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泰民族的起源与演变新探(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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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泰民族的起源与演变新探(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

导论

本书所称的傣泰民族包括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的傣族、越南西北地区的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阿洪姆人以及这些民族的诸多支系，这些民族及其支系具有共同的渊源，在后来的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民族的形成和后来的崛起，使当地的历史特别是东南亚和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东南亚，他们从东到西，占据着中南半岛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像泰国和老挝这样的民族国家。而[1]“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中世纪史就是阿洪姆人的历史”。

然而，关于这些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的早期历史，国内外学术界却还一直争论不休，不但是国际泰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且是中国地方史、中国民族史和东南亚史的热点，特别是东南亚的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早期历史乃至印度地方史和民族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及印度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尤其是中国和泰国的学者，对此更是关注有加，并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合作研究，希望通过学术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深入研究这些民族的起源和他们分化、演变的历史，不仅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书即是对这些民族的起源和他们形成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些新的民族群体的早期历史进行的探讨。

今天，这些民族群体虽然有着不同的族称，但是，由于有着共同的起源，而且，许多民族都以“泰”（Tai）或曾经以“泰”作为他们的族称，因此，长期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往往笼统地把这些民族都称作“泰族”（Tai、Tai Ethnic Groups或Tai Race），或者把他们叫做“泰语民族”或“说泰语的民族”（Tai-speaking peoples）。也有一些人则按照他们周边的民族如缅甸的缅族等民族对他们的称呼，把他们笼统地叫做“掸族”（Shan或复数形式Shans）。为了方便起见，同时又为了避免使用“泰族”一词而与今天泰国的主体民族相混淆，本书在对这些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祖先经历的共同历史进行论述时，把他们统称为“傣泰民族”。但在具体提到他们中的某一个民族时，则用现在学术界通常对他们的称谓来指称他们，如傣族、泰族、老族、掸族及阿洪姆人等。对有些涉及某两个具体群体的历史时，可能又会把他们的名称合在一起，如泰老民族、傣掸民族、泰掸民族等。而在引用别人的论述时，则又可能会按照原作者用的称谓来指称他们。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人们根据各自所掌握的资料和对资料的理解，对这些民族的起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迁徙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

在“迁徙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泰族”或泰语民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更远的地方，后来，在异族的驱赶下，“泰族”不断向南方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一度停留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南诏王国。忽必烈平大理以后，“泰族”才被赶到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建立起他们的邦国。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是一些西方的学者。

早在1876年，一位叫做戴·哈威·圣丹尼斯的法国人就在其《中国[2]的哀牢民族》一书中提出了南诏是泰族建立的观点。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圣丹尼斯的这部著作似乎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885年，英国人A.R.科尔奎恩出版了一部叫做《在掸族中间》的书，该书的导言是由伦敦大学教授T.D.拉古伯里撰写的，标题叫做《掸族的摇篮》。在这个导言中，拉古伯里对“掸族”的起源进行了[3]论述，认为“泰—掸民族的摇篮在中国的本部”。拉古伯里认为，掸族的名称“掸”（Shan）可能源自取代夏朝的“商”（Shang）。后来，这个民族分成了若干支系，中国的“藏”（Tchang）、“湘”（Siang）、“陕”（Shen）、“鲜”（Sien）等字都是这个民族各个支系[4]的名称，它们与掸族的“掸”字同源，最初都是代表掸族的族名。后来，中国古籍中提到的“巴人”和“哀牢”也是掸族的支系。他们一度被中国人征服，但是“他们很快就（从中国人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组成了一个联盟。公元629年，他们的这个联盟发展成了伟大的南诏国。此后，南诏向四方扩展。这个国家完成了由楚国开始的、由滇国继承的对泰掸民族的统一大业。……从公元860年开始，它以[5]大理为国号继续存在，直到被蒙古人征服”。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拉古伯里连中国史的许多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其对“掸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进行得如此论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于他和科尔奎恩都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因而这一说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应者蜂起。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西方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官员纷纷著书立说，大谈泰掸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在这些人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传教士杜德。

杜德的全名是威廉·克里夫顿·杜德（William Clifton Dodd），于1857年10月15日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一个叫做马里翁的小镇。1886年，杜德接受美国长老会的委派，前往泰国清迈传教。在此后30多年的传教士生涯中，杜德广泛游历了中南半岛各国和中国南方诸省，对泰语民族颇感兴趣，写了不少有关泰语民族的报道，如在1909年12月29日出版的一份叫做《独立》的刊物上发表的题为《在印度支那的传教与探险》（Missionary Exploration in Indo-China）和在1910年12月出版的一份叫做《中国实录》（Chinese Recorder）的刊物上发表的题为《南中国泰族地区传教考察笔记》（Some Notes on a Missionary Tour Through South China，Among the Tai Race）等，一时名声大噪，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的“泰族通”。1919年10月18日，在他62岁生日之后的第三天，杜德在其传教和考察的途中死于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

杜德在其传教生涯中，主要是在泰语民族地区传教，他对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和中国南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就是后来面世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的基础。我们今天见到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这部书，其实是杜德的夫人在杜德逝世以后，根据她丈夫留下的笔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一本书，并由美国衣阿华州的“火炬出版社”于1923年出版。当然，由于是杜德的遗著，该书的署名依然是杜德。

杜德这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以自传的形式对其所游历和考察过的地区的叙述。这本书的书名和里面的论述中说的“泰族”，用的是“The Tai Race”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侗泰语诸民族，即不仅包括了今天云南和中南半岛的傣泰语诸民族，而且还包括了中国南方的壮族、侗族、水族乃至海南岛的黎族等民族。该书的第一章“一个古老民族的编年史”，就是根据前人的研究对“泰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所作的一个综述。

在对“泰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论述中，杜德对拉古伯里关于“掸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观点加以发挥，并明确提出“泰族”是“中国人的兄长”这一口号式的论断。另外，在这部书中，杜德还把拉古伯里的假设编成了一个年表，并把“泰族”见于记载的历史提到了公元前2206年，又弄出了“泰族”在历史上的七次大迁徙，并再次强调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是忽必烈平南诏后引起了“泰族”的第七次大迁徙，“泰族”才最后来到他们今天生活的这片土地

[6]上。

该书虽然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但却仍然对“泰族”的历史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泰国的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产生的影响。1923年，《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一问世，便在泰国知识界产生了反响。不久，就有一位叫做坤·威集马塔的青年知识分子根据杜德这部书的观点，写出了一部叫做《泰人的根基》的书。1928年，《泰人的根基》一书获得了泰国王家学术奖。

同时，被誉为“泰国历史学之父”的丹隆亲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披耶阿努曼拉差吞等知名人士也纷纷著书立说，对这种观点加以传播和发挥。

1939年，泰国政府宣传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则根据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关于泰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观点，为一首历史歌曲谱写了下面这段歌词：

我们的民族称为泰族，

自古就是伟大的民族，

我们以前居住的故乡，

位于亚细亚洲的中央，

当中国人向南侵略时，

泰族的家园受尽掠夺，

驱赶之势如烈火蔓延，

泰族的故土终遭沦陷，

家乡被占泰族向南迁，

建立南诏幅员广，

中国人尾追再南侵，

历时不久南诏终于亡。

泰族无法继续再生存，分离四散各自奔一方。

东北泰人移居湄公河，

大泰成群逃往萨尔温。

小泰继续推进往南方，

生息繁衍在荣、难、宾、汪

以及昭披耶五河流域，

建成中部泰人的家园。

1939年6月，这首歌通过泰国宣传厅的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使[7]得这一观点进一步向其全国传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泰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关于泰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观点成了泰国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宣扬“大泰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观点一直是泰国史学界论述泰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基础。长期以来，泰国许多学者的著作乃至泰国的历史教科书在论述泰族起源和早期历史时，都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观点。

除了泰国以外，后来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论及泰族或掸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时，也在重复着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的观点。甚至西方出版的一些颇带权威性的世界史方面的工具书，也照搬了他们的观点。例如，美国史学家威廉·兰格编的《世界史百科全书》就说：公元738年，中国唐朝“册封一个于730年统一六诏并以大理为首都的泰族统治者为‘王’”。“13世纪时，诃梨朋阇耶为来自北方的泰族或掸族的移民所蹂躏。此次移民由于1253年蒙古征服泰族国家南诏（在近代的云[8]南和四川南部）而加速。”

正是通过这些学者的传播，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和泰人是在忽必烈平大理后被中国人赶到他们今天居住地的观点一度几乎成了定论。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说法便不断遭到中国学者的批驳。即便是在国外，差不多从同一时期开始，这种说法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和反对。例如，1930年，一位叫做维勒姆·克莱纳的学者访[9]问了云南之后，就对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更多的西方学者放弃了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的观点。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著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作者在此书中根据大量的中国文献资料和当代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详尽地分析考证了南诏居民的民族特质和文化特性后得出结论说：“已经没有一点理由可以继续支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无论是南诏的统治者，抑或是它的广大居民，都不可能是泰族，相反，有更多的理[10]由说明应该抛弃这种理论。”1982年，美国著名的泰国史专家、康乃尔大学东南亚史教授大卫·维亚特在其著的《泰国简史》一书中也[11]认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该书1982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再版，现在已成为欧美大学泰国史的教科书或基本参考书。1988年，一位叫做卡林·科恩-雷德林格的学者进一步令人[12]信服地证明南诏的主体民族是操藏缅语的民族。

在泰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了“南诏泰族王国说”，泰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已作了修改，不再肯定地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

但是，批驳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的观点，以及论证南诏不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和忽必烈平大理并没有引起泰族的大量南迁，并不等于解决了泰族的起源问题。为了探索泰族和与之有关联的掸、傣、老族等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的早期历史，我国一些学者在批判西方版本的“泰族南迁说”的基础上，对泰族或与之有关的民族的起源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从近几十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这些见解中，傣泰民族“土著说”越来越成了在中国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例如，方国瑜先生就谈道：“古代的‘掸族’住居在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沿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即今寮国（老挝）、泰北、缅甸掸人地以及阿萨姆区域，云南西南部亦在其内。”掸人部落“住居在这区域，从何时开始？尚待考古学来证明”。“但这区域开始有人类就是掸人住居着，而且逐渐的发展住居区，是可以[13]说的。”

江应樑先生在论述与泰掸民族同源的我国傣族的起源时也认为：[14]“傣族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云南境内的土著住民。”“傣族不仅不是从云南以外的地区迁入，就是在云南境内，也是自来就居住在南部和西南部沿边地带。”“傣族是云南的土著，现今傣族集居的地区，[15]正是历史上傣族的老家。”

黄惠焜先生也认为：泰族的先民是古代的越人，“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古代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澜沧江流域，则是越人诞生的摇篮。越人文化相同，言语相通，支系繁杂，被称为‘百越’。著名的《汉书·臣瓒注》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加上云南省整个南部沿边地区，便构成为半月形的广阔弧形地带，[16]这便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区”。“泰民族的形成不是迁徙的结果而是[17]就地演变的结果”。“就泰族来源而言，他的祖先是越人；就泰族的形成而言，他是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泰族形成的过程而言，[18]他是在泰族现在的土地上进行并完成的。”

陈吕范先生在其《泰族起源问题研究》一书中则认为，泰语诸民族并非由“越人”演化而来，而是由“掸人”演化来的，即“越人”和“掸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陈吕范先生认为：“在古代，越人和掸人分布的地区都很广，越人‘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掸人却从今印度阿萨姆邦、云南南部、缅甸掸邦东至越南西北部，又何止七八[19]千里？”并认为：“早在史前时代，越人和掸人作为两个大的族群，就各自在自己的居住区内生息与发展。其发展过程与结局都是不相同的。”“今天的泰、傣、老、掸诸族，就是古掸人的后裔”。“自古以[20]来，泰族先民——古掸人就在那里生息与繁衍。”

不管怎么表述，这些学者都认为，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的傣族和与他们居住地相邻的越南的泰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印度的阿洪姆人等傣泰民族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去的，而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他们今天生活的这一带地区的土著民族，或者至少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居住在当地了。

为了证明傣泰民族就是他们的后裔居住的地区的土著居民，一些学者首先试图根据考古材料及其所反映的某些文化习俗来进行推断。他们在对相关的考古材料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远在新石器时代，傣族的先民便已分布在整个云南，包括滇中、滇东南、滇南以及滇西地区，均有傣族先民分布，思茅、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自古就是越人的分布[21]区之一。

其实，仅凭有限的考古材料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为，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只能作为一种辅助资料，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我认为，其所反映的文化更有可能是一种地域文化，而不是一种民族文化。

例如，铜鼓是百越文化的标志之一，而滇中地区也有铜鼓，且图案与古越人中心区华南一带出土的铜鼓上的图案相似，因此有人就认为，滇中地区古代的主要居民就是越人。

事实上，在东南亚海岛地区如印度尼西亚群岛就出土有许多铜鼓，且铜鼓上的图案也与越人的铜鼓相似。相反，越人的文化不一定就与铜鼓联系在一起，连认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属于越人文化的李昆声先生也认为：“广东发现铜鼓较少，广东先秦遗址、墓葬中没有发现过铜鼓，铜鼓不是南越族的创造。南越族也不广泛使用铜鼓。浙江、福建也不出土铜鼓，故铜鼓不能作为百越另一些支系（于越、[22]闽越、南越等）的文化特征。”

因此，有铜鼓的地区并不一定就是越人居住的地区。

其实，如果我们从东南亚的黑色人种和南岛语民族、孟高棉语民族等民族迁徙发展及其与中国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看的话，上述这些文化特征，更有可能是早期一些民族在云南留下的积淀。后来才形成的“百越”固然与早期的一些民族有种种联系，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联系，如古越人很可能就是在新来的蒙古人种与早期的在体质特征上属于南方蒙古人种的原始马来人混合的[23]基础上形成的，但不能说早期的原始马来人就是后来的越人。

由于现有的考古材料还难以说明问题，所以，许多学者在证明傣族或傣泰民族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时，往往把中国史籍中提到的诸如“越裳”“滇越”和“掸国”等古国或民族群体和傣、泰、掸等民族的传说乃至早期一些西方殖民者的民族调查报告中弄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古国”串在一起，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新的“泰族”起源和傣、泰、老、掸、阿洪姆等民族早期历史发展演变的图景。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虽然由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弄出来的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和中南半岛的泰族是在忽必烈平大理后南迁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我国一些学者的泰族或傣泰民族“土著说”和为了论证“土著说”而勾画出来的关于泰族或与之同源的傣、掸、老等其他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发展演变的图景，恐怕又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在此之前，笔者曾经在一些论著中，特别是在2001年出版的一部叫做《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的书中，对傣泰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初步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那些前期论著，特别是《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一书，主要是针对中国德宏的傣族和缅甸北部的掸族即所谓的“大泰”的历史进行的研究。而且，并不仅仅只是谈泰语民族的起源的早期历史问题，还涉及了诸如泰语民族古代的社会性质和后期历史乃至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今天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以及越南的泰族的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该书没有更多地涉及。因此，本书可以看成是此前笔者已发表过的一些有关的论文和已出版的书的后续研究。笔者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把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及印度的傣、泰、老、掸和阿洪姆等民族的起源和他们分化、演变，以及形成的早期历史方面，继续针对此前的研究中未曾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对此前已经论述过的问题和针对那些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正和完善。[1] J.N.Phukan，“The Ahoms：The Early Tai of Assam and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Yunnan，”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Kunming 1990，Vol.III.[2] 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3] A.R.科尔奎恩的《在掸族中间》（Amongst the Shans）一书，于1885年出版。1985年，印度玛纳斯出版社又以《掸族史》（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ns）为名重新出版了该书，本书引用的即是重新出版的《掸族史》。见Archibald R.Colquhoun，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ns，Manas Publications，Delhi，1985，p.xxiii.[4] Archibald R.Colquhoun，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ns，Manas Publications，Delhi，1985，p.l.[5] Archibald R.Colquhoun，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ns，Manas Publications，Delhi，1985，p.liii.[6] William Clifton Dodd，“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reprinted by White Lotus Press，Thailand，1996，pp.1-19.[7] 〔泰〕素集·翁贴：《泰人不是从何处来的》，简佑嘉译，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5年第2期。[8] 〔美〕威廉·兰格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三联书店，1979，第664、629页。该书原名为《世界史百科全书》。转引自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9] Joachim Schliesinger，“Tai Groups of Thailand”，Vol.1，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White Lotus Press，Thailand，2001，p.27.[10] 〔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第57、59页。转引自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11] David Wyatt，“Thailand，a Short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4-16.[12] Joachim Schliesinger，“Tai Groups of Thailand”，Vol.1，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White Lotus Press，Thailand，2001，p.27.[13]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14] 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第6页。[15] 江应樑：《傣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6] 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第5～6页。[17] 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第5页。[18] 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第29页。[19] 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第18页。[20] 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第20页。[21] 王懿之：《傣族先民新石器文化遗址综述》，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22] 李昆声：《云南考古材料所见傣族先民文化考》，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23] 参见柯平《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越人和濮人的关系》，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一章越裳不是泰老民族的先民

越裳是中国诸多古籍中提到的一个古国或民族，在中国诸多古籍中，关于越裳的记载首见于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魏国史官之手的《竹书纪年》，该书称：“（周成王十年）越裳氏来朝。”但该书在南宋以后亡佚，明嘉靖年又出范钦伪撰的《今本竹书纪年》，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始撰于西汉伏生（胜）的《尚书大传》中有关“越裳”的记载反而成了人们常引的史料。《尚书大传》称：“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叶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几充箱，民得而上诸成王。王召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抑天下共和为一家乎？’果有越裳氏重译而来。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泽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其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而即衰于是稍绝。”

任昉撰《述异记》中也有关于越裳的记载：“陶唐之世，越裳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蝌蚪文，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谓之龟算。”

关于越裳献神龟一事，在清人所撰《历代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中也有记载，该书称：“五载，越裳氏重译而朝，献大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帝命录之。”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也记载说：“成王之时，……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吾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

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古今注》也记载说：“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以文锦二匹，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载之以南。”《林邑记》则称：“九德，九夷所极，故以郡名。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国。”《周礼》称：“九夷远及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译而来。”《汉书》记载：“元始三年（公元3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又载：“王莽复奏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

此外，如《北堂书抄》《梁书》《隋书》《南史》《通典》《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新唐书》乃至《清史稿》《滇黔志略》等其他数十种古籍也都有关于越裳的记载，但主要是重复以上史籍中的内容，很少有新的东西。

关于越裳的地望，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越南说、老挝说、跨界说和中国说等。

越南说是传统的说法，因为早先的《尚书大传》等史书都记载说越裳在“交趾之南”，故一般认为是在今天的越南中部一带。

老挝说则是明末以后在一些史籍，特别是地方史籍中开始出现的说法。如《滇黔志略》就记载说：“老挝，古越裳氏苗裔。按史一称交趾为越裳氏，盖交趾亦与老挝接壤故也。”万历《云南通志》也称：“（老挝）俗呼曰挝家，古即越裳氏。”其他如《滇史》《滇略》《万历野获篇》《广舆记》《续通典》《清朝通典》《清朝文献通考》《皇清职贡图》《大清一统志》等也互相传抄。方国瑜先生在《新撰云南通志》中说：“普洱府，南邻越裳，西通缅甸，左据李仙之水，右跨九龙之江。”这里的“越裳”，显然指的也是老挝。徐松石先生也认为：“寮国乃古越裳氏，周时曾来朝贡。自周以后，不通中国。明永乐三年又以方物来贡。明嘉靖间，缅人攻破他的揽掌即是南掌。后来势力日形[1]衰落，因而亡于法国。如今已经独立。”

跨界说其实是老挝说的补充。主要是近世人的看法。如张凤歧先生在《云南外交问题》一书中一方面认为：“越裳国则在交趾之南，即今之南圻。”但在同书的另一处又说：“老挝，即南掌国，古越裳[2]地。”认为越裳在老挝的学者也只是说其中心在老挝，还包括了老挝周边的越南南部或其他一些地方。

中国说也是近世才提出的观点，首先是由法国学者沙畹提出来的。他认为，越裳可能是楚王熊渠的孙子执疪所封的越章之地。后来，越南学者黎志涉也认为越裳可能就是越章。再后来，越南学者陶维英[3]也符合此说，认为“古时的越裳即是楚时的越章地。”

关于越裳在老挝的说法中，人们往往又把越裳和泰老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即认为越裳就是今天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泰老族的先民，或者说把“越裳国”说成是今天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泰老族在今天老挝一带建立的国家。如果此说成立的话，越裳将是见诸文献记载的由傣泰民族建立的最早的国家，傣泰民族在中南半岛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以前了。

那么，越裳到底是不是老族或泰老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呢？让我们从各种有关资料入手，来对之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路史》曾记载说：“越裳、骆越、瓯越、瓯邓、瓯人、且瓯、供人、海阳、目深、扶榷、禽人、苍梧、蛮扬、扬越、桂国、西瓯、捐子、产里、海葵、九菌、稽余、濮句、比带、区吴，所谓百越也。”许多学者就是根据《路史》的这段记载，肯定越裳是古越人的一支。其具体方位主要在今天的老挝，其居民乃是今天老挝的主体民族泰老族的先民。

例如，徐松石先生就认为：“寮国……当地人种古时原系掸族Shan（即大泰族）。昔日印度支那南部乃沙盖人所据，而北部则除交趾和富良江流域外，悉为掸族所有（掸或作殚）越裳雄霸于先，扶南[4]崛起于后，都是掸族国家。”“寮国在古代乃掸族的越裳”。把越裳定在了老挝，而且将其居民说成是掸族，即广义的泰族或傣泰民族中的一支。

黄惠焜先生也在其《从越人到泰人》一书中针对越裳遣使向周公朝贡的记载说：“这是已知的泰族先民与中原最早的文化交流，也是已知的出现于文献上的泰族先民的名称。”并认为：“越裳即是越掸（Viet Siam），显然属于百越族群。其地既在‘益州塞外’，又在‘交趾之南’，所指应是中南半岛上的泰族先民。因为古代交趾的概念并不限于今越南北部，交趾郡的范围已辐射到今老挝地区和泰国北[5]部。”在这段论述中，黄惠焜先生虽然也把越裳锁定在了今天的老挝，但出于谨慎，他并没有把越裳的地望与今天的老挝完全等同起来，而是把与之相连的泰北地区也算在内。

申旭先生则更加明确地认为越裳是泰老族的先民，越裳国就是他们在今天老挝建立的国家。申旭先生在以深思为笔名的《越裳即掸——老挝古国新证》一文和稍后出版的《老挝史》一书中，在徐松石先生“寮国在古代乃掸族的越裳”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证，进一步把越裳同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掸国联系起来，认为越裳就是后来中国史书记载的掸国，而掸国不仅是今天云南西部德宏的傣族和缅甸掸族的先民，也是泰老民族的先民，因此，越裳人[6]就是泰老民族的先民。

关于掸国的记载主要见于《后汉书》，其中最先提到掸国的是《后汉书》卷四的一条记载：“永元九年（公元97年）春正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重译贡献。”同书卷五又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由于这些记载中提到掸国贡使的从“永昌徼外”来，而永昌是今天云南的保山地区，保山地区的“徼外”是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地区，再往外，则是与我国傣族同源的缅甸掸族居住的掸邦。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后汉书》中记载的那个遣使到中国朝贡的掸国就是今天生活在缅甸掸邦的掸族在掸邦地区建立的一个国家。由于缅甸掸族与我国傣族是同源民族，缅甸掸邦又与我国德宏傣族地区接壤，所以，一些研究傣族史的学者还把掸国的历史与傣族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掸国的疆域还包括今天云南德宏傣族地区，掸国的历史也属于傣族史范畴，并把掸国写入了傣族[7]史的论著中。

但是，《后汉书》卷六中另外一条关于掸国的史料又记载说：“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另外，袁宏《后汉纪》卷十五又记载说：“安帝元初中（公元114～119年），日南塞外擅国献幻人……自交州塞外擅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一般认为，《后汉纪》里记载的这个“擅国”就是前面《后汉书》中几条资料中提到的“掸国”。

掸国既然是在“永昌徼外”的缅甸掸邦一带，为什么又要舍近求远从“日南徼外”来中国呢？对此，申旭先生认为：“掸国不仅存在于缅甸，而且主要存在于老挝地区。历史上在中南半岛地区曾经同时[8]存在两个掸国。”

申旭先生分析说，从地望上讲，“永昌徼外”的掸国即在今缅甸掸邦一带，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而“交州塞外”或“日南徼外”的掸国必在老挝无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今缅甸境内；从遣使路线来讲，位于缅甸地区的掸国，不必舍近求远从“日南徼外”来中国朝贡。所以，从“日南徼外”来中国朝贡的掸国只可能在今天的老挝；从时间上看，公元元年越裳遣使中国是最后一次，而就在公元1世纪，史书中就有了掸国来使的记载。反过来说，公元1世纪以前史书中不见有掸，而仅有越裳的记载。越裳在公元初消失于史籍，掸则随之出现，而且二者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从民族上讲，今天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与缅甸的掸族同为泰语民族，清代的史书中把这一带地区的老族叫做掸人等等，这些都证明越裳就是后来从“日南徼外”来中国朝贡的[9]“掸国”。

为了证明老挝有一个掸国，申旭先生还特别对史书记载掸国贡使提到的掸国国王的名字进行了分析，并把它同老挝的首都万象联系了起来。《后汉书》卷六记载，公元131年，“日南塞外”的叶调国和掸国遣使来访，其注引《东观记》（即《东观汉记》）曰：赐叶调国王紫绶，“及掸国王雍（田）［由］亦赐金印紫绶”。关于这个掸国国王的名字，《东观汉记》原作“雍田”（四库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后汉书》各版本也均作“雍田”，唯有中华书局新出标点本作“雍（田）［由］”。侯康《后汉书补注续》云：“以《后汉书》西南夷传考之，当作雍由调。”申旭先生认为：“传统的看法是只有一个掸国，所以，便以为雍田和雍由调是一个人，认为雍田的‘田’为‘由’之误，‘雍田’则为‘雍由调’之误，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两个国王的名字差别很大，读音也不同，古代中国文献也没有将他们混同起来，只是现在的人们将他们牵强在一起，认为是同一个人。”[10]

因此，申旭先生认为，雍由调是缅甸地区掸国的国王，而雍田则是老挝地区的掸国的国王，也就是公元131年遣使到中国来的那个掸国的国王。“‘雍田’一词，也就是今天万象（Vientiane）一词的同名异译。……Vientiane一词，今译作‘万象’，古时则作‘维田’、‘文单’、‘镛铿’、‘永珍’等等，这些音译和‘雍田’十分接近，当为一词的先后不同译法”。接着，又把雍田同越裳联系在一起，“从对音来看，雍田即越裳，亦即唐代之文单，后来之维田、永珍，今日之万象。Vientiane一词，在古说时即可译为越裳。越裳即越掸，在越裳演变为掸国以后，由于其中心在老挝地区，所以，其掸国国王便用‘越裳’之名来称呼自己……Vientiane之Vien，可译为‘越’，又译作‘文’、‘允’、‘维’、‘永’、‘万’等等，而tiane，古时也写作tan，可译为‘单’、‘掸’、‘田’，又译作‘珍’、‘铿’，今译作‘象’，皆由‘裳’字而来，越、文、允、维、永、万等字是相通的，其实皆出自‘越裳’一词，只是音译前后稍有不同而已。由此可见，今日老挝首都‘万象’一词，最初乃为族名，以后又逐渐演变成为国名、王名和都城名，其演变过程大致是：越裳—（越）掸—雍田—文单—永珍（镛铿）—[11]万象”。“综上所述，‘永昌徼外’的掸国在今缅甸，当时的国王是雍由调；‘交州塞外’的掸国位于今老挝北部地区，当时的国王是雍田。这两个掸国皆由越裳国分出，都在原越裳国的地域之内。直到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没有改变，即是越裳人，亦即掸人。老挝地区的掸国王，沿用了其祖先越裳之名，这就是史书中的雍田。越裳初为族名，后来又演变成为国名、王名和都城名。由此可见，越裳的中[12]心就在老挝地区”。

事实上，关于掸国是缅甸古国的说法，本身就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一个讹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那个“掸国”根本就不在缅甸，更不在老挝，也不在中南半岛任何地方，当然也与泰老民族的历史毫无关系。关于这个讹误，早有学者予以纠正，笔者还将在后面关于掸国的一章中进一步进行专门的论述，这里暂先不展开讨论。

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只是，退一步讲，就算坚持认为掸国就在中南半岛，而且有两个，一个在缅甸，另外一个在老挝，而且，老挝这个掸国的国王名字就叫雍田，又把雍田同文单和万象等联系起来，也不能证明越裳就是万象，当然也不能证明它是老族的先民或他们建立的国家。

首先，文单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古国，据《旧唐书》记载：自神龙之后（公元8世纪初），真腊分为两半：南边靠水的地区叫水真腊，北边多山的地区就叫文单，文单是中国唐代出现的一个国家，[13]文单也是文单国都城的名字。有人考证，文单就是万象。申旭先生赞同此说，肯定文单是万象，进而认为，文单和万象就是早先的越裳，这样就进一步把越裳同老挝老族的历史联系起来。

其次，关于文单的方位，目前还有争议。就算文单在今天的老挝，也不可能是万象。因为，根据老挝和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考古材料和文献，万象这个城市的出现是比较晚的。美国著名的泰学专家维亚特根据中南半岛考古材料和古文献记载绘制了一幅公元1200年时的中南半岛地图，图上显示，今天老挝的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乃至北部的琅勃拉邦一带都属于“高棉帝国”的范围，地图中标出了今天属于[14]老挝的沙弯那吉、琅勃拉邦等城镇，却没有万象。可能在那个时候万象还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直到1292年，著名的兰甘亨碑铭中提到臣属于素可泰的地区时，才开始[15]提到万象这个地名。

英属缅甸殖民地官员乔治·斯科特在《缅甸志》一书中论及万象[16]的历史时，也认为万象是13世纪才建立的城市。

而且，万象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比较晚近的名字，万象还有个古[17]名，叫做“占达武里”（Chandapuri）。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书记载的“文单”存在的那个时期，即使万象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城市，它早期的名字也应该叫做“占达武里”，而不是万象。因此，文单不可能是万象的对音，越裳更不可能是万象的对音。

再退一步讲，即便文单就是万象，其居民恐怕也不是泰老民族。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今天老挝万象地区出土的公元8世纪的佛像均是孟族风格的，出土的同一时期的碑铭上面的文字也都是古孟文。在万象以北65公里一个叫旺桑（Vang Sang）的地方除了出土有许多孟族风格的佛像外，还有一块年代更晚（公元1006年）的石[18]碑，其铭文也是孟文的。

专门研究老挝史的美国学者福克斯在其《老挝澜沧王国的兴衰》一书中，对所谓的文单时期老挝的民族情况进行了分析后也认为：“我们虽然不知道文单国的人是些什么人，但断言他们是一些说一种与孟语很相似的语言的人还是可信的。他们可能就是孔人（Khom——古代泰老民族对操孟高棉语的诸多民族的统称——引者），在老挝中部，孔人包括了孟人及其各支系，在北部，孔人大概包括有克木[19]人、拉瓦人……”

老挝北部城市琅勃拉邦的历史似乎比万象要早一些。关于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一带的古代民族的情况，据老挝的一部史籍《南掌纪年》记载：在老族首领坤博隆的长子坤罗率领民众自勐天（今越南北部奠边府一带）来到南掌国的时候，在琅勃拉邦一带已有一个由当地土著建立的国家，叫做勐斯瓦（Muong Swa，又译勐爪哇、勐骚、勐兆等）。勐斯瓦一名，是根据这个王国的创始人坤斯瓦的名字得名的。在老族首领坤罗率众来到的时候，正是坤斯瓦王系的坤干哼统治之时。此时坤罗率领民众从勐天沿乌河而下，来到勐斯瓦北边的湄公河边，与坤干哼及其子孙大战，最后把坤干哼及其子孙逐走，建立了老[20]族人的王系。

另一部老挝史书讲述坤罗驱逐当地土著的历史时说：“坤罗为王[21]二十三年，建勐川东川铜，那时卡干哼老土王（披耶那迦）在南塔帕丁、戌乌，坤罗征服之，逐之勐蒲劳蒲卡，成为早期奴隶，成为[22]卡干哼。”

这两本史书一致提到，坤罗领导老族人沿乌河（丰沙里省和琅勃拉邦省的重要河道）来到勐斯瓦的领土，和以坤干哼为王的土民作战，战场在帕丁和戌乌（戌乌——乌河流入湄公河的河口）。老族人把土人逐入山区，到南塔（会孔）的蒲劳蒲卡一带去。土民打了败仗，成了战俘，被迫成为老族人的奴隶。于是变成了卡，即奴隶，国王坤干哼也被称为卡干哼。老挝史籍在记载这些土著民时，把他们称为“卡考”。泰国学者集·蒲米萨认为，史书中提到的逃到勐蒲劳蒲卡一带的卡干哼及其子孙民众，就是在南塔和琅勃拉邦的人数极众的克木[23]人及其支系。

泰国的史籍则提到泰人到来之前今天泰国北部地区的居民是拉瓦人，泰人是在同拉瓦人作战并把他们打败后，才把他们赶到山上去的。[24]

这些史籍虽然没有具体的年代，但在提到泰老民族的早期历史时，都提到他们的祖先是从别处迁徙来的，而且，迁来的时候都同当地的土著孟高棉语民族打仗，取胜后才占有了今天的地盘。这些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由于这些泰老民族的史籍都没有具体的年代，我们无从知道。老挝学者坎平·堤汶达里认为，老挝史籍中提到的传说中的孟骚（又译孟兆或孟斯瓦，今琅勃拉邦市）建立于公元7世纪，其[25]居民是孟高棉人，这些人就是今天老挝的克木人的先民。孟骚是不是建立于7世纪？还需要研究，但是，从前面所引的考古资料和其他泰老民族的文献资料来看，泰老民族来到当地并征服了“卡”人的年代绝不会早到中国史书提到越裳的那个时代。在越裳那个时代，泰老民族的祖先还没有来到今天他们居住的地方。

那么，越裳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最早记载越裳遣使朝贡的史书之一《韩诗外传》在提到越裳使者到中国朝贡时对周成王讲的一番话时早已明载：“‘吾受命吾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这段话为我们判断越裳的方位提供了一条线索。

蒙文通先生在反驳越南一些学者关于越裳即长江流域的越章的说法时分析说：“意所谓‘迅风疾于雨，大海波溢’当指强台风而言。‘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盖强台风不在越裳登陆也；强台风不在越裳登陆，则华北地区或雨量适中，年丰而民和，故以为有圣人也。越裳或有此经验，故有‘国之黄发曰’云云（是否如此，尚希[26]气象专家检验之）。”

如果说越裳是在内陆国家老挝，而且还是老挝北部地区的话，哪里会有大海？何来“海不波溢”之说？

另外，《交州箴》也提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也说越裳是在“水与天际”的海边。

因此，笔者宁愿相信古说，即越裳的位置应当还是在“交趾之南”，而且是在靠海的地方。

申旭针对最早提到越裳的《尚书大传》等史籍中关于越裳国在“交趾之南”的记载和许多学者都据此认为越裳在越南的观点，认为：“越裳国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就开始了与中国通好，而到了公元前后又接连遣使来访，说明越裳国至少存在千年以上，而且其所在区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对上古时期老挝的历史尚不清楚的话，那么，至少在越南地区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越南北部古称交趾，而《尚书大传》等中国史书所载的‘交趾之南’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泛指今中南半岛北部地区，而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仅指今越南中部地区。……公元初年越裳乃遣使中国，而在公元前3世纪时，今越南中部地区已是九真郡的辖区，哪里会有一个越裳国存在？而且长达10个世[27]纪之久？”

交趾之南确实不应当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今天越南的正中部地区，越裳恐怕也确实不在越南正中部地区。但再往南呢？我们知道，在今天越南的南部沿海以及中部沿海地区，后来出现了一个古国，叫做占婆。因为，今天越南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很早就是占人的地盘。占婆恰好就是一个沿海国家。

占婆的主体民族占族是一个操南岛语系语言的民族，与今天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诸多南岛语系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学者认为，占人的主体大概是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从海上[28]来到中南半岛的。专门研究东南亚考古和史前史的学者贝尔伍德认为，占人的主体来自印度尼西亚群岛，他们最初到达中南半岛的地点是今天越南南部偏中一带的沿海地区，然后从那里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越南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的沙莹文化就是占人的文化，[29]其成熟时期是公元前600年左右。

不仅今天越南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是占族分布地区，今天老挝南部湄公河中游一带地区也有可能是占族的分布地区。赛岱司就认为，老挝南部湄公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碑铭表明那个地区在公元5世纪以前是在占族的统治之下，至少是在占族势力的影响之下。有学者认为，老挝南部的占巴塞（Champasak）这个地名本身就反映出它[30]与古代占婆（Champa）的关系。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当地有两个占婆，一个在今天越南中部沿海地区，另外一个在湄公河中游一带。[31]

中国史书记载占婆时，占婆已经“印度化”了。据中国史书记载，占婆王国最初的国名叫林邑，以后又有环王、占城等名称。但在占婆地区出土的碑铭中，其名称始终都叫占婆（Champa），其居民也始终叫做占人（Cham）。

因此，我想，越裳的“裳”，是不是就是占婆的“占”字的对音呢？《明史·占城传》记载了其名称的演变过程时曾提到说：“占城……即周越裳地……”似乎也已经说出了占婆与越裳的关系。

当然，说越裳是占婆，这也只是笔者的一个猜想，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说，说越裳是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泰老民族的先民公元前就在今天老挝境内建立的一个古国，则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1]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7，第232页。[2] 张凤歧：《云南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第4、14页。[3]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子钺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65～66页。[4]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7，第232页。[5] 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第34页。[6] 见深思《越裳即掸——老挝古国新证》，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6年第4期；又见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7] 见《傣族简史》编写组编《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又见黄惠焜《掸傣古国考》，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5年第3期及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8] 深思：《越裳即掸——老挝古国新证》，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6年第4期。[9] 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60～62页；又见深思《越裳即掸——老挝古国新证》，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6年第4期。[10] 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62～63页。[11] 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63～64页；又见深思《越裳即掸——老挝古国新证》，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6年第4期。[12] 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65页；又见深思《越裳即掸——老挝古国新证》，载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1986年第4期。[13] 黄盛璋：《文单国—老挝历史地理新探》，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14] David K.Wyatt，“Relics，Oaths and Politics in Thirteenth-Century Siam”，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32（1），February 2001，The National University，Singapore.[15] A.B.Griswold and Prasert na Nagara，“The Inscription of King Rama Gamhen of Sukhodaya（1292 A.D.）”，Journal of Siam Society，59，2（1971）216，note 115.[16] Sir George Scott，“Gazetteer of Burma”，Part II，Vol.1，1880，Reprinted in India，1983，p.403.[17] Martin Stuart-Fox，“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Rise and Decline”，White Lotus Press，1998，Bangkok，Thailand，p.31.[18] Martin Stuart-Fox，“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Rise and Decline”，White Lotus Press，1998，Bangkok，Thailand.p.19.[19] Martin Stuart-Fox，“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Rise and Decline”，White Lotus Press，1998，Bangkok，Thailand，p.17.[20] 〔泰〕集·蒲米萨：《暹泰佬孔各族名称考》，泰国Duang Kamol出版社，1976，〔泰〕黎道纲中译稿，打印稿（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料室藏），第105页。[21] 在泰、老等民族的语言中，“坤”是王的意思，“卡”则是奴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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