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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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试读：
序例
一、本书完全依照西方传记的体例，记述李鸿章一生的事迹，并加以判断评论，使今后的读者了解其人。
二、中国的旧式文体，但凡是记述一个人的事迹，或是以传记的形式（以描述人物故事为中心），或是以年谱的形式（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或是以事略的形式（记述人物与相关事件的梗概）。这些都是纪事性质的，不作评论褒贬，就算有所点评也是附于文后。这样夹叙夹议的形式，其实是司马迁首创的，《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目都是如此。后世之人缺乏历史见识，不敢跟着学。笔者愚钝，只能偷师太史公遵循其写作精神而谋篇布局。
三、四十年（1861—1901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和李鸿章有关系。因此，笔者为李鸿章作传，便不能不以作近代史的笔法和心力来进行。笔者对于时局略微有些浅见，不敢隐讳，目的不在于前人，而在后世。只可惜时间仓促，旅途之中没有资料可以参考，记述中有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以后有机会补充勘正。
四、在平吴之役（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江苏战事）的记述中，湘军事迹占据了很大篇幅，看似冗词赘句，其实是由于淮军与湘军之间的关系极为繁杂，不这样着墨就不能充分展现当时的形势，请读者见谅。
五、《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转载了全文，是因为李鸿章生平事迹的前因后果与这些公文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不怕行文拖沓，还是全部收录进去。
六、李鸿章在中国背负了诸多毁谤，笔者与他，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下也不过泛泛之交，绝对不会存心为他鸣冤叫屈。因此书中诸多为其开脱辩护的言论，虽然与一般世俗的观点不同，却完全出自记录历史的公平之心；否则，何必虚耗人力付梓印制？英国著名首相格林威尔曾呵斥为其画像的画家：“照我的真实相貌去画！”这才是所谓真相。我写这本书，自信不至于遭到格林威尔的呵斥。若李鸿章能感受得到，想必也会含笑九泉说：“这小子是我的知音。”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901年12月26日）著者自记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第一章绪论
普天之下只有庸人才会既无错咎，又不得赞誉。全天下的人都憎恶他，这人可称之为超乎寻常的奸雄；全天下人都赞誉他，这人可称之为超乎寻常的豪杰。即便如此，这些发表评论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平常人，超乎寻常之人千百个之中也难挑出一个，以寻常人的眼光和见识来评价非常之人，难道可信？因此，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伪善媚俗、欺世盗名之徒，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功绩卓著的英雄豪杰。俗话说：盖棺论定。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到其死后才能作出结论。我知道有人去世数十年数百年，而对其的评价仍未有定论，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让后世的评论家无所适从、难以判断。比如，有的人得到的赞誉不计其数，而受到的诋毁也铺天盖地；赞赏者将其捧入云端，批评者将其踩至泥下。如今受到的诋毁，恰好足够与过去得到的赞誉相抵消；他处得到的赞赏，正好抵偿此处受到的毁谤。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所谓超乎寻常之人。究竟是超乎寻常的奸雄还是超乎寻常的豪杰姑且不论，只看他所处的位置及所做的事情，就不是平庸人的眼光和见识可以洞察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信口雌黄的。知晓这个道理的人才能够读我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同情李鸿章的际遇。李鸿章出访欧洲，在德国与前首相俾斯麦会面时请教说：“作为一国之重臣，想要竭尽所能为国家出力，但满朝官员都与自己意见相左，他们联合起来掣肘牵制，在此情况下，若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应该怎么做呢？”俾斯麦回答：“首要的是取得最高掌权者的信任，如果掌权者全力支持便可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不能成功呢？”李鸿章说：“如果掌权者不论谁的话都能听进去，而其身边的近臣和侍从又常常假君主之口作威作福，挟制掌控局势，那么处于这种情况下的重臣应该怎么做呢？”俾斯麦沉思良久说：“如果作为重臣，是以最大的忠诚操劳国事，按说一定能够匡正掌权者错误的想法，除非是与妇人女子共事，就不好说了。”（注：这些话是根据西方报纸刊载的信息翻译而来，普通的华文报纸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妇人女子”有影射慈禧太后之嫌而有所删减）李鸿章沉默不语。唉！我看到这里，就明白李鸿章郁积在心中的愤懑了。这些烦闷抑郁，不是旁观者所能体会的。我因为这一点而批评李鸿章，也因为这一点而体谅他。
自从李鸿章在世界范围声名鹊起，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达到了只知李鸿章而不知中国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李鸿章可谓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以甲国人的身份来评论乙国的政事，肯定不可能了解到真相，这一点，自不必说。然而说到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的确当仁不让。读中国近代史的人，都无法避开李鸿章不谈；读李鸿章传记的人，也势必要参照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我这本《李鸿章传》，也可以命名为《同、光以来大事记》。1896年李鸿章亲自去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家中拜访
当然，还不止于此。一个国家如今的现状，必定与该国之前的历史遥相呼应。因此，过去的历史是当下状况的原因，而当下发生的状况是之前历史发展的结果。由于李鸿章与当今中国有着深厚的关系，因此要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势必要高瞻远瞩洞若观火，体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更迭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及各民族间此消彼长暗潮涌动的力量变化，还有当今中国外交中的内幕隐情，这样才能充分了解李鸿章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孟子说：知人论世。世事固然不容易评定，而人难道就能轻而易举地了解吗？
如今中国普通的评论者，一般都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为李鸿章的功绩，以多次与外国谈判议和为李鸿章的罪过。我认为这种功罪的认定有失偏颇。以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以抵御外族入侵作为功绩，为保全某一家的利益而自相残杀，是我们所不激赏的。”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是同室操戈，手足相煎，如果以此为功，必让四海同胞心生忧惧。如果国人将积愤已久的国耻及对外议和的痛恨转为怨毒集中发泄到李鸿章一人的身上，纵然事出有因，但设身处地地想想，在乙未年（1895年）二三月份与庚子年（1900年）八九月之交，若是评论者处在李鸿章的位置，在那多事之秋的举措和处置，果真能比李鸿章出色吗？因此而非议苛责的人，不过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嬉笑怒骂一逞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对李鸿章功过的评定，与这种观点迥然有别。
李鸿章如今已然离世。国外的评论者，都将李鸿章视为中国第一人。还有人说：李鸿章的离世，必将引起中国今后局势的大变动。李鸿章是否堪称中国第一人，我不敢说，然而，纵观现下五十岁以上、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人能比得上李鸿章，这是我敢断言的；李鸿章之死，对于中国局势是否有影响，我不敢说，然而如今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好比老虎失去伥鬼，盲人失去辅助，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危机四伏，这是我敢断言的。然而，我又希望国外的评论不正确，因为如果这些评论属实，我泱泱大国只能依赖一个李鸿章来支撑，那么国家还有救吗？
西方哲言常提到：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亦能造就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不称之为英雄，然而他仅仅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造就的英雄，只是平常的英雄。世界如此之大，古往今来，历史悠久，何处何时没有时势呢？读一部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不计其数。若是说到造就时势的英雄，那么遍阅历史，千年也难遇一个。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因循守旧难以创新，始终无法大放异彩震耀世界的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这一感慨始终萦绕心间。
历史学家评论西汉的霍光，叹惜其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没能成为超乎寻常的英雄，也可归因于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国计民生的根本规律，不通晓世界的整体趋势，不明白政治的本原所在，他处在竞争加剧瞬息万变的十九世纪，却一味弥补缺漏，苟且偷安，不致力于增强国民实力，建设威势强盛德政完备的国家，而只是学习西方皮毛，取水忘源，小富即安，更是凭借一点小才智小权术，想要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博弈，出让根本利益，追逐蝇头小利。当然，并非他不鞠躬尽瘁，只是于事无补啊！孟子说：“一面在尊长面前没有礼貌地胡吃海塞，一面又讲究不用牙齿啃干肉，这就是不懂得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这话太有道理了。李鸿章晚年所做的事每每失败，就是因为这一点。即便如此，又何必对他过于苛责呢？李鸿章毕竟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举凡社会中的人，总难免被社会中数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世俗习惯所束缚，难以自拔。李鸿章没有生在欧洲而是生于中国，没有生在今时今日而是生于数十年前，早于他而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中，也没有出现一个能造就时势的英雄人物来因势利导襄助于他，可见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所孕育的人物只能达到那个程度了，因此绝对不能归咎于李鸿章一人身上。更何况他在大清朝廷所遇到的障碍，使得他自己的抱负都不能尽情施展？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而又同情李鸿章的际遇。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此以后会出现承袭李鸿章而雄起的人吗？随着时势的变化，英雄的标准也会改变，请后起者千万不要以我宽谅李鸿章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第二章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想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就要对李鸿章所属的国家、所生活的时代这两方面背景有深入细致的了解。
首先，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权专制的国家，又恰逢专制政体发展成熟、专制制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其次，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国家，又是满汉杂居多年、汉族人权利逐渐开始恢复的时代。
评论者动辄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这些评论者所说的权臣是如何界定的。即便如此，如果将李鸿章与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朝的张居正相比，与近代欧美日本的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重臣相比，李鸿章手中的权力却迥然不同。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回顾中国古代的权臣，他们专权独断、作威作福，挟天子以令诸侯，令天下人皆不敢正视，动摇江山社稷，而李鸿章却舍己尽忠，毫无野心，真可以算作纯粹的忠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看看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雷厉风行，改革政务，按个人意志杀伐决断，不理会怨忿猜忌，而李鸿章却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只能说是个平庸的大臣。纵然如此，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时代，与这些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试着与读者一同擦亮眼睛放宽视角，烛照洞察，古今上下，逐一剖析。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即便如此，中国的专制制度也遵循着进化的普遍规律，逐渐发展完善，直到当今时代始称完备，因而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为止已然被褫夺殆尽。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鲁国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陈恒（即后世俗称的“田常”），皆可算作千百年来权臣中的魁首了。那时可说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中取千，千中取百，层层选拔而来。就好比一棵大树，如果枝叶太过茂盛强壮，就会伤及树干，这是必然的。自两汉时起，天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体逐渐形成，但其根基尚未稳固，因此外戚干政之祸尤为严重。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相继而起，其权势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了汉室江山，就是挟带了贵族政治的余波。如若没有尊贵的家世和相当的资历，在那个时代绝对不敢妄图执掌大权。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及张奂、皇甫规这些人，他们功勋卓著，四海扬名，指点江山，尽可以改朝换代，然而他们依然鞠躬尽瘁，侍奉君主，无怨无悔，这便是儒家思想在起作用，理所当然。然而那时贵族掌权的风气并未衰落，因此如果没有显贵的出身和资历，是不敢有不轨之心的。这就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待到董卓之后，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曹操乘机篡夺高位，凭借武力战功而成为权臣就是从他开始的。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因循着武功夺权这条道路。这就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如，秦朝的商鞅，汉朝的霍光、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平民，没有任何倚靠，只是凭借才智学识得到主上的信任赏识，被委以重任，得以施展个人抱负，全国上下皆俯首听命，权倾一时，几乎相当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的首相了。这就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除此之外，更低层次的权臣则是巧言令色，谄媚君主，窃国弄权，荼毒百姓，比如秦朝的赵高，汉代十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都是强盗宵小之辈，气量狭小，见识浅薄，充不得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类，将中国数千年来所谓的权臣都涵盖进去了。王莽画像王安石像（清殿藏本）
简而言之，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到近代权臣越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权臣数量的增减变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与专制制度的发展完善成比例。而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发达，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渗透作用，二是颇具雄才大略的统治者的谋划。先贤孔子鉴于周朝末年贵族政治的弊端，思虑着通过一位英明的君主来安定天下局势，因此他在权贵势力恣肆猖獗之际，著书立说广开教化，一再设法建立儒家思想体系谋求解决之道。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树立君主权威。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化天下，君主与臣属之间的尊卑关系日益明显，世人也开始意识到权贵弄权是应该被诟病指责的。此后的两千年间，这一儒家观念成为了国民教育的核心，宋代学者又对此大加宣扬，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思想基础，缙绅名流中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儒家思想的义理既已深入人心，自然能够消弭这些人的枭雄气概和跋扈气焰，让他们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约束下循规蹈矩。比如，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李鸿章，都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加之历代君主，鉴于朝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也一直谋求弥补解决之道，统治方法日益完善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现象到汉朝末年几乎消失殆尽。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的俸禄解除其兵权；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是以嫌疑定罪，甚至株连九族。虽然这些做法或宽厚或残忍略有不同，但在削弱权势加强君权方面如出一辙。到了近代，全国上下采取郡县制度，废除了土地世袭，使得中央和地方相互牵制，皇帝则可以手执长鞭如同驱赶牲畜一般统御四方。即便在朝中为相作宰十年，或是在地方已然成为封疆大吏，只要皇帝早晨一纸诏书，傍晚你便权力尽释，身陷囹圄，与普通百姓毫无差别。因此，居显要位置的重臣没有几个能够善始善终的，唯有自我劝勉以持盈保泰的做法来保全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品德修养比古人好吗？实在是情势所迫。
出于以上两个原因，心存野心之人有所顾忌，就不敢肆无忌惮，天下也因此而稍微稳定了一些。而自律自爱之人，常心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戒，不愿置身于惹人猜忌的重要位置，即便在国家大事上，明知其中的利害得失自己应该勇于担当，却不敢首当其冲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秉承这种明哲保身的想法，这种现象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由来已久、日渐形成。
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个特别重大的原因。清朝源于东北的一个部落，壮大崛起，入主中原，以数十万的外来民族统治了上亿本土居民，他们不可能不心存你我有别的民族偏见，这是形势使然。自从云南、福建、广州设立三藩，任命明朝降将为封疆大吏，造成尾大不掉的形势，清政府竭尽全力平定三藩，才使得威权归于统一形成中央集权。因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中出过权臣，汉人官员中则没有。比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人，大致可与前代权臣们相比肩的，都是满人。除去定鼎中原的开国战事，历数其他几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用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族重臣督军。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内阁大臣还是封疆大吏，汉官多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政事没有什么发言权。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地位尊贵颇具声望，但实际上不过是弄臣而已。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咸丰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将军、宰相这类重要职位（将帅中偶尔有一两个人，也是出身于八旗中的汉军旗）。到洪秀全、杨秀清造反之时，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的身份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领八旗精兵远征，结果延误战机，使得敌军实力发展壮大，至此才开始明白八旗兵已然不堪用，而汉人被委以重任的时机方才来临。因此，金田战役实际上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开端。直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于湖南、湖北起兵，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大清朝廷依然任命满人官文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然不得不倚重汉人，然而又岂能因此就与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尽力与官文搞好关系，每当有军中事宜要向朝廷请示汇报，一定会让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必要推官文为头功；报捷的奏折，也要经官文认可才上报。这种谦让恭谨固然可敬，可内心的苦衷也着实可怜啊！读一读《曾文正公全集》，自从克复金陵（南京）之后，曾国藩一直战战兢兢，如芒刺在背。以曾国藩深厚的学识修养尚且如此，更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不如曾国藩呢？因此我说：李鸿章的地位，与汉朝的霍光、曹操，明朝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迥然不同，这是形势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要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不得不了解一下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表面看来，也算是位极人臣了，然而清朝自雍正以来，朝廷的实权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同治以后，督抚的权力虽然日渐增强，但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国家政事上的得失功罪，军机大臣应当负主要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地方督抚，与普通的督抚不同，但是如果将近四十年来政治举措上的失败全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之身，那么李鸿章当然不能接受。试将同治中兴以来握有一定权力的军机大臣列举如下。光绪皇帝【按语：由此表窥斑识豹，可洞察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态势。太平天国、捻军作乱以前，汉人中并无真正掌权者，文祥（满）和沈桂芬（汉）两人，实际上就是汉人掌权执政的开端。其后的李鸿藻、翁同龢将位置传于孙毓汶、徐用仪，他们的才能智识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同治之后，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据一大半，连内阁中枢，汉人实力也急剧增强。戊戌（1898年）八月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个中内容，说来话长，因与本书主旨无关，就不详细论述了。】琦善翁同龢（张元济题《翁文恭公遗像》）徐用仪荣禄
由此可见，李鸿章数十年来的共事之人都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否贤能是否有才干，不便细说，但重要的是，这些人都不是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理念的人。李鸿章对俾斯麦所说的话，的确有根据，更何况军机大臣中还另有一些只知奉旨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这一观点，并非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他开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掌握实权，可尽情施展抱负，我认为他的成就也绝不会超过今日。为什么？因为李鸿章本身就是个缺乏学识的人。
况且，假使李鸿章是个真正的英雄豪杰，那么凭借他已取得的地位，又怎会不巩固增强自己的实力，广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全天下推行其个人的执政方略呢？像格兰斯顿、俾斯麦，难道就不曾遇到阻力吗？因此，我实在无法为李鸿章辩护。即便如此，如果将中国政策的失误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一人，尽管他个人难辞其咎不值得同情，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们，反而有了推诿的借口得以脱逃罪责，而我国四亿人中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将不再反思自己的罪责。这就是我出于对李鸿章处境的理解而不得不为他辩护的原因。至于他的功过得失及人品才干，将于后文论述。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第三章李鸿章显达之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的逐步东扩 中国内乱的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名为李进文，母亲沈氏，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三子李鹤章、四子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排行第二，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自幼在普通私塾读书，准备科举应试。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那年是丁未年。
李鸿章出生时正值法国大革命风潮平息之际，盖世英雄拿破仑流亡异国孤岛（英属圣赫勒拿岛）凄惨死去。西欧大陆风波平息局势稳定，各国不再相互侵略，而是养精蓄锐，以图征服东方。于是，维持了数千年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祸乱频发。伊犁界约，俄国人在北方食言；鸦片战役，英国人在南方寻衅。当时正处多事之秋，举国上下急需人才。加上瓦特刚刚发明了蒸汽机，大型轮船军舰，乘风破浪，一日千里，天涯之隔如近在比邻；苏伊士运河开凿成功，东西方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西方势力逐步东扩，这股力量奔腾澎湃，如狂风，如怒潮，惊涛拍岸，令日月无光，无法遏止，难以抵抗。因此，李鸿章所经历的年代，实为中国与世界开始密切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与各国交涉最为艰难的时代。林则徐虎门销烟图林则徐
回顾一下国内的情况，自乾隆朝以后，国力由盛而衰，民生凋敝，官吏骄奢专横，国内也日渐多事。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贵州爆发红苗叛乱。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兴起，势力蔓延至五个省区，前后持续九年，最终（嘉庆九年，即1804年）清政府累计消耗两亿白银的军费才勉强稳定住严峻的形势。与此同时，海盗蔡牵等人以越南为巢穴，侵扰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烧杀抢掠，肆意作乱，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才被平定。紧接着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人又开始造反，侵扰危害山东、直隶，而陕西也传来劫匪贼盗肆虐的警报。道光年间，又爆发回部张格尔叛乱，边境不得安宁，官军大举进攻讨伐，整整七年时间才勉强平定。因此，嘉庆道光年间，国力衰败，民心浮动，满朝上下尽是醉生梦死之人，文臣武将贪图安逸，歌舞升平，百姓水深火热，无处申诉，有识之士不免忧心忡忡。签订《南京条约》（油画）E.邓肯1843年绘制的画作，描绘了1841年1月中英海战中国船只被炮击的场景英国人所绘制的皇家爱尔兰团在厦门战斗的场景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可谓一部流血的历史；所谓人才，则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往今来的大事，只有乱世才出英雄，太平盛世则无英雄。形势发展至道光咸丰末年，所谓英雄，才开始磨刀霍霍、摩拳擦掌，伺机而动。自从中国建立国家以来，就没有人民参政议政的先例，百姓深受官吏的欺凌压迫，投诉无门之人，抵抗的办法不外乎两种：小则罢市，大则造反，这也是情势逼迫的无奈之举。而揭竿起义，改朝换代，也被视为寻常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出身草莽，今天是贼寇，明天说不定就是君王，唯有强者才备受尊崇，其他都微不足道。正是因为这种风气惯例、这种心理，历代平民起义造反的事件，在史书上才比比皆是。其间能维持太平安定一百多年的，不过是由于经历了之前的祸乱杀戮，人心思定，厌恶战争，加之人口骤减，谋生变得较为容易；或是君主大臣统治有方，用小恩惠笼络民心赢得了威望，在政治方面修修补补纠正错失，才换来了一时的安定。实际上，国内动乱的种子，从来没有灭绝过，略有可乘之机，便会死灰复燃。因此，我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实质上是以脓血写就，由肝脑涂抹，这是无法隐讳的。清朝由关外兴起，入主中原，以汉民向来自尊自大蔑视异族的心理，自然不可能对此毫无芥蒂。因此，自从明朝灭亡以后，组织秘密党会意图反清复明的明朝遗民，两百多年来一直未曾间断，势力蔓延至十八个省区，光复组织比比皆是。以前这些明朝遗民虽然也多次煽动造反，但由于英明君主的相继出现，动乱一直未能得逞，而郁愤积聚得久了，自然一触即发。道光咸丰之后，官吏平庸拙劣不足为惧，这种情形越来越明显。而朝廷腐败弊政连连，国耻侵略纷至沓来，忠于朝廷的有志之士希望扫除阴霾改革弊政破旧立新，狡黠而野心勃勃之人想要乘机夺权达成非分之想，这就是所谓形势所致、理所当然。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乘机出现；一代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应时而出。1795年平定苗族战役的版画林清像
李鸿章最初以优贡（明清科举制度中由地方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生员）的身份客居北京，凭借诗文才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因此成了曾国藩的门生，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学习儒家思想和经世致用的学问。李鸿章毕生所依凭的学识修养，都是以此时的积累为基础的。待到他进入翰林院，不到三年，金田之乱爆发，洪秀全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在广西揭竿起义，仅仅两年多时间，其势力就覆盖了半个中国。东南部的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岌岌可危，颇有令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的势头。那时，李鸿章恰好在安徽老家，以幕僚身份为巡抚福济和工部（兼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做事。此时，庐州已然陷落，敌兵分别占据了附近城市，形成了两面夹击的掎角之势。福济想要收复庐州，苦于不能实现，李鸿章便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断绝敌人后援，福济当即授权李鸿章带兵出击，攻克了这两个县城。于是，李鸿章的军事才能开始彰显，那时是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
当洪秀全攻陷武昌时，曾国藩正以礼部侍郎之职在湖南老家丁忧守孝。他奉旨帮办团练，壮怀激烈，以操练出一支精兵劲旅解救朝廷于危难之中为己任。于是，湘军成立。湘军，是淮军的母体。此时八旗绿营的旧兵，军纪松弛，怠惰庸碌，贪生怕死，不堪调用，将领也都庸劣无能、怯懦失职。曾国藩深入体察整个局势，明白必须扫除陈腐改弦更张方能奏效，因此四处招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清朝恢复的转机，自此开始。曾国藩立像曾国荃立像
洪秀全占领金陵之后，渐渐滋生了骄奢怠惰的心理，太平天国内部相互倾轧自相残杀，已然腐败不堪。假使清军当时有得力的人才，发挥实力直捣黄龙，太平天国弹指间便可被清剿。无奈清军的骄横腐败，比敌人更严重。咸丰六年（1856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第一次溃败；咸丰十年（1860年），和春、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再次溃败，以致江苏、浙江相继沦陷，敌军气焰比之前更为嚣张。再加上自咸丰七年（1857年）丁未以来，清政府与英国开战，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正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那天。天时人事，厄运更迭，自此清朝传承十代的宗庙社稷，已命悬一线。洪秀全太平天国天王印玺
曾国藩虽然统兵十年，但他所负责的只是上游地区的战事（“上游”是相对于太平天国势力中心的苏浙地区而言），这固然与曾国藩深谋远虑、行事慎重，不急功近利，采取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的军事策略有关；然而，也因为朝廷用人不专、事权不一，使得曾国藩无法充分实现自己的军事意图。因此，当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区时，因地方官员的牵制掣肘而贻误战机的情况一再发生，使得湘军很长时间无法取胜建功。直到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朝廷才认识到除了湘军之外，再无兵力可以倚重。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清廷先是任命曾国藩为名义上的两江总督，紧接着又授予他军政实权，即钦差大臣的官职，以便监督处理江南军务。于是，兵权、财权才开始集中于曾国藩一人手中，使之能够与左宗棠、李鸿章等贤才一起，合力筹谋苏州、江苏、安徽、浙江的战事，自此大局才开始有所转机。
李鸿章在福济那里做幕僚时，福济曾上书举荐他为道员，但在郑魁士的阻止下，李鸿章没能得到此职。当时谣言四起，毁谤丛生，李鸿章几乎不能在老家立足，后来虽然递补了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但徒有虚名而无实职。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军转战武昌，李鸿章前来拜谒，才留在曾国藩麾下谋事。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曾国藩调遣在抚州的湘军旧部四营及新募五营，由其弟曾国荃统领，赶赴景德镇协同作战，而李鸿章也作为参谋一同前往。江西的叛乱平定后，李鸿章又跟随曾国藩在指挥部待了两年多。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商议建立淮阳水师，奏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未获批准；又再次举荐他为两淮盐运使，奏疏递至北京时，正赶上咸丰皇帝避难承德，此事便不了了之。此时，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了，怀才不遇，抑郁满腹，只能像当年闲居荆州的刘备那样拍着大腿慨叹岁月蹉跎、半生已过，自认命运不济，不敢再谈功名利禄了。唉！这是上天加之于李鸿章的磨难，还是上天给予李鸿章的恩赐呢？让他困顿窘迫、颠沛流离十多年，是在磨炼他的气度、增长他的才干，为他日后担负重任做准备。而跟随曾国藩做参谋的这几年军旅生活，正是他学习并积累实践经验最重要的过程，让他受用终生。李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天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哉。第四章军事家李鸿章（上）
李鸿章的崛起与淮军的成立 清军的衰败与饷源的枯竭 江浙两省得失的关系 常胜军的兴起 李鸿章与劲敌 李秀成 淮军平定江南的功绩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的关系 克复金陵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纷而起，待到项羽称霸之后，韩信才出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四方英雄纷纷而起，待到曹操奠定霸业，诸葛亮才出现。自古以来，对于大伟人的进退升降、出世入世，上天总是尤为吝惜，必要等到时机成熟，就好比弓弦拉满，才将箭发射出去。冥冥之中，似乎没有力量主宰，又像暗有力量推动。谢灵运曾说过：“各位升天虽在我之前，但成佛必在我之后。”我看中兴时期（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的这些大臣中，李鸿章是最晚成名的，却是声望最高、执政最久的。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的确称得上是时代的骄子。
咸丰六七年之际（1856—1857年），太平天国的声势达到了极点，而清军的衰败也日益严重。朝廷决策摇摆不定，各地握有实权的官员互相猜忌，加上军需匮乏、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只能依靠各省自行筹备粮饷，零零碎碎，东拼西凑，以缓解一时燃眉之急。此时虽然有赤诚爱国的忠良和具雄才大略的贤才，也无法立竿见影，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于是，出于万不得已，有人提议请欧美军队协助平乱。民间画工阎美人所绘制的《太平军北伐图》，原图绘于杨柳青东大寺大殿东壁，后为清军毁坏
最初，洪秀全、杨秀清占据了金陵，四面进攻，十八个省区，到处不得安宁，历经十年也没能平定。清政府的衰败无能，世人有目共睹。因此，在上海的英国领事和大商人，并不是将洪秀全视为反贼，而是视同欧洲列国为民权而战的革命党一类的人物，文明友好地与他结交，时不时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奢淫逸，太平军内讧倾轧、内政废弛，情况越来越严重。欧美的有识之士，洞察其行为举措，就意识到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和平博爱，所谓平等自由，都不过是徒有虚名，究其本质，与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乱贼流寇毫无区别，因此明确断定洪秀全无法成就伟业。于是，英、法、美各国都一改之前的对华政策，想要借兵帮助清政府平定祸乱。列强明确向清廷表明意图，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俄国还想派遣海军小型舰队，运载一些兵士，沿长江逆流而上，帮助清政府剿乱，为此俄国公使伊格那还专门拜谒恭亲王奕䜣表达此意。【按语：欧美各国，当时刚与中国通商，他们肯定不希望中国发生内乱。因此，当两军对战相持不下、多年胜负不决的时候，他们必然想要出手相助以期迅速平乱。而清政府的腐败不堪，长久以来让西方人忌惮厌恶，他们寄厚望于革命军，也是情势使然。那时欧美各国，帮助清军则清军胜，帮助太平军则太平天国胜，胜败之机，转瞬即变。假使洪秀全真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谙熟外交技巧与涉外事务，迅速与各国通商并订立条约，借助外力平定中原，那最终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准。可惜洪秀全这小子执迷不悟，内部腐败倾轧，外交失和树敌，最终被剿灭，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而李鸿章等人功成名就，也在于此啊！】
时值英法联军刚刚攻占北京，咸丰帝远逃热河。虽然和约已经签订，但彼此之间的猜忌还十分严重。因此，恭亲王奕䜣对于外国借兵助剿的提议不敢擅自决断，他一面向远在热河行宫的咸丰帝请示，一面征询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各位地方大臣的意见，让大家各抒己见。当时极力反对，说借兵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的父亲）。薛焕虽然不同意向欧美借兵，却建议雇用印度兵，卫戍上海及周边地区，并建议任命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的回复大致意思也如此，说此时中国衰败疲弊已到极点，外国人出于好意施以援手不好拒绝，所以应当一方面以好言答复其主动襄助的热切心理，但延缓他们出兵会合的时间，另一方面启用外国将官，达到剿平叛贼的实际效果。于是，清政府批准了这一提议，先婉言谢绝借兵助剿，而后任命曾国藩聘请外国军官操练新军，这就是常胜军成立的开端。而李鸿章开始建功立业，也与这件事大有关联。
华尔是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身为军官，由于犯了轻微的罪行而逃离美国，藏身上海。咸丰十年（1860年），洪秀全的太平军侵占江苏，苏州、常州都已沦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道华尔稳重刚毅有才干，就将他举荐给布政使吴煦。于是，吴煦向美国领事申请，赦免了华尔昔日的罪行，让他招募了几十名愿意从军的欧美人，又增加了几百名自愿应征的中国人，加以训练，防卫江苏、上海。后来，这支部队多次与敌军交战，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披靡。因此，清军、太平军都称之为“常胜军”。其实常胜军在李鸿章还未到上海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如今想要记述李鸿章的战绩，请允许我先从李鸿章建功立业的地方和形势说起。
江苏和浙江两个省份，是中国财政赋税的中流砥柱，失去江浙，国家将无法生存。所以，兵家必争之地非武汉莫属，粮饷重要源头非苏杭莫属，略微懂些军事战略的人都知道。由于近期各地清军声势高涨，洪秀全不敢再像之前那样轻敌了，况且安庆刚刚被清军收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年即1861年八月由曾国荃克复），金陵形势越发孤立紧迫。于是，洪秀全派遣将领李秀成、李世贤等兵分两路进攻江浙，以牵制清军的兵力。李秀成的部队骁勇善战，锐不可当，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接连沦陷，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各地也尽遭侵扰，逃难的百姓涌入上海。
收复安庆后，湘军的声望日益高涨，当时中央及地方的重要官员中与曾国藩不和的，不是身死就是罢官。因此，征讨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完全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朝廷多次下旨敦促曾国藩率兵东进，以图收复苏州、常州、杭州失陷的郡县，五日之内，接连下了四道口气严厉的圣旨。于是，曾国藩上奏举荐左宗棠专门负责浙江军务。江苏绅士钱鼎铭等人，又在十月份乘轮船逆流抵达安庆，面见曾国藩，哀求他派遣援军，说淞沪一带地区有三个可乘之机但转瞬即逝，即当地团练、枪械船只、内应；说有三处城池虽未沦陷但稍待即失，即镇江、湖州、上海。曾国藩得知后十分动容。那时，粮饷匮乏，兵力不足，左宗棠率领的楚军实在抽调不出兵力。于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讨，约定次年二月增兵援助。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朝廷向曾国藩征询援苏统帅的人选，曾国藩推荐了李鸿章，并提请酌情调拨几千士兵，让李鸿章率军急速赶赴下游，协助剿乱。于是，李鸿章回到庐州招募淮人勇士。到达安庆后，曾国藩又为他制定了军队章程，武器装备、粮饷数量都比照湘勇的规章和标准，同时参照楚军的营规建制加以训练。
先是淮南屡次遭到太平军和捻军的侵扰，百姓困顿，合肥的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以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从咸丰初年就开始组织当地民兵团练保卫家乡，构筑堡垒防范贼寇入侵。因此，安徽全省几乎都深受战乱之害，唯有合肥安定自守。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军，就是在原有乡里团练的基础上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都追随李鸿章参军。安徽人程学启，一直在曾国荃麾下，官至参将，智勇双全，出类拔萃，被曾国藩特别选拔出来跟随李鸿章，后来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再加上淮军成立初期，曾国藩还调拨了湘军若干营作为补充，并且专门从湘军将领中选拔了一位出色的军官统领，也让他听从李鸿章的指挥，此人便是郭松林。因此，淮军中的名将，历数下来，就是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这几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淮军正式成立，共八千人，计划沿长江顺流而下，从太平军的营垒旁冲过去增援镇江，但尚未确定。二十八日，上海的官绅们筹集了十八万两白银，雇用七艘轮船，驶来安庆迎接淮军。于是，李鸿章决定将军队分三批赶赴上海。三月三十日，淮军全部抵达上海，李鸿章奉旨代理江苏巡抚，薛焕（原江苏巡抚）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外交事宜。
此时，常胜军的建制还不完备。华尔以一个外国将领的身份，指挥五百人，守卫松江。这年正月，太平军一万多人进攻松江；华尔的部队深陷重围，奋力抵抗，击溃敌军。待到李鸿章抵达上海，华尔率部归于李鸿章麾下，李鸿章又招募了一些强壮英勇的中国人，让华尔加以训练，这些士兵的薪俸供给比其他湘军、淮军更为优厚。从此，常胜军的效用开始大大发挥。
松江府，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交界之处，是地方提督驻守之地，也是江苏的交通要道，太平军急于攻下此地。于是，李鸿章令常胜军与英法驻防的军队会合（当时英法有若干守备部队，专门驻扎在上海保护租界），进攻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打松江东南的南汇县。双方激战，英法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嘉定县失陷，太平军乘胜追击，企图攻入上海，程学启半路拦击，击败敌军。南汇的太平天国将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一万多太平军再度来犯，刘铭传坚守南汇，大败敌军，就此收复川沙厅。然而，太平军依然势头强劲气焰不减，一路兵马围攻松江、青浦，一路兵马驻扎广福、塘桥，集中兵力于泗滨对新桥虎视眈眈。五月，程学启一支军队独守新桥，抵挡着多路太平军的猛攻，深陷重围，形势紧迫。李鸿章得知后，亲自领兵支援，在徐家汇遭遇敌军，展开激战，大获全胜。程学启从营中遥遥望见李鸿章的帅旗，迅速出营夹击，灭敌三千人，俘虏四百人，还有一千多人投降。驻守在松江府外围的太平军，听闻战报，大为震动，心生畏惧，急忙向北撤退。新桥之围解除，上海严峻的防御形势也有所缓解。
淮军刚到上海时，西洋人见士兵衣帽粗陋，都暗地嗤笑。李鸿章缓缓地对身边的将领说：“军队是否精良，难道在于服饰？等他们见识了我们的作战能力，自然会有定论。”等到欧美人见识了淮军将领的勇猛坚毅以及军纪的严整，莫不改变态度肃然起敬，而刚归于李鸿章统辖的常胜军，也开始对李鸿章的统御心悦诚服。英国画家仿绘的太平天国事件中清军战报的铜版画《剿灭粤匪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载
当时，曾国藩以一人之力担负着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责无旁贷，也无人能够掣肘。于是，他命令李鸿章平定江苏南部，左宗棠肃清浙江，曾国荃清剿金陵。金陵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与江苏、浙江，必须相辅相成、互为照应，才能形成强大的势力。所以，如果不扫清江苏的敌军，就不能围困金陵；如果不包围金陵这一敌军老巢，江苏的战事也难以取胜。当淮军前往上海时，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计划水陆并进协助淮军，攻破太平天国在长江南北两岸的防御工事。四月，曾国荃从太平府沿长江顺流而下，拿下金柱关，力拔东梁山营寨，又接连攻破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曾国荃就率军驻扎到了金陵城外的雨花台，这正是李鸿章解松江之围的时候。因此，评价这次战役的功绩，应当明白的是，湘军之所以能收复金陵歼灭大批敌军并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际上是由于李鸿章等人切断了外围的支援供给，使得金陵的粮饷来源、兵力都陷入孤立，就好比砍掉了大树的枝叶，其根干必然会凋萎。而淮军之所以能够平定吴地整个地区立下大功，也不是李鸿章一人之功，实际上是由于曾国荃等人直捣太平天国的巢穴，致使敌军精锐部队产生后顾之忧，气势受扰，锐气受挫，终陷困局。苏东坡有词曰：“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与同治二年间（1862—1863年），这种英雄辈出的景象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大奇观了。
李秀成堪称李鸿章的劲敌，也是太平天国将领后起之秀中的第一人。洪秀全起事初期，太平军中的杰出首领有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而后，冯云山与萧朝贵在湖南战死沙场；杨秀清与韦昌辉在金陵内讧，互相残杀；石达开则个人志向远大，不满足于现状，别树一帜，转战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区。于是，“五王”不复存在。咸丰四五年间（1854—1855年）是清军最为萎靡不振的时期，而江南地区太平天国的气势也渐渐衰落了。李秀成是普通小兵出身，地位低下，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他也不过是杨秀清麾下的一个小侍卫。然而，李秀成相当聪慧机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因此在太平天国末期，仍能以太平军的余力掀起翻江倒海的声势，使清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最后又坚持了六七年才被彻底平定，就是有赖于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人的努力。陈玉成在长江中上游纵横征战，于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掀起暴风狂澜；李秀成出没于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在苏州、杭州、常州、扬州激起滔天巨浪。陈玉成死后，洪秀全所仰仗的中流砥柱，唯有李秀成一人。李秀成不仅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大度、宽厚仁德、体恤部属，极得人心。所以虽然安庆被清军收复，下游的形势却越发糟糕。自从曾国荃率军围困雨花台之后，江苏地区及金陵周边战事不断，让李鸿章和曾国荃费尽心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最终获胜，这一切都是因为李秀成。因此，要评价李鸿章，就不能不了解李秀成。
李鸿章自从南汇一战后，根基逐渐稳定，打算与金陵的官军互相策应，牵制敌军势力，并制定了进攻策略。那年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突袭青浦县城，顺利攻破；又派遣另一支部队驾驶汽船渡海进攻浙江绍兴府的余姚县，成功收复。八月，李秀成派谭绍洸率兵十多万入侵北新泾（处于江苏地界，距离上海仅有数里）。刘铭传半路拦击，大破敌军，使得太平军退守苏州。
同月，淮军与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进攻慈溪县，顺利收复。在这次战役中，常胜军统领华尔英勇奋战身先士卒，胸部中弹而亡，遵其遗言让他身着中国衣冠入殓安葬。于是，美国人白齐文接替他率领常胜军。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江南地区瘟疫肆虐，许多清军死于疫情。李秀成趁此机会，想要解金陵之围，于是在闰八月挑选苏州、常州的十多万精锐部队赶赴金陵，包围了曾国荃大营，调集数十门西洋开花大炮集中轰炸，连续十五昼夜，清军殊死抵抗，士气始终高昂。九月，李秀成又命令李世贤从浙江率兵十多万合围金陵，进攻越发猛烈。曾国藩得到战报，十分忧心，赶紧从其他地方征调援兵。然而，当时浙江及长江以北各方面的清军，都有各自明确的作战任务，因此无法增援。这场战役着实是两军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激烈战役。当时，太平军二十多万，陷于重围的清军不过三万多，并且病死、战死以及负伤的将领士兵超过一半。然而，曾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团结关爱如同家人父子，使得三军将士甘愿以死效忠。也正因如此，才能抵抗住十倍于己的强大敌军，成就战功。李秀成一时无法解金陵之围，再加上江苏地区清军的士气渐渐振作，他唯恐江苏有失而金陵更无法自保，于是在十月领兵撤退，雨花台之围也得解。【按语：这场战役之后，洪秀全大势已去。在敌人固若金汤的城池下驻军，是兵家之大忌。当时，清军将领向荣、和春，就因此接连两次失败。所以，曾国藩以此为戒，相当警觉谨慎。曾国荃一开始屯兵雨花台时，曾国藩就多次劝诫。待到这场战役，外面有十倍于自身的强悍军队，内部有身处绝境拼死抵抗的贼寇，清军处境之危急达到极点。然而，太平军明知道清军如此势单力薄，满目疮痍，伤病惨重到那种程度，却不敢近身肉搏突击强攻，决一死战，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建立非凡的功业，结果功亏一篑，引兵撤退，致使进退失守，最终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当时太平军的将领们富贵已极，骄奢淫逸，贪生怕死，而导致如此结果。这也是清军始料未及的。曾国藩说过：军队最忌暮气。道光咸丰之交，清军暮气沉沉，而太平军则朝气蓬勃；到同治初年，太平军士气萎靡，而清军却充满朝气。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此。这是实话实说啊！以李秀成的贤能，尚且无法避免失败；像洪秀全这样快要入土之人，就更微不足道了。正所谓：灭六国的是六国本身，而非秦；灭秦的是秦朝自身，而非天下。殷商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有志于天下的人，一定要以此为戒啊！洪秀全从一个市井无赖，一朝崛起，没几年便占据了半壁江山，他没能以风卷残云的势头，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于马背上开创一代伟业，而是苟且偏安，将金陵视为安乐窝，筑起深宫尽享荣华，守住一城，坐以待毙。真是连陈涉之流也不如啊！因此，向荣、和春的溃败，不是洪秀全本身有什么自保的本事，而是他所遇到的敌手也和自己的水平不相上下，所以才得以苟延残喘。唉！曾国藩与洪秀全，一人兴起，一人覆灭，是天意，还是人为？君子说：在于人为啊！
又按：这是湘军和淮军的各位将领建立功勋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如果不围困金陵，就不能牵制江浙的敌军，而李鸿章新组建的军队，也难以迅速克敌制胜；如果不进攻江浙，则不能解除金陵之围，而曾国荃久已疲顿的部队，也无法保全。读史之人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
李秀成围困了金陵，命令副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谭绍洸等率部十多万，兵分两路，从金山、太仓向东进攻，淮军诸将防守抵抗，两军在三江口、四江口交战，互有胜负。太平军又沿运河屯兵驻扎，绵亘数十里，在运河及支流河道架设浮桥，往来交通，进攻黄渡，被围困于四江口的清军情势危急。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部署诸将，进攻太平军大本营，敌军强悍善战，淮军几乎难以支撑。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将领身先士卒，挥剑奋战，清军士气大振，大破敌军，擒斩一万多人，四江口之围得解。
常胜军统领华尔死后，白齐文以副手的资格接替了他的职位。白齐文这个人与华尔完全不同，是个贪权狡诈的宵小之辈。当时，他见官军处境窘迫危急，便与李秀成私下沟通联系。十月，他计划在松江城为李秀成做内应，跑到上海胁迫道台杨坊，索要巨额军费，没能得手，于是殴打了杨坊一顿，掠夺了四万两白银逃走。李鸿章听闻此事勃然大怒，立即与英国领事交涉，罢免了白齐文，并让他赔偿了掠走的钱财，由英国将官戈登接替他，常胜军才开始重新被启用，当时正是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这实际上是李鸿章与外国进行交涉的第一件事务，其行事之果断、作风之强硬，值得赞赏。【按语：白齐文被罢免后，本来要处死，后在美国领事的阻拦下，得以释放。结果白齐文回头就投降了李秀成，作为参谋，参与策划了多次战役，但规模和成效都相当小。他建议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掠夺破坏当地桑茶，烧毁村舍房屋，集中兵力向北进攻，占据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中原地区的有利形势，以控制东南地区，这是清军水兵实力无从发挥的区域，以此可成就大业等。李秀成没有采纳。白齐文又为太平军购买武器装备，盗取汽船，弄到数门新式大炮，献给李秀成，致使后来苏州之役中，清军在宝带桥一带牺牲数百人。由于白齐文一直得不到李秀成的赏识，又赶往漳州投靠其他的太平军将领，途中为郭松林所擒获，被杀身亡。】
先前曾国藩抓获了太平军的一个间谍，得到了洪秀全写给李秀成的手谕，说湖南、湖北及江北地区，如今正是兵力空虚，命令李秀成领兵二十万，先攻占常熟，而后一面攻打扬州，一面窥视安徽、湖北。于是曾国藩派人飞报李鸿章，让他先发制人，说当务之急是夺取太仓州以干扰常熟的形势，牵制李秀成，使他无法赶赴江北。英雄所见略同，李鸿章也有此意。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李鸿章命令常熟守将，誓死坚守等待支援；又派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领各自部队驾驶轮船赶赴福山，与太平军交战数十次，都取得了胜利。另派程学启、李鹤章攻打太仓、昆山以分散敌军兵力，并命令戈登率领常胜军与淮军合攻福山，成功攻克，常熟之围得解。三月，收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多人，程学启功劳最大，从此越发受到戈登的敬佩。
五月，李秀成从无锡出发，与五位部将一起率领水陆大军数十万，以图支援江阴、占据常熟。李鸿章派其弟李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分兵防御。刘铭传、郭松林遭遇敌军先锋，出击获胜。然而，敌军势头太猛，每次战斗，双方死伤人数都不相上下。当时，太平军在运河两岸筑起连营，北自北漍，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堡垒上百个，都扼守在运河的险要位置；桥梁尽数摧毁，河面上布置了炮船，水军陆军相互策应，形势相当严峻。
李鹤章与刘铭传谋划暗地里收集木材建造浮桥，半夜强渡突袭，击破了北漍的敌营三十二个。郭松林也发起猛攻，攻破了南漍的敌营三十五个。周盛波的部队，击破麦市桥的敌营二十三个。太平军大溃败，死伤数万，尸体甚至阻塞了河流。清军俘虏太平军各级将领一百多人，缴获战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比比皆是。自此以后，顾山以西再不见太平军的踪迹，淮军士气大振。六月，吴江的太平军将领望风而降。
程学启率领水陆部队一万多人，与刘铭传计划收复苏州，攻破花泾港。太平军守将投降，部队便驻扎在潍亭。七月，李鸿章亲自率兵，收复了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命令刘铭传进攻江阴。敌军猛将陈坤书调集湖南、湖北、山东等四方面部队十余万人，合力增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勘察敌情，只见太平军大大小小的营垒星罗棋布，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便确定了猛攻的战略。敌军顽强抵抗，双方相持不下。后来，江阴城中发生内乱，开门纳降，江阴克复。
那时，程学启另行驻扎在苏州附近，连日奋战，前后取得了数十次胜利。太平军位于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地的十余处营垒尽数沦陷。而郭松林的部队，也取得了新塘桥大捷，斩杀太平天国伪王两名，歼敌一万多人，缴获船只百艘。太平军水师实力大大衰落，李秀成痛哭流涕，悲愤难抑。从此，淮军声名鹊起，威震天下。
太平军遭受重挫后，李秀成大举反攻，力图收复失地。他命令部将集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地的部队八万多人，船只一千多艘，从运河口出发，而自己又亲率数千精锐部队，占据金匮援助苏州，相互策应，与清军连续作战，互有胜败。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十九日，李鸿章亲自督军，任命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攻苏州城，经过一番激烈的苦战，攻破了苏州外城。李秀成和谭绍洸等人退回内城，严防死守，在清军的水陆并进、三面围攻下，城中粮尽，人心不稳，心生疑惧。李秀成麾下的裨将郜云官等人，心生猜忌，有了二心，并暗地里向程学启乞降。于是，程学启与戈登亲自乘小船来到苏州城北的阳澄湖，与郜云官等当面签订降约，若能杀死李秀成、谭绍洸，献上二人首级，就承诺给予二品的封赏。有戈登作保证人，郜云官等人便深信不疑。然而最终，他们还是不忍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斩杀谭绍洸，随后离开。
李秀成对郜云官等人的图谋略有察觉，只是事情发展到如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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