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路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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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张爱玲试读：
一 意象·作品·人生
如同向日葵在梵高的绘画中反复出现而成为一个标识，文学家也常常偏爱某种物象，通过寄托特别的意味而形成创作的经典符号，比如钱钟书的“围城”。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位现代顶级女作家当然也无例外。那么她们那里这个符号是什么？具有怎样的意义？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为我们破解她们的作品乃至人生提供一把钥匙。
萧红的云与张爱玲的月
萧红倾心云，张爱玲钟情月萧红喜欢云霞，写得真好；张爱玲喜欢月亮，也写得真好。
是想说，云和月分别构成了她们作品的核心意象，不是一篇小说或散文，也不是某几篇，而是全部创作——可谓大意象。
意象者，寓意于象也。物象一旦获得意味，便不再是单纯的事物现象，而是主体的信息承受者。
说云霞和月亮构成了萧红与张爱玲创作的大意象，并非说这是她们有意为之，而是一种读后的感觉和概括，于她们而言最多属于下意识行为。就是说，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诉求，推动着她们运用文字移情于云和月。这样的云和月当然不是纯粹的天象，而是笔下作品。从哲学上说，认识一个人的最确切的路径就是认识他的创造物，这个过程是从对象到人的折射，也就是反思。萨特也表达过类似见解，大意是一个作家其实就是他的作品。萧红的云霞和张爱玲的月亮就正是这样的信息载体，是理解她们生命之网的纽结，从它们入手可以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这两位民国女子的人生、性格、观念以及创作。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萧红与张爱玲是怎样描写云和月的。
萧红的云，从春到冬，从早到晚。开春的云与冰相伴，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云形融冰般朦胧，风在耳畔滑过；盛夏的云浸透了黑，饱含风雨雷霆，沉甸甸压向大地；入秋，天空安静下来，常常一丝不着，有时也涌现大朵白云，低垂着，任凭下面的风送来阵阵草原气息；冬季，云与万物一起枯萎了，灰蒙蒙的天空混沌一团，整天飞着清雪。
早晚的云彩最好看，那是霞，朝霞和晚霞，乡下人不这么说，他们口中晚霞叫火烧云。
张爱玲的月，别具一格。她独来独往惯了，衣装都得显山露水。她真是敏感，细致到了极点，眼中的月亮竟是五颜六色。红的，那是元宵夜的月亮，还有天边赤金脸盆般的扁扁下弦月，想起昨晚忘记看的月亮应当是红色月牙吧；蓝的，那是闪着一团蓝阴阴火的月亮，以及黑暗玻璃上的蓝影子月亮，还有伏在自家楼板上的淡蓝月色，笼罩着照片的月光也呈现出黯蓝色；绿的，那是很高很小的月亮雾濛濛发出青色的光，银色的月亮却投放绿色光棱；最奇的是半黑半白的，那是躲在乌云背后闪出半边脸窥探人间的月亮。
张爱玲的月亮不光多彩，还有声。那是一个月夜，“海上，山石上，树叶子上，到处都是呜呜咽咽笛子似的清辉。”（《沉香屑·第二炉香》）
萧红钟情火烧云。她的火烧云辉煌灿烂，轰轰烈烈。“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呼兰河传》）不是西方一隅，也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天空在燃烧。家乡人都喜爱这种七月的红云，“若一说‘火烧云’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同上）
张爱玲的月亮美得诡异，令人汗毛凛凛。
楼板上的淡蓝月色是在读诗时想起的，那是散发着静静杀机的光影。半黑半白的月亮有惊悚效果，像是戏剧化的狰狞脸谱。绿色光棱的月亮不是挂在天上，而是浸泡在涟涟泪眼里。
月亮的本色是白，张爱玲用的却不多，即便有也是青霜般的荒寒。如果浮现在记忆里，哪怕再大再圆再白的月亮也因人生的艰辛而不免带些苍凉。共同的天空
云下的人什么样？
萧红的云与人很近很亲。“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呼兰河传》）云是想跟人开个玩笑，“他常常梦到白云在他头上飞，有一次还掠走他的帽子。”（《莲花池》）
月下的人什么样？
张爱玲的月亮常常跟人置气，喜欢丑化人。“她的脸在月光中是一个淡蓝色的面具，两只眼珠子像两颗圆而大的银色薄壳玻璃珠。”（《赤地之恋》）向窗外张望，想看看有没有月亮，然而只是“好像看见金黄的，一晃”（《创世纪》）。就是不让你如愿。
云的背景是天空。
萧红的天，始终保持蓝色基调。“窗外的蓝天，开初是蓝得明蓝，透蓝。再就是蓝缎子似的，显出天空有无限深远。而现在这一刻，天气宁静了，像要凝结了似的，蓝得黑乎乎的了。”（《莲花池》）
这是白天，夜里天仍旧是蓝，“夏夜蓝色的天，蓝色的夜。”（《商市街》）
蓝到极致，便成了这样：“蓝天凝结得那么严酷，连一些皱褶也没有，简直像是用蓝色纸剪成的。”（《后花园》）严酷表现的只是一种程度，并不绝情，“蓝天好像碧蓝的湖水，一条云彩也不挂到湖上。”（《小六》）水天一色，蓝汪汪的湖水，水汪汪的蓝天。
张爱玲也偏爱蓝色。她愿望里，自己书的封面应该是蓝绿底色，这本书摆在街头报摊上，等于给它开了“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传奇》再版的话”）。
月的背景也是天空。
张爱玲的天，依然多彩。
由浅至深。先是绿。那是她想象里古代的一个清晨，“湖绿的天，淡白的大半个月亮”（《卷首玉照及其他》）。现实中也有相似的天空，“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心经》）纯蓝接近绿。
之后是蓝。“山后头的天是冻结了的湖的冰蓝色，大半个月亮，不规则的圆形，如同冰破处的银灿灿的一汪水。不久，月亮就不见了，整个的天全冻住了；还是淡淡的蓝色，可是已经是早晨。”（《沉香屑·第二炉香》）比冰蓝深一点的是浅蓝，晴天太阳好，“天色也给逼成了极淡的浅蓝”（《小团圆》）。接下去是苍蓝，“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赤地之恋》）
随后是紫色。“空洞的紫黝黝微带铁锈气的天上，高悬着大半个白月亮，裹着一团清光。”（《小团圆》）
再后是灰黑。“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金锁记》）。月圆之夜，“万里无云，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金锁记》）“青黝黝的天空里高高挂着大半个冷白的月亮。”（《赤地之恋》）
最后是无色，“只看见那一片空明的天，和天上细细的一钩淡金色的月亮。”（《半生缘》）无色其实跟黑色差不多，“那黝暗的天空，没有颜色，也没有云，空空洞洞四面罩下来，荒凉到极点。”（《秧歌》）那是一个冬日，“头上的天却是白中发黑，黑沉沉的，虽然不过下午两三点钟时分。”（《创世纪》）
张爱玲的天空跟她笔下的月亮一样清冷、苍凉，暗伏杀机。
如同月光有声一般，天空也有气味，张爱玲从紫色的天空嗅到了铁銹气。
萧红也写月亮，很少，下笔又极轻，寥寥数语。
也能见到“冷”字，但不是主角，而是静的前置。“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孩子的演讲》）描述的是抗战中的小场景，人们横下一条决死之心后反而异常的宁静。也用“苍”字，“空中挂起苍白的月亮。”（《腿上的绷带》）也写红月亮，那是萧红回学校去向老师借钱，“圆月从东边一小片林梢透过来，暗红色的圆月，很大很混浊的样子，好像老人昏花的眼睛垂到天边去。”（《商市街》）仅此而已，再多就没有了。
她还注意到月亮暖意的一面，“春天的夜里，静穆得带着温暖的气息，尤其是当柔软的月光照在窗子上，使人的感觉像是看见了鹅毛在空中游着似的，又像刚刚睡醒，由于温暖而眼睛所起的惰懒的金花在腾起。”（《旷野的呼唤》）这样的柔情在张爱玲的月亮那里是找不到的。
张爱玲也写云霞，同样不多。
典型的是这句：“太阳已经偏了西，山背后大红大紫，金绿交错，热闹非凡，倒像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得干黄松鬈，像雪茄烟丝。（《沉香屑·第一炉香》）
写的是晚霞，火烧云。之所以说是典型，是由于带有鲜明浓重的都市色彩，雪茄烟、商标画，杂乱、热闹，是城市风景，棕榈和芭蕉倒是自然物，但在中国则是景观树，城市街区的点缀。
萧红爱云，张爱玲爱月，固然是它们的外形唤起了心中美感，然而又绝非仅仅如此。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她们的描写是不会这样用心这样着力的。在更深的层面引起她们强烈共鸣的是云与月的品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云与月具有怎样的品质，继而沿着这个线索追寻萧红与张爱玲的人生轨迹和创作道路。
流动的云与静好的月 萧红的动态和张爱玲的静
云霞的最大特点是变。“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呼兰河传》）这是色彩变化。
最注目的是形状变化。“五秒钟之内，天空里有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那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再过一秒钟，没有什么变化。“再过两三秒钟，那匹马加大了，马腿也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那马就变靡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这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边跑着，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仔。跑着跑着，小狗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又找到了一个大狮子，和娘娘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的，也是那么大，也是那样的蹲着，很威武的，很镇静地蹲着，它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似乎眼睛连什么也不睬，看着看着地，一不谨慎，同时又看到了别一个什么。这时候，可就麻烦了，人的眼睛不能同时又看东，又看西。这样子会活活把那个大狮子糟蹋了。一转眼，一低头，那天空的东西就变了。若是再找，怕是看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了。“大狮子既然找不到，另外的那什么，比方就是一个猴子吧，猴子虽不如大狮子，可同时也没有了。“一时恍恍惚惚的，满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是什么也不像，什么也没有了。” （《呼兰河传》）
张爱玲笔下的云也充满变数。“香港虽说是没有严寒的季节，圣诞节夜却也是够冷的。满山植着矮矮的松杉，满天堆着石青的云。云和树一般被风嘘溜溜吹着，东边浓了，西边稀了，推推挤挤，一会儿黑压压拥成了一团，一会儿又化为一蓬绿气，散了开来。”（《茉莉香片》）
云霞不定，无恒色无恒型，所谓白云苍狗。
月亮正好相反，恒定不变。
当然变还是要变的，但在一个时间内，比如今天晚上，肉眼看不出什么变化；况且它的阴晴圆缺是在固有的范围内循环往复，也就是古人讲的“常”“恒”“道”，故而这种变也可以说是不变。
萧红说月亮是“不转动的白色的月轮”（《两个青蛙》）。
张爱玲说得更哲学一些，谓之“没有时间性的月亮”（《赤地之恋》）。时间变动不居，超越时间即为不变。
她这样写：“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栏杆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小团圆》）这是“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意境。今天的月亮也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月亮，同样的光辉，同样景色。
这样的月色下，人的感觉也是恒定的。“玻璃杯里的茶微微发光，每一杯的水面都是一个银色圆片，随着船身的晃动轻轻地摇摆着。她的脸与白衣的肩膀被月光镀上一道蓝边。人事的变化这样多，而她竟和从前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改变，这使他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心里只觉得恍惚。”（《五四遗事》）茶杯的水面折射月光，现在与过去互相映照，月不变人亦不变。
云动月不动。生活样式：漂女萧红，宅女张爱玲“天空一些云忙走”（《生死场》），萧红也忙着走，终身都在匆匆赶路。
她从故乡呼兰城出发，辗转于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其间还去了东京，总共十一个城市，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一所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也是匆匆。窗外日军炮火隆隆，山河破碎，人心张皇。
萧红是流亡者，属于东北流亡作家群体。这是她的时代标签。
对于出生以及成长的呼兰县城的家，她是不亲的、疏离的。家里房舍看上去高大结实威风，但内里却空虚，“我家是荒凉的”，这话在《呼兰河传》中说了不止一遍。还有院子，“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话在《呼兰河传》中说了也不止一遍。与其说那是她的家还不如说是父亲的家。总之她是客，对生养她的家始终保持距离，打小就把自己放逐了，“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失眠之夜》）。
亲人中，唯一亲的是祖父。祖父其实不是亲生祖父，萧父是过继子，幼时送到堂伯父名下做儿子，这位老人便成了萧红念念不忘的祖父。萧红受了委屈，祖父苍老的手抚着孙女头顶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她用的是“逃”。所以家的观念于她并不深切，可有可无。
这说的是后来她与父亲决裂的事情。萧红离家求学是在16岁，她1911年端午节出生，1927年秋季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现萧红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哈尔滨，这座中国最北方的大城市是她出逃第一站。
3年后也就是1930年萧红初中毕业，家里逼婚，她拔脚便走，这回逃的远，到了北平（北京），进入女师附中（原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读高中一年级。1年后回到呼兰城，不久再次出逃北平。这次逃跑颇有几分惊险，据传是做通了小婶和姑姑的工作，在她俩的掩护下躲在马车的白菜堆里才得的手。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后又回到哈尔滨。萧红说的20岁那年逃出父亲的家庭应当指的是这一段。还有第三次去北平，那是成名后打算迁去居住，生生被爱人萧军拽了回来。
后来的线索就清晰了。萧红第二次从北平返回哈尔滨，走投无路中结识了萧军，两人同居，一起在哈尔滨生活了将近2年，便前往青岛。离开的原因很简单，被日本人盯上了，又不甘心做亡国奴。然而青岛也不好呆，不足1年，又被人盯上了，只好继续逃，目的地是上海。上海是东方大都市，创业机会多一些，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萧红和萧军跟鲁迅建立了通信联系，而这位青年作家们的伯乐就住在上海。
果不其然，在鲁迅先生的扶持下，二萧一举成功，萧红尤为突出。然而好事无双，两人情感裂痕扩大，决定分开一段时间，萧红远走他国，去了日本东京。小住半年，返回上海。萧红是在1934年10底从青岛到的上海，刨去出国时间，在这里逗留了两年半。
之后便是战火中的逃亡。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全面爆发。时值1937年，萧红26岁。当年9月底，萧红与萧军以及一群文化人撤往武汉，继续文化救亡活动。1938年初，萧红一行应民族大学李公朴之邀，前往位于抗日前线的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一个月后，又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撤往后方西安。不久再赴武汉。日军逼近，同年9月，萧红退往大后方重庆。在这座山城住了一年多，日本飞机不断轰炸骚扰，搅得萧红无法安心创作，便于1940年1月底飞往香港，暂居九龙，那里无战事，安静许多。
这种相对平静的日子维持了将近两年，日本人又追来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九龙，重病中的萧红转移香港。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危，辗转两家医院，最终离开人世，时间定格在1942年1月22日10时，时年不到31岁。
这就是萧红离开家乡后的足迹，不断的走，不断的走。有停顿，短则一个月，长则两年多。
即便在居留的日子里也不得安生，总是在出租房之间搬来搬去，如暂居上海时就曾搬过七八次。最狼狈的时候几乎流落街头，那是在哈尔滨读书期间，父亲中断了经济供给，她失去住所，一下子跌落到社会最底层。她的小说《过夜》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下一次寻找住处的经历。那是一个寒冷冬夜，冻得她像哭泣一样地流着眼泪。敲姨妈家的门，没有应答，敲熟人的门，也没有应答，只好沿街徘徊。她羡慕狗、妓女，因为他们有住处。终于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收留了她，在土炕上的碎毡片和烂棉花里捱了一夜。早晨发现套鞋丢了，女人还索要衣物抵扣房钱，她留下身上的单衫。感觉“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了”。
还有一篇《初冬》，时间在这之前，天刚转冷。她在街上遇到弟弟。弟弟劝道：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吧！她答不。弟弟急了：飘流，飘流，就这么飘流着？嘴唇都抖动起来：“莹姐，我真担心你这个女浪人！”（萧红本名张迺莹）
女浪人——流浪之女，多么贴切而又残酷的称呼。
换成时下语言，叫漂女。萧红的漂，不是北漂、海漂，而是国漂。离家前精神上已经漂了，之后从中国的北方漂到东方，从东又漂到中，从中再漂到西南，最后漂到东南，说她浪迹天涯不为过。她一生都没有立锥之地。
祖父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萧红写道：“‘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张爱玲也是无房户。
小时候她住在父亲家，母亲离异，在国外谋生。父亲有房子，好几幢，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但都被他卖掉了，租别人房子住，最后死在出租屋里，当然也就不可能留给女儿房产。张爱玲16岁时逃出父亲家，住进母亲与姑姑合租的一套公寓，此后便一直租住公寓。萧红离家求学也是16岁，两人出走时的年龄一样。
张爱玲走得更远。她1952年7月离开大陆去香港，住了一年多，中间去了趟日本，于1953年秋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作为难民，她住过纽约救世军举办的职业女子宿舍；身为作家，她在新罕布什尔州山林间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生活了两年。之后便在美国几个城市居住，计有彼得堡、旧金山、华盛顿、迈阿密、纽约、柏克莱、洛杉矶，于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西木区一幢公寓的出租屋里去世，终年74岁。不知道具体日期，因为是在去世几天后才被发现的。
从1957年到1964年间，张爱玲因创作电影剧本多次飞往香港，还去了趟台湾。
最夸张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张爱玲皮肤瘙痒，认定是跳蚤作怪，便频繁更换住处。用她的话说，叫“逃虫难”，为此“被迫仓皇搬家”，“难逃一样地迁移转进”，几乎“天天搬家”。弄得连固定地址都没有，中断了与外界联系，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夏志清居然三年没有收到她一个字。后来张爱玲无意中发现“圣诞信”上有人介绍医生，经诊断不过是皮肤过度敏感，敷了些特效药马上就好了。对于这一段反常表现，张爱玲自己也觉得颇有意思，打算写一篇“人虫大战”。（见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一百零六～一百零八封信）
考虑到张爱玲的寿命是萧红的一倍还多出13年，她的迁徙程度还是稍逊下风。最主要的这不是张爱玲的原本状态，迈出国门的张爱玲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位超级才女了，那时她一年能发表十几篇散文和小说，而且篇篇是精品——任何一篇放在别人身上都足以成名。这时的她明显在走下坡路，而且下滑得利害。到美国后，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粉泪》，后经自己译为汉文，名《怨女》；一本是《半生缘》。严格说来，这两本都不能算创作，前一本是《金锁记》的再加工，后一本是《十八春》的再加工。当然还有《色戒》，但这个短篇是在香港构思的，跟《秧歌》和《赤地之恋》一样，同属她初离大陆时的作品。
张爱玲的本原状态应该在中国。
张爱玲1921年9月19日（一说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1岁时举家迁往天津，6岁时又搬回上海。18岁以远东考区第一名成绩被英国伦敦大学录取，此时是1939年。由于二战爆发，转入香港大学。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港大停课，张爱玲1942年春夏之交返回上海，1952年7月离开。很简单，只在三个地方生活过，上海、天津、香港，都是大城市。其中天津5年，香港5年，上海21年。阿拉上海人。
对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张爱玲风尘朴朴地去了趟温州，探视逃亡中的丈夫胡兰成，连路上用去将近一个月。
她住过大宅门、花园洋房、西式洋房、石库门，最中意的是公寓。她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公寓生活记趣》）公寓，那是小资们保持个性的理想居所，闹中取静，张爱玲图的就是这一条。就这样，她躲进公寓成一统，一过就是十余载。当年有人在《沪报》上这样写：她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顶上，杜门不出，谢绝交往，大有“遗世独立”之概。
如果说萧红是漂女，那么张爱玲就是宅女。
这说的是经历，一动一静。
婚恋：本我的萧红，自我的张爱玲
萧红小时候便发现，家里的东西成双成对，找不见单个的：砖头配泥土，破坛子配破大缸，猪槽子配铁犁头，好像是成亲结了婚，而且还生了儿女，比方猪槽子上长出蘑菇来。
小城实行包办婚姻，订婚也早，还是初中生的萧红就有了未婚夫，名汪恩甲，是个富二代。萧红初中毕业，父亲逼婚，苦闷之中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陆哲舜，沾点亲，以表哥自居，领着表妹逃往北京。陆家实行经济制裁，表哥退缩，表妹返乡。两人没有同居，甚至没有性关系，算是一次有名无实的恋爱吧，动静挺大，干打雷不下雨。
第二次则是真的。萧红又出逃北京，陷入困顿，汪恩甲适时出现，把未婚妻带回哈尔滨，两人不仅配了对，猪槽子上还长出了蘑菇，女方怀了孕，这年她21岁。然而男人却跑了，把萧红一人扔在同居的旅馆里，让她独自承受400多块钱的欠款（据说换算后约合今天的5万元）。老板强留女人，扬言卖给妓院抵债。
危急中又一个男人出现了，叫萧军，前东北军下级军官，弃武从文，慧眼识才女，情动一时春。趁着发大水，萧军架一叶舟去抢救情人，萧红性急，蹭过路船只成功脱逃，欠旅馆的钱自然是赖掉了。之后两人同居，女人高耸的肚子里睡着汪恩甲的孩子。其间的酸甜苦辣萧红的《商市街》有详尽记录。鲁迅先生说：他们的关系就像刺猬，贴得越近越会刺伤对方，离得过远又不免互相思念。这对刺猬1932年8月建仓筑巢，1938年2月分手，一块儿过了将近六年。萧军可以说是萧红生命轨迹中刻痕最广最深的男人，不光共同生活的时间最长，对她的文学生涯影响最大，而且是她精神上最依赖、心理上最信任的伴侣。身困香港医院的萧红临闭眼前还念叨他，说要是萧军知道自己在危难中，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出去。
第四个男人是名副其实的丈夫，名端木蕻良，作家、才子，比萧红小，姐弟恋。两人举办了结婚典礼，来宾中有文学界的朋友，还有可以代表男方的亲属，相当正规。新娘跟上回一样，挺着大肚子，怀的是萧军的孩子。丈夫好像长不大，家里家外都需妻子打理张罗。最过分的是危机关头，端木的表现都不够格。1938年夏武汉大撤退，只搞到一张船票，他自己竟先走了。日军进攻港九，他又先走了，据说是“突围”转移内地，把病重中萧红委托给一个粉丝。只是在最后他才回转，此时距妻子离世仅剩10天时间。萧红与端木蕻良1938年5月结婚，到萧红去世，婚龄3年8个月。对于自己的失职，端木蕻良非常悔恨，自责不已，独身18年，身边一直藏着萧红的一缕发丝。
第五个男人就是这位粉丝，名骆宾基，小萧红6岁，青年作家，同属东北流亡群体。他与萧红相守44天，不离不弃，最后为她送终。端木一方曾为他的不负责任做辩解，说是丈夫看到了骆宾基与萧红之间不应该有的举动，便主动躲开了。能有什么动作呢？一个连说话都费劲的危重病人。由此亦可推断，两人之间不大可能发生性关系。用今天的语言说，骆宾基是接盘侠，大仁大义，纯爷们。萧红最后的日子里能碰上这样一个男人是她最大福分。
算下来，从萧红19岁近接触第一个男人开始到她离世，十二年时间里总共密切交往五个异性，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有三位。
在那场唯一的婚礼上，萧红敞开心扉：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她盼着有一个安定的婚姻和家庭，却始终动荡不已，失望之极的她对朋友梅志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
萧红过世的消息传到萧军那里已是三个多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的命运。
张爱玲与萧红一样，一生中只与三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两人都是事不过三。
第一位是独树一帜的文化学者胡兰成，洞见第一流，文章第一流，书法第一流，俘获女人芳心的本领也是第一流。此人极其自信，曾放言：大凡女人，我都可以设想是我的妻。张爱玲是他的第几位女人说不清，但他绝对是张爱玲的第一个男人。
他们相恋是在1944年暮春，张爱玲将近23岁。此前已有大量作品问世，谈爱情论婚嫁，小说也大抵以男女婚恋为题材和线索，著名的如《倾城之恋》，俨然历经沧海，是这方面的专家里手。然而说出来没人相信，除了青春期对表哥朦胧的单恋外，竟从来没有对异性动过情，更无实际行动，不要说身体接触了，连手都没有拉过。
张爱玲与胡兰成于当年夏秋之交结为连理，以婚书为证，燃花烛拜天地，女方一位朋友、男方一位晚辈在场。由于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而此时抗战胜利已遥遥在望，故两人关系不宜公开，唯恐带累女方，属于地下婚姻。两人1947年初夏分手，婚姻关系持续将近三年。
第二位是电影人，名桑弧，自学成才的编剧加导演。与胡兰成关系的破裂打断了张爱玲的惯常生活，使她久久不能适应。这时候桑弧出现了，担任她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的导演。桑弧漂亮有才华，又是单身，两人自然而然生出恋情。桑弧可能是个不错的情人，只是不够勇敢，面对曾经的汉奸的妻子，终于退缩了，与别人结婚，而张爱玲则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这场情事无疾而终，从1947年春夏到1951年上半年，静静地保持了四年。
第三位是剧作家，叫费迪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德裔美国人。两人是张爱玲初到美国时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结识的。住进这里的作家经济状况都不好，赖雅尤其差，早已过气，基本被社会遗忘了。他们1956年8月结婚，张爱玲35岁。赖雅又老又病，于1967年秋去世，这年张爱玲46岁。这段婚姻持续11年。此后张爱玲再未结婚，也没找情人，独自走完孤寂的一生。
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胡兰成提笔写婚书。问写些什么？张爱玲道：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点头，写好。略一沉吟，补上：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两人分别签上自己名字。胡兰成花心滥情，张爱玲要求丈夫做出选择，他心有不甘。张爱玲责道：你我婚约上写着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给我安稳了吗？
尽管张爱玲与萧红同样只与三个男人建立过性关系，但保持时间要长久得多，在萧红身上，短的只有几个月，最长的不过6年；而且萧红的婚恋史仅仅12年，张爱玲长达23年。
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不要安稳静好，特别是女人。然而人性中确实又存在不稳定因素，比方求新求异，这就需要唤出理性去抑制它。用佛洛依德人格结构学说来套，求新求异的冲动属于本我，理性属于自我。人人都存在这样的冲突，萧红和张爱玲当然也不例外。
萧红的本我很强大。上世纪30年代初，前卫青年群体盛行“杯水主义”，主张更换情侣像喝一杯水那般轻易，萧红是其拥趸。一位朋友批评她，萧红沉默良久，最后迸出一句：你真封建!
张爱玲不同，本我很弱。《金瓶梅》是公认的淫书，有大量性事上的自然主义描写，这本书张爱玲读过多遍，非常仔细，连人物的衣饰都记得清清楚楚，唯独对其中刺激性场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日常生活中，包括婚后，她对性事“总是若无其事”，从来就没有主动过。
如何对待本我呢？萧红是常常放弃自我，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放任。张爱玲的本我原本就弱，再加上很慎重，很克制，很理性，不仅在文艺群中属于另类，即便放进一般女性行列，其冷静也是少见的。
这说的是婚恋，一动一静。作品：萧红多变，张爱玲稳定
萧红的作品，前后变化很大。
她文青出身，入行时满嘴文艺腔。比如《腿上的绷带》，刊载于1933年7月，属于早期作品，描写的是一个人称老齐的热血学生革命和恋爱双重失败的遭际。小说这样开头：“老齐站在操场腿上扎着绷带，这是个天空长起彩霞的傍晚，墙头的枫树动荡得恋恋爱人。”这还过得去，再看这一句：“老齐以为这个带着青春的姑娘，是在向他输送青春，他愉快地在笑。”
萧红的创作过程同时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探索性和不确定性，无论对象、主题、文字、风格、体裁都是变化着的。
以题材论，《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写的虽然都是东北乡土，但前者是自然主义的，主题沉重，处处凶险，步步死亡，气氛极其压抑，文字亦昏暗不明，情节突兀不清，重口味，强刺激，读一遍如同在地狱间行走一遭；后者是现实主义的，明朗鲜亮温润，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活得本能而倔强，洋溢着生的乐趣，文字清新淡雅，简约大气，笼罩着轻轻的忧伤，是一幅回荡着诗情的水墨风情画卷。《商市街》和《马伯乐》写的虽然同是大城市，但前者偏重于白描，按萧军的话说属于“不折不扣的生活纪录”，结构松散，由一个个小故事组合而成，文字没有多少特点；而后者则属于深加工再创造，故事连贯，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走笔轻松流畅，嬉笑怒骂嘲讽调侃无所不包。《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可以说是萧红大部头创作中的精品，出版时间同在1941年，但风格迥然不同，根本看不出是同一个人所为。就风格论，《呼兰河传》是沈从文式的，《马伯乐》则是老舍式的，前者是诗，后者是小说。
萧红还实践了一种被称为散文体的小说体裁，就是用散文的方式去构建小说，这个内容后面要专门讨论。这里只简单提示一点，即这种弱化故事从而脱离了统一情节统一人物关系的文体，特别适合于自由发挥，笔随心走，到哪儿算那儿，从而使小说呈示出变化不居，跳跃灵动的诗性节奏。
作家都是从文青走过来的，张爱玲也不例外，尽管她是天才。
对于自己的文艺腔，她曾狠狠地嘲笑过。她回忆起学生时代的一篇名为《理想中的理想村》的作文，就是以“我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写就的，其中有这样令人汗颜的句子：“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待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柳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中学将毕业，她的两篇小说刊登在校刊上，一篇名《牛》，一篇名《霸王别姬》，“新文艺腔很重”。（《存稿》）好在不是面对社会，否则真要羞愧死。
然而在她正式登上文坛，便丝毫见不到文艺腔了。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出手便十分老辣，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超一流的，有着学院的素养和精致，业内的传统和范式，民间的通俗和趣味，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色，所谓张看、张说、张文，还培育出一批铁杆粉丝——张迷，留下一个研究领域——张学。
看看她最早发表的散文《更衣记》就清楚了。写的是近现代服装的变更，但能读出背后的经济与政治以及民族性格，也就是文化。文字更是好的不得了，随便摘出一句都能令人再三捧读，不忍放手：“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这样的东西，是22岁的女子写出来的吗？
这意思是说，张爱玲出道便占据高位，其文学之路不存在上升曲线，没有成长问题，始终平稳如一，从创作理论到表现方式都相对固定。比照她1943年初登文坛的作品与晚年作品，看不出有多大差距，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叙事方式，只不过更加安静平和而已。
这说的是创作道路，一动一静。
温热的云与清冷的月
萧红的云是暖的，张爱玲的月是冷的萧红的云霞有温度，是热的。“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他妈的，你们也变了……’“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那人说：‘你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呼兰河传》）
火烧云燃起希望，给苦捱日子的人带来快乐和慰藉，哪怕只是短短一瞬。
张爱玲的月亮没有温度，是冷的。
少女时代的她就这样下笔：“黄黄的月亮斜挂在茅屋烟囱口上，湿茅草照成一片清冷的白色。烟囱里正蓬蓬地冒炊烟，薰得月色迷迷蒙蒙。”（《牛》）
后来更是这样。譬如这一句：“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倾城之恋》）再如这一句：“月亮高高地在头上。长圆形的月亮，白而冷，像一颗新剥出来的莲子。那黝暗的天空，没有颜色，也没有云，空空洞洞四面罩下来，荒凉到极点。”（《秧歌》）还有这一句：“这天晚上月色很好，那青霜似的月光照在那淡黄色的光秃秃的土墙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清的况味”（《赤地之恋》）。这句也很典型：“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蒙蒙的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就有喔喔的鸡啼声，鸡还当是天亮了。许多人家都养着一只鸡预备过年，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半生缘》）
张爱玲的月亮冷若冰霜，把人带进荒寒四野。
岂止是月亮，张爱玲笔下的太阳也少有暖意。如，“清晓的阳光照在女人的白头巾上，有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情味。”（《谈画》）再如，“太阳照在上面也蓝阴阴的成了月光，仿佛日色冷青松”。（《多少恨》）还有：“下午的太阳照在那旧蓝布上，看着有点悲哀，看得出不过是路过，就要走的。”（《怨女》）
不是太阳冷，是张爱玲的心冷。性格：温热的萧红，清冷的张爱玲
与自己笔下的云霞一样，萧红是热的。
萧红当年身陷哈尔滨旅馆，解救她的除萧军外还有一位方未艾。此人与萧军是老朋友，还一起从过军。方未艾远赴苏联，前去二萧家道别，萧军不在。方未艾对萧红说，不知这一去是生离还是死别？一句话，引出了萧红的泪水，她抬手拭泪。就这样，两人一边说，萧红一边抹眼泪。临别时，方未艾握住萧红的手，萧红哭了。
萧红有个弟弟叫张秀珂，同父同母。两人相处时间不长，但姐姐心里始终挂念他。前面谈萧红流浪生涯时提到过他。就是那篇《初冬》里，她写道：“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深黑色的眼睛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这句话，一千多字的小文中说了五遍。
萧军不忠，萧红远走东京，一个目标就是去与在那里留学的张秀珂会面，到达的那天还特意换上红衣裳，然而却扑了个空，弟弟已提前回国了。感情受挫，她转投弟弟，可见亲情在她心中的分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弟弟参军，萧红思念心切，几年后发表文章倾述衷肠，名《九一八致弟弟书》，表示全力支持的态度以及欣慰之情，同时也流露出深切的担忧。最后说：“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我本来不常想你，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信。”
萧红去世前口述遗嘱，对自己几部著作的版税进行安排，其中的《商市街》留给弟弟张秀珂。
也与自己笔下的月亮一样，张爱玲是冷的。
张爱玲有个闺蜜叫炎樱，唯一的好友，因为炎樱她也哭过。张爱玲心硬，很少落泪，这是有数的几次中的一回。那时她们一起在香港读书，放假时炎樱独自先走了，张爱玲放声痛哭，竟在床上打起滚来。如此悲痛恐怕不是为了朋友而是为了自己，她被放了鸽子，自尊心受不了。张爱玲离开大陆去香港，先到日本，投奔的是炎樱，后去美国，炎樱也在，正是在她的帮助下张爱玲才住进救世军的职业女子宿舍，获得暂时安身之处，张爱玲堕胎，也是炎樱找的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交情，又身处异国他乡，炎樱去看望张爱玲，提出在她家住一夜，张爱玲竟假装听不出来，炎樱用上海话说：侬好狠心。渐渐地两人便断了来往。
张爱玲也有个同父同母的弟弟，名张子静，小她一岁。子静随母亲，生得很美。小时候姐姐拿他当玩意，不时在他腮上亲一口。可这个弟弟越长越没出息，逃学、忤逆、胸无大志。因为一点小事，弟弟被父亲打了一耳光，姐姐又难过又愤怒，继母却在一旁冷嘲热讽，姐姐发誓定报此仇。回头的功夫，弟弟已经玩上了球，姐姐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悲哀。最让姐姐震动的，是看见弟弟倚在烟铺上——父亲与继母抽大烟的地方——小猫一样偎在继母身后，脸上有一种心安理得的神气，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角落。
姐姐越发看不上这个唯一的弟弟，便在小说里编排他。《茉莉香片》中的主角聂传庆，身上就有张子静的影子，自私、懦弱、怪异，出于畸形的自尊，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强者，竟然对一个接近他的女孩施暴，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整个一猥琐男。这比写成贼寇还狠。贼寇尽管坏，却有男子汉气概，猥琐男呢，除了让人恶心还是让人恶心。
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姐弟俩再无联系。1989年张爱玲接到张子静的信，倒是回了信。信中说自己多病，对弟弟延迟退休的想法表示赞同，又谈了几句姑姑。最后道：“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其实这时候张爱玲的财务状况早已好转，六年后她去世时，存款至少有35万美金。
这说的性格，一热一冷。文字：文若其人
萧红的文字跟她人一样，也是热的。
张爱玲的文字跟她人一样，也是冷的。
萧家有个长工，萧红叫有二伯，《呼兰河传》也为他立传，专设一章。第一节这样写：“我家的有二伯，性情真古怪。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若给他送上去，他就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家里买了落花生、冻梨之类，若不给他，除了让他看不见，若让他找着了一点影子，他就没有不骂的：‘他妈的……王八蛋……兔羔子，有猫狗吃的，有蟑螂、耗子吃的，他妈的就是没有人吃的……兔羔子，兔羔子……’若给他送上去，他就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
张爱玲住的公寓有个电梯工，她这样写：“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帐。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撤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榴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公寓生活记趣》）
这是两个不同环境下不同职业的人，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可以体验一下读后的感觉。一个是倔老头，蛮不讲理，还喜欢骂人；另一个是知书达理的老职工，敬业而文明。然而前者比后者要可亲可爱得多，一个原因就是萧红的描写中多了一份情，而在张爱玲那里却感受不到。
这种区别在景物描写中也能看到。
同样是秋天的清晨。
萧红笔下是这样的风景：“东方快启明的时候，朝露就先下来了，伴随着朝露而来的，是一种阴森森的冷气，这冷气冒着白烟似的沉重重地压到地面上来了。落到屋瓦上，屋瓦从浅灰变到深灰色，落到茅屋上，那本来是浅黄的草，就变成深黄的了。因为露珠把它们打湿了，它们吸收了露珠的缘故。惟有落到花上、草上、叶子上，那露珠是原形不变，并且由小聚大。大叶子上聚着大露珠，小叶子聚着小露珠。玉蜀黍的缨穗挂上了霜似的，毛绒绒的。倭瓜花的中心抱着一颗大水晶球。剑形草是又细又长的一种野草，这野草顶不住太大的露珠，所以它的周身都是一点点的小粒。等到太阳一出来时，那亮晶晶的后花园无异于昨天洒了银水了。”（《后花园》）
张爱玲的则是另一番景象：“瓦上淡淡的霜在朝阳中渐渐溶化了。屋顶上就是山，黑压压的一大块。山上无数的树木映着阳光，树干变得非常细，看上去仅仅是一根白线，细得几乎没有了，只看见那半透明的淡绿叶子；每一株树都像一片淡金色的浮萍，浮在那影沉沉的深山里。”（《秧歌》）《秧歌》是张爱玲初离大陆到香港时应美国新闻处之邀所作，不妨再看看其他书里的描写。“她们种田的人特别注重天气。秋冬早上起来，大声惊叹着：‘打霜了！’抱著九莉在窗前看，看见对街一排房屋红瓦上的霜，在阳光中已经在溶化，瓦背上湿了亮滢滢的，洼处依旧雪白，越发红的红，白的白，烨烨的一大片，她也觉得壮观。”（《小团圆》）
同样的霜露同样的阳光同样的植物，但形成的氛围不一样。走进萧红的秋晨，你会对着湿漉漉的茅草屋顶深深吸一口气，然后看看玉蜀黍的缨穗倭瓜的花，再小心捧起一滴露水。而张爱玲的秋晨，你只能背着手远远地望上一望，很远，在天边。
这说的是行文，一热一冷。
概括以上本章全部内容，可以这样比喻：
萧红，一片散发着暖意的飘荡浮云。
张爱玲，一轮放射出寒光的静寂孤月。
这构成了她们人生与创作的基调，
二 苦难·灰度·小人物
作家特别是其中佼佼者，大多有自己所关切所致力于表现的基本问题。若是能够在哲学层面上感受和思考这一问题，同时通过文学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么离跃上文学高峰也就不远了。这时候他不只是作家，也是思想者，给予读者的当然也就不仅仅是美感享受，还包括观念冲击。
萧红和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作家。那么她们各自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又是怎样表现的？如果用一句话点破，可以这样回答，贯穿萧红作品的是人的存在状况，而张爱玲始终扣住的则是人性。
生死与苦难
生死：生死场中的大众和萧红人作为生命，最重大最根本的莫过于生死。
萧红有一部中长篇小说《生死场》，写于青岛，首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经鲁迅先生推动在上海自费出版。书名是后起的，原稿叫《麦场》，胡风改名《生死场》。改得非常好，明确并突出了主题，与内容以及全书营造的氛围丝丝入扣。胡风还写了后记，序言由鲁迅执笔，完全是重量级的。小说一经推出，萧红名满天下。
就艺术而言，全书结构布局不够合理，人物故事尚显粗糙，语言也不出色，效果从何而来？完全得自生死二字，这两个字本身就具有无穷震撼力。“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萧红说的是“忙”，而且把人跟动物摆在一起。人们整天忙来忙去，忙啥呢？其实最终忙的不过是生与死那点事儿，这于人还是动物没有区别。
说这句话的时候，房后草堆上狗在艰难产子；母猪拖着大肚子晃来晃去，奶头鼓鼓的；光着身子的难产女人在尘土飞扬的炕上奄奄一息，孩子终于生了下来，死了；矮小瘦弱的村妇金枝在劳累一天又遭丈夫蹂躏后产下一个女婴（后被丈夫摔死），差点丧生；牛们马们在棚圈里因为争夺交配权大打出手。
生命来到世上，便开始大步走向死亡，无可逆转，坚如磐石。死亡是生命的别名。
人生是个场，曰生死场。
马老了，耕不动地拉不动车了，主人王婆送它去屠宰场。深秋的田地光秃秃，就像这匹干了一辈活儿的老马，只剩下磨光了毛的皮革。不错，现在它也就身上这张光皮还有点用，能给主人换些钱。天上吹过凄厉的冷风，头顶飘着枯黄的树叶，老马在前，王婆在后，一步步走近屠场。
马不想走了，低头吃路旁的落叶，喝小水沟里的水，然后卧在地上。困苦使王婆脾气变得暴怒，甩动手中的树枝抽打它，树枝落在老马刀削似的瘦脊骨上断成两截。他们继续行路，经过一座东倒西歪的小庙，门前躺着个死孩子，用谷草束扎着，小脑瓜露出来，小脚丫伸在外头。
五年前这匹马也很年青，繁重的劳动折磨得它成了毛皮遮蒙着的骨架。如今没用了，被狠心送往屠场，为的是剥下这张皮，然而换来的钱却又不归它的主人。想到这里，王婆的心悬了起来，好象要掉出来一般。
前面就是屠宰场，敞开的黑色大门上血迹斑斑。王婆突然想起曾经在刑场上见过的杀人场面，屠刀一闪，一个小伙子倒下；屠刀又一闪，一个老头倒下，屠刀……
进了院子，满眼满目血淋淋场景。接下来的描述太写实了，令人心悸、颤栗、想吐，已经到了生理忍受的极限。要挺下来，只能使自己成为活死人，王婆就是这样。“满院在蒸发腥气，在这腥味的人间，王婆快要变做一块铅了！沉重而没有感觉了！”（《生死场》）
王婆得到了三张票子，可以交纳一亩地的租子。她离开屠场，老马跟了出来，它不想死。可是不成，它必须死，献出那张皮。
王婆哭着回家，不断用衣袖抹眼泪，两只袖子都湿透了，象是送葬归来。地主家的人早就等在门前，把卖马皮的钱拿走了。
老马的今天就是王婆的明天，老马命运就是王婆的命运。老马劳作一辈子，王婆辛苦一生；老马被役使，王婆遭盘剥。
老马的故事，王婆的生死场。
生命本已如此低贱，然而可怜的是，人拿生命不当命。
大姑娘金枝与一个喜欢吹口哨的小伙子发生了关系，怀上了孩子。人们的风言风语、像她一样偷情怀孕的人的悲惨遭际、母亲的鄙视与责骂，让她寝食不安，失魂落魄。下地干活，不分青红皂白，把没有成熟的西红柿也摘了下来。筐子装满了，便堆在地上。那边女人们故意大声议论她的丑事，而口哨声又响了起来。金枝慌了神，踩碎了一个柿子。母亲来了，望着采下的青柿子，不禁大怒，“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边踢边骂，说她“败毁”。
萧红写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生死场》）不是一时一事——就这件事本身，金枝也许应该受到责骂——而是观念，长期贫困使人见物不见人，重财而轻命。《呼兰河传》中有个团圆媳妇（童养媳），是夫家花8两银子订下的，当时8岁，过来圆房时12岁。没有几天便开始遭受毒打，没别的原因，就是婆婆要给媳妇下马威。不想这是个倔媳妇，嘴硬，便继续下狠手打，结果打出了病，精神出了问题。担心银子白花了，夫家请来“抽帖儿的”给她治病。人家回答痛快，病能治，拿钱来，抽一帖10吊钱。
这边婆婆开始算账了。10吊钱可以买20块豆腐，要是3天吃1块，可以吃60天；10天吃一块，够吃半年；太浪费了，哪有这么过日子的？1个月1块，尝个鲜儿也就差不多了，20块豆腐，能对付1年半还多出两个月。要是不买豆腐抓个猪仔呢，好好喂上1年肥肥地卖掉，那就是千八百吊钱啊。买小鸡也成，10吊钱能买十来只，养到第二年就可以捡蛋了；不说卖鸡蛋，单拿它换青菜，1个鸡蛋换回的青菜足够全家老少三辈吃1天的；再说了，鸡会生蛋，蛋又会变鸡，鸡鸡蛋蛋地这样下去，那得有多少鸡多少蛋啊，能把人数糊涂了，那不是发大财了吗？
抢钱，强盗！她气坏了，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是还得抽帖，要不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钱就白瞎了。
8两银子的定钱，10吊的帖子钱，豆腐、猪仔、鸡、鸡蛋，那一样都排在人命前头。
婆婆不仅毒打儿媳，还毒打过儿子。儿子那时还小，踩死一只小鸡，挨了三天三夜的打。当年她也同样算了一笔账：小鸡是鸡蛋变的，一只小鸡就是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换3块豆腐，毁在儿子脚下的可是3块豆腐啊，不打行吗？结果打出一场病，她便给儿子叫魂，这小子命大，魂儿回来了。
团圆媳妇死了。有二伯帮着埋的。小萧红好奇，打问情况。回答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
是什么使人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是自己的存在。个人生命不值钱，活得像动物，自然也看不起别人的生命，视别人如动物。
所以不是一个人的生死场，是众人的生死场。
也是萧红本人的生死场。
她见过的死太多了，有一种时时被死亡包围的绝望感，这也是她的许多作品何以基调阴暗而令人倍感压抑的根本原因。短篇小说《小黑狗》就是其中十分寻常的一篇，讲的实际上是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时的一个小插曲。房东家的狗下了一窝小狗，很讨人爱。一只小狗饿死了，萧红哭了。萧军告诉她，别说狗了，人死都很平常，冻死，饿死，黑暗死，天天发生着，你哭得过来吗？萧红的哭其实是兔死狐悲，她从小狗身上看到了自己，“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好像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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