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益龙/王益玲/王益鹏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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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燕与讽刺喜剧试读：
代序一怀念老友王少燕吴祖光去年年底，突然听到了王少燕逝世的噩耗，他静静地离去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
本来生死聚散人之常情，悼念死者行自念也。然而对于少燕，我却有一种特别的惋惜之情，回忆与少燕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少燕在不同时期的形象便又渐渐地清晰起来。
1943年正值抗战时期，为上演我的神话剧《牛郎织女》，我随“怒吼剧社”到了成都，暂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那座古老的大院里。而少燕当时正是华西日报记者兼副刊主编，也是我们这次赴蓉演出的组织者和演出代理人。那时少燕也就二十多岁，风度翩翩，豪爽热诚，虽出身于川中乡绅之家，却不囿于盆地的闭塞，少小出川，求学上海，从此与进步文艺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爆发，他即投身救亡运动，参加四川旅外剧团，为筹集活动经费常常不惜倾囊资助。对于我们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流浪者”更是竭尽地主之谊。那时我还是单身，而少燕兄已成家，发妻向天琪美丽贤淑，又做得一手好川菜，于是他的家便成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场所。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先后到了重庆，少燕仍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曾主编民主星期刊，还是民主青年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解放前夕，重庆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抛妻别子，只身逃往香港，又辗转北上，到了刚刚解放的北平，并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百废俱兴，要干的工作很多。少燕先后在团中央、总工会任职还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归国后脱下戎装，依然是一介书生，又回到他钟情的文艺界，先到“青艺”后又到全国文联任文艺俱乐部副主任，主要工作便是组织文艺界各类活动和演出等，于是我们又经常见面了。少燕为人随和热诚，交友广泛，搞这些工作正是如鱼得水。那一段文联的各类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少燕功不可没。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少燕在百忙之中，还搞起了“独幕讽刺剧”的写作。在此之前他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搞新闻工作的，在戏剧界主要是做一些组织策划方面的事，没想到他出手不凡，头一个剧《葡萄烂了》便获得全国奖。在政协礼堂首演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看了并给以赞扬，全国各地话剧团纷纷上演，长春话剧团演了一百多场还场场满座。
少燕兄自有川人的才华和幽默，加之他对新社会的热爱和正义感，所以他的讽刺剧虽则是鞭挞落后，但决非一副冷面孔，字里行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自然风趣，令人回味无穷，颇有契诃夫的笔调。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马不停蹄地一连写了四五个独幕剧。每个剧独自成章而又互相联系，均以一个“陈主任”为主要人物，后辑成一集出版，即名为《主任外传》
少燕的剧作虽不算多，但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给当时的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在中国当代文学戏剧史也自有其独特价值。那一段时期，他白天忙于日常工作，下班后还要照顾久病的妻子，往往夜深人静，才能面向书桌沉浸在他的写作天地里。彻夜笔耕不辍，白天照常上班，依然是干劲十足笑口常开，那时少燕还不到4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如果老天有眼给少燕充分展示其才华的机会，那么在剩下的岁月中，他必将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
然而当时谁又能想到那“剩下的岁月”竟会是那样的坎坷曲折呢！
少燕先是经历了中年丧妻之痛，接着便是1957那场飞来的横祸，他先是降职下放到塞外，随后这只“孤燕”又飞向更远的张家口，其时我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流放到北大荒，彼此天各一方，音信杳然。后来便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竟连书信也断绝了。
岁月匆匆，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再次聚首已是“文革”之后了。1979年我们先后被“纠正错划”，“落实政策”又回到久别的京城。
王少燕此时已年过花甲，对戏剧艺术还是那么一往情深，对朋友们也还是那样豪爽热诚，即便是离休后他也一天到晚在京城里跑来跑去，不是给人家帮忙，就是串门聊天。对朋友的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助，对年轻朋友的作品他亦热心地为之出主意想办法，从情节字句的推敲到舞台的布景调度，什么都要顾问，以他多年在文艺界的经验和才思，他出的点子有时对朋友如雪中送炭，有的又使别人的作品锦上添花。这可能是他对戏剧艺术所能尽到的最后的一点贡献了！
我所深感惋惜的是无论在哪个方面他胸中蕴藏多少才华横溢的种子都没有来得及成长；对于艺术对于人生有多少深刻动人的构想都没有得以充分的表达；而如今这一切都永远消逝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了！
少燕原名王肇禋，少燕是他解放前夕的化名，后以此为笔名行世，也许是某种命运的巧合，他的一生也正有着燕子的风格。
一样的四海飘零，随遇而安。
一样的清贫正直，热诚豪爽。
从不自诩于世，也从不向人索取。
飘然而来，飘然而去！
目前严冬已尽，大地回春。
当“春光明媚”之际，亦即“燕燕于飞”之时。
我会更加怀念起我的老友——少燕兄！（《光明日报》1996年6月1日 第4版）代序二谈王少燕杜 高
喜剧作家王肇禋，笔名王少燕，少燕比我年长十多岁，是祖光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老资格的文化人。命运安排我和他在1950年冬一同走上朝鲜前线，后又一同回国，在青年艺术剧院共事，成为交往甚密的友人。少燕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我只讲几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
大概在1953年，灯市口“红星电影院”旁边新开了一家上海面食店，吸引了许多文化界的食客。有一天晚上，我和少燕一同进去，刚坐下，忽然看见隔几桌坐着郭沫若和夫人孩子，郭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有警卫员陪着，他看见了少燕，立即站起身来打招呼，少燕快步过去和他握手问候，两人亲切交谈了片刻。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郭老的朋友！
又一次在剧院看戏，阳翰笙陪周恩来总理坐在前排，幕间休息时，翰老看见了少燕，忙走过来同他谈话，关切地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不久后翰老就把他调到文联工作。少燕告诉我，在重庆时期，他曾是郭老、阳翰笙、陈白尘等一批进步作家的著作保护人，帮过他们很多忙。
少燕到青艺工作，是院长吴雪请来的。许多新加入青艺的人并不知道，少燕应该说还是青艺的元老之一。在抗战初期，四川有一批进步的青年戏剧工作者，包括吴雪、陈戈、戴碧湘、雷平等人，组成了一个“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实际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吴雪，而名义上的队长是王少燕。他家有钱，资金是他筹集的。这个旅外演剧队从成都出发，一路宣传抗日，一直奔向了延安。只有这位队长留在了成都。到延安后就改建为青年艺术剧院，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创作演出了轰动一时的话剧《抓壮丁》。
王少燕是一位天生的喜剧家。他诙谐风趣，思维灵敏，妙语连珠，同他聊天是一大乐事。那一年号召大家学哲学，读《实践论》《矛盾论》，批判唯心主义。他去参加一个婚礼，祝贺新郎新娘说：“你俩是矛盾的两面，通过结婚这个实践，达到和谐的统一。”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话就成了他恶毒诬蔑两部伟大著作的反动言论。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王少燕兄认为他大展艺术风采的时机到来了。他一时锋芒毕露，接连发表了形式新颖的政治讽刺剧《葡萄烂了》《春光明媚》《墙》等四五个剧本，塑造了一个叫“陈主任”的官僚主义者的讽刺形象。这个人物是所有这些剧本的主角，是他精心创造的艺术典型。到了第二年，1957年，反右运动来了，这个人物就成了“丑化党员形象”的代表，这些剧本也都成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毒草”。少燕本人自然也逃脱不了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
我们各自熬过了22年不可想象的苦难生涯后，终于又在1979年春天重逢。少燕这时已近70岁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讽刺喜剧集《主任外传》重新出版，由陈白尘作序，丁聪装帧设计。
少燕留下的讽刺喜剧作品虽然不多，但由于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因而近年来被戏剧理论家们称作“第四种剧本”加以研究。“第四种剧本”指的就是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剧作，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冲破当时戏剧创作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束缚，面向真实的人和生活，特别是敢于用讽刺的火去烧毁现实中腐朽丑恶的现象。
王少燕于1995年12月病逝。记得送别他的那天，刮起大风，寒冷彻骨。祖光一早乘地铁赶到八宝山公墓。那天送别的人不多，因为等他的家属，仪式迟迟不能举行。我们瑟缩着站在寒风中等待，少燕的大儿子很不安，一再劝吴伯伯别等了，祖光坚决不走，定要向老友鞠躬。祖光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第二年，1996年6月1日，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了祖光的一篇短文：《怀念老友王少燕》。摘自杜高著《生命在我》（153—155页）《〈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一文，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上编王少燕生平及评述◎导 言
1995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的父亲王少燕凄凉离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甚至一句遗言。他的遗物，不过是一些陈旧的稿页、笔记、书信和为数不多的旧书而已。粗略翻看多是一些申诉材料、思想检查、问题交代、手稿、剪报以及朋友签送的著作等。当时，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对这些杂乱故纸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用一纸箱装好放于一隅。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一些研究中国当代戏剧及发展史的文人学者对父亲的讽刺喜剧作品有所关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王少燕在当代文学戏剧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以他的讽刺喜剧为武器，对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抨击。以期用笑声唤醒我们队伍中的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于讽刺的三棱镜中，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艺术工作者应有的良知、勇气、胆识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火热的爱国心（摘自《中国当代话剧艺术演变史》。王新民著）。父亲的《葡萄烂了》等讽刺喜剧作品被誉为“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之一。这些评论使我们有了对父亲进一步了解、认识并理解他的愿望。认为有必要对他坎坷的一生及对社会的贡献作应有的评述与宣传。
对父亲我们原本了解并不多，由于他常年在外奔波与我们兄妹四人聚少离多。我们几乎没有与他有过较长时间共同生活的经历，特别是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下放塞外二十余年，他的右派问题使我们都受到了牵连，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便更少有接触。况且我们很早就独立生活了，天各一方对于父亲的了解就更少了。父亲1995年病逝后，随着我们对他著作、材料的翻阅整理，对越来越多有关资料的查找、披露，以及对多方面的询访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也加深了对他的理解。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子女的我们应当为他做些事情以表怀念、感恩之情。
综观父亲坎坷一生，他始终怀着爱国的热忱，向往自由民主，追随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地为理想而努力奋斗。父亲的讽刺喜剧创作在他近80年的人生历程中只有短暂的几年时间，但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亮点和拐点。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参与抗日战争、民主革命活动和赴朝参加抗美援朝的历程丰富多彩，所有的历练为他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国、为民的志向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为以后剧本的创作积累了生活体验和见识。说父亲的讽刺喜剧创作是拐点是因为这些独幕剧作面世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关注与喝彩，也确立了他从事讽刺喜剧创作的志向。但好景不长。父亲还没来得及高兴便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受到批判，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从而影响了他大半的人生轨迹及对他整个人的评价。说它是亮点，也正是因这几个讽刺喜剧面世所引起的反响，使得多年后人们还去研究他、评论他。并因此确立父亲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留下了他的足迹。
我们在父亲遗物中找到一个破旧笔记本，从中翻到他70岁时对自己人生的抒怀，他这样写道：今天我是这样一个人，一无成就、一无所长……人是自然的、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家庭的各种因素凑合而成的产物，谁都不是他自己所想成的那样的……七十岁了，我这一生就这样固定下来，无法改变了，但我心里到底还是亮亮的，因为我一生为革命，生死关头经受了考验，从来没有欺侮过人，从来没有巧取豪夺过什么……我最后可以扪心无愧地死去。会有人永远悼念我的——我这王少燕像里感激！
我感激——向大自然，向日月星辰，向人类的文化、文明，向一切至诚大勇的，一心为要给人类从地上消灭苦难，而自己承担苦难，给人类创造幸福，而自己成为最不幸者，勇敢地献身于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无比圣洁的人。
一个机会的获得或错过，一种愿望的实现或落空，认识这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受到相反的影响，发生这件事或另一件事，有了不同的经历，人的一生就会改观，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遇到的都遇到了，错过的都错过了，我就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虚，一向想对人有益，1957年却害了人，越亲的人害得越厉害！
犯过许多错误，尽管所有错误，都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当时动机又都纯正，总痛定思痛。
可告无罪的是，心里总有光明，总有理想，总有先烈……70岁“抒怀”影印页
这是父亲晚年写给自己的，是他从未想示人的心声独白，是对自己人生感悟的呐喊，今天我们读到仍甚感心酸，不禁潸然泪下。
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将他的经历、著作、文稿及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评论及友人对他的回忆纪念文章等收集整理，集成发表，意在能梳理父亲的人生，对他给予公正的评价，也对当代人们在研究我国讽刺喜剧发展时提供资料；对我国讽刺喜剧这一薄弱剧种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及垫脚石作用，想必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会因我们能整理出版此集而欣慰，我们也以此表达对父亲的追思。◎少小离乡 求学奋进
父亲1916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重庆永川三教镇乡间一个叫郝家坝的富裕之乡。永川位于重庆西部，长江流经南端，是一个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的地方，历来都是渝西和川东南的交通枢纽、商贸文化中心。三教镇驻地叫三教场，三教即指儒教、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亦有“三教同源”之说，即将儒家的礼、道家的无、佛教的因果报应糅为一体，成为引导民众治世、养生、养心的经典。三教场始建于宋代，原名“溪市”，明万历年间在此建造了一个三教寺庙，寺内竖立有三教祖的石刻菩萨像，寺前有“圣庙重地”和“文武官员至此下马”两块石碑，三教场即因此寺而得名。由此看出三教场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历代民众深受儒、道、佛三教优秀文化的教养和传承。这地方有富饶的农田，勤劳的人民，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石英砂等且很早就有较具规模的开采。父亲祖上是三教场地方的名门望族，祖父辈们种田、开矿、经营商贸而富甲一方。
父亲出生不久，不幸五岁丧母，九岁死父，孑然一身无兄弟姐妹。幼年即由二伯母抚养，二伯母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对这个幼年失怙的侄儿视如己出关爱呵护，注重培养他做人必须正直善良的品德，使其幼小就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又对他少有封建礼数的约束，因此使得父亲有着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和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正因父亲幼年孑然一身，失去父母的管束也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或安排他的前程。父亲少了家庭的羁绊全凭自作主张选择道路，早早就走出乡间，闯入他向往的外部世界、广阔的社会，也由此造就了他特立独行崇尚自由的个性。
父亲是独子，继承了丰厚的遗产，因此他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有财力用于他走出乡间，外出求学，接受在那个年代颇为时髦的新式现代教育。父亲7岁入当地铜梁县正谊小学住校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12岁便离开乡间到四川首府成都入成城中学念书。15岁便背井离乡远赴当时政治文化先进活跃的北平，考入辅仁大学高中部就读。
父亲少年远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看到了社会的苦难，百姓颠沛流离，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与那时的热血青年一样，父亲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确立为国为民的志向。按规定父亲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辅仁大学深造的，但父亲无意于这种按部就班的求学之路，又辗转奔赴更加现代更繁华的上海。为求得一技之长便进入“上海中文速记打字学校”经过半年学习，结束了求学生涯，进入职场，这时他只有18岁。这正是父亲确立人生观选择发展道路很重要的人生阶段。
父亲求学初入社会。他离开家乡游学于北平和上海这样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异常活跃、各种新思潮汇集的中心，在这样大浪淘沙社会动荡中，年少的父亲有幸受到当时进步文化和新思潮的教育熏陶，逐渐转变了封建剥削阶级发家致富传承家业的传统观念，使自己的人生置于更广阔的世界，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为他此后选择追求民主自由、崇尚革命，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人生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这其间必然会有许多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思想情感的蜕变过程，只可惜缺少这方面的记载。父亲没有写过回忆文章。我们也很少听过他的讲述。所幸我们找到了早年公开发表的，父亲16岁时亲自聆听鲁迅先生演讲，深受教育和感悟所写的纪念文章。由此可对父亲求学初入社会时思想情感的变化略见一斑。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父亲已是一个活跃的新闻记者了，在参加成都悼念鲁迅先生的活动时，写成了回忆文章《鲁迅翁演讲记》发表在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追悼鲁迅先生特刊”上。这是我们能见到的父亲最早发表的文章。从此文可看出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对鲁迅幽默风趣的演讲佩服不已，对鲁迅先生“眼光不可放得太大”的名言悟出对一些社会闹剧以小见大的道理。对鲁迅先生抨击时弊那种犀利敏锐目光且又善于讽刺的风格及演讲的人格魅力极为震撼。在此后的岁月中他还多次参加、组织和筹备过纪念宣扬鲁迅先生的活动从中受益匪浅。父亲始终对鲁迅敬仰崇拜有加，受其影响也是刻骨铭心的。
这篇《鲁迅翁演讲记》文章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几十年后的1982年初，四川大学中文系刘传辉老师为研究鲁迅收集资料时，发现了该文并抄寄给了父亲。父亲收到后十分感慨：今日重读仍觉亲切。鲁迅先生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这句名言：“眼光不可放得太大”，是五十年前讲的，读来仍有现实意义。回顾数十年来，尤其是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期间的那些大话和空话，将不难从鲁迅这一警句中悟出产生那些悲剧和闹剧的部分缘由来。
历史绕了个大圈子，我们走了个大弯路，直到三中全会之后，一切才开始踏上实事求是的正途，这是很值得我们庆幸的。（1982年2月12日）
在此我们把父亲在1982年应刘传辉之约将该文发表的情况，再现如下：
鲁迅翁演讲记
王少燕
作者附记：1932年，我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高中部，是年冬，有幸在辅大礼堂亲聆鲁迅先生一次演讲。四年后，我回到四川，在成都《华西日报》做记者，写了这篇回忆小文，刊登在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追悼鲁迅先生特刊”上。
……
鲁迅翁演讲记（原文）《鲁迅翁演讲记》《作者附记》 手稿
四年前，北平某中学的揭示牌上突然发现鲁迅来校演讲的布告，登时全校骚动，每个人的心中，都兴奋地流着欢欣的情绪。
演讲前的两点钟，大礼堂内外都挤满了一群群的人，在大家热烈的盼望中，鲁迅终于乘着学校的汽车在校门口出现了，于是在礼堂外面的一大群人，马上结成一个大的圈子，将鲁迅紧紧地裹在中间。那天鲁迅穿的是蓝布大棉袍，颈项上围绕着很长的黑毛线围巾，光头短须，脚下却穿着一双树胶鞋。由这特殊的装束上估量，便知道他是一个幽默的老头。
他好容易挤出了这群人的阵线，匆匆地上讲台，头上还直冒热汗，大家注视着他那零乱灰白的头发，脸上划着艰辛的皱纹，便辩想着他的坚毅和勇敢。他向大家点头招呼后，便开始他的讲话，那天的题目是：《今春的几样感想》，讲了约摸一点半钟，说的话非常琐屑拉杂，可是一字一句都深刻在听众的心上，整个的礼堂寂然无声稳稳地被他克服着占领着。“我们青年的眼光要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他突然吼出这样两句，大家不免惊异起来，“各位不要以为这话不对，兄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作有力的证明。”他呷了口茶接着说，“当一·二八战事爆发的时候，兄弟的家正住居在上海闸北，当时受了炸弹的威胁，不自主地随着一群逃难的人们，迁居到租界，图暂时的苟安，当时闸北尽管炮火连天鬼哭神嚎，而租界上却照常的歌舞升平通宵达旦，这样就增进了黄种人对于高鼻子的信心。当时兄弟担心着闸北的住宅，每天只闷坐家中等看号外，既未去歌也未去舞，只盼早日搬回中国土地。不料二天晚上上床的时候，突然听见时断时续的枪声，起初以为是耳朵不管事，难道鬼子真敢闹到租界上来。后来枪声越来越大，我才赶快起床去打听究竟，披衣出门，又听见锣鼓喧天狂呼乱叫，我越是莫明其妙，后来问明街坊，才知道是在放鞭炮祭月蚀，我于是恍然大悟，由这次的教训，个人深深地感到中国人的眼光委实放得太大了，自己国土让强邻夺去半幅，一点也不作急，却担心着地球以外的月亮被天狗咬去一块，赶紧设法去挽救。诸位想想，这是不是眼光放大了的毛病？！”一片热烈的掌声，几乎快冲破礼堂了。“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接着说，“平常我们上点心铺吃烧麦，本来某处的烧麦做得很出色，味道也十分可口，然而你要是将眼光放大去观察，放出盛烧麦的盘子以外，看见地下残余的骨头，肮脏的痰盂……再放大注意那做烧麦的厨房，便紧接着公共厕所，你又想到厕所中的一切……那末无论怎样可口的点心，都会食不下咽了。”又是一片鼓掌。鲁迅带着胜利的微笑，在热烈的欢呼中步下了讲台，得意地将他那瘦小的身躯涨大了一倍。
编者附言：父亲这篇千字文是在他19岁时写就的。有关鲁迅先生此次演讲全文以“今春的两种感想”载鲁迅著作《集外集拾遗》（见全集的7卷624页）。它是记录稿、较全面且经过鲁迅审阅的。但不少人认为，父亲的短文更能活现鲁迅演讲时的语调、神态、风貌等真实情景，更为生动有价值。因此北京鲁迅工作室拟将其编入《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该旧文还打算在1982年某杂志发表，丁聪先生得知后，特为其配画鲁迅头像作插图以增彩。
鲁迅先生的演讲使年少的父亲倍感震撼。在那时，去辅仁大学演讲的社会名流、文人大家很多，各学派都极力宣扬自己的主张。这对父亲开阔思想、选择人生道路都有重要的影响和启迪作用。父亲这时就非常崇敬鲁迅，佩服他那敏锐犀利的眼光、以小见大的洞察力，乃至风趣幽默的特性。父亲在心中把鲁迅先生作为自己的偶像引领前行的文坛大师。这点对他日后的写作风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榜样的作用。
我们现在能查找到很有限的父亲初涉文坛当记者所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会看到这样的影子。如《惨胜与惨败》《诺言》《谎言》《逆流》等。这些文章都是抨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单从标题就看出文章对反动派的无情揭露具有仿效鲁迅杂文风格的影子。有的文章干脆直接引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名句。如：在《惨胜与惨败》一文中父亲写道：
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听见老舍先生说到“惨胜”与“惨败”这两个名词，他说“惨胜”有时还不如“惨败”，甚至比“惨败”更要惨些。“惨败”这一名词是说惯了听惯了的，什么叫“惨胜”呢？阿Q式的胜利，依靠别人的胜利，糊里糊涂的胜利，大概是属于这一类。老舍先生正是在朗诵《阿Q正传》时联想到“惨胜”这一新鲜而又幽默的名词的。已经胜利了人民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以至于广大人民生活比胜利以前还要惨痛，当然更属“惨胜”无疑。……此文最后说：老舍先生说得不错：“阿Q是画了一个圆圈死去的，我们收复了东北台湾这些广大地区，只不过是阿Q的圆圈画得更大而已”。
1946年父亲为民主星期刊所写的社论《论较场口事件》一文就是用鲁迅先生的两句名言：“血债需用同物偿还，拖欠越久，要付出更大利息。”作为结尾的点睛之笔。
在此后父亲的讽刺剧的创作中曾学习效法过鲁迅先生的风格、手法，在对戏剧创作中也引用借鉴鲁迅的观点、名言、警句等。现在我们还能记起过去家中整套的鲁迅全集是父亲经常翻阅的书籍。
在父亲的遗作论文《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谈谈讽刺喜剧一文中就多处运用了鲁迅的观点，写道：丁聪为《鲁迅翁演讲记》作的配图
正如鲁迅所说：“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论讽刺）
鲁迅概括得好：“讽刺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们看。”他用“撕破”二字更见确切。
鲁迅在《论讽刺》一文中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什么是“讽刺”）《华西日报》1936年10月12日影印件
为寻访父亲早年的足迹我们踏上了返乡的寻根之旅。我们4个子女都在成都出生，对于父亲的家乡也是我们的故乡从未去过，毫无印象，对他的成长也疏于了解。于是2013年我们兄妹三人（大姐益凤已于2009年去世）偕嫂静嫦和侄女王宇一行五人，踏上了寻根之旅。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重庆永川市三教镇的郝家坝找到了传说中的王氏家族祖上庄园“花坝子”。它建在一座独立的小山坡上，现虽已剩断壁残垣，但百余间厅堂院落的规模仍能看出，石刻的门联仍清晰可见“爽气西来……”父亲从小在外闯荡，少回故里，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多方打听我们才找到了父亲出生的祖屋，院子虽早已分给十多户农家居住也显破旧，但当年高屋建瓴的深宅大院架势依然可见。当地村民对父亲早已是陌生了，只有父亲本家亲戚、侄孙辈的个别人还隐约记得父亲“在北京当了干部”。对他后来划为右派，“文革”中被隔离审查，差点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遭遇多不知情，当得知父亲的一生坎坷并已去世多年，他们都唏嘘不已。一年后益鹏又携妻杨红、女儿王放再次去永川寻访父亲的逸事。益玲在故居院坝中众人故居合影 益龙(左三) 、益富（四）、益玲（六）、益康（七）
在三教镇我们见到了已经八十多岁的退休干部王志学（原名王益富）他是我们访到的了解并能谈论父亲往事还健在的人，他是与我们同为“益”字辈的本家堂兄，叫父亲“六叔”。在祖屋我们还见到唯一与我们未出五服的堂弟王益康，但他早已更名叫“卿方贵”了。他的父亲王少臣是父亲的嫡亲堂弟，土改时其父被定为地主。那时，父亲儿时的乳母卿婆婆，就是这个目不识丁的农妇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冒着包庇地主子女的罪名，深夜赶到被扫地出门的原主人处，趁乱抱起年仅3岁的益康说：“这3岁的娃儿，怎么得了哦！不如跟了我去吧！”这个唯一嫡亲的堂弟就被她收养，改名“卿方贵”。土改中卿婆婆分得了王家老宅两间旧房，因此益康一家现仍住在老宅里，他整修了祖屋的前厅，开了一间棋牌室度日。第二天益康约我们在永川市内见到他姐也是我们的堂姐益凤（与我们大姐同名）家探访，谈起以往他们受家庭影响生活艰难都没念多少书，但现在好了都努力使自己的子女受了高等教育，益凤依靠在永川城内摆书报摊供儿子读到了医学博士，现已成为华西医院的主治大夫。现在好了，大家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益富兄年龄稍长，两次会面都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所知道的父亲的情况，说他自己的父亲叫王少舜，一直代管少燕这位堂弟的家产，知道他去社会闯荡，崇尚民主自由，倾向革命，追随中国共产党。并心知肚明少燕经常向家中要钱多是用于民主进步活动，钱不够用便不惜变卖田产应对。父亲还经常告诫家中对农户要平和，遇有灾难要施以救济，不要像有的土豪恶霸盘剥农民大斗进小斗出，横行乡里等。父亲在乡间的乐善好施是有口碑的。
父亲的这些作为并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思想认识基础的，是他进入社会后，受到革命前辈的指引，现代进步思潮的熏陶，增长了见识，逐步转变立场，为国忧民所致。我们查找到当年父亲的一篇署名文章以佐证。
抗战胜利后，父亲看到农村仍处于经济凋敝、难以为继、农民生活悲苦的惨状极为焦虑。1946年年初他在《民主星期刊》发表了《农村破产》一文，开头就写道：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降临的普遍经济危机弥漫了每一个角落，历年来业已凋敝不堪的农村经济，也因此受影响而更加濒于破产，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度，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散布在农村的居民。农村的破产，无疑地是象征着整个国家经济的总崩溃！这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万分值得重视的问题。他揭露了地主的盘剥，指出：许多大小地主自来是靠从佃农身上榨出血液养活自己，租额遂在漫无限制之下逐年增高。天灾人祸跟中国农村早结下不解之缘，天灾尚可预防而人祸却无法逃避……他揭露了国民政府当局各种苛捐杂税依然一如往昔甚至变本加厉，至于乡镇保甲长以及一切土豪恶霸们对农人的非法剥削，名目繁多不胜列举，农人便一代一代的呻吟在这些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而全家跳河、悬梁自尽者比比皆是，这是今日农村悲惨的又一面。父亲最后高呼：抗战结束，建国开始，这建国的主干——农人，我们万万不能眼看着一批批倒下去。由此我们看出父亲虽出身地主家庭但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又经过实践斗争历练，思想情感有了转变，同情贫苦农民为农民呐喊，真有点共产党人的见识。由此看出，父亲一贯对家产淡泊，主张厚待乡民不是出于一时的同情怜悯之心，而是接受了先进思想，提高认识转变世界观所致。《民主星期刊》《农村破产》一文（1946年）
父亲最后一次回乡是在解放前夕，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离重庆准备前往解放区之前，他潜回老家。见到近亲们便讲清形势即将巨变，全国解放大局已定，要认清形势。我们家虽未苛待乡里但毕竟有过剥削，今后要拥护新政府，要努力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临走前父亲托付少舜卖掉家中所剩无几的田产，除给亲戚留下一笔钱家用外，还嘱托要有剩余即交给新的乡政府，支持新政权。益鹏及家人在花房子旁合影，左杨红（益鹏妻），右王放（益鹏女儿）
在家乡的亲戚们看来，父亲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为人正直宽厚，他的看法和主张使家乡的人们深受启发和影响，他们对父亲的主张都很信服，也尊崇他的嘱托。果然在1949年12月，永川县城面临解放，王家有多人参加了起义。以父亲堂妹王少兰的丈夫林建华（人称“林姑爷”）为代表参与组织了“永川解放委员会”，代表地方人士参加起义，打开城门欢迎解放军入城，这样永川县城没经炮火就和平解放了。林建华等人对永川和平解放有功，成为开明绅士出任了新政权的工商联合会秘书长。他虽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冲击，被开除了公职，后又被劳动教养，但最终还是在1979年平反昭雪，落实了起义人员政策，被安排在永川市政协做文史编纂工作，还分到了三居室的楼房以安度晚年。前面提到的益富兄解放时还很年轻，也积极要求进步，1951年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转业后到四川省林业厅工作，到1983年退休。他们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都说父亲当年的教诲指引对他们在关键时能站在人民立场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父亲处理了家事，一身轻松，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自此后父亲与老家几乎没有联系。直到四十多年后，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离休后才与家中近亲有少许的书信往来，但却再也没有能返乡、踏上故乡的土地，留下最终的遗憾。父亲从四川永川乡间走出来，他出生地域的文化背景、家庭环境、求学生涯、兴趣爱好、人生经历、知识结构，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够追求民主自由，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父亲一生淡泊钱财。他虽幼年便继承家中丰厚的财产，有田产数千亩、房产多处，家族企业中也占有颇丰的股份成为富家子弟，衣食无忧，但他并没囿于致富守业、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而有自己的志向，他要为国为民做贡献。他无暇顾及打理家中田产，志不在于继承家业做个有钱的乡绅，而志在于外出求学追随社会潮流，闯荡大千世界。他很少回乡而是将家产交由本家亲戚去打理。他则在北平高中毕业后去了上海入“上海中文速记打字学校”学习，以求学得一技之长，在那个年代速记和打字还是一种需要专门学习方可掌握的技能。结业后入上海俞氏中文打字机工厂当了半年管理员，同时还兼任该厂技校教员。他自此步入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人生旅程，时年只有19岁。
在此后的岁月中他还经常不惜大把地将钱财用于他所热衷参与的社会民主活动，支持一些进步报刊的创办和发行，遇到友人有困难，也总是慷慨解囊相助，从不吝惜，为此在朋友中颇有口碑。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为避反动势力迫害，父亲只身逃往香港，又辗转奔向解放区时家中财产已所剩无几。对此家乡的族人和一些社会达人都很不理解，传言王少燕是“败家子”几乎散尽了祖上留下的所有财产。当他决心投奔解放区时，就处理了家乡所剩无几的财产，是一个没有产业与老家无任何经济联系、轻装向前的革命追随者了。他不像有的文人、朋友，解放后在京城还有财力购买私房，买四合院等安置家小。而是参加工作后，最初在全国总工会享受供给制中灶待遇，后改为包干制，每月津贴400斤小米。不久调到青年艺术剧院才改为薪金制。1950年年末，当我们全家从四川到北京团聚时，临时住的是青艺东单三条宿舍一间简陋的半地下大房子，这时父亲已是完全靠津贴维持家人生活的国家工作人员了。父亲曾说过纵观历史他所结识的革命者许多都是富家子弟，他们为国为民抛家舍业甚至生命，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因此对为革命和民主进步事业用尽了家产，被流传称为“败家子”不以为然。
祖居花房子前兄妹合影 左起：静嫦（益龙妻）、益龙、益玲、益鹏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父亲这种不计较金钱的豁达大度不为钱财所累保持了终生，正如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巧取豪夺过什么。1948年，父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逃避香港时，手头已经很紧了，为筹船票只能借住在好友吴祖光家。这时吴祖光正执导电影《山河泪》，让父亲饰演一个工人只有一句台词，只得80元港币酬金。但就是在这种窘迫情况下，父亲也不会为金钱所动。他当时在香港街上遇到一个熟人同乡，是国民党某军团长的亲戚是军需官，掌握有一大笔军款，已换成金条存在广州的银行，那个军团已被解放军歼灭，溃败了。解放军逼近广州，此人不敢到广州去，就求父亲帮忙去广州把金条取出来，并答应各分一半，然后把家眷接出来远走海外。还说这笔款够两家人用一辈子。父亲假装答应回广州就把款取出，最后通过地下党组织把钱全部交给了华南游击队。关于此事，吴祖光的好友黄苗子在谈到《吴祖光日记》所涉及到的几个人中，第一个就提到了父亲，他在文中较详细提及了此事，说父亲在香港给吴祖光“捅了一个大娄子”惹了乱子。原来国民党那个被歼灭军团的几个残匪，知道消息后跑到香港找这个军需官，想争夺这笔军费。父亲把此人引到吴祖光处躲避，当残匪最后得知这笔钱已被解放军没收了，几个人才知趣地离开。当时黄苗子等人不知就里，还怨父亲惹事。多年后他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是父亲说服了这军需官，将这唾手可得的巨款、大把的金条通过地下党组织交给了华南游击队。
在父亲晚年，当本家亲戚来信告知家中祖坟被盗，希望他向有关方面申诉提请破案时，他托付到北京开会的重庆市副市长冯克熙给予过问。在给本家堂侄回信中仍不忘嘱托，“如能破案，索回钱财不论多少都捐给当地三教镇小学助教”。这就是父亲一贯的对钱财的态度。
在“文革”中，当有人想将父亲成分重新定为“地主分子”时，他极为不服，多方申诉，坚持自己的成分是在1955年中央组织部门审干时划定的“自由职业者”。父亲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以笔耕为职业的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文化人。1972年，在给中央统战部的申诉材料中他写道：
本人成分问题：我在解放前除学校念书之外，进入社会从事工作，前后共约14年时间，其间从事新闻工作（华西日报记者、战地记者、采访主任、华西晚报主笔、民主星期刊副主编等）和戏剧工作（四川旅外抗敌剧队队长、演员，成都演剧服务社负责人等）共约10年时间，（占我解放前全部社会实践时间的三分之二以上）。任旧职员（科员、速记员、报务员等）共约两年时间（占我解放前全部社会实践时间约七分之一左右）为此在中央第一次肃反审干时，组织上根据我解放前的全部历史和较长期的主要工作经历，按中央关于划分成分的政策规定将本人成分划定为“自由职业者”，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文革”中一些人置事实于不顾硬要定他为“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时，他一直抗争到底，从不认同。益鹏携妻(杨红)女(王放)访三教镇郝家坝,与村主任合影
永川的父老乡亲也没有忘记这个从小就背井离乡，奔赴为国为民，为实现民主自由理想，拼搏终生的游子。在我们走访永川市政协时，他们正在收集整理本地的“名人名事”，已拟将父亲列在其中。2017年年初传来信息，在编纂已定的重庆《永川市志》文化卷中已有父亲王少燕专题人物介绍。这也应验了父亲的预感：我最后可以扪心无愧地死去。会有人永远悼念我的——我这里感激！◎共产党人 教诲引领
父亲从1936年步入社会到1948年奔向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其间约度过12年时光，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这也正是他从20岁至32岁的青春年华之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是党的同路人、朋友，……每个阶段都是同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工作。
那时父亲主要以从事新闻、进步文化活动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和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建国运动。
父亲生前很少向我们提及他的这段历史。在“文革”中他险些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达6年之久。在被批斗交代、监督劳动的过程中，父亲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甄别。我们是从他遗留的多份写给中央统战部等上级的申诉书底稿，以及能查阅到的有关的报刊资料和对老友、故人的访谈中，了解到他这段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经历概况的。综观此段经历，父亲几乎每个时期都是在共产党人的指引教诲下进行的。
父亲完成学业刚开始步入社会，便有幸遇到了车耀先等共产党人士，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和教导，从而逐步确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抉择和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志向。由此开始了他丰富多彩、艰难坎坷的人生旅程。
1935年年初，父亲在北平辅仁大学高中部毕业后，本可以直升大学，但他并没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而是去了经济发达的上海，在上海中文速记打字学校学习结业，到上海俞氏中文打字机工厂当了几个月的管理员后，便于1936年年初回到四川。那时，四川正由军阀刘湘把持的军政府当政。父亲凭速记和打字技能为敲门砖很快谋得了职业，他经当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主任王白与（民主人士）介绍被聘为三等科员，为省县训练班做速记员，记录教师讲课、官员训话等。与此同时又以他的学识和能力兼任了由王白与任社长的《华西日报》记者，从初期见习记者逐渐发展担任了采访部主任的要职。还一度在华西日报附设的中文速记学校当过教员（那时父亲虽任文职但按军政府规定享受上尉以至后来曾拿到过上校薪金待遇）。这样父亲有了职业和收入可以过上小职员较安逸的生活，但他志不在此。
当时国家正处于社会动荡，大浪淘沙的革命年代。日军入侵，强占东三省，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凡爱国热血的青年都积极投入。父亲以新闻记者身份，积极参加成都青年会等多种进步组织，并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活跃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父亲自述：我在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本人20岁时，开始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同时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员的同志（最初认识的有车耀先、吴雪、陈戈、杜桴生、冯诗云、蒋慕岳等人），随后和中共的同志们长期交往共事，我在他们的教育与帮助下，阅读到一些马列主义与毛主席著作，我从此找到了生活的真理，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投入了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自那时起，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之前，这十几年当中，做过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父亲以他豁达乐观的天性、思维敏锐的才华、热情奔放的活动能力活跃在新闻界、文化界多年，逐步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文艺界的活动骨干，参加了多种社会进步活动以努力实现其自主、自立对社会有所作为的抱负。
父亲入职不久便以青年记者身份加入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是中国新闻界杰出代表范长江于1937年11月8日与几个知名记者创建的（这个日期现在已命名为我国的“记者节”）。该学会当时组织了众多进步和亲共的新闻工作者，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父亲加入“成都分会”结识了许多同仁，其中不乏中共人士。父亲积极主动参加各种活动，初显才能，不久便担任分会理事，负责主办“记者之家”的事务。同时又因父亲喜爱文艺戏剧，常参加一些新剧演出活动，又担任了成都剧人协社理事，他就凭借这些组织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他们的指导，参加许多当时公开和半公开的救亡图存活动。这些活动大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的，以后的岁月里更是频繁地接触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士。父亲对不论是公开的、半公开的以及地下党员，不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或是普通成员，都无比崇敬，自愿接受他们的教诲。其中对父亲影响最直接、最深且终生难忘的是革命烈士车耀先，他的直接教诲和不畏艰险以身作则的崇高品德对父亲人生道路的选择、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车耀先像及生平
革命烈士车耀先（1894— 1945）四川大邑灌口场人，1922年在四川刘湘部队当兵，1927年升为团长。1926年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刘湘部队工作，车耀先深受他们的影响，1928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以经商做掩护，在成都开设“我们的书店”和“努力餐”餐馆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6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车耀先同志时为中共四川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在成都领导这一运动。父亲当时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刚步入社会的年轻记者，就在车耀先同志亲自指挥下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父亲在上海求学时就结识了车耀先，因是同乡虽有年龄差距但却是先后的学友。父亲在回忆二人关系时说：我俩是先后的学友……私谊甚笃，时相往来，曾一起从事救亡运动与民主革命活动。他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追随革命前进，为革命做点有益的工作完全得助于他的指导和教诲。因此父亲一直把车耀先烈士作为自己的引路人。1972年，应成都“车耀先烈士纪念馆”征集烈士事迹特约，父亲写了《我所认识的车耀先烈士》一文送上。该文声情并茂地描述了车耀先烈士在革命活动中敏锐的头脑、机智的斗争策略、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忠于革命事业的品德及人格魅力。这一切都曾深深地感染着父亲，对他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教育、影响作用。现将该文录下以追思缅怀烈士，也怀念我们的父亲。《我所认识的车耀先烈士》 手稿影印件首、尾页
我所认识的车耀先烈士
革命烈士车耀先（中共党员、四川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l945年秋末冬初一个漆黑的夜晚，于重庆歌乐山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当时万恶的国民党特务将他和罗世文烈士两人，哄骗至歌乐山下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里，一边行走，特务一边从背后开枪，就这样极其野蛮而卑劣地将两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惨杀。这件事距今已快三十年了。
后来听人们说，当特务把两位烈士从渣滓洞集中营唤出时，他们已预知残暴的来临，从容不迫地将随身物分赠难友，昂首挺胸步出狱门。罗世文烈士还写好了一首对敌人无比蔑视、对革命满怀乐观的诀别诗，揉成纸团，随身带出，行走间趁特务不备，随手扔在路旁草丛中，后被人拾到，很快传布开来，其诗曰：“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事隔二十多年了，我们还能将这首不朽的诗篇清晰地背诵出来。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我和罗世文同志仅只见过几面，那是在抗日初期的成都新华日报办事处，该处设在成都少城祠堂街，门市部兼售图书，我们常去那里看书，见店里坐着一人，身着灰布长衫，头戴破旧呢帽，两目炯炯发光，对人亲切和蔼，常主动过来给我们推荐新到的书报。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下，那就是罗世文同志。后来没有什么交往，印象已经淡漠了。现在还记得一点的，人们说他不但理论修养很高，文学素养也很深，并精通外文。
车耀先同志就不同了，我和他私谊甚笃，时相往来，曾一起从事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他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追随革命前进，为革命做过点有益的工作，完全得助于他的指导与教诲。当时在黑暗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成都受他影响与教
育的青年颇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我就记忆所及，将我亲身经历和听人传说的一些有关他的斗争事迹，忠实地写出来，以供征集革命烈士生平伟迹的同志们用作参考。
1936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车耀先同志在成都地区领导这一运动。有一天他发起召开了“成都各界援助绥远抗日救亡大会”，地点在成都市中心春熙路青年会楼上礼堂。通知发出后，车和我们几个青年早早来到会场，将会场布置就绪，车就叫我到门口去招呼接待，特别叮咛我注意今天到会的都是哪些人。一会儿，各方人士陆续来到，但人数还不多，刚要准备开会时，突然接到伪市警察局打来电话，勒令禁止举行大会。车当即同我一起去回电话，他站在电话机旁边让我照他的话对警察局说：“你们禁止开会的通知，我们刚刚接到，可是现在大会已经开始了，各界代表正在发言，无法中断，我们一定想法快点结束散会就是了。”实际上当时我们正在等人，并未开会，我一时还弄不清怎么回事（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没有斗争经验）心想会不是还没开吗？电话打完，车对我会心一笑，我才恍然大悟，他这种随机应变机智地同敌人斗争，使我非常佩服。我当时还担心如果警察局来人查看怎么办？车却早已料到这点，关照我说：“警局一会儿来人，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你把他领到主席台头排落座。”我们随即上楼通知马上开会，一面开着一面等人。会刚开始伪警局一个头头匆匆赶来，我记得好像是个姓周的局长之流，身着伪警官黑制服，腰佩武装带和短剑，我将他领到最前一排落座，使他想走也不便走。
大会在异常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了，车亲自主席首先讲话，他登上主席台，一言未发先痛哭起来，全场空气立呈紧张，群众情绪完全被他控制，这时他才开始主席致词：“各界同胞们！日寇犯境，华北危急，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再不团结抗日，唯有亡国灭种！眼下绥远爱国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我等安居后方，必须全力支援，誓做后盾，……难道我们不做中国人，想当亡国奴吗？……”车简单几句话，全场立即沸腾起来，纷纷举手要求发言，激愤情绪达于极点。有的不等主席讲完，就带头高呼口号：“誓死援助绥远抗日将士！”“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誓死收回东北！”“要做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界代表发言中，至今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叫于淵（又名于邦齐）的地方下台军人，此人以前当过万县警备司令，曾不听上司劝阻亲自下令指挥开炮轰击侵入川江的英国军舰，造成震惊中外的万县事件。他站起来大声疾呼：“革命不怕流血！抗日不怕丧命！大家团结起来，要求政府出兵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车和于的讲话不时被鼓掌声、口号声所打断。这时伪警局的那个家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慑于群众威力，不但不敢下令禁会，自己又不敢走，只得硬着头皮强作镇静，并随同大家一起呼口号、鼓掌。车耀先同志亲自发动领导的这个大会，开得很成功，这次大会胜利结束后，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步入新的高潮，各项抗日宣传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7年抗战爆发，我在汉口和吴雪同志组织四川旅外抗敌演剧队（我任队长、吴任副队长），同年冬，我们率队返回四川，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抵成都时车耀先同志热烈欢迎我们，随即在工作上给予我们不少指示，演出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1938年冬，剧队结束了在成渝等城市的工作，转入四川农村，我们从成都出发赴川南转川北各县乡镇，到过偏僻的山村，下过川南的煤窑，县城卖票演出维持生活，下乡一律免费，除演剧外，在沿途所经各地刷写抗日标语，举办抗日讲演，开展抗日歌咏等活动。在这期间我们经常回成都聆取车的指示。这时队里已有好几个党员，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冬，国内出现反共高潮，演剧队在四川各地一年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开始对我们施加迫害，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为此，我急忙从沪县赶回成都，找车耀先同志商量对策。见面后，我没来得及详细述说情况，他劈头就说：“你来得正好，你们这一年在外边名声可闹大啦！文化界都知道你们，反动派也在注重你们，各地的县党部要开始对你们打击和迫害，要出事了。”我很惊讶地说：“你都知道啦？”他微微一笑，我接着说：“我就特为这件事，赶回来找你的，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不慌不忙地说：“我早为你们打点好了。”接着他给我分析讲解了时局形势，然后决定要我们剧队迅速转移去山西前线工作。那时山西有党领导的牺盟会、抗日决死队等进步组织，剧队前去能开展工作。第二天，车就介绍我同当时山西驻成都办事处联洽，当即由该处发给我们一千元、二战区的军用护照一张及胸臂章等件。原来在我尚未回来之前车已把一切都办妥了。其实我们当时并无直接工作关系与组织关系，而他却对我们这批青年如此关怀帮助，使我感动极了。
剧队转移山西的事洽妥后，我即赶往川北，将全队调回成都，稍事整顿，即出发北上，临行前由车亲自主持，在西北电影公司大院内，举行了个盛大的欢送会，车代表成都文化界讲话勉励剧队去到山西，要搞好团结，努力学习与工作，并说各位走后，家里有什么事，我们会负责照管，你们尽管放心去吧。会毕照相留念。随即整队出发，同时还有山西方面在四川招考的民革大学生共百余人，一道步行登程，浩浩荡荡往北而去。当时我因留下办理一些善后，没来得及随队前往。
后来当剧队走至陕晋交界地方，山西发生晋南事变，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见毛选二卷横排本第678页注3），剧队就转道奔往延安，这是原来没料到的。不久山西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它的成都办事处就来找我算账，逼我要人，否则也要归还他们的千元旅费与军用护照等件，并威胁说，那张军用护照可在他们二战区各处通行，后果要我负责。当时我急得没法应付，只好又去找到老车，他很轻松地对我说：“你惹不起他，你还躲不起他？”我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次日我即离开成都，前往川东乡下老家躲起来，数月后才返回成都。
旅外剧队到延安后，成立了延安青年剧院，嗣参加部队改为联政宣传队，后转往东北组成东北文工二团，北京解放后入京成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旅外剧队的同志们，现分别在我们的部队、中央机关和国家剧院等部门工作，不少担任领导工作。今天回顾起来，要不是车耀先同志的亲切关怀与具体帮助，为党保存输送这批干部，这些同志将不知星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车耀先同志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成都一家饭馆的经理，这家饭馆名叫“努力餐”。他独资创办的，开在少城公园旁边。他就以这个社会身份做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住在饭馆内，楼下有一间小客室，我们常去那里聚会，每每深夜不散。车的谈锋甚健，精力充沛，从未见他疲倦过。他的工作与活动能力特强，他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能随时号召起上千人举行集会（多系劳苦群众和进步青年）。我记得抗战时期，有一次李公朴先生到成都，他就召集了千余人在少城公园广场，开演讲会，李先生应邀讲演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反动政府。由于这些缘故，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个世界的崩溃，偏偏已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地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鲁迅全集5卷31页）。车耀先同志也是从旧营垒过来的，听说他曾在川军第24军当过团长，但他却及早脱出旧垒，反戈相向。因此反动派恨之入骨，时时想除掉他。危险天天包围着他。
我记忆中，他被捕之前不久，有一天，我同邓初民先生（中共党员、民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当时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一道去看他，路上邓先生告诉我说，最近听说国民党伪航委会政治部主任简朴在一次演讲中，大骂车耀先同志，该政治部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这是个危险信号，恐怕要出事情，应当赶快通知车马上离开成都，以他过去和地方军人的关系，可先逃往西康隐蔽起来。我们准备找到他，约他到公园茶馆，把这消息告诉他。可是那天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另有人通知了他，但车态度非常镇定，说有许多工作离不开他，他不能走，他还说革命不能害怕流血！于是他仍从容地工作着战斗着，不久就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了。
我还听说他被捕之后先押往重庆某秘密监狱，一天他趁上厕所的机会，写了个纸条包上块小石子，从窗户扔了出去，纸条上写明如有人将它送到成都“努力餐”饭馆，可得大洋两元。他是想告知家里他关押何处。据说纸条被一个早上进城卖菜的老乡拾到，辗转送到成都，他家里曾多方设法营救，没有结果。正如上面所说反动派恨透了他，早已决定非杀害他不可了。
烈士们的忠骨，后来不知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连吊唁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南望松柏，无限怀依！烈士们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崇高形象，却世世代代活在人们心中，永远光辉，永垂不朽！王少燕 于张家口青年晋剧团1973年1月12日深夜
由此文可看出父亲受车耀先的教益影响之深，正如他在70岁时感慨自己人生时所表白的：认识这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受到相反的影响，发生这件事或另一件事，有了不同的经历，人的一生就会改观，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表述自己一生心里总有光明，总有理想，总有先烈。结识车耀先烈士并直接受其教导和指引对父亲能走上追求进步光明的人生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先烈的敬仰激发了他选择并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此后父亲的许多活动都是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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