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晁中辰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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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谋士传试读：
前言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曾说，中华民族“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优秀，不仅仅在于她勤劳、勇敢，而且在于她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历代谋士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这里所说的谋士，不是指会耍点小聪明的人，而是指为上司出谋划策、能谋善断，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谋略家。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历代谋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书中所述事迹都有史实根据，没有无中生有的编造。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一改学术论文式的写作形式，力求通俗易懂，行文生动形象，不大段引用艰涩的古文，而在使用时译为白话。书中尽可能少加注释或不加注释，对所据主要文献在文后一并列出。
每篇都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迹为纬，既简要交代出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又尽量突出谋士个人的活动。尤其是对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主要谋略多着笔墨，力求写出其谋略的主要影响和特征。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谋略比知识显得更重要。谋略和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了解，谋略则是对尚未发生的事件的预测和判断；讲知识是为了求知，讲谋略是为了致用。谋略是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但又不完全受知识的制约，而更主要的是谋士个人的敏锐和随机应变。从书中可以看出，有的谋士并不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却往往能料事如神，出奇制胜。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谋略，视谋略为国家兴亡、事业成败的关键。《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的军事教科书。书中提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里所说的“上兵伐谋”，就是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也”。中国还流行着一句俗语：“狭路相逢勇者胜，势均力敌谋者成。”这都强调了谋略的重要。
谋略与通常的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道德观念温情脉脉，而谋略则显得严酷和冷峻。这是因为，谋略面对的是敌对营垒，而不是亲朋好友，所以总是“策划于密室”，唯恐让外人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阴谋”。泄谋历来为兵家之大忌。但是，这里所说的谋略，要比一般阴险小人的阴谋诡计高明和博大，而且面对的主要是敌对营垒，故能为大家所接受和欣赏，视之为制胜的必要手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发达的谋略文化。它是中国大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蕴含十分深厚。看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就不难发现，活跃于舞台上的主要就是一些谋士。他们四处游说，兜售自己富国强兵、克敌制胜的谋略，希求一用。当他们不能被任用时，就显得凄凄惶惶，就苦恼，就“孤愤”。中国的谋略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强调的是人事，是“治国安邦平天下”，强国富民。正因如此，一些谋略家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谋士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功利性，或称之为实用性。他们设谋都是以利害为出发点，目标是夺取胜利。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天、地、人及各种事物的考察都带有功利化的色彩。二是竞争性。谋士最活跃的时期就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为了进取，为了克敌制胜，谋士的谋略就闪烁起耀眼的光彩。三是灵活性，或称之为随机性。对于谋士来说，任何理论和经验都只具有相对的、有限的意义。他们更主要的是依靠对形势的了解和直觉，在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献计献策，以出奇制胜。四是保密性。谋士们都是密谋策划，泄密就意味着失败。
由于谋士个人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不同，其谋略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儒家以攻心为上，实际上就是将道德功利化。法家则较为严苛和冷酷，像吴起为了赢得鲁国信任而“杀妻求将”，这在儒家士人中就难以找到。道家更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魏晋时期崇尚黄老，王导和谢安都持之以静，缓和了南北士族和新旧士族之间的矛盾，使东晋政权获得百余年的安宁。信奉佛道学说的谋士不贪图禄位，像李泌、刘秉忠和明代的姚广孝，他们平时以皇帝的宾友自居，事急则前来献谋，事成则游于名山或退居寺观，官位如同虚授。纵横家的谋略则主要表现在游说和辩难上，例如张仪、苏秦即是其典型代表。
历代谋士所表现出来的谋略和智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不要说一般读书人对他们的事迹知之甚详，即使目不识丁的乡间老农，也能神采飞扬地说上几段出奇制胜的智谋。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俗语，更是妇孺皆知。
今天，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市场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越来越激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和人才的重要。历代谋士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智慧宝库，人们至今仍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我们同时希望，对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气的形成，本书能起到某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谋略可以治国安邦，但为心术不正者所利用也会祸国殃民。就谋士本人来看，也有缺点，也有失算的时候。有的谋士在功成名就之后变得昏昏然，结果自身不保，即是明证。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倚重计谋，就会变得诡诈和自私，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谋略文化像其他的古代文化一样，也存在着精华和糟粕。因此，今天我们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也应剔除其糟粕部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书中所选都是对历史进步或多或少有所贡献的人物，而对那些虽有计谋但属于奸邪之徒的人物则不予收录。
本书收录范围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现代人物未收。在收录时既考虑到人物的代表性，又考虑到时代性，即每一个大的朝代都有人入选。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看出，受时代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谋士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颇为出名的谋士也没有选入。有的谋士虽然很出名，但因事迹太少，难以成篇，也未入选。对于书中入选的谋士，书中的分析和评述也难保十分准确和恰当。对此，尚祈读者指正。
本书稿成于多人之手，虽经主编反复修订，但行文风格仍不尽一致，请读者见谅。本书最初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今经修订，得以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我感到十分高兴。其间，梁由之先生极力推荐，话语中充满着对文化事业的执着和虔诚，令人感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艾明秋女士精心筹划，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晁中辰2015年11月23日半生潦倒垂钓渭滨 得遇明主大展宏图——姜太公传姜子牙渭水垂钓待知音
提起姜太公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歇后语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旧时门神常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字样。不过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明人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在《封神演义》中，子牙乃阐教传人，修仙得道，神通广大，奉师下山，兴周灭商，降服诸路妖魔，俨然一个通天贯地的半仙。《封神演义》毕竟是一部神魔小说，历史上的姜太公没有这样的神通，但却是一位沉稳持重、善于思考的智者。人们历来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用兵艺术称为“韬略”。其实，“韬略”本来是指古代两部重要的军事著作。“韬”是指《太公六韬》，传说为姜太公所著，其实是后人托姜太公之名写成，分“文、武、龙、虎、豹、犬”六韬，记录了太公大量的谋略言行，是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传的一部兵书。“略”是指《黄石公三略》，即汉初谋士张良受之于圮上老人的那部书，传说亦为姜太公所撰。古人造伪书多愿借名人自重，以售其说。《六韬》前面赫然写着姜太公的名字，正说明他的智谋有过人之处。汉代以后，人们常将“韬略”一词挂在嘴边，姜太公实际上也就成了谋略家的鼻祖。他受到周文王的重用后，大展宏图，在兴周灭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朝建立后，他被封在齐（今山东东部），为齐国始祖，并把齐国建成一时大国。一、半生潦倒，冷眼阅世情
太公，本名尚，字子牙，又名吕尚。他是炎帝的后裔，祖先为贵族，在尧、舜时期曾做过四岳（四方氏族部落的首领），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立下功劳，被禹封于吕（今河南南阳一带），所以此后又以封地吕为氏。投奔周文王后，人们又叫他“太公望”。因此姜太公的名字见于载籍的共有七八个，这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姜太公、 姜子牙、姜尚、 望、吕尚、吕望、吕牙、太公望等。
太公的身世和前半生事迹，史籍记载零散，扑朔迷离，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夏禹之时，姜太公的祖先是受封的贵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孙繁衍，一部分人仍保留了贵族的地位，更多的旁支庶出则沦为平民。姜太公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到了商朝末年， 氏家族更加衰微，姜太公已是出身微贱的庶民。那么姜太公是哪里出生的呢？《吕氏春秋》中提到他是“东夷之士”, 《史记》说他是“东海上人”。其实“东夷”、“东海”大概指的都是一个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上古这一带的居民被通称为“东夷”。另一种说法是，姜太公是河内汲人（今河南汲县一带），他早年也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带，东海是他后来隐居的地方。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究竟哪一个正确则不得而知。
从我们掌握的姜太公的生平材料看，他的前半生很不得志，生不逢时，命运乖蹇，长年为衣食而奔波，饱历世事沧桑，从事过多种职业，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应当说，这些记述大多出自战国秦汉文士说客之手，多夸诞不实之词，只能近似地看出他早年活动的轮廓。
太公年少时，家里很贫穷，养不活更多的人口，年龄稍长，就不得不到别人家做了赘婿。他做过农夫，但种田的本领实在不高，打出的粮食居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他又去打鱼，结果更糟，打鱼的收获还抵偿不了渔网的消耗。姜太公缺乏谋生的本领，家境每况愈下。久而久之，引起了妻家的反感。姜太公不是那种自甘平庸的人，但胸怀大志之人往往疏于细务。姜太公的妻家当然没有周文王那样的慧眼，他们看到这位女婿难遂人意，最后干脆就将他赶出了家门。姜太公的妻家是齐人，于是后来有人就笑话他是“齐之逐夫”、“故老妇之出夫”。姜太公流落在外，落得逍遥自在。他辗转来到了作为殷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借以观察朝野动态，以谋进身之路。但此时的姜太公两手空空，困于生计，不得不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他先是在一个叫棘津的黄河渡口（今河南延津东北）开过食摊。同时又替别人帮工干活，以补不足。后来他又到一家旅店当过迎送客人的伙计。据说此时的姜太公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拼命劳作，足见他日子过得何等艰难。为维持生计，他又往来于商朝都城朝歌贩卖货物，后来又到朝歌的屠宰市肆中干起了杀牛卖肉的营生。由于不善经营，他卖的肉经常腐烂变臭。据说此时太公已有70岁了，习庖丁之技，鼓刀列肆，对他来说已是勉为其难了。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男人，姜太公此时仍是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家中的妻儿已多年不通音讯，故后人说他“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
尽管生活艰难，但姜太公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钻研学问。长期在中原一带活动，使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来到朝歌后，与商朝的上层社会也有了初步的接触，遂萌生了做官的念头。在这段时间内，他与周文王有了最初的交往。据《史记》记载，姜太公满腹经纶，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曾出仕商纣王。商纣暴虐无道，耽于声色，不善用人，他失望而去。又游历于诸侯列国之间，希望能得到赏识和重用，结果仍不能如愿。有一次他来到良国（今江苏邳县北）游说，良国的君主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职位。太公空负雄才而曲高和寡，最终还是被赶走了，故后人说他是“子良之逐臣”。姜太公连遭挫折，失望已极。他认识到商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上此时商与东夷间矛盾激化，姜太公身为东夷人中之一员，自然难以在商境内立足。几十年的奔波劳累，年岁已大，他只得回到他的老家东海隐居起来，静观世变。二、渭水垂钓，终为霸王辅
周人原是活动在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据说其始祖是后稷，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夏商之时，周一直处于属国的地位。商代后期，周人必须定期向商朝贡。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还亲自去朝见过商王。但到了商朝末年，周人内修国政，外结诸侯，实力开始增强。至姬昌时，已经成为“西伯”，也就是成了商朝西方诸侯部落的总管。周国力的壮大，引起了商纣王的疑惧和不安。为了阻止周人的进一步发展，商纣王下令将西伯姬昌抓了起来，并投进了商都附近羑里的监狱。文王被囚期间，正值姜太公在朝歌活动。姜太公仰慕西伯之贤，他们之间有了最初的接触。这期间，太公收了三个学生，即散宜生、闳夭、南宫适，都是当世闻名的贤士。一次，姜太公置酒招待他们，席间喟然长叹：“西伯姬昌真是亘古无双的大贤人啊，倘有这样的大贤君临天下，岂不是我们士人的福分？今西伯无端被囚，遭此大难，我们不去营救，还有谁去营救呢？”四人遂定救狱之谋，并当即秘密至羑里拜见了周文王。姜太公深知商纣王性喜玩乐，尤好女色，便让散宜生等人千方百计觅得莘国美女，以及骏马奇物等，进献给纣王。纣王喜出望外，不仅赦免了周文王，而且还赐给弓矢斧钺，授权周文王讨伐违命的诸侯。
太公归隐东海后，终日以钓鱼为事，闲适自得，实际上随时在注视着天下大势。释囚而归的文王正积极振作，内修政务，外睦邻邦，整军练兵，国势蒸蒸日上。太公对此已略有所闻，逍遥余生的初衷也渐渐动摇，遂决意出山，辅佐文王以成大业。但他又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底蕴，临行时干脆就对别人说：“我已上了年纪，不中用了，久闻文王善待老者，不如且去投奔他，聊度余生。”太公昼行夜宿，不一日来到周人管辖的地界。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急于求见文王，而是在渭水岸边寻了一块安静的地方，搭了一所简陋的茅屋，悠哉悠哉地钓起鱼来。那么姜太公为什么不直接求见文王呢？况且他与文王有相知相识之谊，不愁文王不加重用。其实此时姜太公考虑得更加深远周密，他知道，要想进入周人的最高决策层，事先必须进行必要的铺垫和充分的准备。太公欲参与周政，还需面对几个不利因素。首先，太公身为外姓，虽受文王赏识，但周人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对他不甚知悉，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尚属未知；其次，周室勋臣戚旧如云，一旦凌驾于他们之上，会不会招致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若贸然晋见文王以求重用，会使文王左右为难，恐怕效果适得其反。考虑再三，他才决定静观周室动静，垂钓渭滨，“以渔钓奸西伯”。这期间他很可能通过散宜生等人与文王取得了秘密联系（此时散宜生、南宫适等人已归周），文王为了让姜太公名正言顺地进入周室最高决策层，也进行了周密的布置。
原来文王料理国事之余，喜欢外出打猎，以求一日之闲。每次打猎之前，他都让史官占卜，预知顺利与否，所获何物。这一天文王又要出猎，但除了文王等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出猎。照例又让史官占卜，史官会意，卜毕，出卦辞云：“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乃霸王之辅佐。”周人颇信鬼神之说，朝中上下对此极为重视。文王带着出猎随从，直奔渭水而去。这边姜翁正垂竿挂饵，悠然独钓，等着“来者上钩”呢。忽见远处一彪车马疾驰而来，就中一人翻身下车，走至姜太公跟前。太公知为文王，却不动声色，依然专注着自己的钓竿。看着姜太公专心致志的样子，文王笑问道：“看来先生很乐于钓鱼吧？”姜太公道：“君子乐于实现远大的志向，小人乐于眼前的琐事。我并不是喜欢钓鱼，而是借垂钓来寄托自己的抱负。”文王道：“奇哉此言。请先生细细道来。”姜太公答道：“钓鱼事虽琐细，其实里面也有权术。以饵钓鱼，好比以禄取人：钓线细弱而饵小，只能钓到小鱼；线密实而饵香，则能钓到中鱼；线坚粗而饵食丰厚，就能钓到大鱼。鱼吃了饵食，只能受鱼钩的摆布；人得了俸禄，只能受君王的役使。由此观之，食饵之鱼可杀而烹，食禄之士可誓死为君。只要善于用人，以一家之力，可以取一国；以一国之力，可以取天下。”一席话说得文王大喜过望，说：“怪道我先君太公曾说过：‘将来会有圣贤之人到我们周国来，帮助我们周族兴旺发达。’您就是这位圣人。我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故此后姜太公又被周人称作“太公望”，姜太公一名亦由此而来。文王高兴地请姜太公上车，载回歧都，并顺理成章地立姜太公为国师，从而开始了辅佐文王兴周灭商的大业。三、安内攘外，谋如贯珠
太公归周以后，君臣开始精心策划，积蓄国力。在内政上，姜太公从增强周的国力出发，向文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有一次，文王问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要成为一统四海的王国，就必须让普通民众都富起来；要成为统治一方的霸主，就必须让有知识的人富裕安适；若只做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国，就让做官的人富起来；若做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那就只让国家的仓库充足即可。上面聚敛多，就意味着下面所得寡。故治国之道，在于爱民。”文王问：“如何爱民呢？”姜太公答：“重生命而少杀戮，多给予而少索取。具体地说，须使民有所务，使农不失时，慎刑罚而薄赋敛，轻徭役而惜民力。这才是统治民众的根本原则。”
在法令治国方面，姜太公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刑罚并非是用来惩罚民众的，而是为了儆一劝百，因德立威，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在兴复周室的过程中，文王充分地采用了姜太公的这些治国思想，国势很快强大起来。
正当周人悄悄壮大自己力量的时候，商朝的统治却一天天腐朽、没落。纣王只听信谗奸之言，疏远比干、微子一班忠臣；只对美女、歌舞、犬马感兴趣，而把朝政大事置于一边；只对征伐、酷刑感兴趣，而丧失了民心。姜太公根据这些动向，抓住时机，向文王提出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方针，削弱商的政治影响，扩展周室的政治号召力，向商王朝发起无形的挑战。
首先，根据当时商强周弱的形势，表面上率诸侯奉纣为共主，以麻痹商纣王的注意力。为此，在姜太公的策划下，周向商献出了洛西的土地，以示诚意，并建议纣王废除酷刑，从而赢得商朝臣民和四方诸侯的好感。这样，表面上是共尊纣王，实际上以自己的威德赢得诸侯的信赖，分化瓦解了商王朝的盟邦。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芮（今陕西潼关西北）本是商的属国，两国之间发生了领土纠纷，但两国国君并没有到他们的宗主国商去解决争端，而是慕名前来晋见周文王，求他审断。二人来到周境，所见到的都是“耕者让畔（田界），行者让路”, “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互谅互让的君子之风。二君深受感动，回国之后便议定将所争土地定为闲田，不再纷争。后来这块地方就叫“闲原”。周文王不费唇舌，自动化解虞、芮二国矛盾的事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威望大增，自动依附的诸侯有40余国。
在致力文治的同时，姜太公还协助文王积极整军练兵，征伐周围一些不听命的邦国，以壮国威。在军事征伐的过程中，姜太公成功地扮演了军师的角色，贡献了大量的计谋。可以说，周人的每一个胜利，都凝结着姜太公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姜太公并不一味强调武力，他曾向文王提出了一套“文伐”的策略。文伐的策略共有十二条：（一）因其所喜，顺其所好，使其骄而轻敌；（二）亲其所爱之人，分其威权，分化其内部力量；（三）暗中收买其臣下，为我提供情报；（四）以珠玉美女厚赂对方，纵其淫乐，使其走上自取灭亡之途。同时表面上对其平和恭顺，以懈其戒心；（五）对下面的忠臣，可暗中设计，阻其成事，使其逐渐丧失国君的信任，然后我方再亲近他，并促其国君再起用他，则可为我所用；（六）收买其国内的人才，搞坏其盟国间的关系，以促其人才外流而敌国内侵；（七）笼络利诱其近身宠臣，纵其挥霍，造成国库空虚；（八）为其出谋划策，使其尝到甜头，则对方就会言听计从，任我摆布；（九）尽奉承之能事，使其自诩虚名而妄自尊大，疏远圣贤之士；（十）通过曲意奉承以博其信任，使其视我为知己，而在不知不觉中倾其权柄；（十一）暗中收揽其豪杰，并将我方智勇之士推荐给对方，使其周围尽为我之党徒；（十二）收买其乱臣以迷之，进献美女淫声以惑之，赠送珍宝良马以使其玩物丧志，时机一到，则可与天下诸侯共谋伐之。十二条计策，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对付商王朝的软刀子，但它与真正的利剑一样寒光逼人。这些计谋与兵圣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伐十二条的内容出自后人追记，免不了有附益的成分，但大都能与姜太公的用计史实相互印证。
在姜太公和周文王精心策划对商进行“文伐”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对商的一些属国进行征讨，以逐步翦除商王朝的羽翼。第一步先对周的西方和北方几个威胁比较大的部族进行军事打击，逐走狁，又派兵攻打西方的犬戎族。犬戎族人马剽悍，对周人威胁极大。姜太公指挥得当，大败犬戎，随后又击灭了泾水上游的阮、共等小国。
初战告捷，文王又开始选择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于是征询姜太公的意见。姜太公说：“密须国（今甘肃灵台东南）对我三心二意，可先对它下手。”当时，密须是商的属国中力量较强、较难对付的一个。姜太公的意见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其中文王的儿子管叔持议尤左：“听说密须国内政治稳定，君主贤明，讨伐它恐怕不合适吧！”姜太公反驳说：“我听说先王讨伐临国，先对付不听话的，不去欺负恭顺听命的。首先要敢于对强大的、跋扈的敌国下手，把嚣张的、抗命不臣的强敌打败了，就可以杀一儆百，其他诸侯就会俯首听命。”文王对姜太公的意见深表赞同，遂起兵伐密须，包围了密须国都。密须人走投无路，遂将其国君抓了起来，向文王献降。接着，周人又趁势挥兵东进，灭掉了黎国（今山西黎城一带）和邦国（今河南沁阳西北），逼近了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据说这一带是商纣王经常巡猎的地方，商纣王也日益感受到周人咄咄逼人的气势。
周人在经历了一连串胜利后，在姜太公的策划下，又把打击目标对准了商王朝西方最大的一个属国——崇国。崇国位于今陕西西安一带，它占据着关中平原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国势颇强。其国君崇侯虎是商朝统治集团中的实力派人物，它是商朝阻止周人挺进中原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据点。崇国城墙坚固，防守严密。周人为攻崇进行了多年的精心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攻城，并动用了大量登城器械。崇君自恃城坚濠深，猝不及防，军无斗志，苦战月余，终为周兵攻陷。崇国的败灭，极大地震动了商王朝，不仅其西边的门户洞开，而且使更多的诸侯邦国慑于形势，投入了周的阵营中。文王灭崇后，为了进一步营建自己的反商基地，便将都城从偏僻的岐都迁到人稠地肥的丰邑（今陕西户县东北）。此时的形势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灭商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在这一系列的胜利中，姜太公十分成功地扮演了智囊的角色，从内政到外交，从文治到武功，姜太公的谋略智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在回顾周人崛起的历程时，认为“太公之谋计居多”，并且“多兵权与奇计”，这绝非夸饰之词。四、灭商建周，功业凌绝顶
灭崇迁都之后，文王不幸病逝，太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乃父遗志，继续完成其父未竟的灭商大业。姜太公作为先朝老臣，作为兴周灭商战略的主要制定者，愈加受到周统治阶层的倚重。武王破例地尊称姜太公为“师尚父”，拜他为国师，使他拥有统率全国军队的大权。此时的姜太公，已不仅仅担任襄佐参谋的角色，而名副其实地成了整个国家的柱石。这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
武王即位后，经常向姜太公请教一些军事策略问题。有一次武王问：“用兵之道的关键是什么？”姜太公回答说：“用兵之道贵在专一，不为其他无关因素所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胜机。”又说：“兵为不祥之器，应有为而发，不能轻易动用。现在商王穷兵黩武，虚耗国力，应当引为鉴戒。”武王又问道：“攻伐敌国的要领是什么？”太公回答：“要善于根据敌方的细微变化寻找并抓住战机。敌我阵垒之间的态势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根据这些变化相应地采取奇、正之计。用兵之要，贵在决断，兵无常形，倏而往，忽而来，若遇到新情况而犹豫不定，狐疑不决，则极易陷于危局。故善用兵者应当机立断，行动起来迅雷不及掩耳，打起仗来如狂飙席卷，挡我者破，近我者亡，这样才能常胜不败。”
又有一次，武王请教姜太公：“我想让三军兵士敬服其将如父母一样，攻城能争先登城，野战则争先赴敌，闻鸣金声而怒，闻战鼓声而喜，如何才能做到？”太公说：“一个合格的将领，应与士卒同甘共苦，冬天不穿衣裘，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撑幔盖，路难走时率先下地步行，先把士卒安顿好了自己再休息，先让士卒吃饱后自己再吃饭。士卒也是人，他们也不情愿去送死和负伤，但如果善于体恤他们，他们就会冒死不辞。”姜太公就是这样凭借自己高超的治军手段，使周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久武王又接受姜太公的建议，在沣水东岸营建新的国都，名为镐京，其规模超过丰都，整个西周时期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镐京的建成是周人对商王朝的又一次无声的示威，表明其国力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反观此时的商王朝，已是日薄西山。纣王比以前更加荒淫残暴，国内民心尽失，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连年对东夷用兵，国力已趋衰竭。周、商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说灭商的各种条件已经走向成熟。但周武王和姜太公并不急于向商摊牌，而是精心策划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会盟。这一年正当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实际上这是一次以灭商为目标的军事总演习。姜太公作为国师，担任这次演习的军事总指挥。由周武王号召天下诸侯，约期会集于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孟津。大军出发前，姜太公身披帅袍，傲然立于中军的帅车之上，左手持着象征军事统帅权的黄钺，右手拿着指挥三军的白旄，庄严地对天发誓：“苍兕啊苍兕！集合好你们的队伍，随同你们的舟船一起出发吧！迟到者斩！”大军浩荡东进，不日抵达孟津。其实，此次会盟的主要目的是试探一下天下人心和各诸国的态度，验证一下周在各诸侯民众中的政治号召力。结果正如姜太公、周武王预料的那样，天下诸侯群起响应，据说有八百多个诸侯如期来会。“孟津观兵”标志着反商阵营已正式形成。当时来会的八百诸侯一致建议乘势击灭商纣，但武王和太公并不急于向商纣开战。他们认为，商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尚不是灭商的最佳时机，应当让商沿着腐朽衰败的轨道继续滑下去，等到其内部自耗到一定程度，再全面出击，可不费力而一举定乾坤。
果不出姜太公等人所料，孟津会盟之后的两年内，纣王的昏虐愈加严重，商的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分裂。箕子看到商危在旦タ，劝谏纣王，纣不理睬，箕子为避祸而装疯为奴。商的另一位忠臣微子启也多次在纣王跟前进谏，纣王颇不耐烦。微子启见大势已去，不敢久留，远逃他方。比干仍不死心，在纣王跟前连续进谏三天不离去，纣王大怒，杀比干，并开膛破肚，掏心挖肝。上述三个人都是当世有名的贤臣，遭遇如此悲惨，大臣们深感商纣王已不可救药，人人自危，许多大臣叛纣而去。太师疵、少师疆投奔周，紧接着内史挚也带着图籍典册逃奔到周。
武王眼见商已陷绝境，于是询问姜太公道：“商朝的三位贤臣死的死，逃的逃，是不是可以讨伐商纣了？”姜太公认为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加之周境内粮食歉收，民众争欲外出作战，以获取敌国粮秣，遂回答武王说：“我听说，明于天道者不怨天，善于自知者不怨人，先谋划而后行动者就会走向兴盛，先行动而后谋划者就会走向灭亡。苍天授予而不取，反受天谴；时机成熟而不行动，反遭祸殃！机会难得而易失，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于是武王传檄各诸侯国，宣布纣王罪状，秣马厉兵，准备伐商。
公元前1046年，武王动员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近5万人，并联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诸侯部落，大军浩浩荡荡向商都进发。用兵是国家大事，起兵前由太史郑重进行占卜，然而钻灼出龟兆却呈不吉之象。这时大臣鱼辛出来反对说：“太岁现居北方，不宜向北方征商。”周人笃信鬼神，君臣顿时疑虑重重。正好临出兵时下了一场大雨，淋坏了辎重车，更给人们心中抹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些大臣如散宜生等人也想打退堂鼓。姜太公历来对偏信占卜而不观事理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在这种箭已上弦、后退半步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关键时刻。于是他坚决地反对说：“干枯的龟胄和腐朽的蓍草都是无生命的东西，在祭祀仪式上使用是可以的，但在军国大事上应以事理为重，不能因为卜兆凶就是不吉利。况且天道鬼神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愚人才会相信那些枯骨朽草！至于天降大雨，正好洗净我们的兵器，好让我们顺利杀敌！”一席话重新唤回了武王及群臣伐商的信心，大军又坚定地向商都进发。
周军于阴历的十二月从孟津渡过了黄河，转而北进，直指朝歌，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武王十三年正月甲子日黎明时分（据推算，相当于公元前1046年3月7日），周军及其盟军抵达距离商都朝歌70里的牧野安营，并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武王当众宣布商纣王祸国殃民的罪状，号召诸侯们替天行道，同仇敌忾，誓灭商朝！
此时商军主力正在东方与东夷族鏖战。龟缩于朝歌的商纣王眼见大兵压城，只得拼凑起17万老弱残兵和囚徒出城迎战。两军在牧野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武王坐镇中军，姜太公为前敌总指挥。他建议以奇兵冲击纣之要害，武王即命姜太公亲率敢死士百人，向商阵冲去。只见姜太公站在檀车上，如奋击长空的雄鹰，年逾80而丝毫不见老态。马蹄得得，杀声震天，商营顿时阵脚大乱。武王乘势率精锐虎贲军及兵车350乘掩杀过去。纣王面对周军凌厉的攻势不堪一击，商军士兵不仅不抵抗，反而在阵前纷纷起义，掉转矛头，向纣王杀去。纣王带着少数人马狼狈退往朝歌，周军和倒戈的商军一起将朝歌团团围困，纣王知大势已去，绝望地登上鹿台，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在牧野之战中姜太公厥功至伟，后人有诗赞颂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周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处理灭商的善后事宜和巩固政权，姜太公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太公的谋划下，首先把鹿台所积的金钱和钜桥粮仓的粮食散发给贫穷饥饿的民众。其次，将因劝谏纣王而遭囚禁的箕子释放出来，修葺了商朝贤人商容的故居，封修了比干的陵墓。其三，杀掉宠妃妲己，释放后宫宫女，并迁九鼎于周，以示王权更替。通过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笼络了故商的贵族阶层，周的统治初步得以巩固。五、赏功封齐，韬略传千古
周朝建立后，周武王论功行赏，认为姜太公功劳最大，出谋最多，故首封吕尚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一说，姜太公受封在成王时，灭商之后的第二年，武王病逝，太子诵即位，是为成王）。时天下初定，百废俱兴，姜太公留在镐京帮助治理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东行就国，因路途遥远，途中鞍马劳顿，免不了延误些时日。一位同住旅舍的人看见太公这样不紧不慢，提醒道：“俗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您这悠哉悠哉，平安无事的样子，哪像是去赴国就任？”一席话说得姜太公怦然心跳，他不敢再睡了，赴国如赴难！当即整衣命驾，往齐国急进。刚赶到齐地，就碰上莱侯（今山东黄县东南）起兵入侵，与齐争营丘。幸亏姜太公人马及时赶到，杀退莱侯，才保住营丘。
齐国的局势稳定之后，姜太公开始制定治理齐国的大政方针。他的尚变、尚功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尚变就是崇尚变通，尚功就是提倡功利，崇尚武功。
首先，齐国濒海，地域广阔，物产丰富而开发尚不充分，利用这些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生产，开放工商各业，兴渔盐之利，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
其次，他根据齐国社会文化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社会制度，尊重当地人的社会风俗和观念，而不是生搬周原有的社会制度，使社会很快得以稳定。
第三，在用人思想上，姜太公完全抛弃了在西周原有的宗法制度上建立“亲亲上恩”的用人制度，建立了“尊贤上功”的用人之道，限制宗室贵族的特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功劳的人。这种提倡“靠本事吃饭”的人事制度造就了齐人重实干，进取向上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齐和鲁截然不同，周公的儿子伯禽治理鲁国，事事皆严格遵循周礼。耐人寻味的是，当姜太公得知鲁的立国方针后，感慨地说：“鲁自此将日渐衰落。”周公则反驳道：“齐虽强，后必有篡杀之忧。”两人说得都对。但当我们重新翻看这页历史时，却发现齐虽被田氏篡代，但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齐始终是一个强国；反观鲁，东周列国500年间，始终是一个受人欺负的弱者，虽无篡国之事，而其内部的“三桓之乱”，亦不亚于田氏篡齐。由此看来，姜太公治齐与伯禽治鲁，其大政方针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齐国80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色基本上是按照姜太公设计的模式延续下来的。他的思想和韬略智慧在齐国历史中得到充分的延续和体现，以至出现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即齐人的尚武、求变思想成为齐文化中固有特色。先秦的许多军事家和谋略家出自齐国，从谋略家管仲到兵圣孙武，从军事谋略家孙膑到军事家田穰苴（即司马穰苴）、尉缭子，从权谋家鬼谷子到天才战将田单，从多谋善辩的晏婴到战国稷下的智慧群。这一连串接踵而出的才俊，不禁使人们想到，这些智士的产生和姜太公治齐的方略是密不可分的。应当说，是姜太公亲手营造出的肥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才为齐国养育出这么多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折射着姜太公的影子。
太公的晚年同他的前半生一样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是在齐国平静地度过的。他的真正卒年今已无考。古本《竹书纪年》载，其卒年为周康王六年。若根据“吕尚年七十二为文王师”这一通行的说法推算，则吕尚死时当有120余岁，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在历代姜太公的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们宁愿相信这是事实。在他们心中，姜太公已经由人渐渐变成一尊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神，他活多大岁数都是正常的。（周玉山）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卷四，《周本纪》; （汉）刘向：《说苑》；房中立编：《姜太公全书》。治国安邦平天下 周公胜过孔圣人——周公传周公占卜治天下
中国古代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语：“治国安邦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但孔子主要是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在治国安邦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周公则的的确确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他不仅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朝，而且“周公辅成王”，彻底平定了殷商残余势力的反抗，出现了“成康之治”，将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推向鼎盛。他“制礼作乐”，建立起一整套统治方法和统治规则，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那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周公充分展示了他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杰出才能。一、助武王灭殷
周公姓姬，名字叫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也是位于山东西部的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南），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再加上后人经常将周公和孔子并称，以至于人们只知周公，不知姬旦，正像孔子比他的原名孔丘更为人们熟悉一样。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12世纪中期，活了60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
殷朝也称商朝，有时也合称殷商。原建都于商（也称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便先后以商、殷为朝代名。殷朝大约延续了5个世纪，最后一个皇帝是殷纣王。殷纣王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暴君，他用刑苛重，剥削残酷，再加上连年东征西讨，故不断引起平民和奴隶的起义。这时，位于陕西岐山一带的周族日益强大起来。起初，周族为了对付西边的鬼方，所以就臣服于殷，成为殷的属国。周公的父亲周文王是个极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位50余年，在姜太公等谋臣的协助下，灭掉了周边的许多小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当时殷纣王正全力征伐东方各族，无暇西顾，周文王便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不仅控制了陕、甘一带，而且向殷朝的统治中心河南步步进逼。当周文王死去的时候，殷商大约2/3的疆域已属周所有。由于文王的长子早死，故由次子武王姬发继位，继续领导灭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成了武王最得力的助手。
两年后，周公陪同武王去盟津（今河南孟津），与联合伐殷的各诸侯会盟。这时殷的首都已迁至朝歌（今河南淇县）。盟津离朝歌不远，在这里会盟无疑带有向殷纣王示威的性质。另外，按照武王和周公的原意，想通过会盟检阅一下反殷的力量，也试探一下殷的反应，看殷的实力如何，伐殷的时机是否成熟。据史书记载，当时有800诸侯都背叛了殷朝，都赶来盟津会盟。很多诸侯主张，应立即大举伐殷。他们认为，纣王已荒淫暴虐到极点，可一举将殷灭掉。武王和周公商议后认为，还有不少诸侯听命于殷，其力量还不可低估，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等没有人再愿为纣王出力的时候，就可以一举将殷灭掉了。为了说服那些主张立即伐殷的诸侯，周武王便说他们不懂天命，按照天命，还不是殷灭亡的时候。古人迷信，殷商时的人尤其喜谈鬼神，信天命，所以用天命来劝说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在盟津会盟后，武王没有立即伐殷，而是和周公一起又回到周的都城。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殷朝的腐败日甚一日。比干是著名的正直敢谏的大臣，因进谏惹得纣王大怒，竟下令将比干的心挖了出来，要看看圣人的心有没有“七窍”。箕子也是著名的贤士，进谏不纳，大失所望，便假装疯癫，离开了朝廷。纣王后来发现他是假装，还是把箕子关进了监狱。有的大臣看纣王实在不可救药，便背弃殷朝，而投奔到周。殷朝众叛亲离，周公感到伐殷的时机成熟了，于是便建议武王加紧准备，大举伐殷。
在盟津会盟的第二年，伐殷的准备已基本就绪。碰巧这一年周地遇到饥荒，武王和周公便想通过伐殷夺得殷朝积聚的财富，从而解决自己的困难。于是，武王便由周公和姜太公陪同，率兵车300乘，士卒近5万人，再加上南方一些小诸侯国前来助战的兵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伐殷大军，径直向殷的都城朝歌杀来。
周公认为，尽管纣王十分暴虐，众叛亲离，但殷商的统治毕竟已维持了五个多世纪，东方的许多诸侯仍服从殷的统治，纣王仍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如果要使灭殷的战争顺利进行，必须争取民心，使天下人都认识到，纣王是应该被推翻的，周举兵是正义行动。于是，当周兵到达牧野（今河南汲县）时，举行了一个伐殷的誓师大会。这里距殷的都城朝歌只有70里路，一场决战近在眼前。周公代武王起草了一篇誓师辞，这就是保存在《尚书》中的《牧誓》，流传至今。在这篇《牧誓》中，周公列举了纣王的四大罪状：第一，纣王宠信妃子妲己，危害朝政，残害忠良；第二，纣王不按时祭祀自己的祖宗，酒池肉林，挥霍钱财；第三，纣王对自己的同祖兄弟也不信任，甚至加以迫害；第四，纣王招集各地的逃奴和罪人。
周公揭露纣王的这四条罪状极有说服力，很能博得各诸侯的支持。殷人十分迷信，认为不按时祭祖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当时，奴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谁拥有的奴隶多，谁的势力就大。纣王将其他小国的奴隶招诱到自己这里来，严重损害了小国的利益，自然引起了小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起初，周文王为了争取各小国的支持，曾制定过一条法律，即所谓“有亡荒阅”。这里的“有亡”，指有奴隶逃亡，“荒阅”即大举搜索之意。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如果奴隶逃跑，就要联合大搜捕，谁的奴隶仍归还给谁，不得隐藏。这时，周公将纣王招诱别国的奴隶列为一大罪状，自然就激起了各小国的仇恨。于是，各小诸侯国纷纷表示效忠周，共同反抗纣王。通过这篇《牧誓》，使各小国都感到，周兵是正义之师，伐纣合于天意，名正言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殷的统治基础。
正当周公协助武王大举伐殷的时候，纣王正在讨伐东方各族，其精锐的主力一时抽调不回来。为了迎击武王的联军，纣王将大批奴隶和俘虏组织起来，发给他们兵器，要他们到牧野迎敌。由于周公广泛宣传纣王的罪过，这些人本来就对纣王一肚子怨恨，这时就更加痛恨纣王，恨不能让纣王马上灭亡，于是一到牧野便倒戈起义，和周军一起向朝歌进击。武王顺利地占领了朝歌，殷朝灭亡，纣王兵败自杀。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王朝——周朝。
武王和周公进入朝歌后，打开监狱，释放了被纣王无辜关押的犯人。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周公又帮助武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周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二、周公东征
牧野之战后，周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并未能很快在全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殷朝的许多旧属国并未马上承认周朝是它们的共主，殷朝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还很大，其残余势力还时刻打算复辟。东部是殷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反抗周朝统治的势力也最大。由于这里的一些部族顽固对抗周朝的统治，所以历史上就将这些人称之为“殷之顽民”。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些“顽民”，武王采取了“以殷制殷”的办法，将殷朝原来直接控制的领地一分为三，北部地区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封给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由管叔和蔡叔协助统治殷民，并对武庚进行监视。
周朝建立后的第二年，武王就得了一场大病，长时间不能上朝理事。武王深知周公有谋略，办事细心，就委托周公代为处理政务。周公深知创业的艰难，这时周的统治尚立足未稳，武王的儿子尚年幼，万一武王病死，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动乱。因此，周公心里比别人都更为着急。于是，周公专门设坛祷告，希望先人在冥冥中保佑武王，让武王恢复健康。周公向曾祖古公亶父、祖父季历、父亲文王祷告道：“你们的宗嗣武王因勤政染病。如果你们三王要召武王前去，请不要召他，就把我召去好了。武王不善于奉事鬼神，但他能秉承天命，布道四方，使你们的子孙永远安处乐土，使四方之民无不敬畏周朝。他能长享社稷，先王们也可以久享宗庙血食。”周公祷告后，又卜了一卦，得了个吉利之卦。周公将祷词收藏在金滕柜中，自己入宫向武王祝贺，说得到了先王的旨意，他不久就可以恢复健康，一定能长享王位。古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迷信心理，武王听了后，精神果然为之一振，吃的饭食也比往日多了一些。但是，这类的祈祷和占卜充其量只能给人一种暂时的精神安慰，决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所以不久武王还是死去了。这对一个新建的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危机。鉴于武王的儿子成王太年幼，周公在立他继承王位后，全面担当起执掌国家政事的重任，成为周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不久出现了一场灾害。一场大飓风将许多大树刮倒，庄稼几乎全部倒伏，风后又有暴雨，不少老百姓死于非命。一些大臣便认为是不祥之兆，一些有关周公的流言也传播开来，说周公有野心，处理政事不当，所以才惹得上天发怒，降灾示警。这种流言的迷惑作用很大，连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于是，成王便领着几个大臣打开金滕柜，想借鉴前事，以应付灾变。令成王没有想到的是，竟发现了周公愿意代武王去死的祷词。这使成王大受感动，对周公的疑虑顿时全消，感到周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好叔父。因此，各种政事便尽交周公处置。
从在王室中的地位来看，封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与周公不分上下。他们都是弟兄，只因长兄死得早，所以排行老二的武王继承了王位。管叔排行第三，蔡叔排行第五，周公排行第四。周公在朝中总摄朝政，管叔和蔡叔分封在外。二人对周公极为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要谋害成王，篡夺王位。他们二人本来是要监督武庚的，这时却和武庚暗中勾结，打算借助殷的残余势力共同反对周公。管叔自恃是周公的哥哥，认为要摄政的话也应首先由自己来摄政。这种政治野心促使他和蔡叔、武庚勾结在一起。
管叔和蔡叔想借助殷的力量来打倒周公。武庚的野心更大，他想乘周内乱之机，彻底推翻周朝，恢复殷商的统治。东方的许多诸侯国对周的统治一直不满，也想恢复殷商的统治，时刻在蠢蠢欲动。周王室的内部分裂被他们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故极力怂恿武庚举兵起事。这更加坚定了武庚的决心。于是，以管叔、蔡叔和武庚为首的大规模叛乱就开始了，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管蔡以武庚叛”。
这次联合叛乱声势颇大，不仅东方各国大都卷入了这场叛乱，而且朝内还有不少人与管叔、蔡叔遥相呼应。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是管、蔡的旧人，有的则是出于对周公的不信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场联合叛乱的力量明显占有优势，而且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周公的处境一时十分困难。
在危急关头，周公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沉着和坚定。他首先采取措施稳定内部，这是制胜的根本。当时，朝内除周公外，地位最高的就是姜太公和召公奭，这二人的影响力都很大。周公对二人作了恳切的解释：自己代成王执掌国事，完全是因为成王年幼，等他年龄稍长就还政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周朝的根本大业，没有半点私心。经过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释，使二人对周公的疑虑完全消失。他们又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说服了众多的臣下，戳穿了有关周公要篡位的谣言，从而坚定地站在周公的一边，巩固了内部的团结。
为了坚定大家平叛的信心，周公又借助鬼神，通过占卜来传达“上帝”的旨意，说上帝会帮助周朝，一定能平定东方的叛乱，周朝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周公是否真的信鬼神，今已难详考，但周公巧妙地利用了古人的迷信心理，使鬼神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却不止一次地取得成功。许多人得知神灵也在帮助周朝，信心大增，内部的团结更为巩固，为平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公又千方百计地瓦解敌人，分化叛乱集团。当时，各诸侯国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的是被裹挟参加了叛乱，周公派人对一些这样的小诸侯国进行劝说，有的则用优厚的条件加以收买，而对那些死硬的叛乱分子，则坚决予以武力镇压。这种做法颇为奏效，使一些小诸侯国改变了态度，有的甚至帮助周公进行平叛。这就大大削弱了叛乱集团的力量。
周公心里很清楚，朝内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意见，甚至暗中破坏。对这些人，周公为了使他们在自己东征时不至于在后方闹事，就强迫他们跟随自己一起东征，以便于控制。在大规模出师东征前，周公发布了一篇动员令，即保存在《尚书》中的《大诰》。这篇动员令的大意是说：“殷人想重新把周变成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不少殷人也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取得平叛的胜利，保住文王和武王开创的基业。周朝是靠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了一次，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天命，谁也不能违抗。你们大家要顺从天意，帮助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在这里，周公又一次搬出了天命，使随征的人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周公东征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争，它实质上是武王伐纣的继续。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周朝得以建立，周公东征的胜利则使周朝得到真正的巩固。在这场大规模东征中，周公巧施谋略，使一些随从叛乱的小国不战自降，而集中兵力攻打管叔、蔡叔和武庚。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周公终于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一举消灭了跟随叛乱的东方17个小国。于是，周公彻底粉碎了殷商复辟的图谋，使周朝的统治真正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周公吸取了这次叛乱的教训，想方设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关于如何处置“殷之顽民”，周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著名的大臣姜太公主张斩尽杀绝，使其永远无力反叛。召公奭则主张有罪的杀掉，无罪的留着。周公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妥。实行屠杀政策，不仅斩不尽、杀不绝，而且会树立更多的敌人，引起更激烈的反抗。杀一部分、留一部分的主张也不好，因为当地人大都卷入了叛乱，难以区分，而且还可能逼反另一部分人。周公采取的策略是：威德并施，分化利用，以殷制殷，武力监视。实施这一策略的核心是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周朝的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称为宗周。由于这里远离中原，难以对东方实施有效的控制。营建洛邑，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可以就近对东方各诸侯国进行监视，如有反抗，可及时镇压。从此以后，洛邑（洛阳）就成为中国的重要都城之一。
周公心里很清楚，殷人贵族是反叛的核心，普通百姓则大都是被裹挟而参加造反。于是，周公就将这些贵族迁徙到洛邑，以便就近进行监视和控制。起初，周公将一些最有影响的大贵族迁徙至黎水（今河南浚县）。这里离殷朝的都城朝歌很近，土地又肥沃，这些殷人贵族颇为满意。周公后来感到在这里不便控制，便又占卜求问鬼神。此卜得到的回答是，在黎水不吉利，迁至洛邑最好。殷人都十分迷信，敬事鬼神，于是就同意迁到洛邑去。那时人们的居室相对简陋，流动性较大，所以殷人曾九次迁都。周公这次实际上早已将地址选好，求问鬼神只不过耍了个小花招。通过这个小花招，周公又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大贵族迁至洛邑。他们集中居住在下都。周公派2万余兵士驻扎于此，对这些“殷之顽民”进行监视。周公又在下都附近修筑了一座王城，在这里不时会见东方各小国诸侯。下都和王城合称为成周，成了周朝的东都，亦即洛邑。
周公一再申谕殷人贵族，只要俯首听命，上天就会可怜他们，周人也会赏赐他们，并可以从他们当中挑一些人到王廷做官。如果不服从周的统治，再暗中谋反，就要果断地将他们杀掉。这不是因为周人的德行不好，而是他们咎由自取。周公说到做到，将几个暗中策划反周的贵族断然杀掉，并以这些人的事例来教育殷人。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周统治的贵族，周公则允许他们占有较多的房屋、土地和奴隶。这就是周公所说的“宅尔宅，畋尔田”。周公一方面严格控制这些殷人贵族，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贵族去控制平民和奴隶，从而达到了以殷制殷的目的，缓和了周族和殷人的矛盾。三、周公辅成王，行宗法分封制
在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被传为千古美谈。武王灭殷后不久即死去，如何维护和巩固这个新建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但按礼法应由成王继位。周公虽有谋略，但只能处于辅佐的地位。大小政务皆由周公代为处置，又显得权势过重，容易引起外人的疑虑。“管蔡以武庚叛”就与这种疑虑有关。以周公的谋略和声望，他完全可以代成王自立，由自己当周王。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了周朝的长治久安，他呕心沥血，尽心辅佐，终于消除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周朝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便还政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的位置，就像一个普通的大臣一样。成王住在镐京，由召公奭在身边辅佐，专心治理西方；周公留住洛邑，重点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
周公担心，成王尚年轻，容易贪图安逸，贻误政事。于是，周公便写了一篇《无逸》，以劝诫成王。这篇《无逸》保留在《尚书》中，流传至今。文章可分为三大段。在第一段，周公首先对成王提出要求：“君子所其无逸。”那么，怎么做到“无逸”呢？周公提出，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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