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梅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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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扬州琼花观社区为样本试读：
摘要
美国学者芒德福说：“城市是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场所——人类凭借城市发展这一阶梯逐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城市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舞台。城市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和主要阵地。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渠道和实现方式，传统城市的发展变迁不仅完整地承载着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也积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面对中国文化中的中国民众，面对中国的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究其实质是一个文化根植过程。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从传统城市视角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传统城市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传统城市作为历史的重要的真实载体，是历史各时期各种动力因素作用下的物质形态变化的累积结果。传统城市受近代化影响巨大，记录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开始大众化的完整的历史过程。琼花观社区是扬州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保护最为完好的城市街区，面积占扬州传统老城区近八分之一，是扬州这一传统城市的代表。它作为一个城市发展变迁的承载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样本，清晰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工作思路和全新的意识形态对传统城市基层社会的影响轨迹，是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型样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扬州的早期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城市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居委会作为城市管理末梢，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通过它贯彻、执行、落实。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城市区域在各方面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先后获得“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江苏省文明社区”、“江苏省优秀基层党组织”等光荣称号。
本书以纵向的历史研究视角，以扬州这一传统城市建设实践为案例，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落地生根所借助的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研究评价各个时期通过城市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考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城市各个时期的影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规律，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城市实践路径和运行机制，为城市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推进城市思想工作创新提供经验。
本书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
本书共有六个部分。
绪论
部分对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研究概况、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第一章，对扬州这一传统城市的文化资源、历史、革命遗产进行了论述。扬州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扬州的传播以及一批革命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土壤。传统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开展的丰厚历史资源。
第二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的传统城市建设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论述。这一阶段全面确立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围绕中心任务，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动员”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迅速展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章，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迅速推进。城市开始重视对社区物态文化的保护和更新，大力发展居办经济，有力地改善了民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充分发挥城市基层组织、基层党员干部的核心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章，进入21世纪，城市工作以社区建设为主题全面展开。在传统城市扬州古城保护工作中，传统城市物态历史文化价值凸显，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理念下的居民参与，以及社区群众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有力的助推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改善民生，提升社区福利，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先进文化要求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都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第五章，作为全书的总结，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影响传统城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三个层面。展望未来，在城市建设工作中，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营养，当代的大众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活力，民生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败所系，制度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保证，基层民主确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人心。绪论
一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先后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更进一步要求：“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一讲话为我们今后从文化建设的视角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城市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中心，人类进入城市文明以来，几乎绝大多数的文化创新、扩散和变异最先都是从城市开始的。城市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最激烈碰撞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造成新的力[1]量和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起，城市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舞台。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文化产物，从西方引入，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历了城市—乡村—城市的重心转变。尽管1927年，中国革命重心被迫由城市向农村完成战略转移，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但城市作为第二战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较量一直没有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城市成为党和国家各级组织运行的主要场所，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也展开了对传统城市的巨大改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深入影响中国的基层社会，新的政治、新的组织、新的经济、新的文化、新的风尚深入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传统城市的物质文化、组织规范体系文化和基层群众的精神面貌、文化心理。传统城市的发展变迁不仅完整地承载着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也积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2]《辞海》解释：大众化“亦称‘群众化’”。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大众化”被解释为“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3]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的是使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宣传普及和社会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内化为人民大众的观念形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自觉的行为指南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理论形态、实践形态以及大众形态三个部分。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本体，强调的是理论的宣传普及。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结合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实践，是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和价值追求外化为社会实践。大众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结合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各种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态，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二者的统一。作为官方指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若不是被大众所掌握，[4]而仅仅是为少数精英分子所把握，就只能是“虚幻的集体意识”。从价值主体来看，大众化服务于大众需要，代表大众利益，表达大众诉求，充分尊重广大民众意愿和主体创造性；就实践主体而言，大众化必须是与大众结合，由大众实践来实现。因此，大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的对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要求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同时更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化、文化化的践行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与中国大众结合，必须处理好与文化的关系，要善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要通过大众所能够接受、喜欢接受、善于接受的形式，进入大众生活世界，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重要内容。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大众化与时代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实现条件，“大众化”伴随“中国化”的进程而展开，“中国化”依“大众化”的程度而深入。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5]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6]宁也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就已经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可以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新的内容和新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大众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进。面对新时代、新实践、新大众、新语境，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也不能停留在旧有大众化的水平，而要勇于超越[7]旧阶段、摆脱旧形式，创造一切条件让新时代的大众真正出场。关切大众利益、大众声音、大众要求，就要不断关注时代变化下大众的实际需要。
研究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本身的要求，也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必由之路。
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城市不仅仅是居住、工作、购物的地方，还是文化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场所。芒福德曾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8]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
本书所说的传统城市的“传统”是相对于“近现代”而言的。中国的城市起源很早，距离今天已经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城址到商周的都邑，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临淄、咸阳、邯郸、大梁，到汉唐城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到宋、元、明、清时期城市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在1840年以前，中国城市有着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敞开了大门，上海、汉口、天津等开埠城市崛起，以它们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开始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原有的传统城市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经受洗礼或遭受洗劫，其中尤其是城市建筑、格局、风貌基本呈现西化，与它们相比，那些没有开埠的中国城市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其原本的传统文化资源往往更为丰厚，生命力更为强大，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小，其城市建筑、格局、民居等基本保留着传统的风貌。
这类中国传统城市，比如北京就“最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与[9]‘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其实，这也是所有中国传统城市的共同点。这类传统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和今天的实践都是在城市文化母体上展开的，所以首先充分理解和认识这一城市“介质”和文化“母体”很有必要。
本书研究的扬州是中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春秋左氏传》记载，“鲁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汉代，扬州成为吴国、广陵国的都城；隋代，闻名天下的大运河开凿，扬州成为中国东南物资的集散地；唐代成为号称“扬一益二”的国际化大都市；宋代，中国形成以汴京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政治、经济地位极其重要；元、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改道和开凿，扬州又成为联系北京和江南财富的重要节点，本身又是国家最大的盐税来源地和重要的文化中心。所以在中国古代传统城市中，扬州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正如钱穆所说，“瓶水冷而知天寒，[10]扬州一地之兴衰可以虬天下”。
以扬州为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传统城市文化丰富。今天我国大部分传统城市面貌定型于清至民国时期，相当多的传统城市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大片具备传统历史风貌的居民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等，展现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真实载体，展现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第二，传统城市受进步文化影响深远。进入近代后，相对于乡村，中国传统城市首先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陆续开始了近代转型。外来思想文化也较早影响了传统城市，推进民智开化。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由进步分子推进，在传统城市率先拉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序幕。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大批城市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城市的制度、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观念意识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传统城市的发展变迁不仅完整地承载着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伟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也积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
研究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本身的要求。城市是现代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主要舞台。社会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越突出。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的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结合当前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的现实实践需要，进行理论探索，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城市建设实践，学习运用民族语言、大众语言，将马克思主义深奥的观点和抽象的概念转化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
研究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是体现人民主体性的必然选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主体力量，是现实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当然也是任何理论和思想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和实践者。城市是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也承载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笔者在城市建设工作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关注“生活世界”中人的实践活动与生存状况。在“生活世界”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唤醒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增强其主人翁精神、公民意识、平等观念。
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首先，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推动城市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推进城市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生活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展现，是城市生活的灵魂。文化不仅具有整合城市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具有引导价值观念、传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从而增强人的归属感、凝聚力等重要功能和作用。文化建设对城市社会的文明进步、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应在城市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工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城市文化建设，为城市文化健康发展提供动力，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城市是人民群众集中居住生活的区域，汇集了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利益的大部分问题和矛盾。应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城市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社会基层和民众生活，针对民生实际问题，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不断探寻群众利益的反映机制、表达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推进城市全面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城市和谐进步。
其次，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文化领导权甚至比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11]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媒体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直接起作用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文化影响和传播涉及很大的领域，其中的组织机构和技术[12]手段广泛而多样，相互渗透并具有系统性强化的特征。文化联系着社会成员日常生活和实际需要，因而具有民众参与程度深、人际互动频率高、实用性、持续性、覆盖广、手段多样等特点。城市文化内容丰富、形象生动、表现形式和文化载体灵活多样，普通民众是文化的参与者和行为主体，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遵从文化发展规律，顺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与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环境，使民众通过生活体验和常识判断，感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受到影响和熏陶。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大众的文化场域，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性覆盖和全面推进，通过多渠道系统强化，深化社会成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
再次，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是大众，主体是大众。城市社区恰恰是社会成员最为集中，以大众实际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单位。结合社区特有文化土壤，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用先进文化引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强教育，形成民主参与、交流合作、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增进社会成员互信互敬互爱、融洽和谐的关系，营造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在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共建共享中，发挥人们自我教育、自我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群众的主体发展欲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最后，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人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文化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具有客观力量的模具和生存环境，规定着社会成员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情绪、社会活动、人[13]格特征以及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知和理解程度，决定着这一理论被广大群众认同的程度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和贯彻程度。人们的思想、心理过程极为复杂，向民众传播一定的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体系，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很难对社会行为发挥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可以濡化民众文化心理和价值观，规范社会成员个体行为方式，协调社会成员相互关系，并内化为民族文化血液的一部分。恩格斯曾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先进的意识形态，要影响中国人民大众，要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路径，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转化的有效途径。城市传统文化街区汇聚着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应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城市传统文化遗迹，传承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传统文化风俗，坚守优秀传统价值观念，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亲和力与渗透力，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撑力。
本书以琼花观社区作为传统城市扬州重要的研究样本，有其充分的依据。琼花观社区是一个具有通史性价值的传统城市街区，它的地域范围内有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东关街和东圈门历史街区，以及琼花观、东关古渡、东门遗址、汪氏小苑、三祝庵、朱自清故居、青溪旧屋等，55处人文古迹遍布其间，它是承载了扬州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代表性。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性的文化变迁承载体，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历史连贯性的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样本。近代这里走出了大批革命家和文化学者，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扬州城市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扬州的早期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城市社区基层组织——最早的琼花居民委员会，贯彻、执行、落实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琼花观社区的发展变迁清晰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城市工作思路，反映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城市的影响轨迹。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城市区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有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琼花居委会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发展居办经济，以此为开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扬州乃至全国发展居办经济最为成功的典范，被称为扬州“第一居”。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里是扬州率先开展社区建设的试点区域。进入21世纪，该社区在社区治理创新、社区服务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先后获得“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江苏省文明社区”、“江苏省优秀基层党组织”等光荣称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于社会各方面工作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现实化、具体化是其必然的选择。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视域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城市基层建设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城市具体开展提供了全面而生动的实践范例。
目前国内各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中，关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相关论文偏于总体化、宏观化、泛化。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理论机构、主流媒体、知识分子阶层等实践领域。
本书以传统城市为视角，以一个城市区域的历史实践、现实实践为城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样本，着眼于城市建设的具体历程。1949年前，是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的孕育、发展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确立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78年至1999年，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特色，“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是这一阶段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心；2000年至今，随着社区建设的全面展开，以民生、服务为指针，马克思主义更加融入大众生活世界。
本书通过城市建设的具体历程，研究城市建设史、变迁史，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本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城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规律，不仅有助于改变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偏于总体化、宏观化、泛化，缺乏深度和实践依据不足的现状，也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新视角，推动学界对这一课题予以进一步关注和探究，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提供对策性建议。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概况
1.国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状况国外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题研究成果较为鲜见，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中，相当多的成果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些成果分别来自美、英等西方国家以及苏联和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50年代开端、60年代和70年代的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80年代中期邓小平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及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和2002年前后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心的新世纪中国[14][15]研究等阶段。这些研究重心“以人物研究切换时代变奏主题”，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以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主要对象，以革命、建设、改革为历史纵向，结合时代热点，依次深入递进展开。由于受西方长期以来的各种思潮、认识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批判性色彩比较浓厚，揭示问题多于理论辩护。
西方诸多学者对于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大众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也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自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创立“意识形态”范畴以来，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展开持续性研究。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新领域，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对后来各学派的研究影响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视角来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詹明信和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使大众文化研究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主，转向对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关注，为在实践层面研究文化提供了新视角，从多个视角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理论借鉴。2.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状况
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先后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课题，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不断出现。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视野扩展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那国内的研究就远早于2007年。目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有50多部，在CNKI检索，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主题的文献多达7540篇，博士、硕士论文达1330篇。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进行搜索，文献达[16]6163篇。其中，博士、硕士论文达2252篇。关于这一研究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如下六个方面。（1）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重要意义和必要性、基本经验、基本原则和运行规律等方面的总体性、综合性[17]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总体角度的研究[18]也有诸多成果。（2）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果和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19]义大众化发展道路研究，其中对五四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20]立初期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是成果较为集中的。（3）以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21]的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对中共早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展现出新的研究趋向。（4）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传播手段和组织保障的研究，如[22][23][24]从大众认知状况、解决民生问题途径、建立对话平台、传播[25]学视角等角度都有深入的研究。（5）针对社会具体领域和特定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研[26][27]究，如关于高校以及结合地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研究等较为集中。[28]（6）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哲学等大众化的研究也提供了新视野。
总体上研究呈现多领域、多视角、多学科、多层面的态势，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实现“理论—认同—实践”的有效转化的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关键是[29]实现路径。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解决“化什么”、“谁来化与化谁”、“怎样化”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化什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大众化，更是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这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
首先，坚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们普遍强调要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学术界普遍强调，要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及时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注意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在实践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再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多维度、创造性地承接和拓展民族文化路径，既包括价值观念维度、思想形式维度、思[30]维方式维度、社会规范维度，也包括语言文字维度等，构造当代[31]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合理文化内核和文化支持系统。
复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李梅丽、刘华和乔中国提出，理论工作者要积极参与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论研究的选题要从宏大转向具体，从研究宏观的问题转向具体的、群众普遍[32]关心的问题上来。推动实践创新，解决现实问题，以理论实效来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亲和力。
最后，不断推进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学术界一致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话语体系建构。一方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借鉴话语形式。另一方面，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吸收时代新语言，适度借助俚语、网络语言、口语等大众语言，实现话语体系的草根化，以符合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习惯并满足其心理需求，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话语范式要由以往宏大叙事转向现实人文关怀，转向“细小叙事”、个体本位的方式转换，从社会个体的生活世界、成长历程等微观层面入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33]能够深入人的心灵深处，对个体的生活和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谁来化与化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与客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行动者，而客体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转化和改造的对象。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存在分歧，有大众主体论、大众主客体统一论、大众客体论、双主体论、多元主体论等五种主要认识。（1）大众主体论，这是学术界最为普遍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非少数的所谓精英群体。在差异性社会状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范式必须由以往权威主体转向人[34]民大众主体。任平指出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应当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大众化就是将理论的主体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阐述方式还原于大[35]众，将理论创新的动力还原于大众。（2）大众主客体统一论。方世南指出，大众既是受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他们融主体与客体于一身，具有互为主客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得到传播、推广、吸纳的过程，又是[36]大众作为主体，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3）大众客体论。何红连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是一个较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专职理论宣传队伍，也包括兼职理论宣传者，还包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理论宣传与教育[37]的人。而客体则是大众。华雷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工作者的“教化”，二是实[38]际工作者（领导干部）的“助化”。（4）双主体论。薛瑞汉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教者和受教者都是大众化的主体，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系统工[39]程构筑的主导力量，大众是系统工程构筑的主体力量。文木、郑兴刚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包括党的各级组织、教育机构和宣传传播机构，党的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者等）与接受者（人民群众）都看成主体，二者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平等主体在对话、理解和共享中达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共识并[40]取得行动一致的交往实践活动。（5）多元主体论。贾绘泽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是一个由多种主体组成的体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主体，还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及工会、社团等组织与各级干部，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农村基层组织、城市社区以[41]及个人等。或者，按照基本要素及所承担的责任可分为：作为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及作为宣传主体的理[42]论工作者。洪建设、赵麟斌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呈圈层状，从理论到实践，最核心的是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极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而独到见解的思想家，核心圈层是大众化的强[43]势场域，由此以中继站方式向外依次辐射、逐步递进。
学术界的分歧主要是因为视角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启和进行阶段，大众无疑是处于客体、受众地位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实质、真正意义和价值上看，就必须承认大众的主体地位，并始终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则加以坚持。对于必须重视对大众的研究这一点学术界是没有分歧的。
第三，“怎样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的目标与实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对方法论的探求，即“怎么化”。陈金龙认为需要运用多种方式、借助多样载体、汇集各方力量，通过理论创立者、中共领导集体的理论诠释，基于政党架构、组织架构所进行的各层面传达讨论，媒体的多方位传播，进行实践运用与实[44]践贯彻。刘妍和王滨指出，在信息化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内容维度、表达维度和接受维度三个维度来理解，分别对应了马克[45]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话语转换和传播方式。王国敏、薛一飞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遵循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等方法论，通过内容时代化、风格民族化、语言通俗化、人才专业化、手段现代[46]化、机制一体化等途径来实现。
其一，把灌输作为大众化的根本原则之一。张永光提出，灌输是[47]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方法和主要途径。理论内容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仍然是大众心理转化和社会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和环节。必须创新灌输方法，增强灌输效果，从统一灌输形式向多层灌输形式转变，要有科学性、时代性、多样性和综合性。通过社会教育组织和宣传媒介对社会公众进行直接的意义传递和解释，加强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在社会上营造一定的舆论声势和有利的心理环境，并且通过各种恰当的形式，用科学权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去[48]塑造、引导、整合大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其二，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武东生、孙晓华提出，一方面，要努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以避免犯右的错误；另一方面，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领各种社会思潮，而不应再企图回到过去的模式，去全面占领社会意识[49]形态阵地，否则就会犯“左”的错误。
其三，加强理论传播者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素质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普及的理论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为实现基层宣传、普及的多样化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50]化的学理支撑、指导、咨询和人才保障。丁彬还提出了要发掘群[51]众人才，不断壮大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理论队伍。还有学者更为突出地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其说是将重点放在“化”大众上，还不如说是“化”干部，抓好党员干部工作远比一般意义上的群[52]众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赵勇提出，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做好“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行”的示范。[53]杨骅骁提出，加强媒体建设，应着力提高传媒人的马克思主义理[54]论素养。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从青少年抓起，不断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以强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55]为核心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四，综合运用多种传播媒介与载体推进理论的宣传教育。学者们普遍强调必须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由单向型、灌输型向循环型、参与型转变，由列宁的“灌输论”路径转向毛泽东的“从[56]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杨谦、杨文圣提出，拓宽原有的宣传教育阵地，大胆借鉴文学传播、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影视传播等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实现传播方式多样化，构建多层次、多样化和多渠道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理论传[57]播体系。文木和郑兴刚结合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应逐步向多样化、小型化、分散化方向发展。应充分考虑到受众的个性特征来增强针对性，基层部门按照自身特点和各自实际开展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在时间安排方面，则应灵活多样，充分利用群众业余时间，采取丰富多彩的方式，寓教[58]于乐，由过去的集中封闭式向现代的分散开放式转换。学术界普遍关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作用。应广泛利用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传媒，同时还要发挥报纸、讲坛、报告、会议等传统媒介的作用，在宣传普及网络上做到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相结合、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语言与形象相结合三个[59]结合。
其五，重视运用大众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黄长义指出，要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之上，成为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要实现理论内容[60]生活化、理论形式商品化、传播手段电子化、大众文化本土化。
其六，回归生活世界，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向大众生活渗透，通过大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宣传教育。站在大众的角度，与大众的话语接轨，与大众的舆论传播机制接轨，与大众的风云人物接轨，与大众的劳动方式、娱乐休闲方式、社会交[61]往方式等接轨，真正与大众生活方式接轨。
其七，需要通过政治手段继之以社会实现方式来实现。积极创新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关注执政党形象的示范效应，完善各项监督机制，惩治和预防腐败，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公信度。通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正式规范化，将所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制度安排和设置的灵魂，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度构建的灵魂和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化的头脑”，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良好的公共政策，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逐渐由总体性、综合性研究转向理论分支、历史分期、基层实践领域的研究，由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实证研究和路径机制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性取向。在目前研究成果中，对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持续不断推进，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实践，总结具体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规律，研究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和运行机制，为新时期社会全面发展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
在已收集的丰富的研究资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建设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文献著作，党的文件、政府档案、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扬州的报刊资料、社区档案、口述记录、访谈等）基础上，将史料辨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
2.历史研究法
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放入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当中，从具体城市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去分析评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成果，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规律。
3.比较研究法
既进行各历史时期城市建设实践的纵向比较，也结合国内外城市建设实践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各自的特点和优劣得失，探讨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未来方向。
4.跨学科研究法
采用历史学、政治学、大众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和视角，综合不同学科研究手段，并突出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城市建设的组织管理者、亲历者进行访谈，注重个案分析与总体性研究相结合，多层次、多角度分析、研究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二）创新之处
目前国内学术界明确的关于传统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62][63][64]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现，仅有俞世兰、沈蓓绯和赵蓉、郭俊敏等学者从传统城市或城市社区的一般层面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本书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统城市区域——琼花观社区为研究样本，对城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展开剖析，既梳理、分析、总结城市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和现实成果与经验，也研究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不足和历史教训，以此为基础，探讨在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本书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
第一，通过城市建设实践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领域。目前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研究领域多集中于高等院校、理论机构、主流媒体、知识分子阶层等方面。本书以扬州建设实践历程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样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如何通过城市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以推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机契合，以此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
第二，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建设的内容、特点，总结经验教训，整体性地把握我国城市建设历程。目前城市发展建设的研究多从不同历史分期来展开，对我国1949年以来城市建设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即便个别著作涉及1949年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基层实践，也是总体的一般性描述，没有把城市建设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并与经济、政治联系起来，存在研究深度和实践依据不足等问题。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与城市建设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不同阶段城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总结城市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通过城市建设实证研究，研究探讨未来在城市工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94页。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763页。
[3]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第259页。
[4] 洪建设、赵麟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性解读》，《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6期。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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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出场者的身份辨识与路径选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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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7年6月22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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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世飞：《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焦金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肖东波、黄俊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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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何玲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路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23] 刘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2。
[24] 李粟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对话平台》，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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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冯刚：《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冯刚、张东刚主编《高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201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张静、吴荣生：《大学生理论社团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李俊卿：《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阎占定、陈静：《民族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7] 王永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在江苏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28] 潘玉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吴倬、臧峰宇：《当代社会生活的哲学视野》，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韦正翔：《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9] 李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7期。
[30] 徐贵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的承接与拓展》，《理论探讨》2011年第6期。
[31] 徐剑雄：《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32] 李梅丽、刘华、乔中国：《群众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33] 参见黄宝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范式转换》，《理论探索》2012年第2期；曹峰：《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重路径》，《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石寅、赵硕：《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途径研究》，《学理论》2010年第16期。
[34] 黄宝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范式转换》，《理论探索》2012年第2期。
[35] 任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出场者的身份辨识与路径选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6] 方世南：《澄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大认识误区》，《理论视野》2010年第6期。
[37] 何红连：《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路径》，《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38] 华雷：《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关键问题的思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9] 薛瑞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理论探索》2011年第2期。
[40] 文木、郑兴刚：《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基于主体间性的视角》，《大连干部学刊》2012年第3期。
[41] 贾绘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机制探析》，《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42] 崔克锐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问题分析》，《长白学刊》2010年第2期。
[43] 洪建设、赵麟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性解读》，《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6期。
[44] 陈金龙：《试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社会传播路径——兼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45] 刘妍、王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维度》，《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46] 王国敏、薛一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基本特征到理论路径的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1期。
[47] 张永光：《灌输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谈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认识》，《理论视野》2010年第3期。
[48] 胡丰顺、左亚文：《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赵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黎恒：《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认识》，《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3期。
[49] 武东生、孙晓华：《“大众”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刍论》，《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
[50] 王永贵、郭晓禄：《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探讨》2011年第6期；赵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7期；孙玉娟、周蕊、孙婉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选择》，《唯实》2011年第4期。
[51] 丁彬：《真理如何走近大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新长征》2012年第1期。
[52] 华雷：《关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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