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险史话》编委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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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经过两年多努力，《中国史话》系列丛书之《保险史话》与读者见面了。这本史话虽篇幅不长，却是在中国保监会委托中国保险学会开展的中国保险史志工程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有着丰富的文献史料作为根基。全书窥一斑而见全豹，清晰再现了中国保险业波澜壮阔的发展脉络。
历史照耀现实。中国的保险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其互助共济的保险思想源远流长，是世界上保险思想萌芽最早的国家；说它年轻，则是指现代保险虽19世纪初就舶入中国，但曲曲折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迅速崛起。中国保险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这样一个规律——保险是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风险的客观存在是保险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市场经济是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必备环境和土壤。
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保险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今天，中国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大力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已从行业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三五”时期新的目标要求为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梦，保险梦，保险让生活更美好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已让中国保险业站上历史的新起点。
2014年8月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这为今后一段时期保险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极大提高中国保险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保险产品多元化，不断拓展保险覆盖面，努力为社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保障服务。“十三五”的大幕已经开启，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5年，也是中国从保险大国到保险强国转变的关键5年。这一时点的重合绝不是偶然，它不仅说明建设保险强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完全同步，还预示着建设保险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相信读过《保险史话》，我们会更加自信：保险让生活更美好！2015年12月8日一保险的起源（远古至1805年）1保险思想的萌芽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抗争、对风险进行管理的历史。从洪荒时代走来，人类防灾避祸、和衷共济，保险思想孕育而生。
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一群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石匠为了抵御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组成了一个互助组织，他们在一张莎草纸上签订了协议——当一人遇难，共同分担损失，用大家所缴会费支付会员死亡后的丧葬费用。
1901年，一支法国考古队在伊朗古城苏萨遗址挖掘出一根高2.5米、周长1.5米的玄武岩石柱，石柱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楔形文字。经考证，这是一部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法典，共282条，其中规定：货主雇商队海上贸易，雇主与商队利润平分；如果商队不归，或归来无货无利，货主将接收商队人员财产，甚至可将商队人员的妻小据为奴隶；商队货物遭遇海盗，经当事人宣誓无纵容或过失情节，可免除当事人责任。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有关海上保险思想萌芽的最早记载。
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航海家和商人，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腓尼基城邦的繁荣时期。不过那时腓尼基人驾驭的船舶构造简单，抵御风浪能力差，遇到大风大浪，常需抛弃船上货物，减轻重量，以避免船舶沉没。为了使抛弃货物的损失得到合理补偿，其损失由全体受益者共同承担。当时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们已尊奉一个原则——我为众人，众人为我。公元前916年，腓尼基人将这一“共同海损”的做法在罗地安商法中予以明确：“凡因减轻船只载重而投弃入海的货物，如为全体利益而损失，须由全体来分担。”
中国古人的灾备思想被视作中国保险思想的萌芽。据先秦古籍《逸周书》记载，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开国君王大禹曾告诫：“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意思是说，平民百姓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属他所有了；大夫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以及车马就不属他所有了；国家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百姓就不属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实行，灾祸临头就不远了。《逸周书》还记载，周文王临终前向太子传授了治国理财之道：“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意为天有四种灾祸：水灾、旱灾、饥年、荒年。灾祸的到来没有固定时间。如果不从事积蓄，用什么来防备它？
汉宣帝时创办了官办的仓储制度“常平仓”，采用谷贱时购进、谷贵时售出的方法，以此来平抑物价，安定民生。常平仓之粮出于官。隋文帝则推进以地方劝募为主的“义仓”制，课征富者之积谷，于灾荒时开仓放于贫民之手。义仓之粮出于民，由政府强制征收，代为管理，乡民普遍加入，有点强制保险的意味。陕西大荔县的丰图义仓始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东阁大学士闫敬铭鉴于常平仓种种弊端，倡议废止常平仓，改官仓为民仓，修建丰图义仓。该粮仓曾被慈禧御批为“第一粮仓”，现保存完整，仍用于储粮，是当地重要的储粮仓库。宋代朱熹则力倡“社仓”制，即由参加者按其财产多少，凑出粟来存仓，或者以共同责任借官米为本，如遇灾荒，仍贷给饥民以度饥荒。宋代还建有专门赡养老幼贫病的“广惠仓”。丰图义仓
除了保险思想的萌芽，在实践上，中国古人的一些关于风险分散的做法已趋近现代保险。
英国人维克多·多弗在其编著的《海上保险手册》中记述：距今3000年前的扬子江上，为了避免同一人货物装载在一条船中遭遇全部覆没的风险，运粮船帮组织将货物分装在不同的船上。这种“均摊损失”的做法蕴含了现代保险风险分散的原理，是现代水险业务的雏形。
在寿险方面，古人成立了一些养老互助组织。这一组织形式在明清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民间出现了“宗亲福利会”“长生会”“长寿会”“寿星会”“葬亲会”“父母轩”等社会互保组织。当会员或族人死亡时，这些组织或由会员自筹资金，或用宗族祠堂部分公产，给予死者殡葬费用和遗属抚恤金。2现代保险的发端
保险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中国古代虽已有保险思想的萌芽，但在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社会里，没有保险生长的土壤。
西方海上贸易的兴起催生了现代保险业。
世界上最古老的保单通常被认为是1347年10月23日意大利热那亚商人出立的一张契约。意大利商船“圣·科勒拉”号要从热那亚运送一批贵重的货物到马乔卡。“圣·科勒拉”号船长担心海上风险，经朋友建议找到以冒险著称的意大利富商乔治·勒克维伦。双方通过签订契约约定，船长先在勒克维伦那里存一笔钱，若6个月内“圣·科勒拉”号顺利抵达马乔卡，钱就归勒克维伦，否则勒克维伦将承担船上货物损失。这张现存意大利热那亚博物馆的契约虽在保险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但其本质上属于“冒险借贷”，严格来讲，还不是一张完备的保单。因为这张契约中缺少现代保单最核心的要素——保险费。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保险起源于英国。16世纪初，英国已把在地中海地区流行的意大利“冒险借贷”契约改进为最早的海上保险单形式，并于1547年后正式呈交海军部高级法庭审处。
英国早期保险业由伦敦商人伙同经纪人经营。经纪人类似于商人助手，从事保单买卖、填写等工作。这些曾是城市自由市民的经纪人常出没于交易所，以真诚坦率的服务态度和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取信于人。
来自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保险同行的竞争，在整个17世纪限制了伦敦保险业市场的发展。伦敦保险业从18世纪初开始大量接洽对外业务。1719年伦敦商业区以及英国海外保险市场每年投保额已达数百万英镑，签署保险合同人数已逾150人。
1720年，英国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获得经营海上保险皇家特许状，成为欧洲最早海上保险公司的样本。第二年这两家公司又获准兼营火灾保险和人寿保险，不过他们业务的重心是海上保险，并凭此声名鹊起。
英国于1719年通过了《泡沫法案》（English Bubble Act），禁止“在未经议会或国王授权的情况下，成立像公司实体那样的联合体”。当时除了这两家公司，不准再成立从事海上保险的公司。
对公司的严格控制，为个体保险留下了迅速发展的空间。这一时期劳埃德的崛起是个体保险迅速发展的代表。
继海上保险之后，火灾保险起步。现代火灾保险起源于德国，16世纪初，德国出现了类似火灾保险的互助组织。1666年的伦敦大火是现代火灾保险发展的“引擎”。这一年9月2日，伦敦市中心皇家面包店失火，起初人们不以为然，当火势蔓延开来时，市民才惊慌失措。熊熊大火燃烧了五天五夜，使市区80%的建筑化为灰烬，20万人无家可归。火灾后的第二年，一位热衷于房地产投机的商人尼古莱·巴蓬医生和4个朋友共出资4万英镑，在伦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火灾保险营业所，并于1680年通过集资方式成立了凤凰火灾保险所。巴蓬被后人誉为“现代火灾保险之父”。伦敦大火说明：1666年伦敦大火连烧数日、造成惨重损失，却因此催生了世界第一家火险公司。
1536年，英国人马丁尝试将海上保险的做法扩展到人身。他为一位叫吉明的人保了为期12个月的寿险，保额2000英镑，保费80英镑。马丁近似赌博的尝试是一个苦果——吉明在临近保险期限的1537年5月29日身亡，马丁急了，投诉法庭，称12个月保险期限是以阴历每月28天计算，因而保单已于5月20日到期。法庭驳回了他的申诉。这一案例引起人们对寿险的关注，保险商开始注重标准寿险保单的设计。1583年，伦敦保险公会签发了世界上第一份标准寿险保单。这个成立于1574年的保险公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寿险组织，只是兼营寿险。1699年成立的英国孤寡保险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的寿险组织。自此以后，寿险技术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755年，詹姆斯·多德森创设了公平人寿保险会社，其给寿险市场带来新的气息——通过死亡率来科学计算保险费率，此后，该会社借助哈雷的世界上的第一份生命表来厘定费率。3“寻求中国的财富”
16世纪初，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开始出现，最早与中国通商的是葡萄牙人。1486年，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驶抵远东的航线，并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摩鹿加群岛建立势力范围。1517年葡萄牙派舰队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强行通商。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步葡萄牙之后尘，从墨西哥派舰队进发东方，于1570年占领菲律宾群岛，1575年派人赴中国广州通商。1595年，荷兰打败葡萄牙，将整个爪哇岛据为己有，又于1604年强占澎湖列岛，1624年占领台湾。1637年，英国由威德尔率领的6艘兵舰以武力敲开中国广州通商之门。进入18世纪，早期海上霸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被英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国家。
直到18世纪初，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物质文化还是无与伦比的。乾隆帝在写给英国女王的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豪：“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参见美国汉学家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第175～177页）这种盲目自满的思想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说：“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海外贸易在世界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谁控制了海上贸易就意味着谁控制了世界。在当时的海上贸易中，中国始终处在一个被动地位。英国史学家格林堡曾分析道：“近代使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寻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在这将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中，中国仍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据《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1760～1833）》统计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每年仍出超两三百万两白银以上。
虽然在中英贸易中处于逆差，但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外贸易已成为工业革命纵深发展的重要条件。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幅度提升，迫切地需要补充和扩大国内市场，海外市场不仅是其工业产品的重要销售渠道，更是其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在英国人看来，一个国土面积是自己36倍，人口是自己18倍，且物产丰富的国家，其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王云泉：《广州租界地区的来龙去脉》）。
面对海外贸易，当时的清政府不以为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必须维持固有的经济秩序。而英国商人则希望直接进入中国丝茶主产区口岸宁波，并将其发展成第二个澳门。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对外开放了宁波、泉州、松江和广州四个口岸。但随着英国维持固有秩序的企图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觉，乾隆二十二年（1757），为抵制洋船北上“移市入浙”，乾隆皇帝于二月二十二日下达谕旨：“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查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风土民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将此明白晓谕知之。”乾隆帝本想通过增加浙江关税，将外商限制在广州，但效果不大，不得已乾隆帝索性于十一月再下谕旨，限定广州为唯一外国商船来往口岸，且颇多限制。这一管制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口通商”为止。驻守广州口岸的清朝军队说明：乾隆时期，清政府盲目自信，无视西方世界的巨大变化，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只保留了广州口岸。图为清晚期驻守广州口岸的清兵。
中英之间的贸易主要是被政府认可的垄断机构把持，英国方面是东印度公司，中国方面是广州官方指定的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公行。东印度公司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是一家股份公司，后因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而逐渐演变为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同年12月31日，这家股份公司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特许状，凡属英国或英国属地的商人，没有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不准经营中英、中印和英印贸易。18世纪，东印度公司已从一家商贸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早期，中英贸易主要是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大批茶叶，而英国却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其大量银元流向中国。就在清政府宣布实行闭关政策的同一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主产地孟加拉，本小利大、人一旦上瘾便成为刚性需求的鸦片被英国视为扭转贸易逆差的杠杆，东印度公司则以鸦片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4外贸垄断组织——“十三行”
公行，也称洋货行、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是地名，明朝就有此名，并不是因有十三家洋行而得名。据记载，广东琼州府领十三州县，各种货物推销集中于此地，又称十三行货，因而此地被称为“十三行”。清代，对外贸易机构称作“洋行”，洋行在“十三行”一带开展对外贸易最多，人们将地名“十三行”与“洋行”混在一起，称作“十三洋行”。“十三行”与洋行的多少并无关系，多时几十家，有时恰好十三家，最少时只有几家。“十三行”说明：1757～1842年，十三行商馆区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区。这一独特地位使十三行成为当时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官方特许的经管对外贸易商人的同行组织。在十三行商馆区，外商船舶被准予停泊，外国商人享有居住权和贸易权。1685年粤海关设立通商时，广州商人华洋贸易不分。次年四月，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商来华贸易及出海贸易，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广州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十三行”成为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十三行”作为专办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组织，具体经办清政府对外商的一切联系事宜。它既是中外商人联系的中介，也是清政府与外商联系的中介；既有商业职能又有外交政治职能。“十三行”逐步形成了一套对外商严格管理的“公行制度”，主要包括外商只能与政府批准的公行行商交易，外商进入广州必须找一个公行行商作为“保商”，所有贸易过程均由“保商”代理，外商不得在市场上自由打探行情；外国商船只许舶靠广州市外14英里的黄埔码头，船上人员不得随意离船外出；外商不得在广州越冬。
1760～1834年，中国对外贸易遵循的是公行制度（又称广州贸易制度），其实质是等级服从：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公行；公行成员服从清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在政治、法律方面，权力是按此等级向下行使的，不仅海关监督，而且广东省巡抚和两广总督都向公行成员发号施令，对不服从者可以监禁和惩处；他们通常不与驻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进行任何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公行向该委员会传达命令（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
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设立商馆，20年后法国在广州也设立了商馆，之后西方列强陆续在广州开设商馆，这些商馆大都冠以本国国名，实为各国在中国的贸易代理处（Factory），经营本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十三行”主要包括小溪馆义和行（Creek Factory）、荷兰馆集义行（Dutch Factory）、新英国馆保和馆（New English Factory）、炒炒馆丰泰行（Chow-Chow Factory）、旧英国馆隆顺行（Old English Factory）、瑞典馆瑞行（Swedish Factory）、美国馆广源行（American Factory）、帝国馆孖鹰行（Imperial Factory）、宝顺行（Paoushun Factory）、中国街中和行（Mingqua’s Factory）、法国馆高公行（French Factory）、西班牙馆吕宋行（Spanish Factory）、丹麦馆黄旗行（Danish Factory）。
商馆场所名义上是十三行提供，实为外商投资兴建，并雇佣中国人总管，外国领事也住在馆内。
18世纪末，英美商人代表西方各国散商，为摆脱中国公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束缚，破除市场垄断，在广州设立了洋行，从代办业务起步，建立起更广泛、更完整的业务关系，公行已名存实亡。在这一时期，洋行开始代理进出口贸易相关的保险业务。19世纪中叶，洋行取代了商馆，中外通商体制由公行管控转向洋行主导（参见《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州的洋行和租界》）。二中国保险业的兴起与发展（1805～1911）1中国最早的保险机构
1685年，闭关多年的清政府开放海禁，特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品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广州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国保险业的缘起之地。
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外商主要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居主导地位，开拓中国市场已是英国殖民地战略的重要部署。1787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喀塞卡特中校发出指令：“请注意，如果能在广阔的中华帝国为印度的土产和制造品找到一条出路，必将促进英属印度的繁荣；同时，这种销售的收益将提供英国对欧洲投资的资源，当前这一投资每年不下130万镑”（参见《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3页）。
这一时期，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的窘境，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印度的鸦片。海上贸易日渐扩大，据粤海关统计，1804年6月3日至1805年5月23日，粤海关外船进口数达到了85艘，比5年前增长了1/3，其中超过一半为英国货船。
海上贸易离不开保险。当时，英商的货船主要装载着鸦片、金银等贵重货物，沿途冒着海盗、风浪、战事等风险，没有保险的航程无异于赌博——或日进斗金，或血本无归。精明的商人不会选择赌博式的经营策略，他们为了长期经营，需要将不可预测的意外转化为可预测的固定支出，即通过一定的保费将风险转嫁出去，从而获得稳定的收益。
英国学者格林堡在其《不列颠的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800～1834）》一书中记述：“在1801年，广州还没有任何公开的保险机关，但是有些私人却临时组织在一起承保船只和它的货物，金额最高为12000元（指当时广州对外贸易中流通的西班牙银元）。随着港脚贸易的发展，很多加尔各答保险机关在广州设置了代理机构。”（港脚：指当时不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英国和印度商人。）
为了便于理赔，1805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W.S.Davidson）发起，在广州开办了谏当保安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又称广州保险会社），自此，中国保险业拉开序幕。
谏当保安行由其广州经理人及其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朋友集资经营，并拥有全部股份，通常全部股份为60股，每一股东负无限责任。其经营按照一种旧习惯，由当时两家主要的鸦片代理行甸地洋行（Davidson-Dent House，宝顺洋行前身）和比尔·麦尼克洋行（Magniac&Company，怡和洋行前身）轮流管理，每隔5年解散一次，成立一个新社，并互换一次经理。
谏当保安行在当时有很高的信誉，其股东为印度和中国的第一流商人，其资产被视作“一种几乎无可否认的确实担保”，商界名流非常希望得到这些股份，拥有其股份不仅不必拿出现金，而且还可分到每股3000～4000元的红利，更吸引人的是，谏当保安行的股权是“有身价的”特殊标志。据记载，印度孟买最大的鸦片贩运商摩提钱德·阿米钱德希望获得谏当保安行尽可能多的股份，比尔·麦尼克洋行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在股份的分配上，我们当然已注意到我们的委托户和朋友中的一些人，他们有的同我们做了很大量的交易，或是他们可能分担风险对保险机关作出贡献，这些人是有优先取得股权资格的”。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谏当保安行股权的分量，同时也可以看出其经营之道——为了稳定经营，控制风险，以股权为纽带，掌控主要贸易伙伴和对风险有影响的人。
经历5次轮换，甸地洋行变身为宝顺洋行，比尔·麦尼克洋行易帜成怡和洋行，两行互为强劲的竞争对手。1835年，经营了30年的谏当保安行改组，宝顺洋行退出，怡和洋行全面接掌。1836年，谏当保安行改为谏当保险公司（Canton Insurance Company Ltd.），1842年注册地迁往香港，帕特森（Paterson）为董事长，资本总额250万港元，实收100万港元。1857年上海设立分公司。1866年，怡和洋行又在香港设立香港火烛保险公司，资本总额200万港元，实收40万港元。这两家公司都经营水火险和意外险。怡和洋行大楼说明：怡和洋行于1832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在早年中英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买卖。
宝顺洋行则另起炉灶，于1835年在广州开设了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又称友宁保险行，为中国第二家保险机构。该行延续谏当保安行的传统，每三年结算一次。6年后，该公司总部迁往香港，注册资本54万英镑，主要经营水火险、汽车险和信用险，伊兹为经理。1868年于仁洋面保安行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华记、旗昌等洋行加入投资者行列。1874年于仁洋面保安行在伦敦设立分公司。1882年，于仁洋面保安行改组为股份公司，更名为于仁保险公司，业务已在全球拓展。于仁大厦说明：于仁洋面保安行在创立之初就允许华商附股，主要承保股东的业务。该行在伦敦开设分行时，业务也不再限于股东。1882年业务已拓展至全球。
鸦片战争前，外商保险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委托洋行代理。在机构设置上，洋行围绕贸易主业，兼设码头、货栈、船舶修理、银行和保险等业务机构。1838年，广州洋行已达55家，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的外籍人员约20人，代理伦敦保险、联盟海险、海上保险等15家外商保险公司的在华业务。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具有霸主地位，在外商保险代理方面也颇具影响。
1829年2月，比尔·麦尼克洋行合伙人之一的马地臣在中国澳门创办的第一份英文周刊《广州纪事报》曾记载，比尔·麦尼克洋行（怡和洋行前身）充当了不少于6家保险公司的代理，甸地洋行（宝顺洋行前身）充当了4家保险公司的代理。
洋行代理保险不仅为外商保险公司带来拓展业务和理赔的便利，而且为自身盈利增加了渠道，洋行不仅可享受保险公司的利润分红，还可从每笔业务中获得5%的佣金。2保险思想的传播
最早向中国介绍保险理念的是西方传教士。1833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期刊内容从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
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载文介绍了西方现代保险：“那外洋舟只来数万里远，海茫浪荡，暗礁布满，飘沙累积……若论一年所失之船只，庶乎银几百万沉水不复用也，莫非哀哉。”“贸易险中做，运货未稳当，故此商贾请人担保之。那人虽有财，但不足以保多也。故招他人，合其财为一本，设使十人题名，各人出一万银，以此为其会之本也。我要发船载货，共计五万银，遂往请保举之会担五万银……汝抽一百员（元）裨我，或二员或三员或四员，设使货到不受害。我利此银。倘货失，我还汝五万银。相约停当，不敢失言，而出票以立凭据而已矣。”（罗艳：《近代保险的传入和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清史研究》2005年11月第4期）
1840年，郭士立编译了《贸易通志》，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其中对保险有进一步介绍，“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而前三者“中国皆有此例，惟担保会则中国无之”。担保会即保险公司，是对保险公司的最早译法。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是传播西方保险思想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和林则徐是好朋友。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理政期间，组织人员在翻译英国学者慕瑞（Hugh Murray）《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上编纂了《四洲志》，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初三，清廷以林则徐在广东抗英禁烟“办理不善”为罪名予以惩处，革去四品官职，发往新疆伊犁赎罪。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途中路过京口（镇江），在此与魏源相见，一番倾心交谈后，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资料交给魏源，嘱托其在此基础上编纂《海国图志》。魏源与《海国图志》说明：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重要人物之一。他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对西方保险做了介绍，被称为“中国保险思想传播第一人”。
深厚的友情及向西方学习、抵御外国侵略的共同信念，激励着魏源以一种巨大的使命感全身心地编纂出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巨著。1842年《海国图志》出版，书中以郭实腊的《贸易通志》为蓝本，介绍了西方保险。因此，魏源被称为“中国保险思想传播第一人”。《海国图志》全盘沿用郭实腊的译法，将保险（Insurance）译成“担保”，海上保险（Marine Insurance）译成“船担保”，生命保险（Life Insurance）译成“命担保”，火灾保险（Fire Insurance）译成“宅担保”。《海国图志》对于启蒙中国人的保险思想，促使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当时的中国，仍自认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盲目自大的国民心理使《海国图志》的主张没有付诸实施的环境条件。值得深思的是，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却受到了追捧，不断加印了15版。当时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大发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梁启超后来评价道：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所刺激”，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比魏源更进一步介绍西方保险的是洪仁玕。洪仁玕（1822～1864），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族弟。1851年1月太平军金田起义，洪仁玕立即响应，率50多人投奔后被捕，此后逃脱流亡香港。在流亡香港4年多的时间里，正式受洗入教，他一边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一边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洪仁玕广泛接触了许多知识广博的外国传教士，又博览西方著述，了解了西方经邦济国之道，他因此从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成长为一名维新志士。
1859年当他再次投奔洪秀全时，面对风雨飘摇的太平天国，他力主变革，以总理政务的“干王”身份向洪秀全提交了太平天国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虽仅11000多字，却扼要介绍了西方治国方略，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路径的推崇，已与太平天国初期《天朝田亩制度》主张的“男女皆兄弟姐妹”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大相径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已深入其思想内核。
破除乌托邦空想，确立私有制，自然要面临商品经济带来的风险，对这一问题，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法法类”中对西方保险做了介绍，“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已不致尽亏”，点明了保险补偿功能的要义。
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从耶鲁毕业回国后曾会晤洪仁玕，对其评价道：“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只可惜，此时的太平天国在清廷的围剿下大势已去，洪仁玕的理想已无践行之可能。
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先行者王韬（1828～1897），即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其代表作有《韬园尺牍》、《重订弢园尺牍》12卷、《弢园尺牍续钞》8卷和《弢园文录外编》12卷。其中既有其与友人的书信集编，多谈实务；又有其自编文集，多言洋务，宣传变法自强，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
常年的海外游历及东西方文化的交织熏陶，使他逐步具有了保险思想，不仅看到了保险对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极力推动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他的保险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代上广州冯太守书》中。他提出航运、保险相互并行，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力于航海贸易，而航海贸易必然要求保险对其风险给予调剂，主张“招商（轮船）、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
王韬呼吁设立中国的保险公司，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尽归于我。”王韬的保险思想充分维护了中国保险业的利权，对我国自办保险，尤其是保险招商局的创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与王韬有相似游历的早期保险思想传播者还有《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郑观应（1842～1921），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等。
郑观应代表作《盛世危言》编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1895年冬刊行增订14卷本，增订中包含“保险”一节，共涉及三大方面内容：保险原理、国外保险公司险种和主张中国自办保险。
他在书中阐释了保险分散风险、组织补偿的基本原理，“盖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譬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而公司之利仍取之于人。如保房屋一千座，其中一座失险，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稍沾经费而已。对人险亦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47页）。《盛世危言》中还介绍了保险的分类。保险公司经营的险种约分为三等（种）：水险、火险、人险。“水险保船载货，火险保房屋、货栈，人险保性命、疾病。”郑观应通过对各种危险发生概率的不同进行说明，阐明了保险费率有高低之分的原因。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商战”理论，他指出“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洋人商战”。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郑观应主张自办保险。“西人保险公司有数种，有保屋险，有保船险，有保货（物）险，有保货（物）水渍之险，有保人生死亡险，其章程甚详，获利均厚，亦宜招商仿办，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他对仁和、济和两家华商保险公司赞赏备至，认为这样的“保险公司不嫌其多”，从此可以“不为外人掣肘也”。
清末在著作中阐述保险观点、传播保险思想的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陈炽（？～1900），原名家瑶，字克昌，后更名炽，江西瑞金人，举人，游遍沿海商埠，考察香港和澳门，主张学习西方以强兵富国。
陈炽于1896年重译《富国策》，是年撰写《续富国策》，在“商书”的论述中，他提到了“保险集资说”。陈炽是郑观应《盛世危言·序》的作者，也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
陈炽在《续富国策》中的保险理念涉及风险产生的前提、保险的意义和作用，肯定了中国自办保险，并提出“纠资集股办保险，振兴中国”的具体做法。
陈炽不仅分析了风险的偶然性和风险的无处不在，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保险市场的发展规律，他认为“保险之物日益繁，保险之利日益广，保险公司亦日益多”。百余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印证了陈炽的理论，并将继续证明其思想的正确性。
由于看到了保险业“偿者一而不偿者千百，固仍坐收非常之大利也”的经营稳定性及赢利性，陈炽提出了纠资集股、自办保险的主张，以此打破外商保险公司独占中国保险利益的局面。陈炽有言曰：“即此保险一端，华商之大势成，中国之全局振矣。”
陈炽的“保险集资说”从微观上论述了保险原理和经营方法，从宏观上提出了振兴民族保险业的设想，是中国近代保险史上比较完整、系统的保险思想。3第一代中国保险人
第一代中国保险人主要出自早期洋行的广东籍买办，其原因是：现代保险从广州舶入，广东人最早接触了保险；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由广州“十三行”把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废除了垄断性的公行制度，买办取代了行商，许多行商经理人因有丰富的对外贸易经验而成为第一代洋行买办，并“在作为中国外贸中心的广州衰落以后，他们才有可能在全国舞台上兴起”（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57页）。“买办”出自葡萄牙词语“comprador”，也译作“康白度”，是指外国洋行的中国经理，在洋行与中国人的交易中起着中介作用。对于中国买办，美籍华人学者郝延平曾评价道：“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买办的中介角色不仅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页）唐廷枢说明：近代著名的洋行买办和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第一代中国保险人的典型代表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穷其一生致力于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李鸿章曾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唐廷枢的名字不仅与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企业相连，而且与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中国第一家机械煤矿、中国第一家水泥厂、中国第一台自产火车、中国第一家医院密切相关。
唐廷枢，号景星，亦作镜心，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镇唐家村一个普通农家。他的父亲唐宝臣是位憨厚的农民，为了养活七口之家，跑到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给校长、美国牧师布朗当听差。他和布朗签下8年合约，用当听差的薪水抵学费，让10岁的唐廷枢和15岁的哥哥唐廷植成为布朗的第一批学生。布朗的第一批学生有6个人，后来这6人都很有出息。其中容闳成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走出学堂，16岁的唐廷枢先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了3年的助手，转而在香港英国人开设的巡理厅做了7年的翻译，并在香港投资开设了两家当铺，随后又去上海做了3年的海关关员，后升为总翻译。1861年，在海关工作的唐廷枢与怡和洋行经理惠代尔关系密切，两年后，唐廷枢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
1863～1872年，唐廷枢在怡和洋行总买办的位子上干了10年，为怡和洋行打理库款、收购货物、经营航运和地产等业务。在怡和洋行，凭借广泛而稳定的人际关系及丰富的商业和法律知识，唐廷枢成为上海滩华商领袖。当时怡和洋行在其出版的小册子中写道：“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但怡和洋行并不完全信赖唐廷枢，为了稳住他，在唐廷枢任买办的第四年，给唐廷枢特申请了谏当保险公司的股份，目的是希望利用其影响力拓展华商生意。因此，唐廷枢更多地接触了保险并在华商中积极推广。怡和洋行高层颇为满意：“唐景星似乎正在尽力而为。”（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36页）
步入不惑之年，唐廷枢已颇有威望，但他感到失意：与洋行生意兴隆相对应的是华商地位的日渐低微，自己无论如何风光也不过是寄人篱下。在“第一买办”的位子上，唐廷枢挂名退隐，闭门博览经史。
恰在此时，为了收回我国江海利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委派沙船业巨商朱其昂在上海组建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总局设在上海，初期以试办新式航业为主。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洋务企业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实体。中国近代第一批航海章程、条例是由其颁布，并由此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船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起步异常艰难。在美国旗昌、英国太古和怡和等当时中国轮船业霸主的挤压下，轮船招商局资金断裂、生意枯竭。急火攻心的朱其昂不得不求助于唐廷枢，请他出山。对此，李鸿章的心腹、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开始还不以为然，当朱其昂向他介绍了唐廷枢的财力和才能，盛宣怀甚是佩服，火速奔天津将朱其昂举荐唐廷枢的信函面呈李鸿章。此信正合李鸿章的心意，故任命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唐廷枢的确是执掌轮船招商局的最佳人选。他在多年的商海拼搏中已积累了巨额资本，在全国主要商埠都有自己的商行。他还是公正、北清两家轮船公司的华董，并与怡和洋行组建了华海轮船公司，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兼任襄理。他自己投资购买的6艘轮船行驶在沪津、沪汉、沪宁等航线上。他在华商中的威望还使其在吸收社会资本方面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另外，他知己知彼，多年的买办生涯使其对竞争对手了如指掌。
唐廷枢的退隐，本意就是以退为进，轮船招商局的召唤正合了他一展宏图、报效国家的心愿。其实唐廷枢虽赋闲在家，但依旧关注商海变幻，对轮船招商局的问题了然于胸。执掌轮船招商局后，唐廷枢抓住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特色，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借助“官督”的背景，游说政府指令性发文承接长江漕运业务，为航运业务来源打下基础，并多方活动，获得政府拨款，缓解资金困境；另一方面，他又借助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描绘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前景，以优厚回报吸引巨商富贾入股。到1874年实收股金47万余两白银，一改轮船招商局成立一年来股本金不足20万两白银的低迷局面，1881年轮船招商局募足股本金100万两白银，次年增募100万两白银。几年的时间，招商局脱胎换骨，真正有了“招商”的意味，并使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股票还可转让及公开发行，开创了中国股市的先河。
在洋行的工作经验，使唐廷枢意识到制度是企业的生命线。唐廷枢效仿西方股份制模式，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事项做了明确的规定，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为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
紧接着，唐廷枢与占据着绝对垄断地位的外商轮船公司正面接火。轮船招商局依靠政府支持，于1877年以220万两白银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由12艘增至30余艘。见此状况，外国轮船公司联合起来以削减运价来挤压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则借助李鸿章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资源，促使外国轮船公司不得不与上海轮船招商局达成协议，协同价格。在唐廷枢的运筹下，崛起的轮船招商局在外商航运巨头面前有了话语权。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后，轮船招商局的船舶和货物运输保险因受制于外商而令其颇感头疼。外商保险公司投保条件苛刻：一艘购置成本10万两白银的船舶外商只限保6万两白银，超过部分只能自保，且保费按月“一分九扣”，年费率高达12%，如此高的费率在唐廷枢看来无异于勒索。1875年，经过苦心筹划，唐廷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保险史上第一家官办保险企业——保险招商局。
另一位第一代中国保险人的代表是徐润。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和唐廷枢是同乡，出身于买办世家。清末，买办兴于广东，以香山为最，而香山买办则兴于徐家。徐润15岁时在父辈的带领下进入当时与怡和洋行齐名的宝顺洋行学徒，其伯父为该行总办。1861年，入行9年、年仅24岁的徐润升任总办。
1873年，受李鸿章之邀，徐润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唐廷枢总揽全局，徐润掌控资金调度。徐润凭借其多年宝顺洋行总办的经验，将保险引入航运业。徐润认为：“每年每船保险费万余两，局中之船日多，保险因之亦多。”为了积累资金，增加利润来源，徐润协助唐廷枢成立了保险招商局，继而又创办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唐、徐携手，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序幕。4上海保险市场的崛起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8月6日英国军舰进逼南京江面，迫使清政府于8月29日在英军旗舰“汉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凡进出口货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自此，中国被迫“五口通商”，中国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五口通商”后，这5个口岸并没有一同繁荣起来。宁波于1843年12月对外开放，因其靠近上海，内地丝、茶等商品就近运往上海出口，宁波市场日渐冷清。开埠后第一年，宁波贸易额曾达到50万元，但5年后其贸易额仅为原来的1/10。福州于1844年6月对外开放，其对外贸易发展比宁波还要慢，开放后9年间都没有外商在此经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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