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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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妻子试读：
内容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毛泽东妻子贺子珍
毛泽东妻子贺子珍为何“被精神病”？
1937年底，与毛泽东离婚后的贺子珍在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她们之间经常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谁想，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真的闯进了贺子珍屋里，捉住她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女儿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被强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1937年底，与毛泽东离婚后的贺子珍在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她们之间经常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谁想，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真的闯进了贺子珍屋里，捉住她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女儿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被强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贺子珍在苏联精神病院的悲惨经历
1937年底，与毛泽东离婚后的贺子珍在一气之下带着女儿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她们之间经常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谁想，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真的闯进了贺子珍屋里，捉住她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女儿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贺子珍在苏联精神病院的悲惨经历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被强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她对回国寄托着希望
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文革时期毛泽东前妻贺子珍在做什么？
庐山会议之后，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书信不通，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
后来，妈妈搬出了中南海，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外公在想些什么，她已经无从得知了。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有“文革”策源地之称的上海，却能安然无恙，又不能不发人深思。
外婆对外公发动的这场“文革”一开始持什么态度，已经不得而知。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置身事外，静观世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文革”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
我在上海采访海峰姨和小平姨时，专门谈到了“文革”中的外婆。小平姨告诉我：1966年，“大串联”流行全国，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事实是仅该年8月18日到12月26日，外公就在北京分八次检阅了一千八百多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确实，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阻，外婆信心十足。时光仿佛又流转到了1937年，这次她也一定要去，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火车上全是“大串联”的，可没有卧铺！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也和你们一样坐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北京住满了红卫兵，你没地方待呀！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里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现在外面可乱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解放那么多年了，怕什么。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你去北京，主席还没同意呐！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他当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后，外婆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可怜的小平姨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又不想让外婆发现，只好咬着牙扔出一句话：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让亲爱的姨妈因为上北京受处分。只是面对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这个“恶人”太难当了。
38年后又勾起这段往事回忆，海峰姨好像在拭泪，小平姨眼圈似乎又红了，我无言。房间里沉默了。
外婆沉默了。17年来，第一次有那样一个机会，仿佛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北京。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主席一眼。不过，机会已不属于她了。
外婆一生服从组织，她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外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我在问我自己。
命运往往是不公的，承受这不公的，外婆不是第一个。但我希望她老人家是最后一个，也许这能使我们后人的心情好受些，起码说明外婆一生的苦没有白受。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届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间，外婆搬过五次家，湖南路262号是最后一处，既是她居住时间最长的，也是我最熟悉的：从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随妈妈回北京，我都是在此与外婆共同生活。
舅婆李立英对外婆搬进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忆：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老百姓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贺敏学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贺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来住。我们家热闹，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部队的房子很大。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你妈妈也住过那儿。
湖南路262号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周佛海与外公同为湖南人，曾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
解放后，陈毅和林彪（短期）两家曾分别住在楼上楼下。春生舅舅记得外婆和舅公经常带他们几个孩子去串门，大人在屋里聊天，两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于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大家都没想起要正正经经照个相什么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记得与陈毅市长合过影。湖南路这所房子的特点，一是隐蔽，据说从墙外任一角度都无法窥见院内情形。对幽居上海的外婆来说，这里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面积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约两个网球场大的草坪，两栋楼房（一栋首长住、一栋工作人员住）被假山、花园、水池所环绕。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还笑过她：“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的确，外婆和彭儒这些女学生出身的老干部，是不大有养猪经验的。海峰姨介绍说：“姨妈每天用水龙头给猪洗澡，可干净了”。
妈妈也记得此事。她说外婆养猪，是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当时孩子多，开销大。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有十几个，有烈士子弟，有亲戚子女。另外，姨婆养子贺麓成在泰和车祸中骨折，住了半年医院，外婆是自己出钱给他治伤的。那只猪养肥后，据说卖了200块钱。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婆住过15年之久，湖南路262号的性质却一直是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从外公来沪时住的兴国宾馆（距湖南路不远处兴国路上）派来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饭就要收费。外婆的标准是每天三元，妈妈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标准是每天一点五元。除了外婆工资高些，对大家都是不小的费用。
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湖南路262号是陈老总给外婆安排的房子。其实，陈毅1954年就已上调中央，被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也就是外婆听外公讲话受刺激的那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固然，陈毅元帅与我外公外婆的关系实在太深，贺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个成员。但是让外婆住进这所房子的确是柯庆施的安排，应该实事求是。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外婆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
妈妈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不许乱来。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没有受到惊吓。还有更奇怪的——妈妈听说一天花园里假山落下一条电褥子，据说是有人得知这所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很可怜，就从墙外扔进来的。电褥子还是新的。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革”的风浪中，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从家中带走，关押起来，家也被抄了。舅婆和小平姨急忙托人给我妈妈捎话，告急求救，让她报告毛主席。
妈妈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消息告诉他。外公听到后，“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妈妈急了：“舅舅的事……”“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最后还是外公嘱咐周恩来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狱中度过83天后终于回家了。30多年来，舅公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监狱。
原来，1930年底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贺敏学被抓了起来。狱中的舅公怕外公不了解情况，便说服看守给他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危急形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怀着感情讲到这段史实。也许，正因为与舅公有着亲戚关系，外公才不好表态。正如外公说过的：作我家的亲戚，太难了！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在那次抄家中，有两件贺家珍宝没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写给外婆和舅公夫妇的亲笔信，还有外公托妈妈带给舅公的燕窝。原来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处理：
在“文革”抄家风兴起后，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夹层里，又乘妈妈来福州看外婆的时机，托她把外公家书带回北京保存。至于燕窝，有两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妈妈带来的，舅公一直舍不得吃。想来想去，只好托部队里的老战友保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形势比较平静了，才从那里取了回来。
我的舅公贺敏学于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长辈。
贺家受冲击的第二个人是姨婆贺怡的继子，我的表舅刘子毅（贺怡前夫刘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这位表舅就已经含冤去世了。对他的人生，我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也只了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双亡，流浪上海，后来跟随继母贺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样，都是有着悲剧结局的英雄人物，有着典型的贺家性格。
在延安教过表舅功课的老师对他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我认识了子毅表舅。文中写道：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寻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
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真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万万想不到我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告他的状，我听后特别生气，立时将他找来。他一进门，便感到气氛不对，于是昂起头，有点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态度肯定生硬，话说得也不会好听，所以他还没有听完我的‘训斥’，便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克里空‘的汇报！’（克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说假话的人物。）
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就像当年对待压迫他的‘老阔’一样。我顿时全身战，伴随屈辱的是眼泪，他见我居然哭了，起初一愣，顷刻之间，惊愕变成嘲笑：‘班主任，你也太小资产情调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哭！’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们各奔东西，我徒步到东北……一个中午，刘子毅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阳光的威力和劳累深深刻在他脸上，我还来不及问话，只见他性急地从身上掏出一只牌手枪交给我，说：‘这次我和林汉南同志执行任务，火车开到牡丹江附近，忽与土匪遭遇，土匪包围了火车，我们猛冲出车厢，消灭了土匪，但不幸汉南牺牲了。这是我从土匪头身上缴来的枪，你留下防身吧。’（林汉南，张浩之子，林彪之侄）
我无言对答，将枪紧紧抓住，抚摸……我不明白，当时我想从枪上寻找什么。
子毅表舅在东北做起了公安保卫工作，有过一段引人入胜的传奇。他少年流浪上海滩的苦，现在终于变成财富了。这与我的岸英舅舅何其相似，包括他们死于非命的过早离世。
全国解放后，子毅表舅先后在南昌和上海铁路局任公安处长。他曾经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专列安全，又跟随外婆左右便于照顾。1968年，耿直刚烈的他死于“文革”私设的公堂，他的继母是贺子珍的妹妹成为不言而喻的“罪名”。
可叹的是：贺家人一直瞒着喜欢子毅表舅的外婆。当她问起刘子毅怎么不来看望，大家会说“出差去了”、“办事去了”。正如外婆一直不知道她所钟爱的继子岸英舅舅的死讯一样。
那么外婆呢，她当真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明枪暗箭的威胁吗？据我所知，长期在外公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曾提到这样一件事：“在文革中，陈伯达就来找我，说要把贺子珍从上海搞到西北去。我就对陈伯达说，你是要我转报，还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报告。陈伯达不敢去主席那里报告，连忙说：‘由你转报最好。’这样，我就向毛主席报告了。”
据汪东兴回忆，外公得知后说：“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他把毛主席的话转告陈伯达，外婆在上海才没有动。
1969年，外婆昔日的战友和姐妹们几乎个个处境不妙，成为外公法定接班人的林彪也许是个例外。
外婆井冈山的姐妹曾志，与丈夫“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关押在中南海两年后，被疏散到安徽合肥，在那里病死。外婆长征路上的姐妹康克清，与朱德被疏散到广州后备受歧视，只有六位女红军合影中的曾碧漪带着两岁的孙女和他们去林间采蘑菇、鲜花。外婆陕北的姐妹同桂荣，在全国疏散，老干部纷纷投亲靠友的形势下从北京来到西安，中途曾安排到西安郊区三原县。
现在看来，所谓要把外婆从上海搞到西北去，背景很像是1969年国庆前后的全国大疏散。当时中苏关系空前紧张，两国冲突一触即发。中央安排包括主席、总理、林彪在内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到外地暂住一段时间，以防止意外损失。
如果外婆真被疏散到西北，完全有可能被安排到西安，这个让她后悔不已的伤心之地。当然，也有可能在西安遇到当年的老姐姐同桂荣，两人互为依靠。无论如何，外婆在不知不觉中，在外公的坚决保护下，避开了令人恐慌的大疏散，继续在湖南路262号安度晚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那些年，我妈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
1964年，我的妈妈李敏到国防科委（总装备部前身）任见习参谋。她成了一名军人。妈妈记得在“文革”初期，与外公有一次难得的轻松对话，内容就是关于她的军人身份。她回忆道：
记得一次见到我爸爸时，他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我是个军人，不能外出串联。’我对爸爸说。‘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说。我知道，爸爸这是在逗我。‘我是军人，不能随便脱去我的军服。’我一本正经地回答爸爸。
爸爸点头笑笑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军人。’“文革”中，妈妈得知关心过她的国防科委领导在挨斗，主任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副主任钟赤兵被批判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涩。
钟赤兵将军长征中与外婆同在休养连，后又与外婆一同赴苏留学，交情甚深。妈妈到国防科委工作后，钟将军对她也很关照——不是别的，按妈妈的说法，就是请假方面好通融一些。当时妈妈每年去上海看外婆，探亲要请假，买票也要单位证明。对此，赵尔陆和钟赤兵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心知肚明，都很支持。为表感谢，“*”前赵尔陆在世时妈妈还曾去他家看望。
1967年初，被造反派围攻，不得不在办公室通宵工作的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两个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他进中南海休息，然而已经太迟了。事情并没有完，有些人说赵尔陆是自杀，是叛徒。妈妈觉得这样不对，她要找外公讨教。
这次妈妈很快见到了外公。父女见面后，拉着手说起了家常。当妈妈转入正题，谈到批斗赵尔陆时，外公的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满脸怒容，呼吸短促，拉着妈妈的大手也冰凉了，而且不断颤抖着……
妈妈吓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外公对自己发那么大脾气。外公暴怒了：“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的？”外公问。“爸爸，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的身体要紧……”妈妈劝道。
还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冲妈妈来的。这是妈妈1949年来到外公身边后，看到他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外公从来没对妈妈发过脾气。
外公为保护井冈山的老战友赵尔陆而大动肝火，足见“井冈山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内的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大多活过了“文革”十年，陈毅去世时外公还突然出席了追悼会，这不是偶然的。
过了好一阵子，外公的情绪才平和下来。妈妈试探着问他：“（今天您的话）能不能传？”“能。”外公答。“我一定传达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见去办。”妈妈轻轻地点头说。
那天，妈妈在外公身边呆了好长时间。她打来一盆热水，又一次帮外公洗了脚，井冈山老战友的去世触发了外公的思绪，他望着为自己洗脚的女儿，又想起了当年的外婆。外公对妈妈谈起了往事：“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敷药。”‘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头也就不痛了。’‘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好了”——回忆戛然而止。外公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边说边冲妈妈笑着。妈妈知道，外公心情好了。她为外公穿上睡袍，老人家该休息了。
钟赤兵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强行把他从病床上拉走，让他带着氧气瓶接受批判。看到这种情况，妈妈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见外公，要向他反映情况。
那一次，妈妈和爸爸在中南海门口等待多时，才被允许见外公，妈妈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比如说她是“小保皇”了，回来“摸底”了，等等。
这些话，外公也听说了。他的反应是：“当小保皇有什么不好，保我这个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
然后，外公详细地听取了妈妈和爸爸反映的情况，对批判钟赤兵明确表示反对。他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钟赤兵因此受到保护，后于1975年病逝。
也在1969年，妈妈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劳动。
妈妈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哥哥宁宁送到上海外婆家，一切都安排好后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妈妈一向体弱，在干校几个月后就病了，又回到北京。
1971年的“文革事件”给外公的打击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后，妈妈去看过几次外公。她后来回忆道：“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革”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在“文革”中的那段日子里，每当妈妈回上海看外婆，就会拉着她出来散步，范围就是从湖南路走到几条街外的淮海路，然后在兴国路一家西餐馆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块面包，再走回湖南路。
妈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外婆能多一点运动量，不然她整日枯坐对身体不好。她这样鼓励外婆：就算您再走一次长征路吧。那么，这段路有多远呢？妈妈说：挺远的。而据我估计，总有二点五公里吧。
为了外婆，妈妈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我——“小东梅”留在外婆身边。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广慈医院，1967年“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医院，1972年改名瑞金医院。1931年，外公与开慧外婆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患噤口痢在此病逝。1972年初，妈妈在此生下了我。“小东梅”在外婆身边的岁月也是难忘的，还发生过“惊险事件”呐！
外婆的护士小吴阿姨至今还记得淘气的“小东梅”从湖南路外婆家二楼楼梯摔跤滚下来的“事件”。今年在上海见面，76岁的她还笑着提起往事：“告诉她不要在楼梯上玩，她非玩，结果摔下来了。”那一次算是有惊无险，好在骨头没事，缝了几针。只是把妈妈吓得不轻，急得从北京坐飞机赶过来看个究竟。
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初陈毅一家住在这里时，二楼楼梯也差点发生“险情”。小鲁叔叔在回忆文章中说：“也许是当老小时间长，我很受父母的宠爱，也最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上海最好的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得幼儿园把我开除。平时我很懒，经常睡到中午还不起床。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程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道：‘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记忆中，儿时的我特别喜欢和外婆的工作人员玩，吃饭时也跑到他们的大灶，好像那里饭菜特别香。这些叔叔、阿姨中，我一直记得外婆身边的工作人员小韩叔叔。1977年外婆中风之后住进华东医院。直到去世，7年里她再没回过湖南路。“姨妈”不在这里了，身边工作人员也裁减了，但韩叔叔一直留了下来。等到1984年外婆去世，后事处理完毕，他才离开。
小韩叔叔名叫韩洪高，大家都叫他小韩，苏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性格爽直，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他给我的印象是：像个“大管家”，说话声音很大，“凶凶”的，力气也大。一辆“二八”男车，小韩叔叔一只手就能高高举起来，转着圈让大家看，我惊奇得不得了。骑着这辆车，小韩叔叔经常带我出去办事。在自行车后座上，能看到外边的世界，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非常开心。
院子里的假山、花园是我童年记忆中神奇的所在，觉得里面藏着无穷秘密。春天有玉兰，夏天有池水，秋天有蝉蜕，冬天有腊梅——外婆不让别人摘，我摘她不管。蝉蜕可以入药，小韩叔叔和我一起捡过好多，卖给药铺，得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用这笔劳动所得，小韩叔叔给我买了铅笔盒、橡皮等文具，让我兴奋了大半年。
一次，二楼屋顶落下一只黄鹂。小韩叔叔冒险爬上房顶把它捉住，养了起来。后来鸟死了，小韩又把它做成标本。再后来，标本也不见了。是带回北京后不见的，还是在上海就不见的？我记不清了。
我还记得：院子里跑来一只波斯猫，不知谁家的，白白的，可爱极了。猫成了我的心肝宝贝，天天抱着。养了几个月后，有一天猫不见了，我急得三天不吃不睡。大人都说：跑丢了，跑丢了。后来才知道：小韩叔叔给它洗澡，用水龙头直接冲。猫耳朵进了水，被冲死了！
2004年2月，我陪妈妈再次回到湖南路262号。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都已白发苍苍，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小韩叔叔没有来——他前些年回了苏北老家，得癌症去世了。小韩叔叔是个粗人，但是个好人——我认为。
的确，离开湖南路后，再也没有养过那样让我心疼的小猫咪，再也没有进过那样让我着迷的假山花园，没有用过那样让我兴奋和珍惜的铅笔盒。湖南路是孤寂的，又是有趣的。那些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离我远去。每当想起外婆，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一枝一枝抽着烟，面向绿草如茵的窗外，望着远方沉思的样子。
也就是在湖南路，四岁的我在朦朦胧胧中觉得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大人的神情很反常，海峰姨跑到外婆房间里痛哭失声。她拿着一条大毛巾频频拭泪，那种湿乎乎的感觉我至今记得。外婆则叉着腰，急促地走来走去。后来我知道，那天就是1976年9月9日。外公于当天凌晨去世，消息下午已传遍全国，也终于传到了湖南路。
海峰姨告诉我：外婆的反应出人意料，异常冷静。她只是反复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显然，妈妈没有把外公病危的实情告诉她。此时妈妈悲痛欲绝，大家从电视上发现她哭得“眼都直了”。但她还是想到外婆，请我父亲赶来上海照料。于是有了下面这张合影。
经过妈妈尽力争取，外公的长女有了在人民大会堂守灵一天的权利。我也被爸爸接到北京，来到外公遗体前，参加了那一天的守灵。当时，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会把眼前这位长眠的老人与自己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但是，据妈妈说我那天却哭得昏天黑地，是被大人抱出来的。为什么？谁也说不清。
也许，我在那一天意识到了“死亡”这一概念。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是从那一天觉得世界从此不同并开始长大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爱情故事：主席追求了很久
1927年，18岁的外婆随队伍上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战士。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见到外婆这位“永新一枝花”，外公愣住了。
外婆记得：当时外公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几个人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化脓了。
当袁文才领着外公来到外婆面前时，外公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袁文才是外婆的义兄，也是外婆与外公婚姻的大媒人。在见到外公之前，外婆已有了心上人，那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欧阳洛。当时两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外婆又从未对他表露过，只有把思念埋在心中。
我的外婆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发现了他磨伤化脓的脚，当天就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外公一直记得。外公明白：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
1928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外公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家人。当时共产党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1927年底，杨开慧得到过外公告知到达井冈山的消息。1928年上半年，外公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外公觉得情况不妙，为不连累家人，忍痛废止了这一联络渠道。后来，又传来杨开慧、欧阳洛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不幸确实每天都在发生。正如外公所说的：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
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
苦苦追求
这次妈妈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20年未见的舅婆（82岁）。舅婆的女婿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座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
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
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李敏看。泪水模糊眼帘的李敏不解其意，但她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
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第二章 了解贺子珍
解放后毛泽东仍关心贺子珍：曾为她寻医买药
1938年，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这样整整过去了40年，1979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喜和注目呢？
销声匿迹40年后突然出现
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贺自珍”这个名字是上学以后贺子珍给自己取的学名，取“善自珍重”之意。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曾碧漪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但贺子珍自己在签名时始终用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自珍”。因此，本文作者也称她为“贺自珍”。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
双目透出沧桑和苦楚
当时，我作为《新时期》杂志社的记者，在贺自珍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批访问了她。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初次见面了。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秀丽的双目，写下她在人世间饱经的沧桑和苦楚。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有关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即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表露出顽强甚至是倔犟的神色。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终于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贺自珍住进了三0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的接触就多起来。我发现，她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生前有出书愿望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委予以安排。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
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你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说决心要把她的经历写成书的事情。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贺自珍的遗物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和它共同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璋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写的。傅同贺自珍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毛泽东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贺子珍：毛泽东妻弟长征中被红军枪毙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
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个弟弟叫贺敏仁。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他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贺自珍有个弟弟叫贺敏仁。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他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毛泽东扎根井冈义收“绿林汉”幸会贺子珍
话说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即率部队向江西宁冈前进。宁冈地处荒僻，离长沙更远。毛泽东把队伍带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余洒度几次纠集苏先骏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毛泽东执意率队向宁冈前进，余洒度等人无法反对，只得随军前进。
毛泽东朝宁冈前进，是要实现他早就想好的一个计划，那就是上井冈山，当革命的山大王。还在1927年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听湖南衡山县的一位妇女干部讲到过井冈山，说那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地形复杂，远离交通要道，山上已有两个叫王佐和袁文才的头领各领着一百多人，官军对他们无可奈何。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注意井冈山了。秋收暴动的失败，使毛泽东的头脑变得非常清醒，深知现在敌强我弱，敌人已是全国的统治者，而革命军只是一两点星星之火，要站住脚，只有上山。这也就是他不顾余洒度等人的反对，坚持率队进军宁冈的原因。
三湾属永新县，但从三湾到宁冈县境并不远，经过四天的行军，部队开到了宁冈县的古城。宁冈古城就在井冈山下。在这里，毛泽东更清楚地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位处湖南、江西的交界处，地跨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四县。在各省军阀拥兵自保的局势下，井冈山成了四不管的地方。毛泽东从山下望去，只见一脉大山，沉沉远去，云遮雾障，莫测高深。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得知，井冈山山势陡峭，从山下到山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小道上有五处险要的哨口，最险要的一个哨口叫黄洋界哨口，只要在黄洋界哨口摆上一个班的兵力，如果没有大炮的配合，凭你有多少人也攻不上来。井冈山里，有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五口山泉，山民依泉而居，聚成五个村落。
毛泽东望着黑沉沉的大山，现在只要往前跨一步，就可以上山了。但是不能呀，山上驻着两股武装，一股是袁文才的部队，一股是王佐的部队。袁文才所部驻屯于井冈山山半腰的茅坪；王佐驻屯在井冈山上的茨坪。袁、王二人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互为犄角。两个人的两百多部属，大都是井冈山本地人。
宁冈古城来了一支大部队，引起了袁、王二人的警惕。袁文才驻在山半腰，首当其冲。他同身边的几位心腹和贺氏姐妹商议后，派出水客（侦察）下山侦察，摸清了这支大部队的底细，知道他们是暴动失败退下来的败兵。但这支部队又和以往的那些军队不一样，来到古城后，不大扰民，而且张贴标语，进行鼓动，声称要打土豪，分田地。袁文才面露喜色，这不是和我们一样么？他吩咐手下再进一步摸摸这支部队的底。
毛泽东在宁冈古城也在摸袁文才、王佐的底细。经过几天的调查，得知袁文才今年29岁，是宁冈茅坪人，念过私塾，知文断字，19岁时上山加入绿林，现在手下有一百多人，二十多条破枪。王佐也是本地人，出生在井冈山下的遂川县，今年也是29岁，7年前上了井冈山，聚众啸聚山林。袁、王二部并不骚扰村民，他们只是向土豪筹款，山区村民有时还可得到他们的一些救济。
毛泽东明白，要上山必须解决袁、王二人的问题。怎么解决？不外乎是打拉两种办法。要打也容易，袁王两部总共才有两百多人，几十条枪。但打了他们，井冈山群众必然会群起反对革命军，革命军难以在井冈山立足。唯一的办法是拉，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毛泽东少时常于田间地头歇工时读《水浒》，对小说中的梁山好汉深深地寄予同情，后来又听说袁文才及其助手、号称永新第一美人的女将贺子珍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兴奋地一指桌子：“好！看来我毛某人上得了井冈山。”他当即委托中共宁冈支部书记、袁文才的好友龙超清上山联系。
经过龙超清的说明，袁文才明白了山下的部队原是由中央委员毛泽东率领的中共暴动部队。他二话没说，立即请毛泽东上山，愿意听候收编。毛泽东闻讯大喜，立即单骑去茅坪和袁文才会面。
袁文才得知毛泽东要求会面，料想肯定会带警卫部队。为防万一，他在会晤地大苍村布下伏兵，然后和贺子珍等人静等毛泽东到来。
毛泽东来了。袁文才远远望去，只见毛泽东一行只有五个人，都骑着马。后面还跟着五六匹马，马上都驮着东西，沉甸甸的，压得马都快要趴下了，袁文才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马队来到桥头停住了。毛泽东下了马，朝跟来的宛希先摆摆手，让他们都停在桥头，自己一个人朝袁文才走去，袁文才也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毛泽东和袁文才握住手，互相打量一番，彼此都有些意外。毛泽东意外的是，袁文才身材高挑，脸色白净，文质彬彬，状如处子，远不是他想象中的绿林好汉的那副凶恶样。袁文才意外的是农民运动的王，大革命时期掀起湖南农民运动狂潮，如今又领导秋收暴动的中央委员毛泽东远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普通得就像一个国文教师，身上连一支短枪也没有带。
袁文才和毛泽东见了面，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助手们。头一个是贺子珍，袁文才对贺子珍说：“这是毛委员毛泽东，字润之。”一语未完，贺子珍惊喜地叫起来：“这不是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吗？我还以为是两个人呢，原来是一个人。”毛泽东微笑地说：“是的，是一个人，就是我老毛。”贺子珍红着脸说：“你那些文章写得真好，我是每篇都读。”毛泽东拂拂手说：“不好，不好。那是五四前写的，我还没有学到马列主义，有些观点今天看就不一定对了。”
与袁文才的助手们见过面，毛泽东让宛希先等人过来。宛希先到了村口，招呼人们卸下马背上的礼物。毛泽东朝袁文才拱拱手：“我今天带来了一点礼物，请袁指挥笑纳。”袁文才逊谢几句，毛泽东令人打开麻包，只见里面是十几支步枪，再打开，又是枪，足足有一百多支好步枪。袁文才惊呆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对于他这个山大王来说，还有什么比枪更宝贵的东西。自己积攒多年，才有几十支破枪，而毛泽东一下子就送来一百多支好枪。袁文才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委员，我现在信了你。你带的队伍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我要跟着你闹革命，请你收下我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要这样说嘛，我们都是党的队伍，咱们一起闹革命吧。”
收编了袁文才，王佐就好办了。毛泽东一次送王佐一百支好枪，王佐请毛泽东率部开上井冈山上的中心地茨坪。为了解决队伍的给养，袁文才送给毛泽东六百块大洋，王佐送给毛泽东五万斤稻谷。
自古名山多美人，井冈山上不但有贺子珍这样的美女，就连袁文才的夫人谢梅姣、王佐的夫人罗夏英也都长得美如天仙。毛泽东上山后，她们和贺子珍一起医护伤员，张罗饮食，毛泽东的队伍第一次稳稳当当地休整起来。
过了几个月，毛泽东整编部队。原来的第一团不动，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部队合编为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为团的党代表。井冈山上有了两团人马，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住了脚，便率队下山攻打茶陵。
回到井冈山后，贺子珍拉住毛泽东：“来，我给你洗脚。”毛泽东抽回脚，不好意思地说：“莫动，脚臭得很。”贺子珍一把扳住他的脚说：“这是治病呢。”说着，泡上药水，开始治疗毛泽东的足疾。说起来，子珍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子珍毕业于永新县城的福音学校，毕业后回到母校秀水小学当了国文教师。大革命时期入党，当过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她和袁文才、王佐下山救出了关在永新牢里的八十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可说是能文能武，有“永新一枝花”的美称。
江青谈贺子珍：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
江青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1972年7月19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
据维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Toronto：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7）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后来她接到电话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江青十分兴奋地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维氏并一起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她们一直谈到晚上11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
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8月17、19、24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的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还表示要维特克按期于28日回美国，不要再延期了。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听劝告，执意要谈，8月25日派专机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在总计长达60多小时的6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要求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作使用。
江青在谈话中还津津有味地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22、23、54、55、56页）
整理谈话记录的张颖觉得江青的话实在不堪入耳，就删去了有关贺子珍的一些内容。江青发现后大发脾气，后一想这些话由自己口中说出确实有损形象，竟然要张颖写成是张颖在延安听说的，被张颖拒绝。
十几万字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恩来阅改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周恩来在电话中对江青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予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接待人员会议，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63页）。
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材料写的，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维特克写的书1977年才出版，名为《江青同志》。这时候江青已经入狱。《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少将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下），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页）。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著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对此中并无只字。
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大风波，是毫无疑问的。有以下的几段记载为证：
张颖1973年到加拿大任政务参赞，年底听国内来的代表团有人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张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1974年秋末，张颖回国，了解到“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她从外交部有关人听到一种说法：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传抄出去，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忽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64、165、167页）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颖又受到叶剑英召见，要她把当时的记录与情况整理出来。外交部成立了由张颖负责的材料小组，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见了张颖等人。据张颖回忆，此后还有一些传言，说周恩来为避免维特克书出版的不良影响，令中国驻联合国有关人员，用高价收买维特克版权，使之不能流传。张认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更为离奇的是，1992年张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寄来的美国中文报刊《时报周刊》，内中有文章称通过采访维特克，了解到的内幕是：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采访江青，并让亲信张颖陪同，据此写成《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后周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张颖：《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凤凰卫视口述历史，2005年9月12日）。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至极的，为人谨慎的周决不会出此下策。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1973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的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上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对维特克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的谈话记录，并联系起香港出版《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肯定是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并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了。因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种解释。
第三章 走进历史
解放后的贺子珍：当地负责人近30年未前去看望
没有对江青倒台做什么评论
1976年10月，在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江青等于10月6日被抓起来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江青一抓，笼罩在贺子珍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但是，她还没对江青的垮台做什么评论，只是对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是满头白发，她的身体非常衰弱，但是她那颗要为人民做一点事的壮志雄心，依然未减当年。
屈指算来，她已经闲散了20多年了，她无所事事，虚度了几十年最好的年华。过着这样无聊的日子，并非她所愿，而是环境所迫。现在，江青倒台了，阻挡她工作的这块大石头已经搬去，她觉得，是到了让她恢复工作的时候了。她完全忘了，此时自己已经是个67岁的老人了，早已过了离休的年龄，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
在1977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贺子珍兴冲冲地去了一次福建，看望了刚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
在福建，她和哥哥共同回忆起了十几岁闹革命的日子，一同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往事。兄妹俩互相激励着，准备为党和国家再贡献力量。然而，贺子珍从福建到上海后，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新的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手抬不起来，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最后，医生诊断为中风，她的左半身偏瘫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进了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接着，医生又检查出了她患有糖尿病。
贺子珍又重新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之中。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不幸，贺子珍万分痛苦，她并不是为自己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而痛苦，而是为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而痛苦！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四人帮”打倒了，共和国新生了，人民并没有忘记曾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过的人们。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0日，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贺子珍的照片。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神态沉静安详。
原来，在会议期间，贺子珍的老战友们，向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提出建议：鉴于贺子珍是妇女界中参加革命最早，是曾参加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又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响性，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天，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到医院来看望贺子珍，报告她这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贺子珍高兴地对市委领导们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贺子珍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热泪盈眶。贺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30年，上海市委从来没有负责人来看望她，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上海市委也只派了一个小干事来通知了一声。市委领导来看望，这是第一次。
市委招待处派人给她献上了鲜花，表示祝贺。
五颜六色的鲜花插在贺子珍床边五斗橱上的花瓶里，顿时给病房增添了热烈喜悦的气氛，鲜花散发着郁郁清香，贺子珍那白净微带红润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王一平还对她说：“贺大姐，一会儿上级就要派人来为你拍照了，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送走了王一平书记后，护士卢泮云见贺子珍难得那么高兴，便说：“姨妈，我们陪你到花园里看看好吗？”“好！好！”她高兴极了，
于是小卢扶她坐在轮椅上，沿着医院南楼旁边的水泥小道绕到后花园里转了几圈。贺子珍饶有兴趣地观赏着竞相开放的花儿，心情格外振奋，多少年了，她还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看这么美的花儿呢。以前，她感到自己生活在阴影中，外界的一切对她没一点吸引力，现在，她太高兴了，于是她招呼大家说：“我们拍几张照片吧！”
贺子珍与大家在花园中照了两张像。在风烛残年的岁月，党和人民给予她这样的荣誉，对于在沉默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贺子珍来说，无疑是一件快慰的事。
这份迟到的殊荣，犹如春风细雨，滋润了贺子珍已经干涸的心田。贺子珍意识到，生活中并不只有哀愁，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沉沦，而应该抓住希望，让希望照亮她的生活。她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同命运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贺子珍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她服从治疗，积极配合医生的每一项医疗措施。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贺子珍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医生还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她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都由护士们搀扶着，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在这一期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以后，贺子珍还活着、还在人间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这位消失了40年的贺子珍，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许多人都为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而高兴。许多记者对她进行跟踪采访并作了报道，写了不少文章，外国通讯社也迅速转发了此类消息。
坐着轮椅到毛主席纪念堂
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她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去看看天安门。”
去北京是贺子珍藏在心中已经整整30年的愿望。她提出这一愿望时吐字艰难，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有关部门马上把贺子珍的这一愿望汇报到了北京，到了党中央。
1979年9月3日，这一天的上海机场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贺子珍在上海市委的欢送下登上了党中央专门派来接她去北京的专机。在飞机上，她支撑着身子，看着窗外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潮如天空中的云朵不断涌动，翻滚……悠悠岁月，难忘的往事再次袭上心头。
贺子珍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301医院。
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全力保证她此次来京的健康。
这是贺子珍60多年来第一次进北京城！
这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贺子珍第一次来到她为之浴血奋战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是几十年间多少回她只能在图片、电视里瞩目的地方。
她终于来到了北京！
但是，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下来，在301医院一安顿下来，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她的要求马上得到了答复：同意！然而，为了安排她的这次活动，上海和北京的医务人员却煞费苦心。因为从医疗的角度看，贺子珍是不能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的。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过分强烈的刺激会造成她精神的崩溃。建国初期骤然听到广播里毛泽东的声音，1958年与毛泽东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刺激，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不去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只能够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不使她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9月18日，李敏、孔令华带着孔宁宁、孔东梅一起陪同贺子珍去毛泽东纪念堂。
临行前，护士卢泮云在仓促之间给她塞上了一块粉红色的手绢，贺子珍看了一眼，就从兜里掏了出来，摇摇头，说：“这块颜色不好，不能用。”
卢泮云明白了她的意思，立即给她揣了一块色调素雅庄重的，贺子珍这才满意地收起来。
上午9时，一辆红旗轿车沐浴着金色的秋阳，把贺子珍送到了天安门前。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轮椅上的贺子珍，走过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然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大厅。贺子珍是坐在轮椅上从毛主席纪念堂正门进入的，映入她眼帘的是神态安详的毛泽东的大理石雕像，此时，她的眼泪就像泉水般涌出来。李敏、孔令华，还有她的外孙孔宁宁、外孙女儿孔东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这是一个一米五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贺子珍默默地在像前，久久不愿离去。但是，这一次贺子珍没有痛哭。随后，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贺子珍来到了毛泽东遗体陈列室。贺子珍坐在轮椅上轻轻地绕着毛泽东的水晶棺灵柩慢慢地转了两圈，专注地凝视着安详长眠的老战友，久久地望着毛泽东的遗容，她的神情十分悲伤。眼泪涌上来，她又咽下肚去，刚一咽下去，眼泪又涌上来，但是贺子珍竭力保持平静，然而，最后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串串珍珠缓缓地在脸上流淌……
医护人员看到贺子珍这个样子，怕她因此再受到刺激引起她的病来，忙把她推进了休息室。
来到休息室，贺子珍擦干泪水，她抬头望着墙上毛泽东手书的七律《长征》诗，好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记忆的大门又打开了，贺子珍怎么能忘记毛泽东写这首诗时的情景：
那是44年前的事了，1935年6月，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岷山之上举目远眺，起伏的群山，宛如弹丸，被红军踩在脚下。此时红日高照，岷山红装素裹，远处旌旗点点，跨越万水千山的红军仍在前进，胜利在向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召唤……毛泽东顿觉一股豪情充溢胸间，如湍流汹涌，如万马奔腾，一时诗情涌动，神思飞扬，吟出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后又斟字酌句，于10月完成。
毛泽东对这首诗，自己也很满意和喜爱，多次将诗句读给贺子珍听。
44年后的今天，贺子珍站在镶嵌了这首诗的墙旁，感到一种异样的亲切，仿佛当年站在毛泽东身旁，听他吟诵诗句……她简直看得痴呆了。突然贺子珍觉得心中有个声音响起来了，那是毛泽东的声音，不，是她自己的声音，不，是她和毛泽东的声音，他们正在齐吟：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贺子珍就在心里吟诵着这首诗离开了休息室。
贺子珍从毛主席纪念堂回去后，在301医院里，她仍时常回忆起这段日子。在她心里，并不是她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而是和毛泽东本人见了一面，就像当年在庐山。此后，她又去参观人民大会堂，她先看了宴会厅、大会场和上海、北京、江西、湖南厅。之后，她又来到一间小房间，里面摆着卧具和办公用品。当她得知这就是毛泽东的休息室时，顿时百感交集，斜靠在毛泽东当年坐过的藤椅上，双手掩住脸面，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无声地涌了出来。
这以后，贺子珍就在北京住下来，从1979年9月到1981年5月，住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北京住的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邓颖超、康克清、曾志、刘英、彭儒、朱仲丽等老战友来医院看望她。老战友和她一起回忆难忘的战争年月，畅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使她感到分外亲切和愉悦。
尽管组织上在各个方面给贺子珍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但由于她长期生活在南方，刚到北京时，气候、饮食诸方面存在许多不适，健康又出现了反复，她的糖尿病曾一度加重。贺子珍是一个怀旧的人，时间一长，她又怀念起上海来了，她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中央领导同志告诉她：北京和上海她可任来任去、常来常往。
不久，在上海的哥哥贺敏学来信，说上海有个气功师治偏瘫有奇效，某某经治疗后竟能行走如常了。这终于促成了贺子珍的南下。
1981年5月，贺子珍心满意足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保姆忆江青：在上海时常武斗曾暴打前夫唐纳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她说，许小姐和丈夫郑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人有好报！”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从上海前往北京的出庭者有郑君里夫人黄晨和秦桂贞。
秦桂贞常常被说成是蓝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保姆。其实，那时候蓝苹很穷，还雇不起保姆。秦桂贞是蓝苹借住的房东家的保姆。
秦桂贞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的好友。江青在当时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便曾两处提到她……
那是在1936年4月，当时叫蓝苹的江青，在上海和影评人、演员唐纳结婚。这是江青第二次结婚。婚礼在上海青年会及杭州六和塔举行。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才过了两个月，就发生婚变。唐纳为此两度自杀（未遂）。一时间，上海各报竞相刊载唐纳两度为蓝苹自杀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称之为“唐蓝事件”。
不久，蓝苹又与有妻、有子女的导演章泯同居，舆论更是一片哗然。
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蓝苹在1937年6月5日上海出版的九卷四期《联华画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解。她这样写及唐纳：“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蓝苹还写道：“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地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蓝苹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便是秦桂贞。
我在1986年7月前去采访秦桂贞。记得，那一回，我到了上海南京路她的寓所，她却强调必须办好手续才能接受采访。无奈，我只得再去她的单位，请党支部书记写了同意采访的条子。她虽不识字，但是认得党支部书记的笔迹，见了条子，这才跟我谈她和江青的往事。
后来我才知道，秦桂贞是一位组织性很强的老人。凡是在她看来重要的事，她都要向党支部书记请示，尽管她并不是中共党员。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
那一回，她谈了许多当年与蓝苹交往的情况，但是有的情况她没有谈。
自从《江青传》出版以后，我送书给她。她请别人给她读了《江青传》。她以为那本书为她出了心中的冤气，所以对我有了信任感。
我再度采访她的时候，她毫无保留地谈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从此，我与她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有时候在春节，有时候在中秋节，我和妻一起去看望她——我们并不仅仅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而是很好的朋友了。
秦桂贞和江青同龄，都属虎，生于1914年。
1995年，我和妻曾用车接她到上海环龙路，去寻找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
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上海别墅”。她拄着拐杖，旧地重游，不胜感慨。她告诉我，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去那里了。她熟门熟路，带着我们来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层楼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
她来到底楼的灶间，说她当年当佣人，每天在这里烧菜，而蓝苹住在二楼的亭子间，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底楼的灶间。
秦桂贞说，她是许家的女佣。许家住在三楼。许家是二房东，把二楼的亭子间租给了蓝苹。
秦桂贞如今上楼，每走一级楼梯，都要歇一口气。她说，当年她每天飞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每顿饭，就都得由她从底楼送到三楼许家。她总是把楼梯擦得干干净净。
秦桂贞带着我们上了二楼，来到蓝苹所住的亭子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间。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了一个坐式抽水马桶。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贞回忆说，当时，窗下放一张书桌，桌上有台灯。三角形的直角处，放一张双人床。床下放着皮箱。另外，还有两把椅子。这便是蓝苹住处的全部陈设。由于人们不喜欢住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为这样，底楼的那间三角形房子，作了灶间，而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成了佣人秦桂贞的住房——她与蓝苹的房间只隔着一层楼板。
秦桂贞忽地想起，在二楼楼梯口，有一间几家合用的大卫生间，便带着我们去看。那卫生间里有个搪瓷大浴盆，秦桂贞认出是当年的“原装货”。她说，蓝苹就在这里洗澡，她也用这个浴盆。只是经过半个多世纪，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经脱落。
浴盆仍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仍在用这浴盆洗澡。他们听说原是江青用过的，都显得非常惊讶。
秦桂贞回忆说：“那时候，我喊蓝苹为‘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为“阿妈”。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小姐怎么不吃水果？“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秦桂贞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窗口那张桌子上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哒呱哒，笑起来格格格格，声音很响，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那是蓝苹在喊她。
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她每次总是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角色。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因为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
1968年2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江青明白，当年，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她跟章泯的同居，阿桂亲眼目击，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这一回，江青不必再通过叶群了。一个电活，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江青向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3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吴法宪派人到上海秘密诱捕了秦桂贞，并用专机押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
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1968年3月6日至1975年5月7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使她举步维艰……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
她本在1941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吃尽苦头。她恨透了江青。
终于，1976年10月，她听到了“妖怪精”给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终于，她请人代笔所写的关于她受江青迫害的材料，上了揭发江青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终于，1980年11月，她登上中国民航“波音”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她说，许小姐和丈夫郑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人有好报！”
她还说及，北京的中共高干夫人们也很关心她。内中特别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对她最为关心，曾帮助她解决了医疗转院等问题。
当我跟她作了长谈，回到家中，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补充一句：“我跟‘妖怪精’同岁，我看到她死在我的前面，我好开心！”
脱党真相：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杀手锏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
江青是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
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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