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河北小说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宁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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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河北小说研究试读：

王宁，廊坊师范学院副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学、性别文化、地缘文学。发表《自恋与自审间的灵魂历险》《“私人化写作”的超性别意识》《河北当代小说的性别文化探析》《河北红色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等论文，出版著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的婚恋书写——性别视角下的考察》《中国现代小说与革命文化》两部。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与方法“十七年”河北小说爆发兴盛，无论对于当代文学史，还是对于河北地方的文学志，都是值得纪念与研讨的。还原政治历史的真实语境，结合“燕赵风骨”的文化视野，探视河北小说文本的性别文化内涵，可望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注入力量，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视野，也意在探索性别研究走向具体的可能。

20世纪90年代，“十七年”文学骤然升温。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等纷纷出现，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再解读”。“再解读”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思考，被认为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创新性的一部分”（程光炜：《我们如何整理历史》），揭示了“被遗忘、被压抑、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与暴力”（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随着研究浪潮的推进，一些学者开始对“再解读”进行反思，如程光炜的《我们如何整理历史》、李怡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等。这样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枯竭，反而提起深入文学文本肌理，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下，关注具体与细微，拓展研究的迫切性。

将文化纳入考察范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学研究与之前的文学史叙述的不甚相同之处。文化是“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它往往是文学写作的深层动力与内在结构。其间，文化很大程度上被置换成了政治语境下的民间文化，而实际上文化有着多个具象的维度，渗透在物质生活、艺术创造、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地缘、政治、性别，是文化的三个重要具象维度，在“十七年”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产生了妙趣横生的际遇，值得深入探讨。一、地缘文化视角的引入

地缘文化的形成受到特定区域地理环境、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地缘群体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崔志远在他的论文《论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中将地缘文化分为文化景观、文化风俗、文化性格三个层次组成的体系，而文学的地域性“一方面要表现地域文化结构显型层面的多彩风貌，另一方面要发掘隐型层面——地域文化性格的深层本质”，是地缘文化的重要构成。

古今中外，难以类属的地域文学现象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学理意义上的研究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算起。在文化寻根思潮的簇动下，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得以展开。90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了24册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区域文化得到较为清晰的划分与整理。作为一种文化性而非政治性，差异性而非整体性的介入，地域文学研究又恰恰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相应。从地域文化的视角阐释文学作品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域。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全国性的视野观照地域文化与文学，总序中提出了精辟见解，丛书各册对地方文学的讨论或敏捷或深入，奠定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基础。地方文学史不断出版，特别是近年来规模浩大的地方文学通史，具有史料价值。近年，文学地域性的研究较多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史料的钩沉）与研究成果（文献的佐证），显现出建构原生态文学史的内在动力。相伴而生的问题引发一些学者深入反思。例如，杨义倡导民族文学与西方的对话，杨剑龙强调注重部分与整体的关联，刘勇认为“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学”的对应忽视了文化、文学流变中的相互作用。综合来讲，三个方面的问题发人深省：其一，文学现象是在政治、文化、人事，甚至偶然因素的综合际遇下发生的。如果单纯就地域文化而谈该地域文学，势必不妥。其二，地域文化历经几千年，存在于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历时的、多元的存在。以定性的目光来厘定“文化”，用以解析多个时代的文学，可能会出现问题。其三，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大的地域文学，各区域的文学具有特色的同时，也还具有整体性特征、大时代特征。若刻意强调“异”而忽视“同”，则游离实际。尝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注重历史语境的还原，将文化作为具象化的存在，解析地域性文学在文坛整体中的存在，这是笔者切入“十七年”河北小说研究的出发点。

自先秦始，河北文学在不同时代体现着河北文化的风貌与性格。从女娲补天的神话，到《诗经》中的《邺风》，战国时代的《易水歌》、百科全书式的《荀子》，汉代董仲舒的策对、韩诗、毛诗两家宗经、民歌《陌上桑》，魏晋时期邺下文人集团活跃的创作，再到大批河北文人为唐代诗坛注入质朴刚健、锐意进取的力量，直至元明清时期，北方边地成为畿辅重地，河北地域在燕赵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京师文化内涵，融入了重视正统观念的皇权文化特征，推尊正统、仰附权威、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与企羡情怀。近代以来，严复、李大钊对新民智、新精神的开启功不可没，冯至、熊佛西、焦菊隐、宋之的、王亚平、安娥活跃在现代文学30年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文学爆发了“十七年”的辉煌，也蕴蓄了深沉多思的《团泊洼的秋天》，发出《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悲歌，荡漾着北运河古朴豪侠的水波。当铁凝从清新、悠远的《哦，香雪》走向生命力四射的“三垛”，走向混沌多义的《玫瑰门》，走向人性自我洗礼的《大浴女》，“三驾马车”也正以强劲的现实主义精神冲击文坛。多少年来，燕赵文化与时代精神在交融，文学紧扣着文化的脉搏，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变奏曲。

其中，建国“十七年”河北小说分外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数量众多的作家和作品，还在于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力。梁斌、徐光耀、李英儒、袁静、孔厥、冯至、雪克、刘流等的革命战争小说，孙犁、刘真的革命生活小说，康濯、张庆田、浩然等体现新中国生产建设的小说，以及在当时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荷花淀派”，影响广泛而深远。当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乃至争议、批判。“十七年”河北小说的重要文本及其引发的文学现象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而相关文本的创作、文学现象的产生又深刻体现了地缘文化与政治、性别等文化因素的纠合，堪称一份珍贵的标本。

与丰厚的创作实绩相辉映，河北文学研究有着厚重的传统。就当代河北小说来讲，在作家论方面，关于孙犁、梁斌、刘绍棠、浩然、铁凝的专项研究资料翔实、扎实透彻。鲍昌的《新时代的“燕赵风骨”——梁斌创作风格一析》是较早将作家作品评论与河北地缘文化相结合的文章，“燕赵风骨”的提出对后学颇具启迪意义。在作家流派研究方面，研究者对“红旗谱群落”“荷花淀派”的论述条分缕析、切中肯綮。综合性研究方面，成果尤其显著。冯思德任总主编的史著《燕赵文艺史话·文学卷》贯通史今，规模浩大的《河北新文学大系》与《河北文学通史》分别从史料与史著的角度做出贡献。崔志远的《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新时期乡土小说论》和《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河北当代文学的地缘文化特征》则以深入的文化视角透析文本，颇具新意与深意。《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专章论述了“燕赵文化和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初步指出燕赵文化对刘绍棠小说文本意蕴与风格的影响。此后出版的《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河北当代文学的地缘文化特征》则以独特的地缘文化理论为枢纽，将河北文学纳入燕赵文化精神体系当中，从河北当代文学整体状貌的勾勒到作家流派的溯源，再到具体作家的分析研究，可谓纲举目张，周尽翔实。尤为重要的是，该著作指出河北文学所蕴含的“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怀”，并将诸种精神特质总括为“慷慨悲歌”的燕赵风骨。这是迄今为止对“燕赵风骨”与河北文学之关系最系统、详尽的论述。

但是，对于“十七年”河北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研究界显然缺乏应有的重视。缺乏整理和留存，资料匮乏。对于创作与文学现象的深入探讨与分析，更是罕见。目力所及，没有见到将“十七年”河北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综合的文化视角深入探讨的研究成果。然而，“十七年”河北小说的发生与状貌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写作者的文化性格、写作对象的地缘文化特征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因而，孤立地谈论文本，必将难以把握其核心内涵，而“文化”的视角则将对研究大有裨益。前辈研究者筚路蓝缕，为“十七年”河北小说的文化研究开拓道路，但就浩瀚的文学书写与悠久的燕赵文化而言，仍大有深入的空间。也正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望具象地对“十七年”这一河北文学的爆发期进行开掘与探讨。二、性别文化视角的内涵与意义

性别，作为另一种深层心理因素，是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范畴内，性别已经如同阶级、种族等概念一样成为历史、文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难以规避的研究范畴。在本土研究中，性别研究尚不成熟，并往往与女性主义相混淆。以下将对性别概念做相对详细的梳理与界定。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萌生于对社会性别秩序的质疑。早在1791年，法国的奥伦比·德·古日就发表了《女权宣言》，马里·奥尔斯通克拉夫特著有《女权辩护》，要求与男性平权。19世纪40年代，波夫娃的《第二性》引证生物学、历史学论据，结合现实，从“命运”“历史”“神话”的角度论证了主要观点：“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第二性》已经显露了社会文化制度造就性别特征的思想，并且以理性的论证为性别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到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掀起之际，“gender”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已经有了相类似的概念，如“sex role”。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类别。安·奥克利于1972年较早明确划分了性别/社会性别的概念，盖尔·罗宾在1975年使用了“sex/gender”这一概念，并做出了重要论述。社会性别正式成为一个研究范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代表性的著述为琼·W·斯科特的《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

中国的性别研究也要从女性研究讲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虹、王逢振、王宁、康正果、张京媛等的一系列译著促进了西方女权理论在中国的传播。90年代以后，“gender”理论由王政译为“社会性别”、李银河译为“性别”，介绍到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较早将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认为“‘性别’是一种关系过程，各种社会发展均在这一视角下得到反映。它不仅仅是一种指代妇女的新名词，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改变着旧的观念。用性别范畴分析中国，不仅仅是将这种分析纳入中国研究而已，还将彻底改变人们过去对中国的全部看法”。王政的《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史研究的新角度》综合评介了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本土女性史研究的看法与疑问，质疑了“妇女”作为一个抽象的无差异的整体的存在。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编选了西方性别研究的重要论文，琼·W·斯科特的《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将“gender”译为“性别”。李银河的《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和社会构成论》等论文较为明确地阐释了性别社会构成的理论。《两性关系》等著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分析了身体、教育、就业、暴力等诸多社会问题。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集中介绍了社会性别的理论，显示了将“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植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自觉。继之，《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的全球和区域世界》作为续篇选译了《“黑夜与它的白天”——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等重要论著，继续对社会性别理论的介绍。此外，王政的系列论文《“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浅议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发展》《社会性别与中国的现代性》结合中国本土语境对这一概念做了厘定与辨析。刘霓、王晓路、王丽等的一些论文评述了西方性别理论，并且结合本土实际作了论述，也直接促进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在此，以李银河、王政的性别研究为例，观照性别理论的译介。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李银河认为性别研究包括两性，并强调了对跨性别现象的关注。她认为“女性研究只研究女性，性别研究却以男女两性为研究对象，甚至还要包括对于跨性别现象、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群的研究”。而王政更强调对女性的研究。此外，类如刘霓的论述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展开，也没有超越女性主义的趋向。也就是说，性别研究的对象存在着包括所有性别/强调（或默认）主要以女性为对象这样的分歧。第二，李银河认为“学术性”是性别研究区别于女性研究之“政治性”的一个特点。“性别研究更学术一些，把对男性的研究也包括在内了，而纯粹的女性研究，尤其是女性主义的女性研究则具有更强的政治性，有些直接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并未有意强调性别理论的革命性影响。而王政则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超越本质主义的有效途径，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个重要范畴、一种新的视角、一个得力的武器来加以运用，强调“社会性别学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妇女研究者能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和社会制度，它作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是在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两种观点在“gender”的作用上有不同认识，但是都表明了其与女性主义的深刻联系。第三，关于学术立场，李银河肯定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认为“纯客观立场的观察，既不可能，也不必须”。王政表示同意“对人类社会研究引进社会性别视角并不意味着一种中立的立场，鉴于目前大部分文化中妇女依然处在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社会性别学应该坚持对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也表明了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她们这种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性别研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第四，李银河更注重社会调查研究，对两性、跨性别群体显示出个人主义的关怀，多从社会学的领域内展开。王政在“性别/社会性别”的翻译与界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较早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引入本土研究中，并且以大量的论文对此概念作了辨析，认为“社会性别”比之“性别”强调了对社会性别制度和机制的认识。并且对“社会性别学”作了限定：“社会性别学是以挑战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为核心，以高等教育领域为重要基地，以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和一切等级制并开创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目标的一门社会立场鲜明、实践性强的学术，它欢迎男女学者的平等参与，并追求在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过程中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中建立起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她们为代表，现实政治性是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特征。相应地，社会学是主要关注的领域。

如上所述，翻译与介绍性别理论的学者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学领域做出了贡献，文学领域内的性别研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乔以钢、刘思谦等学者在概念内涵、学科建设等方面做了严谨、扎实的工作，界定了诸如“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写作”等概念，又界定（有的是率先提出）了“性别研究”“男性中心文化”等，并与“女性研究”“妇女研究”等进行了比照式分析。乔以钢的《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是较早将性别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文章指出“性别”对于文学研究的革命性作用，并概括了三个特点：鲜明的政治文化批判色彩、强调基于“女性经验”建立的真实性尺度、具有多学科理论资源越界综合的特征。其中，辩证性思考发人深省，如对于统一的“女性经验”的质疑，关于性别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的思考则涉及到“性别”与“文学”的根本。这提示我们，性别研究为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但是，性别与文学研究的真正结合尚任重而道远。乔以钢在《南开学报》主持的“性别视角下的文学与文化”，从文化、文本研究方面丰富了性别研究。刘思谦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性别”笔谈则专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性别视角的综合性与双性主体间性》从理论与文本研究双方面做了实践，显现出促进文学领域的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转向的自觉努力。李小江、禹燕、杜芳琴等则在女性文化的整理与发掘方面做出贡献。李小江早期编著了女性研究的系列著作，90年代编著的《性别与中国》将“性别”作为一个重新审视中国的视角对我们习焉不察的诸多现象提出新的见解。杜芳琴编选的一系列“社会性别”丛书则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性别，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与方法借鉴。盛英、乔以钢、孟悦、戴锦华、刘思谦、林丹娅、刘慧英等学者分别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出性别视角的阐释，有多部著作面世。

在此，笔者对一些较为核心的概念试作简要辨析。“性别”又称“社会性别”，指在生理性别基础之上，社会文化机制按照男性/女性的刻板印象对个体进行的心理与行为规范的两性特征建构。社会性别还是“我们每个人不断地‘表现社会性别’（doing gender）而得来的一种产品”。琼·W·斯科特认为性别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具有四个相关因素：文化象征的多种表现、规范化概念、传统角色、主观认同。这四个方面可以作为认识与研究社会性别的基本点。“性别”与“社会性别”在性别研究领域内又往往是通用的，社会性别较为明确地强调社会建构，但从字面意义来看，有忽视生理性别的危险。“性别研究”建立在“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基础之上。性别建构规约了个体的性别方式，束缚了个体的自由与健全发展，形成与强化了等级制度。因此，应该通过性别研究发现性别建构的规则与过程，质疑、解构社会性别，在尊重自然性别的差异性基础上，使男性、女性、跨性别群体从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因此，性别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的性别群体、性别现象。研究者应该努力超越女性主义或男权文化立场的二元对立，站到自由的性别个体立场。性别研究不应该是女性研究的一种策略、一个分支，而应该超越女性研究。确切地说，女性研究是性别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远非全部。“性别文化”也是与社会性别相伴生的一个概念，它的提出意在质疑“男权文化”的不准确性。性别文化建构了男性与女性的刻板形象，个体是被异化的。性别文化压制了女性，也使男性失去了一定的自由权，因此，“男权文化”是不确切的。真正压迫女性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男性，而是渗透在两性思维中的性别文化。真正的解放不是一个性别“打倒”另一个性别，而是建立在消解性别文化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性别制度的等级性，而是强调等级异化了“上/下”等级中的个体，从而希图更为彻底地消解等级。“性别无意识”来源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此意指社会性别文化通过对个体的心理建构使性别文化成为个体关于性别的一种无意识观念。性别无意识从社会文化语境中来，植入社会个体的心理潜意识。正如朱迪斯·洛伯所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谈论社会性别就像是鱼儿谈论水一样。鱼儿每天生活在水里，但是可能并未察觉水的存在”，“性别无意识”指潜意识中对社会性别的认同，而“性别意识”则是指个体反思社会性别，从性别角度认识自我、理解他人与把握世界的一种自主意识。“性别无意识”与“性别意识”适用于两性，而“女性意识”单适用于女性，“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目光洞悉自我，确立自身本质、生命意识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

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制是政治、经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对社会生活中个体与文化形态产生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就世界范围而言，性别已经如同阶级、种族等概念一样成为历史、文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一个难以规避的研究范畴。然而，就当下的性别研究来讲，仍然存在问题。在研究立场上，往往侧重对女性历史与现实困境的揭示，忽视了性别作为“文化”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在两性写作者文本中的存在。而性别恰恰是带着特定文化土壤与历史时代的独特性渗入相应语境的个体思维、文化现象的。社会性别强调文化对人的性别建构，不同文化下的性别内涵是不相同的，在严格意义上，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性别。具体地考察文化语境是性别研究的应有之意，如果将性别作为一个单一的视角，则可能遮蔽文本的其他内涵。

性别是“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孟悦的《性别表象与政治神话》《〈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较早以性别视角观照“十七年”文学。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借助女性主义叙事学深入细读文本，其中对“十七年”文学的分析发掘了性别话语的特质和含义。此后一批更年青的学人，如李蓉的《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性别、阶级、身体享乐》系列论文、陈千里的《论“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准女性”特色》、谢纳的《“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嬗变》等，继续从性别角度对“十七年”文学进行开掘。然而，从具体的向度考察性别内涵还有待深入。三、政治与地缘、性别在“十七年”河北小说研究中的遇合

政治与地缘是“十七年”河北小说中显在的一对概念。政治原本是文学书写难以规避的语境，它的作用在“十七年”小说的创作、评价与传播中被大大提升。恰在此时，河北小说以史无前例（现在看来也后无来者）的豪华阵容隆重登场。这或许不是偶然或巧合，而是河北地缘文化与彼时彼地政治吁求内在契合的结果。地缘文化的形成受到特定区域地理环境、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地缘群体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且不论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勇武之风与新中国致力于建构合法性的英雄乐章合点合拍，且不论新中国浴血而生的过程中燕赵大地曾是英勇的战场，仅就庙堂性蕴含的政治关怀框定了题材、庙堂性渗透侠义生发的忠义而定下基调而言，就已然注定了“十七年”河北小说的繁荣。繁荣的场景下蕴含的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机制与河北小说的创作、发表、评价的历史中存在众多佐证。

政治与性别在“十七年”文学叙事中的关系内涵已为众多论者论及。在新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建构中，“解放妇女”提供了一支生产力大军，也生成了颠覆旧有父权文化体系的颠覆性力量。然而，新政权鼓励、号召女性走出家庭的拘囿，走向公共领域，却未能对“差异性平等”给予充分的重视。在现实生活急于建构新秩序的同时，文学的叙事伦理也在悄然转型：女性人物一方面叛逃“父”与“夫”的家庭，一方面追随“哥哥”的脚步成为合时代要求的“新人”。作为塑造性别的两股重要力量，影响“十七年”河北小说的“政治”与“地缘”存在某种契合，即女性解放与困境的共在。性别与政治、地缘、民族、经济的结合则有望形成更立体、更真实、更有意义的视角。

地缘无疑构成性别内涵的一个影响因素。相近地域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的共同因素沉淀为性别内涵的共性，而不同地域的差异性文化语境又生成了差异性。悠久的燕赵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性别文化。慷慨悲歌、勇武任侠的文化性格濡染着两性人群，游牧民族的历史遗留下来相对开放的性别观念，庙堂性在将“国家危亡，匹妇亦有责”的理念渗入女性思维的同时，也强调着恪守本己、相夫教子的基本观念。具有独特性的性别文化与传统性别文化发生着复杂的整合与游离。

河北，指新中国行政区划中的区域。1949年7月，华北地区大部解放，河北境内的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及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随后，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调整行政区划的一五○号通令。通令决定，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7月12日、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相继在保定成立。天津市是河北省境内的中央直辖市。1952年，撤销察哈尔省，将其原察南、察北两个专区划归河北省。1956年撤销热河省，将其原大部分辖区划归河北省。

1956年始，有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为河北省省会的建议。1958年2月，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将天津作为河北省的省会。1966年，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并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加剧。为此，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指示。鉴于此，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从天津迁回保定。1967年，天津成为中央直辖市。1968年1月，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石家庄市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委会。2月3日，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遂成为河北省新省会。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省会至今。

其间，河北与北京、天津的区域范围不断变更。1950年，河北省昌平县黑龙潭划归北京市。1952年，河北省宛平县及房山、良乡2县的部分区域划归北京市。1956年，河北省通县的金盏、孙河、上新堡、崔各庄、长店、前苇沟、北皋7个乡划归北京市东郊区，河北省的昌平县（除高丽营外）划归北京市并改设昌平区。1957年，河北省大兴县的新建乡划归北京市，河北省顺义县的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1958年3月，河北省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5县及通州市划归北京市。10月，河北省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4县划归北京市。1952年，河北天津专区的天津县划归天津市。1956年，河北省静海县的薛家庄村划归天津市。1958年，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辖市复改为中央直辖市。1969年，北大港区并入南郊区。1973年，河北省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县划归天津市。1979年，河北省遵化县的50个大队划归天津市。河北省现包括11个省辖市、23个县级市、109个县、6个自治县、35个市辖区。

本课题范畴内的河北指“十七年”时间段内的区域范围。由于此阶段，区域变更频繁，无法准确界定，将参照现今河北省的范畴，并在天津市做河北省会的阶段将其纳入考察范畴。

发生在河北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书写河北的文学作品和河北作家的创作是主要的研究内容。其中，“河北作家”包括如下范畴：其一，出生在河北的作家，包括在外地成长、工作的人员。其二，长期工作、创作在河北的作家，他们在河北的写作以及离开河北后对河北记忆的继续书写。其三，短期工作在河北的作家，主要关注其写河北的文本。以此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河北小说的地缘文化内涵，关注政治在河北小说中特殊的存在方式，剖析河北小说的性别文化内涵。这是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四、历时性视角下的燕赵文化

19世纪以来，文化成为一个丰富、独立的概念，是“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并且“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影响了学术研究界。而所谓“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地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缘文化的形成受到特定区域地理环境、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地缘群体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地缘文化既如爱德华·泰勒（E·B·Tylor）所言，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又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各个时段沉淀下不尽相同的文化内涵，潜蕴、整合成一个历时的存在。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先人早有发见。《中庸》有言，“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地域影响到审美，《礼记》记载了不同地域的衣食习俗；地域也影响到艺术，《左传》记载了吴公子季札观乐的故事。季札对诗乐的地域特征有着敏锐、直观的感悟，这则记载也是较早关于华夏各地地域文化的发现。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独特的一元，对“十七年”河北小说来讲意义重大。以往讨论燕赵文化，常冠之以“慷慨悲歌”。细究之，燕赵文化有它形成的复杂的历史渊源，且燕、赵文化的合流亦有一定的过程。从历时的角度切入，从“集合体”中发现有意义的雪泥鸿爪，进而宏观把握燕赵文化的萌生与发展，作为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之前提，这是本章考察燕赵文化的基本思路。

1．燕赵文化萌生的土壤

燕赵文化在战国时代初具雏形。战国时代，燕国拥有今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北部、中部部分地区，还有辽宁省的西南部。到赵武灵王时代，赵国的疆域包括了今河北省整个太行山东麓及相邻的广大平原，陕西省的北部，山西的北部、中部、东部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的土默特，乌拉山和呼和浩特市卓资县之北的广阔地区。战国时代的燕国、赵国及二者之间的中山国形成了古燕赵文化区。这一区域的地形类型多样，有平原、高原、草原、山川、山地、河流等，不过，赵地略温暖湿润，而燕地则显出几分山高水寒，这样的自然环境对经济文化的样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战国时代，燕赵地区的农业得到一定发展，但远不及魏、齐、秦等国，倒是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载于史册。关于燕地盛产良马，《左传·昭公二年至四年》有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杜预注：‘冀北，指燕、代。’”（代是赵国的郡）《战国策·赵策二》中苏秦游说赵王所言：“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也有体现。赵地的畜牧业也很发达，《汉书·地理志上》说冀州“畜宜牛羊”，并州则“畜宜五扰”（五扰即马、牛、羊、犬、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载李牧在代地“大纵畜牧，人民遍野”；《史记·赵世家》中，有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书信中将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称为三宝。燕赵之域的手工业发展亦不可小觑。战国时代，燕赵地区最突出的“名片”当属冶铁。燕下都遗址和兴隆遗址是国内迄今发现的较大遗址，集中出土了铁器。邯郸是赵国的冶铁中心，围绕着它，发现多处冶铁遗址，出土铁器百件之多，种类齐全，涉及到手工业的各个部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人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可见赵国冶铁业发达之一斑。

在农业、畜牧业，特别是以冶铁为代表的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燕、赵的商业蓬勃发展。而所以“燕之涿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所以赵国的邯郸繁华一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燕、赵的地理位置。“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赵则处在列国的中心，为“四达之国”。另外，统治者政策及“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的民风，是与商业发达相交织的一个因素。一方面，商业文化习养了民风；另一方面，上层政治、人民性格等精神文化也在促进商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有记载：“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又描述“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且不论司马迁在农耕文化的道德尺度下对商业化的民俗文化的贬抑是否合理，确凿可考的是，作为地方性格的一个向度，“放荡冶游”在畜牧文化、商业文化的滋养下已然生成。独特的时代文化下，这种地方性格生发、沉淀，与其他地方性格因素相辉映，绽放出独异的光彩。

历史上的燕赵地区战乱频仍。早期的战争以民族间的为主，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农耕族内的争霸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战争中陶养的尚武精神。黄帝、炎帝、蚩尤的战争在《山海经》《逸周书》《大戴礼记》《史记》等书中都有记载。通过对炎帝的“阪泉之战”、对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族统一了两大部族。然而，在黄帝族成为战争的征服者与政治的胜利者之同时，炎帝部族先进的农耕方式和农耕文化同化了黄帝部族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成为经济、文化的主导。可见，“融合”，是炎黄战争的真正结果。炎黄战后，古代燕地经常处于胡汉杂糅的状态，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发生。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称霸以后，领土不断向北扩张，与北方狄人进行了长达30年之久的斗争。三家分晋后，白狄所建的小国鲜虞改称中山，成为战国诸强之一，长期与赵国毗邻，直到赵惠文王时武灵王将其攻灭。这期间，两国之间的战争频繁并异常地激烈残酷，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也在各族人民的联姻、买卖、生产学习、艺术交流中进行。仅就联姻来讲，《左转庄公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转僖公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又记载“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娶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赵与戎狄族通婚有一定的传统。立国之君赵襄子是赵鞅与一翟人之女所生，他本人娶了西戎空同氏之女为妻，他的姐姐也嫁为代王夫人。由此看来，曹植诗中“幽并游侠儿”那“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矫捷，“若豹螭”的勇剽，遗传着游牧民族的精神血脉。在战争的促进下，在少数民族精神血液的汇合下，燕赵地区勇武任侠的地方性格在战国时代逐渐生成。

战国时代，经济开始凸显出地域特色，政治上风云变幻，枭雄群起，既为燕赵文化的孕育准备了土壤，又为燕赵文化的展演提供了舞台。在时局的激发下，燕赵文化呈现的内涵是复杂的，值得深入讨论。

2．燕赵文化形成期的内涵

如前所述，燕赵地区的文化性格凸显出两个方面。一则，在燕赵的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基础上，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更突出的则是畜牧业、手工业发达，并形成特色经济。地方性格因而兼有农耕文化的朴厚与城市文化的放荡冶游；二则，战乱频仍，与游牧民族不断融合，强化了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与农耕文化的朴厚、商业文化下的放荡冶游相碰撞，生发出“任侠”的气质。

司马迁作《刺客列传》，四位侠士中，有豫让、荆轲两位长养于燕赵之地。其人、其友、其情、其境洋溢着任侠的精神。豫让本晋国人，跻身智伯门下，被尊为国士。后来，晋国被赵国联合韩国、魏国瓜分，赵襄子漆智伯的头作为酒器。豫让一次化装为犯人，混入赵国宫室打扫厕所，伺机刺杀，另一次以漆涂身，装成癞疮，吞下火炭，自哑嗓音，潜伏在赵襄子经过的桥下，进行刺杀。无奈两次都失败了，遂恳请赵襄子把衣服脱下让其刺穿以完成心愿。拔剑连刺衣服三次后，豫让自杀。豫让的故事千古流传，而赵襄子的表现似乎更具意味。第一次发现豫让行刺，赵襄子感慨道“彼义人也，吾避之耳。且智伯死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竟然放了他。第二次豫让行刺不成，竟为之感叹、流泪，“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充满无奈与痛惜，并且答应将自己的衣服交给豫让刺穿以完成心愿。二者身份、地位悬殊，却在精神文化上达到统一，以“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成就了完美的任侠精神。

荆柯刺秦王的故事同样是一个任侠精神的统一体。荆轲在燕太子丹固请之下，答应了铤而走险的任使。之后，荆轲表面耽于酒色，实际上进行着周密的计划与筹备。无奈燕太子性急难耐，荆轲明知是必死不归之路，仍然慷慨悲歌而去。秦廷之上，不为威势所屈，沉着镇定，勇武机智。一旦失败，嬉笑怒骂，狂傲不拘。荆轲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的好友高渐离在他罹难之后，隐身酒肆，终以击筑之名闻于秦王，一旦有机会接近秦王，筑就成了武器，举筑扑向秦王。高渐离被诛，秦王终其一生不敢再接近诸侯之人。在任侠的文化意义上，高渐离不仅是荆轲相笑相泣的同歌同乐者，还是精神上相互映照的孪生体。当然，荆轲所以面见燕太子，与高士田光先生莫不相关。田光于市井中识得荆轲的内在品质，神交已久。在接受燕太子丹的嘱托之际，被告诫“勿泄”，田光随即壮死。一方面证明保守机密的信义，另一方面也洗雪“行而使人疑”的屈辱，保持“节侠”情操，这是二位侠士交往的精神基础。此外，感召荆轲必是此举更深长的意味。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偶然的存在，故事也不是偶然的发生。赵朔时代，即有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舍身献子，相继壮死之事。赵鞅吞邯郸受到干预，又有董安于代罪自缢之举。可见，地方文化的存在不是妄谈。

历史资料证明任侠作为一种古燕赵文化的存在，地方古迹也在悄无声息铭记任侠精神的存在。肃宁有荆轲村，易县有荆轲山、荆轲衣冠冢，而邢台翟村西南角泉水潺潺，芦苇和垂柳深处的石板桥传说就是当年豫让刺赵襄子的地方。文学史上，尤其不缺少歌咏燕赵任侠精神的雄奇洒脱之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句传唱千古。李白的《侠客行》中有“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之句，高适的《邯郸少年行》写到“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乃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之句，在渴求建功立业的盛唐时代抒写了对燕赵之任侠精神的仰怀。清代诗人陈维崧路经邢州时，一首《南乡子》同样深情咏唱那古老的情怀：“秋色冷并刀，一派朔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然而，燕赵之任侠不是简单的情绪表现，而是一个多重精神的复合体。晚清，曾国藩称燕赵游侠的特点是“急人之难”“刚而不摇”“质而好义”，颇有道理。细言之，主要包含以下文化因素：

其一，勇武。往往仗剑而行，以尚武的方式追求自身价值。

其二，信义。或者感于知遇之恩、尊赏之情而图报，或者出于李白诗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式的信守而践行，或者忠于友情而复仇，或者为家国利益而捐躯，重情而尚义的“知己之死”体现鲜明，倒是忠于国家或君王的臣子之情稍嫌淡薄。

其三，豪爽。言语行为无伪饰、少华彩，不作小儿女状，性之所至，情之所及，豪放爽直，任性不羁。

其四，轻生死。所谓“重然诺，轻生死”，“舍生取义”，恩、义、信、情，国家都可以大于生命，为之断然决然地献身赴死，体现出较轻的生命意识。

此外，战国这个诸侯争霸的年代，这个思想家群起的年代，还激发起燕赵文化两个突出的品质。其一是变革图强的精神。赵武灵王即位前后，赵国面临三重威胁：秦兵东进、齐与中山西上、胡骑南下，这位胸怀大略的君王机智地借势邻近的文化资源——游牧文化，“遂胡服招骑射”，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到赵惠文王当政，足以称雄一时。燕国也一度雄踞北方。其时乐毅联合秦、韩、赵、魏、楚五国伐齐，攻下70余城；秦开大破东胡，北进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其二是务本求实的精神。务本求实综合着变革图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等燕赵品质，《荀子》可以看作是这种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与哲学化。荀子提出天道论，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否定了鬼神的存在，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提出“诚”的人格修养以应天道。荀子重视切实的“行”，认为“行”高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与孟子的性善观不同，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因而需要以“礼”来规约，所谓“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饰，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总体体现出务本求实，积极进取的智慧。

实际上，任侠精神与变革图强、务本求实的追求是一体的。任侠精神似乎更为强势，具有主导性和渗透力。赵武灵王与乐毅在身份上为王为将，在气质上特立独行，雄强尚武，力排众议，颇富任侠精神。荀子对当时的儒家系列人物，如子张、子夏、孟子等，大都持批评态度，甚至认为他们属“贱儒”之流。有论者认为荀子思想不同于当时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重构了一个社会批判的观念体系，因而“是儒家文化群落中的特立独行者，是儒家中的游侠”，是符合史实的。后世邵雍、孙奇逢、颜元等学者多在精神气质上继承了荀子侠客式的勇气和独立。以荀子为代表的河北思想家将任侠气质沉淀下来，“上不依附君主，中不苟同士林，下不媚俗民众，沉静而勇敢地阐述、践行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与生发，战国时代形成的古燕赵文化精神成为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融入新的质素，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被激发出古老而强大的力量。

3．畿辅文化的融入

两千多年来，燕赵文化历经变迁，不断融入新的内涵，最强的渗透与影响来自京都文化。元明清三代，本属燕赵文化圈内的北京成为首都，形成了浓厚丰富的京都文化，“庙堂性、全国性与典雅性”成为主导，与古燕赵文化显示出鲜明的差异性；以其为轴心，原属于燕赵的广大地区成为环京空间，其文化与京都文化形成既紧密相连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即畿辅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是由各结构要素（如学术、宗教、科举、民族融合、建筑、艺术、风俗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元明清三代，畿辅的区域不断变化，但是今河北大部、天津始终是京畿重地。约略地说，北京之外的古燕赵文化圈形成了元、明、清三代畿辅之地的核心区域。在这里，古燕赵文化与畿辅文化发生着复杂的碰撞与融合。

从明代到清代，今河北大部和天津地区属于直隶。清代，作为全国唯一直隶省，首府设在保定，“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袁世凯都曾出任过总督。晚清，总督再兼北洋大臣，夏驻天津，冬驻保定，保定成为京城的经济要地和政治咽喉。首先，政治性，是古燕赵之地向畿辅之地转换中接受的最强的文化讯号。强烈的关注政治、忠君、爱国的因素注入到古燕赵精神中，与特立独行、任性豪侠的精神气质相遇合，侠义生发为忠义。从崇拜关羽的角度，可窥一斑。历史上的关羽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员武将，宋代起开始被神化，而真正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是在元明清三代。明代被封为“关帝”，到清末，封号已达26个字，褒扬赞美无以复加。关圣帝君司命禄，佑科举，消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招财进宝，庇护商贾，几乎无所不能。颇有意味的是，关羽被神化的核心内涵是“忠义神勇”，正是古燕赵精神在庙堂性的“忠”这一核心精神下的生发。那赤面绿衫、长髯飘飘，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不仅被供奉在畿辅地区大大小小的庙宇中，也主宰着道德评判，并横眉立目在文学作品中。

其次，服务性。皇城的服务业、手工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畿辅地区，久之，甚至形成了地方性行当。例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保姆、奶妈多来自河北三河等地，冬天城里做跑旱船表演的，多在河间府宁津县，甚至明代宦官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家庭还把子弟送入宫中做太监。说唱、杂技等民间艺术更是来往于北京、天津串演，并且成熟起来。鼓词艺术如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杂技艺术如中蟠、摔跤以及相声、琴书、时调亦多如此。满足北京的需求，依北京的品味做调试，既是官方的态度，也是民间的谋生方式，久而久之，甚至成为一种地方文化心态。

再次，典雅文化的辐射。畿辅地区以特殊的地理位置接受了北京最邻近的文化辐射，典雅文化是其一。一方面是民间文化的雅化，河北梆子从高亢激越到字正腔圆即是明证。另一方面，官宦交游，士子赴考无不带来典雅气息。同时，民间交往也是文化传递的重要途径，在买卖，婚姻，走亲，逃难避乱等往来中，典雅文化时时浸润燕赵文化的肌体。

最后，尽管历史上烽火连城，尽管多少年天子脚下，畿辅地区终于形成的是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占据主流。重土难迁，祈稳求安，克制隐忍是人民基本的性格。更何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片土地常常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强力争夺的战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断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挤压。在政治权力中心处于中原的时代，燕赵之地作为胡汉的交界往往在战略上被放弃，经济发展得不到重视。人民在兵乱中被侵扰，不但得不到保护，还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和压力。一旦位居天子脚下，又往往承担着疏解京都自然灾害、接受政治博弈的影响等功能。在种种变异中，人民基本的选择是负重隐忍。然而，在家国危困之际则会揭竿而起，爆发出勇武任侠的群体反抗。

另一方面，古燕赵文化以强韧的力量在承续。在成为畿辅之地之前的漫长岁月中，燕赵大地历经烽火。秦末战争中巨鹿之战重创秦军，西汉“飞将军”李广威震匈奴，东汉“王郎赶刘秀”，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两宋时代，民族战争不断，直到元灭宋，明灭元，清灭明，燕赵大地无不是烽火战场。李自成进京、太平天国北伐、义和团运动也无不将战火燎燃到这片土地。战争破坏着、也洗礼着燕赵大地，战争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却强化了勇武尚义的品格。楚汉战争中，出神入化的“燕人枭骑”助汉击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东汉刘秀也是徇河北而定王业，燕赵地区的突骑屡次助战，令其感叹“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见其战，乐可言邪”。幽州突击还在汉代抗击匈奴的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燕人枭骑”由此成为燕赵文化的一个符号。勇武豪侠的品格深深渗入民众中，燕赵地区也是农民起义的频发地。魏晋南北朝战乱经年，百姓生存维艰，纷纷揭竿而起。巨鹿人张角发起太平道起义，同时有百万之兵的“黑山军”以及黄龙、左校、白雀、五鹿等农民武装。隋末“山东豪杰”义军的首领窦建德、刘黑闼虽为胡族，在河北也颇有根基，并与东汉末年的农民义军有着承续关系。之后，北宋有王则起义、明代有刘六、刘七起义，人民不断奋起反抗。历朝历代的战争累积成战争文化，沉淀成勇武豪侠，不畏强暴的地方性格。这种性格沉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和平年代的袅袅炊烟中或许并不显山露水，一旦被战争的情境激发，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4．在现代性语境下

近代以来，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吁求下，燕赵文化又一次经历了挑战与磨砺。天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继北京之后与古燕赵文化渐行渐远。燕赵文化逐渐凝缩在今河北的区域内。同时，虽然畿辅制度已经消亡，但是畿辅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近现代的语境下谈及燕赵文化，地域范畴存在一个从原畿辅地区逐渐过渡到今河北的过程，而主要的指向是河北地区。而此时的燕赵文化是古燕赵文化与京畿文化的交融体在新的时代文化砥砺下不断被生发的存在。

近代阶段，河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明显借助了区位优势。经济方面尤其显著。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兴办兵工企业天津机器局。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今河北）总督，河北建起多项近代化的企业，而且大都在当时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煤炭企业。后来周学熙集团在唐山、秦皇岛广泛投资，加之京广铁路、京张铁路的修建，河北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工业大省。文化方面，近代之前有颜元、李塨的实学主张，纪昀、崔述的汉学与反理学，近代有张之洞的洋务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新文化的传播而言，河北的区位优势同样突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始设于京津。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很快从上海转到北平，五四运动随后发生。河北地区藉此沐浴了新思想的习习海风，众多学子走向京津的新式学堂，其中不乏农家子弟。

可见，近代的河北，经济、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迈进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然而，如果以全国性的眼界来看，无论就经济发展而言，还是就政治变革而言，东南沿海皆领风气之先，北京、天津则后来居上，河北的表现意味复杂。并且，在主体精神方面，提升是不平衡的，很大程度上缓慢、滞后。河北人民的主体承袭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基本的生存受到挑战，即投身于充满迷信色彩、毫无现代意识的白莲教起义、义和团事件、此起彼伏的反抗新政改革的运动、蜂拥而起的地痞、土匪、会道门等运动中去，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封建时代的借替天行道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水准。因而，燕赵士风在少数思想家身上得到彰显，而整体上却陷于封建的、愚昧的泥沼，没有在新的时代精神下得到激发与阐扬，呈现出不均衡性。农耕文化的保守、滞重一定程度上成为牵制，畿辅文化的忠君、服从阻碍了与现代思想的对接。

而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河北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慷慨悲壮。喜峰口长城抗战，二十九路军挥舞大刀向鬼子砍去，创造了抗战奇迹，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烈士永载史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中，晋察冀、晋冀鲁豫是两个最著名的抗日根据地，河北大地仍然是主战场。河北人民在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百团大战、反“扫荡”中英勇抗敌，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王二小式的悲壮英雄，抗战的歌声响彻平原、山地和水乡。正因如此，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河北的荷塘苇荡、庄稼地、大白杨是频频出现的风景，朴厚勇武的小伙子，敢爱敢恨的姑娘，随时让出热炕头的大娘是主要的人物。这时候，勇武任侠的精神品质成为主导，农耕文化的滞重转化为对土地深沉的爱，畿辅文化的政治性凸显为国家民族意识。

颇富趣味的历史情境显现出集体无意识的确切存在。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民族在长期的进化、发展中积累的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对于一个出生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所建构起来的心理结构、集体无意识是不同的。无论对于一个种族，还是对于一个地缘群体，集体无意识千百年沉淀下来，无形中提供了思维、行为的预先模式。这种模式在某种情境的召唤下主动呈现，古老的力量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对我们理解河北地区的诸多现象提供了启发。古燕赵文化、畿辅文化以及近代以来获得的文化记忆构成了集体无意识，日常情况下，可能诸多文化因素不为察觉，只有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相应的文化记忆才会被激发出来，而一旦被激发，将会迸射出惊人的力量。正如荣格所言，“每当这一神话的情境再次出现之际，总伴随着特别的情感强度，就好像我们心中从前从未发出过声音的琴弦被拨动，或者犹如我们从未察觉到的力量顿然勃发”。

近年，有学者讨论古燕赵文化的消隐。确实，畿辅文化的融入，促使古燕赵文化发生着客观的、本质性的变化，从“慷慨悲歌”的单一认识中走出来，是燕赵文化研究走向深入与宽广的契机。但是，不能因此忽视古燕赵文化本源的存在与力量。古燕赵文化凝缩在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与畿辅文化碰撞、融合，生成了一个丰富的实体。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相应的文化因素被激发，迸射出巨大的能量。燕赵文化既是古老文化存续下的存在，又是畿辅文化融入后的存在，还是新的时代砥砺中的存在，它的历时性决定了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研讨燕赵文化，那蕴含着丰富、神秘的集体无意识的综合体，是研讨“十七年”河北小说所不能缺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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