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郝永伟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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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试读：

时维九月，岁属乙酉。十年前的初秋，我暂时告别了为之奋斗五年的报刊编辑行业，负笈南下，鲜衣怒马，一路高歌。怀揣着“滕王阁下初相逢，此生合当江南老”的欢愉，在英雄城南昌度过了自己的研学时代。那时的我，胸膛中尚有残留的青春气息，足以鼓动起人生难得的速度与激情，并不晓得故乡可以影响生命的最终走向，更无法体会《指月录》中六祖慧能临终前所唱的偈语里要求的境界：“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

应该承认，南昌三年，于我而言，收获良多。橹声悠扬，棹歌相续，时光如丝如帛，轻轻划过。我一方面私淑于著名赣籍学人、出版家张国功先生门下，在江西出版集团做特约编辑。一灯灿然，千卷不惑，三年下来，编辑校勘了近百本图书，或学术类，或文艺类，完成了由报刊编辑到图书编辑的成功转身。所获报酬，用途有二：一为遍览江南山水，陶冶性情；二为购买图书，为自己的书房扩容。另一方面，我选择了读历史文献专业，在梁洪生老师的帮助和吴小红老师的指导下，将研究的视域定格在对元代江西文人的作品序文进行整理，并就序文中反映的问题有所研究，最终完成了学位论文《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编书、读书、研究、游历，在我生命的绿肥红瘦里竟有了“四手联弹”般的和谐，一如生命之律动，那是一种可以填补岁月空白的慢，人生需要慢下来，日子应该一天天地过。

喜欢停留，喜欢长久，喜欢被那段时光左右。可再慢的日子都会过完，三年后的我，机缘巧合下，得以成京，谋稻粱于现在的单位。在首都，以地铁般的速度穿梭往来，生活至今。寄身于钢筋水泥切割的京华烟云里，少年时代与家人、亲友一起乡间吃西瓜的景象美好且虚幻。灯红酒绿中时常偷偷贪欢于故乡雨后街头一群玩伴打着伞走过的印象碎片，拼在一起便是一首怀旧的老歌，恰似外婆温暖的目光抚过。镜中流年，风华磨尽，也学会了淡漠，也看惯了声色，也接纳了凉薄，可内心深处又冷又苍白的孤独终于暴露出来了自己的不合作。

十年，说也堪惊！十年踪迹十年心，色香味触转头空，飘然已到了听雨客舟的中年。一抹乡愁如秋风乍起，带来人生的幻灭不实感。与时间死磕，一半是坚守，一半是妥协。

十年中，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生离死别。2013年5月底，母亲确诊身患不治之症，在坚持了9个月后，受尽病痛折磨的她带着不甘和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多少年来，是母亲的坚毅与辛劳，经营出日盛的家势，包括我的求学于江南。母亲是我的青春志，是我的年华墓志铭，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年满36岁。母亲走后，蓝天白云下，我就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成熟的代价，实在太大！这期间，我亲眼看到沉闷寡言而内心强大的父亲在母亲病榻前潸然泪下的样子；瘦弱单薄的妹妹丢下一岁的孩子终日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舅父蹲在医院走廊的一角，久久无法站起；淳朴憨厚的堂哥和堂嫂，在我面前，绝对当得起“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母亲临去的那一幕定格成为我人生情感永久的病灶：不知下辈子做儿子的福分，还有没有资格再轮到！我的人生一下子陷入了低谷。岁月倒流，世味浇薄，残余年华真不知如何度过。在天地苍茫、如履冰霜的时候，是书法家孟云飞先生和画家李午申先生伸来义无反顾的手。孟云飞先生用书法的线条叙事语言创作行草书《岁暮到家》，李午申先生根据这首诗以文人小写意的笔法为我创作了同题人物画，抚慰我的低迷与痛楚，调整我的生命基调，唤醒我的生活激情。此去经年，只存凭吊。当故乡因为母亲的离世而面目支离、青春不再，时常展阅孟云飞先生赠我的那幅四尺行草和李午申先生为我创作的小写意斗方——蒋士铨的《岁暮到家》，仍能获取心灵慰藉：“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它给予我的是铭记母爱、永不相忘，面对死亡、勇敢生活的底气。

失去容易，忘却难。近两年来，回环往复的不眠之夜，对我成了一种折磨。为了镇住自己的伤口，我将精力再次转移到了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整理与研究上。重拾丢弃已久的文本，发现当年自己的书写，竟有不少皮相、肤浅之论，缺乏应有的校勘功夫、注解能力以及批判精神。开始时是为了打发寂寞，祈求得到精神的永释，可追寻其风根云脚，后来竟发现值得细览深研处，在在皆是。

仿佛深夜窗台上的一瓶红酒，打开了，就会情不自禁地一路品下去。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反映了元代江西文人所取得的诗歌创作成就，同时还揭示了元代江西各地丰富的文化生活及曲折多样的文人心态。我通过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整理、校勘和注释，目的在于：首先，要为后人从事其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系统史料。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元代江西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过程和文人生活状况，对涉及文人生活的出游、宴饮、庆贺、教化等情况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对元代江西文化及其在全国地位的了解。

在对145篇诗集序文研究前，运用历史文献学基础知识对其进行系统整理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可以言说的意义”进行阐释之前，我以文烟细火、小鼎长泉的耐心努力做到：一、尽量将诗集序文搜录全面，提供一个可以回望历史的平台。既要涵盖元代江西籍文人为本省人写的诗集序文，同时对元代非江西籍文人为江西人写的诗集序文亦不能有所遗漏。二、给“诗集序文”的研究提供较为理想的文本框架，即选取好的版本为底本，对搜辑的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断句、校勘、梳理。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无法切断。打捞地域文化的种种，是要更清楚元代文人的心态及其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对145篇诗集序文研究的过程中，我的着力点主要放在了对元代诗歌成就和元代江西文人文化生活及文人心态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先从职业身份、生平经历方面对元代诗歌作者的整体概貌进行扫描，在这一宏观视阈下，重点分析了江西籍诗集作者，初步得出的结论是江西文化在整个元代文化的观照下，在延续宋代文化的基础上依旧发展，诗人辈出，文化鼎盛，取得了非凡成绩；元代江西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格局，出现了比较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诗人群，即崇仁诗人群、庐陵诗人群、清江诗人群、南昌诗人群、临川诗人群、安福诗人群。这些地域性诗人群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我以元诗题材、元诗风格为切入点，揭示元代江西诗歌取得的非凡创作成就。而在分析元代江西文人文化生活之前，首先廓清了元代文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对编诗采诗、游历宴饮、由儒转医等现象进行论述。对元代文人心态的论述，我是以仕元心态、出世心态和遗民心态为研究视角的。

十年踪迹十年心，南船北马总关情。在这个金钱至上和“自身去价值化”甚嚣尘上的时代里，步履匆忙的现代人，戚戚于得失，飘飘于富贵，与面具共舞，以短信、微信、微博、酒席、K歌房的方式构建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人脉系统，这似乎与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中记载的宴饮、游历、酬唱等活动在形式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实则心态、境界迥然，判若云泥！它少了一份阿飞之于李寻欢、胡铁花之于楚留香般的初心，远了那份桃李春风、弓刀行色的情怀。我不知道将现代人置于元代的生活背景中，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也并非要诗化自己以往的生活，只希望自己不要忘记，生命的价值大多隐含在人生的遭遇里，浓浓的乡愁是一个人之所以活着的精气神。譬如，已在商海沉浮多年依旧能够对我“意气用事”的魏立京先生和张旭彪先生；简心素衣于宦海，对我有君子之谊且深过桃花潭水的宫世友先生；经历生活诸多磨难，却仍肯与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严伟林、严伟鹏兄弟；常年被我“虐”到无语的汪百铮、代兰荣夫妇；还有一直陪伴《藏书报》成长的老同事王雪霞女史、刘淑敏女史和师学磊先生；留在江南教书育人、笑对人生的杨杰、周小泉、艾晶同学，等等，毕竟是他们，是他们用他们的青春陪伴了我，我和他们共同属于那个时期，或者年代。

活在当下，属于从前。在某种程度上，做人和做学问，皆不妨一试。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从上述学术框架进入，经过这近两年的打磨形成了比较丰厚的《南船北马总关情——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的“第二代”文本，但因才力所限，仍有许多空疏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郝永伟2015年10月于北京序一遇见

用个看似有些拽的词儿吧：遇见。因为实在不知如何开头，只记得我和永伟君是在十三年前相识，那时的他是我刚刚步入职场即遇到的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仍旧“各色”的一个。正式开篇前，我先澄清一点，对于永伟君本书的研究内容，其实我是很无知的。数月前，他轻描淡写说让我给他的书写个序，原本还以为是开玩笑，结果他反复几次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提及，我终于得正视了：的确，这个活儿交给我了。对于此，我很惶恐。首先我不是个学者，不搞研究，对于如此专业的领域颇为陌生；其次，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却无文亦无采，无名亦无才。再三推辞，难以奏效，我算是无奈接受了。但是，我从心底里感谢永伟君这一相邀，这是给我的一次机会，确实有许多题外话要说！

先从永伟君的为文说起。我研究生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也是我目前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岗位，就和永伟君并肩。那时的他坐在我的对面，看似中规中矩，外表诚朴老实，波澜不惊，其实内心里穿越古今，宏阔世事，与其外表形成强烈反差。我送给他两个字的评价：“分裂”。这个词到现在也没有当面直接送给他，但我想他会接受的。永伟君是个怪才，我们的工作同为编辑，我常常内心自诩为学院派，有很对口的专业基础做支撑，然而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是得到他的帮助。而他除了在编辑稿件时给我提供帮助外，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擅文，这个文不是一般的文，而是武侠小说。这让我无论如何不能与办公桌对面的这个老实、陈旧的外表联系起来，原来永伟君的心中始终激荡着另一个世界：刀光剑影、除暴安良、柔情蜜意、侠肝义胆……而这一切又全部雪藏在他的灵魂深处。于是，我竟然产生了想要研究他的想法。通过阅读永伟君的武侠小说，我体味到了他思维的绝妙；再看他的评论、随笔、诗歌，无不凸显出文字背后的思想境界和人生思考来。这些都让我叹服。永伟君机灵，就像董桥评价毛尖机灵一样，永伟君的文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机灵，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灵妙。永伟君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却似乎遥远地吸纳了江南地域山清水秀的灵气，文字中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气韵和风格，让人感慨和着迷，堪为文采风流。想必后来他毅然南下求学，到英雄城南昌也是早有的情结吧。

再来说他的为人。我现在回想，更加认为对他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分裂”。一方面他安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挣钱，过日子；另一方面又不时大肆挥霍——不停购买图书。素日中，永伟君踏实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校勘，错一个标点都要难过半天；可不经意间他又“暗度陈仓”，悄悄磨刀霍霍，暗下力量，以至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离职南下求学，还惊了我一下。后来细细思量，早之前就有苗头。永伟君向我咨询考研读研的若干问题，没想到那么快就成了现实，我至今想来，常常后悔不迭，当年真不该告诉他那么多路数，不该明明白白撺掇他继续考研求学，以致放走了这么个才子。永伟君就是这样，诚朴的外表下活脱脱藏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尽管如此，我却无论如何都是高兴的。替他高兴，也替我高兴，终究成就他这一番人生历程的，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吧。由衷地祝贺他，迈向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台阶。

南下求学，开启了永伟君的新历程，地域的转换让他找到了与自己骨子里无比契合的地缘与人缘。他是勤奋的，三年研学，不忘初衷，在出版名人张国功先生门下，继续编辑之路，近百本图书奠定了他的图书编辑之功，也辅佐了他的学业，成全了他风流不羁的个性。他在读书之暇，游览江南山水，涤荡心灵。这种契合是冥冥之中的，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许多年之前他早有“预谋”的吧。但不管怎样，永伟君成了，他终究是为自己的不安分的内心找到一条适合他的道路了。又一个三年结束，再次转战京城，于都市生活中穿梭，他总说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喜欢称自己为“乡下人”或者“江南”，但业界对他的认可却说明他于“帝都”存在的自身意义。永伟君除了为本职竭力，又应邀为故宫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审读各种文史书籍，总之，他为人处世极为靠谱。

时光慢慢快快，步入而立之年后，我越发感觉到时间的速度。我和永伟君在《藏书报》共事仅三年，男女有别又似乎投错娘胎，永伟君多少有些阴柔内敛，我却直白外露，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由此肇始，再后来却越发深厚而没有隔阂。左三年右三年，如今一晃，十三年过去了。这期间，他是南船北马，我仍站在原地，彼此注视，彼此帮助，彼此鼓励。我见证了他的悄然南下，见证了他的勤奋求学，见证了他的职业顺意，也见证了他突然失去至亲的悲痛与逃避，什么时候他都没有逃脱我的掌心，坦然接受我的羡慕、嫉妒与同情。而我也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没有原则的命令和要求，动不动就突然约稿，“必须三日内完成！”动不动就要他必须介绍重要作者写稿。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去北京宋庄看画展，丝毫不管他个人是否有事，直接命令赶过去，并要求他付出租车费……这样的霸道，怕只有我们的友谊至此吧。我们的青春曾一起度过，那种记忆属于我们的时代。

说了太多与本书无关的主题，其实我要说的是，这本书正是与永伟君的为文、为人分不开的，正所谓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南船北马总关情——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本为永伟君的硕士毕业作品，发挥了他的优点。整理之事是既枯燥又细密的，而永伟君的踏实让他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将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全部搜录整理，应该说这是不小的工程。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诗文集，首先要选取版本，然后要句读、校勘、注释，整理之功非一般人可为。而且在此基础上，他从元代文人心态、当时生活基础、文化氛围等多个方面探究，由表及里，去延伸自己的研究视域。更为难能的是，时过多年，在繁忙的工作中，他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止，而一段时期的放下也是为了积淀。经过近两年的打磨，这部作品褪去了当初的青涩，变得丰盈而厚实了许多（也许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马上捧献给读者，作为霸道的挚友，怎能不欣喜？

活在当下，不忘从前。祝福永伟君，祝福我们的青春，祝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彼此能够遇见，是一种幸福。王雪霞2015年10月于石家庄序二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有幸与永伟君相识，缘于2012年刘艺先生《翰墨人生》一书的编辑出版，其后我们时常电话、短信联系，偶有小酌。谈学术，论艺术，畅所欲言；叹世事，聊人生，无不尽兴。大致相同的人生阅历，相近的学术及人生观点，惺惺相惜，遂成至交。

永伟君出生于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虽一介书生，但颇具江湖豪气。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思逸神超、文采飞扬，已有十余篇中短篇武侠小说问世。而又经过历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以及多年报刊图书的编辑工作淬炼，他已兼具人文学者的严谨和敏锐，在学术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所发论文文辞古雅，立论高远。

通过几年来的交往，我认为永伟君博学、善思、严谨，尤其是勤奋。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研究历史文献的学者尤其要耐得住寂寞。永伟君十年磨一剑，对其论文进行不断增删、认真打磨，终成目前之佳构。今其大作《南船北马总关情——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与研究》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诚惶诚恐，然兄弟之盛情难却，我只能不揣浅陋，聊陈己意。视角独特

在我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立国不过百年，但疆域却是历代最大的，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形式丰富多彩。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元曲的地位已为世人称道，但对元代诗歌的研究不是很多，定位亦有所偏颇。事实上，元代诗人众多，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诗风也有其独特性。而江西是元代诗歌的重镇，诗人辈出、创作炽盛、诗社普及、集咏频繁，诗人诗作结集刊印之风十分盛行。永伟君以其独特的视角，不囿于目前学界从文学和艺术角度对元代诗歌的研究，而是选取一个点——江西文人诗集序文作为研究对象，见微知著，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通过对这些诗集序文的句读、校勘和注释，并进行深层次的学理性分析。这些内容丰富的序文，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可谓对“诗歌众生”的一次大盘点。永伟君通过对这些文本资料的梳理，考察了江西文人的生存语境和心路历程。重视文本

文本是文献研究的基础，而文本的搜集、选择则要求全面性、准确性。对文本的理性阅读和思索是对一个文献学者功力的考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经过多年的努力，加之有文献学专业的科班训练经历，永伟君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文献学知识。在文本的搜集上，他力求全面，主要通过对清乾隆时期所修的《四库全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修生主持整理的《全元文》进行检索，归纳、整理出元代江西籍文人为本省人写的以及非江西籍文人为江西人写的诗集序文共145篇。而对文本的选择，永伟更是下了大力气，对搜集到的序文进行全面细致的句读、校勘、注释，并对不同版本的序文认真研读、反复比较，以求其最佳。他深知如果没有丰富、准确的文本资料以及对文本的透彻理解，所有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便会是无源之水、痴人说梦，而对问题的论证自然会失之偏颇。视野开阔

其实永伟君的这一选题是相对具体而微的，但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大的时空观。从纵向上来说，他不但收录了元代江西作者的全部序文，而且对跨两宋，乃至跨明代的作者序文也一并收录；从横向上而言，只要是诗集（诗）的作者为江西人，而序文的作者则不一定局限于“江西籍”。

永伟君通过对145篇诗集序文的认真研究，将着力点主要放在元代的诗歌成就和元代江西文化生活及文人心态这两个方面。首先，他把每一个江西籍诗集的作者都放在整个元代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对他们进行综合分析。其次，他还从诗歌的题材和风格上进行阐述。他发现江西地域性诗人群的出现缘于地域文化的繁荣，江西诗歌的繁荣一定程度上是宋代文化的绵延。在生态和心态多元的元代，文人的心态大致可以分为仕元、出世和遗民三类。言为心声，不同心态的文人其诗文亦有所体现　。综合研究

永伟君有着良好的学术背景以及工作经历，这对他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本书中，他不但采用了传统的史料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常规研究方法，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进行系统的检索和整理，奠定了他向深层研究的基础，而且对演绎、归纳、对比等方法的运用亦是相当娴熟，使其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研究得以升华，更具有普遍的价值。缘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该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论证有力。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永伟君通过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整理，不但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较为系统的文本资料，而且提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不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文人生活的出游、宴饮、庆贺、教化等情况，对元代江西文人生活状况和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过程也进行梳理，而且以全新的视角，用全新的笔墨，勾勒出元代江西文化和文人的真实图景，加深了对元代江西文化及其在全国地位的了解。

喜欢读书写作，就如同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永伟耐得住寂寞，天生具有成为大学者的禀赋。他酷爱读书作文，“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多年的辛勤付出，今天终有回报。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庄子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有此一书，夫复何求？孟云飞乙未季秋于京华静观斋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选题意义

唐代王摩诘有诗曰：“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研学时代像笔者的青春一样可贵而不可再得。当时笔者以中文的底子，选择了读历史文献学，将研究的视域定格在对元代江西文人的作品序文进行整理，并就序文中反映的问题有所研究。元代典籍，汗牛充栋，如点点烛光照耀着漫长幽深的历史人文隧道。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和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全面地点校、整理、阅读元代江西文人的作品序文。青灯芒长，黄卷情深，渐渐地对其中的诗集序文（包括单篇诗歌，全书同，不再注明）有了感觉，也有了进一步探寻的兴趣。年岁渐长，马齿徒增。到了“后研学时代”，红尘景深、寂寞如水的编辑职业经历让笔者越发对这一选题“欲罢不能”，于是不断打磨，不断走向深入。时至今日，笔者已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片不曾被开垦过的“原始”荒野上，孕育着巨大的植被潜能。它昭示着在绵长悠远的元代诗歌艺术时空中，传统因子衣钵嫡传，生生不息，弥峻弥美、弥高弥险的独特艺术高峰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撞击，而诗歌作为载体所承载的言说不尽的意义之种种，更值得研习和探究。

宋、金、西夏以降，作为大一统的中国王朝，元代有着与其他王朝不同的特点，即立国时间短，控制疆域大。从忽必烈1271年定国号为元到1368年元朝灭亡，仅有98年的历史，但其实际领有的国土却超越前代，域内外交流十分活跃，文化瑰丽多彩。然明月照人，古今不同，在98年的历时性自然景物和浮生万象中升腾与沉落的“一轮明月”，更是具备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系统。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诗歌，在元代有着异于其他朝代诗歌的特质。历来的观点是：元诗难与唐宋比肩，元曲比元诗更有特色。可事实并非如此。据杨镰统计：在元代至少有3934位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诗人；至于元诗的数量，将全部诗别集、总集所存之诗，与其他文献所录汇总，除去重复，今存元诗124000首。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浮动，仍有增补的余地。另外，据陆峻岭统计：元人文集中有1233篇为当时诗文集的序跋。而这1233篇序跋涉及的诗文集，今天尚存的有一百五六十部。元代诗家蜂起，元代诗歌群星闪耀，它的繁荣是事实，也是史实。清人宋荦在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写的序中说道：“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间浏览是编（引者注：指《元史选》），遗山（元好问）、静修（刘因）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杨维桢）、云林（倪瓒）持其乱。沨沨乎亦具一代之音，讵可阙哉！”一星灼灼众星环，齐齐然踏出一代铿锵足音。宋荦的上述观点在清代影响颇大。今人杨镰认为，“就这一意义而言，元诗史与唐宋诗史并无不同之处，研究本身也并无高下之分。”作为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元诗在元代文学诸体之中的地位，其实不应该有争议”。另外，包根弟对元诗的成就亦有肯定论述：“然平心论之，元代建国虽未满百年，而其诗在蒙人之汉化政策、北方汉军将领之重视文教、道教之庇护士子及学术之自由等有利的政治环境中，亦盛极一时，毫不逊色。”

从宏观视野转入具体操作，即选择元代江西文人的诗集序文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明确时间和地域界定非常重要。首先，在时间上，兼重诗集本身与序文。诞生于元代之诗集，若其序文制作于当时或稍后的明初，则该序文在搜集之列；宋及宋以前诞生之诗集，即使其序文制作于元时，本书不予收录；诞生于元季之诗集，若其序文制作于后世，本书亦不收录。另外，在地域上，重诗集作者，而非序文作者。“江西”指的是诗集（诗）的作者为江西人，而序文的作者不受此限制。元朝在全国各地先后设立了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书省的分支机构，代表中央在各地实施统治，其中江西行省下辖18路、9州。在今天的江西省所辖16.6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元代设有13路、2个行省辖州、16个路辖州、48个路辖县和3个州辖县，其中，13路即信州路（治今上饶市）、饶州路（治今鄱阳县）、龙兴路（治今南昌市）、吉安路（治今吉安市）、临江路（治今樟树市临江镇）、袁州路（治今宜春市）、瑞州路（治今高安市）、抚州路（治今抚州市）、江州路（治今九江市）、南康路（治今星子县）、赣州路（治今赣州市）、建昌路（治今南城县）、南安路（治今大余县）；2个省辖州即南丰州和铅山州。13路中的信州路和饶州路以及省辖州之铅山州直属江浙行省，路辖州之婺源州属江浙行省徽州路，其余均隶属于江西行省。本书所录的诗集序文，系指诗集作者在元季隶籍于以上13路、2个省辖州、16个路辖州、48个路辖县和3个州辖县，而不论序文作者隶籍何处。

同时，选择元代江西文人的诗集序文作为研究对象，除上述元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够反映元代的社会生活外，笔者还有如下考虑：元代江西是诗的“大国”，诗歌创作之风炽盛。通过系统翻检，笔者搜录到元代江西籍及其他籍文人戴表元、何中、吴澄、龙仁夫、柳贯、傅若金、虞集、刘诜、李存、危素、梁寅等为江西诗歌作者所作的诗集序共计145篇。这些文人诗集序文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诸多方面，从不同层面折射出当时文人的生存语境。可以说是对落实到纸上江山的芸芸“诗歌众生”的一次大盘点、大总结、大整顿、大熔铸。如江西新喻（今新余）人傅若金在《送孔学在诗后序》中曰：“临江孔学在谒曲阜林庙，遂之京师，诗文凡若干首。郡人傅若金叙其后，以终作者之意。呜呼，孔子之圣，其犹天地乎！天之德，人不忘其覆矣；地之德，人不忘其载矣。天地之德不可忘也，圣人而可忘哉？是故莫大乎孔子之道，莫远乎孔氏之泽。自吾生人之必由其道，万世之德不可忘也，而况为子孙者乎？于是学在将适京师，念其先世之不可忘也，则浮江淮，道河济以达于洙泗，求曲阜林庙拜之，而序长幼于阙里之族，然后北之京师焉，可谓知所先矣。”序文收放有度、脉络清晰地指出了元代江西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天下一统，出游便利。孔学在身为曲阜孔门后裔，南北隔绝时难以亲谒孔庙，而在一统后则得以实现。由斑窥豹，多少士子学人自此不必徘徊孤窗前，泪洒故纸堆，而是阔步走出家门，走向理想中的人生舞台。当时江西学人北上游学、游宦、观光者不绝如缕，对此，诗集序文多有深刻反映。吴澄《秋山翁诗集序》曰：“然己酉至己巳，安乐之音也。存者无几。丙子以后，所谓哀以思者，乃层见迭出。诗固穷愁发愤，而后能多欤！近一二岁又渐造和平，其亦幸时之稍无事，得全生于天地之间，以自适其性情之正，饥渴之易为饮食如此哉。”“己酉”系南宋淳祐九年（1249），“己巳”系咸淳五年（1269），其时南宋尚称安定。“丙子”系指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该年元军进入临安，南宋灭亡；“‘近一二年’指至元末年（1294）前后，盖此文系吴澄四十七岁时（1295）所作。吴澄所论诗风的三次演变，大体也反映了由宋入元江南士人的思想演变过程”。序文不仅牵带出了时局变迁对诗歌的影响，更是江南士人思想变迁的写照。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曰：“葛生存吾独曰：‘今天下车书之同，往昔莫及。吾将历观都邑山川之胜，人物文章之美，使东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见焉。且夫风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传习，则莫盛于诗。缘古者采诗之说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泛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汉之波，遂溯三峡，至于蜀都而止焉，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数年，得诗六百余篇，归庐陵，将刻而传之。”虽然因葛生所采诗非江西人所作，本书未将该序文收录，然葛生“沿豫章，泛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汉之波，遂溯三峡，至于蜀都而止”，一路踏歌而行，广求文雅之士，在无限的欣赏、相互的响应、不断的消化中，“得诗六百余篇”。序文清晰地勾勒出江西庐陵地区的采诗之风，折射出大一统局面和安定环境对文化的促进作用。梁寅在《吴氏种德堂诗序》中提及：“郡城之医官吴仲亨家淦水之上，以儒而医，名所居之堂曰‘种德’。吾县施君同气集群彦之诗以美之，且属余为之序。余嘉其为名，乃序之曰：甚哉！德之不可以不种也。”这是对元代江西儒士兼习医学，甚至转而为医这一社会现象的深情描述。在元代由儒转医，有着普遍的关注度和赞誉度，“吾县施君同气集群彦之诗以美之”，头头是道，汩汩其来，带着一种超越“学而优则仕”的目光。吴澄《富城醵饮赋诗序》曰：“酒所以合欢，欢而有文，欢之尤也。古者于燕享，歌诗以道志。自歌诗礼废，而文士之饮或自为诗，以叙其情。东都以来则然，然文字之饮难矣。兰亭之集，胜流咸在。诗不成者有之，二诗成其一者有之，至今不无遗憾也。临川周筠昂宵夙与富城诸能诗者游，别三年而再至，于是各持斗酒赀，诣朱有源氏，具盘飱，剧饮尽欢，以‘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分韵赋诗。宾一主八，朱士坦元明、赵用信以诚、黄中克正、蔡黻思敬、胡敏仲逊、胡然文彬、胡琏器之，富城人，清江聂野廉翁，与韵有十。真定刘节叔度补其一，尝学诗于周者也。诗十首，或明洁，或清淳，或精深，或古澹，盖一时之胜萃，是已来者可以观焉。”这一对元代江西文人诗社活动的直接记载，表面上是宴饮聚会结社中的悠然和沉醉于诗艺的形式美，骨子里却少不了对生命和生活的关注，带有鲜活韶秀的生命质感。因此，兰亭迷思般的雅集足以成为当时文人灵魂依托的灵山妙塔。

此外，诗集序文中不乏反映入元以后遗民心态的《磵谷居愧稿序》，反映江西元代文学成就的《南征稿序》，等等。据笔者所知，现在学术界多从文学或艺术的角度对元诗进行研究，而利用诗集序文，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其句读、校勘、注释，进而展开深层次的学理性分析，尚属空白。所以本书将系统搜集元代江西文人的诗集序文，加以句读、校勘、注释，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元代江西文人的生活和心态，以期对元代江西文化的深层水域有所了解。第二节学术史回顾一、诗歌总论

毋庸讳言，元代诗歌的古典精神和所涵蕴的时代生活风貌、人文情怀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所幸，关于元代诗歌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20世纪前半期，学界对元诗成就的认识，大多因袭清代学人的评论。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对元诗较为肯定：“元兴，作者蔚起，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要以集（虞集）为大宗。”刻意强调了大德、延祐之后虞集在诗坛的宗主级地位。此说大体承袭了清人之论。郑振铎认为：“元与明初的诗词，论者每有不满之语。但他们虽没有散曲坛那么样的光芒万丈，却也不是很寥落的。特别因为逢着蒙古人入据中原的一个大变，诗词的风格，遂也颇有不同于前的。慷慨激昂者，悲歌以当泣，洁身自好者，有托而潜逃，即为臣为奴者之作，也时有隐痛难言之苦。故元代初期之作，遂多幽峭之趣。”又说，“元末诸诗家，其成就似尤在虞、杨、范、揭四家之上。他们处境益艰，用心更苦，所作自更深邃雄健。”这一对位于元代初期和末期两端的诗歌总体态势的体察，实际上涉及了“时代特征、作家心灵和文学成就以及诗风特点的关系”，为诗人的心路历程，为元代诗歌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契机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学术观照。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对元诗给予高度评价，但所论亦未超出清人宋荦的《元诗选序》。至20世纪40年代初，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旗帜鲜明地认为元代诗歌出现了“一时之盛”。然而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元诗的总体评价要比三四十年代低得多，以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元代诗文或宗宋或宗唐，大都走模拟因袭之路。因此，在元代最有成就的诗家中，甚至找不到可以和梅尧臣、元好问比肩的人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有所改观。时代的多元化和学术研究上的兼容并蓄、不拘故常，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史上的很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元诗亦然。周惠泉著《元诗浅谈》，提出了元代诗文被文学史家忽视的现象，认为元代诗人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作品反映了现实社会矛盾的主客观原因，值得关注和肯定。无独有偶，刘明浩进一步对否定元诗的论定提出批评，说当时“一个研究元诗的浪头正在兴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对元诗研究起到了学理上的推动作用，有助澜之功。在这部书中，诗文所占篇幅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一，大大改变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元代文学史著的固有格局。该书《元代诗文概况》一章，用大量篇幅回顾和分析了明清两代对元诗评价褒贬的是非，指出历史上对元诗的评价有褒多于贬和贬多于褒两种看法，并着重分析了这些看法的自相矛盾之处，肯定了元诗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有它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李梦生的《元代诗歌概论》亦认为，元代诗人有广阔的创作领域，有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又有帝王的推波助澜，元诗的繁荣与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很优裕。因此，“在元代百年中，作家辈出，华章佳什，错杂纷呈，诗风多样，蹊径各别。清代康熙年间选编《御选四朝诗选》，于宋诗选78卷，诗人882人，元诗选81卷，诗人1197人，元诗鼎盛状况，于此可见一斑”。要言之，元代诗歌的繁荣和表现形式，元代诗歌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在当代学界，越来越得到认可。

元代江西诗歌的繁荣表现形式众多，主要表现为诗社普及、集咏活动频繁等。这些集咏活动，使诗歌成为社会生活中相当有活力的组成部分；这些集咏活动也成为诗歌社会化的集中体现。同时，在元代，“诗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文人的征友启事，推销自己的求职书；诗人对与什么样档次的人唱和相当在意；诗坛是不同地位的人群以同一身份相聚的惟一场所，所以人气正旺”。由诗社和集咏辐射所及的人生体验、追求和旨趣，开启了富于江右人文情怀的思想新风，允称江右不同地区鲜活而可靠的人文地标。

元代江西诗歌繁荣的又一表现为诗人辈出，名家众多。“元诗四大家”中的范梈、虞集、揭傒斯均系江西人。邹志平《从〈元诗选〉看元代江西文化的地域分布》一文中指出：《元诗选》中收录江

西诗人222家，“《元诗选》所收江西13路人数多寡依次为：吉安路（54人）、抚州路（28人）、饶州路（26人）、龙兴路（26人）、信州路（23人）、临江路（18人）、南康路（6人）、建昌路（6人）、瑞州路（4人）、江州路（3人）、赣州路（1人）、袁州路（0）、南安路（0），其中达到10人以上的单个州县有：庐陵（23人）、临川（16人）、南昌（13人）”，以上数据统计分析还揭示了元代江西文化的特点：“一是元代江西文化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诗人众多，文化兴盛；二是元代江西文化呈不均衡的格局，表现在地域上，赣北、赣南不及赣中，诗人分布是中间密而南北两地疏，同时呈现出四块比较突出的文化发展亚区，即饶州——信州文化亚区、豫章文化亚区、庐陵文化亚区和临川文化亚区。”各文化发展亚区的诗人群体，他们的成就丰实，是元代江右诗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对其加以梳理荟萃，可以进一步丰富元代江西各地区的文化和历史。总之，在元代诗歌创作整体繁荣的观照下，江西诗歌“风生水起”，带动和推进了江西各地文化的发展，其生命力也在文化和历史面前得以验证。二、元代文人生活及心态

对元代江西文人的文化生活进行分析，需要廓清元代文学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关于这一“历史背景”方面的研究，学术界的视阈越来越客观、深入，所取得的成果并非靠粘贴文化和文学符号来取悦时人，而是几经找寻和探索且经得起史学考验的“真金白银”。李修生、查洪德主编的《辽金元文学研究》一书中讲道：“在分析元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除了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影响外，特别关注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冲击对人文环境的影响。对于长期以来学界强调的元代的民族压迫与政治黑暗，作者也要求客观看待，说：‘尽管元朝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元朝统治者某些为自身考虑的政策，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作者还说：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作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新的天地，新的呼吸，元代诗歌可以成为文人摆脱制度困境和得到精神救赎的有效途径，深具生命价值。浮现出的时人心曲中，既带有时代的悲伤，又不乏不息的热望。郭预衡在《文变染乎世情——研究元代文章的一些想法》中对元代文化的看法是：“故其吸收的文化因子乃是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的杂糅，因而元蒙定鼎中原之后，始终未能完全纳入中原汉文化体系”，文化差异造成文人对朝廷的疏离，他们“或闭门读书讲学以保持节操，或混迹于市井勾栏创制杂剧等俗文艺以滑稽混世，或隐退于山林岩穴以啸傲江湖”。还有，元代儒学十分兴盛，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在《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一文中以江西抚州为中心，分析了儒士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揭示其言行背后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问题。许守泯在《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中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还从“家族史的角度考查蒙元统治下的家族发展的现象和意义”。概而言之，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哲学诸多元素合力下，在生态和心态多元的元代，出现了游历宴饮、编诗采诗、归隐山林、由儒转医、信奉佛道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而这些文化活动，又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如精神契约般渗入到江右文脉和文心的各个层面，从而提高了元代江西文化的历史亮度和温度。

另外，学界对元代文人心态的研究，在不同维度亦取得了一定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概括出宋元之际的诗人为爱国志士、遗民诗人、山林隐士、失去进身之阶的文士、出仕新朝而心存后悔的仕元文人及“不降则走”的变节者，并且用“忠爱、悲愤、反省、控诉、逃避、苦闷、尤悔、沉沦”八个题目分析其感情世界。李修生、查洪德主编的《辽金元文学研究》一书提到1993年出版的幺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重点分析元代文人在这一特定时代的内心痛苦和人格分裂：分析辽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状况对文人的影响，认为他们的行动、观念、心理的常态与变态，都难以摆脱这一社会情状的拘囿，在这些心灵敏感的文人中，产生了一些带有共同性的倾向。认为当时文人对宋金都已失望，对有能力收拾残局的元朝君主带有若干盲目的信任，民族情绪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激烈和普遍；战乱使人产生了与太平时期不同的生命体验，因而导致了对功名利禄的新的认识，对于亦隐亦俗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甚至对于耳目声色和口腹之乐的狂热追求；统治者与文人间的矛盾，大多未超出传统的君臣矛盾范围；由于不开科举，怀有入仕思想的文人的心灵受到伤害；生计问题造成人心散乱，不思进取造成人格的丧失，地位改变迫使文人对生活作多角度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儒家传统的突破。”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学理上的认同和支持。徐子方在《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一书中对元代文人心态的分析与幺书仪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就各自选择的人生道理而言，作为‘盛世’的元代后期这部分文人同样有着在朝为官和在野隐居的区别。他们的心态当然有其时代决定的共同性，更有着不同价值取舍和处世选择标准所决定的鲜明个性。二者共同构成了此时期文人的群体心态，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别折射着时代的光谱。”怀念故国的遗民思想，随着金、宋的灭亡，在北方和南方都出现过，但延续时间不长。由于元朝统治的巩固，加上尊孔和崇奉儒术政策的推行，大多数汉人、南人中的文人很快便认同元朝的统治，纷纷谋求入仕，歌功颂德的诗文随处可见。然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实，不能不激发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在诗文中有的积极抗议，有的则趋于消极避世。“对于元代文人来说，对他们心态起决定性影响的莫过于社会情势的剧烈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与他们的命运（自然的和社会的）有关。曾记得当年蒙古灭西夏、灭金给中原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在北方文人心理上产生沉重的挫折感。而数十年后元帝国灭宋统一，又给南方文人的命运带来巨大的冲击，造成他们心理上的矛盾和痛苦。”　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和痛苦”，与其说是故国山河、家园乡土的破碎，倒不如说是在蒙古铁骑和刀剑面前的一次文化失守，规模庞大且难以承受。陈得芝的《从“遗民诗”看元初江南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认为：南宋灭亡后江南知识分子中具有民族气节者，通过所创作的诗歌抒发守节之志，宣泄亡国之痛。“这些诗没有弥漫南宋诗坛的那种卑弱、雕饰的‘衰气’，也不同于押韵语录式的道学议论。作者们亲历陵谷迁变的惨剧，备尝国破家亡的苦痛，情发于中，形为诗歌，造语虽不尽工，却饱含着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坚贞的民族正气，具有深刻感人的力量。”这些“遗民诗”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江南知识分子的集体发声，他们坚定地表示：在新的国度里，他们不可能做到浑然不觉，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还有，随着研究的拓展，士人中的“隐士”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申万里在《元代江南隐士考述》中，分别研究了元代南方的隐士问题。他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理状态、社会活动及社会地位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探讨。总之，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视角，带着一种内在的批判冲动和现实关怀，揭示了元代文人的生活及心态，并且为复活元代江西文人的“冷暖记忆”在学术上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有价值的范式。第三节研究难点、创新点及方法一、难点

做文献研究离不开文本，而文本材料的全面性、“第一手”性、准确性，是一切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为了使研究没有“虚火之兆”，能够正确切入，使得“研究读本”经得起理性阅读的考问和检验，并能传递出正宗正脉的艺术哲思，笔者在“文本材料”上尽量下足功夫。在检索资料的过程中，笔者采用的一是清乾隆时期所修的《四库全书》，此版本虽非网罗无遗，但集中了大部分的元人诗文集；二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修生主持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元文》。二者对元文的搜罗都有遗漏，在所难免。而前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改定了元代译名，所收诗文与原貌有较大差距，后者则有底本或校本不佳、漏收、误收、重复、篇章顺序不合理、篇名改定不妥、标点欠妥、文字失校等诸多问题，故从文献学的角度看，二者均非最好的底本，需另寻他本作为底本，同时尽量寻找较好的校本。笔者采用了一些收录元人别集较丰富的丛书，主要有《四部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和台湾地区的《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等。虽所收不尽完整，但较之《四库全书》本和《全元文》本为优。

可以说，版本的搜集和鉴别是本书面临的最大难点。另外，由于笔者自身知识背景和积累的欠缺，对史料的敏感度和解读能力尚待提高，故对元代江西文人生活和心态的准确把握亦有一定的困难。二、创新点

笔者志在通过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的整理、校勘和注释，首先，为后人从事相关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系统而完整的文本资料；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元代江西文人生活状况和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过程，对涉及文人生活的出游、宴饮、庆贺、教化等情况进行梳理，从全新的视角，用全新的笔墨，勾勒出元代江西文化和文人的真实图景，以期加深对元代江西文化及其在全国地位的了解。三、方法

这里需要明确史料学、版本学、目录学与校勘学的概念。首先，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属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侧重于整理与鉴别。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把不同价值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内容和错误的记载内容分别开来，并着力于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其次，版本学是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以及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优劣真伪的一门科学。在古籍研究和整理中其作用尤显突出。研究的内容重在图书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版本的源流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版本特点，还有版本的识别与鉴定，等等。再次，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对目录学进行研究。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撰有《别录》《七略》等书，南宋郑樵有《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著成《校雠通义》，更是目录学丰富经验的总结。反映我国古代著述规模最大、最全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最后，校勘学，这里指狭义校勘学，即专门研究古籍整理的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问。旨在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其讹误，力求接近原文真相。本书采用了史料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常规研究方法，对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进行系统的检索和整理。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本书选取较好的版本作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其他版本，通过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对元代江西文人的诗集序文进行整理，作出注释和校勘记。第二章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整理版本的选取及校勘说明

版本是整理古代文献进而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历代学者对此都极其重视。朱弁说：“宋次道（宋敏求——引者注）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清末张之洞亦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伪不缺之本也。”好的版本攸关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学术价值的准确体现，较差的版本会使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学术观点失之偏颇，甚至偏离正确的历史轨道。关于元代文辑，目前有两种搜罗较全的版本，一是清乾隆时期所修的《四库全书》本，此版本虽非网罗无遗，但集中了大部分的元人诗文集；二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李修生主持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元文》。二者对元文的搜罗不可避免地都有遗漏，而前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改定了元代译名，所收诗文与原貌有较大差距，后者则有底本或校本不佳、漏收、误收、重复、篇章顺序不合理、篇名改定不妥、标点欠妥、文字失校等诸多问题，故二者均非最好的底本，需另寻他本作为底本，同时尽量寻找较好的校本。

目前，收录元人别集较多的丛书主要有《四部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和台湾地区的《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的多为初刊本、较早刊本或精校本、手抄本，版本较前述《四库全书》本和《全元文》本为优。本书在搜罗元代江西文人的诗集序文时，以这几大丛书为主，同时兼顾其未收的元人别集以及地方志中元代的“艺文”。“史籍浩繁，号为难治”，在校勘过程中，笔者采取定本式和底本式相结合的混合处理方式，即校勘的结果，有些地方作定本式处理，有些地方作底本式处理。具体原则是，底本明显有误者，作定本式处理，并在校勘记中说明改动原因；底本无误而与参校本有所不同者，不改动底本，而在校勘记中一一指出参校本的情况。例如崇仁人吴澄的《邬性传诗序》：

吾里中近代自有吴公诗，其言蔼然，其味悠然。吾爱其诗而不及识。后读晴窗邬君所作，光彩透纸背，精神夺人目，盖亦似其为人。吾识其人而不及事。晴窗君有子性传，七律工甚，字有眼，句有法，光彩精神，既不减其家传，而又有所谓蔼然者。文章与世道相为升降，[1]每叹前辈流风余韵不可复得，一旦见有似之者焉，如之何其不跃然而喜哉！性传之诗方进而未已，他日不涉宋人阶级而诣唐人窔奥者也。【校勘记】

[1]每叹前辈流风余韵不可复得　“流风余韵”乾隆本原作“风流余韵”，据四库本乙正。

再如崇仁人李存的《江淮运饷诗卷序》：

士之不能持深守固，一遇利害如发，则僴然为之动矣。若是者，乌足尚哉。紫阳汪君来簿安仁之一月，润饥，移粟于郡，郡檄君部之。[1]君得檄即行，绝大湖，浮长江，帆樯数千里，犯涛澜之掀播，触蛟鼍之隳突。虞于盗贼，危于疫疠，以常情测之，孰不叹其劳苦险远，[2]郁然而不夷者！而君之归也，曾无几微见于颜面，方且披玩云月，吟咏性情，吊古人之陈迹，访草莱之修士，德业无所弛，公事无所懈，岂非利害素定、才智有余、持深而守固者耶。他日为大官，临大事，优游容与，盖有未见而信焉者矣。好事之君子，咸赓歌以美之，而属李存为之序云。【校勘记】

[1]帆樯数千里　明刊本原作“帆数数千里”，疑误，据四库本乙正。

[2]曾无几微见于颜面　“颜”字明刊本原作“言”，疑误，据四库本乙正。

通过校勘，笔者发现各个底本和参校本有一定的差别，但没有出现段落的错、漏、衍、讹情况，其差别多存在于字词与句子之间。以搜录诗集序文篇目达60篇之多的《临川吴文正公集》和《吴文正集》为例，共出校勘记41个，多是字与词之间的差异。再如《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和《俟庵集》共搜辑诗集序文10篇，其中《半峰阁诗卷序》中：“盛上人携诗一卷来，谓于寺之东偏构一阁”一句，明刊本作“盛上人携诗一卷来，谓于寺之东偏构一阁”，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盛至上人携诗一卷来，谓于寺之东偏构一阁”，其他8篇，明刊本与《四库全书》本在内容上并无差别。全部序文版本及出校勘记情况见下表1：

另外，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主要依据序文作者的卒年排序。先介绍序文作者的简况、所用别集的版本流传情况、本书所采底本和参校本，然后逐篇开列元代江西文人诗集序文及来源，并视具体情况，于每篇序文下列“校勘记”和“注释”条目。在校勘过程中，底本和校本都脱落的字以“□”符号代替。注释内容包括地名、人名、官制、[1][2][3]时间等诸项。为了区别，校勘符号用“、、……”标明，注释符①②③号一律采用“、、……”标明。

以下共计元代江西文人诗集之序文145篇，涉及诗集作者128人，序文作者29人。王义山《稼村类稿》

王义山（1214—1287），字元高，富州人，生于宋嘉定间。义山治《易》兼词赋，四以赋荐。壬戌（1262）试别闱放榜，考官见义山名，皆以得人为贺。廷试乙科，授永州司户关，累升通判瑞安军府事。丙子，宋诏官民归附，遂还故山，以读书著文为事。至元己卯（1279），行中书省俾路学以贽币礼聘于家，辞弗获，遂教授诸生。明年掌江西学事，辛巳（1281），退老于东湖之上。环所居皆莲，名其堂曰“君子”。又于先庐之旁扁一所曰“稼村”，四方学者皆称为稼村先生。一日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四。著有《稼村类稿》。

今存王义山诗文集版本情况如下：《稼村先生类稿》（三十卷附录一卷），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冠刻本，北大、北图均收藏；另有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十世孙王立刊本；还有影钞明刊本（四册），南图收藏。《稼村类稿》（三十卷），《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均收录。《稼村类稿》（一卷），《元诗选·二集·甲集》收录。以下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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