了班里一星期的卫生小红旗。为了赵安迪这个说不出口的坏毛病，几乎每天都有人向班主任告状，说他的抽屉太脏，影响班容。班主任找他谈过两次话，答应改正，可是总改不了。“是一种癖好，顽症。医学上大概叫强迫症吧？”
年轻的女老师歪着头，小心翼翼看着舒一眉，仿佛生怕这个沉重的医学名词会吓着母亲。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有个古怪的孩子。
舒一眉笑笑，客气地跟女老师握了手，说了再见。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她不置可否，甚至连一点点惊惶不安的神气也没有。
舒一眉走了之后，女老师长出一口气，抬手摸一摸头上的蝴蝶发夹，对办公室里的同事说：“我跟她说这一会儿话，汗都出来了。她对她儿子好像不怎么在意哦？”过了片刻，她又若有所思地自语：“不过她的气质是真好，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也特别。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的话。赵安迪的母亲是一个天外来客，从来不到学校，第一次来，就把孩子转学走了。
可是，如今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没有啊？女老师说过这话不久，很快便忘记了赵安迪这个学生，以及一个名叫舒一眉的母亲。
还要补充一件事。弟弟在跟随舒一眉回家的火车上，曾经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个农村妇女给她孩子喂奶的过程。那一只裸露在外的乳头鼓胀得似一座小小的山头，乳汁突涌如火山爆发，出生不久的婴孩根本吞咽不及，被呛得连连咳嗽。女人只好移开孩子的嘴巴，抬起车窗，往沿途的铁轨线放出多余的乳汁。她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核桃大小的褐色的乳头，指间轻轻一压，滋地一声响，白色的液体像从高压喷枪射出来一般，强有力地打向窗外，形成一条粗粗的鞭子一样遒劲的白线。跟着，腥甜腥甜的乳香就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强烈得好像早晨送奶员在小区门口打翻了奶罐。
那女人一回头，发现弟弟盯住她的乳房，有一点害羞，可是也没有特别在意，朝弟弟憨憨地笑了一笑，忙着把乳头重新塞进婴孩的口中。
弟弟凝神想，如果他要写一篇关于妈妈怎么给孩子喂奶的作文，该怎么形容这个妈妈的乳房呢？这么大，又这么白，用什么来做比喻？
同桌的李小伟曾经在作文里描写过他们班最漂亮的女孩程红叶的嘴唇，李小伟写道：程红叶生气的时候会把嘴巴鼓起来，这时候嘴巴就没有了，变成了一只熟透的红草莓。语文老师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一条红杠，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比喻不当，性意识太强烈。
班上的同学把李小伟的作文本传来传去。大家都朦朦胧胧地知道老师批语的意思，可是又说不清楚。知道，却说不清楚，这就是兴奋点。
弟弟下意识地吧嗒了一下嘴。他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喂过他的奶。
舒一眉埋头在看一本《读者文摘》。她一点不知道弟弟这时候想了些什么。从上了火车开始，她就一个人看书，全神贯注地看，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个十岁的儿子。
要适应两个人的生活，对于舒一眉来说，就像是要从地球跨到月球，那么的遥远和艰难。
二 亲爱的主持人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弟弟弄不清楚舒一眉每天的工作是做些什么。她在他的世界中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电脑游戏人物一样的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里给自己留下了无限多的空白的人。
早晨，六点半钟，闹钟准时用一种古怪的电子合成音在弟弟床头大叫：快起床了！起来呀！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了！……弟弟一惊，来不及揉眼睛，骨碌一下子先爬来，再坐一分钟，让自己醒得透彻一些。然后，他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穿袜子，穿鞋。碰到阴天，窗帘还没有拉开之前，屋子里很暗，他就必须开灯，免得胳膊和腿总是伸进同一只衣袖和裤管，或者袜子穿反了，鞋子穿颠倒了。
之后，他去卫生间洗脸刷牙。动作是程序性的，刷牙照例左三下右三下，洗脸是顺时针方向摸三把。从前爸爸只要看见他这么洗脸，就要戏谑地叫起来：“哎呀，小猫洗脸啊！”现在舒一眉不看他洗脸。弟弟想不出来，如果偶尔看见一次，她会怎么说？
再接着，要蘸水把脑后翘起来的一小撮头发捋直。这不是舒一眉的规定动作，是弟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脑后的那一撮头发像鸡冠，稍稍不留神，就要神气活现地“怒发冲冠”，惹班里同学尤其是坐在他身后的学习委员陈秀儿的笑话。弟弟在班里是新来乍到的人，凡事容易成为大家的笑柄，所以他时时事事都对自己的形象保持警惕。
最后一道工序，是对着镜子扎好红领巾。左边的一角搭在右边的一角上，绕一个圈，伸进领口，再掏出来，从圈扣中穿过去，轻轻地拉平。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点复杂，特别是对着镜子做的时候，弄不好就把方向搞反，绕来绕去做不成圈扣。从前这件事情是爸爸帮他做的，爸爸弯着腰，肩膀平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指头三绕两绕，红领巾就服服帖帖裹住了弟弟的脖子。爸爸接下来揽过弟弟的肩，轻轻一拍，这就表示：一切妥当了，可以上学去了。
舒一眉没有为弟弟做过这样的事。她只是要求他：“别把自己弄得像个流浪儿！”
其实弟弟并不清楚流浪儿到底是个什么样，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领会舒一眉的话，那就是：要整洁干净。他在早晨十分钟的梳洗时间里，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虽然舒一眉一次也没有打开房门，走出来检查弟弟的个人卫生。但是弟弟认为舒一眉是看得见一切的，她用不着打开房门就能够清楚一切，这屋子里四面八方都是她无形的眼睛。
最后，弟弟轻手轻脚走过客厅，去厨房吃早饭。早饭已经由舒一眉在前一天晚上安排好了：一袋保鲜奶，一根香蕉，两片涂了果酱的面包。星期二面包会换成意大利蛋糕，也可能是瑞士蛋卷。星期四则变换成包子或者小酥饼。如果是包子，舒一眉会另外留一个纸条，写上：微波炉一分钟。如果是酥饼，事情就更复杂一些，舒一眉留给他的纸条上会有更多的指示：将微波炉的“火力”键旋转至“烘烤”，“设定时间”键调至四分钟。
一切都无懈可击，像瑞士钟表一样准确，精细。有一次弟弟的好奇心发作，蒸包子的时候让微波炉多转了半分钟，结果包子的面皮板结起来，收缩成了一团牛筋一样坚硬的东西。又有一次烤酥饼，弟弟自作主张削减了一分钟的烘烤时间，他惊讶地发现，小酥饼拿出微波炉的时候，对着火的一面虽然已经微烫，背着火的一面却还是凉的，连表面凝固的猪油都没有解冻。
弟弟明白了，时间是由舒一眉确定下来的一种准则，别的任何人都不可以轻易改变。不可以打碎它，也不可以肢解它。
在这个紧张而匆忙的时间段里，舒一眉的形象总是缺席的。
她在睡觉。
夜晚工作，到凌晨回家，然后睡觉。周末两天，弟弟在家，起床的时间稍早：十点或者十一点。其余五天中，常常会在午饭之后的时间才走出房门。
如果有一天起得早了，她就头疼。脸色苍白，眼神恍惚，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像是电视报道里的那些犯了毒瘾的人。而且，她抱怨说，精力不能集中，影响了她晚上的工作。
舒一眉对她的工作看得很重，她要养足精神，去对付那场战斗。
弟弟悄无声息地吃完早饭，把牛奶的包装袋扔进垃圾桶，桌上的面包屑用抹布扫成一小撮，再划拉到水池里。他又踮着脚尖走回自己房间，拎起书包，打开房门，闪出身，回手把房门重新锁上。这时候他才在楼道里把书包背到肩上去。因为书包很沉，背上肩的时候动作幅度比较大，铅笔盒里的东西总是哗啦哗啦响得厉害，必须出了门再背，才不至于有响声吵醒熟睡的妈妈。
他走了，一个人上学去了，把长长的上午和寂静的空间全部留给舒一眉。他边走边想像她睡觉的样子：安静得像天使一样的脸，脸颊浮着浅浅的红晕，嘴唇微微地翕开，呼吸绵长如线，橙花的香气如轻雾在房间缭绕，袅袅不断。
他的心里有一点点快乐，有一点点遗憾，又有一点点怅惘。他的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为什么不像班上大部分同学的妈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踩着钟点准时来去呢？
傍晚，弟弟像一只在笼子里关了太久的小鸟儿一样，沿着长满梧桐树的街道往家里飞奔。他不知道这样迫不及待地奔回家中是为了什么。飞奔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要逃离陌生学校和陌生同学的，那样一种轻微的恐惧。
五月里，南京的梧桐树已经过了漫天飘絮的季节，树叶从巴掌大长到了碗口大，叶色浓绿，密密簇簇。麻雀和蝉停留在树上，只听到鸣叫，看不见它们的身影。有一些树枝生长过快，胳膊伸到了街道上空，拼命地要攀搭上对面的树枝亲热亲热似的。园林局的工程车就会开过来，车上架起金属的梯子，工人们高高地爬上去，举起电锯，呜呜地一阵响，玩儿魔术一样地，沉重的枝干慢腾腾地坠落，噗地一声掉落在工程车上，小小的扬起灰尘。街道的上空忽然地疏朗起来，差不多能够看见夕阳的点点橙红。
逢到这样的时候，一同放学的孩子们就会远远地站住，全神贯注地工人操作，看梧桐树枝如何被断臂斩腿。在学校里闷了一天了，最平常的事情在他们眼睛里都会变得新鲜有趣，会让他们心里快乐许久。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热闹，也不能留住弟弟的步伐。他最多停一分钟，把前前后后的情景看一个大概，拔腿又走。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牵引，使他的脚步不能在外面停留。
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一脚跨两个台阶，汗淋淋，气喘喘。抬手按响门铃，站着，等绿色的防盗门从里面打开。然后，舒一眉出现在弟弟的面前，点一点头，招呼他进来的意思。在弟弟进门换鞋的当儿，她已经自顾走开，去厨房做饭，或者去卧室里找什么东西。
弟弟并不计较她的冷淡。回到家了，他的心就安了，写作业也好，玩电脑也好，踏踏实实，尘埃落定。
其实，很长时间里，家中的一切跟学校一样令他陌生。舒一眉几乎很少跟他说话。弟弟来到南京的半个月中，母子两个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十句，平均一天不到两句。
比如舒一眉问他：“你吃饱了吗？”或者：“穿这件衣服会热吗？”
又比如她说：“有空你应该练练钢笔字帖。”
还有：“到睡觉的时间了。”
就是这些。简捷，明了，中性。
大部分的时间中，她神情恍惚，目光游移，好像脑子里思考着想不完的事情，有多到令她应付不过来的杂务。她穿着有凯蒂猫图案的软底拖鞋，白底带红玫瑰花的睡衣，头发用一只八爪鱼形状的镶钻发夹随便地夹着，在客厅和卧室之间走来走去，碎发从耳朵两边披散下来，像她的眉眼一样沉默。有时候她想什么事情想得出神时，身子会软绵绵地撞上门框，再被门框软软地弹出半步。这时她就惊讶地站着，有一点不认识似的看着家里的门，又恼火，又无奈，那样一种样子。碰上偶尔有事情要跟弟弟交流，她会预先“嗯……”一声，好像还要再想一想，下面的话是不是非说不可。
她不太会做家务，所以晚餐一般都很简单。炖汤是她最拿手的菜肴，也只是限于排骨汤和蹄膀汤，它们轮流上桌，冒着肉类食品浓烈的肥香，不久就使弟弟视喝汤为畏途。一开始他能够喝一大碗，后来勉强同意喝一小碗，最后他闻到汤味就觉得很饱。经过弟弟小心翼翼的抗议，舒一眉同意不再炖肉汤，改做西红柿汤，青菜毛豆米汤，榨菜鸡蛋汤。舒一眉扎着下厨的围裙，把满满一碗清汤端上饭桌时，总不忘记皱着眉头抱怨一句话：“你真是个麻烦。”
你真是个麻烦。在弟弟听起来，虽然有一点点责怪，更多的却是开心，因为弟弟的挑食而令她丰富了食谱的那种开心。弟弟不知道舒一眉是不是果真这么想，可是他愿意她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了就说明她爱他，她心甘情愿为他麻烦。
晚饭吃完了之后，弟弟回到自己房间去写作业，舒一眉独自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新闻联播》或者《社会实录》，《焦点访谈》，《广角纪实》，什么什么的。舒一眉很怪，别的女人都爱看的那些节目，比如娱乐啊购物啊电视剧啊，她不怎么看。碰到那些画面出现，她就伸手在桌上的遥控器上一点，画面便轻轻地滑过去了，回到了严肃的社会新闻。弟弟尖起耳朵听客厅里的声音，在心里把她跟姑妈和婶婶作着比较，感觉他的妈妈确确实实是与众不同。
大约九点钟吧，舒一眉关了电视，走过来敲一敲弟弟的房门，提醒他是睡觉的时间了。弟弟走到卫生间洗涮时，舒一眉拎了包，穿衣服，换鞋，出门上班。
每天如此。如果她哪一天不舒服，鼻塞，嗓音嘶哑，她就打电话，对什么人请假。她头疼的时候不请假，鼻塞声哑时非请假不可，这也是件奇怪的事情。她上班时，手里拎着的那个包包很大，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东西，大部分是打印稿，还有一些划满了红杠杠的书，书页折着，随时可以翻到。
弟弟曾经想过，她会不会是出版社编辑呢？可是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编辑干吗要在晚上九点钟上班？
弟弟倾听舒一眉下楼的脚步声。听到差不多的当儿，他会飞奔到窗口，扒着窗台，伸头看舒一眉从楼门洞出来，骑上一辆女式自行车，迅速消失的身影。
他始终在等待，希望她有一天回过头来，朝楼上看一眼，留下一个笑容。如果她笑了，他心里会像糖块融化一样甜蜜。可是舒一眉总是骑上车就走，从来都没有回头。
有一天，他问他的外婆：“妈妈做什么工作啊？”
外婆低头从橱柜里拿油瓶，随口答了一句：“主持人。”
弟弟惊住了，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主持人啊！天哪天哪，主持人是一个多了不起的职业啊，妈妈居然是一个主持人！
弟弟把眼睛眯缝起来，笑，还把衣袖塞到嘴巴里咬着，好像不咬住衣袖，笑声会飞出嘴巴，弄到不可收拾。
外婆正在厨房里炸辣椒，准备炒毛豆米豆腐干。隔三岔五地，外婆总要到舒一眉家里来帮帮忙，做上几个菜，再看看被套是不是该换了，牙膏洗衣粉是不是用完了。外婆是四川人，做菜喜欢放辣，她只要一来，满屋子都是油炸辣椒的呛味。舒一眉闻到辣椒味就要打喷嚏，咳嗽，皱眉。可是外婆不管，她照炸不误，坚持要在舒一眉和弟弟身上把四川人的嗜辣传统贯彻到底。
外婆一扭头，看见了弟弟脸上的惊诧和兴奋。她忽然又慌乱起来，一再地嘱咐他：“你不准说出去啊！千万千万不要说啊！”
弟弟奇怪地想，为什么不能够说？外婆谦虚吧？她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女儿太优秀，觉得一个人太优秀了就不应该对人炫耀啊？“外婆！”弟弟忍着呛鼻的辣味，走到外婆的身边宣布：“我今天心里好高兴。”他又加了一句：“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妈妈会是主持人。”
外婆却一反常态地愁眉苦脸，两只手团住了围裙，用劲地擦着嘴巴，像是要把她说过的话坚决擦掉一样。“你不要对别人说。”她几乎是哀求弟弟。“为什么？主持人不好吗？”“最好不要再告诉别的人。”外婆使用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弟弟想了想：“哦，我明白了，不能让别人太嫉妒。”
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证没有能够维持三天，弟弟还是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同桌的“血爪”。“血爪”当然不是真名，是绰号，有点儿恐怖的、听上去毛骨耸然的绰号。原因是张小晨有一个怪毛病，整日不停地啃指甲：上课的时候两只手轮换着啃；写作业的时候右手握着笔，单单啃左手；背课文的时候换成左手翻书页，右手腾出来接着啃。就连吃饭也停不下，咽一口饭菜，然后迅速地啃一口指甲，仿佛这是最香甜不过的下饭菜肴。
为这个毛病，他妈妈带他跑了不下十个医院，看过起码二十个医生。“强迫症。”医生只要抓起张小晨的手，看一眼，马上就会下结论。“要制止他的这种强迫意识。”他们轻描淡写地说。
怎么制止？没有办法制止。没有药物能够治得好，张小晨的妈妈也不可能把他的双手绑起来不让他动。于是，十个指头就被他一天天啃食得皮肉翻飞，疤痕累累，谁见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这双手实实在在的惨不忍睹。
张小晨不认为“血爪”这个绰号有什么可耻，相反，他还有点儿喜欢这个名字。他告诉弟弟说，等他哪一天成功地在网上注册到一个QQ号，他就用“血爪”做网络名，吓死那些胆小的美眉们。
他得意洋洋对弟弟吹嘘：“知道吗？我有个叔叔是网管！”
弟弟老老实实问他：“网管是干什么的？”
他贪婪地咬了一口大拇指，把咬下来的一丁丁指甲在牙齿间咯嘣咯嘣地嚼着，神情有点不屑：“网管你都不懂啊？就是管理网络的老总呗！谁要是在网络上撒野骂人，不守规矩，网管就一脚踢过去，让他滚蛋，不准他再上网！”
弟弟先是“噢”了一声，然后又“哈”地一笑，说：“就是在电脑里劝架的人啊。”
张小晨非常恼火，为弟弟这样不当回事的神情。他“噗”地吐掉嘴巴里的指甲残渣，一把抓住弟弟的衣服：“你说，你们家有谁比网管更牛？”
弟弟本来不想跟他计较，真的是不想跟他计较，可是他的一只血迹斑驳的手抓到弟弟衣服上时，弟弟忽然觉得恶心，急于要打击一下对方的傲慢，就不顾一切地推出了舒一眉。
弟弟说：“我妈妈就比网管牛。”“不可能。”张小晨一口咬定。“她肯定比网管牛。”“肯定不可能。”“她是主持人。”弟弟像抛出一块巨石一样，突然地一下子，抛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张小晨的手一下子松开了，自惭形秽地缩到背后，藏着，就好像稍不留神会被主持人发现，会把他拎到镜头前曝光。“主主主持人啊！”他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我的妈妈，主持人。”弟弟又一次重复。
张小晨终于变得谦恭了，承认了主持人是一个比网管更“牛”的职业。网管躲在电脑里，虽然权限很大，可是不见天日，出了电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主持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明星，是大腕，头上罩着光环，嘴巴里吐着莲花，能让人哭，也会逗人笑，打一个喷嚏都可以惹得千千万万人咳嗽。
张小晨于是无比崇敬地岔开双腿，矮下身子，眼巴巴地盯住弟弟的眼睛：“赵安迪，你妈妈是主持什么节目的？”
你妈妈是主持什么节目的？
换一句话说，哪一个节目是她主持的？
这就像一只榔头从天而降，砸到了弟弟的头上，把他砸得头昏眼花。他嗫嚅地看着张小晨那两片张开又合上的嘴唇，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现编都编不出来。别的事情可以现编，这事不行，因为张小晨回家之后肯定要验证，要打开电视机，拿着遥控器，一遍一遍地搜索，翻天覆地地搜索。如果他发现了弟弟说谎，第二天一定要当做最大的新闻，向全班同学告知这个笑料。
没有人认为弟弟是对他的妈妈疏于了解，他们会幸灾乐祸地断定，赵安迪撒下了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谎言。还主持人呢，他妈妈也许就是个菜场卖菜的，从早到晚守着一堆青椒和萝卜。这个撒谎的赵安迪，爱虚荣的赵安迪，品行有问题的赵安迪。
弟弟放学之后没有立刻回家，他奔进离学校最近的冷饮店，一块钱打了个公用电话，打给外婆。“外婆，告诉我，妈妈主持什么节目？”
外婆像是在看一个什么武侠电视剧，弟弟从电话里听到电子合成器发出的“飕飕”的飞镖声，还有演员中剑后倒地的惨叫。“什么？你在说什么？”外婆耳朵有一点点背。她只好放下电话，走过去调小了电视声，回来再接着说。“乖孙儿，你问我什么？”
弟弟大声地，一字一句地：“我问你，妈妈主持什么节目？”
电话线对面的外婆又慌了。弟弟在电话里都能够感觉到她白了面孔、皱起鼻尖、说话哆哆嗦嗦的样子。“你你怎么又问呢？我不是叫你别问吗？你这孩子……你不要问……”“妈妈主持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哪个频道？”“乖乖乖孙儿，别问好不好？外婆明天给你买一大袋果冻。”“哪个频道？”弟弟愤怒地提高了声音，惹得店里的营业员都回头看他。
外婆却好笑地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低得像有人正在她的门外偷听、她却无论如何不想让别人听见一样：“不是频道，是声道，你妈妈在电台，不在电视台。”
弟弟砰地一声扔下电话，转身跑出店门。老板赶快拿起话筒，一边检查簧片有没有被扔坏，一边笑着骂：“小兔崽子，火烧屁股啦？”
写作业。吃饭。写作业。
作业很无聊：生字每个写二十遍。算术练习册十七到十八页。背英语单词。练毛笔字一张。作文一篇，不少于五百字。
每天如此。变化的只是作业内容，不是形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弟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枯燥和重复，他写作业写得心平气和，水到渠成。
晚饭同样地没有新意：西红柿鸡蛋汤，肉丝炒芹菜，豆瓣鱼。豆瓣鱼是外婆做好了放在冰箱里的，可是舒一眉回锅加热的时候，忘了略添一点水，结果一条鱼有半条粘在了锅底，剩下的半条盛在碗中，是一团看不出形状的鱼肉糊糊。鱼的内容少了，辣味丝毫不少，舒一眉浅尝一口，皱一皱眉头，再不肯碰。
弟弟很奇怪，在饭菜口味的问题上，外婆和舒一眉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外婆坚持要培养儿孙们吃辣，到最后接受她的改造、秉承了她的意趣的却是一个外姓旁人：她的大女婿，弟弟的大姨夫。
带浓重辣味的糊状物，收拾碗筷时被舒一眉毫不犹豫倒进了垃圾箱。弟弟很可惜。如果折算成钱，捐给希望工程，能买一学期的练习本。
晚上舒一眉独自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节目时，弟弟从自己房间走出来，蹭到了舒一眉旁边，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电视里的主持人。那是一个模样不太年轻的阿姨，嘴唇有一点厚，嘴角边长着一颗血珠儿样的痣。就是这颗红得可爱的痣，让她的面容变得生动和家常起来，变成电视节目中的一个温暖的存在。“怎么不去写作业？”舒一眉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转头，似乎不愿意轻易漏掉节目中的任何一句问和答。“妈妈……”弟弟嗫嚅地喊了一声。
舒一眉终于吃惊地抬起头，把目光转向一旁站着的弟弟。她很少听到儿子喊出这个特别的字，这使她觉得陌生，猝不及防，还有一点点惶惑。甚至她的脸孔都因此而微微地红热起来，有了一些紧张，不安，手足无措的戒备。
她抬头看着儿子，等他说出第二句话。她知道他一定是有话要说的。
儿子很可怜，他长得单薄，内向，而且还敏感。他跟她之间始终陌生，温顺和客气得就像一个外人。舒一眉自责地想，是她的责任，她对儿子关心太少，没有把他当作贴心贴肺的亲人，骨肉，延续的生命。“弟弟，你是要钱吗？”她不知道怎么的，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毫无道理的话。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恨不得能够当废品一样收回来。
可是说出口的话是无论如何收不回来的。舒一眉眼看着弟弟惶惑不安地站在那里，绞着一双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对不起。”舒一眉又说。“你应该回房间写作业去。要是想买什么东西，开一张条子，我帮你去买。”
舒一眉其实想说的是：你还小，不会给自己买东西，再说也费时间，时间要用来学习。
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冷冰冰的，硬梆梆的，像严格的上司对自己的下属。
可以这么说，舒一眉很沮丧，非常沮丧。她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一个十岁的男孩相处。人际关系真是个复杂透顶的东西，即便是自己的孩子，沟通也很困难。
弟弟垂着眼睛，默默地咬了咬嘴唇，转身，脚步拖沓地回他自己房间了。
他真不像个孩子，舒一眉有点心疼地想，他干吗总跟自己的妈妈隔得这么遥远？是谁教过他这么做的吗？他恨她吗？舒一眉很想走进弟弟的房间，看着他的眼睛，好好地问一问他。可是，上班的时间到了，她站起来，收拾提包里要用的东西，理一理头发，换衣服，换鞋，来不及再做她想做的事情。
第二天，弟弟一到学校就躲着张小晨，生怕对方就“主持人”的话题再问下去。他做贼心虚，心中有鬼，总觉得张小晨的那双小眼睛眨巴眨巴在算计什么。上课的时候他紧盯住黑板，紧盯住老师，像个全神贯注不接受丝毫干扰的最认真的学生。下课铃一响，他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课桌外面，老师的一声“下课”才刚出口，他哧地一下子就窜出门去，在人头攒动的操场上左躲右闪，消失不见。
可是，张小晨却是个顽固到极点的家伙，他一旦盯住了弟弟，就像吸血的蚊虫盯住一块鲜肉一样，怎么都不肯放弃。
最后一节课时，弟弟依旧把他的眼睛粘在黑板上，严肃的表情不敢有一丝一毫松懈。这时候，眼角的余光却发现一个白纸团儿骨碌碌地滚了过来，准确无误地停到他的手边。“看一看。”张小晨将英语课本竖起来，挡在自己嘴巴前，说出这三个字。头没有转到弟弟这边，语气却是命令式的，很霸王的腔调。
弟弟故意地不答理他。如果说之前他跟张小晨相处还算不错的话，现在他已经决定把这个人从“好朋友”的范围里剔除出去了。“一定要看！”张小晨简直就对弟弟的故作矜持感到恼火，他甚至用胳膊肘去捅弟弟的手臂，一下，又一下。
弟弟想，如果这时候他站起来，把纸团递给老师，向她报告同桌的劣行，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然而弟弟没有这么做。他很不情愿地抓过那个纸团，一点点地打开，在揉皱的方格纸上辨认张小晨歪斜得像狂风吹过的字。“我昨晚看了所有的电视，根本没有一个姓赵的女主持人。谎言，全部都是谎言！你承认了吧！！”
纸条的边沿上，靠近右下角的一个折痕处，淡淡地留着一点血迹，是张小晨把自己的指甲又咬得过狠了。
弟弟想了想，拿起原珠笔，把纸头反过来，不慌不忙地添了一行字，推回给了张小晨。“对不起，我妈妈不姓赵，我是跟我爸爸姓的。”
张小晨当然看懂了这句话。天哪，好笑啊，他犯了一个这么无知的错误！是一年级的小屁孩儿才会犯的错误！赵安迪姓赵，他的妈妈怎么可能同样姓赵呢？
张小晨张口结舌地看着弟弟，那副狼狈的神情，就好像喉咙口里不小心咽下了一只绿头大苍蝇。
弟弟心里咯咯地笑着。他感觉教室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他的笑，身后的陈秀儿，坐在最前面一排的小矮子姚明，戴一副粉红色眼镜、拿腔拿调读课文的英语老师沈媛媛……他们毫无疑问都听到他的笑了，因为他们忽然都转过头，目光吃惊而诧异，像看见一个天外来客一样地看着他。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
放学的时候，弟弟一把抓起书包，迫不及待地想溜出校门。没等他下到第三层楼，张小晨冒着被值班老师处罚的危险，两腿岔开着骑坐在楼梯上，从顶层哧溜一下子滑下来，气急败坏地挡在弟弟面前。“赵安迪，你耍我！我会跟你没完。”他怒气冲冲地啃了一口指甲，没有嚼，噗地吐在地上。“我没有耍你。”弟弟用两只手抱着书包，平静地说。“我妈妈真的是主持人。”“哪个台？哪个频道？”张小晨紧逼不放。“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干吗不能告诉我？我们是朋友。”“朋友”这两个字，张小晨说得理直气壮，气吞山河。
刹那之间，像闪电从心里掠过去一样，弟弟被这两个严肃到极点的字深深地震撼了。在此之前弟弟对张小晨并没有太多太好的印象，他厌恶一个人把自己的手指啃出那种血迹斑驳的模样，那是一种陋习，看上去令人恶心。可是今天，从张小晨口中说出来“朋友”这两个字，使得弟弟有那么一点点热泪盈眶，他开始后悔自己过早地暴露了妈妈的秘密。太少太少的秘密，吊起了别人的胃口，却又不能让别人大大的满足，这实在是他赵安迪的不对。“告诉我吧，赵安迪。”张小晨的口气几乎带了哀求。“我都跟我妈吹过这事了，我妈最爱看电视，她特羡慕那些能当主持人的人，她还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要带相机来，跟你妈妈合影。”
弟弟木呆呆地看着张小晨的脸，心跳如鼓。如果这时候天上掉下来一块巨大的橡皮，他会毫不犹豫抢到手中，把昨天之前的一切统统抹去。“赵安迪……”张小晨为了他的妈妈，几乎有一点低声下气了。
弟弟轻轻地叹一口气，不让对方再说下去。“好吧。”他承诺张小晨，“好吧，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告诉你。”
张小晨还是没有死心，还想接着再问什么，弟弟已经头也不回地冲出楼梯口，慌慌张张逃出校门。
一个巨大的谎言，印在天空，摇摇晃晃。
可是，真的是谎言吗？外婆会对弟弟说谎吗？
弟弟又一次在冷饮店里给外婆打电话，嗯啊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他的目的：想要一个能够收听电台广播的收音机。
跟外婆要东西，弟弟还是第一次。讨要东西的那股难受劲儿，比拿刀子杀他还难过。可是，跟外婆开口总比跟舒一眉开口好一点，舒一眉虽然是他的妈妈，他在她面前总是胆怯，好像来到了她的身边，做她的儿子，是一份罪过。
外婆的狐疑显而易见：“你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家里的电视机不让你看吗？”
弟弟支吾着：“啊啊啊，不是不是啊……”“那你干吗要收音机？现在的小孩子还听收音机？”
弟弟再也说不出理由，慌手慌脚挂了电话，狼狈地走出店门。
店主照例在后面武声武气抱怨：“轻点儿啊！磕坏电话算谁的呀？”
弟弟慢吞吞地踩着梧桐树的影子往家走。这条街道上的一溜梧桐树全部被园林工人修过枝了，看上去像漂亮小伙子刚理了头发一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还带着剃须水的清新香气。阳光从树叶间快快乐乐地跳下来，在地上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光圈，一刻不停地闪动，存心挑逗着行人一起嬉耍。可惜所有人的脚步都是匆匆忙忙，光圈在他们的脚底下蹦跳，他们抬起脚，走过去，就把可爱的小东西踩碎了。
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外婆在小区的花坛边拦住了弟弟。原来她是打车过来的。她的家离这儿并不远，打车过来肯定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弟弟啊，”外婆心急火燎地说，“你是不是还在琢磨你妈妈的事？让你不要打听，你为什么还要盯着不肯放？”
弟弟有一点怨气地看着外婆：“那你要告诉我，我妈妈到底主持什么节目？”
外婆的两只手忽然绞在了一起，露出一种年轻女孩才会有的害羞样。“这个嘛……”外婆说，“这个这个嘛……告诉你不太好，真的是不合适……大人有大人的节目，专门跟大人谈话的节目，你听一听就明白。你用的那个闹钟不就是个收音机吗？”
外婆马上醒悟到自己又说多了话，愣了一愣，转而责备弟弟：“跟你说了别问别问，你还是问出来了！你这孩子太有心眼儿。回头要是让你妈妈知道，她肯定不高兴。”
弟弟安慰她：“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会不高兴。反正有一个人不高兴。”
外婆嘀咕：“小孩子不高兴，一会儿就过去了。要是你妈妈不高兴，她会把她自己折腾死。你以前没跟她生活过，你是不知道……”
弟弟没有再听外婆的唠叨，他跳上花坛，沿着水泥砌的围子走了半圈，从另外的一边跳下去，三步两步奔进了楼门。
闹钟是大红色的，扁扁的身体，脑袋上顶着一个不锈钢的小帽子，原来这就是收音机上暗藏的天线。真蠢啊，用了这么多天，居然不知道它一身兼二用！
轻手轻脚地锁上房门，弟弟开始捣鼓手里的玩意儿。开关在左侧，圆圆的旋钮，很好找。食指搭上去，啪地旋开，红色的外壳里突然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音，响得有点吓人，弟弟吃了一惊，手里像抓到了一条蛇一样，慌不迭地扔下。幸亏扔在床上，收音机毫发无损，晶体管之类的东西仍然在不屈不挠地炸响。弟弟手忙脚乱地拖过被子，把自己连同收音机一块儿蒙上，一动都不敢动。心跳了许久，确信厨房里的舒一眉没有听见，他才把被子掀开一个小小的洞，透进去一点儿微光，寻找到了另外一个管调频的旋钮，慢慢地滑动着，停留在最清晰的声音上。
一个快乐的男声，在播报最新交通信息。这无疑不是妈妈的节目。
嗲声嗲气的港台普通话，介绍如何用小珠珠自制“爱情手链”，够八卦的。
英文歌，带点摇滚的那种。弟弟听不懂歌手唱了些什么。歌声一停，就有个好听的女声为听众讲解歌曲内容，介绍歌手生平。很年轻的女声，英文也说得很溜，弟弟很愿意这就是妈妈。但是不是。
剩下来的，是没完没了的广告节目，两个男女主持人相互逗嘴皮子的节目，一个老大妈打进听众热线询问糖尿病该吃什么的节目，证券公司的人讲解股票走势的节目。
没有任何内容有可能跟舒一眉沾边。
没有。
舒一眉在外面敲门：“你的电话。”
弟弟飞快地关掉收音机，钻出被窝，随手把收音机塞到了枕头下面。
原来是张小晨打过来的电话。他吭哧吭哧地对弟弟解释说，不是他不守信用，等不到明天就打电话过来，是他老妈烦人。他老妈报名参加了一个电视烹调大赛，想要问问弟弟的妈妈，能不能仗着主持人的面子，帮她找评委沟通沟通？
张小晨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地说：“开后门肯定是不对的，可是老妈就在我旁边，逼我打这个电话，还尖着耳朵听。其实你别理她就行，也别跟你妈说。过两天我对她编个谎，说你妈帮她找到评委了，打过招呼了。”
弟弟的两只脚不安地动来动去：“那不好吧？”
张小晨的声音越发诡秘：“嗨，她知道个鬼呀！评不上奖，那是她自己没本事。”
不等弟弟再一次表态，张小晨已经挂断了电话。
是一个够朋友的人，不肯多给弟弟增添一点麻烦。
唯其如此，弟弟心里更有压力，不知道事情应该怎么收场。
舒一眉在弟弟的房门口等着他。她微皱着眉头，指着床上零乱不堪的被子：“你在干什么呢？今天没有作业要写吗？”
弟弟一下子紧张起来，低了头，不敢再向前走近半步。他想，如果妈妈逼着他说出枕头下面的秘密，他要不要说呢？不说能不能行？
可是舒一眉却没有继续问下去的意思了。她淡淡地扬起下巴，朝房间里点一点，简短地吩咐：“生活要有点条理。”然后她宣布：“可以吃饭了。”
弟弟跟着她往厨房里走，抢在她的前面端碗拿筷子。他轻松下来的同时，心里又很失落，非常失落，因为舒一眉对他的异常情况不关心。她看到了，也说了，却说得轻描淡写，勉强地履行一个责任一样。她的眼神和说话的内容完全是游离的，嘴巴里说着弟弟房间的乱，心里想着的是不相干的东西，以弟弟的年龄永远都无法探究明白的东西。
弟弟闷头往嘴巴里划拉着饭，不碰桌上的菜，小心翼翼地表示着某种不满和抗议。
舒一眉还是没有说一句话。她就像拿定主意不去理睬弟弟一样，对他的一切行动漠然置之。她低垂着眼睛，嘴巴无声地蠕动，慢慢地咀嚼，看起来同样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
最后，弟弟匆匆忙忙地放下筷子回房间了。如果再拖延一分钟，没准儿他就会哭出来。
九点钟，舒一眉出门上班。弟弟在第一时间里推开作业本，扑向枕头，取出红色的收音机。熟练地调音量，调台。电流声水一样地淌过去，波涛起伏地淌过去。
仍然没有妈妈的声音。
收好书包，去卫生间洗脸，刷牙，洗脚。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见，不想遗漏掉任何一个节目。
妈妈的节目还是不见踪影。她像是在收音机里隐匿起来了一样。她故意地消失，故意地躲避，让弟弟焦虑，着急，猫爪挠心。
还有一种可能：妈妈在收音机里改变了她日常说话的声音。如果她以陌生的名字陌生的腔调出现，弟弟是听不出来的，他还没有那么老辣的判断力。
最后，弟弟躺在被窝里，怀抱着收音机，很不争气地睡着了。收音机一直响到凌晨，所有的节目结束，电流声轻微地嗡嗡着。弟弟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收音机硌着了他的腰。他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一让，没有醒。
可是一早醒过来之后，弟弟想起前一天在学校里对张小晨的承诺，心里有了忐忑。怎么办呢？如何对那个紧追不放的啃指甲的家伙交待呢？随便说个谎？不行，他知道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不够强，如果说了谎，他会心虚得不敢看人，会脸红得像个小女生。
舒一眉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头发披散着，眼睛里带着睡眠不足的血丝，过来敲他的门：“你怎么还不起床？已经快要迟到了。”
弟弟声音软软地说：“我头疼。”
舒一眉皱皱眉，走过去摸弟弟的额头。摸了他的，又摸摸自己的。她的手很软，手心有点儿凉，指尖带着很淡很淡的橙花的芳香，是前一晚用过的化妆品没有洗去。
她说：“没有发烧啊。”
弟弟坚持：“真的头疼。”
舒一眉无可无不可地：“那就请假一天吧。”想了想，她又说：“可是我今天要去台里开会。挺重要的一个会。”
弟弟真觉得心花怒放，这就不必愁眉苦脸地在床上赖一整天了。他雀跃地回答：“没事没事，我自己能行。”“我打个电话，让你外婆过来。”
弟弟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死抓住舒一眉的胳膊：“不，妈妈，”他求她，“别让外婆来，她说话太多，会让我的头更疼。”
舒一眉同意了他的要求。她关照他，如果觉得不好，可以打她的手机。
弟弟生平第一次充当一个偷窥者，他要潜入舒一眉的房间，偷窥妈妈的秘密。
答案一定在舒一眉的床底下、衣柜中、抽屉里。那些隐秘的角落，从来都藏着一个人的生平、梦想、欲念和心愿。它们在黑暗中默默地存在着，不急不躁，不动声色，等待着有一天被另外的人发现，成为一段历史的证明人和终结者。它们是物质的东西，却承载着精神的重负，那样的隐忍和顽强。
弟弟在舒一眉的房间里翻箱倒柜。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可是他知道那东西一定存在。他掀开床围看床下的杂物，摸了一手的灰尘。衣柜打开，浓浓的樟脑味把他熏得连打几个喷嚏。拉开抽屉，女人的化妆品和小首饰琳琅满目。
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任何一个年轻女人和单身妈妈都会有的东西。
但是那是什么？窗台上的那个鞋盒？空鞋盒是不应该放在窗台上的。
弟弟打开鞋盒，发现了宝贝。满满一盒子的信件。各种颜色各种材质的信封，各种各样娟秀或者潦草的字体，写着同样的一个名字：“星夜心语”节目主持人心萍女士。
弟弟狂喜，差点儿要想大叫。他终于知道了，“心萍女士”就是妈妈，妈妈主持一个叫“星夜心语”的节目。外婆没有骗他，他更没有骗张小晨，他的妈妈就是主持人！
弟弟带着嗵嗵的心跳，小心翼翼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一下子抽出了好几张信纸。他心里想，这个人真能写啊，一封信能写这么多的字。“亲爱的主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弟弟心里咀嚼着这句话：亲爱的主持人……
每一个字都像珍珠一样闪闪地发光。又像清晨花园里带露水的玫瑰，娇嫩的，芳香的，沉甸甸有质感的。“亲爱的主持人：每一天每一天，深夜，家人熟睡的时候，我都在等候你的声音。如果没有你，我寂寞的生活就是死的，我的灵魂我的肉体都像死去一样……”
弟弟不太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难道听妈妈说话能把一个死去的人听得活过来？写信的人字也潦草，笔笔相连，弟弟看得费劲。他决定收好信，不再看了。不管怎么说，私看别人的信件总不是好事，从小爸爸就这么教育过他。
但是收音机一定要听。收音机里有妈妈主持的节目，一个叫做“星夜心语”的节目。“亲爱的主持人，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等候你的声音……”
关紧房门，钻进被窝，把收音机抱在胸口，瞪大眼睛，等待深夜来临的时刻。
夜很静。万籁俱寂的静。被窝里有咚咚的声音，是弟弟自己的心跳声。妈妈这时候就在电台里。她走进播音室了吗？坐下来了吗？把话筒调到最合适的位置了吗？她会不会先喝一口水？如果在话筒前面想要咳嗽怎么办？一下子想不出来要说的话怎么办？像自己一样一紧张就要小便怎么办？
漫长的等候中，弟弟在心里想了无数个问题。有时候他自问自答，有时候他自己否定自己，还有时候他被自己的问题逗得笑起来，咯咯地笑。他觉得自己真是很傻，傻到差不多弱智，非常丢人。
就这样，在持续的兴奋和胡思乱想中，他忽然听见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圆润和低沉的声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星夜心语”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心萍。在这个安静和温暖的夜晚，让我来陪伴你们度过一段不眠的时刻……
弟弟紧紧地抱着收音机，把喇叭口贴在耳朵上。他激动得肌肉有些哆嗦。妈妈的声音在收音机里温柔沉着，牛奶一样地从人的心尖上流过去，把人的五脏六肺都泡得绵软了，融化了，迷醉了。
就像跟一个最熟悉的人交心谈话一样，妈妈一开始很随意地谈到了天气，谈到了心情，还谈到了她今天读过的一本书。她甚至给大家读了书中的一段话。书的内容其实平常，可是经由妈妈的声音读出来，平常的语言也变得辉煌，变得闪光、明亮、熠熠动人。
接下来，妈妈引导听众跟她互动，交谈，提问题，把心里最隐秘的话说出来，把痛苦和不愉快的感觉释放出来。她承诺他们说，把烦恼的事情告诉她，她分担了他们的不快乐，他们自己的重负就卸下了，明天就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听众们此时已经憋足了劲儿，争先恐后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铃声此起彼落。导播随意地接通了其中一个人。那是一个说话罗罗嗦嗦的中年男人，他开口就提出：可不可以约见一下主持人？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转而大吐苦水，讲述自己的夫妻生活如何不和谐，妻子如何如何地不爱他，却毫无道理地爱上了附近美容店里的一个理发师。他的声音粘稠得像泼在地上的麦片粥，讲述出来的那些细节，像嵌在粥汤里的一粒粒的麦仁，已经被煮得鼓胀了，稀软了，却还顽强地存在着。
弟弟骨碌一下子翻过身，把收音机死死地压在肚皮下。声音还在断断续续地响，那个男人还在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伤心史。弟弟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外婆执意不肯说出妈妈主持的节目。这是一个深夜的成人节目，充满了破碎、失败、苟且和伤感的节目，小人物把妈妈当成了垃圾筒，毫无保留地对她倾倒苦水的节目，没有丝毫欢乐和亮色的节目。
这样的节目，暧昧和阴郁，弟弟不能够听。不可以。
弟弟关上了收音机。他哭了。一点儿都没有防备，说不出来什么原因，就这样，眼泪慢慢地流出来。
三 亲戚们
外婆跟舒一眉完全不像一对母女，身高不像，长相不像，性格更不像。
舒一眉高挑，挺拔，气场很足，走到哪儿都是耐看的风景，想不引人注意都难。其实她在大多数的场合中总是选择沉默，眼睛也不喜欢看人，看远处，或者缩回内心看自己，目光幽幽的，冷冷的，迷茫的。奇怪的是，在无数双热烈的放肆的主动的目光中，偶尔出现舒一眉这样的被动型女人，倒又成了一种特别，成了傲慢和特立独行的象征，引得不熟悉她的人想尽办法要接近她，熟悉她。
外婆就不一样了。外婆跟所有的人都是自来熟。她风风火火又絮絮叨叨，动不动还会大惊小怪，一惊一乍。她去菜场，卖辣椒的、卖葱姜的、卖火锅调料白菜粉丝的，争着往她篮子里塞上一毛钱两毛钱的零碎儿，仿佛塞了东西就能被外婆青睐，被外婆青睐了就在菜场里有了地位，日后还有可能成为霸主。
弟弟刚转到后街小学时，外婆曾经替代出差的舒一眉去学校开过一次家长会。就这么一次，外婆成了班主任郭鸣的无可替代的“家政指导员”：郭老师家的钟点工是外婆去劳务市场帮他找的；他老婆腰疼要针灸，是外婆介绍了街道上一个有名的老中医；他家的小狗有一次走失，郭老师同样不找别人，找到了外婆。外婆赶紧发动派出所的片儿警，将小狗从一户人家的床底下扒了出来。那家人家本来都打算给小狗戴上项圈，收养作自家的狗了。
郭老师在弟弟面前由衷地称赞外婆说：“老太太是当今社会的活雷锋。”
弟弟心里一个劲地想笑。他知道，外婆不是什么活雷锋，她就是退休了闲得难受，生着法儿的找事做。“想从前我在妇联工作的时候，从早到晚多少人上门来找我！只要找到我，没有办不成的事。”外婆时常跟弟弟大忆她的“当年勇”。
她的记忆力奇佳，掐着指头细数哪年哪月帮过谁谁谁的忙，哪年哪月又为谁谁谁做过什么事。她回忆自己光荣业绩的时候，嘴角嘻开，眼睛眯缝着，乐，乐得眼角皱纹密密地堆起来，聚成一团核桃壳样的硬疙瘩。
外婆喜欢弟弟。舒一眉刚把弟弟带回南京的时候，她主动向女儿提出来，把孩子交给她来管，吃在她家，也住在她家，由她来负责一切。“这孩子，脸色白廖廖的，个头也小，恐怕是没有长开。你放心交给我，在我手里盘个三年五年，保管他长成个结结实实的大小伙儿。”她巴巴地盯在舒一眉身后，就差没有写下保证书。
外婆是郑重其事的，诚心诚意的。知女莫如母，她知道舒一眉当不了一个好母亲。舒一眉抛夫别子回南京发展她的事业，说明她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她生下孩子就再没有照料过他，又哪里知道什么是孩子的头疼脑热和饥饿冷暖？“弟弟啊，你跟着外婆吧，你是外婆的心肝宝贝呢。”外婆搂住了弟弟，不肯撒手。
舒一眉走过去，把弟弟轻轻一拉，就拉回到自己身边。“别操心，我的儿子我能够养活。”“我是为你好！多个孩子要多出很多事，你做不来的！”外婆苦口婆心。
舒一眉冷着脸：“我能够生下他，就能够养大他。”
外婆背着舒一眉，在弟弟面前咬牙切齿：“我看她会把这个家的日子折腾成什么样？累死她！辛苦死她！”
可是她嘴里这么说的时候，手里却在不停地忙活着女儿家里的事：抹桌子，开洗衣机，起油锅炸辣椒。她嘴里说得越狠，手里就做得越快，瘦瘦小小的身子爬上落下，异常灵活，叫人想起一种叫“工蜂”的了不起的小生物。“天天上夜班，把你一个小人儿锁在家里，狠心啊！”外婆还说。
这时候她就会把弟弟的脑袋揽进怀中，用劲搂一搂。她衣襟上有一股辣辣的油烟味，闻上去不清爽，但是很家常，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温暖。
大姨妈舒宁静，几乎就是一个年轻了二十岁的外婆。身高一样，脸型一样，走路说话的样子都一样。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两个女人。不一样的是性格：外婆热心热肠，乐于助人；大姨妈不管别人，只顾自己。
举个例子。有一天外婆邀了大姨妈到舒一眉家里来，帮忙把冬天的棉被棉衣什么的翻晒一遍，打包收藏。两个人在阳台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干活聊天，忽然风急雨来。大姨妈脸色突变，说是糟糕了，自家阳台上还晾着大姨夫宝林的汗衫短裤。她站起来拔腿就走，撂下这边一阳台的晾晒被物，犹豫都不带犹豫。
事后外婆说她：汗衫短裤和棉被棉衣，哪个要紧哪个不要紧啊？汗衫打湿了再洗一遍不费事的，棉被湿了可就板结了，全废了！
大姨妈却是振振有词：汗衫短裤是不要紧，可那是宝林的汗衫短裤，那就要紧了！宝林要是发火，我怎么跟他应对？
宝林就是她的丈夫，弟弟的大姨夫。
十五年前大姨妈跟宝林结婚时，宝林还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瘦精精的，穿着温州产的马粪纸衬底的便宜鞋，开着一家门面不足五个平米的公司，雇了几个农民工，走家窜户，帮结婚户们刷墙壁油门窗安吊灯。那时候只有年轻人结婚才时兴刷房子。大姨妈本来有一个男朋友，已经办嫁妆准备结婚了，跟潮流也请了宝林的工程队过来刷新房。三刷两刷，房子没刷完，却刷热了大姨妈的心。漂漂亮亮的电子元件厂工会女干部，竟然毁了旧婚约，不管不顾地投进宝林的怀抱中。
十五年世事沧桑，宝林大发了，装修公司成了本市的名牌企业，有时候市里开个捐款救灾的会，他也能够堂而皇之地坐在主席台上，笑眯眯地举起一张支票，笑眯眯地接受电视台的拍照。这时候大姨妈在家里就激动得癫狂，抱着电话挨家挨户地打，大呼小叫地要大家赶快打开电视看，看她家宝林的荣耀和风光。
可是大姨妈自己的事业却一落千丈。她所在的电子元件厂先是接不到订货，发不出工资，跟着在一夜之间宣告破产，卖出地皮，人员下岗。大姨妈连下岗工资都没有拿到，拿了一笔微薄的遣散费，回到家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
大姨妈只好把她的一腔热情全部精力投入到宝林的身上。他是她的靠垫，她的暖水袋，她的面巾纸，她屁股下面的椅子和吃饭用的筷子……总之是她的全部，精神的和物质的所有依靠。她看他的所看，听他的所听，呼吸他的呼吸，没有丝毫自己，唯恐失去男人。
所以说，当妹妹家阳台上的棉被与宝林的衣物发生冲突时，大姨妈要奋不顾身地扑回家去抢救汗衫短裤。汗衫湿了，没准儿宝林的心跟着会湿，这是大姨妈不能允许的事。她只要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宝林和大姨妈的女儿有个很讨人喜欢的名字：可儿。可儿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学习不怎么样，谈恋爱已经很有经验了。可儿自己骄傲地告诉弟弟说，她一生有过十二个男朋友，目前留在身边的还有三个，一个比她高一级，一个比她低一级，还有一个读职校。
读职校的这个，可儿对他最满意，因为他“最有男子气”。这个男孩子学的是烹饪，在餐馆实习时，拿过一次厨艺比赛三等奖，可儿就为他骄傲得不行。她为这个男孩子设计了将来要走的路：职校毕业，考到厨师执照，就申请加拿大的技术移民，然后由她爸爸宝林出钱，在温哥华买下一家餐馆，小两口子过去经营。“保证成功。起码比我爸爸更成功。做不到麦当劳那么大，也要做到肯德鸡那么大。至少要超过湾仔水饺。”可儿说得信誓旦旦。
可儿曾经将她的厨师男友悄悄指给弟弟看过。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弟弟带到城南郊外的职校门口，指点他趴在围墙的破损处看操场。操场上那个身板儿最壮的，留着画家一样的长头发的，就是他。可儿满怀柔情地幸福地叹息着：“他多帅啊！你不觉得他像周润发年轻时候的模样吗？”
弟弟被可儿盯得难为情，只好胡乱点头。其实弟弟根本不知道谁是周润发。他们班上的偶像人物是网络游戏里的英雄，最多加上哈里波特。
可儿为弟弟的不谙世事而扫兴。他不能够兴奋她的兴奋，骄傲她的骄傲，这样的幼稚令她不能容忍。在她的感觉中，他们之间虽然只相差四岁，却已经是两个时代的人了。“代沟永远都存在。”可儿对舒一眉很哲学地下了这个结论。
舒一眉讶异地看着这个十四岁的小侄女。她不能够明白现在的孩子，十四岁的面孔，却好像有了四十岁的沧桑。
有一段时间，弟弟总是躲着外婆。他一听到她上楼的脚步声，就慌慌张张地钻到自己房间里，轻手轻脚把门插上。外婆进来之后以为家里没有人，挽起袖子干厨房里的活儿，剖鱼，剁肉，洗菜，忙得热火朝天，还自得其乐地哼小曲儿。结果弟弟被一泡尿憋得不行，打开房门去上厕所，外婆眼角冷不丁地看见走过去一个人，吓得举着菜刀大呼小叫，还失手打碎了一只景德镇瓷碗。
外婆脸色煞白、语不成调地责备他：“弟弟哎，你这个小鬼孩儿，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啊！”
弟弟一言不发，上完了厕所，从外婆的身后夺路而逃，回自己房间。
外婆年岁虽大，身板儿却灵活，肩膀一扭，人已经堵在了弟弟房门口。“不行，你得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躲着我？你已经四天没有给我打电话，五天没有跟我照面了。”
弟弟低声说：“我忙。”
外婆“哈”地笑出声来：“你忙？你一个四年级的小鬼孩儿，你敢说你忙？你要是喊忙，全世界就没有一个闲人了。”
弟弟说：“我真的忙，我的作业特多，还要期终考试。”
外婆捧起他的脸，仔细看了看，叹口气：“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心事重重啊。你有心事为什么不跟外婆说？说出来外婆会帮你。外婆不是你妈，你做任何事外婆都会原谅。”
弟弟心里热了一下，隔着房门，眼睛不自觉地落到了床头的红色闹钟上。闹钟兼收音机。“星夜心语”的午夜谈话节目。叫“心萍”的主持人。为听众准备好的倾倒苦水的垃圾桶。那个粘粘糊糊像麦片粥的男人的声音。
外婆跟着弟弟的目光看过去，看到了那只收音机。就在那一瞬间，外婆明白了一切。“好孩子啊。”她张开短短的胳膊，把齐肩高的弟弟搂进怀里。“外婆知道了，你听过了你妈妈的节目，你是替你妈妈委屈呢，你心疼你的妈妈呢，是不是？”
弟弟的鼻子开始发酸，说不出话。“可你的妈妈是个优秀的人，那些听众们敬重她，信任她，才肯把心里的私房话对她说出来。人活着都不容易，得有个让他们倒苦水的地方。婚外情啊，三角恋啊，第三者啊，谁也难免碰到这些磕磕绊绊的事。碰到了，又不能够对至亲好友说，说给你妈妈听，帮着分析分析，梳理梳理，心里就舒服些，也许就能挺过来了。你妈妈是积德呢，真的。”
弟弟吸一吸鼻子，心里也跟着舒服了一些。可是再想一想那天晚上，那个中年男人在收音机里絮絮叨叨的声音，还是不爽。这样的节目，要是外婆来主持，那会很合适。可是妈妈……那个外表高贵的、散发着橙花香味的妈妈，她就注定了要一辈子聆听这些窝心的破碎的失败的爱情故事吗？
大姨妈家里新买了一个烤箱，她兴致勃勃地打电话过来，邀请舒一眉和弟弟去品尝她最新研制的肉松烤饼。她在电话里说，烤饼经过她的“千锤百炼”，从外形到内容已经完美到了无可挑剔，不去欣赏一下的话，绝对是一大损失。
大姨妈从下岗之后就开始苦练厨艺。有一天她不知从哪张报纸上看到一句话：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要伺候好他的胃。从此大姨妈走火入魔，把精通厨艺当作她后半生的最高目标，抓住一切时机，从理论到实践，苦练不缀。她买回来的各种精美菜谱摆放了整整一面书柜。各种烹饪学习班先后参加了四个：红案，白案，西点，西餐，而且都有像模像样的证书。她每进一个饭馆吃饭，总要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勤奋记下菜肴的配料、调味、先煮后炸还是先蒸后炒，色泽如何，味道又如何，盛盘还有什么讲究。
外婆曾经这么说她：“有这份心气和劲头，自己开个馆子，金的银的都赚回来了，何苦要吊在男人的裤腰带上！”
大姨妈回答她：“我学本事是为宝林学的，要是出去做给别人吃，我不乐意。”
舒一眉最看不上大姨妈为姨父鞍前马后的这副样子，所以接到电话后，她吩咐弟弟：“告诉你大姨妈，我不去。她做烤饼也不是为我们做的，犯不着去为她捧场。”
弟弟手拿着电话，紧紧捂住话筒，不敢让那一头的大姨妈听见。他轻声哀求舒一眉：“就去十分钟，行吗？不然大姨妈会生气。”
舒一眉从手里的一本书上移开眼睛，嘲弄地看着弟弟：“小小年纪，就这么会做人？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恕不奉陪。”
弟弟很为难，不知道去好还是不去好。踌蹰了好一会儿，还是决定去。
大姨妈果然正在家里忙得热火朝天。一个薄铁的烤盘放在桌上，盘子里已经躺满白白胖胖的面饼，大姨妈正忙着往面饼上刷糖色，撒芝麻。她头发上沾着面粉，鼻尖上沾着芝麻，脸颊还横着一抹糖色，看上去真是一副努力做事的样子。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很特别：是一件桃红色的带米老鼠图案的套头衫。米老鼠一男一女，大鼻子贴着大鼻子，亲亲热热地抱着，憨态可掬。大姨妈穿这件衣服的样子也是憨态可掬。可儿一直说，她妈妈穿的那些衣服，比她这个初中生还要幼稚十岁。看起来这是事实。可儿还说过，她妈妈总是故意装嫩，拼命把自己朝二十岁的年龄打扮。可是年轻是打扮出来的吗？好笑啊！可儿当时的神态，痛心疾首。
大姨妈伸着脖子，朝弟弟的身后看了又看，不甘心地问他：“你妈妈没来吗？”
弟弟嗫嚅着说：“妈妈头疼……”
大姨妈打断他的话，撇了一下嘴：“什么头疼啊？她是眼睛疼，看见我跟你姨父亲亲热热过日子就难受。”
弟弟怔怔地，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外婆和可儿表姐前后脚地进来。外婆从来不肯空手到女儿家，此时手里托着一纸袋新鲜草莓，换了拖鞋就直奔水池，要洗了给可儿和弟弟吃。
可儿不吃，嫌草莓上被农民打了激素，吃了会发胖。她嗵嗵嗵地上楼，砰地关上她的房门。一分钟之后又开了门，头从楼梯口伸下来，喊弟弟到她房间去。
可儿家的房子是跃层的楼房，面积很大，地段也很好，一般人家根本买不起。大姨妈和姨父宝林结婚十周年的时候，宝林为妻子买下了这栋房子。宝林当时对大姨妈说：“结婚的时候我连金戒指都没有给你买，委屈了你十年。现在金戒指不算什么了，买栋房子给你享福吧。”大姨妈闻言涕泪滂沱，心里感叹宝林的好，又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看错人。她越发的对宝林忠心耿耿，恨不能变个头虱天天粘在宝林的头发上。
三年前期房终于竣工了，大姨妈欢天喜地。可是奇怪的事情随之而来。宝林自己是开装修公司的，他对自家的豪宅却突然没有了兴趣，断断续续装修了半年，阳台没铺，楼梯没换，窗帘轨只安了一道，匆匆促促就收工，让那些兴冲冲来参观新房子的人好没意思。宝林自己的解释是，替别人装修了十几年房子，腻了，看到油漆涂料就要呕，不想在自家的房子上勉强自己用功夫。
舒一眉神情淡淡地对外婆说：“这是一个问题。”
舒一眉说话，常常就说半句。外婆使劲地琢磨这半句话，琢磨出了意思，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姨妈：“真是有问题。一个人忽然不把自己的家当回事了，说明什么？”
大姨妈却“噗哧”地笑出声音来：“舒一眉说的吧？你怎么能够听她说？她自己才是有问题。”
舒一眉从此就不再说什么了。她懒得多管别人家的事。
可儿把弟弟拉进房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他手里塞了十块钱，命令说：“你赶快去超市，给我买一包卫生巾。要快，跑步去。”
弟弟愣愣地看着手里的钱，问可儿姐姐：“卫生巾是什么东西？”
可儿嫌他烦，说：“你认不认识字？”
弟弟点头。跟着又补充：“也不是全认识。”
可儿说：“卫生巾三个字总归认识吧？好了，那就行了，你进了超市，在货架上找这三个字，找到了就买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
可儿比弟弟大四岁，已经是一个眉眼撩人的成熟女孩子，在弟弟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性。可儿交待的事，弟弟赴汤蹈火也要做。
跑步到超市，在摆放日用品的货架前一行一行地看。原来卫生巾有很多种，品牌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它们一包一包排列整齐，被灯光安静地照着，有一种神秘和娇柔的羞怯。弟弟挑了包装纸最漂亮的一个牌子，印着一朵淡紫色郁金香的那种。拿下来，在手里捏一捏，软绵绵的。他想，洗脸一定很舒服。
交钱的时候，脸上长雀斑的营业员盯着弟弟一个劲儿笑，还朝旁边的营业员眨眼睛，努嘴唇。排在弟弟后面的一个阿姨有点看不下去，俯身问他：“你家里人怎么让你来买这东西啊？”
其实这阿姨不说还好，说了，就等于把一桩含混不清的事情挑明了。长雀斑的营业员干脆乐一个够，笑声从肚子里喷薄而出，还拍着旁边一个营业员的肩，前仰后合。
十岁的小伙子到这时候才有一点点明白：卫生巾肯定不是男孩子应该沾手的东西。
弟弟很生气，头低着，眼睛却翻上去，恨恨地剜着那个营业员，直到那个浅薄的女孩子忽然止了笑，局促不安地看着弟弟。找零钱的时候，她悄悄往弟弟手心里塞了一包口香糖，像是要表示一些歉意。弟弟不接受。他一声不响地把口香糖放回收银台，转身出门。
他把卫生巾藏在衣服里，一只手摁着，过马路回大姨妈的家。路过一只垃圾箱时，他站下来，停了一会儿，很想把衣服里的东西扔进去。用劲扔，“噗”地一声响，像扔一个废纸团一样。
他摁着没有扔出去的卫生巾，心里发誓，下一次，他也要让可儿上一回当。
大姨妈家里的气氛却在这短暂的时刻中发生了变化，弟弟几乎一踏进大门就感觉到了。热腾腾的夏天风一样地刮过去，冬季的寒冰转瞬降临。
大姨妈在哭，绿格子的围裙撩起来，捂住嘴巴和鼻子，肩膀一耸一耸，头发上沾着的面粉就跟着颤颤巍巍，要掉，又被太多的摩丝和发乳粘住，怎么都掉不下来。从弟弟站立的角度看过去，大姨妈的脸和她胸前衣服上米老鼠的脸正好成两个对称的图型，上面的一个在哭，下面的两个在笑，一哭一笑，相映成趣。
外婆朝着弟弟埋怨：“就为了一点小事。你姨夫打来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你看看她这个样子，说变脸就变脸。”
大姨妈的眼泪立刻又像水珠儿一样地滴滴嗒嗒滚落：“怎么是小事啊？他都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吃饭了！他明知道我今天做了肉松烤饼，昨天我就告诉了他，今天一早他出门的时候我又提醒了他。”
外婆说：“做生意，赚钱，不就是这样吗？要男人守着家不出门，那你就要受得穷。你愿意哪样？”
铁盘里的烤饼刷了糖色，撒满芝麻，一个挨着一个，光闪闪的，圆鼓鼓的，幸福地等着进火炉。
大姨妈擦着眼泪水，瞥一眼自己可爱的厨艺作品，哽哽咽咽：“他不该说话不算数，让我白做这些饼。”
外婆反驳她：“也不能说白做，他不吃还有我们吃呢，吃不完再给一眉带几块。”
大姨妈惊愕地抬起头：“妈你说什么？宝林不回来，我还烤这些饼干吗？”
外婆跟着惊愕：“那那那……那你把我和弟弟喊过来，让我们喝凉水？”
大姨妈鼻子瓮瓮的：“随便下碗面吃吃算了。烤出一屋子油烟味，宝林回来会嫌恶。”
外婆把两只细长的眼睛瞪成了两粒花生仁，嘴也张开着，像是被人一拳打掉了下巴，下腭怎么也合不上去了一样。“你你你……舒宁静你……”外婆嘴巴僵僵的，说话不利索，就用手指着大姨妈。指了半分钟之后，还是说不出话来，转而生气地拍自己的大腿。
可儿从楼梯上慢悠悠地走下来，过去抱住了外婆的肩：“外婆啊，你还不知道我妈妈这个人吗？哪一天我爸爸不要她了，她就连魂儿都没有了。”
大姨妈忽地站起来：“死丫头！我扇你的嘴！”
可儿笑着，满脸的娇嗲：“妈，人家说的是真话噢。”
外婆肩膀一抖，把可儿的手抖开，走过去牵了弟弟的手：“弟弟，我们走，外婆请你下馆子！烤饼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吃那个意大利饼子去。”
可儿纠正她：“是比萨饼。”她又说：“外婆你不带我吗？”
外婆气呼呼地拒绝她：“不带。”
可儿一脸坏笑：“你们两个人吃不完一份比萨饼的。”“吃不完带回家，下一顿再吃。”
可儿无奈，说：“那好吧。”
她已经回了头，忽然想起要弟弟去办的事，朝他伸出一只手：“东西呢？”
弟弟从衣服下面抠出那包卫生巾，连同找回的钱，扔在旁边的沙发上。
外婆好奇地问：“是什么呀？”
可儿一屁股坐过去，把卫生巾严严实实地遮住，嘴巴里嚼着口香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弟弟转头对外婆：“我不要吃比萨饼，我们回家吧。”
四 救救朋友
张小晨的“血爪”最近被他啃食得太厉害了，指甲只剩下矮矮的半截，坑坑洼洼地嵌进肉中，一箍一箍地环缩着，指头就成了一只恶形恶状的虫蛹。指头的末端因为总是吮吸在口里的缘故，被口水浸泡得发白，膨胀，还开裂，生出疙疙瘩瘩的赘物，看去活像指尖上长出了花菜样的恶性肿瘤。
张小晨自己告诉弟弟，每回大考来临前，他啃指甲就啃得更频繁，平常一堂课啃三口，现在要啃五口。不啃不行，除非把这双手剁了。
弟弟不明白，考试和啃指甲有什么关系。指甲又没有营养，也没有香味甜味，咬在嘴巴里到底有什么快乐？
天气渐热，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之后，很快就热气腾腾，每个人的头顶都蒸发着汗水，成了一个小型的笼屉，空气中弥漫着馒头摆久了之后的甜丝丝的馊味。
班主任郭鸣的头发在炎热和潮湿的教室里再也不能根根挺立，摩丝被高温融化，起不到固定和支撑的作用，发根软绵绵地趴了下来，露出了头顶心里那一撮可笑的白。
郭鸣的外号就叫“白头翁”。他简直弄不懂头顶上那撮白发究竟为什么要长出来，而且长时期地、顽固地盘据在他的脑袋上。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有了，那时候还不是灰白，是褐黄，被周围的黑发遮住，不那么明显张扬。慢慢地，随着年数的增长，发色越来越淡，由褐黄而金黄，而银黄，再变成金属的灰，最后就成了这种令人沮丧的白。
如果不是在小学当老师，头顶上的白发说不定还能成为特立独行的标志，惹得新潮的女孩子们瞩目，使郭鸣的自我感觉加倍良好。可是当老师不行，老师终日面对孩子，孩子们目光浅肤，只把人生的无奈当做好玩。哪怕是在上课的时候，郭鸣一低头的瞬间，稍不留神露出那一撮鸡冠状的白发，全班的孩子都能够嘻嘻哈哈笑成一片。为了整肃纪律，不给自己的学生授以把柄，多年来郭鸣在自己头顶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染过颜色，试过各种发型，使用过各种演员造型才用到的硬质摩丝，千方百计地把这撮头发藏匿起来，伪饰起来，让它们低调地、不见天日地存活在周边正常的黑发丛中。
可是炎热的天气不解人意，它就像一支所向披靡的长矛，矛头指到之处，万物糜颓，伪装剥落，坦露出本质的可笑。
郭鸣无奈地任由头发耷拉着，心虚地穿行在教室座位间，一只手掐着课本，一只手背地身后，不停地让学生们默字、默词、默课文；写近义词、反义词、多义词；背诵段落大意、主要内容、中心思想；造句、联词、填空、缩写……
教室外的天空骄阳似火，蝉在梧桐树间鸣叫得声嘶力竭，花坛里的风仙花和鸡冠花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鸟儿躲在屋檐口喘气，肚皮一起一伏，像藏着一个小小的风箱。
郭鸣用课本敲着黑板说：“眼睛往哪儿看？嗯？往哪儿看？老师的头顶上有生字吗？”
张小晨自作聪明，大着胆子说了一句笑话：“没有生字，有图画。”
哄堂大笑。连一贯沉默寡言的弟弟也笑得拿手心捂住了嘴。
郭鸣把课本扔在讲桌上，背起两只手，慢慢地踱到张小晨面前，笑眯眯地看着他。
张小晨脸上的笑容却在一点点地消失，眉眼鼻子使劲地收缩到一起，暴露出无处躲藏的慌张。他开始咬指甲，十个指头轮番着送进口中，挨着个儿地咬，咯崩咯崩，越咬越响，越咬越快，快得有那么点慌不择路。
郭鸣忽然说了一句：“别咬了，上黑板去吧，默写课文的三到四段。”
郭鸣说得很轻柔，很愉快，好像邀请某个人上去做游戏。
张小晨的身子却猛地一哆嗦，一口咬破了右手的中指。血很快地涌出来。起先被指头上过多的口水稀释，颜色有一点淡。后来就越变越浓，红艳刺目。
郭鸣不无悲悯地摇了摇头：“瞧，让你上黑板，你这么紧张。还没到考试的日子，先紧张过度不好。”
他又把目光移到弟弟身上，吩咐说：“赵安迪，你去，到医务室，给他要两张创可贴来。”
弟弟起身，从张小晨的背后挤出座位，绕开郭鸣站着的地方，往教室外面走。
身后是纹丝不动的寂静。混浊的热气只在教室里流动，一出教室门，空气就变得清新了。灼热，但是清爽，没有汗味和溲味。
不知道是因为炎热的关系，还是个人卫生没有注意好，张小晨的一个手指头发炎灌脓了。他晃着红肿的手指给弟弟看。指端不光红，还微微地亮，皮肤绷得很紧，闪出珠贝母一样奇异的光。“疼吗？”弟弟撮起嘴唇，嘘了一口气。
张小晨显得不大在乎。“还好吧。反正总有一个指头要发炎。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弟弟非常不理解：既然知道指甲啃光了会发炎，为什么还要无休无止地啃？而且越是紧张就啃得越厉害？
张小晨发炎的指头在右手，握笔不方便，这使得他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可以不写作业。课是要上的，但是作业免了，老师和家长对此都达成了谅解。张小晨感觉很快乐。他脸上的神情轻松而自在，就像被追得精疲力尽的猎物终于逃进了禁猎区，可以松驰下来好好喘一口气。
班上另外几个视学习如仇敌的同学，愤愤不平地斜睨着张小晨，嫉妒他的好运，恨不能也拿什么东西戳自己一下子，弄出个发炎的手指，可以逃开铺天盖地而来的考前作业题。
下课的时候，他们挤在一起窃窃私语，边说边抬头往张小晨这边看，还咕咕地笑。
弟弟紧张起来，捅一捅张小晨的手肘：“你要当心。”
张小晨抬头瞄一眼，满不在乎：“谁怕谁呀？明天我要是一高兴，去医院开个请假条，连课都不来上，气死他们！”
弟弟心里想，这个逻辑肯定不对，作业不写已经是落后了，要是连课都不来上，考试不及格，吃亏的不是他自己吗？总不能拿着成绩单满世界地去解释：我没考好是因为我手指发了炎。鬼才会相信他。
上课铃打响的时候，教室外面的人乱哄哄地往教室里面挤。那几个存心发难的人也跟着往张小晨这边挤，呲牙咧嘴，满脸坏样。
弟弟怕事，他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提前站起来，退到了一边去。
张小晨混然不觉危险的逼近，还在摇头晃脑背几个英语单词。
那几个人忽然“嗷”地一声叫，后面的用劲推前面的，前面的趁机扑倒，踉踉跄跄撞到张小晨的身上。张小晨的右手刚好放在桌面，手肘被猛烈撞击后，指头捅到了桌上的书，书的边沿飞快，刀子一样划开了他那只脓手指。只听见张小晨杀猪般地一声叫，指上的脓血豁然而出，汩汩地涌流，红红白白，粘粘答答，把书本弄得一片狼籍。
张小晨疼得浑身发抖。他用左手紧紧地捏住右手指头，头不住地甩动，牙齿咯咯地颤响，腰弓下来，额头抵住了桌沿，喉咙里发出粗重的、小兽一样的呜咽声。
弟弟在旁边心跳如鼓，面色雪白。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张小晨会遭遇到如此突然的一击。那一瞬间里，他的右手指尖同样感到了锥心的疼痛，一点儿也不逊于张小晨的疼痛。这种猛烈的痛感刺激着弟弟的神经，使他突然间疯狂起来，毫无预兆的狂燥疯癫，他没命地大叫着，一步蹦上椅子，又蹦上了桌子，跨过张小晨的身体，扑向了那个撞击张小晨的人。他疯狂地捶打他，踢他，揪他的衣服，伴以“啊啊”的大叫，把所有的力气用了出去，心里觉得痛快淋漓。
英语老师沈媛媛在这时候走进教室。她被眼前这头疯狂的小兽弄得目瞪口呆。她高高地举起两只手，一边手里是教材，一边手里是复习卷，她把教材和复习卷摇晃得哗啦啦响，用劲跺着穿高跟鞋的脚，一迭声地发问：“Why?Why?”
没有人回答她的话。大家都被赵安迪的歇斯底里的举止弄得呆掉了。
张小晨那根倒霉的手指，经医务室大夫的清创、消毒、包扎、又打了一支青霉素针之后，裹上了厚厚的绑带，像一个战场上身受重伤全身包裹的士兵，劫后余生地躺在他的腿面上。
女大夫皱着眉头为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断地惊呼，叹息，摇头，仿佛面对着一桩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这个学校干了五年，看到过好几个啃指甲成癖的学生，还没人有你这么瘾大。”她郑重其事地告诉张小晨：“你需要治疗。心理治疗。需要一个漫长的疗程，加上环境的配合。要不然，你这双手就废了。手废了还能够做什么呀？你这一辈子也就废了。”
张小晨满不在乎：“没事，我知道治这毛病的办法。”
女大夫饶有兴致地挑起眼梢：“噢？你说说？”
张小晨说：“等我有一天不用上学读书了，我自然就不再啃指甲了。”
女大夫“哦”了一下，显得若有所思。“很有道理啊。去年有个学生，五年级的，也像你一样啃指甲，想尽了办法都治不好。他父母把他带到美国去上学，进校两个月，指甲就长齐了，拍了一张手部特写寄回来，那小手白白嫩嫩，别提有多漂亮！”
一旁的弟弟听得悬念顿起，急忙追问：“为什么呀？美国有特效药吗？”
张小晨一副久病成良医的口气：“你怎么还不明白？美国孩子学习轻松呗，学习轻松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自然就不会去啃指甲。还是我那句话：不上学病就会好。”
女大夫“噗哧”地笑出声，在张小晨的耳朵上揪了一把：“你这小家伙，猴精！”
她收拾起随身的医药箱，走了，把张小晨和弟弟两个人留在四年级教师办公室。
这时候还在上课时间，四年级一班的英语课。沈媛媛好不容易拉开打架的学生，气急败坏地找郭鸣告了状，声称肇事者必须离开她的课堂，否则她有权罢课。郭鸣于是亲自出马，把弟弟押送到了办公室。本来没有张小晨什么事，这家伙却死活要跟着，郭鸣就顺水推舟，一并收拾了他。
郭鸣押着他们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点奇怪地问弟弟：“怎么会是你呢？”
弟弟低着头，靠墙走着，一声也不响。
郭鸣心里知道，碰到这样闷声大发财的孩子，是问不出什么话来的，所以进到办公室之后，他就吩咐他们写检查。不少于五百字的检查。拿方格纸写，完了他要点字数。
当时张小晨的手还没有包扎，脓血巴嗒的。张小晨举起那只手摇晃，示意他没法儿写，抓不了笔。
郭鸣毫不通融地想出变通办法：“你口述，赵安迪笔录。”
张小晨非常气愤，当着郭鸣的面就开始咬另一只手的指甲，咬得咯嘣咯嘣，还把指甲的碎屑四处乱吐。
对于弟弟的仗义相助，张小晨感激涕零。他用那只没有发炎的手不断地去拍弟弟的胳膊，声称他会永远拿弟弟当朋友，“割头之交”的朋友。
弟弟借故找原珠笔，躲开了张小晨的拍打。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恶心张小晨的那一双手。他同情他的病因，却嫌恶他的病症。
就这样，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磨磨蹭蹭，一直挨到下课。弟弟本质上是个乖顺听话的学生，不冒尖，可也没犯过大错误，从来没有沾过检查的边，不知道“检查书”应该怎么写。张小晨虽然有经验，但是因为常蹲办公室，成了“老油条”，不在乎，能赖就赖着，赖过去就是胜利。
所以郭鸣拍着身上的粉笔灰往他们这边走过来的时候，恼火地发现两个人面前巴掌大的方格纸上还是空白。“不想写是不是？”他点着头，头顶上的那撮白发像失了血的鸡冠一抖一抖。
他一手抓起弟弟，一手抓起张小晨：“不写也行，给你们找个好地方呆着，别在我的办公室里丢人现眼。”
郭鸣的力气大。再说他毕竟是班主任，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过份耍横。两个人被他扯进了楼梯口的一个杂物间，用劲地推进去，从外面锁上门。“好好反省吧，什么时候想认错了再出来。”他在门外高声地说。
杂物间门上方的气窗是开着的，郭鸣前脚刚走，张小晨后脚就打起了气窗的主意。他问弟弟，如果他们能够像蜘蛛侠一样从气窗逃出去，若无其事出现在教室里，郭鸣会怎么样？“真的，你说说，他会怎么样？”不等弟弟答话，他已经设想出了结果：“他会吓昏过去，以为碰到了鬼。”
这个想法令张小晨异常兴奋，他站到门口，举起胳膊，丈量从头顶到气窗口的距离。觉得不够精确，又把杂物间里能搬动的一张破椅子搬过去，踩上椅子，再一次丈量。最后他还是泄气了，怪罪到自己那根发炎的手指。他说，如果不是手指头疼，使不上劲，他只消扒住门框，一个鹞子翻身就齐了活儿。
他遗憾地看着弟弟，摇头：“这方面你不行，帮不上忙。”
弟弟一声不响地坐在一个灰扑扑的篮球上，看着他的同桌瞎折腾。他不认为他们能够从杂物间里逃出去，也不想逃。既然老师要求他反省，那就反省好了，反省到足够的时间，老师自然会来放他们。就是哪一本书里看到的那个词：逆来顺受。
张小晨确认出逃无望之后，愉快地接受了现状。他走到弟弟身边，找了一个还剩一半内容的500克装广口颜料瓶垫在屁股下面，摇摇欲坠地和弟弟并排坐到一起。他把双膝并拢，双手抱在腿弯下，帮助平衡。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弟弟，歪头看，像是在研究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问弟弟说：“赵安迪，你现在怪我吗？”
弟弟垂着眼皮，轻轻摇了摇头。
张小晨高兴了。一高兴，身子一动，颜料瓶差点儿歪倒。他赶快岔开腿，扶住旁边的一根旗杆，勉强地保持住了平衡。“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他探出身子，更热切地靠拢了弟弟。“你妈妈真的是主持人。你没有吹牛。”
弟弟心里一动，肩背绷得笔直，却没有说话。
张小晨用自己的膝盖碰了碰弟弟的膝盖：“我妈妈已经听过你妈妈的节目了。我妈说挺好的，听你妈说话怪上瘾的，她现在每天都听。”
弟弟一眼不眨地看着张小晨：“那么，你自己呢？”
张小晨不好意思地承认：“我没听过。我想听来着，可是总熬不到那时候就会睡着。”
弟弟放松了身体，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张小晨，你不要听。”弟弟恳切地要求他：“你一定不要听。”“为什么？”“那是大人的节目，你听了会觉得没意思。”
张小晨“嘻嘻”地笑起来，自以为是地：“哈，我懂了，肯定是征婚节目，我在电视里看过的。”
弟弟没有纠正他的话。现在他开始想，郭老师什么时候来放他们出去呢？
闷热。狭小的杂物间里只有一个气窗可以通风，就显得更热，空气也有点稀薄，令人昏昏欲睡。
张小晨本来已经快要迷糊过去，屁股下面的颜料瓶几次要跟着他的身体倾倒，所以他不敢让自己的上下眼皮碰到一起了。他流着一脸油光光的汗，坐成一个杂技演员的架势，对弟弟咬牙切齿说：“可惜我们不是比尔盖茨，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麦当劳老板，要不然可以告郭老师绑架，谋财害命。哪有这么折磨人的嘛。”
话音刚落，他猛然发现了什么，目光追过去，身体耸起来，拼命地对弟弟打手语，让弟弟别说话，往那边的角落看。
角落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蹲了一只小老鼠，深灰色，耳朵尖着，胡须和身子都在微微地动，鼻孔咻咻的，嘴巴紧抿住，两个前爪死死地按着地，豆大的小眼睛却活灵活现地盯着两个小男生，眼神里没有一点畏惧之色。
上帝送给他们的活玩具。倒霉的人不见得全都是碰上倒霉事。
因为突然而来的欣喜和兴奋，张小晨的面孔已经憋得通红，汗流得更汹涌，小河一样从他的额头往下滚，一路冲出深深浅浅的汗渍，那张脸就花成了地图。并且他脖子上的筋络也一根根地暴起来，咽一口唾沫，青筋就滑一下，再咽一口，又滑一下，好像脖子都粗了很多。
弟弟看一眼老鼠，再看一眼张小晨，心里在琢磨，老鼠和张小晨之间谁会是胜利者。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捅了一下张小晨的屁股。本来是无意识地一下，却像是给了张小晨一个来自外界的巨大推动力，后者“嚯”地一耸身，屁股从颜料瓶上轰然而起，胳膊张开，鸟儿一样地扑上前去。
还是不及老鼠的动作快，只看见它腰肢一扭，整个身体原地回转，白光一闪，不见了踪影，姿态简直称得上漂亮。
张小晨撅着屁股研究那个小小的老鼠洞，找一根木棍掏了又掏，掏出一些红色的碎布片，其余一无所获。他不甘心地要想往深里挖，可惜洞的上下左右是水泥，木棍PK水泥，根本就是蚍蜉撼树。
弟弟这时候轻言慢语地说一声：“当心你的伤口感染鼠疫噢。”
张小晨这才如梦初醒，像仍一条缠在手里的蛇一样地扔掉小木棍，又忙不迭地把两只脏手往衣服上擦，擦得蓝白色校服成了灰黑色。
弟弟有点开心地笑起来，说：“擦也没有用，细菌是擦不掉的。”
张小晨就说：“赵安迪，如果我感染鼠疫死了，你一定让我妈找郭老师索赔。”
弟弟问他：“你想要他赔多少钱？”
张小晨认真地考虑着：“五千块，行不行？要不八千块吧，够我爸我妈一人买一辆金鸟助力车。”
弟弟不知道什么是“助力车”，张小晨就详详细细地向他解释，还用棍子在地上划出车子的外形。他很投入地问弟弟，如果真买了，什么颜色的好？紫色的，还是蓝色的？要不然银色的？“银色的。”弟弟肯定说。“银色的在夜里会反光，不容易出危险。”
张小晨“哈”了一声：“对头。就买银色的。”
两个人接着讨论，两辆都买一样的银色，还是买一辆银色，一辆蓝色？弟弟还没有来得及表态时，门锁咯嗒地响了一下，被人从外面转开了。门开处，先是涌进来大股的新鲜空气，然后，弟弟忽然闻到空气中有熟悉的橙香味。
弟弟心里一激灵，慌忙地站起身，垂下头，眼睛只看自己的脚，不看前面的人。他知道是舒一眉来了。郭老师打电话把她叫过来的呢，还是她自己找上门来的呢？弟弟不能够确信。反正，舒一眉来了，有点像是看到一个“招领启事”，就拿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来上门认领。一个失物。一个犯错误的孩子。
没有说对不起。什么也没有说。拉起弟弟的手，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往外面走。
郭鸣在后面有一点忐忑：这个气质不俗的年轻妈妈，她对他关学生禁闭的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如果反对，她会不会打电话、写信、上网，向校长甚至教育局长投诉？
他真想追上去，问一问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道歉。不是因为赵安迪，其实是因为张小晨，张小晨那个孩子太调皮，得给他上点眼药水。您的这个孩子……总的来说，他安静，守规矩，不招人讨厌。偶尔的过错肯定会有的，孩子嘛。
可是舒一眉拉着弟弟走得飞快，一分钟的解释机会都没有留给郭老师。
她身上淡淡的橙香味，飘落在楼道里。郭鸣用劲地嗅着，心里想，这是什么牌子的香水？沈媛媛会不会知道？
跟着舒一眉的脚步，弟弟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他刚才多么希望舒一眉为了他跟老师痛痛快快吵一架啊！就像有一次张小晨被罚留学校，他妈妈冲进办公室摔了郭老师的一个粉笔盒一样。弟弟之所以不忙着写检查，之所以坐在杂物间里笃悠悠地不恼火，潜意识里其实是等着舒一眉找到学校来，像所有那些护犊子的妈妈一样，跟老师好好吵上一架的。如果吵了，哭了，摔了粉笔盒了，他的妈妈才是真实的妈妈，是家常的、凡俗的、可亲近的妈妈。
但是舒一眉紧闭着嘴，一句话都不说。她不跟郭老师道歉，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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