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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出版社：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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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秘史试读：

前言

对于民国那段历史来说，或许只有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那段话最为贴切：“这是睿智的时代，这也是蒙昧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这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也是绝望的冬天……”在这个风范十足的时代，文人与大师们挥动衣袖，铸就了华夏文明的又一段风流：北大的读书声，灯火通明的长安大戏楼，默片的兴盛，国学书画的繁衍不休成就了民国文化百家争鸣的主格调；同样是在这个动乱迷失的年代，当国武夫的野心萌动，说不尽乱世小民的离乱与哀愁：荒诞的洪宪皇帝，可笑的张勋复辟，直皖的利益纷争，再到直奉的硝烟战火，成就了民国政治血腥与残酷、背叛与谎言交织的主色调。军阀的刺刀，文人的风骨，女星的光芒，江湖的血色，交织成了一段光明与黑暗纠缠的岁月……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都不可能用寥寥十数万字，几十个人物、事件来描述。因此在《民国秘史》一书中，我们力求用白描的方式展现民国历史的真实，通过当国武夫、名士与名媛、江湖与特工、民国奇案几个章节来再现民国历史的部分横断面。我们希望书中珍贵清晰的人物照片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大师的过人风采、枭雄的真实面孔；书中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旧上海的畸形繁荣和劳苦大众的辛酸生活。我们希望把厚重的史实变得简明，让历史中的智慧帮助读者今天的生活。正如费正清等人在《剑桥中国史》系列中所说的“最伟大的民族，不是自傲，而是善于反省；最具创造性的过渡，不在于千百万年的积累，而在于真与新的发现”，历史原本就是先贤们遗落的钥匙，可以带领我们开启一道道现实的困惑之门。

第一章 当国武夫

“东北王”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在奉天海城县（今辽宁大洼县）。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是当地一个小商人，张作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张作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不算很穷，张有财经营一个小杂货铺，收入比普通农民要高一些。可惜其父染上了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杂货铺很快就倒闭了。由于家庭穷困，张作霖在亲戚的资助下勉强读了几年私塾，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不久，张有财在赌场遭遇仇家报复，不幸丧命。得知父亲被害后，年仅十四五岁的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发誓报仇。他们拿着一杆借来的土枪翻墙进入仇人王姓人家，没想到正好被王家一个女佣人发现。这个佣人以为来了土匪，立即大喊大叫，混乱中土枪走火，女佣人被当场打死。张作霖眼见报仇不成，只得和二哥翻墙逃走。事后，王家报告了官府，县官很快就查明了案件是张氏兄弟所为，就派出差役前往张家拿人。机灵的张作霖抢先逃走，张作孚跑慢了一步被当场抓住。为了将儿子救出，张母只得砸锅卖铁地凑钱，再上下打点。最终，官府判定开枪杀人的是张作霖，对其进行悬赏通缉，而张作孚仅为从犯，被判处十年徒刑。

张作霖杀了人，又被官府通缉，在老家就待不住了，只得跑到了镇安县（今辽宁黑山县）母亲王氏的娘家躲避。随后，王氏也带着张家另外两个孩子赶来了。由于王氏的娘家也不宽裕，现在一下多了四张嘴，几乎揭不开锅了。眼见全家都快活不下去，张作霖一咬牙离开了家人，只身去江湖上闯荡。当时中国正处于大混乱的时期，政府腐败无能，百姓流离失所，张作霖以做小生意为生，在街上卖包子、烧饼，他还学过木匠手艺，打过零工。不久，他因为欠下赌债不得不四处流浪，最终流落到了高坎镇（今辽宁营口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一带才找到了工作，也就是在路边的大车店给人打杂，这也是一份低三下四的工作。1927年6月17日，北洋军阀各部联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当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宣布就职，这可以算是这位张大帅军阀生涯的顶峰时刻。

当时关外的大车店里住的都是来往的客商，东北地域辽阔，一个县城到一个县城往往都有数百千米，所以一般客商全部骑马或者赶大车。这样一来，大车店除了照顾客人以外，还要找人专门照顾客人的牲口。当时店里照顾牲口的工作由一个伙计负责，算是一个半吊子兽医，张作霖刻意地与其交好，学到了不少治疗牲口的本事。不久，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兽医知识开了一家牲口店，治好了不少马匹、牛羊，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兽医。当时东北地区土匪横行，而土匪大多以马匹为交通工具，他们的战马生了病也要治疗，如果马死了，就无法和追捕的官兵周旋，所以土匪对兽医相当敬重，甚至将不得抢劫兽医列为自己的“行规”。张作霖的牲口店中也经常有土匪出没，他也乐于和土匪结交。由此，张作霖了解了不少“黑道”上的掌故，也对土匪这个行当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兵为匪

张作霖有手艺在身，生意也做得不错，很快就进入了当地官府的视线，张老板成了官府的肥羊，敲诈勒索是常有的事情。一来二去之下，本小利薄、生意艰难的牲口店倒闭了，张作霖再次沦为无业游民。就在这种绝境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屡战屡败的清政府为了拱卫东北这个“龙兴之地”，开始在关外大量招兵，走投无路的张作霖只得加入清军混口饭吃。他投入老将宋庆的毅军之中，当了一名普通的骑兵。由于张作霖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之后又升为排长。然而随着清军在旅顺的全线崩溃，招募来的新兵们一哄而散，张作霖也带着几个月的军饷逃回了老家。回到老家后，张作霖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然而没等他这个新郎官过完蜜月，和张家有旧仇的王家就以抓逃兵为由报告了官府，张作霖再次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张作霖只好携家带口再次逃亡，这次他逃到了岳父赵占元家所在的赵家庙。当时东北地区刚刚经过战火荼毒，散兵游勇、土匪胡子四处横行，老百姓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民团，赵家庙也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民团。由于缺乏军事人员，所以这个民团一直缺少一个头领，张作霖的到来让这个小民团找到了主心骨，在正规军当过排长的张作霖很快成了民团的头目。

张作霖虽然性格暴烈，却颇有军事才能，在他的精心训导下，民团多次打败了前来骚扰的小股土匪，很快成为当地声名赫赫的队伍。周边的村庄看到赵家庙的民团如此厉害，纷纷派人加入，张作霖的部下很快扩充到了一百多人。这时，张作霖又惹下了大麻烦，他率领部下清剿土匪时，和当地有名的金寿山匪帮发生了激战，打死了对方数名骨干。这个金寿山是当地一个悍匪的老部下，这股悍匪为了帮其出头，出动几百土匪偷袭了张作霖的民团。

由于众寡悬殊，赵家庙民团遭到了惨败，张作霖携带妻儿率众突围。在逃亡途中，身怀六甲的夫人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少帅张学良。突出包围后，张作霖决定前往台安县，想投靠当地的土匪首领冯德麟，然后再带兵回赵家庙报仇。可没想到路过集镇八角台时，当地的土匪头子张景惠仰慕张作霖的为人，把自己的全部人马都交给张作霖统领，这样张作霖意外地在八角台站住脚，开始了自己的土匪生涯。趁势而起

1902年，义和团运动刚刚失败，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几乎名存实亡，各种地方武装力量纷纷趁势而起，割据一方，张作霖的队伍也不例外。这时张作霖在八角台已经驻扎了两年之久，手下有500多人枪，算是一方势力。这时张作霖将自己的队伍称为“保险队”，而不是土匪，所谓“保险”就是对周边的村庄提供保护，而村庄定期支付费用，类似于后世的雇佣军。在此期间，张作霖几次遇险，和各种土匪发生过多次争斗。当时有个名叫海沙子的土匪势力很大，还有辽西巨匪杜立三做靠山，打算吞并张作霖的队伍。张作霖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对方，真刀真枪地较量占不到便宜，于是就用“江湖规矩”将了海沙子一军，提出双方单对单地决斗，赢的人统领双方的队伍。骄横的海沙子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也答应了张作霖的请求。决斗时，两人同时开枪，结果张作霖手臂中弹，海沙子则被打中头部，当场毙命。这样海沙子的部下都归了张作霖，海沙子的二架杆（副手），后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也加入张作霖的麾下，张作霖的队伍更加壮大。身穿便装的张作霖（中央）和汤玉麟（右二）等奉系将领合影汤玉麟，字阁臣，又名汤大虎，奉系武装的重要将领，也是张作霖起家时的老班底。张作霖出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时，汤玉麟就是其麾下的骑兵团团长，是奉系中老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杀了海沙子以后，张作霖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成了辽西四大土匪中响当当的“北霸天”（张作霖队伍的旗号），东北的土匪们都知道有“张小个子”（张作霖的绰号）这样一号人物。力量壮大后，张作霖不愿再过土匪或保险队的生活，他一心想要“漂白”，成为名正言顺的正规军。他经常对手下说：“枪杆子不认官与民，土匪做大了，就是皇帝。”

眼看着东北地区鱼龙混杂，土匪横行，无力剿匪的清政府心急如焚，当时的盛京将军增祺就出了一招“妙棋”——收编土匪来打击土匪。很快，清政府开始在东北地区大肆招兵买马，这正好给了有心接受招安的张作霖一个机会。1902年，张作霖率领数百手下，在八角台地方士绅的具保推荐下，由新民知府呈请盛京将军批准收编，增祺任命他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开始了他正规军的生涯。早年混迹江湖的经历和短暂的毅军从军经验让张作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他对上司一律巴结讨好，暗中贿赂大量财物（都是剿匪时抄来的），曾一次性送给奉天巡警总办张锡銮两万两白银。而对于手中的武力，他死死抓住，不但四处扩充兵力，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试图建立起一支忠于他本人的军事武装。

尽管张作霖此时已是官身，但他暴烈的脾气性格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张作霖的队伍驻扎在新民府，和同样驻扎该地的日本兵发生了冲突，张作霖的两名部下被日本兵打死。张作霖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找到日军军官要求杀人偿命。日本军官却说日本兵们是“正当防卫”，只愿意赔偿1000两白银了事。张作霖当时没有做声，默默地拿着1000两银子回去。回到府邸以后，他就召集手下说：“你们马上上街去，给我打死3个日本兵。”于是他的部下冲上街头，打死了3个日本兵。很快，之前那个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找到张作霖，逼迫其严惩凶手。

张作霖冷冷地回答说：“根据你们日本人的习惯，500两银子一条命，我这边有1500两银子，你拿走吧。”日本军官哑口无言，一时又奈何不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只得拿着银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日本人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张作霖的队伍只好离开新民府，前往其他地区驻扎。剿匪立功

1904年到1905年，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也就是历史上的日俄战争。突如其来的战争让东北顿时大乱，张作霖却从中看到了机会，他最初暗中帮助俄国，从中获取利益，一度被日军俘虏，险些丧命。后来他又见风使舵，为日本人探查俄军情报，从日俄双方都捞取了大量的好处。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张作霖的部队已经扩充为马步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五营统带（相当于团长）。

1905年年底，眼见“外国主子”在自己门口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胆战心惊的清政府这才再次下令清剿肆虐东北的土匪武装，张作霖因为是土匪出身，对土匪武装的习惯和活动范围非常了解，因此被委以重任。立功心切的张作霖也没有让他的上司失望，他首先击溃了辽西巨匪田玉本，将其手下1000多人全部收编己用，随后又设计擒获了东北最大的土匪杜立三。杜立三贪财好色，凶残暴虐，一手垄断了辽河的水上运输，稍有不和就杀人满门，以至于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赌咒发誓时都说：如果违背誓言，出门就遇上杜立三云云。面对这样一个积年惯匪，张作霖没有正面进攻，而是甜言蜜语地劝说其接受招安，谋一个正经的出身。可等到杜立三得意洋洋地前往张作霖的住所接受招安时，却被埋伏在那里的汤玉麟等人一举擒获，当场处死。随后，张作霖的部下张景惠等人趁机猛攻杜立三的巢穴，一举将群龙无首的杜立三所部击溃。这样一来，沙俄和日本人花费数年都无法解决的杜立三匪帮，被张作霖轻轻松松地消灭了。张作霖的老部下张景惠张景惠，字叙五，辽宁人，张作霖的结拜兄弟，也是奉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历任第二十七师的旅长、奉军副总司令、安国军政府陆军总长等职务。“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卖身投靠日本人，担任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1957年1月，病逝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肃清了辽西的土匪以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又将张作霖调往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对付辽宁西北部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这些叛匪人数将近三千，凶残异常，他们在漠北草原上肆意抢劫来往商贩和旅客，不论对方反抗与否，得手后将男女老少赶尽杀绝，不留活口。可由于他们人人配有双马，来去如风，极难捕捉，之前围剿他们的清军屡战屡败，反而被土匪追着进攻。张作霖负责剿匪事务后，放弃以往被动堵截的战术，组成了一支支精干的骑兵部队，只要发现匪徒的踪迹，立即不分日夜地多路追击，直到将其歼灭为止。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叛匪终于支撑不住，要么被俘后斩首示众，要么在追捕中葬身草原，只有少数匪徒逃往了外蒙地区。因为剿匪有功，张作霖一路高升，被任命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一方军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溶和蓝天蔚等新军将领进行响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了压制新军，采纳部下建议，紧急调动巡防营等旧军入卫奉天。张作霖闻讯后，急忙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赶赴奉天，为赵尔巽助威。赵尔巽对张作霖感激涕零，不但为张部补充军火人员，还任命张作霖为军政部副部长、巡防营务处总办。作为回报，张作霖设计诱杀了张溶，将其家产洗劫一空，然后又挤走了新军将领蓝天蔚，帮助保皇派暂时稳定了东北的残局。1912年，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作霖立即投靠了袁世凯。同年九月，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成为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阀武装。1916年，称帝失败的袁世凯众叛亲离，张作霖趁机将袁世凯任命的亲信、奉天督军段芝贵逐出奉天。当年6月，黎元洪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地方军政大权正式落入张作霖手中。

成为一方诸侯之后，张作霖并没有像一般军阀那样迅速腐败，反而开始励精图治，积极进行地方建设。军事上，他任命留日军官杨宇霆为参谋长，积极进行军队的正规化改编，迅速将部队扩充到数万人；民政上，他任命政绩卓越的王永江为财政厅长，进行全面的财政改革；经济上，他集资2000万元，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批的工厂、矿厂；交通上，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统一建设和管理东北铁路；教育上，他从财政经费中拨出款项，修建东北地区的初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客观地说，虽然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军阀，但他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从1903年到1930年的28年中，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额仅增长3倍多，而东北则增加30倍；从1921年到1931年，东北地区自建了10条铁路，营业里程共计1521.7千米，占全中国铁路总长度的10％以上，这对于很多军阀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19年7月，张作霖以武力夺取了吉林、黑龙江的控制权，将整个东北三省纳入其势力范围，奉系军阀也从此成为和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军阀势力。权力争夺

有了东三省作为基地，张作霖的野心并没有满足，反而将目光又投向了关内。1920年，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爆发战争，张作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和直系联手，共同对付皖系。最终，势单力孤的皖系大败，其控制下的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成了张作霖的战利品。可没等硝烟散尽，张作霖的奉系势力又和曹锟、吴佩孚主导的直系势力因为地盘划分产生了矛盾。1922年，直奉之间爆发大战，由于张作霖的奉军大多为绿林武装改编而成，装备虽然精良，但训练、指挥和单兵素质均不如直系，被直军打得大败而逃，狼狈地退回关内。为了和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对抗，张作霖一面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自任保安总司令；一面对奉军进行全面改编，强化军事训练，扩建了奉军的军校——东北讲武堂，还花重金买进意大利的飞机、法国的坦克和日本的重炮，建立了陆、海、空三军，奉军从一支绿林习气颇重的乌合之众变成了同时期国内装备最好的正规部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这次张作霖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改为军事进攻和政治伐交相结合的策略，他联合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下野的皖系首脑段祺瑞，结成了反直同盟，又秘密策划了直系猛将冯玉祥临阵倒戈，再加上几十万经过强化训练的奉军武装正面强攻，终于大败吴佩孚，奉系的势力一度扩张到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份，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强大的力量。奉系核心人物杨宇霆（左）和张学良的合影杨宇霆，字邻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杨宇霆深得张氏信任，历任奉军参谋长、安国军参谋总长等职务。

就在张作霖志得意满之时，一场巨大的危机向他袭来。1925年11月24日，奉军“五虎将”之一的郭松龄在滦州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宣布拥戴张学良为东北之主，誓师反奉。郭松龄是奉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和张作霖赖以起家的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人物不和，又看不惯杨宇霆等人挑唆张作霖打内战、抢地盘，因此在奉系中屡遭排挤，逐渐产生了打倒张作霖的想法。由于郭部是奉军中精锐的精锐，所以其起兵后势如破竹，轻松占领山海关、锦州等地，主力直逼沈阳。当时张作霖在沈阳一线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郭部大致相当，但军心士气低落至极，张作霖本人甚至已经开始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大连。这时日本关东军趁机提出扩大在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作为交换，日本将出兵干涉，武力解决郭松龄。12月23日，郭部和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在巨流河展开决战，结果粮弹两缺的郭部先胜后败。两天后，郭松龄夫妇被俘后就义。玩火自焚

郭松龄的反奉举动大大削弱了奉系的实力，张作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逐渐变为拥兵自保的偏安之心。然而，北洋军阀的时代终究要过去。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正式举兵北伐，孙传芳、吴佩孚等新老军阀连战连败，奉系成了北洋军阀们最后的救命稻草。1926年11月，张作霖在天津召开会议，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寇英杰、刘镇华等十六人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这个从白山黑水之间走出来的绿林人物登上了北洋军阀总盟主的座椅。随后，为了镇压北方的革命运动，张作霖命令北京军警残害了李大钊等革命领袖，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华北。然而此时的奉军已经是外强中干，1928年，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国民党的蒋、冯、阎、桂四大集团联合进攻奉军，奉军很快就全线崩溃，张作霖眼见回天无力，决定全军撤回关外。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针对他的刺杀正在蓄谋之中，而执行这一行动的就是一直扶植利用他的日本人。

张作霖在东北发迹之时，日本已经将触角伸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他们一直想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政权为将来侵略东北做准备。而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时候就和日本人打过交道，深知日本人的凶狠贪婪，不过张作霖认为要独霸东北，就必须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于是他表面上和日本人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日本人对张作霖也大力支援。1916年，日本为支持刚刚上台的张作霖整理全省财政，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向张作霖贷款300万；1919年，张作霖向吉林和黑龙江扩张势力时，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其后，在奉军的几次大战中，日本都提供了大量的军火物资，帮助张作霖打内战。

而张作霖本人对日本人的野心也有所察觉，他即利用日本人为奉系谋利益，也对日本人小心提防。当时日本人控制着旅顺、大连两个港口，还控制着南满铁路，在沿线驻军，几乎垄断了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张作霖准备修建一条和南满铁路并行的铁路来瓦解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同时他下令建设营口港，以削弱大连和旅顺对东北的影响。对此，日本人极为愤怒，公开抗议东北当局集资修建铁路的行为，认为这是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挑衅”，要求张作霖立即停止修建这条铁路。张作霖一面敷衍日本人，一面加快修筑进程，最终完成了铁路修建。除此之外，出身底层的张作霖还奇招迭出，以各种小手段“折腾”日本人。比如日本人费尽心机获得了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居住权，可张作霖暗中下令禁止中国老百姓出租房子给日本人，大批来到东北的日本人没有房子可住，狼狈不堪。再比如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铁路沿线有驻军，张作霖就在每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地方重兵防备，保证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做好了防备日军武装入侵的准备。

眼看张作霖始终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决定摊牌。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日本政府照会，要求张作霖兑现其在郭松龄反奉时承诺给日本人的侵略权益，否则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干涉。张作霖面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从来没有过什么承诺，这让日本人恼羞成怒。同年6月3日夜，也就是张作霖率领奉军主力从北京返回沈阳的前一天，芳泽再次求见张作霖，进行最后的要挟。可张作霖根本不见他，会客室内的芳泽还听见隔壁房间的张作霖用高八度的声音大骂日本人的八辈祖宗，这终于让日方下定决心除掉张作霖。6月4日凌晨5点，张作霖的专列行至奉天西郊的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启动了爆炸装置，张作霖所乘的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回大帅府，数小时后身亡。据说张作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赶快通知小六子（少帅张学良），把部队拉回关外，准备和小鬼子干。”张学良随即将40万奉军全部撤回东北，日军未敢继续袭击。

就这样，从绿林起家，统治东北三省近二十年，巅峰时政令行于多半个中国的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结束了他复杂而传奇的一生，终年54岁。

“秀才将军”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吴佩孚父亲名叫吴可成，是当地一个小商人，依靠祖上传下来的杂货店维持全家的生活。吴佩孚6岁时，其父将他送到当地私塾学习，因为聪明好学，吴佩孚深得私塾先生的喜爱和器重。12岁时，吴佩孚已经读完四书五经，完成了基本的旧式教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童。然而厄运很快降临，1885年，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因病去世，还是少年的吴佩孚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依靠祖传的杂货店艰难生存。这时驻扎蓬莱的清军水师营正在招收16岁到20岁的青年为学兵，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吴佩孚就虚报年龄加入了水师营。吴母心疼儿子，不愿意让他当兵。在母亲的苦劝下，吴佩孚在1891年离开军队，来到登州府拜著名学者李丕森为师，继续求学。就在吴佩孚学习期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山东被日军占领。眼见侵略者在自己家乡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吴佩孚深受刺激，这对他今后的人生经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6年，吴佩孚参加了山东登州府的科举考试，高中丙申科第三名，顺利得到了秀才的功名。可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这时的秀才头衔也不像旧时那样光彩。在此期间，吴家又有悲剧发生，吴佩孚的新婚妻子王氏染病去世，这让伉俪情深的吴佩孚深受打击，之后的13年里他始终没有续娶。当时山东是列强销售鸦片的主要地区，烟台、青岛、济南、登州遍地都是贩卖鸦片的烟馆，很多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刚刚遭遇丧妻之痛的吴佩孚无处排解情绪，也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不久，吴佩孚发现花销越来越多，这才清醒过来，跑到烟馆吵闹。冲突之下，吴佩孚带着朋友砸了烟馆，这可给他惹来了大祸，烟馆老板告上衙门，准备抓捕吴佩孚。吴佩孚在朋友的掩护下逃往北京，官府以“行为不检，有辱斯文”为名革除了他的功名，吴佩孚靠科举飞黄腾达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在北京城里，吴佩孚举目无亲，仅有的一点儿盘缠很快花完了。1898年，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奉命招兵，扩充队伍。吴佩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找到在北京做生意的堂兄吴亮孚借了一笔钱，然后转道天津，加入了隶属于武卫军的聂士诚部，当了一名普通的大头兵。尽管幼年时接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但吴佩孚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文人，他的军事动作远不如同僚标准，经常遭到主官的责罚。再加上当时军队中的士兵清一色为文盲，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在其中不但找不到认同感，反而被众人视为异类，很受排挤。不过知识改变命运在那个年代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佩孚发现上司郭绪栋在公文中错用了一个典故，就随手加以改正。郭绪栋知道后，就和吴佩孚交谈起来，得知吴是秀才出身后，郭绪栋大为惊奇，开始和吴佩孚有了交往。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友，还结为把兄弟。在郭绪栋的大力推荐下，吴佩孚很快就从普通士兵转任文书。胸有抱负的吴佩孚开始努力学习，准备报考军校。1901年2月，吴佩孚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开始了军校生涯。当年9月，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平武备学堂也成了袁世凯培养军官种子的地方。不久，袁世凯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成立了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也跟随前往保定，学习了一年多的测绘科。毕业后，吴佩孚授衔中尉，被派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寓居北京的吴佩孚尽管晚年的吴佩孚早已远离了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又因缘际会地成了各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取的对象。所幸的是，吴佩孚立场坚定，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谍海风云

1904年，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和特权，日本和俄国这两个新老帝国主义爆发了日俄战争。当时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装备和防御工事都强于日本，后者只能通过准确的情报进行一场搏命的战争。为了获取俄军的准确情报和东北地区的地理图册，日本人找到了亲日的袁世凯，请后者提供一批熟悉东北环境，精通测绘的人员辅助日军。袁世凯就从北洋武备学堂和公所参谋处挑选出20个年富力强的参谋交给日本人，吴佩孚就是其中一员。日本人将吴佩孚等中方人员和30名日本间谍混编，然后全部派入俄军控制下的大连、旅顺进行间谍活动，刺探俄国远东舰队的情报。这时，吴佩孚精明强干的特点就表现出来了。他几次潜入港口附近，准确地探听到了俄军的虚实，以至于日本间谍也称赞他是天生的特工人才。

不过夜路走多了还是会出事。在吴佩孚最后一次潜入奉天附近的新民府时，被同伙出卖，俄国士兵将他抓了个正着。俄国人对吴佩孚拳脚相加，逼他交代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吴佩孚咬紧牙关，拒不承认，坚称自己只是个小贩。俄国士兵见撬不开他的嘴，就以间谍罪判处吴佩孚死刑，押送哈尔滨枪决示众。就在押送的路上，吴佩孚趁着看守的俄国士兵酒醉疏忽，从奔驰的火车上一跃而下，躲在路边的草丛中逃出生天。随后，他返回间谍的联络点，向日本人汇报了自己的遭遇，主持对俄情报工作的日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老牌的日本间谍，号称中国通）对其大加称赞，授予吴佩孚六等单光旭日勋章一枚，并将他推荐给了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也就是吴佩孚此后追随数十年的“恩主”曹锟。在此期间，吴佩孚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和同乡的李氏成婚，这时的吴佩孚已经31岁，刚刚过了而立之年。北洋新星

来到曹锟手下以后，吴佩孚自觉找到了用武之地。首先，他的顶头上司曹锟是布贩出身，一身江湖习气，却特别看重颇具文人气质、胆识过人的吴佩孚，将其作为心腹来培养；其次，北洋陆军第三镇也不是一般的军队，它是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上精心创立的六镇军队（镇相当于师）之一，虽然排名第三，战斗力却号称“北军之雄”。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中，北洋系统的军官就曾叫嚣国民党的军队能打垮第三镇，北京都可以让给孙中山，可见该部在北洋军队中的地位。能在这样一支凶悍的部队中供职，冷硬骄傲的吴佩孚自然满意，觉得找到了一个施展其本领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吴佩孚刚一进入第三镇就被任命为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营长），军衔晋升为上尉，他的军旅生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操练中的北洋军1905年，袁世凯督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正式成军。为考察这支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清政府练兵处在直隶河间举行了一次北洋军内部的大会操，史称“彰德会操”。其中曹锟所在的第三镇表现尤为出色，由此赢得了“北军之雄”的称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急调第三镇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带的防御任务。当年11月，北洋第三镇中的部分军官准备哗变，他们打算先杀死曹锟，然后夺取部队。吴佩孚发现了端倪，密报给了曹锟，吓得半死的曹锟赶紧进行内部清洗，这才没丢掉脑袋和顶戴。事情过后，曹锟对吴佩孚非常感激，认为他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公开表示有他曹老三（曹锟在家中行三）在第三镇一日，吴佩孚就会被大大地提拔。1912年1月，北洋第二十镇新军军官施从云、王金铭等人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以响应武昌的革命军。当时袁世凯正利用清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讨价还价，自然不希望前者过早倒台，就派出曹锟的第三镇进攻滦州，最终扼杀了这次起义。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宫成功，清朝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宣统皇帝正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请袁世凯南下南京接任职务。袁世凯知道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坚决不肯南下，孙中山就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特使督促袁世凯南下。这下袁世凯急了，他指使曹锟、吴佩孚发动所谓的兵变，恐吓特使。曹、吴二人相当卖力，他们派出数千名大兵在特使下榻的东安门一带大肆抢劫商铺，枪声响彻云霄，受惊的几位特使仓皇地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袁世凯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啊。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做出决定，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目的达到，袁世凯重赏麾下的诸位“演员”，曹锟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吴佩孚也被提升为炮兵三团团长，进入了北洋军中层军官的行列，这一年吴佩孚已经38岁。扶摇直上

1913年3月，国民党总理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有重大嫌疑，孙中山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吴佩孚跟随曹锟前往江西进行镇压，曹锟因功升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佩孚则出任师部副官长。两年之后，袁世凯密谋称帝，曹锟这样的北洋嫡系自然是全力劝进。1915年2月，袁世凯正式称帝，曹锟被授予爵位，吴佩孚也被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不久，蔡锷将军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曹锟、吴佩孚又率军赶赴四川，围堵护国军。在一次战斗中，曹锟一时大意，被护国军诱入峡谷之中重重包围，幸亏吴佩孚率领几十名骑兵冒死营救，曹锟这才得以逃出生天。此后，曹锟对吴佩孚更为器重，将吴佩孚的战功禀报袁世凯，已经焦头烂额的袁立刻晋升吴佩孚为陆军中将。然而历史的潮流终非人力所能阻挡，兵力、武器均不占优势的护国军屡战屡胜，吴佩孚劝说曹锟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在四川前线与护国军形成对峙态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病死，北洋军由此分裂形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别，这样的乱世也给了吴佩孚这样的枭雄莫大的机会。当年7月，曹锟率部返回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下，其基准武力第三师迅速扩编为9个混成旅6万余人，为直系军阀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1917年初，总统黎元洪和皖系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徐州地方军阀张勋趁机进军北京，拥戴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随即组织“讨逆军”进攻张勋，曹锟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所部一马当先，一路攻占涿州、良乡，率先从彰仪门攻入天坛，将张勋派驻在天坛的3000名辫子军一举击溃，张勋本人逃到荷兰使馆避难。曹锟因为讨逆有功，被段祺瑞任命为直隶督军，吴佩孚也水涨船高，出任了第三师师长，成了直系武力中的头号战将。

赶走了张勋，直系头号人物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总理。由于这对军阀组合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西南实力派的支持下发动了护法战争。这次吴佩孚独领大军，率领第三师前往湖南与护法军作战。凭借良好的训练和优良的装备，吴佩孚所部连下岳州、长沙等地，占领了大半个湖南，吴佩孚也被直系政客称为“常胜将军”。可就在此时，段祺瑞打起了小算盘，将湖南这块地盘赏给了心腹张敬尧，而吴佩孚只得到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吴佩孚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打仗，皖系发财，这如何忍得下去？当年6月，在攻占湖南战略要地衡阳之后，吴佩孚发表和平通电，这为他赢得了举国上下的赞扬之声。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吴佩孚做出了军阀中少有的举动——他公开发表通电，声援学生的举动，反对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不管这一举动是基于义愤，民族感情使然，还是为了拆皖系台，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皖系一向亲日，段祺瑞政府更是主张签署和约），这一举动在当时确实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吴佩孚也成了报纸争相报道的风云人物，得到了“爱国将军”的称号。当年年底，冯国璋病死，曹锟接班成为直系的一号人物，而吴佩孚成为直系武装的实际领导人，这一文一武成为直系的掌舵人！1920年，规模空前的直皖战争爆发，直奉军阀联合倒段。刚从湖南急行军赶到河北的吴佩孚出任前敌总司令，率领直系主力在涿州、固安一带与皖系边防军展开激战，他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一举击溃皖系曲同丰、段芝贵的部队，皖系军阀经此打击一蹶不振，段祺瑞也通电引咎辞职，直系军阀成为中国头号军阀集团。战后，曹锟被徐世昌政府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并受封上将军衔，成为中国军阀中的新贵。盛极而衰

直皖战争刚刚结束，曾经好得穿一条裤子的直奉军阀之间又出现了矛盾。奉系老大张作霖觉得直系占了大便宜，山东、河北、北平、河南等地盘都归了曹、吴，吴佩孚觉得张作霖这个马匪贪得无厌，吞下热河、绥远、察哈尔不算，还扶植亲日的梁士诒组成内阁，压缩直系在中央的话语权，双方都磨刀霍霍，准备从枪杆子里夺政权。1922年4月22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随着张作霖一声令下，奉系12万大军分为东西两路，携带着上百门火炮，气势汹汹地直扑关内。反观直系这边，总共只有不到10万军队，武器装备也不如奉军，不少外国武官都认定此战奉军必胜。可用兵老辣的吴佩孚知道奉军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打顺风仗还行，一旦形势不利必然全线崩溃。于是，吴佩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以部分兵力在固安、永清、长辛店一线节节抵抗奉军，拉长后者的补给线，然后以精锐部队奔袭数百里，一举捣毁了奉军后方的补给站。这下前线的奉军炸了锅，扔下武器就开始后撤，12万大军最后逃回关外的还不到1/5，大批的武器装备也都便宜了直军。要不是英、美、日等国不愿看到中国有统一的趋势，纷纷进行干涉，奉系的历史也许就终结在了吴佩孚的手中。电影《辛亥革命》剧照2010年9月29日上映的史诗电影《辛亥革命》中，著名演员孙淳出演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凭借这一角色的出色发挥，孙淳获得了第21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让吴佩孚名声大噪，他的直属部队扩充到了五个师十余万人，下辖的地盘也包括了河北、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数省之地。当时吴佩孚的指挥部设在河南洛阳，各地的军阀纷纷在洛阳建立办事区，以便与其“沟通”事务，以至于时人称洛阳为“西宫”。1924年4月，吴佩孚五十大寿之时，各地军阀、政客、文化名人、外国使节数百人纷纷前往洛阳为其祝寿，康有为还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作为寿礼，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而作为直系背后的大靠山，美国人也相当看好“吴大帅”（此时曹锟在直系内部已经“晋级”为“老帅”，吴佩孚也就被称为“大帅”或“玉帅”），不但让吴佩孚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美国记者还预测吴佩孚是最有可能一统中国的人物。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他们一定不懂什么叫盛极而衰。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内部日渐骄横，一直想当上大总统的曹锟用贿选和武力威胁的方式“圆梦”成功，成了民国历史上的第六位大总统，这下就把皖系、奉系逼到了一起，后者很快联合南方的护法军政府组成了反直同盟。1924年9月，奉军再度南下，直奉双方50多万大军在山海关展开激战。就在吴佩孚在前线督战之时，直系将领冯玉祥率领部下三万多人突然杀回北京，先将大总统曹锟囚禁，接着发表了倒直宣言。这下吴佩孚可傻了眼，北有穷追不舍的奉军，南有据城而守的冯玉祥部，再加上趁火打劫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出兵石家庄和皖系将领郑士琦截断津浦铁路，吴佩孚四面受敌，最终全军覆灭。幸好老对头段祺瑞还念香火之情，在塘沽为吴佩孚安排了一条军舰，吴佩孚这才率领残部逃至河南，其实力再也没有恢复到全盛时期的规模。终不投敌

1926年4月9日，曹锟被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释放，他赶到河南投奔吴佩孚。两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见面，彼此无言以对。不久，曹锟前往天津老家寓居，1938年5月17日因病去世。退出北方之后，吴佩孚仍不死心，他利用张作霖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又与奉系联手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者被迫退往西北，冯玉祥也宣布下野。这样一来，直系的光景似乎又好转起来，可惜这一切只是镜花水月罢了。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首选的进攻对象就是盘踞在湖北、湖南、河南一带的吴佩孚所部。此时的直系已经是日薄西山，吴佩孚勉强组织了10万大军对抗北伐军。可他那支只为军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是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敢于为国牺牲的北伐铁军的对手，一败汀泗桥、二败贺胜桥，最后连武昌城都被北伐军攻占，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不久，山穷水尽的吴佩孚宣布下野，在四川军阀杨森的庇护下过起了寓公的生活。

1932年1月31日，吴佩孚从四川来到北平定居。当时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正执掌北平军政大权，他对吴佩孚较为尊重，不但将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送给他，还每月拨出数千大洋作为吴佩孚的生活费。这时的吴佩孚已经年近花甲，平时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度日，再无昔日的傲气与戾气。可树欲静而风不止，野心勃勃的日本人正在华北物色代理人，在他们看来，曾经叱咤一时的吴佩孚就是扶植的最佳人选。很快，日本人找上吴府，表示愿意无偿提供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火炮五百门，再加上数百万的资金，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一向以关羽、岳飞为偶像的吴佩孚哪里会为了日本人的“画饼”而出卖祖宗，予以断然拒绝。“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急需一个有威望的人物出任伪政权的头目，在日本人看来，吴佩孚远比殷汝耕、齐燮元等人更有号召力。一时间，日本驻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连带着大批汉奸说客先后登门，可吴佩孚咬紧牙关，就是不肯答应，终保大节无亏。

1939年12月，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引发牙痛、发烧，经过日本人强行介绍的牙医诊治后猝死于家中，时年65岁。根据吴家人后来的回忆，吴佩孚很可能是被日本医生故意害死。回顾吴佩孚的一生，有过穷兵黩武和镇压劳工的污点，这也是那个时代军阀们共同的黑色印记；也有过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卖国求荣的坚持，其是非功过只能由历史来评判了。

“狗肉将军”张宗昌

1881年，张宗昌出生于山东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张宗昌七八岁时，父亲因饮酒过量去世，张母一个人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只得改嫁同村的光棍汉贾某。贾某虽然是后爹，但对继子张宗昌很不错，几乎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张宗昌后来发达之后也很感激这个继父。不过贾某也是赤贫一族，两人结婚以后家里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全家几乎活不下去。为了生存，年幼的张宗昌被迫出门打工，他先后给地主放过牛，做过酒店的小伙计，在街头卖过瓜子花生。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让张宗昌产生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也让他养成了能说会道的口才。可惜在当时的社会，光靠嘴巴厉害不可能养活自己，还是一样会饿死。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山东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更是战火不断，年仅19岁的张宗昌眼见在家乡活不下去，一咬牙走了山东穷苦百姓常走的老路——闯关东。当时俄国人正利用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横穿东北的东清铁路，急需大量的劳工，张宗昌被俄国人雇佣，在铁路沿线打工，干一些重体力的粗活。虽然从小没受过规范的教育，但张宗昌却是个“不学有术”、野心勃勃的家伙，他认为干苦力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必须找到一个往上爬的办法。不久，张宗昌开始和俄国的工程人员学习俄语，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口语对话的能力，很快他晋升为工头，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可张宗昌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反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辛苦一个月赚到的工钱，他常常一天就输了出去。张宗昌就任直鲁联军副总司令后的军装照1925年，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直隶的李景林和山东的张宗昌将所部联合，改称“直鲁联军”，李景林任总司令，张宗昌任副总司令。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俄军急需大量精通俄语的中国翻译。粗通俄语的张宗昌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报名加入了俄军，成为一个普通的俄语翻译。他跟随俄军士兵搜刮粮食，收集日军情报，还参加了俄国人组织的马队，初步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一年后，俄国战败，再次变得一文不名的张宗昌来到了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讨生活。由于懂得俄语，他混得比一般中国劳工好得多，在当地的金矿担任了工头。当时西伯利亚有很多凶猛的野兽，因此金矿的工头普遍配枪防身，张宗昌也不例外。在这段时间内，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这对他以后的军阀生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当时还有很多土匪流氓混迹在中俄边界上，张宗昌在赌场结识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很快他也成为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黑社会头目。可好景不长，因为嗜赌成性，张宗昌将手下工人的工资全部输光，他害怕俄国人的惩罚，只得从海参崴逃回中国，这时的张宗昌已经在东北和俄国胡混了11年，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三姓家奴

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东北不少马贼土匪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军，一时间乌烟瘴气。张宗昌觉得机会到了，他带着一批在东北结识的土匪投靠了山东民军都督胡瑛，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当时的山东民军都是清一色的民团武装，基本没有人懂得军事知识，矮子里面拔将军，就将张宗昌提拔为中级军官。不久，胡瑛又把民军拉到了上海，投靠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张宗昌也顺势成为陈其美麾下第三师的骑兵团团长。其实张宗昌并不是真心革命，他这个老粗也不明白革命是什么意思，只要有人给他钱，给他权，他就甘心卖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了倒袁的“二次革命”，张宗昌眼见北洋军财雄势大，就临阵倒戈，投靠了袁世凯手下大将、江苏都督冯国璋，成为北洋军中的一个师长。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中华民国代理总统，靠溜须拍马得到冯国璋信任的张宗昌也水涨船高，升任总统府侍卫武官长。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冯国璋病死，失去了靠山的张宗昌又在直皖战争中打了大败仗，彻底失去了在直系军阀中飞黄腾达的机会。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一点儿也没犹豫，又改投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一开始，张作霖对“三姓家奴”性质十足的张宗昌并不信任，仅仅给了他一个营长的职务。可张宗昌的运气很好，很快就找到了发迹的机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疏于训练的奉军被打得大败，依靠列强的调停才勉强逃回关外。眼见张作霖摔了大跟头，驻扎在吉林的奉军旅长高士傧乘机联合土匪卢永贵公开反奉。当时张作霖刚刚战败，根本无力剿匪，张宗昌就自告奋勇地求见张作霖，表示自己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说服土匪投降。张作霖半信半疑，就让张宗昌带着几个手下前往匪巢。其实张宗昌敢夸下海口是有原因的，匪首卢永贵是他早年混东北时认识的一个酒肉朋友，其部下大小头目和张宗昌都是熟人，张宗昌自信可以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其拿下。果然，双方见面后一番黑话交谈，张宗昌就用高官厚禄和老乡交情说动了土匪，不但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匪患，还为奉军收编了三个团。

眼见到张宗昌办事如此得力，张作霖非常高兴，他大笔一挥，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就这样，张宗昌从一个营长一跃成为旅长，还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招兵买马

官升三级并没让张宗昌飘飘然，当时奉军有40多万大军，各地的混成旅就有近30个，一个旅长远远不能满足张宗昌的胃口，他心里渴望着更大的权柄。很快，张宗昌又得到了一个扩充实力的好机会。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即将结束，高尔察克等白匪军被红军打得大败，纷纷沿着西伯利亚逃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大批军火也被他们丢弃在中俄边境。张宗昌懂得俄语，在西伯利亚又混迹过数年，对俄军的战斗力也很认同，他趁机派人到逃亡的白俄士兵中大力宣传，宣称自己愿意将白俄士兵收归为自己的雇佣军，还许诺给予很好的待遇。这些白俄军人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进入中国以后就是一帮普通的难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此时见张宗昌愿意收留自己，而且还有丰厚的军饷领取，立刻就有数千名白俄士兵投入张宗昌麾下，包括数百名哥萨克骑兵。

这还不算，一个名叫葛斯特劳夫的白军炮兵军官还向张宗昌透露了一个消息——一列满载白军军火的火车就被丢弃在中俄边境的铁路线上。喜出望外的张宗昌带着手下赶到边境，还真找到了一列车的军火，其中包括数千支步枪和几十门野炮。此后，贪心不足的张宗昌在边境上屡次出手，前后搜刮到数万支步枪、数十门火炮、大批的弹药和两列装甲列车。这样一来，张宗昌手下的实力迅速发展，部队很快就达到近两万人，其中有一个满编的白俄步兵旅和一个骑兵队。按照当时美国驻东北武官的说法，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骑兵经常在长春大街上奔驰而过，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枪械，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亡命之徒。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宗昌招募白俄军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对于这个实力飞涨的外来户，张作霖有了防范之心，开始克扣张宗昌所部的军饷。张宗昌本就胆大包天，现在看张大帅在军饷上和自己玩花样，更加不管不顾，他公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大量种植鸦片，玩起了以毒养军的招数。此举让东北舆论界一片哗然，报纸纷纷把张宗昌称为“贩毒将军”。可皮厚心黑的张宗昌满不在乎，一副笑骂由人、权财我自得之的无耻嘴脸。独霸山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准备充分的奉系大获全胜，占领了关内的大片地盘。这次大战中张作霖起用了张宗昌，将其任命为第一军的副军长。张宗昌知道这是个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的好机会，也相当卖力，以白俄雇佣军为先头部队，用装甲列车开道，一路从冷口长城杀入天津城，将直军杀得大败。可没等张宗昌在天津享福，张作霖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张宗昌也知道天津这样的好地方肯定是奉系大佬的禁脔，索性继续南下，等远离了奉系的势力范围，再找机会自立为王。不久，张宗昌的部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后来著名的大汉奸）的部队在江苏、山东一带展开激战。两支军阀部队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关键时候，张宗昌再次派出白俄雇佣军出战，1000多名白俄士兵以刺刀冲锋击溃了齐燮元部队，一举占领了无锡、南京等地。眼见自己打下了中国最有油水的地盘，张宗昌对白俄雇佣军非常满意，不但开出了丰厚的军饷，还花重金包下上海的白俄舞女送到前线，以此犒赏自己的心腹手下。

得知张宗昌拿下江苏，张作霖就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击败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可此时张宗昌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成为了一个中级军阀，准备自成体系了。鉴于张宗昌有脱离奉系的迹象，各派反奉的军阀纷纷前来拉拢他，其中最卖力的当属孙传芳。时任浙江都督的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地盘接壤，为了笼络张宗昌，孙传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店都包下来，供张宗昌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张宗昌一辈子也没享过这样的“福”，很快就在灯红酒绿中把张大帅的命令扔到脑后，不但没有和浙军刀兵相见，反而和孙传芳结为异姓兄弟，完全放弃了对浙江的进攻。

正当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的时候，段祺瑞政府（奉系和皖系联合反直系的产物，张作霖推举）任命皖系干将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率部出走徐州。为了安抚张宗昌，张作霖忽悠皖系被迫让出山东军务督办的位置。就这样，张宗昌成了山东省主席兼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开始了他荼毒山东的历史。奉军使用过的日制75毫米野炮三多将军

在山东的短短几年内，志得意满的张宗昌骄奢淫逸，可以算得上五毒俱全。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三不知”将军的绰号，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

张宗昌深知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要想维持他的地位，就得扩充自己的武力。为了壮大实力，张宗昌不惜一切代价征兵。当时山东匪患极为猖獗，全省土匪不下十万人，在张宗昌出的招安政策下，大批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张宗昌麾下的正规军。由于求兵心切，只要来投奔的土匪和民团武装，张宗昌一律照单全收，并且按人头给予奖励。土匪们为了多拿钱，纷纷谎称自己部下的人数，几百人夸大为上千人，一千人夸大为几千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张宗昌麾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他自己也不知道，有的部队里面一个团只有一个营，一个营只有一个连，而这个连也只有几十人。这还不算，张宗昌部队军纪极差，就算在山东境内作战也四处抢劫，强买强卖，简直是一帮穿着军装的土匪。抗日战争中曾经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当时是美国驻华武官，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张宗昌的军队，按照他的说法，张部士兵只有30％的士兵有步枪，其他70％的士兵要么拿着冷兵器，要么干脆赤手空拳。对此，当时山东的舆论界讥笑张宗昌的军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除了花钱养兵上不懈余力外，张宗昌在女色上也相当荒淫无耻，按照时人的统计，他先后娶过数十个老婆，其中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戏子，有的是青楼女子，光加入张家族谱的就有二十多个。张宗昌的妻妾同本人一样，生活极其奢侈糜烂，每人均配备副官一人，护卫两人，汽车两辆，杂役无数。民不聊生

张宗昌如此胡乱扩充兵力，生活又如此淫逸奢侈，自然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这批钱款的压力自然转移到山东老百姓头上。张宗昌统治山东的三年内，在当地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比土匪还要凶狠。他执政期间，光有名目的税收即达六七十种之多。除田赋外，还开征了契税、牙税（对经纪人所征之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烟酒税、矿税、盐税、奢侈税、宴席税、货物落地税、印花税、邮局包裹税、牌照税、禁烟税、渔船税、青菜税等。还有名目繁多的“捐款”，如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集市摊捐、货车特捐、食盐加价、车票加价、娼妓捐、戏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基本上能想到的税收，张宗昌都征收了，老百姓连养条狗都要交钱。最为荒唐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和祝寿捐。所谓大粪捐，就是对进城来挑大粪的农民要钱，亏张宗昌能想得出来！还有更狠的祝寿捐。192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九，张宗昌为其继父贾某操办76岁生日时，强令山东军政各界人员缴纳当年薪水的五成作为贺礼。当时山东公务员收入极低，也是勉强糊口。这一下扣了一半薪水，全家只能喝西北风去，公务员对张宗昌恨之入骨。当时济南老百姓就有歌谣流传：“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由于张宗昌的横征暴敛，仅1927年一年济南就有700余家商号倒闭。到1928年冬天，有100万人从山东省移民东北。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除了在经济上压榨老百姓以外，张宗昌还在山东采用白色恐怖的政策，试图用暴力镇压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时山东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之运气》一文，讥讽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张宗昌的密友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比作“肾囊与睾丸”。张宗昌听说后勃然大怒，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将林白水枪杀。1925年4月底，由于青岛的六家日本纱厂欺压中国工人，肆意拖欠薪水，青岛的中国劳工忍无可忍，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了讨好日本人，张宗昌出动2000多名军警驱散工人，当场就打死了8名工人，打伤10多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二九”青岛惨案。《青岛公民报》总编辑胡信之发表文章谴责张宗昌的暴行，不但报馆被查封，胡信之本人也被张宗昌下令秘密处决。1926年4月，直奉联军的军阀将领们在北京聚会，拍下了上面这张合影。前排右起分别为毕庶澄、褚玉璞、张宗昌、杨清臣，后排有王揖唐、王占元、梁弘志、朱曜、吴光新、田中玉等人。仓皇下台

山东是华北地区的重要省份，为各方势力所重视。眼见张宗昌在山东胡作非为，民心不稳，各派势力先后对张宗昌出手，争抢山东地盘，其中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张宗昌的拜把兄弟、直系军阀新代表孙传芳。特别是1925年爆发的浙奉战争，张宗昌赖以起家的白俄雇佣军遭到了孙传芳所部的重创，其看家的装甲列车被孙军埋设的地雷炸毁，数千名白俄士兵被孙军的重炮、机枪击毙，张宗昌的实力大损。为了苟延残喘，毫无廉耻的张宗昌开始和日本人勾结，不惜出卖了山东省的大量主权，包括矿产开采权、铁路修筑权、治外法权等，这些条款堪比当年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也秘密给予张宗昌大力支持，向他提供了可以装备10多万人的军火，这才让张宗昌又撑过了一段时间。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这回张宗昌“山东王”的日子算是混到头了。1927年5月，张宗昌和李景林组建的直鲁联军连战连败，陆续丢失了蚌埠、徐州等地，张宗昌率残部逃回了济南。1928年，蒋介石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张宗昌将日军第六师团放进了济南城，他自己则率领直鲁联军残部离开山东，撤到了河北的滦州地界。5月3日，妄图阻止中国统一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大肆虐杀济南军民，前后有一万多名无辜平民遇难，这其中张宗昌也间接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当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失去靠山的张宗昌向少帅张学良恳请出关，张学良知道他为人两面三刀，予以断然拒绝。当年9月，北伐军白崇禧部进抵河北，对张宗昌的残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扔下部队只身逃亡日本，曾经嚣张一时的直鲁联军彻底覆灭。遇刺身亡

流亡日本的张宗昌虽然带走了巨款，可由于他好赌好色，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坐吃山空。眼见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不甘寂寞的张宗昌又准备东山再起，再过一把军阀的享乐生活。1932年，他找上了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张学良知道他有奶便是娘的本性，怕他再次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就给了他一个虚衔，每个月拨给他3万大洋的生活费。可张宗昌本人却觉得日子不太风光，打算返回山东召集旧部。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已经是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叛将韩复榘，这也是一位性格乖张、心狠手辣的军阀，焉能容许别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搞风搞雨？一场较量在所难免。

1932年8月，韩复榘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经人介绍和张宗昌进行了会面。一番虚与委蛇之下，韩、张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大9岁，就大大咧咧地以兄长自居，时不时向韩炫耀自己有多少老部下还在山东各地，自己一声招呼又能拉起多少人的队伍。韩复榘表面上哈哈一笑，当做没事一般，实际心中非常忌惮，产生了除掉张宗昌的想法。军事会议结束后，韩复榘返回了济南。数天后，他给张宗昌去信一封，邀请其前往济南共商大事。鉴于韩复榘以往的名声，张宗昌的旧部和老友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反对其前往山东，认为韩复榘明显是不怀好意。可张宗昌已经过够了无权无钱的寓公生活，一门心思想重温昔日呼风唤雨的军阀旧梦，他没有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返回了济南。

9月3日，张宗昌在同韩复榘会晤完以后，前往济南火车站，准备返回北平。就在他正准备上车的时候，两个男子突然冲出人群，举起手枪向他开枪。其中年轻的男人一边开枪还一边大骂：“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张宗昌从军多年，枪法又准，本来也是不怕的。但此时他刚刚从韩复榘的府邸中喝完酒，随身携带的配枪也被韩复榘借机要走，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只好跳上一列停在站台上的火车躲避。两名杀手紧追不舍，一路上乱枪向张宗昌射击。眼见张宗昌就要成功逃脱，韩复榘手下的士兵突然出现，他们纷纷向着刺客开枪射击，可刺客毫发无伤，张宗昌却被几发诡异的步枪子弹当场击中，很快就一命呜呼。两名刺客随后束手就擒，其中一人自称为父报仇，情愿以命相抵。原来这又是一段公案，1927年，冯玉祥部北伐河南，张宗昌屡战屡败，就想出了一条毒计，诱降了冯部旅长姜明玉。这个姜明玉也是个小人，不但自己倒戈，还顺手将自己的上司、冯部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出卖给了张宗昌。“狗肉将军”被冯军打得恼羞成怒，也就顾不得不杀高级俘虏的民国惯例，下令将郑金声枪决。而现在的刺客正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算是名正言顺地为父报仇。

张宗昌遇刺后，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张宗昌恶贯满盈，死有余辜，郑继成为父报仇属于情有可原。山东各界人士也纷纷电请南京政府赦免郑继成的杀人罪。第二年一月，郑继成被赦免，后被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而张宗昌被打死后，无人愿意为其收尸。在他暴尸车站一天以后，才被韩复榘下令安置在安徽乡祠。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棺木由一列铁皮闷罐车运至北平，经张学良等人会商，将其葬于北平西郊香山，这个民国历史上最荒诞无耻的军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世人的视线。

“逃跑将军”韩复榘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东台山村。后世流传着一些关于韩复榘的笑话和相声，比如“走路都靠右走，谁来走左边”、“给足球队一人发一个足球踢”、《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非要让秦琼和关羽分个高下等。其实被讥笑为大老祖的韩复榘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韩世泽是清末的一个秀才，在村里的私塾教书为生。韩复榘幼年时期聪明好学，曾经在私塾学习七八年，完成了旧式的启蒙教育。在父亲的督促下，韩复榘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曾经到县衙门中担任过书记员的职务。不过好景不长，韩复榘很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只要手中有钱就去赌，一直要赌到输光为止。韩父为此气得卧床不起，韩母见管不住儿子，就为他迎娶了一位名叫高艺珍的姑娘，希望家庭的牵绊能让韩复榘变得老实本分一些。可韩复榘性子太野，最终欠下了一大笔赌债。债主天天上门要债，搞得全家鸡犬不宁。韩复榘眼见在老家待不住了，就带着妻子闯了关东。韩复榘相比同样出自西北军的吉鸿昌、佟麟阁、张自忠等名将，韩复榘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感慨。如果不是一直想避而不战，一门心思保存实力，他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的东北也不是伊甸园！正值清王朝灭亡之际，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微乎其微，反倒是日本和俄国这两个贪婪的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韩复榘带着妻子来到了东北的辽阳，他靠打零工为生，当过伐木工、苦力，贩卖过小商品，收入不高，勉强糊口而已。眼见生活同样艰难，迷信的韩复榘就找到一位算命先生，为自己算了一下前程何在。惯于察言观色的算命先生见韩复榘身高马大，眉宇间隐现刚烈之气，就建议韩复榘投身军伍，在厮杀阵中找前程。韩复榘大喜过望，将口袋里面最后几个铜板给了算命先生，下定决心去当兵。韩复榘带着妻子离开辽阳，去新民府投奔了清军第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第三营，这个第三营的管带（营长）就是后来西北军的领袖冯玉祥。当时军队中的士兵大多是文盲，而韩复榘文字功底不错，又写得一手好字，冯玉祥就任命他为营中的“司书”（相当于今天的文书）。倒戈将军

1912年1月，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参加了滦州起义，从此开始了他复杂的军旅生涯。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作为西北军中的一员历经数十场大战，因为骁勇善战，战功卓越，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路升任第二十师师长，成了西北军中的骨干人物，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之首。1928年，韩复榘再次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河南省省长。不过这个任命却并不让韩复榘满意，因为他嫡系的第二十师被冯玉祥交给了西北军将领石敬亭，这让韩复榘牢骚满腹，认为冯玉祥是在变相夺取自己的兵权。其实这种猜疑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1925年，冯玉祥受直系、奉系势力的联手威逼，被迫下野了一段时间，期间韩复榘和石友三两个西北军将领曾短暂投靠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冯玉祥归国后，两人又率部回到了西北军中，但一丝嫌隙已经种下，冯玉祥认为韩、石二人有不忠的纪录，而韩、石则紧紧抓住兵权，生怕被明升暗降。现在冯玉祥虽然给了韩复榘一个省主席的官帽子，却要把他的基本武力交给与其一贯不睦的石敬亭，这让韩复榘产生了另立山头的念头。冯玉祥在后世历史学家的笔下，有冯玉祥“善将兵，不善将将”的说法。直白地说，就是这位西北军的建立者对士兵平易近人，深得军心；但对统兵将领较为严厉，所以西北军中叛将不少，这也间接导致了蒋冯战争中西北军的失败。

除了兵权之外，西北军的清苦也让身为一方诸侯的韩复榘无法忍受。由于辖区大多为贫寒之地，所以西北军粮饷奇缺，师长一个月的军饷也不过60块大洋，还不如中央军的一个营长。而韩复榘担任省主席后迅速腐化堕落，吃喝嫖赌样样不落，整个人的习惯已经和冯玉祥对西北军的要求格格不入。此外，冯玉祥治军严厉，颇有封建家长制的一些特点，哪怕是韩复榘这样的高级将领，一旦犯错也是毫不留情地处罚，罚站岗、打军棍是家常便饭，这让好面子的韩复榘非常难看，双方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因为编遣军队的问题矛盾日深。当年5月，蒋桂战争刚一结束，冯玉祥就准备发动进攻，武力倒蒋。早有防备的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石友三之间嫌隙不小，就派人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每人送出大洋一百万元，还许诺将河南这块地盘交给韩复榘，今后每个月还将划拨给韩部军费六十万元。穷了半辈子的韩、石二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好处，当即发出通电，宣布拥蒋讨冯。这下冯老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军心大乱的西北军很快就输掉了战争，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1930年，蒋介石集团和冯、阎、桂三派军阀又展开了中原大战。出于自保的目的，韩复榘率领他的第二十师继续为蒋介石助阵，与阎锡山的晋军激战于山东、河南一线，以巨大的伤亡挡住了晋军的进攻。战后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次年又任命韩为山东省保安司令，从此揭开了韩复榘独掌山东军政、财经、司法大权，统治山东七年多的“土皇帝”生涯。治理山东

公平地说，韩复榘治理山东时的表现比前任省主席张宗昌要强得多。和后者纯掠夺式的统治不同，韩复榘比较重视建设，先后提出了“澄清吏治”、“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施政方案，也聚集了包括民国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在内的一批人才。当时山东匪患横行，著名的土匪头子刘黑七就在山东流窜作案，其他大小土匪数百股，人数比山东的军队还多。为了稳定地方，韩复榘亲自率军剿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东的土匪问题。接着，他又整顿吏治，对山东的省府公务人员实行考勤制度，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2002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中，民族资本家陈寿亭生意越做越红火，其实就发生在韩复榘治理山东期间，要是放在张宗昌时代，这样的工商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此外，韩复榘还非常重视教育，他在山东建设学校，对山东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军阀，韩复榘身上还有很多恶习，比如他肆意干涉司法，草菅人命，这都是不可否认的。据说韩复榘审案时经常带着执法队，他一不问话，二不查阅卷宗，只是用眼神给犯人“相面”，有罪无罪全在他的一念之间。常常一场审理下来，几十或上百的嫌疑犯要么无罪释放，要么立刻枪决，冤假错案也就没少发生。一次，省政府一位议员派了一个小青年送信给韩复榘，恰好后者正在审案，小青年就在一旁看起了热闹。案件审理完毕后，执法的士兵糊里糊涂地将青年押上了汽车，送往刑场。这个青年吓得大叫说：“我叫小道，是来送信的。”韩复榘听到后说：“小盗？这次不杀了你，下次就变成大盗了！拉出去毙了。”事后，那名议员带着青年的母亲找来诉苦，韩复榘就以500大洋了结了此事，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韩复榘的治下时有发生。

眼见山东被自己经营得如同一个独立王国，韩复榘越发自得，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增加。为了拥兵自保，韩复榘将自己手下的部队从一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兵力增加到数万人。此外，他还玩起了藏军于民的招数，建立了四支民团武装，其装备、人员编制和正规军一般无二。蒋介石一看韩复榘这架势是要当“山东王”，便开始从经济上钳制韩复榘，原本每月拨给山东的六十万元军费再也不见踪迹，打算饿垮韩复榘的武装。韩复榘也是暴脾气的军阀，心想你老蒋不仁就别怪我老韩不义，他派出部队强行接管了山东的国民党税务机关，将盐税、印花税等财源全部揽入自己手中。当时山东除了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外，还有蒋介石安插进去的刘珍年的第十七军，该部占据着烟台、平度等二十多个县城，自行收取田赋，还有蒋介石的中央拨款，一直是韩复榘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和蒋介石撕破了脸，韩复榘也再无顾忌，就以刘珍年策划韩部官兵叛逃为理由，出动数万人马进攻第十七军。蒋介石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调集中央军准备救援刘部。一不做，二不休的韩复榘立刻实行总动员，准备来一场大决战。最终，在多方斡旋之下，蒋介石退让一步，第十七军被调往浙江，韩复榘得以独霸山东。可这并不是双方仇恨的结束，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回韩复榘又是第一个通电响应，还暗示张、杨考虑武力解决蒋介石。这个举动让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在日后为韩复榘带来了一场杀身之祸。与日周旋

1936年底，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日本人已经取代蒋介石成为韩复榘的头号威胁。山东地理位置特殊，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侵略者觊觎已久的省份。自从韩复榘主政山东以来，日本人没有停止威胁和收买活动，一心想让韩复榘成为己方的傀儡。韩复榘对日本人的图谋心知肚明，他千辛万苦才坐上了土皇帝的位置，绝不可能再去当日本人的“儿皇帝”。另外，韩复榘也知道汉奸不是那么好当的，一旦投靠日本人，那就是遗臭万年的结局，所以他对日本人的示好既不完全拒绝，也不彻底答应。他一会儿高叫抗日到底，一会儿又镇压反日活动，试图在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势力之间寻找缝隙，保持自己的割据独立。

一次，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借请客为名设下美人计，企图引诱韩复榘上钩。韩复榘是酒照喝，菜照吃，女人照抱，可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花谷正刚拿出一份允许日本人在胶济铁路两侧开采矿藏的文件，韩复榘的部下就冲房间，谎称南京来了重要电报，请韩复榘立即回府。韩复榘随即推开日本女伎，说了声：“告辞！”然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把花谷正气得七窍生烟。可惜日本既然有意吃掉山东，自然不会就这样放过韩复榘。1935年11月，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多田骏飞往济南面见韩复榘，威逼利诱让韩参加所谓的冀察鲁自治，韩复榘好不容易才糊弄过去。眼见政治诱降不见效果，日本人着急了，日本军部派特使将驻济南的领事和武官花谷正臭骂一顿，要求他们必须迅速迫使韩复榘就范。酒宴上，双方觥筹交错，眼见韩复榘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花谷正赶紧拿出一份文件对韩复榘说：“‘华北自治政府’即将组成，希望山东也能加入其中，这份是山东同意加入‘华北自治政府’的公告书，请韩主席签署。”醉眼蒙眬的韩复榘听到这句话，当即把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大骂花谷正瞎了狗眼，居然想拉他堂堂的省主席当汉奸。骂完后，韩复榘起身就要离开。花谷正一看软的不行，决定来硬的，他一声令下，领事馆里埋伏的日本兵蜂拥而出，将韩复榘和他的卫兵团团包围，三八大盖的子弹哗哗上膛，随时准备开火。谁知韩复榘根本不在乎，冷笑着说道：“这里是山东，是我韩复榘的地盘，不是华北，也不是满洲。谁敢和我动手，别怪老子不客气！”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外围的日军士兵跑来向花谷正说领事馆已经被中国军队包围，还架起了重炮准备开火。花谷正这才知道自己踢到了铁板，韩复榘是软硬不吃，武力胁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了。最终，韩复榘扬长而去，花谷正没能完成他的任务。

虽然没有让日本人称心如意，但韩复榘心中明白山东是日军的必攻之地，仅凭他的几万军队很难保住这块地盘，必须寻找外援。南京的蒋介石也听说韩复榘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生怕在卧榻之侧再出现一个汉奸政府，于是赶紧给韩复榘升官，将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东北军大将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海军沈鸿烈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韩复榘任总司令，于学忠、沈鸿烈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同时蒋介石还下令成立第五战区（辖区包括山东和江苏一部），由韩复榘担任第五战区副司令，这些举动让“山东王”暂时放下了猜疑之心，开始准备抗日。1934年，蒋介石（前排左一）来到山东视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前排左二）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中间戴白色草帽者）随同而行。丢失山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正式爆发。当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韩部曹福林的第二十九师、展书堂的第八十一师奉命支援第六战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由于都是西北军出身，香火还在，所以尽管韩复榘命令曹、展二人不得主动出击，但韩部的官兵们还是猛冲猛打，连续收复了德州、桑园等地。正当曹、展两位师长要乘胜追击之时，却接到韩复榘的命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在十小时内撤回出发地禹城。原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蒋介石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调走了划拨给韩复榘的一个重炮旅。韩复榘得知后气得拍案大骂，他认定蒋介石是要借日本人之手铲除他这个地方势力，因此决定全军后撤，绝不当老蒋的挡箭牌。

韩复榘的撤退令一下，韩部官兵骂声一片，士兵们群情激奋到了极点，纷纷表示军官要是再撤，他们就自己留下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鉴于这种情况，韩复榘的心腹将领、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就劝韩复榘先和日军打一仗，韩复榘只好答应。11月初，韩部在临邑、惠民、济阳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火力、指挥和战术素质处于下风，韩部伤亡不小，韩复榘本人在济阳突围时险些为日军装甲部队活捉，他扔下自己的手枪旅，骑着摩托车才逃回济南。脱险之后，韩复榘对孙桐萱等主战将领大发脾气，声称兵都打光了，本钱拼没了，还怎么在山东立足？此战以后，韩复榘下定决心保存实力，绝对不再与日军死拼。12月23日，日军开始强渡黄河，面对日军一千多人的先头部队，韩复榘却命令自己的数万大军不战而退，放弃黄河防线，将济南这个战略要地拱手送给了日本人。李宗仁得知济南失守，非常焦急，他命令韩复榘立即反攻济南，如果反攻不成，就要坚守战略要地泰安。可韩复榘根本不听命令，连续撤出秦安、曲阜、兖州、济宁等广大地区，一路撤退到距离河南边境仅仅几千米的曹县，准备随时放弃山东逃往河南。在短短20天内，由于韩复榘的大撤退，日军连接攻占山东将近一半的地区，行军距离超过200千米，基本没遭遇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全国舆论一片倒韩之声，李宗仁、冯玉祥等高级将领也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严惩韩复榘。蒋介石本就欲锄韩而后快，这下算找到了正大光明的理由。只是韩复榘仍然手握数万重兵，并不好对付。一旦风声泄露，万一韩复榘带兵投靠日本人了，那徐州战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最终，蒋介石决定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骗到开封，然后再加以处置。死于非命

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明确通知第五、第六战区将领必须参加。韩复榘感觉到气氛不对，就打电话给李宗仁，询问自己是否可以不去。李宗仁已经知道蒋介石要收拾韩复榘，就虚与委蛇地劝说道：“向方啊，你太多心了！委员长脾气虽然大，顶多也就批评你几句，你承认个错误就完了。”韩复榘转念一想，丢城失地的将领又不是自己一个，再说自己还有数万军队，蒋介石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这才决定赶赴开封。

1月11日，韩复榘带着他的卫队赶到了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参加这个北方高级将领会议。韩复榘下车后走到礼堂大门口，几个宪兵就拦住了陪同的孙桐萱和韩复榘的卫兵，以蒋介石有令为由将这些人安置在礼堂外的休息室。韩复榘略有怀疑，可他看到休息室里非常热闹，各位将领的卫兵上百人都在其中聊天攀谈，就打消了疑惑，让部下也前去休息。走到礼堂门口时，几名副官又以安全为由请他交出配枪，韩复榘再次上当，将自己的两把手枪交出。韩复榘刚进去以后没多久，蒋介石就走入会场，还跟韩复榘客套了几句说：“向方啊，我看你发福了，是不是山东的鱼虾把你养胖了？”韩复榘见蒋介石开玩笑，心情顿时放松下来。不久，会议正式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都曾经看到。蒋介石严厉地说道：“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入山东，影响极大，危害极大。”韩复榘在座位上听到这段话，如坐针毡一样。接着，蒋介石又怒喝道：“今天我想问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承担？”韩复榘也是个臭脾气，立刻从位子上站起来，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我有责任，那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蒋介石一向以丢失南京为奇耻大辱，被韩复榘这样一顶撞，顿时气得全身哆嗦，大声说道：“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复榘还要争辩，旁边的将领刘峙用力拉他坐下，小声地劝说：“向方啊，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这是何必呢！”这时蒋介石话锋一转，没再提山东问题，转而说起下一阶段在河南省的作战计划。

好不容易熬到会议结束，韩复榘气呼呼地起身要走。这时候旁边的刘峙又拉住他说：“向方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别急着走，跟我聊聊去。我这边有点儿上好的西湖龙井，正好一起尝尝。”这一尝就送掉了韩复榘的性命。韩复榘刚跟随刘峙走出会议厅，就被军统特务围住，将他强行拉上了一辆汽车，接着又用火车将韩复榘送到了武汉。专车抵达汉口后，戴笠指挥特务押着韩复榘直达江岸码头，然后由专轮渡江送解武昌，把他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座二层楼上。这时已是1月12日的深夜了。两天之后，文章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韩复榘被处决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韩复榘的遗体被送往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安葬。这位显赫一时的省主席、二级上将就此消失在了民国的历史舞台。

“四川王”刘湘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1888年7月1日出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和民国大部分军阀出身贫寒不同，刘湘的家庭颇为富裕，他的祖父刘公敬是清朝的武举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刘湘的父亲刘文刚，也是弓马娴熟，却因为时运不济，始终没有考取功名。当时刘家尚有数十亩水田，刘父就与亲戚开了碾坊，家道还算殷实。刘湘的母亲乐氏，育有三子，刘湘是家中的长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长子一般都是家中重点培养的对象，也是将来顶门立户的希望，所以刘湘从小就接受了较为严格的教育。他儿童时代就读于乡间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1904年，刘湘在父亲的督促下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刘湘从小体格粗壮，在上学之余就在家中干农活，小小年纪就能将数十斤的稻米扛到家中的磨坊，绝不是个文弱书生的样子。

本来，刘湘的长辈希望他考取一个功名，然后光宗耀祖，可时局的变化却打破了这一设想。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当时正值清王朝崩溃前夕，四川境内军痞、土匪横行，从小习武的刘湘觉得读书没有前途，反倒是拿枪杆子更能出人头地。很快，刘湘的想法得到了验证。1905年，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当时年仅16岁的刘湘，背着父亲偷偷去雅安县城考试，成绩并不出色的他居然被四川武备学堂录取，成了一名学兵。刘湘的父亲对长子去参军并不同意，但拗不过固执的儿子，只得接受了刘湘先斩后奏的行为，还给了儿子一大笔学费。生性好动的刘湘在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中如鱼得水，不但结交了不少朋友，还得到了教官的好评。第二年四月，刘湘又被选拔进入四川陆军讲习所进修，进行初级军官养成教育的训练。三年之后，刘湘又升入在四川军界享有不错声誉的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几年军事学校的经历，让刘湘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军校中的教官们认为，刘湘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军事素质过硬，这些都是常人难及的优势。1909年，19岁的刘湘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根据惯例，他被分配到建成不久的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旅）第六十五标（团）当了一名实习军官。一年的实习生涯中，刘湘表现优异，于次年被保送到刚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这种讲武堂在当时算得上高等的军事院校，像云南的讲武堂就曾培养出大量军事人才，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都曾在那里学习。不过四川的讲武堂略显寒酸，仅仅办了一期就因为经费问题停办。刘湘顺利完成了“镀金”，被分配到第十七镇六十八标一营前队担任排长一职，开始了他职业军人的生涯。在这张照片中，手拿礼帽、身穿西服的男子就是曾经担任过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刘湘性格内向，深沉含蓄，他多年与蒋介石虚与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

被任命为排长以后，刘湘所在部队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的作战。保路同志军都是老百姓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缺乏战斗力，很快被清军扑灭。此战过后，刘湘被提拔为连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湘所在的第十七镇改编为第一镇，后又被改编成川军第一师。期间，刘湘的长官、第二营管带杨森试图率部脱离第一师，刘湘联合速成学堂的同学唐式遵绕开杨森，将第二营带回了第一师，这也为后来刘、杨二人的川中大战埋下了伏笔。1913年，四川九人团系的代表人物、同盟会员熊克武在四川发动了“二次革命”，进行武力倒袁，攻击目标就是亲袁的川军第一师。刘湘此时已经出任营长，他拒绝了熊克武的策反，死守驻地泸州，最终挡住了讨袁军的进攻。泸州之战后，一战成名的刘湘被提升为川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奉命调驻重庆。这时的刘湘已经算是川军中的中级军官，而这时他只有23岁，算得上是少年得志。左右逢源

和很多军官得志后嚣张跋扈不同，刘湘为人低调，他作战时勇猛异常，战斗结束后却默默训练部队，从不表功，所以较得上级信任。此外，刘湘忠厚老实的外表也为他赚了很多印象分。他脸圆额宽，环眼厚唇，因下眼皮久病未愈，被朋友戏称为“刘瞎子”，刘湘却也并不生气。其实刘湘并不傻，他的低调只是不想招摇而已，这种低调果然也帮了他的大忙。1915年，袁世凯派陈宦进入四川整编川军，基本上就是排除异己的老调重弹。刘湘虽然不是北洋嫡系，但他立过不少战功，平时又深沉内敛，不像是国民党的同情者，最终在上级的斡旋之下，逃过了裁撤的劫难。

1915年年底，护国战争爆发，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进入四川，四川顿时大乱，刘湘授命再次守卫泸州。就在此时，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突然宣布支持护国运动，出兵攻击泸州，并且命令他在泸州的部队立即发动偷袭。以一团之众要两面迎敌，其中还有连战连捷的护国军，刘湘面临的局势非常凶险。然而绰号“刘莽子”的刘湘却不慌不乱，先是设计将刘存厚部全体缴械，然后用凶猛的反冲击主动攻击护国军。护国军的先头军队被刘湘打了个措手不及，以为刘湘至少有一个旅的兵力，只得向后撤退，刘湘再一次守住了泸州城。此战成了刘湘军旅生涯中的经典战役之一，袁世凯对此大为满意，将刘湘提拔为陆军第十五师步兵第二十九旅旅长，陆军少将军衔，并授予三等嘉禾章一枚。

尽管得到了重赏，但刘湘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眼见各地军阀纷纷以护国反袁的名义独立，甚至连陈宦这样的袁氏心腹都改弦更张，他知道自己不能再为袁世凯卖命了。不久，护国军再次进攻泸州，刘湘率领全旅撤退，让出了泸州城。此后的几年中，刘湘左右逢源，时而与其他川军将领联合自保，时而靠向北京政府，很快升职为中将师长。1918年1月，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刘湘眼见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一派实力较强，见风使舵的他立刻投向靖国军，熊克武任命他为川军第二师师长。当时川军仅有七个师，刘湘已经成为川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刘湘的第二师奉命驻守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设师部于合川，这样刘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立为王了。他在合川大肆招兵买马，将部队扩编到三个旅两万余人。刘湘邀请老同学进入他的部队担任军官，同时还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培养了一批嫡系军官。此后的数年中，刘湘始终在四川军阀混战的泥潭中游刃有余，他不时地倒向一方，背叛一方，时机把握之精准已经算是老辣的军人政客了。1918年7月，他被熊克武任命为四川第二军军长。次年二月，刘湘在熊克武的支持下击溃四川头号军阀刘存厚，刘存厚被迫下野，刘湘正式成为四川军阀速成系中的首脑人物，麾下的兵马也扩充到八万余人。不过刘湘的内战生涯的高潮阶段还未来到，他马上就要迎来两个劲敌——杨森和刘文辉。熊克武戎装照熊克武，字锦帆，四川井研县人，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跟随黄兴参加广州起义。在20世纪初的讨袁战争和四川内战中，熊克武历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等职务。1949年12月，熊克武与刘文辉等人策动了川西起义。击败杨森

经过了数年内战，1925年四川军阀杨森异军突起，成为四川省内最强大的军阀。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有了所谓“中央委派”的名义，杨森开始着手一统四川。他开办军校，大力培训下级军官；委派部下王兆奎兼任四川省团务督办，训练所控制的地方武装；还建立了四川兵工厂，日夜赶造枪支弹药。至于四川军阀们都非常头疼的军费问题，杨森也有了解决办法，他派兵强行夺取了自流井盐税，这可是一个聚宝盆，每年能提供近千万的收入，一向是让军阀们眼红的所在。

当年6月，杨森在成都召开了出征大会，会上向所部官兵许诺：统一四川后，提高官兵待遇，参加作战者一律升官。之后，杨森分兵五路，向省内其他派系军阀全面进攻。此时杨森部已经非同小可，真是所向披靡，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四川七十二个县城，控制了大半个四川。杨森的部队和听命他的军阀部队加起来有近二十个师、十多个混成旅，总兵力十万多人，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此时的刘湘则是连吃败仗，部队已经锐减到了三万多人，地盘也丢掉了一半。按照常理来说，双方兵力如此悬殊，刘湘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可军阀混战并不是单独比拼军事实力，政治嗅觉和人脉关系也非常重要，刘湘知道杨森已经成为川内各派系共同的敌人，就大力联络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实力派军阀。这几个军阀纷纷被刘湘说动，组成了一个“三刘一赖”的反杨联盟，总兵力增加到六七万人。刘湘还不满足，又向贵州军阀袁祖铭求援，组成了所谓的“川黔联军”，总兵力又扩充到八万余人。

有了充足的兵力，刘湘开始谋划对敌作战。他认为杨森所部实力虽强，但士兵素质不高，抽大烟的太多，土匪改编的军队也太多，只要首战打掉杨森的士气，取胜就并非难事。7月，刘湘组织的联军和杨森的部队展开激战，刘湘以一部诈败诱敌，将杨森的先头部队王兆奎师诱入了己方的埋伏圈，再以优势兵力加以歼灭。果然，杨森部初战失利，士气大为低落。刘湘抓住时机，对杨森发动全线进攻。就在杨森苦苦支撑的时候，他的铁杆部下王瓒绪又被刘湘策反，这下杨森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机会，被迫退守嘉定。看着手下的残兵败将，杨森知道大势已去，就向刘湘求和。刘湘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一面挥军猛攻，一面要求杨森必须交出全部军队，离开四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森只好接受刘湘提出的解除兵权的条件，表示愿意只身出川“游历”。11月1日，杨森乘船离开四川，前往武汉。击溃杨森以后，刘湘开始对昔日的盟友下手，先是迫使袁祖铭的黔军退回贵州，然后再一个个地收拾赖心辉等人，为独霸四川做准备。安仁古镇川军抗战馆中的抗战烈士照片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共有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其中有64万人伤亡。在出川抗战的6名中将中，有4名壮烈殉国。二刘之战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刘湘宣布接受广东革命政府改编，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其实刘湘选择广东政府倒也不是有心革命，而是他的老对手杨森一直是北洋政府的代言人，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关系莫逆，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刘湘才做了上面的选择。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进行所谓“反共清党”，刘湘再次表示拥护，被蒋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1932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刘湘为第七路军总指挥，下辖六个师，总兵力十一万人。就在这时，意图统一全川的刘湘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也是他的族叔、保定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刘文辉。

刘文辉，号自乾，也是四川大邑人，按照家族谱系还是刘湘的幺爸（族叔）。刘文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川内的邓锡侯等人是同学。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文辉先后在刘存厚、刘湘等人手下任职，他在夹缝中求发展，很快就自立一方。在刘湘与杨森的交战中，刘文辉出力甚多，收益也不小，不但接管了杨森的川东地盘，还得到了四川军务帮办的职务。到20世纪30年代初，刘文辉已经下辖十多万军队，拥有地盘七十多个县，实力和刘湘不相上下。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争夺“四川王”的交椅，这对叔侄都开始扩军备战。1931年，刘文辉斥巨资从英、日等国购进大批军火，结果军火从水路运经四川万县时被刘湘扣留，刘文辉多次向刘湘索要，刘湘都不予理睬。为了报复刘湘，刘文辉采用了分化收买的策略，暗中馈赠刘湘部下的师长范绍增、陈兰亭数十万大洋。可没想到有“哈儿师长”之称的范绍增如实向刘湘作了汇报，老谋深算的刘湘也不含糊，一面将贪图富贵、隐匿情报的陈兰亭撤职关押，一面大手一挥，将大洋全部赏给了告发有功的范绍增。刘文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利用哥老会的关系，派出杀手去暗杀刘湘。可这毕竟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在数万大军之中暗杀一军之长谈何容易，刘文辉派出的刺客功败垂成，还被刘湘的部下活捉。这回刘湘勃然大怒，收买手下还是夺权，这刺客暗杀是要命啊，太不守军阀之间的规矩了！1932年10月，刘湘所部全线出动，四川的二刘大战正式开幕。

战斗刚一开始，刘湘出师不利，不但被刘文辉逼得连连后退，连依附于刘湘的李家珏、罗泽洲等人也被刘文辉痛击，刘湘一时陷入危局。可就在这个顺风顺水的时候，刘文辉出了败招，他不顾和刘湘等人作战的现实，竟然分兵向对他有怨言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川中实力派进攻，摆出了一副一统四川的架势，这就把全四川的军阀都推到了刘湘一边。这样的大礼刘湘怎能不笑纳，他一面用重金收买刘文辉部下倒戈，一面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人共同对付刘文辉。这下刘文辉可扛不住了，第二年5月，刘文辉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成都向西康地区撤退。不过刘湘并没有赶尽杀绝，他认为刘文辉已经溃败，不会给他构成太大威胁，不如留着刘文辉来牵制杨森和邓锡侯。于是，刘湘下令停止追击，还向蒋介石保举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击溃刘文辉以后，刘湘的兵力暴增到12万人，已经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成为毫无疑问的“四川王”了。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与家人的合影病逝成都

刘湘好不容易“统一”四川，却又面临了新的对手。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围攻下，从鄂豫皖苏区突围，经长距离行军进入了四川，在四川和陕西交界处建立了川陕根据地。作为旧军阀的代表，刘湘在四川一贯执行反共政策。早在1927年3月，重庆市民两万余人为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曾在打枪坝举行集会。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军队冲击集会，当场就打死打伤群众上千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共产党员杨公等人就是惨死在刘湘所部的屠刀之下。现在红军进入四川，刘湘自然不会冷眼旁观，他纠集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刘邦俊等人对红军发动了所谓“六路围攻”。尽管刘湘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兵力和武器也优于红军，但他的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大小军阀彼此并不信任，作战时更是发扬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这次历时十个月的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刘湘损失数万人马，元气大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经过广东，湖南，贵州以后，前锋逼近了川南地区，准备从这里渡江进入四川，而跟随在红军身后的就是蒋介石中央军九万多人。刘湘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采取了“北守南攻”的战术。1935年1月，刘湘派遣爱将郭勋祺率领川军最精锐的教导师和模范师，在贵州土城、松坎一线阻击红军，暂时阻挡红军进入四川的步伐。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战略性地转移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进入四川境内的大渡河一线。蒋介石当时严令刘湘出兵拦截，刘湘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就是想让川军和红军火拼，然后借机解决川军，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基本没有再和红军作战。

这时蒋介石对刘湘已经产生了解决之意，1935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入重庆。不久，参谋团改称为重庆行营，全面负责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这时驻扎在四川的中央军已经达到十几万人，杨森等实力派军阀又态度暧昧，刘湘逐渐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权。当年2月，刘湘在蒋介石及其参谋团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下，开始统一四川的军政大权，最大的举措就是取消了防区制。这个防区制实际上就是四川军阀反对全省统一，确保自己地盘和势力的一种割据手段，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内将军、政、财权合一，附加征收甚至预先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取消防区制，其实就是抓住了四川军阀们的命门，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经费来源。接着，蒋介石又宣布在四川裁军，到1937年8月，川军部队被裁撤掉三分之二。刘湘虽然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削藩之举，但在实力不如人且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也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全国支持张、杨的地方势力并不太多，只有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李济深和四川的刘湘，这也让蒋介石对刘湘十分不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湘公开支持抗战，表示四川可以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和大批粮食以支持抗战，这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不久，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让他率领川军出川作战。这时刘湘已经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体力、精力都已经无法指挥军队作战，但刘湘仍然坚持赶赴了南京。当时有部下劝他以身体为重，刘湘却说：“过去多少年都是在四川打内战，脸上实在不光彩，今天枪口对外，正好为国家效命，借以洗刷自己的污点，岂能在后方苟安？”1937年11月23日刘湘在视察正要赶赴上海作战的川军时，胃病突然发作，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又被转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次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

客观地说，刘湘的人格是复杂的。他一面是爱国的抗日将领；而他的另一面，则是心狠手毒的反动军人，他的身上浓缩了旧中国军阀的许多特点，这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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