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洲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与民生改善研究试读：
总序
郝时远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一 选题背景
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全区面积为122.84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8。西藏自治区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面隔金沙江与四川省相望，东南面与云南省相连，西南面分别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众所周知，由于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与西方反华势力的长期干扰破坏，西藏长期处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保卫我国西南边疆安全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沿阵地。相对于我国内地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而言，西藏自治区在构筑牢固的国家安全屏障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内地省市的无私援助下，在西藏全区各级政府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瓶颈制约因素进一步缓解，推进跨越式发展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夯实；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逐步提高，吸引区外资本、技术、人才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各族干部群众思稳定、谋跨越、奔小康的愿望更加强烈，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内生环境明显改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藏自治区已经驶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快车道。2010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经过民主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小康，西藏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为今后西藏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受特殊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西藏自治区仍然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一，西藏与全国发展差距仍然较大。2010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仅为507.46亿元；地方财[1]政一般预算收入仅为36.65亿元。由此可以看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状况依然较为严重；城乡居民特别是农牧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实现农牧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牧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进一步拓宽西藏农牧民增收渠道。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十四世达赖集团的干扰破坏，仍然是影响西藏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最大障碍。我们同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反对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懈怠。西藏客观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与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题必须是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也进一步决定了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既是确保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进步的基本公共需求，也是确保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基本公共需求。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做好西藏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全党同志一定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开创西藏工作新局面。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2010年西藏全区总人口为300.22万，其中，农牧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0%左右。西藏自治区人口密度平均为2.4人/平方公里，其中，农牧区人口密度更低，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由此决定了西藏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半径较大，社会管理成本较高，农牧区人口及生产要素的高度分散与政府集中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西藏农牧区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导致农牧民生活异常困难，农牧业生产异常脆弱，农牧民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高，这也决定了西藏农牧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依赖。结合西藏实际区情来看，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在农牧区，重点工作是抓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这一首要任务。2010年，西藏农[2]牧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38.7元，排在全国倒数几位。与全国一样，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在于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或“三牧”问题，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重点和难点就在农牧区，因此，要把更多的关怀和温暖送给西藏农牧民群众。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要更加注重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通过不断加大投入，把更多财力投到公共服务领域、落实到重大公益性项目上，把政策资金更多向广大农牧区和边远地区倾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时期是西藏自治区承前启后、全面推进跨越式发展和实现长治久安、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也是西藏自治区继续追赶全国发展步伐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为了实现西藏更好、更快、更大发展，必须始终突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个主题，这是由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与特殊矛盾决定的。为此，必须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民生凝聚民心，民心关乎和谐。只有突出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切实解决农牧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繁荣进步。
在我国，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提出，涉及民生问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扩大公共服务，并将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西藏自治区作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之一，只有始终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指出，必须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突破。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施“富民兴藏”战略，大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尤其是提高政府提供基本民生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着重解决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农牧民增收困难等突出问题，努力提高西藏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富民”与“强区”的有机统一。
目前，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仅与自身发展需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我国内地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而言，“民生问题”在西藏表现得尤为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面临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进行了初步规划：到2015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再次进行了规划：“十二五”时期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为到2020年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都对“十二五”时期显著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十二五”时期是西藏自治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西藏自治区全面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转型时期。综合国内外情况来看，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社会矛盾普遍较多，也普遍较为突出，进一步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就当前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而言，有两个亟须解决的矛盾。一是解决西藏农牧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开始取代物质产品供给不足成为新的社会焦点，新的短缺不再存在于商品领域，而是发生在公共服务领域，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尤其是对于西藏农牧民来说，虽然其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不足。二是解决西藏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农牧民群众迫切要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望与现实不够一致之间的矛盾。实事求是地讲，西藏自治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社会发育程度不高，各级政府及干部的思想观念、行政方式、工作作风等还不能完全适应西藏社会发展稳定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政府部门及部分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还比较薄弱，为人民群众及市场主体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有的政府部门权责脱节、有权无责，或职责不清、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不高，工作作风亟待改进；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体系不够健全；等等。这些既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也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就进一步要求“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努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基于此，本书以“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为主题、以改善民生为视角开展研究工作。二 研究意义“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政府要有所作为，公平、有效地推进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快速发展，必须充分意识到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西藏自治区政府，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从整体角度构建和提升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已经把提升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自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事关西藏农牧民群众生活的“民生问题”，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西藏自治区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关系到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幸福感”。解决西藏“民生问题”，关键在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增强西藏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就成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
从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纵向比较来看，相对于过去而言，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确实有了明显提升，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从横向比较来看，西藏不仅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西藏公共服务水平整体较为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我们对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进行专题研究。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也进一步指出：“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增强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服务型政府以公正、透明、高效的理念作为支撑，以更好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目的。可见，构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就是要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是现代服务型政府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阶段，西藏自治区也不例外。本书通过对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进行专题研究，有助于推动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
西藏自治区作为我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过程中，与我国内地省市地方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过程中面临相同的问题，诸如公共服务供给投入不足、公共服务体制不够完善，等等。当然，这些因素也是导致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供给水平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在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民族宗教与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其内在特殊性，西藏自治区政府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些特殊性的影响。因此，要保障西藏自治区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民生改善，就必须对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供给质量的优劣。西藏自治区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一方面是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上也存在明显差距。这就更需要结合西藏自治区面临的实际特殊情况，对其展开专题研究，以进一步提升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质量，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综上所述，对“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转变地方政府服务职能、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书可以为提升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有助于切实解决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对于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减少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稳定与推动发展进步、构建西藏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问题开展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有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我国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及其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问题，也初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一 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指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全体居民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首要职责。当前，要把公共服务的重点放在教育、[3]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上。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认为，应当把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界定在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而且，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我们基本公[4]共服务中的“基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昌盛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实现特定公共利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发展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一定阶段公共服务应该覆盖的最小范围和边界；根据需求层次，将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划分为[5]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提出，从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角度出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中国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6]它们构成了当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讨论得比较清楚，基本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发展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就是满足一个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二 西藏基本公共服务
近年来，有学者结合我国民族地区面临的特殊实际，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展开了研究。陈全功等认为，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在众多基本公共服务中，应该允许结构性不均衡，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目前情势下，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是最紧要的。[7]还有学者认为，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生存和发展是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生存，意味着那些能改善生活生命质量的服务是最基本和最需要的；发展，意味着那些能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提高个人素质，改善未来状况的服务是最需要的。综合来看，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与基本生活保障才是民族地区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作为我国以藏族占绝对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相对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西藏自治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宗教文化，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近年来，藏学研究热潮在国内外的骤然兴起便是明证。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展开了研究。
朱玲认为，在内地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西藏自治区政府却保证了农牧业生产支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加强了对基础教育和基本健康服务的公共[8]投资，保证了对弱势群体的重点救助。扎洛认为，西藏自治区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牧区，这就意味着西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公益设施以及医疗、教育等全部或部分地依赖村级组织提供。就目前西藏的发展水平来说，西藏村级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值得肯定：一是村民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即村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相应的满足；二是村民获得了较为有效的公共服务，村级组织针对不同情况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说明克服了因其官方色彩而可能带来的僵化。这[9]与全国许多地方村级组织的“瘫痪”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李锦认为，西藏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对于改善农牧业发展环境、提高积累、加快农牧业市场化、提高农牧民收入具有明显的作用。但从总体发展水平看，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还处于较低状态，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投入，才能从根本上缓[10]解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状况。郑洲认为，西藏农牧区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较为严重，难以对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形成有力的支撑，农牧民生活仍然普遍处于贫困阶段。西藏各级政府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条件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提[11]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安七一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西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突破口，并针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着力解决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得性”问题：让不同地方的农牧民都能够有条件地分享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覆盖面[12]要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张志英认为，近年来西藏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为社区和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创造了良好条件，采用社区集体力量和个人力量相结合的方式，能激发农牧民的集体感[13]和参与积极性，更有效地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郑洲以西藏农牧区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四基”供给为例，对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4]李雪萍认为，对西藏自治区而言，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5]应重点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三 政府能力及公共服务能力
国外学者率先对政府能力及其公共服务能力展开研究。R.霍金斯认为，政府“能力建设”这一概念蕴含广泛，其目的在于增进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以产生更有效率的、更能回应民意的公共财富和服务。G.F.凯特林基金会认为，政府能力是一种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乃是组织成员在学习使用某些技术和模型后，更理性地作出决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从上述学者对政府能力概念的描述可以看出，政府能力具有共同特性——服务性，即政府的服务行为和服务能力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需求。
对我国政府能力较早展开研究的国内学者是王绍光、胡鞍钢等人，他们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该著作主要集中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该如何划分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应加强中央政府的职能，同时在今后要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一研究在当时产生了示范效应，拉开了我国学术界研究政府能力的序幕。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当然是政府能力的一部分，许多学者在研究政府能力的同时已经在探讨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涵、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等方面。谭兴中认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功能[16]及其有效性，“有效性”是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终极指标。郑中华认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指政府在公共服务理论指导下，领导制定和实施公共服务规划与公共服务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以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本领，具体包括提高政府统筹协调各社会群体利益的能力、提高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民利益的能力、提高政府构造和谐社会的能力、提高政[17]府发展社会事业的能力。吕稚知认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18]务，以不断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问题展开了研究。王胜章认为，要提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落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完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重新调整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财权划分，建立与完善以社会化为目标的[19]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周平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是由各种不同要素组成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能力主要包括发展规划能力、制度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规制能力、提供公共[20]产品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控制能力七个基本的方面。江娟从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特殊性入手，总结出了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即重塑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理念、优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民族自治地方[21]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等。党秀云主编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是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述，该著作对西藏、内蒙古、广西等民族自治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基础公共服务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对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服务体[22]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李秀芹认为，应该从树立和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合理增加财政收入和创新公共[23]服务机制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服务能力。蒋莉莉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主要受限于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基层财政增收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的强弱，初步提出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基层财政增收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三大能力”建设方案。[24]四 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目前，学术界很少有学者对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就笔者目前查阅的研究文献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及政府官员提及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但还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李俊清认为，在促进西藏人权状况改善的诸要素中，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起着最直接、最[25]关键的作用。西藏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郝鹏认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依靠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西藏在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缺口，人口及生产要素高度分散与[26]政府集中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五 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关系研究
解决“民生问题”，关键在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公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因而首先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研究指出，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推动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础。常修泽、陈海威等从公共服务具体内涵的分析维度，将公共服务大致划分为涉及公民生存权的基本民生服务、涉及公民发展的公共事业服务、为公民提供生活环境的基础服务与社会公共安全服务四个方面，其中，涉及公民生存权的基本民生服务包括劳动就业、社[27]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社会救助等。李培林认为，根据新阶段我国民生问题的新特点，在改善民生上要有新举措、新突破，首先应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有所突破。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他们有了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于是出现了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短缺，为此，必须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28]等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享有能力。王伟同认为，随着中国民生领域矛盾的不断深化，民众对于政府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服务诉求也日益强烈。现阶段，政府应将关注的焦点仍应放置于公共服务内部，以期在有限的公共服务投入基础上实现最优的[29]公共服务效果，这不失为一条合理的民生解决之道。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民生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次仁卓玛认为民生是西藏稳定的基石，改善民生为化解西[30]藏社会矛盾提供了良好平台，有助于促进西藏社会稳定与和谐。扎洛从农牧民增收、教育普及、医疗服务与救济救灾等方面简要分析[31]了西藏民生改善的成就、困境与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比较关注，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对如何增强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研究尚显不足。尽管也有少数学者涉及西藏民生改善问题的研究，但其研究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研究深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将增强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改善民生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尚付阙如，正是本课题的研究任务所在。总之，“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如何抓住国家改善民生的发展机遇以及中央给予西藏的各种特殊优惠政策，切实增强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而大力改善西藏民生，就成为一个既顺应国内形势需要，又能推进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第三节 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七个章节开展研究工作。
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章绪论部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等，为本书研究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全面铺垫。
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二章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框架。本部分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初步界定，这是本书开展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其次，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这是本书开展研究工作的理论借鉴；最后，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面临的特殊性进行了系统分析，进一步找到本书开展研究工作的切入点。
第三部分，即本书第三章至第六章，以“十一五”时期为例，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现状进行研究。本部分以西藏农牧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为研究对象，对“十一五”时期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供给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是本书研究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现实写照。
第四部分，即本书第七章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本部分为结论部分，以“十二五”时期为考察维度，全面分析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因此，研究“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这一主题，首先应将其放到全国整体格局中进行一般性分析。然而，由于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育程度、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均有别于内地其他省市，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其内在特殊性，因此，研究“十二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这一主题，更应充分结合西藏自治区面临的诸多特殊实际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西藏农牧区这个特殊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内在特殊运行机理。如第二章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进行理论解读时，既结合西方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进行详细解读，同时，又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的特殊情况，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在特殊性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二，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有关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如国家统计局主编的《西藏统计年鉴》（2000～2015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西藏发展报告》（蓝皮书）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藏研究》等学术刊物，所刊发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均与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相关。近年来，随着“藏学”研究热的再度兴起，国内外一些学者出版了系列有关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学术著作。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办的中国西藏新闻网，也刊登了大量有关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的文献资料。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消化，既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基础。西藏自治区是一个具有诸多特殊性的地区，对于许多至今没有到过西藏的人来说，西藏仍然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区。在这个特殊区域内，有许多情况至今仍然属于未解之迷。基于此，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脚踏实地深入西藏农牧民生产生活第一线，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第一手研究资料，进一步增强对西藏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亲身体验与主观感受。然后，结合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田野调查数据与文献研究资料相结合，以增强理论分析的说服力。唯有如此，本书所开展的研究工作才不至于脱离西藏农牧区实际，本书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才更能具有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
第三，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是指将同类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进行对比的分析方法，具体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在笔者看来，纵向比较就是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情况进行比较，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性，从而全面认识其演进特点与运行规律。本书以西藏农牧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例，以西藏和平解放为起点，对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以及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等不同阶段的供给能力进行纵向比较。其中，本书重点以“十一五”时期西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十一五”时期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脉络，把握其内在运行规律和演变机理，进而为“十二五”时期提升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参考。横向比较就是把西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与我国内地省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既看到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全国存在的差距，找到努力方向与目标，又清醒地看到与内地其他地区相比，西藏自治区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程中所享有的特殊优惠政策及潜在优势，进而在发展差距与现实困难面前增强自信，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程中增添动力。
第四，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西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而且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并在这种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序性和层次性。因此，本书在研究中把西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用系统的观点进行研究。在西藏农牧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还比较差，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将大于内地任何一个省市。然而，长期以来西藏与内地省市一样实施城乡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制，由此造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是导致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的重要原因。西藏农牧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需求面比较宽，供需缺口也比较大。目前，西藏全区上下正在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以期推进西藏和谐社会建设。然而，在中央财政对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投入还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抓住重点，着力解决西藏农牧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并从系统的角度提供西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首先，应优先提供解决促进西藏农牧区人力资本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如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其次，应着重提供促进西藏农牧区大学生及农牧民就业的公共就业服务，这是增加西藏农牧民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最后，应扩展供给改善西藏农牧民社会福利水平的农村公共服务，如提供农村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等。
第五，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指对具体的人物、事情、社区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个案分析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所获取的资料特别具体、丰富，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也特别深入、细致，能够较好地反映事物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详细、深入等特点，因而其研究结论更具参考价值。尤其是通过微观的个案分析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个案类型的透彻了解，进而有助于加深对一般性问题的认识。西藏农牧区地域辽阔，农牧民居住相对分散，西藏农牧区各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加上受调研经费、调研时间等诸多因素限制，要想对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还存在不少困难。基于此，本书主要采用了大量的个案分析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个案开展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期把握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一般规律。第五节 研究创新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书从提升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研究视角，分析了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与保障改善民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提升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实践路径。本书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视角进行研究，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关于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研究，而且从履行政府职能的角度，为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好地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原则与方法，初步提出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具体实践路径。
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从理论上讲，相对于内地一般省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而言，西藏自治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在供给方式、供给内容、政策环境、效率评价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本书通过对西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西藏自治区政府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的特殊性，从而为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好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与建议。从实践上看，有助于西藏自治区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提供更加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服务，进而达到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目的。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目前，学术界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破题，主要是少数学者和政府官员通过感性的认知，对能力结构、能力水平、能力改进对策与建议进行描述性研究。本书拟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期找到影响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确定性变量以及变量影响值的大小，进而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具体的改进对策与建议。第六节 资料来源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西藏农村经济研究的各类学术专著及期刊论文等；西藏统计年鉴及西藏地方各级政府的数据统计资料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的文件及年度工作报告等；中国西藏信息网及国内其他网站资料、《西藏日报》及国内其他相关报纸等；2007年3月至2015年8月，笔者多次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农牧厅、教育厅、卫生厅、民政厅等相关部门领导座谈所得资料；笔者对贡嘎、扎囊、那曲、定日、定结、萨迦、曲水、日喀则、南木林、江孜、林周、墨竹工卡等地领导及农牧民群众的访谈资料。[1]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西藏日报》2011年2月11日。[2]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西藏日报》2011年2月11日。[3] 郑新立：《深化改革 转变职能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宏观经济管理》2006年第10期。[4] 丁元竹：《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22期。[5] 陈昌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行动路线图》，《上海证券报》2007年12月21日。[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7] 陈全功、程蹊：《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涵义、现状水平的衡量》，《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8] 朱玲：《西藏农牧区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与减少贫困》，《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9] 扎洛：《西藏农区的村级组织及其公共服务供给——西藏农区七村的案例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3期。[10] 李锦：《公共品供给——西藏农牧民增收的社区环境改善》，《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11] 郑洲：《西藏德吉新村扶贫综合开发绩效研究——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12] 安七一：《公共产品供给与西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财经科学》2007年第4期。[13] 张志英：《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途径的探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4] 郑洲：《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以农牧区“四基”供给为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5] 李雪萍：《短板效应：西藏公共产品供给——兼论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特点》，《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16] 谭兴中：《西部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初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17] 郑中华：《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刍议》，《学习月刊》2009年第1期。[18] 吕稚知：《关于政府服务能力的概念界定及阐述》，《前沿》2010年第14期。[19] 王胜章：《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建设思考》，《思想战线》2006年第4期。[20] 周平：《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分析》，《思想战线》2006年第5期。[21] 江娟：《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学理论》2008年第24期。[22] 党秀云主编《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23] 李秀芹：《提升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路径思考》，《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2期。[24] http：//www.gzass.net.cn/kyzg/kyzg27.html.[25] 李俊清：《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看西藏人权的改善》，《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6期。[26] 郝鹏：《关于现阶段政府管理创新的初步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3期。[27] 常修泽：《和谐社会四个关系之分析》，《经济前沿》2006年第12期；陈海威：《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28] 李培林：《改善民生的三个突破》，《农村工作通讯》2008年第1期。[29] 王伟同：《公共服务投入决策与产出效果的互动影响》，《财经科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