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现代作家作品解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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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现代作家作品解读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的发展，既是纵向的，又是横向的；纵向发展是各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横向发展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之间的影响、冲突和交会。这一纵一横的经线与纬线，织成了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可以说，纵向的“通变”与横向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漫谈》丛书。本套书系共计10册，主要包括世界文学发展、世界古代作家作品、俄苏现代作家作品、东欧现代作家作品、西欧现代作家作品、北欧现代作家作品、南欧现代作家作品、美洲现代作家作品、亚洲现代作家作品、非洲现代作家作品等内容。

本套书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知识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世界文学作品、增长文学素质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章 非洲现代作家

阿格农

阿格农，1888年出生于现属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个犹太人小镇。家族是犹太历史上有声望的大族，父亲是虔诚的犹太商人，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学。父母依照犹太人的风俗，重视孩子的教育。阿格农3岁上学，5岁便能提笔做诗了。

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犹太人世界里，这个世界受到欧洲人的歧视，与世隔绝，但保留了犹太人的宗族、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他从小熟悉犹太人的生活与思想，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生活来源。他的青年时期正值民族复兴运动高涨，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思潮隆盛，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满20岁就决定离开家乡，移居巴勒斯坦，为此他拒绝了叔父的好言规劝。6年之后，他又赴德国学习与深造，在犹太人的报纸工作，因而结识了不少宗教界、思想界、文化和出版界的犹太名流。1919年成婚并定居德国。5年之后决定举家迁往巴勒斯坦，定居在耶路撒冷。从此之后，他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以后虽有几次去欧洲旅游，但主要生活在巴勒斯坦，直到1970年2月17日病逝。

他很早就显露了文学的才华。他第一篇诗作《雷纳的约瑟》是在他15岁生日那天发表在刊物上的。嗣后他创作了不少歌谣和故事，它们来源于犹太人的平凡生活。题为《穷人》的歌谣，描写了祖孙二人沿街乞讨，在寒霜冰雪的天气下，正值犹太的盛大的节日“普珥节”，由于疲惫与困顿，双双冻死在街头的惨景。同样在故事《梅雪希与马尔卡》里，这种不和谐的音调也揉了进去，叙述一段犹太重大节日“逾越节”发生的悲剧。

他的早期作品表明少年作家渴望正义和幸福，希望扫除一切贫困、痛苦和不公正，作品也真实地表现了在犹太人社会里贫富不均的生活现象。他在这些作品中违背了犹太宗教的观念，在民族盛大的节日里，不应出现犹太人的悲惨不幸的事件。这表明他在文学上所追求的是真实，所摈弃的是虚假。

1912年他创作了长篇故事《但愿斜坡变平原》是一篇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描写了一对相爱的夫妇被迫分手的故事。它以中世纪犹太人生活为依托，主人公是一个笃信上帝神迹的虔诚教徒，使故事更具犹太民族色彩。这是他早期创作中的重要作品。

阿格农移居巴勒斯坦之后，放弃了用当时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通用的意第绪语写作，改用更富民族色彩、更体现民族复兴意志的希伯来语写作。第一篇希伯来语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弃妇》，这篇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小说，受到好评，从此他也成为知名的作家。他用小说的篇名（音译为“阿古诺”）改为“阿格农”，作为自己的笔名。“阿格农”意为“漂泊”，暗喻自己的命运。1924年他把笔名改成自己的姓。

192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婚礼华盖》。小说描写了一个无比虔诚的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余德尔，家境一贫如洗，为了能够把三个女儿体面地嫁出，他离别了家人，与车夫努塔出游各地的犹太人村镇，寻求资助，捐集嫁资。

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叙述主人公走乡串镇，化缘捐集，遇到了各样各色的人物，也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还听到各种的趣闻、传说、故事和各色的宗教、伦理的议论。他终于靠善良人们的帮助，筹集到一些金钱。他改变主意，打发走车夫，自己独坐客店，静心诵经。后由于媒人的走动，使一位富翁误认为贫穷的余德尔是另一个富有的余德尔，许下巨额聘礼，筹办婚事。

第二卷叙述主人公在归途，筹备嫁资办理女儿的婚事。不久被对方识破，险些使婚事告吹，这时奇迹出现，女儿意外地在山洞里发现了珠宝金银，使余德尔一家转危为安，成为富有者，完美地让女儿出嫁了。小说以第一卷为主要内容。

这部以穷教徒余德尔的奇妙故事为基本线索的小说，把主人公的经历作为框架和线索，并以此展现一幅多姿多彩的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画卷。小说视野广阔，既有乡村，也有城镇；既有家庭，也有客店；既有富商，也有贫民；既有骗子、强盗，也有善良朴实的劳动者。它们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犹太人的平民世界，表现了犹太人特有的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小说的人物与构架使读者联想到欧洲名著《堂吉诃德》，主人公余德尔近似堂吉诃德，作者也用幽默、戏谑的语言描述了余德尔，使他和堂吉诃德一样有几分喜剧色彩。但他不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冒险行侠的义士，也没有堂吉诃德身上的深刻的矛盾与悲剧内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平民，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在任何时候，都坚信上帝，严守一个教徒的职责：虔诚、诵经和谦恭。当他为女儿出嫁筹集了一些财产之后，又立刻静坐客店，专心诵读经文，很快把募集来的钱几乎花掉，他并不悔恨。由于富商的误解，订下儿女的亲事，他要筹备巨金回报对方的巨额聘礼而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时，他并不气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好人会得好报；在富商识破他的穷相，使他落入窘境时，他也并不慌乱，依然保持做人的尊严。他之所以坚定、乐观、顽强，不是依靠英雄般的大智大勇和超人的体魄，而是依靠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上帝的信仰与真诚。因此，他能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引诱而不图虚荣、不慕金钱和物质，甘于清贫与寂寞，尽到一个教徒的职责。在余德尔身上，确是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和性格，他不是喜剧人物，也不是悲剧人物，而是作家运用喜剧形式描绘的正面人物。《婚礼华盖》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随着主人公的游历，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与生活的同时，也编织了众多的长短不一的故事。它们既有神秘的传奇，也有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既有古昔的传说，也有现实生活的事件，是书中人物用来沟通思想感情、发表议论的手段。它们形成一个色彩斑斓的故事群体。这些故事一方面从社会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等等扩展了作品的容量，以突出作品“平民史诗”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的手段。而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体现了自《旧约全书》以来所表现的犹太人重具象和直觉的审美传统。犹太人发表议论、表述抽象的理念都是用讲故事的方式予以阐解。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贝娄说，对犹太人来说，“缺少故事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小说最后的神秘、传奇色彩的结局———山洞宝藏的发现，使余德尔一家转危为安，从而顺利地把女儿嫁出。奇迹的出现就是上帝的显灵，是上帝对善良、虔诚的教民的爱护与帮助。这种笔法只能在无限信仰上帝的犹太民族文学中才能找到，是希伯来文学传统的表述方式。它也是小说的突出特点。

1935年他发表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大海深处》。这部小说带有纪实特点，它记叙了一群虔诚教徒，为了实现“回到故土以色列生活”的圣谕，离开代代居住的东欧地区，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耶路撒冷。小说并无惊人的描述，写这群移民途中的艰难，互相合作，克服大海的汹涌，到达圣土之后着手重建家园。它虽然平直无华，却深刻地表达了犹太人强烈要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愿望。它正是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使一批批犹太人不惧艰险踏上回到圣土的道路。就是这部平实的小说，也不乏神奇的描写，一位走失的教徒竟然出现在隔海的以色列土地上，欢迎同伙的到来。

第二部长篇小说《宿客》（1939）是作家另一部代表作。他曾于1930年回到波兰犹太小镇家乡，小说把这次重访家乡的感受予以形象化。主人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虽然江河依旧，但面目全非。家乡在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一片凋敝、萎缩，尤其人们的精神更是空虚，贫乏，失去了对上帝的真诚与信仰，被各种物质引诱所左右。昔日的光彩已不复存在。主人公曾多次召集人们到祈祷堂举行宗教仪式，却无一成功。他在失去光彩的家乡与乡人面前感到震惊、痛心与失望，觉得自己在家乡不过是个路宿客店的过客，完全没有家乡的亲切感。作家并没有完全失望，最后让主人公在家乡失去的开祈祷堂的钥匙奇迹般地在回到以色列的途中的行装中找到。这一神奇、象征性的情节，点明复活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只能在圣土以色列实现。

1946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逝去的岁月》。它描写移居以色列之后，一批着手建设家园的拓荒者，他们是新一代的犹太人。作品真实、客观地再现了新一代在新的家乡所经历的思想、生活的选择，以及必然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感情的煎熬。作品一改他以前寄以幻想表达理想的浪漫神奇的笔法，而是直射现实，不美化虔诚教徒，表现他们在现实面前的种种软弱、矛盾和烦恼，甚至荒诞、可笑，并以象征的描写予以突出，使作品带有现代性的色彩。

阿格农一生作品甚丰，除上述名篇之外，还有《作家与故事》、《订婚者》、《伊铎与伊南古》等等，它们在读者中也享有盛名。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犹太人从18世纪～20世纪二次大战后的历史与现实，可以说是一幅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时代感的犹太民族史册。他对自己的作品从不满足，他亲手编集的文集或全集，没有一版是相同的。他在不断地修改、编选。他说：“我对自己从不感到满足。我总觉得我必须做得更好。人不应该说：‘我已经做完了。’”

阿格农于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他的文名早已在犹太人世界中传遍。他曾两度获得“比利亚克奖”，两次获以色列政府颁发的“以色列奖”和著名的乌色什金奖。1958年他还获得希伯来大学授予的博士称号。生前，在他住所当地居民树起一座告示牌，上面写着“肃静，阿格农在写作”，表达了当地人们对他的敬重与热爱。

邵基

邵基，1868年出生于开罗。毕业于开罗法律学校。1887年由埃及国王选派赴法国留学，主攻法律，兼学文学。1892年回国后在宫中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英国人放逐到西班牙。战后回国，专事写作。1932年10月14日逝世。

邵基是国王阿拔斯二世所宠信的宫廷诗人。在宫中20年间，写作了大量赞扬埃及王室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颂诗以及描写宫廷生活的饮宴诗，此外，还有爱情诗、悼亡诗、豪情诗等。1894年代表埃及出席日内瓦东方学者会议时发表的著名史诗《尼罗河流域的大事件》，表达他对祖先光荣业绩的崇敬，并流露出对祖国屡遭不幸的沉痛心情。

流亡期间（1915～1919）的诗歌大多以缅怀历史、凭吊遗迹来抒发思乡之情。他以伊斯兰史为题材创作的大量诗歌，都收在《伊斯兰各国及其伟人》一书中。1919年邵基返回祖国。在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他的诗表达了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及为此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狮身人面兽》（1921）、《在金字塔下》（1923）等以埃及人民引为自豪的光辉历史和山川古迹为题材，抒发他的爱国热忱，激励国民为建树新的业绩而奋斗。《大马士革的灾难》、《叙利亚的独立》则表达他对叙利亚人民反法斗争的支持和同情，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团结战斗的兄弟情谊。诗人说，他的诗“歌唱东方的欢乐，哀悼东方的不幸”。

邵基晚年借鉴法国古典派和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了《克娄巴特拉之死》（1929）、《莱伊拉的痴情人》（1931）等6部诗剧和一部散文剧，为阿拉伯文学开辟了新领域。《莱伊拉的痴情人》根据阿拉伯古代民间传说写成，是一部阿拉伯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谴责封建礼教对男女青年单纯的爱情的摧残。

邵基还有散文集《黄金市场》（1932）等几部历史小说。其中以《邵基诗集》最为著名。

邵基的诗歌在阿拉伯诗坛上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流派，大多宣传科学，提倡教育，主张妇女解放等。继承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不断创新，在阿拉伯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哈菲兹·易卜拉欣

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年，生于上埃及尼罗河畔的一个小村落。幼年失去父亲后，由舅父抚养长大。16岁失学，自学古典诗歌并开始创作。1888年进入开罗军事学校。毕业后在内务部、国防部任职。1896年派往苏丹服役。1903年退役后，在开罗专事写作。1911年担任埃及图书馆文学部主任。1932年死于开罗。

他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和翻译。曾翻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他的诗作《哈菲兹诗集》（1922）中的初期作品，大多表现个人生活中的不幸。《塞蒂哈之夜》是用玛卡梅韵文体描述英国占领下的埃及、苏丹的社会现象以及人民的苦难。1905年日本在对俄战争中获胜，他认为日本是东方弱小民族的方向，号召向日本学习，奋发图强。他启发青年要从侵略者手里夺回失去的权利，并提倡女权主义。1906年丹沙微事件发生后，他写诗谴责英国侵略者滥杀无辜人民的罪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埃及人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他满怀激情描写了埃及妇女的英勇斗争。1922年英国允许埃及独立，他公开表示怀疑，要人们警惕无形的绸子般柔软的枷锁。1932年英国在埃及事务上作出中立姿态，哈菲兹写了150行长诗揭露它的虚假性。他不断提醒国民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保卫埃及的民族权利。他对人民的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

哈菲兹·易卜拉欣在埃及现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他的诗通俗易懂，所以受到埃及广大贫苦人民的尊敬和喜爱。

塔哈·侯赛因

塔哈·侯赛因，1889年生于上埃及米尼亚省的农村。家境贫困，3岁时因眼疾而未得到很好的治疗导致双目失明。13岁时随哥哥到开罗入伊斯兰教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经训和教律。1908年入埃及大学，学习历史、文学和外语。1914年毕业，获埃及第一个博士学位。不久他被埃及大学派往法国公费留学，先后在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索尔本学院研读希腊罗马历史、哲学、语言和文学，兼攻欧洲特别是法国近现代文学。1918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埃及大学教授。40年代～50年代初担任教育部艺术顾问、亚历山大大学校长、教育部长。1956年被选为埃及作家协会首任主席，并任埃及政府关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主席。1959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64年担任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

塔哈·侯赛因在大学时期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两篇博士论文《纪念阿布·阿拉》（1914）和《伊本·赫勒敦及其社会哲学》（1918），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1926年发表《论贾希利叶（蒙昧）时代的诗歌》，在这篇文章里，全面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提倡思想自由和纯批评精神；应允许对一切古代典籍及先知圣人取怀疑、分析、批判态度；要敢于摒弃那些不符合理智和逻辑的东西。这些理论被保守分子称为“离经叛道”。后来，这部著作被当局查禁。此后他出版了《星期三谈话》（1925～1926）、《哈菲兹与邵基》（1933）、《谈诗和散文》（1936）、《关于我们的现代文学》（1958）等论著。这些著作肯定了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强调向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学习的必要性，注意通过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分析来研究作家和作品，主张以理智和逻辑来代替传统的偏见。

自传体作品《日子》是他的代表作，共3卷，先后发表于1929、1939和1962年。这部小说被公认为埃及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里程碑，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他的中、长篇小说比较重要的有《鹬鸟的唤声》（1934）、《一个文人》（1935）、《苦难树》（1944）等。短篇小说集有《大地受难者》（1948），反映了埃及劳动者的苦难。宗教历史小说有《先知外传》（3卷，1929，1942，1943）、《真实的诺言》（1948）等。还发表了宗教历史小说《真实的谎言》散文通讯集《巴黎之声》，批评文集《文学与文艺批评论述》、《文学良心明鉴》。

塔哈，侯赛因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共留下70多部文学、历史、语言、哲学、教育、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著作。虽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宗教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艺术上也有形式主义倾向，但他在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领域所开辟的全新道路，不仅在埃及启蒙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也为丰富阿拉伯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卡德

阿卡德，1889年生于埃及阿斯旺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他靠自学获得文学和历史知识，受英国文学的影响较大。

1903年去开罗，他当过教师和电报局职员。1907年任《宪章报》、《公报》的编辑。1921年与马齐尼合出诗集《笛旺》。

他反对哈菲兹、邵基等古典派诗人，认为真正的复兴文学必须关心社会，深入民族的心田。他和马齐尼、舒克里等人形成了浪漫主义流派，人称“笛旺”派，即诗集派。他的四部诗集《初晨的清醒》（1916）、《正午的炎热》（1917）、《傍晚的幻影》（1921）和《黑夜的忧愁》（1928）组成合集，总称《阿卡德诗集》。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生活的遐想，寄托了作者的真实情感，带有悲观忧郁的色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理想的追求。他发表过大量政论和文学评论，有《批评与文学专集》（1921）、《文学艺术之见》（1925）等论文集。

1926年宗教和文化保守派围攻文学革新派作家塔哈·侯赛因，他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的原则。1930年，他因反对薛德基政府，批评国王法鲁克，曾被判刑。在此前后，他写了《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和《监狱和镣铐的世界》等书，揭露专制统治的罪恶，要求政治民主。1933年出版新诗集《四十的启示》和《鹬鸟的礼物》。1937年出版诗集《过路人》。同年发表长篇小说《萨拉》。

30年代末，他相继发表重要的文学研究报告和演讲，如《阿拉伯文学的新倾向》、《古今阿拉伯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态度》等。1942年，他出版诗集《西方的旋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到50年代，他陆续发表阿拉伯古代诗人和学者艾布·努瓦斯、伊本·鲁米、伊木·西那、伊本·鲁希迪等人的评传，以及介绍莎士比亚、萧伯纳等作家的专著。

阿卡德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学界影响较大。曾担任阿拉伯语言学会委员和伊拉克科学协会通讯会员、埃及政府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委员。1960年获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1964年3月12日逝世。

陶菲格·哈基姆

陶菲格·哈基姆，1898年生于埃及布海拉省的迪林贾特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从事法律工作，母亲是土耳其人。1924年毕业于开罗法律学校，后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政府中任职。1943年辞去官方职务，专事文学创作和新闻工作。1951年以后，曾担任埃及国家图书馆馆长、埃及政府关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委员、埃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埃及作家协会主席等职。1961年被选为阿拉伯语言学会委员。1958年获国家颁发的文学表彰奖。1977年被地中海国家文化中心授予“地中海国家最佳思想家、文学家”称号。

陶菲格·哈基姆在中学期间，因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被捕。他喜爱音乐，善弹奥德琴。在著名作家穆罕默德·台木尔的影响下，他编写了《讨厌的客人》、《新女性》、《阿里巴巴》等3部剧本，于1924～1926年上演。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大量阅读希腊和欧洲的剧作，研究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他为埃及新文学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陶菲格·哈基姆是埃及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自传体长篇小说《灵魂归来》（1933）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埃及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乡村检察官手记》，写于1937年，揭示了立法者与广大人民之间尖锐的对立。此外，还有《来自东方的小鸟》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几部短篇小说集。

他的戏剧创作融会了东方的宗教哲学精神和法老时代文化遗产的影响，创作出60多种具有东方的阿拉伯特色的哲理剧、社会剧和历史剧。

哲理剧的题材比较广泛，并且运用多种象征手法。他认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中，是受上天的神力支配的。《洞中人》（1933）取材于基督教故事，描写3个基督教徒为逃避多神教国王的迫害，在洞中昏睡300年，以后举国信奉基督教，他们渐渐与世隔绝，最后在洞中死去。《山鲁佐德》（1934）来自《一千零一夜》故事。原故事叙述国王山鲁亚尔每夜娶一王后，翌晨即行杀害。宰相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其他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她用讲故事的方法，引起国王的兴趣，最终使国王放弃了那个残酷的计划。剧作者增加了一些情节，将山鲁佐德塑造成一个复杂的妇女典型，表现了人与空间的斗争。《皮格马利翁》（1942）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写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创造了美女塑像加拉蒂亚，并祈求诸神赋予它以生命。最后由于她的不忠，最后还原为塑像而被毁。剧本表现了作者认为灵感比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高贵的观点。他的著名哲理剧还有《奥狄浦斯王》（1949）和《伊西斯》（1955）等。这些剧本上演时观众往往不易理解，因此只适合于阅读。

50年代，陶菲格·哈基姆创作若干种社会剧。他善于运用心理分析，针砭时弊。《为了美好的生活》、《渴望杀人》、《瞬息之间》、《可尊敬的女议员》等，都接触到当代社会的一些实质性问题。1956年发表的剧作《交易》，描写农民团结斗争，最后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这是当代埃及优秀剧本之一。在语言上，他运用了有方言成分的规范语，比较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戏剧语言的尝试。

陶菲格·哈基姆的作品人物描写细腻入微，语言幽默，通俗易懂，结构安排严谨。被译为多种文学，广泛流传。

纳吉布·马赫福兹

纳吉布·马赫福兹，1912年生于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0～1934年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宗教基金部、文化指导部和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最高理事会任职。1970年退休后，又在《金字塔》报工作，成为该报专职撰稿作家。30～40年代中期创作历史小说，主要作品有《命运的嘲弄》（1939）、《拉朵贝斯》（1943）、《塔伊拜战争》（1944）等，这些作品取材于古代埃及的历史，曲折地反映了人民驱逐英国侵略军的愿望。此后他转而描写现实生活。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新开罗》写于1945年，暴露法鲁克王朝时期社会的腐败现象。他因长篇小说三部曲《两宫之间》（1956～1963）而闻名，它以一个中等商人的家庭为核心，表现这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政治变化和民俗民情。展现了1919年革命～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之间的历史画面。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麦达格巷》（1947）、《始末记》（1949）、《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9）等。

60年代他的主要作品有《小偷与狗》（1961）、《道路》（1964）、《乞丐》（1964）、《尼罗河上的絮语》（1964）、《名声不好的家庭》（1965）等。《尼罗河上的絮语》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一群与社会脱节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彷徨、苦闷到堕落、甚至借毒品来麻醉自己，躲避现实。7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伞下》（1971）、《卡尔纳克咖啡馆》（1974）、《尊敬的阁下》（1975）、《平民史诗》（1977）、《爱情时代》（1979）等。《平民史诗》描写一代人创业的艰辛和平等、和睦、劳动的生活，后代人的堕落、称霸、发财，甚至残害无辜，最后一代总结前人的经验，依靠团结和劳动，重建平民的天堂。

作者立足于民族文学的传统，又积极吸收西方文学的营养，他在小说创作上，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对埃及现当代文学有重大贡献，是一代文学的宗师。

舍尔卡维

舍尔卡维，1920年生于麦努菲叶省代拉通村。1943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学院。1945年主编毕业生联合会会刊《先锋队》。1943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和文艺评论。1952年发表短篇小说集《斗争的土地》，它反映了埃及人民反对帕夏和地主以及外国侵略者的斗争。195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梦》是描写农民和城市普通人生活的作品。

舍尔卡维的长篇小说有《土地》（1954）、《空虚的心》（1957）、《后街》（1958）和《农民》（1968）等，其中以《土地》和它的姊妹篇《农民》最有名，被译成多种文字，公认为埃及新一代作家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土地》写20年代末期农村生活，揭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指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土地》在研究现实问题的深度上，具有洞察入微的笔力，因而受到普遍好评。文字通俗、明白、畅达，富于乡土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长篇小说《农民》描写埃及农村的转化过程和新型农民思想的成长，揭示封建残余、反动势力和决心达到革命目的的农民之间的斗争。

舍尔卡维是埃及政治诗创始者之一。50年代初著有长诗《一个埃及父亲给杜鲁门总统的公开信》，表示埃及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1968年著有长诗《给约翰逊的公开信》。1965年创作历史诗剧《青年麦赫朗》，描写埃及安马立克王朝（即奴隶王朝，1250～1517）的统治者与奴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具有强烈反战情绪。《阿卡，我的祖国》（1969）一剧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

舍尔卡维在《鲁兹·尤素福》官方周刊任主编。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06年生于塞内加尔姆布尔附近的若阿尔村一商人家庭。在达喀尔上中学。1933年在巴黎大学取得教师的资格，1934年获文学士学位。1935年，桑戈尔成为第一个有资格在法国的中学、大学教授法语的非洲黑人，后来又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文法博士学位的非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40年6月在前线被德国军俘虏。1944年获释。1960年8月塞内加尔独立，他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并且是塞内加尔执政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总书记。1981年初，桑戈尔辞去总统职务，退居老家波庞吉纳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1934年，桑戈尔和圭亚那的莱昂·达马和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3人在巴黎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提倡“黑人性”文艺。1948年，编辑出版《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他的诗集有《阴影之歌》（1945）、《黑色的祭品》（1948）、《埃塞俄比亚诗集》（1956）、《夜歌集》（1961）和《热带雨季的信札》（1972）。他的诗继承非洲古老的文化传统，富于哲理性，内容大多写非洲淳朴的人情风俗，歌颂非洲的英雄人物，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与对殖民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呼吁非洲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在文艺理论方面，桑戈尔著有论文集《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义》（1964），向全世界读者介绍了黑色种族的诗人和“黑人性”代表者的创作，从而来介绍非洲的文学艺术。此外，还有政论集《影之歌》、《雨季信札》、《和平的祈祷》及研究文集《有色人：黑人应有的贡献》等。

桑贝内·乌斯曼

桑贝内·乌斯曼，1923年生于塞内加尔的济金朔尔一个沃洛夫族的渔民家庭。由于家境贫穷，他自幼随父捕鱼，除短短几年的初级教育外，他再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不愿按照父亲的愿望当渔民，尚未成年就到当时法属西非的行政中心、重要的港口城市达喀尔谋生。先后做过铅管工人、泥水匠、技工学徒、火车头仓库技师的助手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宗主国法国征召入伍，在“自由法国部队”当汽车兵，曾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战役。战后的1947年，他复员回到达喀尔，参加过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工人大罢工。几年后他去了法国巴黎，在雷诺汽车厂当技工，后来，他又在马赛度过了10年，在马赛港作码头工人，并成为那里码头搬运工会的领导人。

复杂的生活经历，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人码头工》（1956）就是根据自己在马赛当码头工人的经历写成的。这部小说虽然在艺术技巧上还不够娴熟，但作品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却十分鲜明，整个故事可以说是对种族歧视的控诉书。1957年他发表了第二部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亦译为《塞内加尔的儿子》）。这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是作家的成名之作。

196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神的儿女》被认为是作家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反映铁路工人罢工的小说。作家将工人罢工这一现代斗争方式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广阔背景上，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赋予反殖民主义的性质，表现了非洲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塑造了自觉斗争的工人典型。这在黑非洲文学史上是个创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似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不但塑造了众多的属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而且色彩层次鲜明，细腻地刻画了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巨大变化，从而表现了黑非洲人民由奴隶到战士的曲折而复杂的转变和发展过程。

如果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主要写农民，《神的儿女》主要写工人，那么1964年发表的小说《全民投票》则第一次塑造了努力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是一部以1958年全民投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次全民投票标志着人民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殖民主义体系开始崩溃。

乌斯曼才思敏捷，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上述作品外，他还发表过两部中篇小说，即《维希·契奥赞涅，或私生女》和《汇票》（1965）；一部短篇小说集《沃尔特来的人》（1962）。两部中篇小说所反映的都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曾在1966年举行的达喀尔艺术周上获大文学奖。1973年他又发表了小说新作《哈拉》。

乌斯曼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1963年，他编导的故事影片《四轮马车夫》在法国图尔电影节上获最佳作品奖，标志着黑非洲电影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开始进入世界影坛。其后，他又编导了好几部故事片，其中以闹剧形式摄制的政治影片《汇票》，在1968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特别奖。

奥斯曼·塞贝纳

奥斯曼·塞贝纳，1923年生于塞内加尔。他是塞内加尔作家和电影导演，以法语和沃洛夫语创作，被称为非洲电影之父。

他15岁离开学校，1942年加入自由法国军队，并于1944年随部队解放法国。二战后，塞贝纳在马赛当码头工人，积累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黑色码头工人》的生活经历。伤残后，他开始以文学创作为第一职业。

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去了莫斯科的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塞贝纳在1963年回到塞内加尔，之后他制作了大量的长片和短片，从讽刺喜剧到严肃戏剧到纪录片，都有所涉及。1966年他执导了《黑女孩》，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法国家庭虐待非洲姑娘的电影。作为非洲电影制作者制作的首部长片，它在1967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从《Mandabi》开始，塞贝纳开始用沃洛夫语创作电影，他带着他的电影到塞内加尔各地，以获得更广泛的观众。他后来的电影被认为有攻击政府的倾向，所以经常遭到临时查禁。

90年代后，他的影片题材丰富。《Guelwaar》是一出发生在小村庄里关于穆斯林教徒与基督教徒的讽刺剧，《Samori》和《Faat－Kine》则表明塞贝纳又回到了他所关心的非洲妇女问题上。

彼得·阿伯拉罕姆斯

彼得·阿伯拉罕姆斯，1919年生于南非共和国约翰内斯堡黑人居住区弗里德多普，父亲是埃塞俄比亚人，母亲是南非共和国好望角州的有色人。他自幼家庭生活困苦，从9岁起，就当童工，16岁开始，又跑遍了南非各地，寻找各种工作做。1939年，他到轮船上当火夫，漫游海外。40年代末，被迫远离祖国，在异乡过着漂泊生活。他曾一度旅居英国，为英国一些报刊当记者、撰写文章。后来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定居，在那里结了婚。

阿伯拉罕姆斯由于家贫，读书到初中，就不得不辍学工作。由于他爱好文学，勤奋好学，又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因此，他在20岁以前，在南非各地寻找工作谋生时，就已写出了很多短篇小说，但大部分在旅途中散失。他早期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黑暗的圣经》（1941）、长篇小说《城市之歌》（1943）。这些作品以其清新的文笔、描写现实生活的才能受到西方文坛的瞩目。

阿伯拉罕姆斯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勤奋的多产作家。他从早年开始写作以来，不仅写了很多篇短篇小说，并且从那时起，写了不少部关于整个非洲、特别是关于南非共和国的长篇小说。他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的创作。

194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矿工》是阿伯拉罕姆斯的成名作，也是开创南非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写成于1943年，发表后受到南非文学界的重视，1955年他又进行了改写。它通过一个从北方农村来的黑人青年在南方工业城市寻找工作，概括了南非城市黑人的困苦生活，描绘了在南非占多数的黑人在少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统治下所受的歧视和压迫，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948年，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

路

1948年以后，南非反动政府对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解放运动和进步人士发动公开进攻，少数不坚定的分子脱离了解放运动，阿伯拉罕姆斯为了回答反动派的进攻，在194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野蛮的征服》。1950年，他又发表了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的故事：非洲的回忆》。这部小说虽然是作者根据自己在约翰内斯堡贫民窟中20年左右的亲身经历写的，但它是南非黑人社会生活的缩影。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南非人民深挚的同情，以及对殖民主义者种族压迫政策的强烈抗议。

50年代开始后，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重新高涨，阿伯拉罕姆斯就选择了民族解放斗争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题材，于1953年写成了他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的《献给乌多摩的花环》，这是一部带有政治批判性的小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表这部长篇后，阿伯拉罕姆斯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于1965年和1966年又写成了另外两部长篇小说《该岛今日》和《夜深沉》。这两部小说都是在1971年才与读者见面的。《该岛今日》描写60年代加勒比海上一个岛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这部小说描写了这个岛国的进步力量为争取独立和挣脱原宗主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枷锁，为摆脱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反动派的控制，在关键时刻所进行的斗争及其复杂性，小说中主人公卓齐阿的悲剧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非常典型的，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阿伯拉罕姆斯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非凡的讽刺才能。《夜深沉》是一部描写南非地下工作者斗争生活的小说。阿伯拉罕姆斯在这部作品中又选择了同种族主义政权作斗争的主题，小说在揭示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时，不仅指出了过去在斗争路线上犯过的错误，并且隐约地提出了应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阿伯拉罕姆斯在这部小说中还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南非地下工作者所进行的斗争中许多惊心动魄和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描绘了南非不同种族的人物之间长期存在的互不信任，以及受种族主义分子煽动而造成的成见，揭示了地下工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此外，阿伯拉罕姆斯还发表过两部报告文学集：《重返高里》（1951）和《牙买加风情画》（1956）。

第二章 非洲现代文学精品

日子

塔哈·侯赛因，生于1889年，卒于1973年，是埃及著名的作家、文艺批评家，也是一位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阿拉伯文学支柱”和“阿拉伯文学泰斗”。他不仅对文学，而且对哲学和历史也造诣极高。《日子》通过作者对主人公阿里·阿兹哈尔3段经历的描绘，为读者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现实生活的动人画卷：一方面，埃及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灾难深重的悲惨生活之中，人们遭受着宗教、愚昧、贫困和疾病等痛苦的熬煎；另一方面，新旧思想在激烈的斗争，旧大学的改革、新大学的成立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使人感到：黑暗的日子即将过去，光明的日子就要到来。《日子》中的主人公阿里·阿兹哈尔，是一个反对落后、追求进步、向往自由、渴望民主、提倡科学、要求改革、一直站在时代前列的埃及新型知识分子。《日子》第1卷描写：他的童年是在悲惨的日子中度过的。自幼生长在愚昧无知、缺医少药的农村。3岁时，“起初他害的是眼炎，好些日子没人注意，后来请来一个理发匠给他治疗，终于把两只眼睛给治瞎了。”农村的陈规陋习、“残酷的哲学和罪恶的知识”，在摧残着孩子，甚至虐杀着孩子。

他被送进私塾，不到9岁，就学会背诵《古兰经》。他厌恶私塾的先生和学长，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骗子和撒谎者”、偷走吃食的“贼”。他反对墨守成规的腐朽的教育方法。他从书贩手里买到《猫和老鼠的故事》和《电报和轮船的争辩》等，他拼命地“吸取这些书籍的精华来增进知识”。《日子》第2卷反映：13岁，他走进渴望已久的开罗最高学府———爱兹哈尔大学。这里是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中心，在教师和学生中，都有革新和保守两派。他深受革新派的影响，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突破了传统束缚，反对教师的保守观点，要求言论自由，表现了对爱资哈尔的深恶痛绝的态度。《日子》第3卷表现了他进入新型大学以后的兴奋和愉快。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埃及学者和欧洲东方学家的影响，他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枷锁，成为一个追求民主和科学、竭力改革、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知识分子———坚定的革新派。因为写了《纪念艾布·阿拉》学术论文，成为埃及大学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赴法留学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终于成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新的思想和知识，使他征服了黑暗，迎来了光明的日子。《日子》的艺术成就：首先，突破了古代的传统和近代的文体模式，创造了反映现实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其次，带有听觉、嗅觉和触觉特点的描写多，视觉特点的描写少，反映了盲人创作的特色；再次，语言生动朴实，带有抒情性和哲理性。有许多话语，就是格言和警句，寓意深刻，富有教育意义。

小偷和狗

中篇小说《小偷与狗》是马哈福兹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上乘之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作品的中心是描写小偷萨伊德与一群被斥之为狗的背叛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情节是：出身贫寒的青年萨伊德初学偷窃就受到大学生拉乌弗的袒护，从而使他确信偷窃致富光荣合法。但不久被一群背叛者出卖，小偷于是被警方逮捕入狱，4年后获释。这时，拉乌弗一跃而为暴发户———上层社会的贵族；伊列什占有了萨伊德的妻子拉芭维娅，并将萨伊德家产攫为己有。萨伊德唯一的爱女由于年幼，不认亲父。这样，萨伊德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他悲愤交集，决心惩罚这些狗。但报仇未遂，两次错杀了无辜者，结果他在全力抵抗警方追捕后失败。

作品通过小偷与狗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写出了世态冷酷，对下层人民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背叛者的灵魂进行严厉鞭挞，表达了人民对埃及社会的不满情绪，但是，作品的批判只停留在道德范畴之内，没能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未提出改变社会现实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强烈的愤怒和激烈的批判中，又带有些无可奈何的哀愁。《小偷与狗》的故事平淡无奇。然而在这平淡之中却透露出深邃的思想和人生的真理。作者试图以这个故事来揭示埃及社会毒瘤，表达自己对人生、道德、法律和宗教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其思想意义极为深刻。

三部曲

小说发表之初，以《宫间街》为名，1956年出版时则分为《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翌年获得国家文学奖。纳吉尔·马哈福兹全名为纳吉布·马哈福兹·阿卜杜·阿齐兹·易卜拉欣·萨比莱基。他被誉为当今阿拉伯小说世界的“金字塔”，并于198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部曲》是反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30年的埃及现代历史的社会生活。它以一个中等商人的家庭为核心，表现这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政治变化以及民情民俗，突出时代的两大使命：反殖的爱国运动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小说以商人艾哈迈德的妻子艾米娜深夜等候寻欢作乐的丈夫回家起笔，最后以家庭老一代人艾米娜病故的葬礼和第4代婴儿即将出世而结束，首尾照应，写出整个家庭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1代艾哈迈德是典型的旧式商人，在外是一个具有好名声商人，慷慨善施，信奉真主，也为爱国运动所感动，并为此出资捐助；在家庭内部则是冷酷的家长，对妻子、儿女严加管制，有时还施以暴虐。他思想保守，反对孩子的科学、民主、进步思想，干涉儿女的婚姻幸福，禁止儿子积极投入爱国运动。在个人生活上，他每夜必出，与“情妇”度过良宵，沉湎于酒色，但是又保持一定节制，以不失体面、不损害名誉为限。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其主导是保守、封建和维护个人、家庭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仅身体衰老，而且家长的权威也江河日下，已无力约束家庭成员的行动。不久他因病而去世。他的死表明老一代的封建传统在民主、自由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已经瓦解、消亡。

第2代主要人物是幼子凯马勒。他不同于放荡、玩世的大哥亚辛，也不同于富有浪漫气质、为国捐躯的二哥法赫米。他自幼受到父命的压抑和宗教的影响，却也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立志做一个“爱国的思想家”。入大学之后，博览群书，追求科学，探索真理。这使他逐渐陷入传统与革新、宗教与科学、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深渊，使他出现了精神上的困惑与迷惘。再加上爱情追求的失败，加重了他的失落感。徘徊、犹豫、苦恼、伤感主宰了他的感情世界。他落入了精神危机之中。他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埃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

第3代人是外孙哈麦德、蒙伊姆和孙子里德旺。他们因各自政见不同而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哈麦德从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他信仰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做群众的启蒙工作，因而遭到王朝政府的镇压而被捕；其兄蒙伊姆则主张宗教救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成员，由于热衷于自己的信仰，积极参加反政府活动，因而他也受到政府的镇压；里德旺是个自由派的政客，他手段灵活，见风使舵，因而官运亨通，年纪轻轻就成了政府机构的部员。

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特点：既没有老一代人保守的传统和旧的价值观念，也没有第二代人的精神上的忧郁、痛苦和危机。他们目标明确、行动果断，有新一代人的朝气与力量。《三部曲》规模宏大，篇幅较长，但构思严谨、布局完整。整部作品把老一代的生活贯彻始终，但是每部作品又有侧重。《宫间街》以老家宅第的坐落街道而取名，以描写第1代人为重点；《思宫街》以一个孩子的宅院街道而命名，以描写第2代人为重点；《甘露街》又用另一个孩子的宅院街道而定名，以描写第3代人为重点。每部作品都由老家宅生活起笔，然后是以旧人亡故，新婴出生而结束，首尾照应，中心故事贯穿，内在联系紧密，层次分明、脉络清楚。浑然一体。

小说还善于多角度地塑造人物，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复杂的底蕴。艾哈迈德、凯马勒是多重性格的人物，而其他次要人物，如艾米娜是一个温顺善良的受害者，但也有老一代的固执与保守；放荡的亚辛，虽沉湎酒色，玩世不恭，但也有强烈的亲情，渴望安宁、幸福的家庭生活。

小说运用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手法，开掘了人物内心世界，深化人物性格。独白、对白交织的心理活动，潜意识、前意识的心理表现，多层次地披露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深刻的思想冲突。时而在情节中插入心理表现，时而又用整章整节记叙心理活动，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三部曲》没有直接描写埃及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场面，也没有编制悬案众多、勾人臆想的传奇情节，只写了日常生活的流程，却融会当代的政治、文化、宗教、思潮和风俗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以及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作家的不朽之作。

弃婴

主人公莱拉是个弃婴，乳娘收养了她，并上了学。长大后她到K大夫的医院当护士，莱拉真诚、善良、勤奋，受到病人们的喜爱，但K大夫的妻子嫉妒她的美丽，最终K大夫把她赶走了。后莱拉在另一所大医院工作，与年轻的吉马尔大夫相爱，但由于莱拉是弃婴，吉马尔的父亲反对他们结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莱拉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知道了自己是私生子的身世，她决心与吉马尔分手。莱拉在一次手术时不慎划破手指，感染病毒，临死前，她把自己的出生秘密告诉了吉马尔。

整篇小说充满着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作品风格优雅细腻，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情感和感伤色彩，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迁往北方的季节

小说主要写我在欧洲学习7年以后，回到家乡———尼罗河拐弯处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住着一个陌生人，名叫穆斯塔法·赛义德，50多岁。从祖父口中得知，他原是喀土穆人，北迁到这里已有5年，买了土地，娶马哈茂德的女儿哈赛娜为妻，按时做礼拜。他沉默寡言，但一旦说出话来，颇有见地。他询问我在英国学习诗歌的情况，指出目前苏丹需要的是农业、工业和医学，而不是诗歌，他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从儿时的挚友、现任村长马哈祖卜口中，我了解到赛义德在村中农业计划委员会里发表意见时，无人不佩服，只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不能担任委员会主任。有一次我和赛义德一起喝酒，他喝醉了，用英语朗诵抒情诗，使我十分惊讶。第2天，我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却佯装不懂。后来我发誓不泄露秘密，他才告诉我：他于1898年生于喀土穆，出生前父亲就已逝世，在英国督学的鼓励下去开罗上中学，受到罗伯逊夫妇的关照。20年代在英国留学，去过法国、德国、丹麦和中国。在英国期间，先后与几个女人同居，其中有的自杀，他因此受到指控，幸亏有一位教授为他开脱。

在尼罗河20、30年一次的大泛滥中，赛义德失踪了。有人说他淹死了，也有人说他自杀了。这以后两年，我在喀土穆教育部听到有人谈论他，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苏丹第一个留学生；还有人说他是第一个与英国妇女结婚的苏丹人，著有《殖民主义经济问题》等书。我对赛义德的兴趣越来越浓，经常思索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小村庄来？是为了求得安宁吗？我发现他用红笔给我写的信，要求我照顾他的妻子、孩子和财产，他说他害怕村民们知道他的过去，从而阻止他到更遥远的地方去。

年已70的有钱人沃都·里斯，想娶比他小40岁的哈赛娜为妻，还要我为他说情，我非常生气。我到赛义德家，见到他的两个孩子，女孩8岁，男孩7岁。他的妻子哈赛娜告诉我，赛义德生前经常呆在一个黑屋子里，晚上自言自语。死前一周，他料理好所有的事务，一切作了交代，还嘱咐了孩子。我劝哈赛娜嫁人，并告诉她沃都·里斯要娶她。她表示如果沃都·里斯强迫她，她就要杀掉他，然后自尽。我又找到村长马哈祖卜，他认为赛义德之死是一个大损失：他帮助管账，村里赚了钱，盖起了磨坊；他开阔了村里人的眼界，但受到族长和商人的嫉恨。马哈祖卜认为，如果世界上还有公正的话，赛义德是应该任部长的。他还劝我娶哈赛娜。我承认我爱她。我离开村子去喀土穆。

我接到马哈祖卜的电报，匆匆赶回村里。他只告诉我赛义德的两个孩子在他那里。他问起我喀土穆的情况，知道那里的部长们过着腐化生活，而这里乡下没有学校，缺医少药。我告诉他，有人提到赛义德是解放非洲战斗协会的主席。我们到哈赛娜的墓地凭吊。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我后来终于探明真情：哈赛娜被迫嫁到沃都·里斯家，但坚决不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里斯，然后自尽。

我来到赛义德的黑屋子，房内有很多书和照片，有坚信未来属于工人的女侍西拉伽丽努德、外科医生的妻子伊萨贝尔、青年姑娘安娜·汉姆内特等人的照片，她们全都爱他，但又都自杀。还有罗伯逊太太的照片。赛义德还是一个高超的画家，并积累了大量小说素材，写了若干首诗。他记录了追求舞女金·莫里斯以及最后把她杀死的经过。

我把小屋的钥匙扔掉，跃身尼罗河，向上游即北方奋力游去，但河水却把我冲向下游，我高呼救命！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桑贝内·乌斯曼，生于1923年，塞内加尔作家，具有世界声誉，在当代黑非洲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一个勇敢、坚毅而富有智慧的青年黑人。他出生在卡扎曼斯河畔一个渔民的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渔民。但是，殖民主义统治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马尔被强征入伍，参加法国部队，曾经两次负伤，得到一枚军功奖章和一枚战斗十字章。但是，乌马尔在战争中的收获不是这两枚奖章，而是认识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实质，找到了自己失去祖国和民族遭受凌辱的原因。所以，乌马尔复员后，虽然有在法国安家的机会，但他却毅然携着法国妻子伊扎贝拉回到了塞内加尔。他选择了一条困难而危险的道路。他是一个黑人，居然娶了一个白人妇女做妻子，这在他的同胞们看来是对自己民族的背叛，而在法国人看来，伊扎贝拉则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乌马尔为此受到亲人的指责和白人殖民者的侮辱。但是，乌马尔顶住了这双重的压力，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他放弃自己精通的捕鱼生涯，改学种田，把收获的粮食低价出卖或无息借给黑人同胞，使他们免受殖民者的残酷经济剥削。他还耐心向年轻人宣传新思想，帮助他们克服旧的传统和摆脱落后生活方式的束缚。他成功地团结了年轻人，争取了老人，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办示范农场，组织合作社，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的意义。乌马尔的事业有利于祖国和民族，却威胁着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敌人采取阴谋手段暗杀了乌马尔。乌马尔死了，但他的事业在继续，他的同胞在前进。人民用斗争和胜利来歌颂这位塞内加尔的忠实儿子。《祖国，我可爱的人民》的情节是沿着新思想意识同旧传统观念的矛盾，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同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这两条彼此交错的线索展开的，其中主要矛盾是种族矛盾。乌马尔·法伊的形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塑造成功的。乌马尔这个在铁与血的战火中觉悟了的青年黑人，在伊扎贝拉因被雅克侮辱而提出一起回法国时，他深情地说：“我知道卑屈和受辱的滋味，所以我了解你是怎样痛苦。

可是，我，我应该到哪里寻求我的自尊呢？如果我不在我生长的家乡寻找，还到哪里去寻找呢？”是的，乌马尔是用一腔热血和整个生命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自尊可贵并不在于他能生男育女，也不在于他会穿漂亮的衣服。最主要的是他的祖国”，“必须揭开一切事情的秘密，掌握一切事物的秘诀，为人民造福”。他不能忍受没有祖国的痛苦，于是他仇恨、反抗、斗争，立志要夺回他和他的同胞们失去的一切———独立、自由、做人的尊严。在轮船上，他两拳打倒了科佐诺公司的管事；在码头上，他同船长和海员们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搏斗。他成了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

接着，他为了改变祖国听命于人的状态，实行一系列宏伟计划，进行艰苦劳动。殖民主义者船长不是挥舞皮鞭叫嚣“我让他知道知道，在这里谁是主人”吗？乌马尔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同胞们；黑人是黑非洲的真正主人！正是在揭示和解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与殖民主义统治这一主要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乌马尔的坚毅、刚强的性格特征被生动地刻画了出来。但是乌马尔的形象之所以丰富感人，还因为他的性格有着善良、温柔的一面。

作家通过新思想意识和旧传统观念的矛盾，来刻画乌马尔性格的这一面。乌马尔爱人民、爱家乡，尽管他在战争中在欧洲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一样”，“内心深处的确蕴藏着自己民族的传统精神”。

另一方面，他同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也是勇敢坚定的：他娶了一位法国妻子，并将她带回家乡；他动员母亲为他解除与阿伊达的婚约，拒绝按当地习俗娶两房妻室；他父亲是清真寺的教长，但他从不去做礼拜；他不顾别人的议论，离开父亲的宅子，在树林里盖起了新屋；他放弃家族世代捕鱼的传统，改学种田；他尊重混血儿送齐列，努力促成她和医生阿格鲍的婚事……这一切行动都体现出新思想意识的光辉，都是对旧传统观念的挑战和决裂，说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甚至毫不容情地指责他同种族的同胞所固有的缺点：他们的宗派主义，阻碍社会进步的等级偏见，狭隘的种族观念，以及他们本能上某些‘反白种人’的幼稚病”。在这类斗争中，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韧性。当他发现固执守旧的父亲不肯接待他和他的妻子时，他很难过。在同父亲谈话时，虽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儿子违背父亲的意志是很痛苦的”。当母亲问他为什么不祷告时，他搂着母亲说：“难道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吗？”乌马尔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个孩子。他在妻子面前也不是帝王和主人，而是充满了信任、尊重和友爱，处处表现出无限的柔情。他对青年们坦率、诚恳，是他们的兄弟、朋友、带路人。他的“小棕榈林”成了青年们集会和讨论青年的未来、民族的未来、非洲的未来的场所。乌马尔对老年人分外尊重。在长老会议上有人提出要用祭神来消除蝗灾时，乌马尔则以诚恳劝告和耐心说服，把自己的进步思想变成同胞们的集体行动。乌马尔对戈米斯老人说：“我是想办一个示范农场，使我们的全体人民以后都能得到它的好处，我今天就是来问你愿意不愿意同我合作……我们的人民习惯由老人带头做事。过去也有过您的时代，可是您不应该做我们时代的旁观者”。字字声声充满了信任与期望。

如果说，在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集中表现了乌马尔性格刚的一面，那么，为了同传统观念作斗争，他在团结群众从事进步事业的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了其性格柔的一面。作者就是通过这两条线索，来塑造乌马尔的形象的。《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在艺术上是很有感染力的。强烈的爱憎，正是小说艺术力量之所在。在作品中，当作家的笔锋一触到他那美丽的祖国和亲爱的人民时，笔调便温柔、妩媚，充满诗情画意；然而，一旦笔锋转向殖民主义者，则文字如利剑。而且这种爱和恨的感情总是交替出现，使善与恶、美与丑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小说一开始就把黑非洲热带森林风光呈现在读者面前：轮船缓缓地逆流而上。河水滞重而浑黄。河的一岸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上面长满灯心草，成了鳄鱼隐避的地方。远远望去有一带灌木丛，阴森森的，好像隐藏着许许多多危险。鸟儿翅膀拍打着芦苇，一行接一行笨拙地飞翔。马拉布在岸边苇丛里捕鱼充饥，不时振翅冲上天空。

，面对家乡迷人的景色，作家借主人公乌马尔的口抒发了他深情的爱：“乔多尔·卢梭要是看见这副景色……可惜他没到此地来过。”但是，接下去，作家笔锋一转：“滚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畜生！”一个白种人喊叫着，黑人都惊恐地看着他。……可是谁也不愿意去淋这么大的雨。于是白人就用皮鞭抽打他们。出乎意外的抗拒行为激怒了他，他不分男女老幼，一个劲地来回乱抽。狭窄的过道里乱成了一团。有些人跌倒在地板上。突然来了沉重的两拳！一拳打在颚骨上，紧接着第二拳打在肚子上，白人被打倒在地上了。在白人面前站着一个黑人……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互相怒目而视。

这是多么深切的恨！这种强烈爱憎感情的对比描写，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始终，而且每一次白人殖民主义者的出现，总会有一场暴风雨。那是仇恨的旋风，反抗的风暴！它是那爱祖国、爱人民的涓涓流水和熠熠春风的必然产物，是艺术家感情世界的真实写照。可见，作家感情的恳切真挚程度，是决定作品艺术感染力大小的最重要条件。

乌斯曼作品的另一个突出艺术特点，就是善于运用诗的激情、戏剧中精粹的对话和电影中蒙太奇手法，来塑造人物，展开情节，表现主题。《祖国，我可爱的人民》中，作家很少对人物做长篇叙述，而是通过他们做什么、怎样做的描写，来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意识。比如小说对清真寺教长———乌马尔的父亲姆萨·法伊的描写就如此。

他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也痛恨殖民者，但又是个传统观念的顽固坚持者。他最反对儿子乌马尔的行为，但他从不像罗卡伊亚那样喋喋不休地抱怨，而是用行动表示不满。接到乌马尔和伊扎贝拉回国的电报后，他“坐在席子上，低着头，一个个地拨着念珠，一句话也没说”。正当全家“鸦雀无声地敬候着家长传下什么旨意”的时候，他却“穿上巴布什，倒背着手到清真寺去了”。在常开“酋长会议”的大树下，当他听到人们谈论他的儿子将带回一个法国女人时，内心感到羞愧和痛苦，但只是说了句：“做礼拜的时间到了。”当人们继续从他的儿子谈到战争，谈到年轻人的变化，最后又回到他儿子带法国女人回家来这件事时，他也只说：“愿真主饶恕我们！”“时候到了”。于是召集教徒们祈祷。难道他不爱自己的儿子吗？爱！他虽然有三房妻子、6个儿女，但乌马尔终究是长子。你看，当罗卡伊亚说“要是我料到乌马尔会这样，我会在他小时候就用这只手把他掐死”时，他马上制止老婆：“不要说了，孩子们都听着你呢！”当他得知乌马尔在船上拳击白人殖民者时，急于见自己的儿子。他说：“为了这件事，我等了你一整天”，“你可要小心，这个人是个坏人。”当乌马尔因同鲨鱼搏斗，捕鱼未能及时归来，人们担心出事时，他也和救护队员一起登上了独木舟。是的，姆萨是痛苦的，他痛恨殖民主义者，但又没有勇气反抗，他爱自己的儿子，但又无力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最后只好离家朝圣去了。姆萨这个富有个性的重要人物，心理活动十分复杂，但作家叙述过程用笔极少，全靠精粹的对话、典型的动作描写来活灵活现地刻画其性格。《祖国，我可爱的人民》在语言上很有特色。虽然这是一部用法语写成的书，但是，由于作家的心与黑非洲的命运紧密相关，脑海里活跃着黑非洲人生活与斗争的情景，所以，作品的语言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首先是具有黑非洲达姆达姆鼓的深沉、浑厚的音调和明快、急促的节奏。这一特征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作家有意识地运用了一些非洲谚语，幽默而深刻，更增加了作品的乡土气息，使小说散发出黑非洲泥土的甜味和芳香。

阿尔及利亚三部曲

穆罕默德·狄布生于1920年，阿尔及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也是阿尔及利亚新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三部曲的第一部《大房子》是他的成名作。这部作品从1939年写起，主要是表现城市贫民。它以城市居民贫困的生活为素材，总的说来，没有超出风俗描写的范围，但它感受新鲜，暴露贫穷景象时态度激烈，对殖民时代阿尔及利亚社会中最底层的被遗弃者抱有同情。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10岁左右的名叫奥马尔的穷苦男孩。

书中描写在阿尔及尔一座穷人聚居的大房子里，奥马尔一家5口在父亲死后，怎样过着饥饿贫穷的生活。狄布在小说开始时并未提出超越小孩视野以外的问题，但后来决定在奥马尔的故事中“加上”广泛的社会材料，并仿照20世纪的法国社会小说，描绘史诗般的阿尔及利亚的生活画面。因此，出现了那个在城市和乡村间浪游的以发动群众为目的的革命者哈米德的形象，他也是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之一。《火灾》是三部曲的中间一部，也可说是三部曲的灵魂。它主要是表现乡村农民。作品中的勃尼·布勃朗村，是一个典型的法国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农村，小说描写奥马尔在这个村里看到一群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在地主，也即是一家殖民者的葡萄园当雇工，他们住在破烂的茅草棚屋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作者通过一个饱经沧桑、穷困孤苦的老人对奥马尔讲的一番话，揭露了殖民者掠夺阿尔及利亚农民土地的罪恶。他指出：“哎，我的小老爹，这就是所谓文明的恩赐啦！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的文明，真懂得怎样剥夺农民的一切。一个捉摸不定的怪物，饕餮贪婪，在人们绝对料想不到的时候，张开了它黑色的大口，吞噬了大片的土地，那是人们用血汗灌溉出来的土地啊！”正是由于殖民主义者掠夺了农民的土地，阿尔及利亚农民才被迫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肥沃富饶的平原，被赶上了贫苦瘦瘠的山区，他们无以为生，只好去当雇工，给殖民者大地主干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口粮。

书中接着描写了哈米德领导这些雇工进行罢工斗争，虽然殖民者对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雇工们表现出反抗压迫、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殖民者又收买富农加拉，破坏罢工，对罢工的雇工进行报复倒算，放火烧掉了他们仅有的财产———破烂的茅草棚屋。罢工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起来，正如雇农斯利马纳心里想的：地方上的力量还没有醒过来呢，可是，心里，内心的深处不可估计的，洋溢着的反抗意志准备把整个制度和制度的铅质骨架摇撼起来。”这也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在葡萄庄园的上空，黑暗的苍穹立即被红光照亮了。……这种村野的怒吼，在深夜中鞭策着空气，传进黑暗的院子，使关紧的门户也颤抖起来，它像瀑布一样，猛烈地泻进了人们的心坎。

，

三部曲的第3部《织布机》表现的是城市工人阶级。它是从美军在北非登陆写起，描写已经成长为青年的奥马尔在一家织布厂当学徒，和工人们一起过着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极力想要挣脱这个苦境，并意识到：“命运压在我们的身上，要摆脱这个命运，就得粉碎一切。”它表明这是产业工人的萌发阶段，而很多产业工人都是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当工人的。

阿尔及利亚未独立前，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受法国的直接统治，法国殖民者贪婪残暴地剥削掠夺阿尔及利亚的财富，他们不断地吮吸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血汗。

三部曲集中反映了从1939年至1942年间阿尔及利亚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它的主要人物是穷苦出身、先是城市贫民、后来成为工人的奥马尔和职业革命者哈米德。三部曲基本上概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现实，写出了阿尔及利亚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生活图景，描写了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革命运动的发展壮大。作者在三部曲中提出了农民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应占的地位。他要说明阿尔及利亚农民是革命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乃是阿尔及利亚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

当然，三部曲只写了阿尔及利亚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前期，并没有直接写农民参加进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但可以预见到，这一股伟大的力量是一定会投进革命的钢铁洪流中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三部曲虽然没有正面表现阿尔及利亚的武装斗争，但它的艺术形象已经雄辩地说明了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武装斗争阶段迟早必然会到来，它是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前奏曲。

我家有个男子汉

小说描写文静的大学生易卜拉欣，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参加了刺杀英国人的行动，并意外被捕。他成为全民族仰慕的英雄。他越狱后逃到从不过问政治的同学毛希丁的家，这个安宁、不与政治发生联系的家庭为易卜拉欣的到来惊恐、忐忑、激动，他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位政治在逃犯。易卜拉欣的到来，对家庭每个成员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他们感到家里有了个真正的男子汉。易卜拉欣不想使这个家庭承受任何不幸，他决定离开这个家，这时大家发现他们已把他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了。易卜拉欣在袭击英国军营的战斗中不幸饮弹身亡，毛希丁一家不胜悲伤，他们加入了全国掀起的革命浪潮。

作者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把一场看起来应该是严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描写得充满了人情冷暖，把国家的命运，同个人、家庭联系起来。

矿工

一天深夜，有个名叫休马的黑人小伙子从北方乡下来到约翰内斯堡，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他身无分文，衣衫褴褛，脚上的鞋子破到要用细绳和铁丝缚住。正当他想在陌生的城市街道里找个安身之处时，遇到了卖私酒的女人丽亚。丽亚慷慨地留他在自己店里住下。

初到城市的休马，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他看到丽亚那里成天都有喝得醉醺醺的人撒酒疯。到了礼拜六，街头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寻欢作乐，酗酒打架。休马第一次上街，不懂得象别的黑人那样，见到警察就躲开，因此挨了一个白人警察的打；他气愤之下，还击了那个警察，遭到追捕，幸亏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帮他逃出了险境。

按照种族歧视的法律，白人可以卖酒，而黑人卖酒是犯法的。丽亚是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尊敬她。警察常常来搜查私酒，每次都要抓走一些人。但丽亚总能事先得到消息，藏好一切。

丽亚托她的朋友、矿工约翰尼斯介绍休马到矿上，在一个外号叫“红头发”的白人帕迪的班里当领班。休马到矿上的第2天就下井工作。他身强力壮，不辞辛苦，很快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成为出色的领班，得到了工人们的尊敬。

休马爱上了丽亚的外甥女伊利莎———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但伊利莎对他忽冷忽热，喜怒无常。其实，伊利莎的心是好的，只因为她受过教育，渴望能够象白人一样，过上文明、舒适的生活，休马当然不能满足她的愿望，因此她虽然爱休马，却又不甘心永远和他一起生活。

休马在丽亚那里还认识了梅茜。梅茜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活泼、爱笑、乐于助人。她在一个白人家里当女仆。梅茜喜欢休马，尽管她知道休马爱伊利莎而不爱她，却仍然对他很好。每次在伊利莎伤了休马的心时，她都能想法安慰他，领他去舞会，去郊游，使他快活，休马很感激她。

几个月后，休马熟悉了城市生活。他已经知道黑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也知道了那些成天喝醉的人是想把自己的痛苦埋在酒里。他看到了白人生活和黑人生活之间的悬殊，明白了伊利莎渴望的是什么。他恨这一切，因此，尽管他的白人领班帕迪对他和其他工人都很好，他却不愿和帕迪做朋友。

伊利莎和休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他到遥远的地方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了。这给休马很大打击。就在这时，警察设下圈套，捉住了正在藏酒的丽亚，判她9个月监禁。休马非常痛苦，因为他一向尊敬丽亚，而且他知道，假如丽亚是白人，那就不会遭到任何惩罚。帕达向他表示同情，而他在气愤之中，对帕迪说白人绝不会理解黑人的痛苦。帕迪却说：“无论黑人白人，首先都是人。大家都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休马当时并不同意，后来却把帕迪的话考虑了很久。他向往有一天“不分白人和黑人，只有人民……每个人都有粮食，每个人都有工作……充满了欢笑，充满了友爱。”

休马和帕迪发现矿井漏水，报告矿上的工程师，工程师置之不理。后来，发生了倒塌事故。约翰尼斯和他的白人领班克利斯为了救班里的其他工人，被压在下面。休马和帕迪冒险把他们救上来，但他们都已死了。这时，经理和工程师不顾工人死活，打算只换几根柱子，仍逼工人们下井干活。休马坚决要求首先修好矿井，否则不下去。他愤怒地喊道；“尽管我们的皮肤是黑的，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来送命的牲畜，我们是人！”所有的矿工都支持他。帕迪也和他们站在一起。矿主召来警察镇压，在混战中，帕迪被捕了，休马冲出了包围圈。

休马找到梅茜，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并且说他决心去和帕迪一起坐牢。因为他已经完全明白：无论黑人白人，都是人。他有许多话要说，他要在法庭上把一切都讲出来。最后他告诉梅茜，现在他才明白自己爱她，希望梅茜能等他。梅茜理解他，支持他的行动，并表示无论多久，她都要等他。

最后，梅茜陪他一起走上通向警察局的大路。路《路》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剧本，创作于1965年，一向被推为索因卡最有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并是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

沃尔·索因卡，当代尼日利亚最负盛名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非洲第一位享有此殊荣的作家。《路》表现了作家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一种深刻的思索，以及因为结论悲观所产生的一种内心的焦虑。

剧情主要描写一个发生在“车祸商店”周围的荒诞故事。教堂的晨钟惊醒了昏睡中的客车售票员沙姆逊、司机科托奴、萨鲁比和一个名叫穆拉诺的仆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谋生活动。车祸商店的老板是个被称为“教授”的神秘长者。他曾当过主日学校教师、祈祷仪式的主持人等，现在经营车毁人亡的汽车配件和伪造的驾驶执照。无票可售的沙姆逊和无驾驶执照的萨鲁比以恶作剧的方式搞乱“车祸商店”的秩序，使得从车祸现场归来的“教授”误以为别人的处所而离去。不久镇长来这里秘密雇用以“东京油子”为首的流氓为他的党派效力，而“东京油子”也立即用刚从镇长手中得到的海洛因贿赂警察。“教授”在这里继续从事寻找《圣经》的工作。在科托奴的询问下，“教授”讲述了仆人穆拉诺的往事。原来他是个被肇事车辆撞伤后弃之不管的人，“教授”发现后将他救助，并照料他恢复健康。穆拉诺虽然肢体伤残，但在“教授”心目中却是个道德高尚的圣徒和永恒真理的卫士，也是可以帮助他自己寻找和发掘《圣经》的助手和桥梁。科托奴不顾“教授”劝说，不愿再开车，原因在于对车祸的恐惧。原来早年其父死于车祸，其好友、一个缅甸中士也在车祸中丧生，而前些天又亲眼目睹了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自己也险些翻下桥头。此外，他心里还隐藏着一桩心事，即司机节那天，他驾车遇到一个戴面具的车祸遇难者，为了避免嫌疑，只好将其藏在卡车挡板下，逃之夭夭。当警察搜查时，遇难者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个奥贡神的假面具。后来警察“爱找碴的乔”在调查汽车节汽车肇事一案时，在“车祸商店”发现了受害者所戴的假面具，众人又将它藏起来。仆人穆拉诺看出被藏在“教授”座椅下的假面具，竟拿起来若有所思地端详，“教授”告诉大家，穆拉诺这个呆子身上附有了神灵。

假面舞会又跳起来，“教授”依然用他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进行说教。舞会的参加者着魔似的越跳越疯，越舞越狂。与会的“东京油子”看到手下的流氓也加入跳舞者的行列，便大声喝止，而“教授”则鼓励人们尽情地跳，于是发生冲突。扭打之中，得到萨鲁比帮助的“东京油子”用匕首刺中“教授”，但他本人也被头戴奥贡神假面的人摔倒在地。“教授”在弥留之际向众人说了如下一番话：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你们成天做梦，平躺在背信弃义和欺骗榨取上，别人信任你们时，你们就把头抬得高高的，打击信任你们的乘客，把他们全部吞掉，或是把他们打死在路上。你们之间为死亡铺开一条宽阔的床单，它的长度和它经历的岁月，犹如太阳光一样，直至变成许多张脸，所有死者投射成一条黑影为止，像路一样呼吸吧，但愿能像大路一样……

最后，“教授”在挽歌中死去，四周一片黑暗。

创作《路》剧的直接动因是作者有感于尼日利亚公路上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剧中却渗透着作者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哲理性思考。因此《路》剧深刻而富有象征意义。无论是剧情的衍变赓续，人物的对话独白，还是动作的语言启示，都表露出作家从人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社会所进行的尖锐有力的批评。剧中虽不乏作者对现实的深思，却很少探讨时事性问题，对社会生活内含实质的分析多于再现生活，对于国家与民族问题的关注又多于希望与想象，因此，《路》剧表现出一种警世意义，一种对于未来难以名状的时代穿透力。《路》剧上演时，尼日利亚已经独立5年。祖国独立之初，索因卡急切回国，渴望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但是很快他就从企盼百废俱兴、弃旧图新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并清醒地发现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并未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国家没有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反而暴露出各种深刻的社会危机。执政者营私舞弊、肆意妄为，政党和部落之间纷争不断，连连发生冲突。广大人民贫困潦倒，怨声载道。独立不久的国家重新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处处散发着恶浊的腐败气息。因此，《路》剧中所展示的不再是独立初期创作的《森林之舞》中象征着民族独立、团结与蓬勃向上的狂欢歌舞，而代之以破烂的卡车、崎岖的道路、不断的车祸等客观物象。《路》剧幕布拉开，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即是“车身歪斜，轮子短缺”，“车身后部朝向观众的四轮卡车”，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继后，卡车又以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不断出现在剧中。有的部件残缺、车身破损，有的用不配套的零件拼凑而成，有的则是旧车重新涂上漆等等。这些开起来嘎嘎作响的破车常被用来“运穷光蛋”，“运麻风病人”，以及运送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它们行驶在高低不平、曲折狭窄的道路上，不仅“散发着腐烂食品和各种垃圾的臭味”，而且前途未卜，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尼日利亚广大人民不知去向何方的一种愚钝与困惑。

作为主要象征物的“路”更是不堪入目。它自己不仅崎岖险恶，洞穴遍地，桥梁糟朽，无法承受车载，而且在如此破败的“路”上还寄生着流浪汉、毒品贩、巡警宪兵等，正犹如是尼日利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载体根本无法顺利安全地行驶车辆，因此车祸不断，使人心有余悸，也无法使人达到目的地，前景不乐观。而那些驾车的司机，常常置车毁人亡于不顾，毫无责任心。他们不是无法胜任工作，就是贪杯醉酒，更有甚者是没有执照的司机，或是惊魂未定的车祸肇事者。这些毫无责任感、草菅人命的司机正是当时尼日利亚执政者的象征，他们胡乱驾驶着满载的汽车，行驶在如此糟糕的“路”上，前途不堪设想。《路》剧中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理解上。剧中的怪老头“教授”经常实地勘察车祸现场，欲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车上寻找人生真谛的“启示”。为探求死亡的奥秘，他有时甚至丧尽天良地故意挪动路标，有意制造车祸。司机科托奴的父亲，一方面在路上与女人做爱，赋予了他以生命，另一方面又死于车祸，想使他离开路这一死亡的陷阱。而科托奴无论是主动求生存，还是被动逃离死亡，都不得不挣扎在一种绝望的困境之中。另外，剧中约鲁巴族信仰的奥贡神不时出现，他手执利斧开辟了连接神界与人世的通道，沟通了生存与死亡的两极，实际上是“路”的主宰。

剧的最后，作者以“教授”作为自己理想的代言人，说出了路作为生死循环的象征意义，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绝望心理。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所依存又生死不明的时候，当他们既不想成为政客的牺牲品，又不想让神主宰自己的时候，尽管“路”通向未知境界，但还是变成路，“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作者悲观情绪的反映，也是他思想矛盾的反映。

索因卡的戏剧艺术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生活和文化艺术传统的土壤，又受到西方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影响，他曾说过：“虽然我受过西方教育，但是我把自己扎根于非洲人民，注重反映他们的现实，特别是他们蒙受的苦难和对未来的理想。但是我也接受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对我的影响，只要是有益的我都接受。”

因此，《路》剧反映了传统的非洲戏剧艺术与现代欧洲戏剧艺术的双重熏陶，是西非约鲁巴部族的文化基因与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技巧有机融合的结晶。这两种异质的艺术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戏剧风格而得到世界剧坛的认同。

首先，《路》剧不似一般剧作那样统一完整。它缺乏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既没有重要的戏剧矛盾和冲突，也没有高潮和余波。它不注重表现和塑造常规式、程式化的人物，而以一种深沉的哲理性思辨为前提，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因全剧袭用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打破了写实戏剧因果逻辑的结构，并杂糅了非洲当地文化艺术中诸如图腾与舞蹈等延续性意象，因此，剧情显得扑朔、迷离、朦胧、神秘，颇有些荒诞不经的色彩。

其次，《路》剧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时空关系，将人物内在的意识流程的心理时间同外在事物进展的物理时间相互融合，将不变的客观世界的时空同可变的主观感觉时空交叉表现，从而形成了戏剧时空的高度凝聚。《路》剧的情节只表现一个上午发生在一间名为“车祸商店”的小棚屋里，然而在如此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作者却从容地表现了许多戏剧角色对漫长生活经历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追忆。

另外，《路》剧以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结构全剧。剧中人“教授”、“东京油子”、沙姆逊、科托奴、穆拉诺以及早已离世的缅甸中士等，都以各自所关联的事件构成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在分属他们各自的微小时空区域里，有的追忆以往的经历，有的求索人生的真谛，有的以隐寓性事物揭示具体的现实内容，表现出人物意念流程的一种延伸，增加了戏剧的内涵与包容量。

不得不承认，作者在戏剧创作上，从内容到表现手法的创新，都能被不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各区域人民所接受，确实难能可贵，这种能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知音的戏剧家实属凤毛麟角。

智斗猫的公鸡

有一只公鸡的叔叔死了，公鸡去吊丧。公鸡在路上遇到一只凶猛的猫。猫的眼睛盯着公鸡的大腿不放。“你到哪里去，朋友？”猫问。“去给我死去的叔叔吊丧。”公鸡回答说。“那我们同去吧。”猫说。

公鸡知道猫想吃它，便说：“不，如果你跟我一起走，那我们就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了，跟我一起的还有狗呢！”

猫不是狗的对手。它尴尬地朝公鸡挥了挥手，说：“我有事先走了，真是不好意思。”公鸡用假话吓跑了比自己厉害的猫。

公鸡和狐狸

从前狐狸是很畏惧公鸡的，因为它害怕公鸡头上火红火红的鸡冠，以为鸡冠会喷火出来。

公鸡每次看见狐狸不敢跟自己打招呼都感到非常奇怪。一次，它设法叫住了狐狸，问：“真奇怪，你干嘛总是一见我就逃，我还不是和你一样，都是动物。”

狐狸说：“我怕你头上的火。”

公鸡说：“哎呀，那不是火，要是我头上顶着火，我的头早没了。”狐狸说：“你是不是骗我的？”公鸡说：“来，摸摸它，试试看，不是火，不会烧着你的。”狐狸提心吊胆地摸了一下，软软的，一点也不像火。

不久，狐狸摸惯了，知道公鸡也没有什么厉害的招数，它决定吃掉公鸡。狐狸说到就做到了，它毫不费力就把公鸡咬死了，然后吃掉了。

母鸡为什么下蛋

野禽问母鸡。“母鸡你不是也有一对翅膀吗？怎么不飞起来呢？”

母鸡听了这句话，很生气，它不愿别人来揭它的短，不耐烦地说：“走开，这不关你的事。”

可野禽继续说：“主人很快就会宰了你，最好跟我们一起到林子里。”

母鸡不理睬这些话，但很快它就知道了，主人真的打算宰了它做菜吃。于是野禽便给它出了个主意：“你每天下蛋，主人有蛋吃就不会宰你了。”

母鸡赶忙下蛋，每天都下蛋。果然，主人不舍得杀它了。

蜘蛛还债

蜘蛛的网破了，它向动物们借了钱修网。没有过多久，动物们都要蜘蛛还债，蜘蛛告诉债主星期五来取钱。

星期五第一个来讨债的是公鸡。“好的，我马上还钱给你。只是请你稍等一下，我先吃点东西。”

公鸡在屋里等的时候，野猫来了。“我该付给你的，在屋里呢，你自己去拿吧。”蜘蛛对它说。

猫走进屋里，抓住公鸡，吃掉了公鸡。

这时狗要帐来了。“进屋去，把我欠你的拿走。”

狗走进屋里，抓住猫，吃掉了猫。当它准备离开的时候，鬣狗来了。蜘蛛叫它进屋去，它把狗吃了。鬣狗刚刚打算走出来，豹子要帐来了。蜘蛛叫它进屋去，拿走属于它的东西。豹子看见鬣狗，扑过去把它杀死了。这时，狮子来了，便扑向豹子，蜘蛛在看见狮子和豹子搏斗时，就拿了些辣椒，扔到它们两个的眼睛里。蜘蛛操起一根大棒，狠狠地打在狮子和豹子的头上。豹子和狮子的债也都给还清了。

狡猾的花鼠

鬣狗很幸福地生下了几个孩子，它整天都忙着给它的孩子觅食，很少在家里。有一只花鼠趁机钻进了鬣狗的家藏了起来。

鬣狗没有发现洞里有花鼠，它带回了肉，孩子们问它：“这是给谁的？”“都给你们。”鬣狗说完又出去了。

花鼠等鬣狗走远了，钻出来对小鬣狗说：“听着，‘都给你们’———这是我的名字，快把肉拿来，要不，就把你们吃掉。”

花鼠把肉夺过来全吃了，小鬣狗敢怒不敢言。

每天晚上，鬣狗带回肉来，总是说：“孩子，都给你们。”

鬣狗不知道，狡猾的花鼠是这样称呼自己的。而小鬣狗又不敢作声。花鼠除了吃饱之外，还把肉拿回去烤好，收藏起来。

有一次，鬣狗对孩子们说：“到洞子外面去，让我看看你们长大了没有。”

小鬣狗从洞里爬出来，一只只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了。“每天我给你们带回来的肉可不少啊，为什么你们会瘦成这个样子？”鬣狗看到它的孩子瘦成这样子很吃惊。“肉叫花鼠‘都给你们’吃了。”孩子们回答。“花鼠这家伙在哪里？”“洞里。”

鬣狗往洞里一看，看见了花鼠，便喊道：“出来！坏家伙，你死定了！”“好吧，我马上就出来。”花鼠回答说，“只是请你先拿着我的鞋子。”它把耳朵伸给鬣狗。

鬣狗抓住它的耳朵扔到一边，鬣狗以为扔掉的只是一双鞋子，可花鼠早到了它背后，可它还在等着花鼠从洞里爬出来。

花鼠在鬣狗的背后嘲笑着，一会儿，逃走了。

狡猾的乌龟

大旱之际，江河湖泊都干涸了。乌龟是又饥又渴，它快受不了这种鬼天气了。它没有一文钱，什么家当也没有，也就是说，它一无所有。它整天想的是生存问题。

一天早晨，乌龟想好了一个主意，叫人去把兔子叫起来。“兔子，你好！”乌龟说，“你能帮我挖一个洞，从我家直通市场吗？”“当然，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了！”兔子回答。

兔子说干就干，几个小时以后，一条从乌龟家的院子直通市场的地道便挖成了。

市场设在一个树荫稠密的宽大的广场上，那地方是远近闻名的大市场，尤其是当集市到来的时候，市场显得格外的繁华。这天，四面八方的动物，包括那些远方的动物，都汇集到市场上来，或买或卖各种食品，像伊尼亚默啦，稻米啦，水果啦，香料啦，应有尽有。

动物们也像往常一样涌向市场。市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中午的时候，乌龟钻进地道，来到市场正中的地方，声嘶力竭地叫起来。它的怪声音很快就传到地上面：

大家小心呀！呜呀！

猎人们来啦！呜呀！

他们都扛枪啊！呜呀！

你们快逃命吧！呜呀！

动物们听到从地底下冒出来这么响的声音，一个个吓得魂都飞了，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拔腿就逃，一会儿就逃得无影无踪。

乌龟见广场上一片狼籍，它心花怒放。于是把动物们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了。

同样的花招，乌龟连续耍了几次，这使动物们产生了怀疑，大家议论纷纷，都想弄个水落石出。

几天后，又逢集市，猴子爬到树上偷偷观察动静。乌龟在地道内一叫，其他动物们都逃进了森林，但猴子还是藏在树上。这时，猴子看见乌龟跑出地道，把动物们丢下的食品一一装进了一个大口袋里拿走了。

于是，猴子马上跑进森林，把事情的真相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动物们得知是乌龟在作怪，肺都快气炸了，一起去找狮子大王告状。狮子决定亲自主持一次对乌龟的审判。

审判这天，乌龟抱着一把漂亮的吉他来了，在狮子大王和审判员面前，乌龟一边弹吉他，一边很有节奏地唱起歌，这样一来，其他动物们都克制不住了，一个个也跟着乌龟唱起了歌，跳起了舞，竟把审判乌龟的事忘了个干干净净。

傍晚，动物们都跳累了，狮子大王决定推迟到第二天再审判。等其他动物都回去以后，狮子大王对乌龟说：“乌龟，你的这把吉他实在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吉他，你能替我也做一把吗？”

乌龟回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把吉他是用一种罕见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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