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权欲 上的女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阳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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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权欲 上的女人试读：

前言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涌现了众多的封建王朝。中国男权社会的缩影也映射在封建王朝的朝堂幕后，偶尔会有一两个女性角色掀起历史的浪花，要么被史家称为牝鸡司晨，要么被百姓唤作红颜祸水，女人，似乎就不应该出现在男权社会的政治舞台。

随着朝代更迭，历史走到了晚清的关口，一位能与武则天相提并论的“无冕女皇”出现了。她就是叶赫那拉·杏贞，人称“慈禧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太后”、“西太后”。

慈禧从“垂帘听政”开始，到撒手归西，再到如今，不断受到各个方面的各种评价。章炳麟曾经用对联辛辣地“歌颂”慈禧太后：“今日幸颐和，明日幸北海，何日再幸古长安？亿万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七十更割辽东地，廿余省版图渐蹙，预期万寿祝疆无”。刘半农也曾经嘲讽慈禧：“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第一章　叶赫那拉，登上舞台

爱新觉罗与叶赫那拉的故事

故事要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的一场改变历史的战役——女真各部统一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古勒山之战说起，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建州女真部击溃了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和蒙古科尔沁部等九大部落组成的联军，战后，努尔哈赤将叶赫部的首领分尸示众。从此以后爱新觉罗部和叶赫部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叶赫部也开始流传起了一句十分神秘的谶语——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亦将倾覆之！而与这句谶语密切相关的叶赫部因为居住于那拉河畔，历史上又称之为叶赫那拉部。在《清光绪帝外传》中我们找到的相关佐证：“部长布扬古临殁愤言曰：‘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以此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

在正史中，爱新觉罗部与叶赫部究竟有没有如稗官野史所说的恩怨情仇，有没有所谓的祖制，有没有所谓的谶语？我们从两大部落的历史脉络中慢慢梳理其中的滋味。

从史书中可以看到，叶赫与建州的整个交往过程可以清晰的分成三个阶段，最初的融洽和睦阶段；中间的叶赫进攻性阶段，时间大概在纳林布禄当政到古勒山大战期间；最后就是建州女真的逆袭时期，叶赫部完全处于劣势。

第一阶段，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挥师直抵建州叛军阿台驻地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乡胜利村），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塔克世素与李成梁交好，因此亲自为其充当向导与内应，不料李成梁破城之时误将两人杀害。虽然事后明朝给了努尔哈赤象征性的三十匹马，三十道敕书，并让其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但这些并没平复努尔哈赤心中的怒火。努尔哈赤用祖父的十三副遗甲，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乡旧老城）起兵。起兵前夕，努尔哈赤途经叶赫部，叶赫部仰加奴欲同努尔哈赤联姻，史书记载了下面一段对话——仰加奴探曰：“我有幼女，俟其长，当使事君。”努尔哈赤反问：“君欲结姻盟，盍以年已长者妻我？”仰加奴答道：“我虽有长女，恐未为佳偶，幼女端重，始足为君配耳。”后来努尔哈赤同意联姻，仰加奴将自己的幼女叶赫纳喇氏，名孟古姐姐（或孟古哲哲），许配给努尔哈赤，这就是后来的孝慈高皇后，也就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生母。《清皇室四谱》中记载的：“太祖常如叶赫，杨吉努器太祖，以后许焉。”说的就是仰加奴和努尔哈赤联姻结盟之事。后来明朝也遏制叶赫部称雄西海女真，派出辽东总兵李成梁、辽东巡抚李松诱杀仰加奴兄弟及其三子，两大部族第一阶段就在共同的“家仇国恨”中落下帷幕。

第二阶段，两个部落的矛盾开始因为领土扩张的问题全面爆发。仰加奴兄弟幸存的儿子们在父亲死后开了统一西海女真，掠夺明边的过程，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就要和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建州女真发生激烈的冲突。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在万历十六年九月（1588）践行父亲诺言把妹妹叶赫纳喇氏嫁与努尔哈赤为妻，意图笼络，然而努尔哈赤的扩张势头依然不减。接着纳林布禄遣使努尔哈赤直接索要额尔敏、扎库木二地领土，努尔哈赤大怒：“我乃满洲，尔乃扈伦；尔国虽大，我岂肯取？我国即广，尔岂得分？”纳林布禄于是召集叶赫、哈达、辉发三部贝勒会议，共同遣使至建州索要土地，结果仍然被努尔哈赤骂得铩羽而归，两部关系开始急剧恶化。纳林布禄终于放弃了外交的方法，开始采取极端的军事形式，因此就有了我们最一开始所说的“古勒山之战”。面对咄咄逼人的九部联军，努尔哈赤祭拜天地：“皇天后土，上下神，努尔哈赤与叶赫，本无衅端，守境安居，彼来构怨，纠合兵众，侵凌无辜，天其鉴之。”然后打赢了这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也扭转了建州女真在东北的地位。清·无款·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第三阶段，取得关键性胜利的努尔哈赤开始以进攻者的姿态面对着叶赫部，而叶赫部则又想着通过政治联姻来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古勒山之战”后，布寨之子布扬古，纳林布禄之弟金台石继为贝勒。万历二十五年（1597），叶赫部想通过婚盟来取悦努尔哈赤，布扬古表示愿将其妹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在这个时候表示愿将其女嫁给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为妻。但是叶赫部内部对此意见不统一，纳林布禄又将金台石许给代善的女儿转嫁给蒙古喀尔喀部贝勒介寨，结果却因为各种原因，该女子红颜薄命，命运多舛，五次许聘，最后嫁给蒙古，一年而亡。由此造成叶赫部与努尔哈赤旧仇未消，新恨又起，这也就是后来引起努尔哈赤极大愤怒的“叶赫老女事件”。明朝万历三十一年九月（1603），孝慈高皇后病危，努尔哈赤特遣使至叶赫迎接岳母，纳林布禄不允，不久孝慈高皇后病逝，这给双方的紧张关系无疑是火上浇油，直接导致了后来努尔哈赤对叶赫部的毁灭性进攻，直到明朝的参与才使得叶赫得以保全。努尔哈赤于是开始了对抗明朝的军事斗争，发布针对明朝的历史上著名的“七大恨”告天，这其中有“四大恨”就间接地与叶赫部有关。努尔哈赤挑起了战火，战火自然也就蔓延到了叶赫部，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缢杀”金石台，处死布扬古，消灭叶赫部，并将大部分臣民迁徙至建州，入籍编旗，成为努尔哈赤的子民。

由以上的正史记载可以看到，并没有叶赫部的首领说出那句神秘的谶语，而且最重要的是“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的说法也是不攻自破的。其实叶赫那拉氏，始终是满洲贵族八大世家之一，虽然叶赫被灭掉，但作为满洲贵族的重要的一支，它在清朝始终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如此，叶赫的后代子孙在清朝有许多位居显要。如果仔细翻阅史料，我们还会发现其实清朝历代后妃姓叶赫那拉的大有人在，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皇太极的生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皇太极、顺治、康熙、乾隆等都有叶赫那拉氏的妃嫔。这也就意味着，本书的主人公并不是“阴谋论”和“宿命论”者眼中的特殊使命者，而仅仅是爱新觉罗氏同叶赫那拉氏两个家族的正常婚姻关系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

兰儿初入宫

咸丰二年五月初九（1852年6月26日），风和日暖，碧空万里，北京紫禁城内的寿康宫秀气缭绕，鲜红的灯笼高高挂起。数十名浓妆艳抹的旗女窘促不安地立在宫前。几名紫衣太监神气活现地在阶前走动。他们傲慢地扫视着这群规矩站立的女子，并不时地吆喝她们站好。因为天没亮就起身待诏的缘故，几个困乏的少女偷偷地打起了呵欠，于是招来一阵责骂：“圣驾将至，不得无礼！”

这一天是咸丰皇帝挑选秀女的日子，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某些人的命运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咸丰皇帝的一个决定几乎左右这个王朝的命运。后来被称作“西太后”的兰儿此刻就站在待选秀女的行列中，诚惶诚恐。她偷偷瞥了一眼只曾远眺的红墙绿瓦，如今却身在其中，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深深的暗自祈祷：“皇天后土，就让兰儿永远留在这里吧！”她的祈祷也许真的感动了苍天，她不但留了下来，还在这个禁宫深深的刻下了自己的烙印：她贵为圣母皇太后，三次垂帘听政，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将国家的命运掌控在手中长达四十七年之久。

一个女人何以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掌控整个国家，让君臣都臣服于她？她又对中国近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慢慢走进她的世界。

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字兰儿，慈禧当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贵为皇太后时所上徽号中的两个字。慈禧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9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的一个普通旗籍官员家中，在她呱呱坠地的时候，除了给父母增添了一份弄璋的喜悦外，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儿，会坐在紫禁城里垂帘听政，成为大清王朝的“无冕女王”。

叶赫那拉氏虽然与爱新觉罗氏的历史宿怨纠缠不清，但是这并不妨害叶赫那拉氏的尊贵地位，正如前面所说，连清圣祖皇太极都是叶赫那拉氏所出。但是，正如俗语所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叶赫那拉氏的旗人虽然顶着贵族的头衔，但并非人人飞黄腾达，慈禧的父亲惠征便是一个落魄的贵族后裔。惠征的祖上确实显赫一时，并获得了一个承恩公的世袭爵位，每年能从官府白吃白拿许多钱粮，但是到了惠征这一代，昔日的荣华已经去若黄鹤，日渐窘困起来。要不是承袭了祖上爵位，每年能到官府领到若干柴米，全家真该喝西北风了。惠征别无所长，只是个八品的笔墨小吏，收入不多，但是和普通人家相比，也算是衣食无忧。清·无款·咸丰皇帝便装像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满族中等官僚家庭，按理说，慈禧应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小姐，父母亲的掌上明珠。然而，她的父母更看重两个儿子，而且，还宠爱最小的女儿，夹在中间的慈禧虽然乖巧可人，好学上进，不知何故，父母却不太喜爱。也许是她太聪颖过人、也许是她太争强好胜、也许是她太锋芒毕露……少女时代的慈禧很少有来自家庭的乐趣。她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背咏、研读经史典故上，16岁时，便有“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的学养。慈禧在这些书中不仅找到了乐趣，也看到了官场的人情世故，领悟了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官场中无处不在的权术，更对她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日后慈禧在争权夺利中稳操胜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慈禧未得到家庭的温暖，生活上的欲望也得不到满足，这是她一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使她常常耿耿于怀。德龄在《清宫禁二年记》中写慈禧曾回忆说：“自余髫龄，生活极苦，尔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妹所欲，亲必与之。至于余者，靡不遭呵叱。”慈禧所说的“生活极苦”，虽然不至于底层百姓一样为温饱发愁，然而一个八品官员养活全家六口，又要应付惯常往来，实在是不宽裕。

虽然少年时代的慈禧生活的不太如意，但她却天生丽质，美丽超群。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曾赞叹道说：“太后当伊在妙龄之时，真是一位风姿绰约、明媚鲜丽的少女，这是宫中人所深深赞道的。”美国女画家卡尔曾在著作中记述：“皇太后面貌，乃一极美丽和善之夫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实际上，那时她已经六十九岁）……盖太后广颔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樱口又适称其鼻，下额极广阔，而并不带有一毫顽强态度。耳官平整，齿洁白如编贝。姗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予若不知其已六十九岁之寿者，平心揣之，当为一四十许之美妇人。”

从德龄和卡尔的描述中可知，慈禧即使没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然而却是一个不可多见的美丽女子。不看记述，但看遗留下来的画像，不管是卡尔的油画，还是照相机下的照片，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年逾古稀时的慈禧，依然无愧“美妇人”之名。美丽的外表成为日后她能够选秀入宫，角逐芳华，独压六宫的一个自然条件。

没有优裕的生活环境，在家庭里又不受双亲喜爱，少女时代的慈禧并不是一个宠儿。然而，这些却并非完全是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困境不仅可以激发有志者的上进心，而且可以磨炼其意志。慈禧将心思转向诗书史籍，这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必修的课程，这种不自觉的情感转移使她能知前鉴而后有所为，使她有了在宫廷竞争的资本。纵观慈禧的奋斗历程，除了性格中倔强好胜的因素，都与她少年时代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火烧圆明园

慈禧以兰贵人的身份进入清宫，住在长春宫。居于深宫的女性往往会被权力折磨的变态，或者变态的追逐着权力，后来的慈禧就印证了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人物中，她最欣赏的就是吕后和武则天，她甚至还说过类似于“女子须像则天女皇，才不枉度一生”的话。

机会永远都是给“有准备的头脑”，特别是那种对于权力有着特殊渴望的头脑。兰贵妃的后宫生活虽然没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夸张，但起码也是“一入侯门深似海”，直到咸丰四年（1854）才被晋封为懿嫔，随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慈禧抓住“咸丰”这个大机会迅速晋升，咸丰六年（1856）被册封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晋升为懿贵妃，成为咸丰帝备受恩宠的妃子。

没有咸丰，就没有慈禧。对于忧患皇帝和风流天子咸丰的执政期间来说，《清史稿》的评论是：“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外强”指的是当时正在蓄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列强，最终也是“外强”逼迫咸丰北逃热河。“内孽”指的就是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而“太平天国”这个农民政权的诞生恰恰和咸丰登基的时间相差无几。《慈禧外纪》中对此时的咸丰的评价就是：“清世祖以下，稽古右文，学问事业，卓越前古，光耀史策，著述宏富，有裨士夫。咸丰帝则皆逊之。”当时的士大夫和普通士绅普遍认为咸丰帝的政治经验、学问素养、意志品质和心理态势，都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大动荡大起伏的局面。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危机下，咸丰并没有励精图治，反而“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在圆明园中，咸丰尽情女色，还不断地使用烈性春药。不仅如此，咸丰还嗜酒，抽大烟，爱看戏演戏，整天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

历史走到这样的关头，往往不是权臣就是后宫当政，漂亮、工于心计、擅长书法的慈禧趁着昏庸咸丰的信任开始了自己的“从政道路”。慈禧先从类似于明朝秉笔司礼太监的工作做起，《慈禧传信录》中记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接下来，慈禧开始有意识地充当咸丰的智囊博取更进一步的好感与信任。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人选，慈禧曾向咸丰大力推荐曾国藩，《慈禧外纪》中记载：“劝咸丰帝任用曾国藩，节制各师，借给湘军粮饷，无有缺乏。曾国藩得以平定粤匪，慈禧之力也。”清·无款·清文宗奕朝服像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慈禧在咸丰心中的影响力日增，并且天遂人愿，咸丰六年（1856）慈禧产下了咸丰帝唯一的皇子即载淳，地位愈加崇盛。《清后外传》记：“六年，穆宗生，进懿妃，又进懿贵妃。册文略曰：咨尔懿妃那拉氏，赋性柔嘉，秉性淑慎，祥开麟定，恩奉龙章，瑞毓螽诜，吉符燕喜。既蕃禧之茂介，宜显秩之攸加。是用晋封尔为懿贵妃。赐之宝册。”

在慈禧通过种种手段，伴随着太平军的血迹一步步“思盗权柄”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腐朽的清政府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并约定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英国公使额尔金甚至扬言，这个条约是“对准咽喉的一枪”。当时的慈禧是强硬的主战派，这与她没有“开眼看世界”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也是“天朝上国”的心态使然。咸丰九年（1859）五月二十九日，英法“名为换约而来，实系意在占据天津，借端要挟。”联合舰队强行侵入大沽海口，进攻南北炮台，但是却被清军意外击退。马克思当时分析道：“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

然而，狼对于羊是不会讲道理的。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负责防御的僧格林沁大军大败，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占领北京，正如雨果所说，“两个强盗”焚毁了“万园之园”圆明园，至今北京仍可看其残垣断壁。而此时的咸丰早就逃到了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市）“木兰秋狝”去了，当然对于这次出逃，慈禧是颇有微辞的（当然她也没想到自己最后把出逃的戏又演了一遍），《慈禧外纪》中：“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可见当时的26岁慈禧虽然没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但是其对外辱的强硬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热河行宫的明争暗斗

咸丰的“木兰秋狝”硬生生地把清廷分成了两大势力集团，留在北京的“北京集团”以咸丰的六弟，临危受命，东山再起的恭亲王奕为首，而跟随咸丰到达热河的“热河集团”主要是其他几个亲王和一些“挟咸丰以令诸侯”亲近大臣为代表。“北京集团”的奕是在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时慈禧太后向咸丰举荐的：“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付之策。”而最后恭亲王奕与后来“热河集团”的代表人物肃顺关于“战和”问题的争议十分激烈。而肃顺对于慈禧干预政事也十分不满，恰好咸丰此时对于慈禧的强势与反对意见也开始心生嫌隙，肃顺等人见缝插针，使得咸丰疏远慈禧，最让慈禧心惊胆战的是肃顺曾向咸丰建议对慈禧行“钩弋夫人”之事。至此，两大集团以及慈禧与“热河集团”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并且到了热河行宫后，肃顺被咸丰委以重任，负责处理紫禁城以外的驻冲之所的全部事宜，他竟然嚣张到克扣后宫供给，这就把一向朴质淳厚、淡泊和平的慈安也推向了慈禧一边。

两大集团首先的矛盾焦点爆发于咸丰帝的回銮问题上，当和议初定，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留京大臣们，先后多次吁请皇帝回銮，却一再为肃顺等人所阻，“屡下诏改行期”，本质上这是对权力的争夺。至于咸丰，内心是不想回京的，一方面他已经适应热河行宫闲散的生活，北京政务交给六弟处理毫无压力；另一方面，恭亲王奕在无兵无饷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英法联军议和条件，英法联军也想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来达到更大的利益，只不过奕拒绝了，但是这禁不住肃顺在热河的传谣，说奕意图不轨，咸丰怕回京被奕与洋人挟持，因此也多次拒绝了恭亲王和留京大臣的回銮请求，甚至还严厉训斥了胜宝：“览奏，具见悃忱，惟此时尚早。况胜保系带兵大员，抚局亦不应干涉。”咸丰在热河行宫期间一直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奕曾经数次奏请前往问安，无奈昔日的好兄弟已经隔阂日深，咸丰以“相见徒生伤感，不必来觐”拒绝了觐见，结果兄弟遂成永别，真是“可怜家天下，尚无骨肉亲”。清·无款·清文宗孝德显皇后像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晕厥，自知时日不多，开始安排后事，奠定了一子继位、八臣赞襄的政治格局，与此同时，咸丰鉴于康熙朝四辅臣侵蚀皇权，以致大权旁落的前车之鉴，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钴禄氏和即将继位的载淳，由于载淳年幼，由生母慈禧代为保管，以牵制八位辅臣。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咸丰薨逝于热河行宫的烟波致爽殿西间寝宫，死因是慢性肺结核，热河行宫的暗潮开始剧烈涌动。

在肃顺等人的安排下，接下来的大行皇帝的几天祭奠竟然都没有慈禧的份儿，而且还在礼制上和名义上不断地欺凌“孤儿寡母”，慈禧终于被“热河小朝廷”彻底激怒了。慈禧联合慈安在接下来的交锋中，为自己扳回一局，当然东宫太后慈安虽然名义上是后宫之主，但是正如时人薛福成的评议所说的那样：“东宫见大臣讷讷如无语者，每有奏疏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而西宫性明敏，锐于任事，东宫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权力基本归西宫太后慈禧所有。咸丰薨逝后，两宫太后为尽快恢复秩序，于七月二十日（1861年8月26日）召见赞襄大臣商议“诏谕疏章、黜陟刑赏”事宜。肃顺等人提出所有章疏不呈内览，旨意由大臣拟定，两宫太后只需“钤印”，慈禧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严重违反祖制，侵犯皇权的不轨行为。原则问题慈禧寸步不让，经过这一场先硬后软的四天交手，肃顺无奈收回了自己的提议，慈禧获得了对朝廷政事的干预权和钳制权，大臣的章奏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印代之。至于官吏的任命，重要岗位，由八大臣拟名，两宫皇太后行使最终裁决权；次要岗位一律使用掣签法。也就是从这场斗争胜利开始，慈禧开启了自己的“政治斗争生涯”。

前面说到，咸丰薨逝之初，皇后钮钴禄氏先晋封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也就是慈禧则在次日以嗣皇帝生母，晋封为圣母皇太后。隔了整整一个月，八月十八日的邸钞：“有旨：母后皇太后徽号用‘慈安’二字；圣母皇太后徽号用‘慈禧’二字。”自此，两位太后总算是有了正式的徽号了，也有史料记载，“慈禧”这个徽号是同治元年（1862）慈禧28岁之时，同治皇帝对其晋的徽号。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真正称呼这个女人为“慈禧”是从晋徽号后的那一天开始的。

辛酉政变，首次垂帘

恭亲王奕并没有被列为八大顾命大臣之一，而且肃顺等人虽然勉强将其列入恭理丧仪大臣之列，却又不允许奕前往热河吊祭，咸丰生前不允许其觐见，死后顾命大臣不允许其前往，奕也终于愤怒了，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1861年8月26日）不顾不理会肃顺等人的“无庸前赴热河”的哀诏，径行“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

这看是让平常人愤怒的一幕的背后隐藏着慈禧的身影。慈禧深知，东宫太后慈安没有一丝主见，要摆脱八位辅臣的掣肘只能依靠恭亲王奕，但是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行宫，慈禧要取得奕的支持和同意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和危险的。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就被慈禧安排好了：她假借自己的太监安德海与慈安的宫女双喜斗嘴，为表示对慈安的尊敬，责罚安德海由敬事房遣送回京，回京后，安德海立即要求见内务府堂官宝鋆，并把两宫太后的亲笔懿旨交给宝鋆，要求其迅速送达奕，懿旨内容简单明了：“两宫皇太后同谕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以备筹咨大事。密之！特谕！”并有“御赏”和“同道堂”两方钤印，奕接到懿旨后，迅速开展了行动。这些看起来颇似小说桥段的历史，恰恰被后来发现的《热河密札》所证实，两宫太后的确通过多件“密札”，以“隐语”的方式逃脱肃顺等人的监控，与奕互通消息，商量对策。恭亲王像

奕火速赶往热河，但是由于清朝祖制王公亲贵不能随意谒见后妃的限制，奕还是不能亲自觐见两宫太后，而两宫太后主动召见奕又受到了当时被称为三奸，即肃顺、载垣、端华的阻挠，理由就是祖上规矩与“叔嫂当避嫌”。后来慈禧召见奕的态度很决然，数次传旨出宫，于是奕假装邀请八位顾命大臣一同前往，肃顺嘲讽说：“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没想到的是，恭亲王奕听完这句话之后就一个人单独觐见两宫太后去了，留下了傻眼的肃顺等人。

关于“恭亲王独对两宫太后”的相关内容，史料没有记载，仅有《热河密札》中略微提到：“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但是我们可以从后面两股势力的联合行动猜出端倪。慈禧与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奕想以此获得更大的权力，摆脱八臣赞襄的局面，回到核心位置；而慈禧只有一个热衷的目标，那就是“垂帘”，双方目标统一，因此一拍即合，扳倒“顾命”是他们立即要做的事情。

一切商讨完毕，奕迅速离开热河返回北京准备一场大的行动，没有武力为后盾的政变一般是不会成功的，而此时，原属于肃顺派的保胜突然投靠了奕的反肃阵营，提供了一系列情报信息，这极大地鼓舞了奕的斗志，增加了他获胜的筹码。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奕底下的文人在其尚与慈禧互通“密札”阶段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搜罗历朝八位皇太后临朝有成事迹，编纂《临朝备考录》，以此作为慈禧和奕后续行动的历史和理论依据。谁料半路杀出“程咬金”，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在奕返回北京的前一天上疏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这一投机行为完全出乎慈禧、奕和肃顺等三方势力的意料，因此“垂帘”与“顾命”之争提前搬上台面，两宫太后来不及与恭亲王奕商议就和赞襄八臣开始正面冲突。

但是热河行宫是肃顺等人的地盘，慈禧虽然强硬，但最终抵抗不了八位大臣“消极罢工”的反对，不得不假装同意慈安的居间调和，按照肃顺的意思将董元醇原折以及军机所拟痛斥董折“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的“拟旨”一字不改，原折“发下照抄”。肃顺等人弹冠相庆，却不知道慈禧的这招以时间换空间，将决定性的战局留到了北京。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咸丰帝灵柩启程回京，慈禧借口小皇帝经受不住烦琐礼节的折腾，要求返京队伍分成两队：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先行返京，同时要求部分顾命大臣陪同；另外的顾命大臣护送大行皇帝灵柩稍后回京。这个安排是慈禧的画龙点睛之笔，既能够提前到达北京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又将八位大臣隔离开来。正如慈禧所愿，她先行到达北京，奕主动出迎，而负责护送的载垣和端华却毫无防备地请辞回家畅叙离情了，于是两宫太后与奕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对接下来的暴风骤雨做了细致的商讨，基本确定了“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解任”和“以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两项重要安排。清·无款·清宣宗喜溢秋庭图画中描绘的是秋日里道光帝携后妃、子女在庭园中赏花嬉戏的情景，宛若出一幅和睦美好的家庭生活照。园中菊花盛开，枫叶已经变红，透出浓浓秋意。在厅中安坐的是道光皇帝与皇后，在石阶上玩耍的有一皇子（咸丰）与公主；在院中牵手的母子是妃与皇子（恭亲王奕）；另外还有一位妃子、一位公主和一个宫女。

政变的导火线是胜保的《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此折言辞更甚于董元醇之折，把八位顾命大臣批判得一无是处，然后引出奕和“垂帘听政”这一议题，紧接着一大堆“北京集团”大臣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上疏活动。紧接着，两宫太后命令奕宣布准备好的上谕，实现之前商定的两项计划，此时载垣和端华还未来得及入宫接旨，就被奕拿下，随后，缉拿肃顺等护送灵柩大臣的谕旨颁布，奕迅速行动，在密云境内将“热河集团”一网打尽。随后的舆论工作立即跟上，两宫大后和恭亲王奕在宣示肃顺等八顾命大臣罪状时，直接否定了咸丰帝令八大臣辅政的遗命，提出真实的情况是，咸丰帝“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于是肃顺等八臣便成了“假传偷旨”、“欺蒙专擅”、“谋危社稷”的“列祖列宗之罪人”，辅政的合法性被推翻，政变与垂帘的合法性就此建立。至此，这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政变就此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

就这样，咸丰十一年（1861），26岁的慈禧太后，在25岁的慈安太后的密切配合下，加上在30岁的恭亲王奕的帮助，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但是经过缜密的部署，发动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场成功的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三次成功的政变的第一次，从此，慈禧太后真正的掌握了最高权柄，实现了自己的女皇梦，从中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出她的野心与实力。

第二章　乾坤独断，二次垂帘

掌权后的组合拳

辛酉政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慈禧的政治生涯还很长，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人心，控制大局，奖励功臣，打击政敌，这套组合拳，慈禧打得风生水起，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政坛上初试莺啼的新手。

对于痛打落水狗这一点，慈禧毫不留情，上一节说到，八位顾命，三位处死，五位革职，并且都查抄了所有家产。对于肃顺集团的其他成员，慈禧的态度也是从严打击，斩草除根，但是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慈禧的意思进行，而是采取了从宽处理，不兴大狱的政策来稳定当时人心惶惶的朝廷，但是深谙政治的奕把“仁慈”的名声留给了慈禧，如《慈禧外纪》评：“慈禧恢廓大度，出之以宽恕。训政之初，即定为首者之罪，其余一概不问，以免株连，因之人人称颂，以得宽大美名。”

就这样，咸丰驾崩之初的“热河小朝廷”班子彻底垮台，慈禧自己的新班子要建立起来，建立新团队的过程也就是大封功臣的过程。辛酉政变的首功之臣就是奕，因此奕本人、家人、同侪雨露均占，分据要津。奕本人的名势权位也都达到了人臣之极，一时风光，几乎等同于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新班子成立之后，肃顺等人为小皇帝拟定的建元年号“祺祥”也被新内阁否定，大学时周祖培认为“祺祥”二字文义不通，古无用者，显得国家无读书之人，因此建议“更定”，众人合议用“同治”二字，慈禧允可，新皇帝登基之日颁诏天下，也许“同治”二字对于慈禧来说也隐语着两宫太后共同治理的意思。

但是慈禧的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让人生大起大落的奕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一个就是在一连串的封赏中，两宫太后懿旨表示仰承先帝遗愿，“以亲王世袭罔替”，也就是嫡系子孙世代承袭，但是奕对于这个“铁帽子王”的封号坚决推辞，明白个中滋味的人都知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从慈禧后面的一系列针对奕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出这也算是奕为了避免惹火烧身的先见之明，至于奕为什么有这个先见之明，一方面是因为成长经历与皇宫的人情冷暖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大封奕之前的一个没太多人注意的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慈禧在政变成功的第二天对恭亲王的名分上做的手脚。多尔衮的骄横，鳌拜的乱政，肃顺的嚣张在慈禧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而如今虽然貌似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但是奕是否会最终成为慈禧心中的阴影，慈禧一直很是焦虑。鉴于此，慈禧在决定如何给奕名分这个问题上颇费脑筋，多尔衮的“摄”意味着被授予全权处理政务，鳌拜的“辅”意味着襄助，但是对于少年天子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对于“辅政”，肃顺等人的无法无天让慈禧不仅愤怒而且心有余悸。慈禧与奕在互通“密札”之时，仅仅是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简近支亲王辅政”达成了轮廓性的协议，而事到如今，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并且对于慈禧来说，恭亲王奕朋党众多，势力庞大，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而对于奕来说，自己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但是从与慈禧互通密信的过程中，心里也忐忑不安，隐约感觉这个女人不简单。最终，慈禧以小皇帝的名义授予恭亲王奕“议政王”的名号，看似富贵尊荣，位极人臣，实际上，“议政”与“摄政”、“辅政”相差甚远，“参政议政”的虚名给了奕，慈禧牢牢地把“杀伐决断”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奕作为“议政王”和军机大臣对任何行政事务的处理最终都要经过慈禧的同意和批准才能施行，这种冒险的政治举动也许只有慈禧才能去“放手一搏”，没想到最终奕没有做任何反抗，真是太后掌权，亲王靠边。

政敌清楚，功臣被封，潜在敌人被遏制，自己亲信被提拔，实质性的内容完成后，慈禧开始了形式上的各种政策。首先做的就是让小皇帝登基，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1861年11月11日），时年仅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元同治，以次年为同治元年。同治登基的第二天，十月初十，就是慈禧27岁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当天庆祝诞辰的晚宴的菜单至今各种史料还有详细的记载。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1861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大典举行。仪式地点选在了慈宁宫右侧的养心殿，按照翁同龢的记载，这一天，同治端坐御榻，后设八扇黄纱屏帘，慈安太后位于左侧，慈禧太后位于右侧，一切准备就绪，议政王奕带领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之礼。奏疏由议政王送至御案，再由同治示意，醇亲王捧至帘子前，由太监接过奏疏，捧至两宫太后御案，其实就是交给慈禧太后一人查看。

自此以后，开国两百余年的大清朝的一切，这个女人说了算，中国便开始了慈禧的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牢牢控握中国最高统治大权的女人。清·无款·清穆宗载淳游艺怡情图

用汉人，借洋兵

慈禧垂帘听政掌握实权之后，开始着手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她的政策可以归结为两点：一个就是重用汉族官僚，另外一个就是借助拥有先进火炮的洋人军队。

对于汉族官僚的任用一直是清代皇帝的一个心结，满族皇帝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心中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感始终不能去除。当年肃顺就曾向咸丰主张过任用汉人，但是咸丰帝迟疑不决，当时的曾国藩已经建立起私人的地主武装——湘军，咸丰任命满洲贵族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来控制曾国藩的军政大权，疑虑之深，可见一斑。但是旗人武装确实已经不堪一击，内忧外患，湘军的崛起，加上曾国藩确实表现得忠心耿耿，咸丰最终还是勉强加封其为兵部尚书与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

但是真正给了曾国藩“终南捷径”的还是慈禧太后，慈禧垂帘听政之后，立即就给曾国藩加封太子少保，统辖四省军务，曾国藩考虑到威权太重，多次力辞，但慈禧不允。随后对于另外一大批汉族官僚，慈禧也基本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进行了新的人事调整。由于曾国藩深谙韬晦之道，处处淡薄权势，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兼协办大学士，取得了前敌指挥权。紧接着曾国藩回报慈禧的就是采用新的战略部署，坐镇安庆，指挥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多隆阿、李续宜、鲍超等人发起了以进攻天京（今南京，当时太平天国首都）为中心的保卫战，最终攻陷天京，基本上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火焰，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

随后，慈禧又命曾国藩绞杀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僧格林沁在与这支起义队伍的数年交锋中未获成功而且最终还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开赴战场，“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通过筑长墙，开壕堑的方法，与李鸿章的淮军一同剿杀了捻军。慈禧欣喜万分，先后加封曾国藩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赐紫禁城骑马。

慈禧一改清朝传统，重用信任曾国藩及其一批汉臣，对于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统治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时曾国藩的威名可以说早就妇孺皆知，但是假如没有慈禧太后的授权、信任与提拔还是不可能有大的成功的，而慈禧的做法也确实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清鉴》说：“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所谓的“同治中兴”，不可否认，和慈禧任用的这一大批务实、能干的汉族官僚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

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同时，江苏巡抚薛焕上疏请求借助英法两国的军队来共同围剿农民起义军，议政王奕也向慈禧不断地阐述农民起义军的危害与洋兵的神奇，但是慈禧对于洋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疑虑，毕竟咸丰帝的有去无回的“木兰秋狝”也是英法联军造成的，因此慈禧决定暂时先试探洋人的态度再做决定。

而英法等国此时已经和太平天国方面私下接触过，发现太平天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禁止鸦片贸易等政策使得自己根本捞不到任何好处，只有反动的清政府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持久而稳定的收益，因此他们也开始准备撕破“中立”的假面具，准备积极支持清政府，并且向清政府方面公开表示愿意协助剿灭农民起义军，特别是法国与俄国更是显得十分积极。

慈禧此时心中担忧的是外国军队一旦进入中国境内围剿起义军，军费军需难免狮子大开口，更担心的是万一洋人占领起义军的城市以后不肯退出，那就得不偿失了，加上英国见法俄两国急于参与剿灭之事，对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恐吓，因此借洋兵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谁料想，当太平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殖民者的利益之时，英法军队自发与清朝守军一同抵抗，并且用军舰击退太平军，太平军损失惨重。慈禧看到战果之后意识到虽然借助洋兵有风险，但是为了迅速剿灭太平军，这个风险还是值得承担的，并且英国此时也主动参与了这次战斗，因此立即命令总理衙门对“外国友人”的此次协助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协商借兵，提供巨额报酬。就这样，慈禧与英法等国迅速达成了反动的合作协议，共同对抗中华大地上的农民起义军。清·无款·克复岳州图

失败的母亲

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咸丰帝与慈禧的独子；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历史学家往往把同治统治时期誉为“同治中兴”，但是这段晚清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却与同治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应该归功于隐匿在同治身后的更具有韬略的慈禧，从这一点来看，慈禧勉强算得上是一个手握大权的成功政客，但是，对于同治来说，他一生都生活在慈禧的裙服周围，慈禧对于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母亲。

同治6岁开始由老师李鸿藻对其进行启蒙教育，但是紧接下来的父皇驾崩，母后政变基本没有时间关心他的学习，而且朝堂动荡之时，学习也是保证不了的。同治元年（1862）两宫太后懿旨：“李鸿藻及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均在弘德殿授读”，并且让亲王之子伴读。同治二年（1863）几位帝师联名上疏阐述教学效果和规划，主要是向慈禧规劝，对于小皇子的成长要多加关心。但是志大才高，权欲熏心的慈禧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国家权柄之上，她用政客的思维来扮演母亲的角色，坚持认为给了同治生命，给了同治皇位，冒着九死一生，打动政变，日理万机，为其铺路，就是对他最大的“关爱”，而且在处理亲子关系上，慈禧把对待文武百官那一套严苛无情也用到了同治身上，在慈禧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慈爱母亲的形象，看到的仅仅是板着面孔、反复说教、恨铁不成钢的施舍者的姿态。任何人在幼年的成长时期，最需要的不是权力，而是母爱，因此渴望母爱的同治自然就投向了温柔贤淑的慈安太后，而对于自己冷冰冰的生母慈禧则暗中滋生了强大的逆反心理，这样的情绪总会找到宣泄的突破口的。

这个情绪的爆发阀门最终被安德海触发了。安德海是慈禧身边的心腹太监，辛酉政变之时，慈禧与奕互通密信，就是安德海充当的首席信使，因此他也成为辛酉政变的一大功臣，因此慈禧垂帘听政后，安德海日益骄横跋扈，先唆使慈禧夺了议政王奕的实权，又招降纳贿，扰乱朝纲，俨然一副“九千岁”魏忠贤的样子。更令人惊奇的是，安德海居然多次以长辈的身份训斥同治，而且还经常向慈禧报告对同治的监督情况，并且以同治亲近慈安为由挑拨两宫太后的关系，同治恨之入骨，常用刀砍泥人头，名之曰：“杀小安子”。

同治八年（1869），慈禧为同治筹办大婚，安德海违背清朝铁牌祖制“禁止内监干政、不得出京”，拿着慈禧的懿旨，打着日形三足乌旗，“奉旨钦差采办龙袍”，沿途却大肆欺压百姓，而沿途官员鉴于安公公的淫威都敢怒不敢言。世事难料，安德海的嚣张到山东境内就打止了，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勘合、假传圣旨、擅自出京、收受官员贿赂等罪名将安德海拿下，这种手法与明朝嘉靖年间，海瑞拿下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的方法如出一辙。当丁宝桢的奏疏送达北京，慈禧此时恰好生病没有理政，同治难得“一朝权在手”，于是“便把令来行”，他首先把六叔奕和内务府管事找来商议，然后又找慈安太后听折子，利用满朝文武对安德海平日的嚣张跋扈的不满，最后形成满朝喊杀声一片的局面。但军机处最终拟定“就地正法”之后，同治才向慈禧太后汇报，慈禧见自己的儿子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奕以及其他文武大臣共同与自己作对，虽满腔怒火，但以不得不迫于形势同意了“众议”，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慈禧不仅下令将安德海处死暴尸，而且将所有跟随出行人员全部处决，妻妾发配黑龙江，这些做法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清·无款·清穆宗载淳朝服像

从古至今，母亲都喜欢为儿子操办婚姻之事，平日决断成瘾的慈禧当然也不例外，在同治的大婚后的选后问题上，慈禧再次充当了一个失败的母亲的角色。同治十一年（1872）两宫太后为同治挑选后妃，对于一后一妃二嫔如何排位，特别是皇后的人选，慈禧倾向员外郎女儿富察氏，因为其出身正黄旗，端庄秀丽，性格柔顺，能迎合与顺从自己的心意；而慈安则中意蒙古状元崇琦之女阿鲁特氏，因其娴读诗书，德才兼备。同治最终违背了慈禧的心意，选择了阿鲁特氏，当然这其中不可能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出于“娶妻娶贤，娶妾娶色”的考虑，作为经常流连市井风月场所的同治来说，不选“艳绝侪辈”的凤秀之女，而选择“不苟言笑，气度端凝，貌亦稍逊”的阿鲁特氏，跟他的成长环境与叛逆心理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经常接触工于狐媚的女子，对沉稳持重的女子自然有新鲜感；另外阿鲁特氏的温婉敦厚与慈爱的慈安太后十分相似，需要母爱的同治自然也就选择了阿鲁特氏，心高气傲的慈禧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不听从自己的安排，反而顺从慈安的意志，心中甚为恼火，这也为后面的家庭与宫廷悲剧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慈禧作为母亲，其实是十分失败的，这也就难怪坊间会流传同治最终身患梅毒，但慈禧为了皇室尊严，严令太医按照天花水痘的病症救治，导致同治英年早逝的街言巷议。这类野史是不足为信的，虽然历史上也屡屡出现“虎毒食子”的人伦悲剧，但是根据慈禧晚年的情况来看，慈禧对于同治其实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且倾注了自认为宝贵的母爱的。根据慈禧御前女官德龄的记载，慈禧晚年时常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经常独自摆弄同治小时候玩弄过的小物件，此时的慈禧也许不是那个权欲滔天的太后，而仅仅是一个丧子孤独的母亲，一个失败的母亲。

又一位幼帝

一直身处强势母亲阴影下的同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时分去世，在位时间十三年，享年十九岁。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留恋风月身染梅毒不治身亡，有人认为是突发天花暴毙，当然也有可能是两者的结合。对于同治的“生活作风”，人们历来评价不高，同治不仅经常出入低等的风月场所，而且还与太监、翰林侍读关系暧昧搞同性恋，同治死后，有人写对联嘲讽同治日常行止——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病逝后的一小时内，慈禧太后下令急调李鸿章淮军入京，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严守宫门，准备完毕后，才召王公大臣入宫，雷厉风行的处理完全看不出一丝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情形。同治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对于慈禧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下一颗棋子是谁？权力由谁掌握，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

我们从翁同龢的记载中可以还原当时两宫太后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集体商议”的情况，虽然是两宫太后的共同召见，但是实际发言和控制现场的绝对只有慈禧一人，慈安太后沉浸在丧子之痛中还没有回过神来，而且秉性木讷的她也不会在这些大问题上和慈禧发生争执。

权力欲极重的慈禧，完全忘记了丧子之痛与大清祖制，第一句话问的竟然是：“此后垂帘如何？”现场气氛一片尴尬，有大臣小声提醒：“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这时候慈禧才意识到自己对于再次“垂帘听政”实在是过于猴急，当务之急应该是立嗣皇帝，因此立即改口说：“以宗社为重”，然后不等诸王大臣反应，立即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若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翁同龢的笔记中记载，当时诸王大臣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种局面下似乎也没有谁会和慈禧对着干，紧接着，慈禧开始严厉地为自己后面早已准备好的决定作铺垫：“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易，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于是慈禧借着与慈安联合的名义，把早已准备好的人选向诸王大臣宣布，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立为嗣皇帝，众人虽知慈禧用意，但是无不磕头山呼遵旨。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慈禧立即安排李莲英率领十六名太监，在荣禄的一队卫兵的保护下冒着雨雪出宫接载湉入宫，没有多久，鲜艳的杏黄轿就把哇哇啼哭的载湉强行抬进宫中，并安排在同治遗体前行礼，随后更换衣帽，坐上龙椅，接受朝贺，从此大清帝国进入了“光绪”时代，“意谓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帝传下来的皇位的意思。光绪皇帝醇亲王明信片

为什么是4岁的载湉，而不是其他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慈禧为什么坚持立载湉为咸丰帝的嗣皇帝呢？我们可以先看看慈禧与载湉的关系，从父系血脉来看，载湉是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的儿子，生于同治十年（1871），与同治帝是同一个辈分的兄弟。从母系血脉来看，醇亲王奕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结合这两方面，慈禧太后可以说既是载湉的伯母，又是载湉的姨妈，双重血统关系，亲上加亲，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按照慈禧的安排，载湉由于与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兄弟，因此，继承的是咸丰帝的皇位，这样一来，慈禧太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太后。反过来讲，如果立“溥”字辈的其他皇室成员，先不说亲疏远近，就名分上，慈禧就变成了太皇太后，即使再“垂帘听政”也轮不到太皇太后了。当然慈禧对诸王大臣的说法相当地冠冕堂皇，认为册立载湉，不仅是让他充当同治的继承人，更是充当咸丰的继承人，而且看到载湉就像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可以让自己放宽心，除了载湉没有任何人适合这个角色。从东汉以来，后宫干政一个前提就是皇帝要年龄小，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而且小皇帝也便于操纵，加上载湉当时只有4岁，容易管教，也容易驾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相对来讲，醇亲王奕比其他亲王更为懦弱，便于控制，而且对于慈禧的亲妹妹，在辛酉政变中“居间传话，厥功甚伟”，深得慈禧的信赖。

慈安太后暴毙之谜

我们上文中提到的慈安太后，其实就是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谥号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她是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咸丰二年（1852）她被选秀入宫，咸丰册封其为贞嫔，随后又先后晋封为贞妃和贞贵妃，紧接着又被立为皇后，此时的慈安年仅16岁，而咸丰22岁，辛酉政变之后，名义上她和慈禧太后一道垂帘听政，慈安太后是正宫娘娘，是后宫的一把手，位于慈禧太后之前，于是两个女人上演了一台关于人性、权力、亲情的大戏，而史学家对于慈安太后的去世之谜一直是争论不休。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暴毙，享年45岁。当时朝廷发布的上谕中记载：“初九日，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痰壅气塞，遂致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这份“官方文件”的以正式哀告的形式解释了慈安太后发病到死亡的全部过程，但是这种正常死亡的证明并不能阻止民间对慈安太后盛年暴毙以及随后慈禧一系列奇怪的举动的无限遐想。

野史以及清宫小说中常见的说法有慈禧以毒饼加害慈安，也有说慈安常年妇科疾病，慈禧指示太医故意用错药物致其死亡，更有甚者认为慈禧羞辱慈安，慈安吞鼻烟壶自尽。但是慈安的暴毙确实来得过于突然，不仅仅民间怀疑，就连当时的军机大臣左宗棠也有所疑虑，当他得知慈安太后去世之后，说了一段令恭亲王十分紧张的话：“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根据种种所谓的“蛛丝马迹”以及一些可靠的推断，慈禧加害慈安的理由无非以下几个：

一种说法是“显庙（咸丰）手敕”，《崇陵传信录》和《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咸丰帝驾崩前赐予慈安太后手敕，大致内容就是咸丰不能深信慈禧，授权慈安“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以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然而慈安却认为姐妹情深，没有必要留此诏，不仅示于慈禧，而且当面焚毁，慈禧心生怨恨，虽然表面恭敬致谢，最终下对已经没有“尚方宝剑”的慈安下了毒手。

另外一种类型的说法就是慈禧的亲信被慈安所不容，慈禧心生怨恨。前面我们说到的慈禧心腹安德海的确是同治在得到慈安太后的允许之后才最终决定问斩的；也有人认为是李莲英对慈安不甚尊重，慈禧包庇心腹太监，两人从此闹翻；还有就是金姓伶人事，慈安撞见慈禧同金伶人同床共枕，对慈禧“痛数责之”。慈禧当时认了错，并把金伶逐出宫，且赐死，但慈禧也萌了杀死慈安的念头。

同治与恭亲王奕的态度也是导致慈禧对慈安极大的不满的一个催化剂。前面说到，慈禧是一个绝对失败的母亲，同治对于慈禧并没有儿子对于母亲那种依赖的爱，有的是唯唯诺诺的类似于上下级的心态。最让慈禧身心重创的就是儿子在选后问题上否决了自己中意的媳妇而选择了慈安太后所赞许的阿鲁特氏作为皇后，自己亲生的儿子，对自己的意见和颜面一点都不顾及，完全偏向于嫡母，这对于一个自尊心和控制欲极强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议政”期间，不管是临朝还是独对，他与慈禧太后议论朝政时，往往貌甚恭谨，对答简洁，在争议朝政时一般都会据理力争，而对于慈安太后，奕往往轻言细语，娓娓道来。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本质上是由两宫太后的个性所决定的，但是在慈禧太后眼中看来就很不是滋味，她能感受到奕对慈安的叔嫂亲情，但是对于自己，能感受到的只有君臣身份，没有半点情分。清·无款·清文宗孝贞显皇后常服像

以上的野史传闻，往往是不足为信，经不起推敲的，金梁甚至对光绪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的记载也有质疑，而且提出了强有力的质问：“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恽氏曾事东朝，横造影响无稽之言，后之览者，宜深辟之。”

事实上，慈禧太后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谋杀慈安太后。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共同执掌朝堂权柄，实际上也就是慈禧太后忙着与奕一道处理内忧外患。慈安太后对于复杂的朝政从来就无心过问，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同治小皇帝身上，这也是没有孩子的女人的母性使然，而且慈安太后也没有慈禧太后那种能力去处理政务，史书记载慈安太后不懂汉文：“每有奏疏，必西宫（慈禧）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因此慈安有“德”，慈禧有“才”，两人共同处事，二十多年未有重大争执。清·无款·璇闱日永图此图是清代宫廷画家绘制的一副慈安太后的宫中便服像，慈安太后身穿蓝色万寿纹便服，神态安详，面貌生动，从其神态面貌可以印证史料中所记载的慈安太后的为人和性格。

但是没有重大争执并不意味着一团和气，连小摩擦也没有，特别是慈禧太后的性格，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更是容易挑起事端，假如慈安太后如慈禧一样精明能干，那估计清廷当时肯定是血雨腥风，你死我亡的局面。但是性情宽厚的慈安太后，由于言语木讷，不与人争，因此最终演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慈安凡事退让，慈禧遇事揽权的局面，这样看来，慈禧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清除一个对自己完全没有威胁的人而冒着背负骂名的风险。

根据当时亲身参与慈安太后崩逝后负责办理丧仪的翁同龢的笔记中生动而详细地记载了慈安太后发病致死的经过，而且根据笔记我们可以按照症状和太医用药推断，慈安太后是由于脑中风、脑血管疾病突发死亡，而且翁同龢在笔记的最后特意写到了慈禧太后下令群臣“瞻仰仪容”，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慈禧太后的这一举动，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的聪慧机敏，能够长远看问题。但是这个颇有心机城府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善类，虽然与慈安二十多年的相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与对抗，但是一些虚名以及小的摩擦还是使得慈禧睚眦必报，在证明自己清白之后，慈禧在处理慈安的后事上“为德不卒”，翁同龢的日记中记载，慈安的棺木十分朴素，而且送葬队伍规模不大，甚至最后给慈安太后的内侄的“抚恤金”也被慈禧强行克扣。综合上述可以明白，慈禧虽未杀慈安，但“天下之恶皆归焉”。

第三章　外患日甚，三次垂帘

吴可读“尸谏”

吴可读，字柳堂，汉族，甘肃兰州人。史书记载其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其中的两疏最为有名，一则，当时诸王大臣对于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跪拜礼问题争论不休，吴可读上疏认为各国使节觐见时不必强令行跪拜礼，以示宽大，认为不必为了细枝末节而损害国家利益；二则，如前章所述，同治死后无嗣，慈禧为达到其再次“垂帘听政”，维护专权的目的，违背祖制，立载湉为帝。对此，吴可读谏诤，继以自缢，但是他的尸谏却并没有阻挡慈禧的垂帘听政，但是这种文臣的风骨却开创了晚清京官不避权贵，直言敢谏的清流风气。

其实早在吴可读“非议”之前，内阁学士广安就在光绪帝登基不久就倡言慈禧“不立孙而立子，此后必有变局”，而且还强烈谴责李鸿藻、李鸿章等人“携重兵以威朝廷，令皇族不敢发难”，“负故君以媚牝朝”。不仅如此，广安还上奏慈禧要求当众“颁立铁券”，以免重蹈宋太祖尊母后杜太后之命，传弟不传子，结果宋太宗却因赵普之言传子不传侄的覆辙。慈禧本来在这个问题上就心里有鬼，害怕有人议论，而且这些建议对于慈禧太后来说纯粹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她或者，谁当皇帝她说的算，何必立“铁券”，假如自己归天，正如路易十五所说：“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因此慈禧看完上疏后，勃然大怒，但鉴于国丧期间，因此通过内阁传旨申饬：“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并经明白宣示，中外皆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着传旨申饬。”

慈禧自认为如此申饬，就无人敢再议此事，谁料想，吴可读接过广安的使命，做出了更加激烈、更能载入史册的行为。光绪五年（1879），大家对登基五载的光绪帝“继统”的正当性早已忘记，而吴可读却考虑到广安用正常的上疏方式已经不能达到目的，正在挑选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实行了自己更加激进的计划。

是年年初，同治帝的梓宫奉安惠陵，吴可读自愿随同恭送前往蓟州，奉安工作结束后，官员返回京师，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1879年4月25日），众人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停留过夜，吴可读写好请吏部堂官代奏的奏疏后，从容自尽，并留下一首绝命诗：“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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