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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楼肇明,天波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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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散文经典·西方卷9试读：

序　关于散文本体性的思考

人类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时制约着人。人是文化动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说人丧失了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人唯一区别于动物的要著所在。

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也就是说从人的生存方式这个根本来界说散文，这样，就不管文体理论家们迄今为止提出了多少个有关散文的定义，和多少种文体理论的阐述，也不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差异有多么巨大和繁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供界定的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语言艺术是一个互有交错渗透、类别之间边缘模糊的长长的序列。散文，则位于以诗为一极和实用文字为另一极的广阔中间地带，这两极如同拥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断向广阔的中间地带进行渗透、干预和汲取，从而繁衍出一个个新的文体品种。如诗和散文媾合诞生了散文诗，新闻和散文交媾诞生了报告文学等等，但不管诗和实用文学如何渗入和汲取，诗和实用文字这两极之间的开阔地却不会因此丧失一寸领土，而是更加郁郁葱葱，是一片鲜花开不败的文学原野。如同有的文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魂灵和精神，散文是整个文学大厦的基座，是诗以外别的文学门类的母体；它还每每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潮涨潮落的标尺，是作家们文字能力的试炼场，测试其思想、文化、审美涵养全部综合实力的一枚指针。这一描述，可以说是观察了共时性散文繁杂现象后的一个概括性描述，但它还不是对文体作历时性的纵剖面抽象。历时性的抽象观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功能，终究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而后形成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据了辽阔的文体类别地域，文体的巨大包容性和类别边缘的模糊不清产生了文体界限依违两可的浮动性，而这又恰恰可以在历史的循环论证中得到证实。那么，什么是东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呢？

纵观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说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发韧期和该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叠和膠合的。无论东西方哪一个民族，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构成的。在中国，为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在西方则是影响整个西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著述。这是西方无论哪一民族的文学史家们在追本穷源时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头。也许有人会说，这一提法漏掉了史诗和宗教经典，说的不错，但史诗也是史，宗教经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状和思想的记录，从文学的角度把它作为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亵渎之举。不过，源头仅仅是源头，而不是汩汩泱泱从远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头的重要性在于流是从源头开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哺育着流，流是对源的回应，源则规定着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传散文在铸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当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散文，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与散文史作奠基的开篇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但文随代变，又有所区别。作为现代定义上的散文，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笔下，在英文中被称为esye的自由、随意、散漫的文体，是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首创并趋于成熟的，在这位现代散文的鼻祖手里，他高擎着人的解放的旗帜，esye主要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怀的文学载体。当esye传到了英国，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承继蒙田的张扬个性自由，张扬人的理性的同时，也加重了这一文体作为文明批评和人的精神建设的思想比重。由于思辩和强健逻辑的左右，esye的随意散漫性在培根手里渐趋减弱，文体上显得更为缜密、凝炼，更为雍容、漂亮，简洁直捷。按照本森在《随笔的艺术》一文中的说法，“诗写传奇中的崇高，随笔写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云云，乃是指把随笔推向了艺术峰巅的兰姆的作品而言的。兰姆写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们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里未曾泯灭的崇高和圣洁，兰姆亲切随意的絮语，有别于布道宣教和道德训诫，并最终填平了思想载体和随笔艺术之间的隔阂。从启蒙主义者手里开创的思想载体的随笔到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兰姆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个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个大段落，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散文是在这一个段落里蓬蓬勃勃地繁衍兴盛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将一个拥有杰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或结束的标志是可行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篇章，应该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作为起点。如此划分一方面是基于文学变革归根到底是审美观念的变革，散文不可能游离于文学大潮之外。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对于散文文体的意义，不止于散文向诗靠近，或诗向散文渗透。诗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体内部的渗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盖层或居支配地位的层面，艺术把握的侧重点也转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进一步开放上来，换言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将散文提高到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审美变革的前卫地位上来。《巴黎的忧郁》和《恶之花》一样，由于对在审美趋向上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审美传统提出了怀疑，确切说是对艺术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怀疑，并且卓有成效地挤出了一个缺口，切断了美和善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真善美的审美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恶丑和真恶美的组合同样也是可行的。文学史家们每每以“波特莱尔以降……”的话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审丑趋向的指代词，是同时包括波氏的诗、散文诗、散文及其理论工作的创新在内的。

须指出的是，散文文体创新所显现出来的历史阶段性划分，与其它文类相比，对自身传统的反叛或者说散文作家们的“审父意识”没有在其它的文类中那么强烈和激烈，新旧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旧的，它并不尽然是颠覆和置换，而多半是一种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在累积和叠加，创新和回溯中呈阶梯性地前进。因此，散文文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高过于其它文类。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挤身到审美变革前驱的地位去，而它的变革多半发生在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变之时。如果说启蒙主义运动时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纲解纽”，那么，十九世纪末期即是一次“礼崩乐坏”。散文文体的革新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联结更为直接，与社会思潮依附得也更紧密。从波特莱尔至今，各国的优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诗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们同时兼具三重身份，或两重身份，那种单打一的专业散文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有这样的散文作家，与优秀二字也多半缘份不深。身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无诗才，二无学殖，那是不堪设想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化精英层，这就从创造主体的角度昭示我们散文文体的文化本位性、思维性和它的审美先驱性。我以为，相对于散文内部各类体式上的界定，与其在细枝末节上进行繁琐的徒劳无功的论辩，不如从总体上把散文的文体本位性，它的思维品格和作为审美先驱的职责加以强调，并把这三者界定为散文三性，是包括随笔小品、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游记、回忆录、扎记、日记等等被统摄在散文名下各体各式所应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体的价值目标。

散文三性是对迄今为止世界各民族散文史的总体概括。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散文发展史差不多就是一部民族的思维方式史，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史和审美性格史。如前所说，这是由散文的高潮期或繁荣期的优秀散文作品所昭示的，是由历史沉淀后的精华所昭示的。而且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有其不可切割的内在联系。思维方式对文化性格的形成和演变是起重要作用的，两者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内敛于民族文化性格之中；在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性格之中，终可以找到民族思维方式蛛丝马迹的显形；而审美性格包括在文化性格之中，或文化性格能涵盖审美性格。这一有关三者之间关系的推演，与散文的文体本位说是吻合的。现代西方散文的第一个篇章发端于法国，不久兴盛于英伦三岛，而且一开始就与实证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从培根、兰姆直至二十世纪的奥·赫胥黎、奥威尔、劳伦斯、肖伯纳、福斯特、切斯特顿、普里斯特里、及至以散文获诺贝尔奖的政治家丘吉尔和哲学家罗素的作品，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家们的气度雍容持重，优雅含蓄，结构缜密简约，行笔幽默犀利，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精神风采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英国民族精英层的创造力是巩固民族文化性格得以薪火承传的主导方面。法兰西民族素以永不枯竭的审美创造活力著称于世，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个大篇章均滥觞于法国。若贸然倡言，第三个大的历史新篇章已蓬蓬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花了，也许失之武断，但新的端倪已经出现，且又是在法兰西这块富于审美首创精神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却是不会有疑义的。西方思想界公认，罗兰·巴特尔、富科和德利达是本世纪下半叶最后的三位思想大师，他们是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罗兰·巴特尔还同时是文学理论家和随笔高手。《恋人絮语》、《艾菲尔铁塔》、《脱衣舞的幻灭》，是一批执着于揭示文化深层结构奥秘的随笔杰作，对文化结构的拆解，也许不无若干游戏成份，对文化奥秘的探寻，弄清结构来龙去脉的热诚慧见，也许还包含着一份当代人因普遍的失重状态而来的几分无奈。但一种新型的随笔文体毕竟以经典的面貌被创造出来了。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一个篇章，蒙田在文体上主要表现为“情趣盎然的感想追怀的漫录”，兰姆在“看似即兴涂鸦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片雕心刻骨的苦心”，“思索经验世界以暗示于注意深微的读者”，他们运笔，“既非记述，又非说明，不是高头讲章庄严的议论”；如果说西方现代散文史的第二个篇章，散文的全方位向诗靠近标志着散文审美先驱化地位的确立，把发端于第一篇章的个我主观调子，个我人格底色推向了极致，林林总总的宇宙大块的结构生成，仅仅是“象征的森林”，它们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有意和无意地被内在的小宇宙有所遮蔽，有所掩藏……。那么，视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为西方现代散文史的最新发展的标志，即基于他对前两个大篇章的整合和革新，他一方面以弱化个我的主观色彩为代价，凸现了关注的对象——人类史和文化史的功能结构，发现结构，表现结构，拆解结构是他随笔散文的第一要务。他以潇洒的心态，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虽以拆解和表现结构为主旨，却在发现、表现和拆解中塑造了一个智者的形象。读罗兰·巴特尔的随笔作品，读者如同被置身于一座由无数智慧的多棱镜组成的森林之中，八面徐徐来风，四方春雨潇潇，涤尘去垢，明慧益智，所谓益智的含义还不单是指具体收获了什么，而在于探寻和质询存在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罗兰·巴特尔产生灵智觉醒举一反三的连锁效应的秘密也正在这里。

鉴于以蜻蜓点水般地回顾，我们把散文文体中的文化意蕴提到文体本体论的地位，是符合世界各民族散文发展的史实的，而且，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散文是最具个性的文体，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家横向地属于时代，纵向地属于民族，民族文化性格的基因赖一代代作家脉息不断地去复制，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割开自己的血管把父亲的血液放掉；文化性格的变异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生存的时代里吐故纳新，不同的文化性格及其变异终是纵向垂直系统和横向连结系统双项交汇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从把世界各民族的散文按文化意蕴的不同类型，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部分，东方部分可择其要者，列举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西方部分，则可群集和细分并举，列举英国、北美、法国和中南欧、德国和北欧、

俄罗斯

本选集将我国现代散文定于“五四”现代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上与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相当。回顾近一个世纪来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也与西方文学三、四百年间各种流派兴衰更迭的历史相当，确切些说，西方现代文学三、四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被我们浓缩在一个世纪里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传播和完成了。西方现代散文的前两大篇章，相当于“五四”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散文发展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期；台湾地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可视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第二个繁盛期，而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散文接受本世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方面，海峡彼岸和此岸都已经或正在与世界同步。我国现代散文近一个世纪高高低低、坎坷不平的历程表明，把外来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作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撞击，触媒或发酵的机制，几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鲁迅讲，“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在新兴的诗歌和小说之上；周作人讲，“五四”现代散文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明清小品的传统，一是英国小品的传播，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观察，还是从我国现代散文历史规律性的经验总结出发，我国现代散文接受外国文学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是一重现发现传统，发展传统的必要条件。我们阅读外国优秀散文，不啻是集优秀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神于眉睫之前，从而增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参照的自觉性。我们知道，不仅蒙田和蒙田之后的英国散文小品使“五四”现代散文获益良多，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族，他们的古典随笔小品传统，也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散文的影响。《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代散文随笔经典，写达官贵妇，骚人墨客的生活轶事，宫殿苑囿，四季时序，捕捉瞬息间的感官印象，表达出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等等，既有类似《世说新语》简约机智的一面，而人生倏忽，转息即灭的无常感，以及在感官层面上的细腻入微，则是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创造。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寻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契合点的民族，这个契合点既是外来的，又是传统的，从而使得传统不仅没有丢失，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流中前所未有地被宏扬了。我们不仅可以在德富芦花、芥川龙之介等现代名家身上看到这一发展轨迹，而在当代日本散文文坛的双子星座——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身上，具有更为显豁的自觉，“日本的美”被他们提升到了声振环宇的新的语境之中。“日本的美”被全世界认识，极而言之，与川端氏、东山氏散文作品中的“死亡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以“濒死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危机感”和“彻底的失落感”被推到了极限，这与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现代人的心理感受是普遍相通的；另一方面是无限的依恋和留恋，世界行将溶入“永恒的黑暗”之前刹那间那一份清醒的寂静，落日余辉，暝色四合，构成主客观双重意义上的“特别的美”；至于以颓废情调写人性的病态腐败之美，或以悲壮笔触写烈火喷油的熊熊燃烧之美，那仅仅只是川端和东山之间个性的差异。泰戈尔是对我国“五四”现代散文起了不可低估作用的另一位东方诗人。泰戈尔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感受世界，物物平等，冤亲平等的佛家哲学的爱，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人格自我定位，定位于神与人之间，作为凡尘俗世的代表去向上苍祈祷，是每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看得见的，却又未必是人人都能洞烛幽微的。泰戈尔在中国恒久不衰的吸引力，只有少数几个外国作家方可与之比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描绘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该是贴切的。不过，我以为打开泰戈尔文学世界的钥匙，是他自己这样两句话，一曰：“历史在耐心地等待着善对恶的最终胜利”；二曰：“上帝等待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作为获得世界性广泛声誉的第一个东方诗人，不仅他立足民族传统、面向世界的经验值得中国作家们记取，就是为什么泰戈尔的影响力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呈现出高低深浅的不同层次，同样应予以深究。

在长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中国文学最深的当推俄罗斯文学。即以散文而言，从屠格涅夫到普里什文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从赫尔岑、柯罗连科到邦达辽夫，从蒲宁到加扎科夫、索洛乌欣，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获得启迪、影响和喜爱有很大的普遍性。若从深浅不一的痕迹中去辨别民族文化性格的差异，那么俄罗斯作家主体人格中积淀的民族文化性格有三个共同的特色，颇堪深究和回味。一是俄罗斯作家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开始，均有一份高贵的气质、博大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从那时候起就以高昂的“公民意识”取代了卑猥低下的“臣民意识”，谁之罪？怎么办？成了他们凝思竭虑的一个聚焦点；二是东正教的哲学传统表现为对人性善恶的两极进行深究的浓厚兴趣，表现为对“被悔辱的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并将这种同情与对人的终极关怀联系起来。三是俄罗斯作家较普遍地拥有“美能拯救世界”的信念，美作为救赎的手段，常常不自知地流露于字里行间，或直抒胸臆地进行表白。习惯于在散文中发表艺术哲学的宣言，几乎成了一个代不乏人的独特传统了。从乌斯宾斯基笔下的维纳斯，到别洛夫笔下的俄罗斯乡风民俗，两位作家“萧条异代不同时”，都有一种对美作不疲倦的探索的热诚，冥冥中似有一线相连。也许，与欧美散文相比，俄国散文失之笨重，灵巧不足，但犹如俄罗斯黑土地般的广袤和浑厚，在世纪的暴风雪中无暇顾及机巧和精致，就是一个文体以外的原因了。

外国散文成序列性地介绍到中国，是近十年来的事。散文终究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即与民族哲学的成长渊源同步。我们读美国散文，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时代直至今天，那新大陆开拓者的蓬勃朝气、实干精神、各种文化得以融合和融合后暴发出来的创造性活力，对于我们理解审美世界融合的必要性，该是同样地富于启发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民族的哲学，美国的世俗文化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极大，也可以说爱默生和梭罗的传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乃至倒退，但这个传统仍然是不绝如缕的。《再到湖上》、《神奇的世界》、《故乡的雷声》即是明证。德意志民族素以长于哲思著称世界，从歌德到尼采，从黑塞到格拉斯，或为先知，或与撒旦签订契约，散文兼及檄文、碑铭、箴言、诗篇，这一震古烁今的作风，从一些以写哲学为己任的作家们身上和哲学家所写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酣畅淋漓。如基尔凯郭尔，如卡夫卡，在德意志和东欧土地上的犹太民族是如此，与德意志文化有血缘关系的北欧国家也是如此。在我国的三、四十年代，西班牙“八九年代”一代作家阿索林和巴罗哈等人，他们那着眼乡村风俗画，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对当时被破败的中国农村包围，寻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散文作家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与此相对应，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拉美爆炸文学兼及博尔赫斯、帕斯等一代文学宗师的诗文，吸引中国文学青年们的波及面更为扩大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迎合了给散文重新定位，打开散文多重思维空间的心理需求。

即或不是在地球越来越小的今天，散文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的。东西方人的自然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西方人强调自然是人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是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人”，自然是面镜子，是人内在修身的根本的参照系，不仅人际之间的关系能在这面镜子中得到反映，而且它还把是否和谐一致当成检测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在早期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笔下，如布封的动物素描，观察的精确细致，表现为自然界是科学实验的对象，法布尔的《昆虫记》之所以是一部昆虫世界的“圣经”，是因法布尔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入了人类世界的文化因素和人性善恶的因素了，昆虫世界的理趣和情趣显然是人生世界的一种变异，和一种折射。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基于文明对人性压抑的批判，已与我国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有些相近了。此后美国人梭罗逃避到瓦尔登湖畔，与山川林木为友，在梭罗笔下，诗人借自然说话，自然借诗人说话，是对西方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传统的一次决绝的抗争。在俄罗斯人普里什文笔下，在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笔下，都是将自然与人的和谐一致当成人的最高幸福，大自然是疗救心灵创伤，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永可信赖的场所。当代美国生态学家，《沙乡的沉思》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深情的描绘了发生在大地母亲身上那悲壮苍凉的一幕，自然的沙化背后显然因为人的贪婪无厌，是人性沙化的直接结果。从以上人与自然主题的演化轨迹中，东西方不同时代的作家已渐渐地趋向一致。

如果我们选择若干感兴趣的母题或子题，将同一主题及相邻的子题，同一题材乃至相似风格的优秀作品，不论国别和时代，从创作动机，材料结构，叙事策略，语境对象直至辞语的使用进行纵向绵延考察和横向平面比较，领略不同民族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智慧，会有助于我们将文化视野的地平线推得更远些，因为一种旨在“审美视界融合”的研读，完全符合散文欣赏“非一次性”的文体本质属性。散文是文化精髓的教课书，是滋养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审美教课书，它不只是文化消费的对象，也不止于社会百科全书。在今天，社会转型，“视听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强健势头席卷一切，文字作为一种思想符号的优势却是“视听文化”先天地所不可比拟的。被“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讥讽为“短小轻薄”的所谓“状态散文”或“平涂散文”（意指没有思想和心灵的深度，只有某种思想道德平均数的散文），它一方面是对视听文化的效颦，一方面是迎合现代社会被称之为“单维度人”和“空心人”的消极需求。编选这本洋洋达二百余万字的东西方散文名作，我们虽不奢望于世道人心、民族散文的振兴大有裨益，但却有一份坚守精粹文化营垒的心愿，并愿给予喜爱中外散文的读者们以翻检之便利。

本选集西方卷的译文，绝大部分是近十年间的中青年翻译家们的作品，同时也选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学贯中西的一代作家的译笔。翻译散文与译诗同样地困难，而且在同一作品的几家不同译本中，还未必是一定后来居上的，在这里，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如巴金、傅雷、王佐良先生的译笔堪称是可与原作媲美，令人击节赞叹的典范之作。我国近几年来外国散文的翻译出版以丛书形式开始走向序列化和系统化了。尽管遗漏和空缺的外国散文经典还不少，地区间也不尽然平衡，与原国家的散文繁荣还不相称，但是，世界散文大国的图景之轮廓已宛然清晰可见了。没有几代翻译家的辛劳，要编选这样一种集粹性的选本，是根本无从谈起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启人心智的经典名作，就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到人间。翻译散文是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崇高伟业，作为编选者，我们对翻译家们的劳绩谨致衷心的谢意和敬意！俄罗斯

阿赫玛托娃

阿梅蒂奥·莫迪利亚尼

我十分相信那些人，他们对他的描写并非我所了解的那样。这是因为，首先，我所能了解到的，只是他本质的某个方面（闪烁着光芒的一面）——要知道我简直是个外人，也许不过是个鲜为人知的二十岁女子，一个外国人。其次，当我们一九一一年相遇时，我发现他有了很大变化。他不知为什么整个儿变了，变得忧郁而消瘦。

一九一〇年我极少见到他，总共就几次。然而他一冬天都在画我。至于他写诗，他没有对我说起过。

正如我现在明白的那样，令他最为惊奇的，是我身上有着一种能猜透别人心思、看清别人梦境和其他细故的特性，其实熟悉我的人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总是重复：“噢！传达一下思想……”常说：“哦，这只有您会。”

大概我们俩都不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我们生活前的经过史：他的——很短，我的——很长。艺术的气息还未曾吹黑皮肤，未曾使两人的存在改变面貌，这应该是幸福的、轻松的黎明前的时刻。但是未来，大家知道，早在进门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影子投射进去，它敲窗户，藏在路灯后面，打断好梦，用隐藏在一旁什么地方的可怕的波德莱尔的巴黎来吓唬人。而莫迪利亚尼身上所有绝妙的东西却透过某种黑暗进发出火星似的亮点。他与世上任何人毫无相似之处。他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永远留在了记忆里。我虽知他生活贫困，却不明白他靠什么生活。作为一个画家他没有一点儿成名的迹像。

他那时（1911年）住在法尔吉埃胡同。他穷得那样，使我们只得经常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而不是令人惬意地坐在收费的椅子上。他从不抱怨任何明显的穷困和任何同样明显的不受赏识。只有一次在一九一一年，他说去年冬天他的境遇糟得甚至无法考虑他所最珍贵的东西。

我觉得他好象被孤独紧紧包围着。我记不得他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在拉丁区同谁打过招呼，那里大家或多或少都相互认识。我未曾从他那里听到过一个熟人、朋友或是画家的名字，我也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一句玩笑话。我一次也没见到他喝醉过，没闻到他身上有过酒气。显然，他开始喝酒是以后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大麻素已经出现在他的话语中。他那时没有显而易见的生活女伴。他从不谈从前的爱情韵事（唉，这有什么关系，人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他从不跟我聊尘世的琐事。他是个谦谦君子，但这并非家庭教育的结果，而是他精神高尚所致。

这时期他从事雕塑艺术，在自己画室近处的小院里工作，僻静的死胡同里听得见他的锤击声。他画室的墙上挂满了很长的肖像画（正像我现在觉得的——从地板直至天花板）。它们的复制品我未曾见过——它们是否安然无恙？他把自己的一件雕塑作品定名为“物品”——它好像一九一一年在青年画家独立协会展出过。他请我去参观展览，但在展览会上没到我跟前来，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而是与朋友们在一起。在我大量失物时期，他赠给我的这件作品的照片也丢失了。

这时期莫迪利亚尼醉心于埃及。他带我去卢浮宫参观埃及展厅，而且深信剩下的一切全然不值得一顾。他把我的头像画成埃及女皇和舞蹈演员的打扮，看上去他已经完全为伟大的埃及艺术所吸引。显然，埃及是他最新的追求。他很快就变得那么别具一格，以致看过他的油画，再也不想回忆别的。如今莫迪利亚尼的这一时期被称为黑人时期。

他说：“珍宝应当是带有野性的。”（就我的非洲项链而言），并为我画了戴项链的肖像。他夜晚领我在月色下观赏先贤祠一带的老巴黎。他非常熟悉巴黎，但有一次我们还是迷了路。他说：“我忘了，这中间还有座小岛。”他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巴黎。

关于弥罗斯岛出土的维纳斯，他说：“身材很好、值得雕塑和绘画的女性，一旦穿上衣服总是显得笨拙不堪。”

莫迪利亚尼打着把非常旧的大黑伞在细雨（巴黎多雨）中行走。我们有时撑着这把伞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下着夏季温暖的雨，附近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古老宫殿静寂不动，而我们两部合唱地朗诵记得极牢的魏尔兰的诗篇，并为我们记住同样的作品而欣喜不已。

我在美国的一部专著中读到，似乎是那位把他叫做“宝贝和猪崽”的贝阿特丽丝·赫·女士给予莫迪利亚尼以极大影响。我可以、并且认为有必要证明，莫迪利亚尼早在与贝阿特丽丝·赫·结识之前，也就是一九一〇年，已经是个极有教养和学识的人了。而这位把伟大的画家叫做猪崽的太太却未必能让谁走上正道。

比我们年长的人们向我们介绍，拥有一大帮崇拜者的魏尔兰就是从他每天高谈阔论的“自己的咖啡馆”出来，沿着卢森堡公园里的那条林荫道去“自己的餐厅”就餐的。但是一九一一年沿这条林荫道走着的并非魏尔兰，而是一位身穿十分得体的常礼服、头戴大礼帽、胸佩荣誉军团绶带的高个子先生——旁人悄悄说：“亨利·德·雷尼埃！”

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响亮动听。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莫迪利亚尼（顺便说说，与其他文化程度很高的巴黎人一样）甚至都不想听到他的名字。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我也不喜欢这位作家。而卢森堡公园的魏尔兰只是以当年揭幕的纪念碑的形式存在着。对啦，关于雨果，莫迪利亚尼只是简单地说：“雨果，这是朗诵艺术吗？”

有一回，不知为什么我们大概没有约好，我去找莫迪利亚尼时，没有遇上他，于是我决定等他一会儿。我拿着一束红玫瑰。上锁的画家大门上方的窗子是开着的。我因为无事可做，便把鲜花扔进了画室。没等到莫迪利亚尼，我就离开了。

当我们见面时，他表示困惑莫解，我怎么能进入上锁的屋子，钥匙可是在他身上。我解释是怎么回事。“不可能，花儿可是放得好好的……”

莫迪利亚尼喜欢晚上在巴黎溜达，因此经常能听到沉静的街道上传来他的脚步声，我走近窗子，透过百叶窗注视在我窗下徐行的他的身影。

巴黎到了二十年代初已经被称作“老巴黎”或是“战前的巴黎”。但当时出租马车还是十分流行。马车夫有自己称之为“马车夫聚会处”的小酒馆，我的一些年轻的同时代人还都活着，他们后来才在马恩河和凡尔登城郊阵亡。所有左翼艺术家，除了莫迪利亚尼都获得了盛誉。毕加索已经像如今这样著名，不过当时人们说的都是“毕加索和布拉克”。伊达·鲁宾斯坦扮演谢赫丽扎塔·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成为优雅的传统（斯特拉文斯基、尼任斯基、巴甫洛娃、卡尔萨维娜、巴克斯特）。

我们现在知道，斯特拉文斯基的命运同样没有被封闭在20年代。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精神在音乐上的最高体现。当时我们还不了解这一点。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日上演了《火鸟》。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三日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福金上演了他的《彼得鲁什卡》。

在（左拉描写的）巴黎那生气勃勃的躯体上铺起条条新的林荫道工程尚未全部完工（拉斯拜尔林荫道）。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指给我们看先贤祠咖啡馆里的两张桌子，并且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常呆的地方——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女士们随着变幻不定的胜利，一会儿穿裤子（裙裤），一会儿用布遮住大腿（窄裙）。诗歌一片荒凉，人们买诗集只是由于书中有小有名气的画家们画的装饰画。我那时就已经明白，巴黎的写生画吃掉了法国诗歌。

勒内·吉尔鼓吹“科学诗”，而他的那些所谓门徒们却极不乐意去拜访他们的导师。

天主教会追谥贞德为圣女。出生于洛林的善良的贞德，被英格兰人烧死在鲁昂……

望着新圣女的小塑像，我记起了万古流芳的抒情叙事诗的这两行诗句。它们的极度流行令人担心，宗教用器的小摊上也开始出售这些小塑像。

莫迪利亚尼对不能理解我的诗表示非常遗憾，并且怀疑诗中隐藏着某些怪诞的东西，而这只是我最初羞怯的尝试（譬如1911年在《阿波罗》上发表的诗）。对《阿波罗》里的一幅写生画（《艺术世界》）莫迪利亚尼公开予以嘲笑。

令我吃惊的是，莫迪利亚尼怎么会认为一个明显不美的人是美的，而且坚持这一点。我当时就已经认为，他可能并非像我们那样看待一切的。

在任何情况下，那些在巴黎被称为时髦的东西，那些用华丽的修饰语来藻饰这一言辞的东西，莫迪利亚尼都全然不予重视。

他替我画像并不写生，而是关在自己家里作画——他把这些画都送给了我。它们共有十六幅。他要求我给它们装上边框，挂在我的房间里。革命头几年，它们在皇村全给毁了。只有一幅幸免于难，这幅画与其他一些画相比，较少地被人预感到他未来的“裸体画”……

我与他更多的是谈论诗歌。我们俩都十分熟悉法国诗歌：魏尔兰、拉福格、马拉美、波德莱尔。

他从不给我朗读但丁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不懂意大利语。

他有一次不知为什么说：“我忘了告诉您，我是个犹太人。”他立刻又说，他生于里窝那，今年二十四岁，其实他已经二十六岁。

他说，他对航空员（按现在的说法是飞行员）很感兴趣，但是当他结识一位飞行员后，便大失所望：他们原来只不过是一帮运动员（他期待什么呢？）。

当时早期的轻型飞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类似活动小架子的那种飞机在我的铁锈色的、有些歪斜的同龄人（1889）——艾菲尔铁塔上空盘旋。

铁塔使我觉得像是被一个巨人遗忘在矮人国首府的一座巨型烛台。但这已经是格列佛的某件东西了。

……而周围鼓噪着不久前大获全胜的、始终被莫迪利亚尼视为异己的立体主义。

马尔克·夏加尔已经把自己神奇的维捷布斯克捎到了巴黎，而作为一名无名小卒，而非一颗升起的明星的理查·卓别麟，还只在巴黎的林荫道上漫步。“伟大的默片”（正如当时人们对电影所称的那样）还明显地沉默无声。“而在遥远的北方”……在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弗鲁别利和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相继去世，像征主义作家们宣告自己处于危机状态，而亚历山大·勃洛克却预言：噢，孩子们，假如你们知道明天的寒冷和黑暗……

如今支撑着二十世纪的三根台柱——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当时还未曾作为神话存在，虽说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地活着。

在以后的一些年间，我深信这样一个人理应熠熠发光，并向着来自巴黎的人们询问莫迪利亚尼的情况，但回答总是相同的：不知道，没听说。

只有一次，当我与尼·斯·古米廖夫最后一次一起到别热茨克看望儿子（1918年5月）时，我提到了莫迪利亚尼的名字，古米廖夫称他是个“喝醉酒的怪人”或类似这样的人，并且说在巴黎他们曾为一件事发生过争吵：古米廖夫在一伙人中间讲起了俄语，莫迪利亚尼表示抗议。而他们俩在世上大概只剩下三个年头了……

莫迪利亚尼对旅游者持鄙视的态度。他认为游山玩水是对真正活动的不合理顶替。他把《马尔多洛之歌》经常揣在口袋里；那时这本书是绝版书。他曾讲述，如何到俄罗斯教堂去做复活节晨祷，以便见到举着十字架、圣像、神幡的宗教行列，因为他喜爱富丽堂皇的仪式。还说某个“显然十分重要的先生”（应该认为是大使馆的人）如何同他互吻了三次。看来莫迪利亚尼并没有好好弄清楚这表示什么……

我一直以为我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可是后来却听到了很多有关他的情况……

新经济政策开始时，我是当时的作家协会理事，我们通常在亚历山大·尼古提耶维奇·吉洪诺夫的办公室里开会（列宁格勒·莫赫大街36号，世界文学出版社）。当时重新建立了与国外的邮政往来，吉洪诺夫收到许多外国书籍和杂志。有人（在开会时）转交给我一期法国的美术杂志。我打开——有莫迪利亚尼的相片……小十字架……悼念性的长文章；由此我得知，他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画家（记得文中把他比作波提切利），关于他已经有英文和意大利文的专著。后来在三十年代，爱伦堡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事情。爱伦堡曾把诗集《前夜集》中的诗作献给他，并且比我晚些年在巴黎认识了他。我也在卡尔考那里，从他的《从蒙马特勒到拉丁区》一书中，从这部低级趣味的长篇小说（作者把他与乌特里罗连在一起）中读到过有关莫迪利亚尼的情况。我可以毫不动摇地说，这个杂种与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的莫迪利亚尼绝无相似之处，而作者所使用的手段是被禁止的。

但是完全在不久前，莫迪利亚尼又成了一部极其庸俗的法国影片《蒙巴纳斯街19号》的主人公。这令人痛心之极！博尔谢沃，1958——莫斯科，1964（寒青　译）

曼德尔施塔姆——日记片断

……洛津斯基的逝世神秘莫测地扯断了我回忆往昔的情丝。从此，凡是他不能表态的事（关于诗人车间、阿克梅主义、《吉别尔保雷》杂志及其它等等），我都不敢再去回忆。他晚年为疾病所缠，我们极少见面，我没有来得及跟他谈完某些至关重要的事，也没有来得及为他朗诵我在三十年代写的诗。这些原因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我继续看成是当年在皇村认识我时的样子。一九四〇年我们在一起核对《选自六本集子》诗集的校样时，我才察觉到这一点……

我和曼德尔施塔姆的关系也有些类似，只是情况有所不同。此人不善于回忆往事，确切地说，回忆在他身上是另外一种过程，我目前还不能给这个过程找出恰当的名称，但，它无疑更接近于创作。（举个例子——《时代的喧嚣》中用五岁儿童明亮的目光看见的彼得堡）

曼德尔施塔姆不愧为出类拔萃的谈话对手中的佼佼者：他不是倾听自己说话，也不是回答自己提问，如同现在几乎所有人所做的那样。谈起话来，他谦恭、机灵，而且花样翻新、滔滔不绝。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重复的话。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学习别种语言，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他可以整页整页地用意大利文背诵《神曲》。临终前不久，他还要求娜佳教会他过去一窍不通的英文。一旦谈起诗歌来，他振振有辞、激情四进，有时又不公正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如对勃洛克）。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说：“我关于他呀，想得太多了以至于想得疲累了。”还有“我的诗，他一行也没有看过，对此我深信不疑。”关于玛丽娜，他说：“我是反茨维塔耶娃的人。”听音乐时，奥西普如鱼得水，这是极其少有的特质。人世间他最惧怕的是自己缄默不语。当他无话可说时，他就会被吓得坐卧不宁，并编造种种荒唐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灾难。第二种令他伤心的事是读者，这是经常发生的。他总认为爱他的人并非应该爱他的那些人。他熟悉并记得别人的诗，常常对个别句子酷爱至深。别人给他读过的诗，他也轻易不忘。

我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相识是在一九一一年春天，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楼”里。那时，他还是个面目清秀的翩翩少年，钮扣孔上总是插着一枝铃兰花，头颅向后高高地仰着，睫毛遮住了半张脸庞。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不言而喻，我们无处不相逢：在某些家编辑部，在一些友人的寓所，在“丧家犬”酒馆（顺便提一下，他在那儿向我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到了三十年代他洋洋得意地把这事讲给哈尔吉耶夫听），在“诗歌研究院”（即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主持的“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与这个“研究院”针锋相对的“诗人车间”的会议上（他很快就成了这个车间的第一小提琴手）。古米廖夫很早就发现了曼德尔施塔姆，并对他有很好的评价，可是像征派诗人从来没有接受他。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也曾经到过皇村。当他恋爱的时候（而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几次充当过他的心腹。我记得第一位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泽尔曼诺娃——丘多夫斯卡娅，她是一位女画家、美人。她给他画过一幅侧面肖像，仰着头，背景是蓝色的。他没有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写过诗，为此他对我伤心地表示过内疚。第二位是茨维塔耶娃，他的克里米亚组诗和莫斯科组诗都是为她写的。第三位是莎乐美·安德罗尼科娃，曼德尔施塔姆在《Tristia》诗集中使她永垂不朽（《细细的麦秸儿……》）……

多年以后，他把这几位革命前的妇女统统称之为温柔的欧罗巴女子。

……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在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对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彼得罗维赫产生了狂热的单恋。《土耳其女人》这首诗（标题为我所起——安·阿·注）就是献给她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为她而写的，依我所见，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爱情诗。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曼德尔施塔姆创作道路上最重要的时期，将来有人会更多的思考和论述这个时期（恰阿达耶夫、天主教……）。

革命来临时，曼德尔施塔姆已经是位相当成熟的著名诗人了，虽然知道他的人的范围很小。二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间，我和曼德尔施塔姆见面的次数尤为频繁。那时我住在维堡区斯列兹涅夫斯基家中（鲍特金街九号，不是在疯人院里，而是在高级医师维亚切斯拉夫·维亚切斯拉沃维奇·斯列兹涅夫斯基家中，他是我的女友瓦列里娅·谢尔盖耶夫娜的丈夫）。

曼德尔施塔姆经常来找我，在那充满革命气息的冬天，我们俩坐在马车里，走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穿行在名扬天下的篝火之间，这堆堆篝火几乎一直燃烧到五月，谛听不知何处传来的哒哒枪声。我们就是这样地前往美术研究院出席演出，在那里为伤员募捐而举行名种晚会，我们俩都在晚会上参加过朗诵。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也陪着我到音乐学院听过布托马——纳兹瓦诺娃演唱舒伯特作品的音乐会。他献给我的诗都写于这个时期：《我在繁花似锦的瞬间没有寻找……》、《你忧美悦耳的发音……》、《这只燕子和女儿》、大概还有《他拒绝品尝它》。我们两人都为《人民意志报》撰稿，曼德尔施塔姆是以公民题材写诗的头一批人中间的一个。革命对于他来说是件大事，所以“人民”二字出在他的诗中绝非偶然。

大约在三月里，曼德尔施塔姆销声匿迹了。那时所有的人都时而消逝，时而露面，没有人对这种现像感到惊奇。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当了《劳动旗帜报》的固定工作人员。

一九一八年秋，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碰见了曼德尔施塔姆，擦肩而过。在同一个时候，他到谢尔吉耶夫斯卡街也来过一两次，来看望我，当时我正在农艺学院图书馆工作。那时我才得知他在克里米亚曾被白军逮捕，而在梯弗里斯又遭孟什维克监禁。一九二四年夏，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把自己的年轻的妻子带到我家里来（喷泉街二号）。娜佳正像法国人常说的，是位laide mais charmante。我和她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朋友，一直继续到今天。

奥西普非常爱娜佳，简直超乎一般地爱。她在基辅切除阑尾时，他一刻也没有离开医院，一直住在医院门房的小屋子里。他寸步不离娜佳，不让她工作，对她嫉妒得要死，写诗每个字都征求她的意见。总之，我生平从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保存下来的曼德尔施塔姆写给妻子的书信，完全证实了我的印像。

他几次想在列宁格勒找个工作，都落空了。与这座城市相联系的一切，娜佳都不喜欢。她向往莫斯科，那里有她心爱的弟弟叶夫根尼·雅科夫列维奇·哈津。奥西普总以为莫斯科有人了解他、器重他，其实恰恰相反。这段历史中有个细节听来让人吃惊：列宁格勒（1933年）把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作为伟大的诗人、persona grata等等欢迎，列宁格勒的文学界全班人马（特尼亚诺夫、艾兴包姆、古科夫斯基、沃尔培）都到欧罗巴旅馆去向他表示敬意，他的光临、为他举行的晚会，都被认为是大事，多年以来大家都是如此地回忆那些大事的，可是与此同时，莫斯科谁也不想了解他，奥西普除了跟自然科学界的两三个无名小辈之外，与任何人也不交往（他与别雷的相识始于科克泰别里）。帕斯捷尔纳克总是犹豫不决，支支吾吾回避跟他见面。帕斯捷尔纳克只喜欢格鲁吉亚人和他们的“漂亮的夫人们”。作协领导的态度矜持暖昧。

一九三三年秋，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分到一个住所，在纳肖金胡同（他在诗中赞美过它）。无家可归的生活似乎从此结束了。奥西普在这个家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藏书，主要是些意大利诗人的古老版本著作。那时他正在翻译彼特拉克的作品。其实，什么也没有结束：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等待，期望。结果一无所成，时时如此。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往往是些莫名其妙的人，几乎又都是无用之辈。虽然那个时期吃的主要的粗粮蔬菜，可是灭顶之灾和不祥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家。老实说，生活没有着落——一半靠翻译，一半靠评论，一半还得靠允诺。退休金勉勉强强够他付房租和购买口粮。

曼德尔施塔姆到了这时，外表大大改观了：他变得不爱动，头发长了白丝，呼吸开始吃力，他给人的印像是个小老头（那时他四十二岁），不过他的两只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诗——越写越好，散文也是如此。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被捕。同一天，我接到的电报如同冰雹，电话铃也响个不停，之后我便从列宁格勒赶到曼德尔施塔姆家。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为了买张回程的火车票，我随身带去一个小小的瓷人（丹柯1924之作）以便出售。逮捕证是亚戈达亲手签署的。搜查进行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鸦雀无声。隔壁基尔尚诺夫家有人在弹奏哈瓦那吉他。侦查员当着我们的面找到了《狼》拿给奥西普·曼德尔拖塔姆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别时，他吻了我。早晨七点钟把他带走了——天已大亮。娜佳去找她弟弟，我去找老朋友，我们约好在某处碰头。我们一起回到家中，打扫房间，坐下来吃早点。又有人敲门，又开始搜查。叶夫根尼·雅科夫列维奇说：“如果他们再来，就会把您也给带走。”那一天，我去找过帕斯捷尔纳克，他到《消息报》去找布哈林为曼德尔施塔姆求情，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找叶努基泽。我们的活动促进了，大概也减轻了对他的判决。（判处三年徒刑，服役地点是切尔登。奥西普在那里从医院的窗户里跳了出去，摔断了胳膊。娜佳给中央委员会拍了一封电报。斯大林下令重审此案，并允许另选一个服刑地点，然后斯大林又跟帕斯捷尔纳克通了电话。再以后的事，大家都太清楚了）。

男人当中来看望娜佳的只有佩列茨·马尔基什一人。女人来者甚多。我记得她们长得都很漂亮；穿得也相当华丽——鲜艳的春装，其中有希玛·纳尔布特，她当时还没有尝到灾难的滋味；津克维奇的妻子，美丽的“土耳其女俘”；眼睛明亮、身材匀称的尼娜·奥利舍夫斯卡娅。可是我跟娜佳身上穿的是揉皱的毛线衣，坐在那儿，脸色发黄，神情发呆。

过了十五天，清早，有人给娜佳打来电话，问她如果愿意跟丈夫同行，那么傍晚到喀山火车站去等候。一切都结束了。哈津和我为他们的远行到处筹款。大家捐献了很多钱。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哭了，把一把钱塞到我手中，连数也没有数。

我陪着她去了火车站。顺路到鲁比扬卡领取了各种证件。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把奥西普带来。我乘的火车（从列宁格勒火车站发车）就要开走了，我没能等到他到来。叶夫根尼·雅科夫列维奇和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的弟弟。送我上的车，等到他们回去之后，奥西普才被带来，但禁止跟他交谈。我没有等到和他见一面，这事做得很不妥，他没有见到我，因此他在切尔登时便以为我一定已经丧了命。

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去沃罗涅日，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家，了解到他的“案件”的全部详情。他告诉我，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我被处决的尸体，见了谁就对谁大喊大叫地讲述这件事。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在沃罗涅日，当曼德尔施塔姆完全失去自由时，他的诗中反倒出现了宽度、广度和深沉的呼吸。

二十世纪初，他在杂志（《俄罗斯艺术》第1和第2期）上两次猛烈地抨击我的诗。关于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

在那里（在沃罗涅日），有人不怀好意地让他作一次关于阿克梅主义的报告。他（在1937年！）说的话不应当被忘记：“我既不弃绝活人，也不弃绝死者。”三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他写的那本趣味低下的回忆录《彼得堡之冬》中，一切有关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都浅薄、空泛、不得要领。伊万诺夫于二十年代初便离开了俄国，所以他根本不了解成熟时期的曼德尔施塔姆。编纂这一类回忆录，不用花费什么脑力。既不需要记忆，也不需要用心，既不需要爱，也不需要时代感。什么都可以，而且要求不高的读者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提供的一切。不过当这类文章有时渗入严肃的文学史著作中时，情况就更糟了。列昂尼德·沙茨基（斯特拉霍夫斯基）就是这样对待曼德尔施塔姆的：作者手边有两三本相当“耸人听闻”的回忆录（格·伊万诺夫的《彼得堡之冬》、本·利夫希茨的《一只半眼睛的射手》、爱伦堡的《俄罗斯诗人肖像》，1922）。这几本书都被他派上用场了。有关材料择自科兹明很久以前编的不十分认真的《现代作家手册》，莫斯科，1923年版。其次，他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1928）中引了《火车站上的音乐》一诗。从时间上来看，这首诗在这本集子中并非最后一篇。可是它却被他称为诗人的绝笔。诗人逝世的年分也是随心所欲地定下来的——一九四五年（比他实际的死期——1938年12月27日——晚了七年）。至于有的报刊发表过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比方说《新世界》杂志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一组相当精彩的诗《亚美尼亚》，沙茨基对此丝毫没有兴趣。他大放厥词，说曼德尔施塔姆写到《火车站上的音乐》便结束了他作为诗人的生涯，此后他变成了可怜巴巴的翻译匠，堕落了，整天泡在廉价的小酒馆里等等。这大概已经是那位巴黎派头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口头信息了。

本来是一个才能罕见的诗人的悲惨形像。他甚至在沃罗涅日流放年代仍然继续写作具有非凡之美与力的作品，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城市里的疯子”、无赖、不可救药的家伙。而且还把这一切都刊印在自诩为美国最好、最老的大学（哈佛）出版的书中，对此我只好向这个最好，最老的美国大学表示祝贺……四

他是个怪物？——当然是个怪物！——比方说，他把一个青年诗人轰出家门，因为那个青年向他诉苦，说没人发表他的诗。垂头丧气的青年下楼的时候，奥西普站在上边的平台上对他大喊大叫：“有谁发表过安德烈·谢尼耶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萨福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耶稣基督的作品？”

但，问题不在于此。为什么像沙茨基（斯特拉霍夫斯基）、格·伊万诺夫、本·利夫希茨这一类撰写回忆录的人们，那么无微不至地、爱不释手地搜罗和保存五花八门的流言蜚语、胡说八道，主要是对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庸俗见解，却不能在他面前低头致敬呢？而他，是位无与伦比的了不起的事件，是诗人的出现，而且他出手不凡，头几首诗就以其完美性和无人为师的现像令人折服。

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类似现像。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的神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

一九三七年五月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又回到纳肖金胡同“自己的住所”。两间房子，有一间已被一个人占用，那个人专门弄些假材料，告发他们，弄得他们没住多久就再也无法到那个住所去了。

奥西普没能得到在首都居住的许可证。他又找不到工作。他们夫妇二人有时从加里宁市来到这里时，只好坐在街心公园中。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奥西普对娜佳说：“要善于更换职业。我们现在是乞丐，”而“乞丐们到了夏天日子就好过些”。

我听到奥西普读的最后一首诗是：《在鬼城基辅……》。喷泉楼（1937）。

他们这样混了一年。奥西普已经病重，可是他以令人不可理解的顽强劲儿要求作家协会为他举办一次晚会。晚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显然他们“忘记”发出通知，所以一个人也没有到场。奥西普给阿谢耶夫打电话请他参加。对方说：“我去看《白雪公主》。”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遇见了C，向他借钱，那位仁兄给了他三个卢布。

我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他们（他和娜佳）到列宁格勒来小住两三天。那是个启示录式的时代。灾难跟踪我们每一个人。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手中没有钱，更没有过夜的地方。奥西普呼吸困难，两片嘴唇在扑捉空气。我去看望他们，已经记不清是在哪儿了。一切如同噩梦。我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人，他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父亲（“爷爷”）那儿没有棉衣穿。奥西普当场脱下自己上衣里面的绒线衫，交给了他，让他转交给他的父亲。我儿子告诉我，审讯他的时候，曾把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关他的和有关我的证词读给他听，证词字字确凿、无懈可击。可悲的是，我们同代人中能有几个人可以如此谈及自己呢？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他在契鲁斯吉火车站附近的神

经病疗养院第二次被捕（当时正是叶若夫胡作非为猖獗的时候）。那时我的儿子在什帕列尔监狱已经关了两个月。大家都在公开地谈论拷打的情况。娜佳来到列宁格勒。她的眼睛令人生畏。她说：“只有我得知他已经死了的时候，我的心才能安静下来。”

一九三九年初，我收到莫斯科一位好友寄来的短信，她写道：“女友列娜生了一个女儿，女友娜佳成了寡妇。”……（野婴　译）

米·布尔加科夫

回忆……

许许多多人都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回忆。这件事我记得非常牢，使我终生难忘。又怎么能忘记呢，每天晚上，手风琴般的灰色管道散发出热气，一阵舒适的暖流充满全屋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张写过绝妙的申请报告的黄纸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那件半旧的敞领短上衣。

我怎能忘记呢？每天晚上，五十瓦的灯光撒满全屋，我能在绿色灯罩的灯影下写作和阅读，室内暖暖和和的，不必担心外面是零下十八度的严寒，还刮着风。

现在，我一抬起头，就会看到头顶上有天花板，这时，能想像我会忘记这件事吗？诚然，这是一个极难看的天花板，它很低，熏得很黑，还有裂缝。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一个天花板，而不是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布满繁星的蓝色天空，科学的精确资料表明，那儿不仅仅是十八度，甚至是二百七十一度，而且还是零下。只用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的温度，就足以结束我的文学写作生涯了。现在我这里虽然头顶上有蜘蛛网的黑色垂丝，但却是零上十二度，而且有灯光，有书籍，还有住房卡。这就是说，我将与整栋房子同在，只要不发生火灾——那么我就会活着。

但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那是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来到了莫斯科。这次迁移本身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困难，因为我的行装非常简便。我全部财产都放在一个小手提箱内。此外，我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大衣。我不想描述它，这是为了不引起读者的厌恶感，因为我直到如今，只要一想起这件蓬乱的破烂货，心中就感到厌恶、难受。

只讲一件事儿就够了：我头一次走在特维尔大街，就六次听到身后有人小声感叹地说：“这件短大衣可真够劲儿！”

我在莫斯科走了两天，您瞧，还真找到了工作。虽然这工作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然而，也不比别的差：它和别处一样发粮食，也同样在十二月才发八月份的工资。就这样我开始工作了。

可就在这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赤裸裸而极其岂有此理的问题……住房问题。人要住房，没有房子住，人就无法生活。我的羊皮短大衣给我起过大衣、被子、台布和床铺的作用，但它代替不了房子，小手提箱也一样。小手提箱太小了。此外，它也不能供暖。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住在手提箱里也不够体面吧。

我来到房管部门，而且站了六个小时的队。我跟在和我同命运的人们的后面，到六点钟过了，才走进办公室。他们对我说，过两个月我能分到房子。

两个月大约有六十个夜晚，我极为感兴趣的问题是，我在哪儿度过这些夜晚呢？不过，这其中的五天可以除外，因为我在莫斯科有五家熟人：两次我睡在穿堂屋的沙发上；另两次我睡在一排椅子上；一次是睡在煤气灶的平板上。第六个晚上，我就到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过夜。这条林荫道在十一月份是很美的，然而，在这样的季节里，这里顶多只能睡一夜。不论是哪位想试试的话，都会确认这一点。清晨，教堂宏大圆顶上的天空刚刚发白，我就拎起蒙满白霜的小手提箱，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在林荫道上过夜之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莫斯科。我毫不遗憾地将麻袋里发红的粮食和要等明年二月份才发给我的十一月份的工资都放弃。我恨莫斯科的教堂圆顶、屋顶、窗子和人们，于是我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只能称为奇怪的事。就在勃良斯克火车站旁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

然而，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住在莫斯科，并且还有自己单独的一间房，噢，我最好的朋友啊！过了一小时，我已在他的房间里。

他说：“你住下吧！但你是登记不上户口的。”

夜里我住下了，白天我到房管部门请求将我的户口登记在朋友的住址上。

房管委员会主席是个胖子，一身茶炊色，戴着一顶羊羔皮帽，衣领也是羊羔皮的，双肘向两边大大地摊开，坐在那里，用他那青铜色的双眼看着我的短皮大衣上的破洞。戴着羊羔皮帽的房管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围坐在他们头儿的左右。

我说：“请给我登记一下吧！因为房主人完全不反对我住在他的房里。我这个人很安静，不会打扰任何人，不会酗酒和吵闹……”

主席回答道：“不行，我不给您登记，您不应住在这幢房子里。”“那我住哪儿呢？”我问道，“住哪儿？我不能住在林荫道上呀。”“这我管不着。”主席回答说。

主席的同事们用铁一般的嗓子喊道：“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儿一样！”“我不是瓶塞儿……我不是瓶塞儿，”我绝望地嘟哝着说，“我往哪儿蹿呢？我可是人啊！”我绝望透了。

就这样过了五天，第六天来了一个手里拿着煤油瓶的跛子，他宣称：如果明天我不自己走，民警就把我带走。

这时我气得发疯。

夜里，我点燃一支粗大的、带金丝卷的、结婚时用的大蜡烛。断电已经一周了，我的朋友也以蜡烛照明，就是在这些烛光下他的婶娘将自己的心和手交给了他的叔父。蜡烛流下的油像哭泣的泪水，我铺开一大张干净纸，在上面写了起来，开头是这样写的：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将一切的一切都写在了这张纸上——我写了如何参加工作；又如何跑房管部门；又是如何在基督教堂上空看到二百七十度下的繁星；还有他们如何对我喊叫：“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瓶塞儿一样。”

漆黑的、冒着煤烟味的寒夜（暖气也坏了），我在破沙发上睡着了，并梦见了列宁。他坐在灯光照明下的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注视着我。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穿着我那件短大衣，讲述着林荫道上空的繁星、婚礼蜡烛和那个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是瓶塞子，不是的，不是香槟酒瓶塞子。”

我委屈得眼泪夺眶而出。“啊，这样……这样……这样……”列宁回答道。

然后他挂了个电话。“发给他与朋友一起住的共同住房证。让他能永远在这间房子里，写那些关于星星的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把那个戴羊羔皮帽子的坏家伙给我叫来。我让他知道什么是共同住房证。”

那个主席被带来了，胖主席哭哭啼啼、嘟嘟哝哝地说：“我再不敢了……”

早晨在工作单位里，看到昨夜在蜡烛光下写的那张纸时，大家都哈哈大笑。“您见不到他的，亲爱的。”主任同情地对我说。“那我就要找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绝望地回答说，“我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普列契斯琴林荫道我是再也不去了。”

于是我找到了她。

下午三点，我来到她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穿着一件半旧毛皮敞领短上衣，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看了一眼我的短皮袄。“您有什么事？”她仔细地看了看我手中的这张了不起的纸后问道。“我在世上除了共同住房证以外，什么都不需要。他们想把我赶走。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外，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了。我恳求您将这份申请转交给他。”

我把这页纸交给了她。

她读完我的申请书。“不行，”她说，“把这样的小事儿呈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去处理？”“那我可怎么办呢？”我问道，把帽子也搞掉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拿起我的这页纸，用红墨水在页边写道：请发给共同住房证。

并签了字：乌里扬诺娃。

句号。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忘了谢谢她。

忘了。

帽子也没戴正，我就走了出来。

竟忘了谢谢。

下午四点钟，我来到吸得满屋是烟味的房管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在场。“怎么搞的？”大家都喊起来，“您还在这里？”“从这里蹿……”“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我恶狠狠地问，“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对吗？”

我掏出这页纸，把它放在桌上并用手指指着那几个极其珍贵的字。

所有戴羊羔皮帽的都俯向这张纸，一下子他们都瘫了，按墙上挂钟滴答的响声计算，我敢说这种状态继续有多久：

整整三分钟。

然后，这位主席复苏过来了，他朝我翻着无神的眼睛：“乌里扬……？”他用笨拙的声音问。

在寂静中又响起挂钟的滴答声。“伊万·伊万内奇，”穿着羊羔皮的主席有气无力地说道：“老兄，给他们签一张共同住房证。”

这位叫伊万·伊万内奇的老兄拿起一个本子，在死一般寂静中用钢笔刷刷作响地填写着住房证。

我现在还在这里住着，还是在那间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的房内。我这里的书籍，书桌上灯光环照。一月二十二日，这束灯光发出红色，顿时在我面前出现了梦中所见到的面孔——小山羊胡子和向前凸起的前额，而在这张面孔后面的是悲哀与绝望之中的灰白色的头发，半旧的毛皮敞领短上衣，还有用红色墨水写的字——乌里扬诺娃。

最重要的是那时我忘了道谢。

这件事可真做得不得体……

谢谢你，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娄力　译）

巴乌斯托夫斯基

塞瓦斯托波尔旅馆——《金蔷薇》第二卷的一章

我一生中也曾有几次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但是这几次瞬息即逝的幸福完全没有使我感觉到幸福这个词义上所含的那种心情。没有喜悦、吵嚷、兴奋、热情和成功。

我希望大家正确地理解我。不然，我所说的话就都成了空洞的废话。我认为并且坚信真正的幸福总是突然降临到我们生活中来的，它打开所有的门户，笑盈盈的，弄乱我们的头发，调皮地注视我们的眼睛。它在平静的水面上点燃起我们生平心向神往的那种城市的灯光。它用浓郁、潮湿的醉人气息吹拂我们的脸，用哆嗦着的小手掌紧捂我们的嘴唇，于是我们就会因感谢它对我们的爱抚而不由自主地吻它。

所有这种幸福……都是突然来到的，令人精神倍爽，就像海水的泡沫飞溅到脸上时一样。凡是面颊上曾溅到过海水泡沫的人，都知道这种被脸上的体温逐渐焐干的凉爽的泡沫的全部魅力。

可以说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是羞怯的，几乎没有声响，而且是疲惫的，悄悄地诞生并驻足在零落的泪水和沉静的早晨的近旁，依傍着亲昵软语和鸟儿的啁啾。当你甚至对一只麻雀也都斯文有礼时，幸福就会产生许多如学者所说的从属现象，就会产生脉脉的温情。

完美而隐秘的幸福当然是最崇高的幸福，人们对这种幸福的怀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我早就想写一本书，历数世上幸福的各种原因。但这必然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就像天空和大地那样，就像亘古以来所有的微笑那样无边无际，无穷无尽。

是呀，但是我说到题外去了。这章的标题叫《塞瓦斯托波尔旅馆》可我对这旅馆却还一个字也没提到。

这是在战后才建造的一家相当不舒适的大旅馆。至少，凡是还记得战前景色如画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人，都会持这样的看法。在塞瓦斯托波尔，各种大小悬殊得无可比拟的东西总是相依为邻——海洋同掉落在人行道上的小小的栗子结邻，而辽阔无垠的南方苍穹则和长出几茎青草的瓦房顶毗连，这种同样为明亮的阳光所照耀的伟大和渺小的结合，总是使人们同时产生悲怆如哀诗、壮丽似颂歌的心情。

我之能有若干小时不平静的感觉，得归功于这家旅馆，所以我不想因这家旅馆的房间家具豪华得可怜的装璜和整个形状的死板而去指摘它。旅馆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它是由人们建造起来的。

有一次，那是在寒冬将尽的时候，我和我的最亲近的人——我的妻子和女儿——从雅尔塔来到塞瓦斯托波尔。

那时跟我们同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还有作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鲁德内依。要描写同时代人可是件棘手的事。但是描写鲁德内依却比较容易，因为这个衰弱疲倦而又耽于幻想的人有一颗十六岁青年人的心灵，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到了六、七十岁的垂暮之年，仍然还有点儿孩子气，仍然有点儿像“中学生”。顺便提一下，这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的一种最迷人的气质。

鲁德内依在我们这些“中学生”中间是出类拔萃的，他心地单纯，思想激烈，不讲情面，为人热情坦率，善于辩论争吵（就这个词最好的含义来说），勇于伸张正义，而同时又往往会羞涩地进发出一股柔情，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感到害臊。

我发觉，只要你曾同某个人在某个地方一起生活过，或者甚至只是偶然会面过片刻，那么，这个人就会在这个地方留下某种印记。

有时，即使这个人早已去世，也会使人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就是这样感觉到布洛克仍在涅瓦河的堤岸上和一座座的桥上漫步，感觉到屠格涅夫仍像他给福楼拜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在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庄园内一棵老橡树的浓荫下沉思。这里用“浓荫下”这词恰到好处。它非常确切地表达出了潮湿的阴影、青苔的气味和荒僻的庄园的静寂，在这里可以听到滂沱大雨早已停息之后大颗雨滴仍然在从树枝上掉落下来，滴在地面上的有力声音。在雅尔塔幽静的奥特卡，我总觉得契诃夫刚乘马车经过，他注目俯视，始终是那样忧郁地在遐想着什么。而在那座改建过的别墅的旧式凉台上，我仍能听到帕斯捷尔纳克那低沉的、能穿透嘈杂的言语的、痛苦而又好似唱歌般的声音。

有时候这些地方跟其他许许多多地方并无丝毫区别。且拿耶列茨城这个蒲宁的家乡来说吧，耶列茨多少有点像梁赞、像旧日的科兹洛夫和利佩茨克。但是在耶列茨你会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蒲宁千百次描写过的俄罗斯的穷乡僻壤，感觉到俄罗斯的优美，感觉到她的一望无际的黑麦田的气息。只要你一走出城外，马上就可闻到盛开在所有田埂上的野花的那种亲切可爱、令人神怡、羼杂着尘土气的芳香。于是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蒲宁的诗章：繁花、蜜蜂、芳草、麦穗，晴朗的天空，响午的炎热……大限来临——上帝将问讯浪子：“你在尘世生活可幸福？”我会把一切忘掉——只记得芳草、麦穗中的田间小道——喜悦的泪水使我来不及回答，就伏倒在仁慈的膝下默祷。

一个人来世间一次，总会留下他曾来过的痕迹，这痕迹是无形的，不可触摸的，然而却是清晰的。只有记忆的衰退才能把这痕迹拂去，当然，即使如此，要拂去也不是容易的。

要是一个城市既和任何人无关，也和任何回忆无关，甚至和文学方面也不相关，那么这个城市对我来说便是死城。显而易见，对我们中许多人来说，也是这样。

这次我们到达塞瓦斯托波尔时已经很晚。我们一行，除我外，还有三个人，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两位女性和弗拉基米尔·鲁德内依。他们三人是各不相同的。然而在无忧无虑，悠闲自得这点上却一模一样。说是无忧无虑，这表现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事情要办，我们没有任何必须的走访，也没有任何烦心的事在等我们，我们都非常自由自在，因此，尽管天气阴暗寒冷，我们却觉得这个城市在那几天中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美好过。

天空灰蒙蒙的，刮着一阵阵强烈的劲风，从街角吹来盐水和鱼鳞的腥气，在阴沉的海洋远处，洋面荒凉无边得使我们惊骇，到处都有海鸥在翱翔搏斗，海怪在厉声呼号，然而这一切却特别迷人，特别美好，——这就是俄罗斯那一小块位于波涛汹涌的古海洋旁的最边远的土地上的美好景色。只感到无边无际的寒冷的浪涛团团包围着塞瓦斯托波尔，而这种感觉又是那么强烈，甚至使人不由得直打寒颤，想生火取暖……但是我们始终觉得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浓密乌云即将豁然开朗，无所不至的太阳即将欢腾地、自由自在地突入这座城市，以它琥珀色的光辉照耀一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太阳光照进室内时的情景。阳光满怀信心地慢慢移动着，逐渐地改变着，或者像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常爱说的那样，一步步地去重新了解室内的一切事物。

我感到不舒服，我的哮喘病昨夜又发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大家全都出去了。我坐在圈椅上，非常小心地呼吸着，但这样做并不见效。

一些飘忽、纷乱的思想涌向我的脑际，但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我听着风在窗框上呼啸，尽力不去注意从窗口泻入的惨淡的亮光，这时我忽然想，人大概是万能的。我喜欢这个想法，于是我阖上眼睛，想像着依我看亨利·海涅会怎样表达这个想法，我决定步他的后尘，通过一系列精确平静的思想，缀以轻松的形像、诗情画意的插话和出人意表地迸发出来的风琴声来加以表达。这些思想盘旋在与城市接壤的小小半岛的上空，就像阳光那样从容不迫地移动着，就像我曾从旅馆窗口看到的远处海上的波涛那样，无边无际地奔腾着。

我在旅馆里成千次地羡慕海涅。我所羡慕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他的散文把繁星和不可救药的堕落女人火红色头发上的苔草，把北方海洋的呼啸和伟大军队的隆隆鼓声融为一体，熠熠生辉。

我感到微微有些睡意，于是这些思想便起身离开睡意，在我面前一一掠过，慢慢地消失了……

我想到了人及其智慧、心灵和意识的还未被充分认识的几乎像魔幻一般的强大力量。

一切事物都难免消亡，只有人以丰富的、自由的思想创造出来的东西才能不朽，只有人托付给笔、墨、纸张、颜料（即使颜料并不能永不褪色）和岩石这类可靠的保存者去加以保存，并一代代地留传下去的东西才能不朽。

我想，人依靠想像力能够用语言创造出千百个舞台、千百个人物，创造出温暖的夏雨的喧声，创造出因遇上莫名其妙的幸福而颤抖着睫毛的少女的温柔丽质，创造出大雷雨前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空乌云相撞的声音。能够创造出一切！从极其轻微的羽毛直到贝多芬的交响乐，一切都能够创造。

我，作为一个人，能够用语言使一切永世长存。要知道人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此。

我就这样闭上眼睛思考着。但是我并非为自己思考。忽然，我明白了，只为自己考虑是不对的、无聊的，从这种思想中散发出来的是腐朽的气味。

只是为了他们，为了那些在我们漫长的、有时是坎坷的生活道路上一路伴随我们的人，只是为了他们不平静的心灵，为了他们炯炯有光的眼睛，为了我即使进入坟墓后也会记起的女人的声音，为了整个世界，我们才思索，我们的心脏有时才跳动得那么沉重。

太阳突然出现了，它在窗外尽情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辉，城市像板棚失了火，豁然通明。风撕裂了乌云，于是在广阔高空的云层中间，露出一片放射出红光的美不胜收的湛蓝的晴空，它似在炽烈地燃烧，光华熠熠，亮得耀眼。

于是太阳的光线开始在室内慢慢地移动起来。

起初阳光落在窗台上的一只栽着吊兰的小花盆上，花盆由一只已经有裂缝的旧盘子盛着，盘子上不知为什么绘着粗俗的野玫瑰。后来阳光照到被我女儿遗忘在圆桌上的一只羊皮手套上。

这只窄窄的黑手套疲劳而安静地躺在桌边，在手套薄薄的皮子里边，似乎可以感觉到被黑海的寒冷浆白了的纤长而有力的手指。

阳光落在这只手套上，停留了好几分钟，把手套晒得暖洋洋的。

和手套一起放在桌上的还有查鲍洛夫斯基的一卷小开本诗集。书本是打开着的，阳光停留在第141页（至今我还记得这一页）的以下诗行上：在我们狭窄的土地上只在这里我才认识到海洋的浩大，我听到船舶在缓慢地行进，和像平原一般的海洋传来的回音。

我早就知道，诗是世界透过五光十色的水晶来表演自己的场所。因此，当我埋头作诗时，即感到生活在我生活中再也没有比我在绵绵不绝地寻觅诗句、刻划形象时那样更美好的时刻了。

此刻，我在思考这位诗人所写的“听到船舶在缓慢地行进”这句诗。一个健全的人对这种古怪的见解会报以宽容的微笑。但是幸而人类关不是仅仅由那些健全的、平凡的和清醒得冷酷无情的人所组成的。

一切越出那些人思想界限的事物都会造成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而我们为了这个世界，却情愿献出自己的半生，如果不是一生的话。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会说，船舶行驶是无声的。这一点连每个孩子都知道。让他们去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无知吧。我们是知道的，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船尾的海水确乎发出静静的、柔和的汩汩声；我们猜测到这是因为轮舵每一个极微小的动作，每一次转动都会在海水中激起数以百万计的气泡，当这些气泡破裂时就发出了这声响。这咝咝声、沙沙声，这好不容易才能听到的汩汩声，这在船舷两旁飞速往后退去的水流微弱的哗哗声，在整个漫长而又缓慢的航程中始终伴随着沉重的海轮。

当我在思索这一情景时，阳光已经暗淡，被撕碎的黑压压的乌云复又聚集拢来，把大地跟天空和海洋隔绝了开来；从土耳其那面，从轻轻的呜呜作声的海洋上，转眼之间，一堵沉重的云墙即已迅速地升到天顶，把潮湿的、寒风呼啸的、极其难受的二月天气带到了塞瓦斯托波尔。

门一下子打开了，有个姑娘不是走进来，而是悄悄地闯了进来。她就是我的女儿。她首先扑到我怀里，把冰凉的面颊紧贴在我的面颊上，一双明亮的浅色眼睛注视着窗外，从那里可以看到有只烟囱被熏黑了的汽艇，艇身侧向一边，正吃力地行驶着。海港上有不少这种其貌凄惨的渔艇。人们认为这类渔艇有些像洗衣作坊或镀锡工场，也挺像废铜烂铁的堆栈。“你看，”她说，“这汽艇倾斜得多厉害。活像个拄着拐杖走路的跛子。你知道吗，我忘了带手套了，看，就在桌上。妈妈要我拿去带上暖手，再去伯爵码头，她在那里等我。弗拉基米尔·亚列山大罗维奇也要到那儿去，然后我们一块儿去城北的烈士公墓，你能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不去，”我深为自己惋惜地说，“哮喘病又发了。”“那是因为刮起了这阵鬼风，”她说，又重新把她的面颊紧贴着我的面颊，她的面颊已经暖和了过来。“让他们去吧，我留下来陪你。”

她瞧了我一眼，于是我又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幸福——我正为自己担心时，得到了女儿的关心。但我说服了她别留下来，我发誓一定坐着不动，于是她走了。我听到她在走廊里停了两次，倾听我的动静，显然她是想回来。

我重又开始回忆多少世纪以来固定不变地存在于诗歌中的我所喜爱的形象。我使这些形象离开原地，把它们从久已处惯了的地位上拉出来，让它们突然地转动。这已迹近于游戏了，但这种游戏丝毫不逊于太阳在云中的游戏，或星星闪闪发光的游戏。我选出了一些名声不佳、遭到鄙薄的最陈旧的形象，试图赋予它们以新的强大的生命力。那有什么，不妨一试！我们甚至可以举出一首已经死了的茨冈情歌体的诗歌。疯狂的夜，不眠的夜，纷乱的话语，困倦的目光……这被最后的余烬照亮的夜，好似深秋凋谢的繁花！

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们鄙薄地斥责这类诗的庸俗和陈腐，但是在这种轻蔑的激烈否定的态度中，是不是有那种常见的而且是固执的虚伪呢？

你们会说，这是宴饮之后便要生离死别的泪水盈眶的夜晚吧！是的。是骠骑兵和茨冈人的夜晚！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彼此折磨着孤寂的夜晚。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夜晚。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莫斯科近郊别墅村内所度过的一个寂静的、飘着雨水的早晨。我在那个村里住了整整一秋和一冬。

我向火车站走去，打算乘头班车去莫斯科。每天拂晓，总有好几分钟，曙光停止增加亮度；这时一片灰蒙蒙的死一般的静寂便笼罩着大地，静得都可听到细小的雨滴掉地的声音。那不像是下雨，倒像是雨水在向你眉目传情。

我去车站途中，路过一幢旧别墅。别墅的栅栏里边一株株茁壮的翠菊仍冒雨挺立着。

别墅的台阶上跑下一个人。从各方面看，是个年轻人，他显得很激动。只见他轻轻地一纵身，就跳过了竖立在沟壑旁的低矮的栅栏，沟壑内密密麻麻的都是湿淋淋的叶丛，水珠从叶丛上竞相滴落。这个人不顾路滑，沿着沟壑的陡坡往前跑去，这陡坡想必是通到河边的。就在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的愤怒的少妇，跟在他后边从台阶上跑了下来。她声嘶力竭地喊道：“回来！”

她的头发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望着她的头发，除了这一头浓密的，十分浓密的，泛出暗红色的金发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飞快地从我身旁走了过去。我没给她让路。我想从近处看清她的脸。

可是我没能看清她的脸。她走到我身旁时，把脸扭向一边，避开了我。她骇怕地望着杂草丛生的沟壑。我只看到她细腻白嫩的鬓角和一小缕金发。不知为什么，这缕金发当时震撼了我。我觉得这缕金发中似乎有一种孤苦无助的、妩媚可爱的东西，真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我闻到了她衣服上那种使我的头为之发晕的、几乎是非人间所有的气息，而且这气息是那么的温暖，就跟她的手、脸庞、肩膀和娇嫩的颈项一样。

我跟在这女人身后走着。忽然我为她胆战心惊起来，仿佛她是我的一个正在受苦的亲人。在车站旁，一列火车撵过了我们。蒸汽消散后，我看到了这位少妇。她没有赶上火车。丈夫走了。雨停了，天空出现了清晨的红霞。

那少妇坐在不知是谁家的别墅门外的湿漉漉的长凳上，哀哀地哭泣着。

我没有从她身旁走过去。这超出了我的力量。我拐进树林，久久地在潮湿的榛林和蕨草丛中跋涉，终于走到了邻近一个别墅区的车站，由那里乘火车去莫斯科。此刻我在想，我在莫斯科近郊那个潮湿的早晨所遇到的这件普普通通的、司空见惯的事情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到震惊的呢。只有一样东西使我感到震惊，就是那少妇眼睛中流露出来的疯狂的、受尽折磨的、甘愿作出牺牲的爱的表情。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情。它表现出了绝对的忘我和对爱人的疯狂的热情。

这件事情一下子就把我推回到许多年以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推回到梅希金公爵和罗戈辛的时代……我始终感到惋惜。甚至感到痛心，在我的一生中竟没有遇到过娜丝泰茜娅·费里波芙娜要是遇到后会怎么样呢，我无从逆料，但是十之八九，某种朦胧的喜悦会把我的一生淹没掉。朦胧的喜悦！不，这已经说得够明确，够清楚的了。我过去和现在都始终相信，从这种产生于喜悦的朦胧中，从人类灵魂的这种暴风雨的状态中，会产生出伟大的东西。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茨冈情歌体的诗歌上来吧……这种诗歌和俄罗斯文学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由普希金所开创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曾受益于茨冈人的奔放、激情和那种使人得到慰藉的忧郁。这种激情一直传到布洛克，而且几乎传到我们今天。

茨冈情歌体诗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指责它，蔑视它，严厉地排斥它呢。只有对生活、对人怀恨在心的人，只有对每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人都要怀疑地加以追究的人，才会对这样奔放、悦耳、扣入心弦、时而极端快乐、时而又忧悒悲哀、在傍晚的雾霭中静息下去的诗歌如此愤慨。

落阳斜照在窗框上，城市家家户户的外边，有许多地方被倾斜的阳光和寒冷的影子遮断了。

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好像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形象的行动和诗歌的任意发展戛然而止了。

但是我并不引以为憾，因为我知道，继续这样的发展全在我掌握之中。

夜里我的哮喘病又发了，起初还算轻微，后来越来越厉害，压迫得胸口透不过气来，我无法躺平，只好坐在圈椅里，竭力想睡一会儿，却睡不着。

起初，这是因为窗外有盏孤零零的路灯正透过二月黑沉沉的夜色，朦胧地照射着。

路灯在迎风摇晃，但有时摇得累了，就停了下来。我试图效仿安徒生，想像这盏路灯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会想些什么。但是由于这想法完全是造作的，我马上把它丢弃了。我最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当人们深夜醒来，看到这盏显然极其谦逊、极其兢兢业业的路灯的昏光时，会想些什么。其实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因为它总是勤勉地发着光，而不像其余的路灯，一遇到风就眨眼睛。

我望着路灯的灯光，忽然想像起世上还没有塞瓦斯托波尔，也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时候，在这海岸上流逝的数千个夜晚的真实的和童话的情景来，想像起我自己在这里度过的几十个夜晚的真实和童话的情景来。

据说，夜晚“照理”应当体现深沉的寂静，但事实上夜晚很少有这样的寂静，人的求生的奔波和焦虑毒化了夜晚。啊，如果能返回到童年时代安宁的梦境之中，相信人生的理智那有多好。而所以会相信，那是因为受了儿童吐出的温暖和轻微的气息的迷惑。而且不仅是儿童的气息，还有女性的气息。蒲宁在他那篇令人叹服的悲哀的短篇小说《轻盈的气息》中列举了女性美的许多确切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美妙的轻盈的气息。

我在静听。屋里，我的亲人都在我身旁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但我没有听到她的呼吸声。我回想起，我一生中曾好几次吓得跳了起来，因为我觉得她似乎完全不在呼吸。每次我都走到她床边，俯下身去，久久地倾听着。屋里一片沉闷的寂静，只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丝尖尖的声音。于是我非常小心地把手靠近她半启地嘴唇，我手掌上感觉到了微弱的温暖的气息。这沉睡着的人的生命的气息，这馨香的温暖，有一种生命的本质所特有的魅力，是生命平静而又壮丽的一种表现。此刻，我也在紧张地倾听着，终于听到半声轻轻的幸福的叹息。但这也许是我的幻觉。这梦中的叹息，是轻松的，也是喜悦的，显然她梦见了无穷无尽的波涛从黑暗中滚滚地冲向岸边。波涛奔腾不息地冲击着海岸，一浪接一浪地带来了充满臭氧和帚石南气味的空气。在我的记忆中，这两种令人清新的气味总是联袂而来的。

我在倾听着。我觉得有一个高大、善良的人托付我来守卫这梦和这气息。

我仰靠在旅馆的一张旧圈椅的椅背上，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想，充当人的守卫者，充当人的保护者——这项工作丝毫也不比建造雪白的邮轮或创作像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那样的戏剧来得差，而是同样光荣的。

我刚一想到《麦克佩斯》，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敏捷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即我们诘屈聱牙地称之为“联想”的那个东西，来干扰我的思想了，于是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阵亡的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和非常好的人鲍利斯·拉宾的诗句。我觉得这些诗句和麦克佩斯夫人的命运有某种明显的，然而却无法解释的联系。也许，这些诗句是她军队中某个兵士写的吧。兵士，学会搬运你自己的尸体，学会在绞索中呼吸，学会在细小的导火线上煮沸你的咖啡，学会忘却那对浅色的眼睛。学会不去企待天堂的极乐之地，一旦你死亡的时刻来临，就把这时刻看作是你的邓南森林！“邓南森林！”我反复吟咏了几遍。这几个字发出唱歌一般的铿锵声，同时渐渐静息下去，这座在夜色中的黑魆魆的森林，从烟雾弥漫的远方向我移近。我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咏叹这些诗句，一直念到“学会不去企待天堂的极乐之地”这行诗时，我睡着了。

天已破晓。黎明呈现出浑浊的浅水港内的海水的颜色——这是种灰蒙蒙的、稍有点像青草的颜色，所谓草绿色。当我又昏昏睡去的时候，听见远处什么地方有只轮船发出漫长的汽笛声，就像海鸥在那里召唤雏鸟一般。

尽管这克里米亚的冬夜是漫长的，消逝得十分缓慢。可我还从没有经历过像这样幸福的海滨之夜。

在塞瓦斯托波尔，幸免于战火的一共只不过几幢房子。伯爵码头总算也幸免于难。在炮兵海湾岸边有一座幸存的楼房，旧时是“银行旅馆”，对这座楼房我特别感兴趣。我不喜欢的只是旅馆的名称。这个名称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风光很不相称。我有时觉得这座城中的生活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因此像金钱、财务、银行和其他许多俗事的概念是无论如何不适用于这种生活的。

一九三五年冬季，我曾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在这家旅馆里租了一间很大的也很清静的房间。从窗口就可看到康斯坦丁要塞四周浅滩上浪花四溅的激浪。在碇泊场上浮标报警器几乎每天都在呜呜作声。冬天的暴风雨总是要延续好几个昼夜。

从某个时期起，我开始享受到作家这一职业的优越性。其中最主要的优越性是在哪里都可写作——在任何城市、任何国家，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

写作需要些什么，无非是自来水笔、纸、桌子（或者宽一点的窗台也行），若干本书、敏锐的记忆、丰富的想像和无愧于人的良心。

但是，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最主要的，当然，是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那时到塞瓦斯托波尔来是要写作一本有关黑海的书。

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为对作家的写作来说，旅馆不失为一个好的环境。就这意义上说，“银行旅馆”是个理想的地方，投宿居住的人少，而且好像有心不要惊吵别人似的，大家都很斯文、很安静，也不作声。只有从许多坏了的水龙头（每个房间都安有盥洗斗）中漏出来的水滴声破坏了这种静寂。

所有水龙头都漏水，但是漏水的声音却各各不同，这就赋予旅馆生活以一种独特的风味。有的水龙头慢慢地、神气活现地滴着水，仿佛滴出来的是金属的溶液那样；有的水龙头则手忙脚乱地滴着水，迫不及待地滴着，仿佛急于要到哪儿去似的。这些龙头很易失去自制，特别是在深夜，水已无处可去时，更是如此。龙头用不同的声调歌唱着，忽而运用丹田之气唱男低音，忽而又突然改唱复杂的花腔女高音，忽而又声嘶力竭地吱吱尖叫一个整夜。还有些龙头，不甘寂寞，只要有人一碰到它们，就打起响鼻，急速喷射，把水飞溅到以碧空云彩为背景、绘着一架损坏了的竖琴的糊壁纸上。

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旅客，对自来水的咽泣和哀号很快就习惯了，只有旅馆女经理索菲娅·伊萨科夫娜，这个年约四十、头发棕黄、身材矮小、体形消瘦、满面皱纹和雀斑的犹太女人，却习惯不了。

她终日愁眉苦脸。与此相符的是她抱怨任何人和事，既抱怨有生命的东西，也抱怨无生命的东西，甚至还抱怨黑海，因为她不满意黑海变幻莫测的性格。“您知道，这像个什么生活，我已听天由命了，”她叹了口气说，“您也看到的，龙头不像龙头，房间不像房间，牛不像牛，甚至钱不像钱。”

她认为我的生活是典型的毫无意义的生活。“我不懂您为什么要拚命写小说，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够一辈子老是读呀读的没个完，简直像疯子。一年到头净干同一件事，他们怎么不腻烦。我也读过相当多书。我的老天，净是爱情、变节、精神失常、凶杀、密探、为真理斗争，——可实际上您几曾见到过真理呢？没见到过就别胡诌。我才不需要你们的作品呢！”

最后，我也开始怀疑起我写的许多东西了。

有时我想通过某个不偏不倚的人来检验一下我写的东西。于是我就想像我把刚写好的东西读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听，而她呢，听到有些地方就频频摇头，责备我说：“我的天呀，您是怎么搞的，怎么写起这种东西来了。请您删掉吧。”

于是我无可奈何地从原稿中删去那些我想像中的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如此不喜欢的地方。

但有一次我决定把一节真事和虚构交织在一起的小说读给她听，据我看，这两者交织得如此紧密，任何一个索菲娅·伊萨科夫娜都无法把它们区别开来，或者用形象的话来说，都无法把它们分解开来。

这段文字是描写塞瓦斯托波尔火车站的。在我国，我还没看到过别的地方有像这样舒适、安静、甚至发人深思的车站。

在车站尽头有好几棵粗得须两人合抱的参天杨树，树身和车厢挨得那么近，如果车厢的门正好停靠在树旁，那末旅客就无法走出来。遇到这种情况，列车员就朝司机挥动小红旗，于是司机把这列沉甸甸、热腾腾的列车稍稍往后退一点儿。

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把这个地方读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听后，我自己明白，我所读的地方向她提供了揭露我的丰富养料，她尽可指责我写得不真实，虚假，指责我如她所谓的“唬弄人”。但是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却没有对这段文字提出批评，而是说：“当年我送丈夫上前线，送女儿去莫斯科时，在这些白杨树旁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真可怕！简直是一场恶梦。请您相信，后来我去接他们时，又流了同样多的泪水。您描写这些白杨树，很好，因为我们平日从来不谈这些事，哪有时间去回忆、闲聊这些事。可我们并不是狠心肠的人，我们也知道热爱这些东西，不只是您一个人爱。您可别这么想。”

我对司机得把列车倒退才能使旅客下车这一段描写颇为担心。我询问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对这有什么看法，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意外：“您以为这是虚构吧！可虚构得很恰当嘛。我感谢您为我们塞瓦斯托波尔操心。”

从此以后，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就注意保持走廊里的安静，不让任何人，特别是收拾房间的清洁工来干扰我的工作。只要稍有响声，她就会像头被激怒的雌老虎那样训斥她们，从而爆发一场长时间的震耳欲聋的吵闹。“你们这些该死的！”她对清洁女工们吼道，“你们知道吗，人家在工作，或者你们根本不知道这点，而且也不想知道？给我拎着你们的脏桶滚出去！滚，听见吗！”

虽说没有人怕索菲娅·伊萨科夫娜，但是这些清洁女工毕竟还是静了下来，问道：“十号房间里那个旅客在写些什么呀？是不是在写爱情？”

这家旅馆有一种跟塞瓦斯托波尔格格不入的、南方纯朴风习的遗风。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一座军人的、海军的、四通八达的、矜持的、庄重的城市。

我认为，当年建造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一定熟知古代的海港，熟知哥伦布和卡博特时代的要塞、熟知要塞护城沟前的土堤，荒无人烟、长满杂草的炮台，直抵海面的半圆形铁梯，以及同样是铁铸的系船桩，桩上有粗大的铁环，用以系住船舶。那一只只铁环上套住马尼拉缆索的地方，铁锈全被磨光了，露出光洁的银灰色的金属。

在这些港口中，密密麻麻长满了苔藻和各种水草，水生植物所以会如此茂盛，跟贪婪的鱼群由大海游进港内出于同一原因：这里在装卸各种粮食时有许多撒落到了水里。苔藻是那么多，以致港口的海水都变成了苔藻的颜色——密不透风的暗绿色，连锁链上也滋蔓着非常稠密的苔藻。有时海水涌入港口，船舶不乐意地晃荡着，哐啷作响地把锚链拉得紧紧的，这时铁链上就悬挂起一条条长长的沾满污泥的状似笤帚的水草，或者用海员们的话说，悬挂起一根根“胡子”。

在古老的防波堤尽头安装有信号灯火，有的甚至建有石砌的灯塔。后来换上了用粗铁条铆接起来的像水雷似的灯塔。日落时这些灯火和灯塔就点燃起来，它们被各种风向的风吹得簌簌发响，使海上的夜晚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诱人的气氛。

古时候，当人们建造第一批石砌的防波堤和码头时，灯光是十分昏暗的。无论是点植物油还是煤油都不可能像使用电灯那样发出强烈的光芒。那时海上的灯光简直被视作晶莹光洁的宝石，在舵手和值更员心目中，这些在远处发出的闪光，有时像红宝石，闪耀出不祥的、好似沸腾的鲜血一样的光，有时像帝王王冠上的绿宝石，有时像淡蓝色的金刚石，发射出的好似一枚枚针一样锐利的亮光。

这些灯塔上的火光是有响声的。真的，发出一种微弱的营营声，这是钟表的机械转动透镜而发出的声音。

我们对于古时港埠的建筑情况知道得很少，甚至一无所知。只是在旧杂志上偶尔看到几幅版画绘有这类城市，——用链条围起来的仓库（货栈）、塔上的钟、旗。在这些版画的上角总绘有一枚城徽——多半是一匹海马和一根三齿叉、或者是长着一对忧郁的大眼睛的尼丽达，要不然就是一头拚命想钻进大贝壳中去的欢快的海豚。同样的城徽刻在挡土墙的石壁上，还以木头雕像的形式刻在船头上，这些雕像由于盐水和太阳的侵蚀而出现了裂缝。

装饰船头的习惯，在我国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才消失。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二一年时为“彼斯捷尔”号轮船绘制船头装饰的情景。这只船本来已准备拆毁，所以停泊在船舶的坟场内。但那时我们连一艘轮船也没有，所有的轮船都被白军开到西方去了，因此便把“彼斯捷尔”号从坟场内拖了出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修复。从奥德萨到巴统的那次首航中，船上甚至绘制了新的头饰——黑煤和黄金的图案。

格林所虚构的海滨城市祖尔巴干，把塞瓦斯托波尔同全世界所有其他美丽的港埠在我心中联合成一体了。

格林从每个港埠撷取一个细节，放进祖尔巴干城。塞瓦斯托波尔的建设者也是如此，他们把古代一系列海滨要塞的许多特征移植到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城中。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一本法国杂志上，杂志的名称大概叫做《全世界》吧，看到一篇描写法国几个港口的文章。有很多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但有几处描写却使我终生难忘。譬如，有一处写到高坝，好像是在勒阿弗尔，那里长满了多年的老杨柳树。柳枝低垂在船舶的甲板上，柳叶沙沙作响，柳条飘忽不定的影子在甲板的各处颤动。

当我在写这几行文字时，不由得想像着自己正站在轮船甲板上的柳枝树荫下。火烫的早板上抹有粘性焦油，杨柳树皮散发出一阵阵气味，赛纳河遥遥在望，在河的上空蓬蓬松松地雨云正在聚集拢来。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不同寻常的地方，但我知道，有些读者准会认为这段描写是讲异国情调。这是为什么！

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勒阿弗尔的杨柳有异国情调，而塔鲁萨的杨柳就是司空见惯的本国情调。显而易见，异国情调这个概念是和不习惯这个概念相吻合的。对不习惯事物的爱并不会毁灭对司空见惯的事物的爱，所以我觉得有些批评家对异国情调的愤怒态度是不能理解的。我以为，否定世界上存在的现像，只证明那些致力于这类否定的人的智能水平的低下。

关于塞瓦斯托尔我曾经写过不少小说。我过去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可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市容已增添了新的特征——严峻和寂静。这些特征和以前的特征——闲散、光明、欢乐——结合起来，形成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新的容貌。

每个港埠，都是不同体积和不同形状的船舶的集合体。船舶的美表现在船身的匀称、形状的赏心悦目，表现在船只特有的闪闪发光的洁净，最后，还表现在满天落霞映衬下的船的轮廓。当一艘最普通的渔轮在一片火红的夕照下航行时，这只渔轮好像是从伟大的英国画家透纳的画中向我们驶来的神话中的舰只。

还没有一个人能像透纳那样描绘晚霞。夕照像金锭似的从天空掉落在他的画布上，舰只似一团深红色的悲哀的火焰燃烧着。仿佛有一股寒冷的烈火笼罩了所有这一切，在海洋不祥的远方腾起了一团团抹上紫红色晚霞的黑黢黢的夜色。是呀，透纳善于用绚烂的凶险色彩来吓唬人们，这位透纳是个性情乖僻、体态肥胖的人。印像派还未诞生，他就已经愤怒地把光和暗壮丽尽致地泼洒到画布上了。

据说，他一次也不曾错过海上的风暴。他登上他家屋顶上的了望台，观察着乌蒙蒙的云浪怎样铺天盖地向他、向阿尔比昂的白垩海岸压下来。整个天空都因蓝色闪电一阵阵痛苦的抽搐而不停地哆嗦着。他这个人是不怕混乱的。他能用混乱来创造他的画面，驾御暴风雨，把无数金色的斑点，像抛掷成千上万的基尼和路易那样，撒向黑色的海面。对我们来说，看到他的画恰如我们身临大雷雨之中。

是的，我说过任何港埠都是各式各样船舶的集合体。

而且我还想对所有的人，首先是对海员们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千万不要让船舶的诗意消亡，不仅如此，我们大家彼此永远约定，绝不让各方面的诗意消亡。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所有在黎明时呼吸到、即使仅仅呼吸到一次大地清泉的气息的人，都应当为此斗争，为不让我们生活和我们大地的诗意死亡而斗争。

我应再说几句有关船舶的话。

不久前，有几艘保存下来的古老的军舰从法国各港口转移到尼斯。尼斯把一条最平静的港湾拨给这些舰只停泊，即使刮起最强烈的风暴，这个港湾里的海水也很少会激起涟漪。

法国海军的水兵们把这些军舰系牢在旧码头上后就走了。留在船上的只有几名守卫。于是这几艘军舰就好像在这奇特的露天博物馆内睡着了。而且永远不再醒来，只有缆索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发出嘎嘎声。

有人把这些舰只的照片从尼斯寄给了我。

我一连好几个小时细看着一根根带有火盆的桅杆，那些火盆显然是烧焦油的，细看着沉重的横桁、绳梯和从甲板进入船舱的低矮狭窄的小门。铁锚和橡木的垫板用支索吊起在船舷的外边。栏杆上刻有花纹，船舷的炮眼打开着，里边是森严的海战炮的已经发黑了炮口。这些炮口由于风雨的侵蚀，双目都已经失明，但是仍然在注视着远方，注视着地平线，注视着地平线后面那些在很久之前就已开始慢慢繁荣起来的伟大海岸和沿岸的许多热闹的欢乐的城市，在那里鼓乐齐鸣，跳舞的女人们正在婆娑旋转，她们的丝绸花裙发出声声喧闹，匀称、丰腴的大腿已线条毕露；在那里有日夜撞击不息的钟声，有轮船上飘出的缕缕浓烟，有热烈的接吻，有买卖辛香和桂皮的货摊，有用口衔住塔列尔和采欣的人，有醇厚的、夹杂着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的硫磺味的意大利酒，有绘有百合花的大旗；这些旗子从舰尾的旗杆上一直垂到水面。旗帜的底边被狭小港湾的油污的海水浸湿了，但这些旗帜并不嫌弃这水。

我仔细地看着这些舰只，尤其仔细地研究了其中每只战舰的舰尾，渐渐昏昏地陷入漫长的难解的梦境。

每艘舰只的舰尾都饰有茂盛的植物的木刻。许多无名的别开生面的雕刻家，在这里雕刻出一串串葡萄、一束束花朵、一群群蜜蜂；雕刻出女人的手和脸的侧影，以及伸长的身子扑向这些女人的嘴唇的海兽。这种雕刻品都镀了金。当太阳东升或西沉，日光照在舰尾时，舰尾像蓦然点燃起了金黄的火焰，即使远在几英里外也能看到。舰尾的亮光还照进在一叠海图上放着一架沉重的六分仪的船舱，而在鸟笼里，舰长的一只不死的老鹦鹉像一块迎风燃烧着的木头，已经睡着了。

这一切可以写的很多。

我本来还想写得多些，好让人们看到整整一个舰队的这种舰只在海上顺风航去，就像图画中所画的那样，舰尾拖着一条碧绿的泡沫飞溅的水练，无数张帆同飘浮在天上的行云融合成一片，已分不清哪是扬帆，哪是白云；哪是白云，哪是展翅飞翔在地平线上的天鹅。

一九三五年，我当时住在“银行旅馆”，写作有关黑海的书，那时我几乎每天都从图书馆里借回来许多有关海洋的书籍，差不多不加选择地阅读。

有一次我偶然看到有一篇文章，论述海上传统和一般传统。

在此之前，我不知为什么从没有思考过传统问题，对于传统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态度。总的来说，许多传统是饶有意义的，十分美好的，但是它们能不能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多少起些作用呢，我那时从未思考过。

自从在塞瓦斯托波尔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此文似乎登载在《海上文集》杂志上），我才明白了，传统首先是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尊重，而且不可能不热爱祖国。保持传统，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行为，所以也是很好的行为。

浪漫主义的传统或者甚至是无关紧要的浪漫主义举动，都会使生活变得轻松、愉快，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一种继承性的感情。

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窗外海上的曙光，栗子树的枝叶，潮湿的土地上微带苦涩的气息，内心的不安，创作的预感，无法承受的幸福，对不会实现的事情的痛苦，诗人关于“俄罗斯金子般的心热烈地在我胸中跳动”的诗句，远处的锯木声，等等一切，能够孕育出一篇结构严谨的、纯洁的、字字珠玑，无一字多余的短篇小说。而此后好几个世纪，这篇小说的力量始终能使人们的心灵激动、喜悦和苦恼。要解释人类心灵的这种秘密是不可能的。对人类的心灵只能加以描写，而且还是一鳞半爪、不系统的。

我今天写得杂乱无章，没有设法使叙述有连贯性。

我只做到了一点，就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保持其暂时的一贯性。

现在，当我已经写完札记时，我力求把所有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和几乎从未间断过的题外话加以改写，创作出一篇完整的、清晰的短篇小说，但也可能是两篇、甚至三篇，或者是一部小型的中篇小说。（边恭　译）

米哈伊洛夫斯克小树林

我不记得，哪位诗人曾经说过：“诗材处处有，只需俯拾工。”

那是一个清晨。雨稀疏地落着。大车驶进了古老的松林。在草地，在路边，有什么东西泛着白光。

我从车上下来，弯下腰，看见了牵牛花丛中的小木牌，上面是黑色的题词。我扒开潮湿的牵牛花茎，看到几乎被忘却了的诗行：“在各个不同的年代，米哈伊洛夫斯克的小树林啊，我曾经来到你的树荫下。”“这是干什么的？”我问车夫。“米哈伊洛夫斯克，”他笑了笑说，“从这儿起就是亚历山大·谢尔盖依奇的土地。这里到处竖着这样的标记。”

后来我在一些全然没有料到地方都遇见了这样的小木牌：在索罗季的未割刈的草地上、在从米哈伊洛夫斯克到三山村路边的沙坡上、在马列涅茨和彼得罗夫斯克湖岸上——从草丛、从石南花丛、从干枯的草莓丛里，到处都有普希金的随便的一些诗行发出声音。而听到这些诗行的则只有树叶、鸟群和天空——那暗淡和羞怯的普斯科夫的天空。“再见吧，/三山村，/在这儿欢乐曾多少次将我相迎！”“我看见了两片碧蓝碧蓝平镜似的湖水。”

有一次，我在胡桃林中迷了路。隐约可见的小道在树丛中消失了。大概，一个赤脚的提着一篮越橘的女孩儿，一个星期才沿着这条小路走一次。然而就在这儿，在这个丛林里，我也见到了一块白色的小木牌。在那上面是普希金给奥西波娃的信的摘录：“我能不能把萨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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