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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3 2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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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干才,李奎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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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北抗联纪实

大东北抗联纪实试读:

前言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之际,我国将与俄罗斯等世界上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侵略蹂躏的国家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隆重纪念这场属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对于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示我国政府和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悍然向中国守军开炮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这场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纳粹分子发动的战争席卷全球,世界当时人口总数的80%的20亿人口受到波及。

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两方,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与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进行对垒决战。全世界的人民被拖进了战争深渊,迄今为止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浩劫和灾难,伤亡总数超过1.9亿人。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伤亡就达3500多万。在长达14年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军队灭绝人性,他们肆意烧杀奸淫,大量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了一个个无人区和万人坑,在我国广袤土地上导演了无数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仅南京一地,日军就一次屠杀了我手无寸铁的同胞30余万,其残暴兽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70年前的广大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面对凶恶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伟大抗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可谓是可歌可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辨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浩劫。但同时也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对和平时期;促进了一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促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事科技和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深刻认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回首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灾难,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为了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这就是我们编撰这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纪实》的初衷。本套作品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两大部分,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以整个历史进程为线索,贯穿了主要历史时期、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政人物等,全景式全纪实地展现了整个历史的恢宏画卷,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PART 1抗日武装的早起创建

1928年12月的一天,位于沈阳大东边门外一栋普通房屋里,十几个人正围在一张普通的桌子旁边,激烈地讨论着什么。这时,10多名警察破门而入。

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大声呵斥道:“你们凭什么闯进我的家里。”

警察不由分说,把这名年轻人以及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带走了。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28年12月的一天,整个沈阳银装素裹,金色的阳光洒在雪上,显得格外耀眼。

此时,位于沈阳大东边门外一栋普通房屋里,十几个人正围在一张普通的桌子旁边,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就在这时,10多名警察破门而入。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大声呵斥道:“你们干什么?凭什么闯进我的家里。”

警察却不理这名年轻人的呵斥,不由分说,把这名年轻人以及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带走了。

被带走的这名年轻人叫陈为人,他对外的身份是英美烟草公司“帮办”,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

陈为人为何会有两个身份呢?这要和当时我党在东北开展斗争的严峻形势有关。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党中央和北方区委(后改北方局)先后派马骏、李震瀛等一批优秀党员,来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种变化也波及到东北,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满地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员由140人锐减至30人,地委主要领导仅剩4人,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才幸免于难。

当年6月,奉天市,也就是沈阳市委书记任国桢等人也被捕入狱,奉天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7月,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等49名党团干部及革命者先后被捕。吉林、长春等地党的活动也近于停顿。

为了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委派一个干部到东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这时一个人名出现在了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眼前,他就是陈为人。

陈为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而且又有过到东北工作的经历,因此,从1927年起,他就被北方局选中,派往东北。

在陈为人等人的努力下,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2月24日,中共满洲临时省委通过《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对满洲干部的训练教育、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1928年1月29日,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在沈阳召开东北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14人,代表东北各地270名党员。

会议对临时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选举产生第二届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执委及常委。执委7人,候补执委3人。

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3人为常委,陈为人出任省临委书记。大会贯彻中央实行的“工农武装暴动”的“左”倾政策,提出“要造成工农暴动与旧统治形成割据的局面”,这对后来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批判了“左”倾盲动错误,确定了党的路线、任务和纲领。为贯彻六大精神,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于10月在沈阳召开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1人,代表东北25个地方党组织、230名党员。

省临委书记陈为人主持会议。大会决定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会议选出省委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省委常委有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3人,陈为人任省委书记。

就在东北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灾难悄然降临了。

12月底的一天,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大东边门外党员牛思玉家召开扩大会议,受到警察搜查。正如文章开头所描述,在这次搜查活动中,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及部分地区组织负责同志13人被捕,满洲省委被破坏。▲松花江边的东北人民

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在陈为人等人被捕之后,被中央派到东北巡视工作的刘少猷,于1929年1月2日主持召开满洲党团组织联席会议,组建省委。

2月16日,中央批准新的一届满洲省委,王立功、刘少猷、韩心怦3人为省委常委,王立功任省委书记。

192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满洲工作会议,决定由时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

同时,会议还批准这届满洲省委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其中正式常委3人,刘少奇任书记、孟坚任组织部长、丁君羊任宣传部长。

7月14日,刘少奇抵达沈阳,主持省委工作。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新省委加紧整顿各地党组织。

1930年3月末,刘少奇调回上海,中共中央派李子芬到满洲省委工作。李子芬、林仲丹、丁君羊3人为常委,李子芬任书记。

此时,由于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这届省委开展了一些“左”的活动,暴露了党团力量,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捕。

1930年4月28日,廖如愿受党中央的指派,到达沈阳,进行恢复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会议于5月2日在沈阳小南边门外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召开。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员有林仲丹、杨一辰、唐宏经、廖如愿、刘昆、孟坚。会议决定由林仲丹担任临时省委书记一职。

但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被警察发现,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又全部被捕。省委遭到破坏后,省委委员王永庆、杨一辰、徐克俊、宋奇、郭隆真等立即组成临时省委员会,代行省委工作。8月,我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

1930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停止李立三等人组织全国总起义和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各级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

10月24日,参加完会议回到沈阳的林仲丹,在中共满洲省委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并决定撤销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满洲省委。

通过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满洲省委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使党在东北的工作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代表们分别奔赴各地贯彻落实会议决议。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的奉天市委,清原、抚顺、大连等地的党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同时还新发展了40多个基层组织。

由此开始,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发展逐渐走向了健康发展轨道。有了党的领导,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

随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此后相继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等,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和大力支持下,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展很快,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前身,是磐石县哈马河子一带,中韩农民反日大暴动中,产生的磐石反日游击队。当时,这支游击队产生的背景是这样的。

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还在这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仅在1932年就先后爆发了3次大的抗日斗争。

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4纵队”,对内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了。

抗日队伍成立后,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九·一八抗日游行运动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斗志,各地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抗日,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涌现出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武装。

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这支抗日武装的发展,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高度重视,经过慎重考虑,省委派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杨靖宇,来领导这支抗日武装。

按照当时省委的计划,派杨靖宇到南满来的任务很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30倍武装而斗争”,迅速建立红军32军第1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

1932年11月,杨靖宇化装成一个商人从哈尔滨出发,前往磐石。

抵达磐石后,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政委。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游击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4次围攻,并主动出击,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进行大小战斗60余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30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游击队在战斗中越战越强,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声威遍及南满。

随着日本侵华的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抗击侵略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到南满后,杨靖宇从南满实际出发,立即把这一指示精神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明确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联合抗日。

当时,南满磐石地区有许多股各种番号的反日义勇军、山林队。其中主要有“老长青”、“朱司令”、“云中飞”、“青林”、“毛团”、“殿臣”、“赵团”、“马团”、“三江好”、“曹团”等队。

杨靖宇采取写信、发传单、派人主动联系等办法,做团结争取工作,共同抗日。就这样,杨靖宇团结各路抗日武装,创建了以磐石县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随后,杨靖宇联合这些反日义勇军、山林队,发动了围攻大兴川、攻克伊通县营城子镇、进攻八道河子、破坏吉海铁路、攻打东集场子等战斗,使反日部队逐渐团结在游击队周围,进而要求在组织上实行联合。▲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1905年~1940年),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23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开始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代军委书记等职,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1933年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任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等职。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基本队伍有六千余人,分布南满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后,杨靖宇发动西征,经常出击日军,支援关内的斗争。1938年后,杨靖宇带领部队在通化、临江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给敌伪军以沉重打击。同年冬,日寇实施惨无人道的归屯并户政策,进行武装屯田移民,加强对南满抗日根据地的摧残,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艰难。杨靖宇率第一路军一部一千四百多人,进入长白山密林中。1940年,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

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7月,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杨靖宇任政治委员。

1933年9月,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全师共有300余人,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召开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

除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他各抗日部队共编成8个支队,并且划分了活动区域,统一调动。杨靖宇指挥这些队伍和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取得了1934年反“讨伐”的胜利。

此时,杨靖宇根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采用避实击虚,积极防御作战方针,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伺机打击敌人。他带领司令部直属部队往返于沈海铁路东西、梅河口至集安公路两侧,连续进行了通化水曲柳、临江三岔子、金川大荒沟等一系列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

到1934年8月,独立师已发展到800余人,团结了一大批各种抗日部队。所属部队活动区域已扩展到辉发江南北两岸10余县,给日伪在南满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

杨靖宇在作战中制定了士兵优待条例、作战奖励条例等,使部队在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于1934年11月7日,宣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

第一军下辖两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和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杨靖宇率领部队,开辟了清原、新宾、桓仁等游击区。到了1935年底,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比1934年增长1倍。

第一军成立伊始,就是当地一支最重要的抗日武装,他们在南满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给予了日本侵略军和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东北军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前后,第二军也开始了它的创建历程。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是东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满抗日救国总会所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童长荣。

在童长荣等人的努力下,东满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东满抗日游击队原分为,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个反日游击大队。因为间岛地区居民韩国人占大多数,所以东满游击队是以韩国人为主要的骨干。

尽管游击队武器装备较低,但在童长荣等同志领导下,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至东满全区,捣毁了日本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打击了日寇的侵略势力,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和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冬至1933年春,童长荣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领导游击区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作战60多次,歼敌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展开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苦斗。▲日军在东北制造惨案示意图

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发展为5个游击队,建立了12个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东满地区的这支游击队成为东满人民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

到了1933底,东满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从此,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军向我抗日游击区发动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大讨伐”。1934年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汪清与日本侵略军遭遇。突围中,童长荣因疾病未愈,由坚决不肯先行离去的朝鲜族姑娘崔今淑背着,在雪夜中艰难前进。最后,终因行动困难、弹尽力竭,童长荣与崔今淑一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童长荣虽然牺牲了,但我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游击斗争并没有停止,以王德泰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又开始领导东满东满地区抗日军民,勇敢地与敌人周旋。

1932年夏,东满地区反日斗争进入新阶段。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延吉县委派王德泰同志到三道湾作争取山林队“长江好”的工作。

王德泰到三道湾“长江好”山林队后,取得了匪首的信任,担任文书,经过一个阶段的了解,感到这支队伍虽有较好的武器装备,但人员复杂,纪律涣散,要想改造好这支部队,使他们克服旧习气,走到抗日救国的行列里来确实不容易。

王德泰并没有灰心,他利用各种机会,与队员们广泛接触,耐心地向队员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在王德泰同志的启发教育下,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年底,王德泰利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拉出20多人,到王隅沟根据地加入了延吉抗日游击队,为游击队增添了力量,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一部分。

1933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传到延边地区。

9月,中共东满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改组了特委领导班子,王德泰当选为特委委员、军事部长。

这是王德泰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开始,以后无论是担任二军独立师的政委,还是二军军长,乃至抗联第一路军的副总司令,他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使二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劲旅。

1933年12月,王德泰亲自指挥保卫延吉王隅沟游击根据地的战斗,曾以60人的兵力,阻止了700余名敌人的大“讨伐”,并取得了歼敌百余人的胜利。

仅1933年一年,王德泰就参与指挥游击队作战50余次,重创敌军,延吉游击队也在战斗中发展到300余人,并开辟了王隅沟、石人沟、三道湾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成立,王德泰任师政委。

1934年7月中旬,王德泰指挥独立师独立团、二团,联合救国军一部,共300余人,第二次合攻安图县大甸子镇。经过十一昼夜的围困,一举攻下大甸子。

随后,王德泰又率队西进,攻克了敦化大蒲柴河。8月中旬,王德泰又指挥独立团、二团,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围攻安图县城。

经过激战,占领了部分街市,毙伤日军15名,俘虏10名,迫使伪军300人哗变反正,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二军独立师。

在此前后,独立师的一、三、四团各部也在延吉、汪清等地分别进行了攻打三道湾、老头沟、汪清大甸子等战斗,均获得了胜利。当年秋天,王德泰又率领独立师开辟了安图、延吉、汪清、宁安、敦化等地的新游击区。

1935年3月,王德泰担任独立师师长。独立师在王德泰的指挥下,各团分兵作战,主动出击,活跃在东满广大地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数月战斗中,二军独立师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90余名起义,缴获各种武器300余件,独立师的威望日益提高。▲东北反日总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印发的《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传单

1935年5月30日,中共东满特委和独立师师部,根据满洲省委1934年10月20日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下辖四个团,一个游击队。

同时,第二军政治部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消灭日本侵略者。

就这样,在童长荣、王德泰等一批革命先烈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终于在东北大地上诞生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活动范围遍及北满,即西至哈尔滨以北、松花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从小兴安岭以东的国境线,到小兴安岭以西的松嫩平原。

第三军的前身为1933年10月10日成立的珠河抗日游击队,在这支抗日武装创建的过程中,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尚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早年曾经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后来不幸被捕。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他才走出狱。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被日军占领。赵尚志决定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赵尚志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

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

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

不久,部队又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最后终于被打散了。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赵尚志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

当赵尚志在宾县一带活动时,又有一些我党同志来到了这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6月,珠河中心县委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决议后,积极开展工作,派出许多党团员到哈尔滨以东各县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中开展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试图用改造反日义勇军的方法建立起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

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被派到宾县一带活动的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内部进行工作。

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来到这里后,就遇到了在巴彦游击队失败后,于1933年3月来到孙朝阳部队的赵尚志及原巴彦游击队队员王德全。

有了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等人的加入,我党在孙朝阳部队中的实力大增。

但一个危险也随之降临。

当时,孙朝阳被日寇骗到哈尔滨,并遭到杀害。随后,孙朝阳部队在一面坡附近六棵松停留,亲日派预谋杀害赵尚志、李福林等人。

此事被王德全获知,及时将日特的阴谋告知赵尚志等人。当晚,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用、金昌满7名同志,经过商议,携带1挺轻机枪和11支长短枪,先后分三次脱离孙朝阳部队,到达珠河县六道河子集合,第二天与县委取得了联系。

县委立即派军事交通员沙永振前去迎接,随后派担任宣传工作的朱新阳前来协助工作,又派李福林、李泰、朴吾德、朴三文以及满洲省委派来的王玉升、李天池加入充实力量。

这时,队伍已经有13人。这13人后来也成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最早创建者。▲东北地区的义勇军

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三股流(今属尚志市三阳乡)孟家粉坊院里,正式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队长赵尚志,政治指导员李福林。

赵尚志带领13名战士庄严宣誓:“为收复东北,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誓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

从那以后,赵尚志率领着这支只有十余人的游击队,在北满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不断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为日后北满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不久,赵尚志、李福林率队在三股流地区惩治了几名欺压群众的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缴了东西五甲、张家湾警察局的械,得长枪10余支。

每次战斗结束后,李福林都组织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受到当地群众拥护和欢迎。不久,游击队就发展到了40余人,编成1个大队,3个中队。

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并关押了他的父亲,要挟赵尚志投降。

到了当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总司令,李福林担任哈东支队党委书记。通过李福林的努力工作,全队有党、团员90多名,成为游击队骨干力量。

12月24日,赵尚志写《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报告了游击队战略战术。

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人政治部主任。第三军下辖三个团。

第三军成立后,在军长赵尚志的率领下,这支抗日武装活跃在松花江两岸二十多个县境内,沉重打击了日寇和伪军,为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军事保障。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第四军,原为救国军王德林的旧部属。在第四军的建立过程中,李延禄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延禄是吉林延吉人,九一八事前的两个月,李延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变之后,延吉中心县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工作,指示他“要广交朋友,对抗日力量要团结,并要影响其除掉旧军队的习气,同时尽一切可能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武装”。

带着党的指示,李延禄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在王德林的救国军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救国军也是刚刚成立不久,王德林受驻地乡绅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的困扰,一时难于决断。国民党吉林省党部还派来说客,要王德林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力主抗日救国,坚定了王德林的抗日决心。李延禄还说服王德林,建立自卫军补充团,以便与李杜进行联合抗日。

王德林采纳了李延禄的这个建议,并让李延禄兼任了补充团团长,这个团也成为了后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前身。

1932年2月15日,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攻打敦化,连克敦化、额穆、蛟河3城。

随后,由参加吉林抗日救国军的共产党员李延禄、孟泾清、金大伦等人策划,在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的支持下,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带领补充团七百勇士,在黑龙江省东南牡丹江流入镜泊湖的大河口北岸“墙缝”一带高地,伏击日寇号称万人大军的多门师团第十五旅团。

补充团勇士们投出大量手榴弹,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战斗进行五、六个小时,使日寇遭受重大伤亡。接着,李延禄又命参谋李延平、共产党员崔永贤率领矿工营,在南湖头松乙沟火烧转道北上的日军,取得二次胜利。

日军从火网里逃出后向东京城、宁安方向逃窜,途中又遭到民众武装多次袭击。

3月22日凌晨,这支残敌在向中东铁路海林车站逃窜途中,在宁安城西关家小铺又遭到东北军六六零团八连阻击,被打死百余人,逃到海林车站的仅有三百残兵。

李延禄通知在中东铁路亚布力车站的共产党员李延青,让他带领铁路工人游击队在中东铁路高岭子车站颠覆日寇军车。

3月27日凌晨,日寇军车被颠覆,又伤亡二百余人,日寇天野少将被打死,逃窜的日军不足百人。此时距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全面抗战爆发尚有五年三个月,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抗日大捷。

1933年1月初,日军第十师团再次沿中东路大举东犯。1月10日,重占宁安。1月13日,王德林退入苏联境内。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批示,正式脱离救国军,改编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这是第四军形成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次事件。

随后,李延禄率抗日游击总队二、三团200余人到达宁安西南的和尚屯(今沙兰镇和盛村),联系王毓峰的步兵营和冯守臣的骑兵营,经宁安县委批准,扩建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并在宁安南部的孟寡妇屯召开成立大会,司令李延禄、政委孟泾清、参谋长张建军东。

部队达800多人,编成三个团,两个独立营和一个游击支队。

救国游击军转战于敌后的宁安、汪清、密山各县,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弱点,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

首先是团山子战斗。此战,我军共毙伤日伪军20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抗日救国游击军无一伤亡。

接下来是八道河子战斗。

在宁安城东南百里老爷岭东部山区,有一名为八道河子的山屯。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便,老爷岭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只有西北面的山口是通往宁安的唯一出口,道路两旁山势奇突,犹如两扇大门,形成了天然的屏障,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1933年初,团山子战斗结束后不久,李延禄率领在镜泊湖大河口和松乙沟痛击日军天野旅团的救国军转移到八道河子。部队到达后,为了安全,防止部队到达的消息被日军获悉,李延禄下令封锁了山口。

八道河子屯子住着一个叫金笑来的人,是屯子里的头脑人物,与日军早有勾结。在部队刚刚进驻屯子的时候他就想给敌人通风报信,由于出屯的道路被封锁,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金笑来以进城卖碳买粮为由,通过了封锁线,给日军送去了情报。日军接到情报后,立即派治田大佐率日伪军四、五百人,大炮6门对救国军进行围剿。

此时,李延禄已得知金笑来是汉奸,便立即派出骑兵进行侦察,发现敌人已经到达山口外,距封锁线仅8里路程。

李延禄、孟泾清等救国军将领经讨论后,命令王毓峰率领二团、史忠恒率领三团分别埋伏在八道河子西北山口的东西两山上,在日军从山口进入一半时,两边夹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分段消灭。另派李凤山营在八道河子屯前沿利用地形构筑阵地,冯守臣骑兵营作为机动部队,隐蔽在树林里,总部直属的警卫保安连为预备队。

3月1日晨,日伪军对八道河子发起攻击,随着山口枪声的响起,战斗开始。初期由于救国军出其不意,又占据有利地势,日伪军在夹击中伤亡很大;但敌人依靠重武器很快挽回劣势。▲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给王德林的委任状

王德林,原名王林,字惠民,山东沂南人。1895年到吉林谋生,1903年组织数百义民,展开反抗帝俄的斗争,1917年,吉林督军孟恩远收编其部为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委任其为营长。1932年,王德林率部反正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宣布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任总指挥。1932年5月2日,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颁发给王德林的委任状,任命其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吉东各县总指挥。

三团团长史忠恒在指挥战斗时负伤,当他坐在石头解绑腿,要卫生员包扎伤口时,敌人的冲锋部队又纷纷投来手榴弹,其中有两颗直接投到了史忠恒面前,第一颗被他踢开,第二颗没来得及反应就爆炸了。

史忠恒腰部和腿部有三处被炸伤,他忍着剧痛,一跃而起,如猛虎一般向日军冲去,将日军的冲锋部队冲得七零八落。

在三团的追击下,日军被迫退出山口外。但是日军不甘心失败,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势。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敌人的伤亡虽然很大,但是携带了重武器,火力仍然很猛。

渐渐的东西两山阵地上的枪声逐渐减少,经过二次山头争夺战之后弹药已经消耗殆尽,敌人也发现了他们的弱点,于是利用优势炮火,集中兵力首先对二团王毓峰防守的西山头发起攻击,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王毓峰率领二团健儿用刺刀和石块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阵地。

在占领西山头后,立即对三团史忠恒放手的东山头阵地发起冲锋,左右两山相继失守。

就在二团、三团撤退时,李凤山的阻击阵地也被日军突破,一小股日军冲进了八道河子屯,当时指挥部还在屯子里,在警卫员的掩护下,指挥部撤向后山。部队在后山会合后,山下的八道河子屯浓烟四起,日军进屯后,日军为报复抗日队伍和群众开始烧杀抢掠,山下不断传来惨不忍闻的呼喊声。

听到屯里传来的呼喊声,战士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纷纷请求下山杀敌,自愿参加敢死队。李延禄和孟泾清当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敢死队,由于弹药所剩无几,敢死队每人只有子弹三至五发,悲愤的群众手拿木棒、斧子等武器也随部队冲下山去。

这次突击,大出敌人意料。他们正在屯子里四处放火、抢掠,在遭到攻击后,未及部署便仓皇撤退,日军治田大佐在我敢死队员的追逐下,惶惑乱窜,未到河崖就被英勇的敢死队员乱刀刺死。这次战斗,击毙敌军200余人,缴获了步枪、山炮等大量武器、弹药,救国游击军伤亡了9人。

战后,宁安人民向李延禄赠送上绣“抗日游击万岁!”锦旗一面。

1933年7月,在密山召开了第二次反日山林队联席会,会议决定改游击军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公推李延禄为军长。张文偕为政治委员。

为了更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将李延禄率领的这支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四军组建后,团结了密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的小股义勇军联合抗日。并收编了一些山林队,扩大了四军队伍。

到了1935年9月,第四军发展为2个师7个团,1800余人,一支抗日劲旅就这样形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创建与发展壮大,与周保中是分不开的。

1932年4月,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去吉东地区从事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工作。

5月上旬,周保中从哈尔滨来到宁安县城东花脸沟开展工作,被抗日自卫军“刘快腿”(刘万奎)和“花蝴蝶”(王桂茹)的部队当作日寇密探抓了起来。

周保中对“刘快腿”和“花蝴蝶”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里来的,听说你们抗日,才来投奔你们来的。”“刘快腿”问道:“你对当前东北的局势有何见解?”

周保中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战局,并对自卫军所采取的救国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目前这样日军隔江对垒,时间久了对我们不利。我军应主动出击,袭击敌人的后方,破坏其交通线,夺取给养,再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第二,自卫军士气高昂,但纪律不好。我们抗日军队如得不到民众的支援,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必须整顿纪律,加强教育,清洗坏兵,改善部队素质。第三,在城乡普遍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抗日。第四,在牡丹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制造军火弹药,设立被服厂和野战医院。第五,财政经济方面尽可能有长远打算,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周保中还特别指出:“不要幻想南京政府派兵打日本,也不要寄希望于国际调查解决,国联不能制裁日本。自卫军要与救国军和其他抗日军队联合一致,共同抗日。”

周保中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席话使“刘快腿”和“花蝴蝶”等人茅塞顿开,相信他不是日本探子,而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和军事奇才,便决定留他在指挥部做宣传工作。

周保中本来就打算留在旧军队,进而改造旧军队,所以“刘快腿”和“花蝴蝶”等人的这一提议,正好符合了周保中的心愿。

周保中早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时,就是一代名将了,现在进入东北的旧军队,那是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了部队的领导层一员。

这年的7月,周保中指挥自卫军和救国军、民间抗日武装,攻打了宁安县东京城镇和安图县城,给日寇以重创。

8月,周保中开始担任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总参议和前方指挥部参谋长。9月,周保中指挥抗日救国军等部队进攻安图、敦化的日军,再次给敌重创。10月,周保中指挥抗日救国军和西北山八大队等抗日部队,发起了三打宁安县城的战斗。

战斗中,守城日寇负隅顽抗,战士们久攻不克。周保中当机立断,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并身先士卒,奋勇冲杀,终于破城而入。

刚刚攻进城内,周保中回头高呼后援部队,正欲继续乘胜前进,却因小腿中弹倒了下去,但他又马上站起来,振臂高呼:“冲啊!同志们快快冲啊!”在周保中的鼓舞下,战士们似下山猛虎,直杀得日寇丢刀弃枪,狼狈败退。

此时,周保中仍然不顾腿上的伤痛,依旧指挥若定,眼看残敌被打得所剩无几,缴枪投降,他才含笑倒卧在地上。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把周保中背起来,送到指挥部去治伤,因为子弹已穿入腿骨,急需动手术。

有的同志劝他说:“这里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和器械,无法取出子弹,最好还是送你去省城的大医院吧。”▲对日作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

可周保中却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是要做手术吗?那就干脆点,用刀子挖,拿钳子夹,我受得了!”于是,在周保中的坚持和不断催促下,硬是用刀子钳子将弹头从腿骨中取了出来。

周保中带领敢死队冲进宁安县城、负伤不下火线以及他强忍剧痛刮骨取弹的事,在救国军中传开了,全军战士听后无不深为感动,都称赞参谋长是个英雄好汉,还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刮骨取弹真英雄,胜过昔日关云长。”从此,周保中成了救国军的一员虎将,蜚声东北抗日战场。

同时,周保中率兵三打宁安城,消灭日寇数百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周保中做了大量工作,条件已成熟,1934年2月,经中共吉东局决定,周保中联合工农义勇队和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在宁安东南山区组建“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主任。

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东北吉东地区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抗日队伍。

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建立和发展,日寇视为心腹大患。从1934年夏秋开始,日寇集中6个师团和3万多伪靖安军,以10倍于同盟军的兵力,对以宁安为中心的绥宁地区同盟军进行围剿,强行“归屯并户”,并实行10家连坐法,制造无人区,截断人民群众与同盟军的联系。

对于日寇的围剿,周保中采取了灵活机动,避开敌人锋芒,有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术。

1934年10月,在反击日寇扫荡战斗中,周保中腹部受伤,肠子流出肚子外,他当即用手将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腹部,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结束了,战士们要抬他,被他拒绝了,坚持行军回到驻地才得到治疗。他的行动,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全体指战员,大家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经过日寇近一年的围剿,绥宁反日同盟军不但没有消亡,队伍反而得到扩大。

反日寇取得一些胜利后,周保中率领部队以宁安为中心,把抗日游击战扩大到西起敦化、额穆,东到东宁、绥芬河——牡图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

为了统一编制和贯彻中共中央拟定的人民武装建设纲领,中共吉东特委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了军部和党委会,周保中任军长和军委书记,军部下辖2个师,共6个团,共约1000多人。

在周保中的领导下,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经过一年多的西进和东进战斗,不仅使部队转危为安,兵源有发展,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提高,而且到1936年初,使第五军的游击区从宁安扩大到整个绥宁地区。

基干队伍在游击活动中,团结了许多反日山林队共同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反动派,壮大了自己,使第五军声威远扬。

通过实际战斗,大大提高了第五军全体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第五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是中国共产党汤原中心县委创建与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它的前身是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创建,以及第六军的创建,都和夏云杰有很大的关系。

夏云杰本是山东沂水人,九一八事变后,决心加入抗日斗争的行列,并于1932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共满洲省委军委派出代表,到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贯彻该指示信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夏云杰当选为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会后,他立即奔赴汤原各地的反日队伍驻地,传达、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8月初,夏云杰建立了“东北民众联合义勇军”,下属3个大队,共550多人。这支队伍于8月中旬袭击了汤原县城,沉重地打击了伪满政权,大灭日本侵略军的威风,伪军汉奸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深受鼓舞。

在斗争中,夏云杰等同志深刻认识到,没有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作为骨干,抗日队伍很难巩固和发展。于是,夏云杰一面号召义勇军中的党员在队伍中贯彻党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40名党员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

当抗日武装正在发展之时,日寇、伪军、宪兵、警察开始对汤原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进行镇压,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游击队战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汤原大地。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夏云杰同志没有被吓倒,他挺身而出,领导县委工作,并说服妻子和女儿不要为他的安全担心,决心与抗日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经过秘密串联,不久和汤原各地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抗日游击队员又重新聚集起来,准备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抗日领导号召群众支援抗日

1933年11月末,夏云杰派人打入敌营全面侦察后,即派两名游击队员各暗藏手枪,以探亲为掩护混进黄花岗自卫团营房,出其不意,严令伪军放下武器。

此时,早已隐蔽在院外的20多名徒手游击队员闻声迅速冲进室内,将敌人14支长枪和2支短枪全部缴械,并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游击队战斗力大增,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战斗信心。

在夏云杰与敌人周旋时,游击队的其他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进来。1934年2月8日,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中共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配合,巧妙地将萝北县鸭蛋河街自卫团长高魁一及前来开会的13名地主抓获。

3天后,汤原游击队先后在萝北七马架屯及汤原格节河葫芦脖子山沟与伪军“屠旅”步、骑兵两个连发生激战,歼敌30余人,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

1934年春,夏云杰率领汤原反日游击队活动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太平川区,开展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由此,太平川地区抗日斗争局面得以胜利展开。

1934年秋,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批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杰任政治委员、李仁根任参谋长。

1935年9月4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在夏云杰、戴鸿宾率领下,通过抗日救国会员闫福为内应,顺利地缴下太平川警察署和地主耿子修、乔玉柱枪支,拔掉太平川游击区内三颗钉子,壮大了游击总队声威。

同年秋,另一支较有名气的抗日武装“文武队”在队长冯治纲率领下正式加入游击总队。

此时,汤原游击总队下设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戴鸿宾、指导员裴敬天;第二中队长冯治纲、指导员黄福堂;第三中队长张传福、指导员徐文彬。

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正确领导下,年末游击总队已发展至700多人,成为下江地区一支抗日劲旅。

1935年12月上旬,赵尚志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部与一团到达汤原地区。翌年1月23日,在赵尚志及三军帮助下,汤原民众反日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政治部主任。

军部下辖4个团:一团团长王秀芝,二团团长戴鸿宾,三团团长冯治纲,四团团长张传福。

1月30日,第六军1000余名指战员集合于汤区温家屯举行授旗仪式并发布建军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为求东北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驱逐日寇实现东北民族自由平等而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在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领导下,拥护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会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加强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进行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

3月19日,第六军代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二团团长戴鸿宾率二团战士及洼区青年游击连、义勇军“闫王”队等百余人,尚汤旺河冰道,突破叉巴气要塞,一举摧毁盘踞在老钱柜的汤原森林警察大队队部。

5月25日,军长夏云杰指挥一、二、三团,兵分两路袭击鹤岗煤矿兴山镇;一路由冯治纲率队300人,炸毁鹤岗矿山东南吊桥,封锁日军守备队骑兵连及矿山警察一队;另一路由夏云杰率领300名队员直捣鹤岗煤矿事务所,在抗日救国会员姬国珍、张维山等人策应下,顺利全部解除矿山警察二队武装,击毙日本官吏山口为市、桥田德次及伪警察大队长赵永富。

此次袭击矿山战斗缴获机枪1挺、步枪30支、子弹6500发及其他战利品;经教育,有26名矿警志愿参加六军抗日。部队回归途中,击退伪军三十团尾追,胜利返回汤原游击根据地。

1936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党委根据部队不断壮大的形势及对敌斗争需要,决定六军编制由4个团扩编为7个团。

自此,第六军以太平川区为中心,迅速向格节河、西北沟、吉星沟、仙马沟、穷棒沟、竹帘、黑金河等区村发展,建立与扩展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小兴安岭密林深山为依托,驰骋于三江平原上,与日伪军警展开英勇的游击战争。

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支支抗日劲旅和抗日游击队先后诞生。

在抗日武装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他们也为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武装保障。在这些抗日武装的支持下,我党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

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还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同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1936年1月28日,东北民众反日联合会军政扩大会议,在黑龙江省汤原县举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汤源抗日游击总队、东北反日民众军谢文东部、自卫军李华党部的代表出席。

会议决定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统编为抗日联军。会议还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钱为总政治部主任。

2月20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

……现在根据全国救国运动的进展,必须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动。因而就要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游击队,兹宣布如下各条:(一)东北抗日联合军由于其政治上与民众救国运动……

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改、扩编后的11个抗日联军的建制如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于1936年7月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管辖3个师、1个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1936年3月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于1936年8月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前身是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于1936年3月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前身是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于1936年2月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于1936年9月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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