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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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试读：
正常读者的目录
陈智德梁文道在本书起首第一篇《你读过〈红楼梦〉吗——〈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的题目涉及了两本书，前者仅在文章第三行提及一次，后者更明言根本未读过，但梁文道仍在文中对该书评述了一番。该文真正谈论的是“书皮学”，一种不用仔细阅读却能掌握书本内容，然后侃侃而谈的学问或伎俩。说是“伎俩”，是因为它容易沦为作伪欺骗、以伪知识装点门面的手段；说是“学问”，是因为它在浩瀚书海中，尤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又的确是一种整理个人阅读系统的方法。是学问或伎俩、手段或方法，端视乎读者的心性、目的和理念。《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Comment parler des livres que l'on n'a pas lus？，繁体中文译本《不用读完一本书》，2009年3月出版）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巴雅（Pierre Bayard）所著，出版后广受青睐而成为畅销书，梁文道写作该文时，英译本才刚面世不久，他还未取得该书，但凭借其知识系统和“书皮学”的掌握，仍可概述该书，而且颇为切中要领。该书以瓦雷里、艾柯、巴尔扎克等人的著述为例子，谈论书皮学的现象和历史，因为书皮学不单是一种充撑门面的社交伎俩，在作家笔下，它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角度，甚至是小说表意的媒介。该书的书名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是一本提供诸如速读等阅读技巧的方法书，但正如梁文道以本身的书皮学修为所指出的，该书不是教人不读书而能作伪的指南，而是谈论一种文化现象，以及阅读的可能性。作者以集体图书馆、内在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三者作为阅读者触类旁通的门径，写出了一种阅读的抽象观念。当然，该书也多少传授了一点小聪明，教人理直气壮地谈论自己还没读过的书！这也许是它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吧。
然则，在我辈看来，书皮学根本毋庸学习，也无须方法，所有累积一定阅读量和修为、对书本敏感以至建立了个人观念图书馆的读者而言，都会自然获得触类旁通的本领，无须通读甚至读过一书，而能略知一书的知识源流；事实上书皮学的要领亦无外乎目录学的范畴。梁文道的读书评书修为，绝非读一本诸如《不用读完一本书》这等之书可臻，尤其视作快捷方式方法者。梁文道评书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博而杂，他的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罗列所评之书，共分十五类，实际上是为个人博杂的知识涉猎建立体系，将其安放于观念上而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图书馆中，成就了我辈心中的“书痴目录学”。
作为梁文道书话之二，《读者》一书因应书评的对象，有更多普及知识的意向，造就真正坚立的“读者”。在本书原序中，梁文道以“正常读者”自许，书中却有一条目为“不正常读者”，谈及郑振铎、陈子善、许定铭、陆灏等藏书家、读书人。正常与不正常看似对立，在本书中却不然，梁文道认同也心慕那种“不正常”的藏书理念，而他本人却自许为“正常读者”，正如他在原序所说：“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这是一种对异化的警醒，愿意把知识的面向放回人间，其理念与他另一本著作《常识》以“常识”抗衡空洞玄说的想法实一以贯之。
与前著《弱水三千》相比，本书同样建构了一座虚拟的图书馆，但有更多人间气息，他孜孜论书的对象不是作者，而是在知识流动的长河中，与作者位置同等的读者。我相信，这种贴近人间、普及知识的阅读态度，并非一蹴而至，而是梁文道多年来藏书读书和从事媒体工作的体认。
在我眼中，梁文道可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正常读者”，在中学时代，我们都不满足于课业范围内的“常识”，因而自行到书店和图书馆寻找真正值得探求的事物，开列属于自己的书单。他的书单以文化理论和哲学为主，也涉猎不少文学。那时内地知识界正值“文化热”时代，香港的书店可找到不少内地出版的文化理论著作和翻译，如“走向未来丛书”，梁文道就是最早向我推介这套书的同学，他又介绍我读福柯、谈论女性主义、批判电视台的选美活动，此外他也热衷于前卫剧场，有一次捎来一叠稿纸，是他新近写成的剧本……我也不甘落后，向他介绍杨牧最新出版的诗集和我自己写的诗，我们就这样在课余交换阅读情报，那时，我们还未知悉，这样的阅读会怎样染织我们的人生，留下斑驳的纹理、脱落的毛线。
那时我已知道他在《信报》的“戏间形采”专栏不定期发表剧评，在《电影双周刊》的附刊“阅读都市”与汤祯兆展开笔战。上世纪90年代初至中，梁文道在《越界》发表更多艺评、杂文与人物采访，我也一篇一篇地跟着读了，后来，他先后参与创办《打开》、牛棚书院、《E+E》、《读好书》和《读书好》；我自己也和别的朋友先后办了《呼吸》和《诗潮》两份刊物。除了《读书好》之外，我们都耳闻目睹以上的刊物和朋友如何凝聚然后消散，一个一个与之相关的文化议题如何热烈讨论，又一再由于经验断裂而在不同场合从零开始重复展开，这轨迹仿佛也是香港无数前代文化人的轨迹，所不同的，是梁文道在精致、前卫与普及、通俗之间，愿意以更柔韧的心力接近于寻常巷陌人间，相信这也是他创办“牛棚书院”的民间办学理念并一直沿用“牛棚书院院长”名号之所由。
逝者如斯，大断裂当中，阅读似乎成了少数得以延续的精神活动。阅读本书的关键，与《弱水三千》一样，在于梁文道对知识的分类。如果读者家中也拥有为数不少的藏书，就会明白分类的重要性，甚且，有时分类的意义还不仅在于便于搜寻，而更在于分类者为知识所赋予的观念。藏书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berto Manguel）在《深夜里的图书馆》（The Library at Night）一书中，描述了各种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以及当中的趣闻，其中私人藏书往往有许多异想天开的分类法，有一位作家以各种颜色纸包装书籍封面并作分类，如小说用蓝色、西班牙文用红色等，使其书房一眼看过去有如几度彩虹。曼古埃尔还记述他的书痴好友们各种古怪的图书分类法，如把兰波的诗集《醉舟》列于“航海”之列，把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列作“烹饪”一类！
书痴们的古怪分类不是一种望文（书名）生义，而是出于玩笑和重新安放知识之雅意。古怪的分类其实不止于私人藏书，曼古埃尔留意到公共图书馆的分类也有离奇的类别，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里，主题标题中还包括有“香蕉研究”、“蝙蝠皮装帧书籍”、“艺术品中的靴子与鞋子”等类别，这是图书馆编目员的创造性杰作，曼古埃尔认为，“简直就像是对这些编目员而言，书籍内容还不及它们所归类主题的独特性来得重要”。
其实，对书籍分类的观念意义知之最切、用功最深者，莫如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家，从《七略》以六经即儒学为中心，演变至“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古代目录学除了反映社会思潮流变，也标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把其时所见之译著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项，西学类又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等，约相当于清末维新派新政的内容；《西学书目表》作为一份书目，既有配合新政的经世意图，亦抱持以西方科技结合人文社会科学来改革中国的理念。
梁文道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依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纲目，为个人涉猎建立体系，评说的对象是书；本书以“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和“学点文艺腔”、“常识补充”和“都世界杯了，你还读书？”共七项作类别，评说的对象是读者，在梁文道看来，政治、经典与文艺、常识固然同等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自觉。与一般消费性或功能性阅读不同的是，本书所要造就的“读者”指向抗衡宰制和蒙蔽的自主，姑不论谈论自主书商的《壮哉万圣》、关注内地女工的《打工妹的声音》、坚守言论自由的《十博士大战于丹》等文，在最后一辑与足球相关的书评中，梁文道举引多种书籍，由足球谈到反全球化，也谈论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时期，球员因坚守尊严和自主而被处死，《世界不是只踢一种球》、《心物不二说足球》等文谈论足球运动真正的趣味及其勇猛的精神理念，批判商业行为带来的异化；该辑文章由足球读出自主、抗衡和批判，它绝不由犬儒和玄说而来，实基于坚实的阅读系统，这样的“读者”才得以强立于流变和断裂中。
由此理念，《读者》一书不妨视作我心目中的“现代目录学”之一种。在古代的目录学相关著述当中，有一种称作“藏书纪事诗”，记录藏书家遗闻轶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谈及清代藏书家冯舒冯班兄弟，冯班“为人傥荡悠忽，动不谐俗。胸有所得，辄曼声长吟行市井间，里中指目为痴，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痴’”。冯氏藏书素以异本闻名，最著者为《文心雕龙·隐秀篇》手抄本，惜后世子孙不甚爱惜，“即宋元精版，尽化为胡蝶飞去”，叶昌炽题诗云：“沧海横流自闭门，莫城西畔有孤村。箧中隐秀何须秘，化作春风蛱蝶魂。”夫文体代降，诗形代迁，兹谨以新撰“藏书纪事新诗”一则，演化梁文道《读者》一书之理念：阅读人间（梁文道《读者》）陈灭
叶片掉落如书页飞翻
我们的作者步过裂缝
步过枯草织就的人间
灰烬与硝烟化作霓虹
你把它熄灭又轻翻书页
换取另一房间的光容
一切流逝都由阅读而复现
我们的读者不就是我们
窗格下疾书浮出的话圈
悠悠飘过都市，未破灭前又听见
横巷间的暗语是犬吠还是哭声？
列车划过，删去车站前流浪艺人的歌声
只有读者为都市编就的书页与尺牍
一所抽象的图书馆与一串话圈，编了目录2009年8月10日志自序正常读者
英国评论杂志《前景》（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特辑，找来一批人评选前一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书。一位记者选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年代》（A Secular Age），他认为一般媒体都忽视了这本书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而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皇皇巨著则被誉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许大众媒体忽视了它，但学术圈可没走眼，此书一出，不只得到许多专业期刊的评论赞扬，还拿下了一座人文学界的大奖。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忽视了这本分量奇重的大书，而是那位记者，一个本身就是替《金融时报》、《卫报》和Time Out等主流媒体供稿的传媒人，为什么会看上这么难啃的学术专著？《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尔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工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讲印度的崛起，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最近两年常在大陆活动，其中一件最叫我尴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称我为“学者”。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给我，说“你算哪门子学者，你只不过是个‘伪学者’，是个传媒人罢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极了，我连硕士都没读完，又怎能僭用“学者”之名？我只不过是个传媒人，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欢查尔斯·泰勒的记者一样，我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学术论著；但我绝对写不出那种书，甚至也不够格去为它们写一篇专业的书评，因为我是一个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解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民主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民主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也就罢了，自己竟然也“当仁不让”地弄起了读书节目与读书杂志，好像还真是回事。可是我打从心底知道，我只不过想努力做好一个达到正常水平的读者罢了。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简单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二十多年前看台湾的《当代》杂志，里头有一半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或者“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与韦伯论题是什么。类似的智性屈辱，我后来还一再地在其他报刊上领会到。除了我，每个《信报》的读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样分析公司的出现；除了我，每个《百姓》的读者都对遵义会议了如指掌；除了我，每个《读书》的读者都晓得陈垣的史学成就；除了我，每个《纽约书评》的读者都烂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个《电影双周刊》的读者都看遍了戈达尔的电影；除了我，每个《时代》杂志的读者都能理解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除了我，每个《新科学人》的读者都懂什么叫统一场；除了我，每个《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了然于胸……
据说这都是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别艰深的专业期刊，那么我为什么会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怀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报道的主题有多深奥（恰恰相反，它们一般都写得很浅显），而是它们的作者总是很轻松地东引一句话，西摘一个名字，然后也不多加说明，仿佛这是圈里人全都明白的常识。我努力阅读，原动力就是想获得这份常识而已。假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怎么能站在媒体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隔行如隔山，说不定一个《读书》的作者连一份《新科学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种幻觉般的常识呢？可是我又不服气了，《新科学人》明明是科学界的流行读物，怎么能轻易容许自己看不懂呢？再说，《读书》作者群不乏资深的老学者，他们自己可以说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学的新进展，但我们干媒体的本来就要什么领域都浅尝一番，这种话是不该随便讲的。
也有人说，《卫报》和《纽约时报》里有国际级的大评论家，劝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够企及他们的成就，何况这里是香港，不需要那种程度。坦白讲，我从来没敢奢望什么“国际级”的成就，大师级的评论家如雷蒙·阿隆和苏珊·桑塔格，靠的都不只是学历，还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见与才气。不过我依然以为，那最根本的基础学问还是要有的。我们这种平凡的评论人和他们的分别，就像庸厨与食神的差异，高下全在他处，大家用的材料却是差不多的。
于是，我就这样子透过每日翻阅的报刊来激励自己，试图令自己不要在队伍中落后得太远。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要刻意显得很有志气的样子，更绝对不是炫学，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读者，再准确点说，是想做个正常的媒体人、正常的评论人。我不一定写得出好东西，做得出好节目，但起码我算是尽到了责任。
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于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业，一种心态稍迟渐缓之下的产物。但我不敢说我已经远离了那股推动过我的诱惑，也不愿全然放弃正常读者的幻象。
上一本书话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后，有些年轻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书”的书，正如香港董启章当年对我说过的一样：“你应该写一本专著。”嘿！你又忘了吗？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准备做一个读者你读过《红楼梦》吗——《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一
如果篇幅不是那么有限，我实在很想在自己办的读书杂志里开个专栏，广邀各方名家轮流谈一本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的经典，比如说让一位教文学的大教授承认他其实从未看过《红楼梦》，一个自认是“看不见的手”底下玩偶的经济学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只言片语。这个灵感来自“英国钱锺书”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某本小说（我只能说“某本”，因为我从未看过任何一本他的小说）。他在书里设计了一个游戏，叫“羞辱”，玩法是让一群知识分子在饭桌上趁着酒意轮流忏悔，说出自己没有读过的经典，谁说出来的名字愈经典谁就愈无耻，谁愈是无耻谁就赢了。听说那场游戏的最后冠军是个承认自己没看过《哈姆雷特》的英国文学教授。我又听说，美国学术圈子里真有很多人在玩这个游戏，听说。
去年横扫法国知识界的畅销书《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终于在万众期待的盛况下译成英文了。直到执笔这一刻，我还没收到这本书，但是我绝对可以向各位读者保证，我一定会把它由头读到尾的。什么书都可以不看，这本书不行，因为只要读了它，以后别的书就大可束之高阁，我就能够专心一意地写书话骗稿费了。然而，这真是一本实用的指南吗？虽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个指南，虽然这就是它大受欢迎广获好评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看过它，你能确定它是本怎样的书吗？
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被欺骗的残酷醒觉历程。想当年，我也有过纯情的日子，曾经十分羡慕法国人民的文化素质高，不只电影晓得安排主角去法兰西学院听列维—施特劳斯讲课，就连福柯最深奥难懂的《词与物》也成了地铁里人手一册的畅销书。直到上了大学，有学长传授“书皮学”（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识上伪装、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帮家伙。
学长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地铁里看《词与物》吗？当然不是因为它好看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叫人爱不释卷。重点在于要让别人看见自己正在读福柯的新书，正如穿衣服必须穿名牌，读书也得读名著。只不过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调，牌子不可轻易外露，读名著则要高扬，封面一定得让人见得到。”或问：“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拿本福柯的新著，何不干脆捧读福楼拜或者黑格尔？”学长又说：“笨蛋！潮流呀！都什么年头了，还看黑格尔，一来那些知识美少女会嫌你老套，二来那些没知识的美少女则根本不知道谁是黑格尔。至于福楼拜，人家可是法国的曹雪芹，你在地铁读《红楼梦》岂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没文化呀！”
我又接着问：“我见过一些英国人会用特制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么，这是不是因为英国人比较踏实低调？”学长嘿嘿一声冷笑：“低调？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正在看一本格调很低的书。你以为那些小羊皮套里藏的是什么？说不定是本三流通俗爱情小说，更说不定是个超淫贱黄书呢。难得他们看得血脉贲张，还要装出一脸严肃绅士状。所以说，英国人比法国人更无耻。”二“以貌取人”，英文的说法叫作“凭封面判断一本书”，无论中西，都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人非圣贤，有谁不好美貌呢？再说，要是不从封面判断书的好坏，不凭封面去吸引客人在书海之中拿起一本书，封面又有何用处？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很长一段的日子里，洋书是没有封面的，甚至不装订，就是一堆纸零零散散地送到书店去。那时候书还不多，顾客上门都早有目标，知道有什么新书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客人们挑好了书，再选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连上头印的字款也随自己喜好，叫书店师傅替你完成装书的最后手续，结果就是你的私家藏书了。那是买书不靠封面的年代，如今每日推出市面的新书数以千计，还有哪家书店能够担起这种手工作坊的细活？还有谁能不“凭封面判断一本书”呢？书皮最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书皮学”。以貌取书只不过是这门学问的幼稚园阶段，它真正的内涵是让人单靠书皮就“读懂”了一本书。“书皮学”本是大学时代我们拿来嘲笑人的话。一个家伙平日看起来是个博览群书的鸿儒，谈什么书他都能侃上两句，似乎无所不观。但一再追问，却又顾左右而言他，从一本书扯到另一本书，表面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实则绝不深入，永远在表象上徘徊。遇上这种人，我们就称赞他“精通书皮学”。“书皮学”所以可能，是因为现代出版业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总是想尽办法让读者不用真个儿看书。例如封面，一定会用最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一定会有夸张的名人推介以及书评精句，至于作者介绍更是绝不可少（假如附上作者玉照，你还能对这本书产生最直观的实感）。若是学术书籍，那么书皮学的依据就更丰富了，比如索引和参考书目，内行人只消翻它一翻，便能知道作者的功力，感受这本书的虚实。一部自称卓有创见的《文心雕龙》注释竟然只列了十来项参考书，连人家说过的东西都看得不多，你说它能多有创见呢？一本陶渊明论要是附有日文书目，这就说明作者对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不至于一无所知了。懂得这种种窍门，懂得从封底的有限讯息由小观大见微知著，“书皮学”的门径就算是开了。今天治“书皮学”又比我们当年幸福得多，全拜互联网的诞生。就拿“亚马逊”来说吧，上头起码有一半的书可以让人饱览封面封底。看完这最表层的“书皮”，你还可以翻看目录，要是在目录遇上有趣的关键词，你更能键入那个词，搜索有它出现的页数，速读几页。原来是吸引人买书的技术，落在“书皮学”行家手中，就成了“读通”一本书的利器了。
再说那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据知作者皮埃尔·巴雅是个有功底的教授，写作的态度很认真，而且这本书也不是真正的指南，其实它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不读书但又要谈书”的现象和历史。巴雅发现文化史上有一大串搞过书皮学的家伙，其中更不乏歌德这等级数的名人。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去谈一些他们根本没看过的书，甚至批评它们呢？这是不是种文化圈的社交技巧呢？还有许多作家学者喜欢公开表示自己从未读过某本书，同时还保证以后也绝对不会碰它，然而又能洋洋洒洒数千言地陈述自己不看它的理由。这是种最理直气壮最坦白的“书皮学”，据说巴雅也有他的分析。这本《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我连见都没见过，又怎么知道它的内容梗概呢？这就叫作“书皮学”了，你上网查查就懂了。书要读得好的日子
有时候在街上和读者聊天，或者看他们寄来的电邮，发现他们很关心书要怎么读才可以读得更快更多。可是叫他们失望了，我并没有秘诀，如果真有这种秘诀的话，我也想知道。
其实何必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来，读书最重要的是读得好。所谓“读得好”，我指的是起码要读通一本书，没把里头的基本事实搞错。目标看来定得极低，但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这已是很难达到的成就了。
且先别说读书，光是看报，原来也能产生很大的阅读障碍。举个切身经验为例，话说近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借着梁家杰参选香港特首的政纲受到传媒漠视，批评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务实的平庸心态，矛头指向的当然是自诩务实的曾特首。为了说明大家厌谈理想的心态是怎么一回事，拙作特别引介了现代大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的相关说法。后来身为波普尔徒孙的香港议员吴霭仪大姐为文响应，申明再务实也不能不顾理想的指引作用。这一来回实在是友好的观点交流，我以为颇有互相发明之妙。
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评论，居然以为这是场“笔战”，而且还误读拙作，觉得我是在帮曾荫权教训梁候选人不要好高骛远！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说是我自己的文字不利落，有表意官能的缺陷，我也认了。但另一封读者来信，就真叫我摸不着头脑了。这位读者劝告我身为文化人，怎能在某大报公然撰文批评司法独立的原则，说“法官失控”会为害社会，这岂不是教坏下一代云云。老实讲，这种论调出现在该报专栏绝不叫人奇怪，只是老天在上呀，我不只根本没写过这等伟论，更从来没有福分得享在该报发表文章的荣光！莫非世上真有“两生花”，还有另一个梁文道也在香港报刊上贩文为生？
不过我明白，这都怨不得人，这又是社会的错，时代的不对。21世纪的阅读合该如此。
研究印刷史和书籍史的学者们有个共识，认为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两种阅读取向的分水岭。在印刷术普及之前，读者追求的是“精读”（intensive reading），犹如古人注经，务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个道理，往往一本书能耗上一辈子的生命。原因简单，那时流通的书数量极少，一个罗马时代的学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读过三百本书，就是惊人的硕学鸿儒了。等到印刷术出现，书籍的复制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间，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这时的学者如果只看过三百本书还敢对人夸称自己博学，肯定遭人耻笑。所以印刷术的年代是个“泛读”（extensive reading）为王的时代，读书首要是求多求广，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终于到了我们这个“后古登堡”的年头，媒体多样，资讯爆炸。大家连在一个网页停留一分钟的耐性都没有，错把另一个人当成你小子，又有什么可怪？问题在我，老是怀旧，总觉得最愉快的读书时光还是上大学的时候，跟着老师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学期结束了竟然还没翻到第八十页。当阅读成为一种运动
每当我被问起最理想的阅读应该是什么状态，我就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拍的《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做例子。在这部通俗讨喜的电影里面，大美人凯瑟琳·泽塔—琼斯是个漂亮的空姐，观众眼中的欲望对象，男主角汤姆·汉克斯的艳遇伴侣。有一场戏，两人在机场里的书店碰上了，男的问：“咦，你买了本什么书？这么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仑的传记。我最喜欢看和他有关的东西了。而且这本书厚成这个样子，可以够我看上几天，也才不过六块九毛九，多划算！”
请注意这是位有专门兴趣的读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畅销书，也不是漫无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独钟地追随拿破仑的足迹；其次，她买书的态度很轻松，主要是两个字，“抵睇”。厚厚的一本书才卖七美元，就能打发她好一段无聊的日子了；最后，她没有故作严肃地先清一清喉咙，再隆重介绍：“嗯，这是本拿破仑传，我研究拿破仑。”而且汤姆·汉克斯也不惊讶，只是淡淡地讨论两句就算。
看见这个场面时，我就想象，要是换了一位香港卖座导演来拍，会怎么处理它呢？会不会来一个大特写镜头，让那本拿破仑传的封面占据了整个画面？再转向汤姆·汉克斯，拍他讶异到合不上嘴的表情？又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音效处理，显得我们这位空姐格外出俗脱众呢？我这么想，丝毫没有轻视本地电影人的意思，纯粹只是从香港的风俗习惯来推测罢了。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那就是把书看得格外崇高而神圣，认为读书是一种很离世、很出尘的行为。因此为了让它回到人间，让它有点烟火味，就得不时出动大家都认得的名人推介好书，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体朗诵（最好能有破世界纪录的人数），好叫电视台看看我们都正在读书呢。劝人读书，介绍好书，我们一概统称为“推动”阅读风气，仿佛不推，它就动不起来了。简单地说，香港人把读书搞成了一种运动。
然而，我总以为这样的运动不只“推动”不了阅读风气，还会把它推下海淹死。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不论是在电子传媒做节目，还是写书话专栏，我都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要推动什么，更不要煞有介事，只要尽量好好地配合时势，讲点故事，有意无意地提醒一下：“瞧，说到世界杯，这本书有一段故事……”或者说：“民主当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书曾经说过……”这样就好。因此你正在看的这本书虽然看似一本书话，原来却都是借题发挥。
但愿有一天，看我们的娱乐八卦杂志做明星专访，能像《人物》那一类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访者的三围、星座以及最喜欢的食物和音乐等等，还加上一条“最近正在看的书”。这表示名人不再负担推动读书的任务了，因为每个人平时就有阅读的习惯；而书之于人，就和食物音乐一样，必要但是日常，不足为奇也不足称道。情形就像凯瑟琳·泽塔—琼斯买了一本拿破仑传，于是汤姆·汉克斯很自然地与她聊起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往事，是戏剧的一段情节，但它本身不是一出戏。莫记小过
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宽容的人。因为我的信条是一本书再怎么不对劲，只要你已经翻开它了，就不妨接受它。当然接受它并不意味你必须完成它，只是一本书，既然已经买了回来又看了几页，如果气冲冲、恶狠狠地把它甩出去，然后喊一声“混账！这家伙是个白痴”，岂不是对不住自己？在这个已经不够好的世界里，人是该对自己好一点的。
静下来想想，天生我材必有用呀，再糟的作者到底也是有妈生的，再坏的书也是人家花时间写的。而妈妈是个多伟大的人物，时间又是何等的宝贵呢？更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难道一本坏书就教不了我什么吗？可别自大，坏书起码能叫你见识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
只是再宽容也好，不知怎的，就是有些沙石眼睛跳不过，好像吃一顿美食旁边老有苍蝇飞，挥之不去，甚是恼人。例如香港某家出版社，常出报纸文章结集，有一次我看着看着就发现它一本书里好几篇文章都有一段是重复的，而且有规律。那条规律是它的第一段必然会在后面某部分重新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那些文章在报纸上登的时候，编辑怕它太长，为了醒目和提要，于是抽出其中一段放在文首。看来是书的编辑一时大意，把那一段当成了整篇文章的第一段，重打重印了一回。不过这种报纸编辑手法，通常会把那发挥提要作用的一段字粗体标黑，以区别于正文。难道这本书的编辑和校对眼睛不好，还是这本书根本没有编辑跟校对？
有些书挺可惜的，明明不错，但就是有几处资料错误的硬伤，犹如完璧有瑕美男生疮。例如专出建筑和城市研究的台湾出版社“田园城市”，最近出了本尚算图文并茂的《涂鸦·城市糖果地图》，介绍英国街头的涂鸦艺术。两位作者在序言里引述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是合理的——但把它张冠李戴说成是萨特的话。开头就错，接下来怎不叫人提心吊胆。再进阶一点的，还有两位香港年轻学者写的《迷失丧拼场》，是透视消费文化深入浅出的好入门，但其中提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时，却说他是“美国社会学家”。哎，人家可是拿爵士的正统英国人，还一度是布莱尔的智囊军师呢。或许，是我太过吹毛求疵。
大陆的出版业日益进步，最近连食谱都出得又有文化又漂亮。“北京汉声文化”出了一套《山西面食》，就让人看得很开胃。可是当我掀到一页捏猫耳朵的手部动作特写照时，肚子竟不禁疼了起来。只见师傅揉面团的那双手，十指指甲缝里竟是一圈黑边！这可是我多年中西食谱阅读经验里未曾得见的。难得图边文字还说做猫耳朵不需特殊工具，“只要一双干净的手”。再转念一想，卤菜名店的卤水不是常标榜一锅煮了几十年不倒不熄吗？这个道理用在面点师傅手上应该也是通的。读者的身体
某年牛棚书展主题是“阅读与身体”，虽然有很多关于身体的讲座跟活动，但是没有一项是直接谈阅读和身体的关系，有点可惜。很多人以为读书是一项纯智的行为，与肉体无关，但只要再想一想，就会发现即使是在看来很静态的阅读过程里，我们也得用上身体器官，例如眼耳手口，无一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只用理性只用灵魂，你读得了书吗？不过，如果我们把阅读看成一连串的动作和姿态，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把读书的方式和其他行动区分开来的呢？走路、睡觉、吃喝拉撒和阅读的分别，是否就只是后者总得有一书在手呢？答案，我还没想清楚，但是我可以在我的笔记里找些有意思的材料，写出来让大家帮忙，思考那阅读中的人体是什么状态。坐
以前念哲学史的时候，有两个大思想家的阅读姿势令我印象分外深刻，一个是笛卡儿，一个是马基雅维利：笛卡儿躺着读，马基雅维利站着读，总之都不像我们这样坐着读。一般人如果躺着看书，多在夜间临睡前以书安眠，在进入个人最私密、最与世隔绝的时刻前，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交流。所以就寝前读书是种过渡，身体的一半平躺不再移动，另一半只维持最宁静、最有限的运作，意识则在充满声音、光线和对话的世界中渐渐隐退进沉默和黑暗。但是笛卡儿不同，他喜欢赖床，醒来之后继续在床上思考、看书，直到11点左右。这位现代哲学之父半辈子崇尚理性，醒来之后继续躺在床上看书，是不是要把这个过渡翻转过来，让意识渐渐清明，预备进入喧嚣的热闹世界呢？
从前我还以为笛卡儿只是个性格懒惰身体虚弱的人呢，因为他在1649年被瑞典女皇请去教哲学，一个星期有三天要早上5点半上课，我们一向晚起的大哲习惯不了，清晨天气又凉，终于患上肺炎身亡。最近我才知道，笛卡儿年轻的时候，居然是个身手不错的剑手，曾经在巴黎出手击退一帮想不利于一位淑女的醉汉。他后来还著有一部《击剑的艺术》，可惜亡佚。《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据说喜欢站着念书，而且还要穿上最好最华丽的朝袍，以示慎重。以前我总认为这些传说印证的，是他对学问和知识的无限尊重，教训我们后人可别把读书不当回事。原来这也是个误会。传说没错，他确实有站着读书过久导致体力不支倒地的经验，也确实在一封有名的书信里提到自己“在树林中带着但丁，去泉水旁观鸟。回家之后就脱去灰尘满布的日常衣装，换上最华贵的外袍，以最恰当的姿态进入古人的宫廷……”但问题是我们该怎样解读他的行为，如果我们依今人的阅读习惯去看这些故事，自然会得出马基雅维利读书严肃得出奇的印象，可是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考察，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不特别，这根本是文艺复兴学者的典型。
首先，我们都太习惯坐着看书，却忽略了其他姿势的可能，例如前面说过的躺着读，以及直直地站着。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有一幅著名的画，年份标记为1610年，画的是当年的大学图书馆。从画中可见一排排的书柜，戴着帽子的学者穿梭其间。书柜前面有些突出的架子，高及肩膀，架上有斜放的木板。有些学者就立在那些架子前面，把书打开摊在斜板上阅读。这就是读书架了，有点像今天教堂里的讲道台。实际上读书架与讲道台都是中古修道院常见的器具，而修道院就是那个年代的学术中心，学者也几乎没有不是修士神父的，这些人看书讲道读圣经都习惯站立。当然他们也会坐下来看书，不过站着读书绝对是常态之一，不足为奇。
如今我们若要站着阅读，多半是在地铁或巴士里面，一手握着扶杆，一手持书。所以书本不宜过大，现代口袋书流行也与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有关。但在中古欧洲，一般学者研读的书籍，其尺寸可就大多了，绝对不适宜装在袋子里到处走，更不可能只用一只手去捧读，好在他们有读书架。到了马基雅维利身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也有了小巧的十六开本（octavo），只不过这么轻便的书只适合但丁这类“流行作品”，可以带到林中随处吟诵，不宜盛载柏拉图与西塞罗的玄思和雄辩。古典著作最好还是要有古典的形态。
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时书分两类，一类轻装简便内容可亲，怎么舒服怎么读，另一类则庞大华美而深邃，只适合精研，如果像中古修士那样站着看就最显隆重了。读书的时候穿上一等绒袍，据意大利学者古列尔莫·卡瓦洛考证，也是读希腊罗马名家经典的仪式之一，并非马氏一人的怪癖。手
读书一定离不开手的动作。看看书的历史，就知道书的形态必然决定了手部动作的方式，读不同形制的书，双手的使用方式也有所差异。
古书的模样，从它留在今天语言上的痕迹，可见一二。“卷”、“篇”、“册”都是文本书籍的单位，尤其“卷”与“篇”，更被假设为一种意义自足完整的文本章节。一卷与另一卷之间，一篇和另一篇之间，要记的事要表达的意思，都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们原本是书籍文献的形式和计量单位。篇指的是编纂在一起的竹简，一片片竹简，用绳索穿起来乃成一篇。如果用的绳子是牛皮所制，就叫作“韦”编。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一般认为说的是孔子读《易经》，一读再读，竟连编竹简的牛皮绳子都弄断了。尚要留意的是，比起用细麻绳做的“丝编”，牛皮制的“韦编”要来得更坚韧也更贵重，一般只用在最重要的书上，例如被奉为先王大典的《易经》。而“三”这个字在此是虚词，代表多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孔子这个贵族后裔，正在认真苦读装潢华贵的《易经》，翻来卷去，好好一卷竹简，一不小心就散落开来的狼狈。
自古以来，学者们普遍相信，“篇”是竹简的单位，“卷”是丝布制“帛书”的单位，也就是说用布帛做的书应该是一张张卷起来的。“图穷匕见”——画在帛上的地图卷成一卷，看的时候一手按在先揭开的一端，另一手推着剩下的一端渐渐推展（请注意“展”这个动作，就是当时看书的常见姿势），直到末端，凶器与杀意才一起暴现。但是按今天考古发掘所见，竹简确是以卷状存放，帛书却没有成卷的，它们全是折叠起来层层压着，或者对折或者四折、六折。如果帛书的标准装帧就是折叠状，那么看它的动作肯定就不是看简书般地“卷”了。还是它也有卷起来的时候，只是收藏贮存时才换了一种处置方法呢？
相应于中国上古年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看的书也是卷状的，拉丁文里叫作“volumina”（英文volume的词源），汉译“卷轴”。它与中国汉代之前的竹简帛书的分别，就在那根轴子之有无。除了欧洲人的书有根轴棍外，虽然大家的书都呈卷状，但看的方法还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不同是文字的排列，汉字由上而下竖排成行，再从右往左刻写在一片片竹简上，读起来自然是用左手往左推好展露那未读的部分。但欧洲语文却是相反地自左而右一排排横写，所以他们的卷轴也正好得反过来读，用右手向右方舒展。第二个不同，在于看中国的书卷，是把一卷书慢慢摊展开来，看到最后书也应该就完全摊平了。可是欧洲卷轴，则是一边以右手退出未读的纸草，另一边用左手反向回卷读过的部分，于是看完一卷书它还是一卷书的模样，只是抄上文字的那一面从底面翻转到了外面，所以终卷之后还得像看完一卷录影带般往回卷。
无论中西，书卷的时代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看的书，是一页页装订起来翻动迅速方便的“书本”（codex）。将来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崭新的书籍样式，需要我们采用全然不同的肢体运动来配合阅读呢？又或者电脑和鼠标的到来就已宣告人类一千多年“书本”年代的终结，就好比它们当年终结了卷轴和竹帛一样？
我只知道，今天我们坐在电脑荧幕之前，手握“老鼠”上下推移，并以指尖点压，虽是前所未见的阅读动作，但那屏幕画面的移动概念却兜了个圈回到古代，文字成为一篇连续体，而非可以断开的页面。一篇文章看到一半若想回头翻查，就得往前卷动，英文叫作“scrolling”，正是罗马人阅读卷轴的动作。窥探灵魂——At Home with Books
每一本香港的流行杂志都会定期刊登名人采访或者设计别致的家居采访，告诉读者屋主的品位爱好和设计师的巧意匠心，叫我们叹服甚至效仿。可是，我几乎没怎么看见过有一个家庭是有书房的。就算有，也多是虚有其名的书房，除了一张桌子放了文件和电脑之外，往往就是一两座架子空空洞洞（或者简约？）站在那里。书呢？往往连一柜都装不满。假如这家人有小孩，情况可能好一点，课本和参考书总是要的。这也说明了香港的主流想法，读书是学生的事，长大就不必读了，正如钢琴是孩子必须面对的刑具，进了大学就可以放下这苦杯了。
常言道：“书是一间屋子的灵魂。”为什么如此华贵如此耀目的居家环境可以没有灵魂呢？让记者来拍照这样的房子，在我看来，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里头没有活人的气息。
如果这话说重了，那就再说一则我百听不厌也很乐意到处散布的真实故事。话说一个刚进哈佛的大学生很不幸地选了一门中古英语文学课，授课的老教授是个闷蛋，和课程的内容搭配得天衣无缝。好不容易暑假来了，于是这年轻人兴奋地开始他在旧书店的暑期工，每天开车去不同地点搬运人家不要的旧书，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应召前去市郊一幢有片漂亮小花园的老房子收书，女主人开门引他入内后，他这才发现要收的就是那闷蛋教授的书，只是教授现在已经死了，而这年轻人就是他教过的最后一批学生。
年轻人在教授的房子里巡视，看见一整柜的侦探小说，惊异于老人有这么有趣的嗜好，便微笑起来。再看，通向花园的后门旁是两柜园艺书，寡妇说：“他喜欢种花。”然后年轻人又注意到玻璃门外阳光下的草地上犹有刚洒下的水珠在闪闪发亮，而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恰巧正是园艺。于是他下了一个决定：要自己买下教授的所有藏书。
为什么？他后来对人解释：“自我看见教授的书，才知道他在课堂以外是个怎么样的人物，那些书是他的完整灵魂。如果我把它们运回书店，这些书就会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书架上，那就等于他彻底消亡了。”为了让教授不死，直到毕业他还在替旧书店老板打工还债，好在这老板也是个有情人，给了他五折。
书是一个人的灵魂，藏书是一间房子的灵魂所在。为了窥探且公开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书，书的内容就是访问我最好奇的读书人，看看他们的家，请他们介绍自己的藏书。后来我发现台湾的边城出版社出了本《逛书架》，干的就是这等勾当，里面有杨泽、张大春和陈建铭等人壮观的书屋，比起平常在杂志上见到的那些样板房，实在富足。后来他们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读书人，编制出《逛逛书架》一辑，我只好叹息自己的动作太慢。
还好我又找到了机会，替香港电台客串一个读书节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里看书（到底是电视节目嘛）。可惜部分爱书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桥先生，平常对着我等后辈总是很亲切，但这回他还没听完我的话，就立刻笑着打断：“不行不行，这种事怎么可以？可不能让那么多人看。”
说到窥探书房的书，这许多年来，我最喜欢的还是《坐拥书城》（At Home with Books)，因为它打开的书房叫人有意外之喜，并不总是文人作家那么沉闷。
例如老牌乐队“滚石”的吉他手基思·理查兹的书房。想不到吧？这位摇滚巨星居然是个书虫。书里的访问一开头也是这么写：“一个‘滚石’怎可能拥有一座藏书室？一个‘滚石’何时会跑去买书呢？他一年到头巡回演唱，总是同时住在好几个地方，总是被他的吉他占据。然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书室的沙发上埋首书堆，更要令基思·理查兹感到心满意足的了。”
原来基思·理查兹不只爱书，还收集了不少19世纪和20世纪的主要小说。他读书一来是因为巡回演出的路程很沉闷，不读书，何遣永日？其次，他是为了了解自己这一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面前工作，他们永远尖叫，永远摆动。这和一个独裁者拥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兴趣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拜倒在独裁者跟前，又是什么刺激起了这种群众心理……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的转化是很神奇的，你会变成大众狂热的一部分，在那一刻你会遗忘自己，这是否也是希特勒经历过的事呢？”所以他喜欢看有关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看他那古典风格的书架，这方面的藏书确实不少。不知道华人流行音乐圈里有谁能分享这种嗜好呢？《生拥书城》由擅长美术图册的Thames & Hudson出版，当然少不了精美照片和设计的元素。他们特别造访了七位建筑师和设计师，看看这些关注视觉形象的人怎样处理令人头痛的书堆。例如曾经设计过许多著名图书馆的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的观点就十分特别，一般建筑师喜欢把狭小的空间弄得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宽大，以避免书籍造成的压迫感，可是格雷夫斯却反其道而行，刻意使自己本来挺宽敞的藏书间变得像条窄街。他的理由是要将两壁屋顶的书架看成一条路上的迷你建筑群，走进去就像逛智慧的大城，沿路每一座楼房里都存放着专属的知识。
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实用，提供了一些书迷们喜闻乐见的诀窍和资料，比方说书房里的灯光应该如何安排，书架又该怎样整理。假如你是书毒重症患者，手头宽裕，家住复式洋房，还可以按照它的介绍，去纽约帮衬“普特南滑动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 Inc）。这家百年老店专长手工打造图书馆与藏书室用的楼梯，花样繁多，木质精良。买一把放在家里，肯定比廉价的铝制折梯雅观多了。记得两年前曾听林行止先生说，他也想找人做一具可以在书架前左右滑动的梯子；当时我答应给他这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结果回头就忘了，真抱歉。只好现在抄下来以飨同好：32 Howard Street New York，NY l0013，电话：1-212-226-5147。
如果你只是有钱，但不如林先生这般爱书懂书，偏偏又想弄间壮观的书室以添风雅，那该如何是好？不怕，你可以找这本书里介绍的汤美兹（Kurt Thometz），他有家顾问公司叫作“私人图书室”（The Private Library），专门提供收集和整理藏书的服务。就算你是超级书迷，不屑他人代劳，但若拥书过万，有时要找书难免也会有望洋兴叹，此时你就知道专人服务的好处了。
我请不起专家为我服务，只好努力钻研，盼有那么一天自己成了专家，能替文化富人效劳，亦不枉一生读书矣。书房不可无书梯——《书天堂》
林行止先生不只是擅写评论的“香江第一健笔”，更是个爱读闲书的读书人。几年前和他吃午饭，正好是他要重新装修房子的时候，而他最关心的，自然是藏书的问题。听林太太说，林先生想造一架爬梯，就像图书馆里用的那种，既方便在书架的高层取书，又可以在整面书墙前左右滑移。恰巧我在书上看到纽约有家专造书梯的“普特南滑动梯公司”，后来就介绍给林先生，希望他真能从这家老字号订到一架优雅、实用又牢靠的梯子。我家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楼底又不高，实在不需要这种专门又气派的梯子。但欲望就是如此，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想要合适的配衬，接下来就该要个宽敞的衣帽间了。小时候渴盼坐拥书城“虽南面王不易”的乐趣，直到家里头书满为患，就开始思慕一架很有图书馆味道的爬梯了。尤其自从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普特南公司这种专造书梯的店子之后，就更是觉得生活里好像少了点什么。好在我是那种书迷，就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固然想要，若是人家得了也不妒忌，反而替别人高兴，觉得自己喜欢的事物有同好欣赏，吾道果然不孤。
这就是我看钟芳玲《书天堂》的感觉。钟芳玲本行和我一样念的是哲学，但她比我强的是起码读到了博士才半途而废。照她的自述，那是因为“在写博士论文时，发现自己喜爱古登堡更甚于亚里士多德……自此抛弃哲学，投身与书相关的行业”。虽然我知道她是个勤快的作家，还做过出版社总编辑，但和大部分读者一样，我总以为她真正的职业是逛书店，而且是逛遍全世界的书店。她的第一本书《书店风景》就是份书店阅读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她怎样寻幽探秘，然后登堂入室逐一拜访欧美的著名书店。到了《书天堂》，她走得更远，连普特南都去了。
看她的描述和照片，那些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书梯简直变成了必需品。西塞罗有一句名言：“没有书籍的房间，就像没有灵魂的肉体。”钟芳玲则以为：“一个充满书籍的房间，还必得包括一个普特南打造的书梯，才真正称得上完美无憾。”说得真好，假如满屋子的书就是人类文明的灵魂，又怎能没有一座梯子去测量它的深度呢？这架书梯的作用不是炫耀藏书的数量，也不是为了彰显书房的气派，更不是劳斯莱斯车头上的那只小飞人，相反，它是提醒我们的工具，告诉我们天堂总在上方，书墙前的书梯就像一把过于迷你的尺子，始终无法量度出智慧的无边极限。唉！你看，我还只是在奢望一把梯子的幻想阶段，就已经开始为拥有它辩解了。好在钟芳玲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目前的书房虽已有一整面书墙，碍于地形之限，书架高度仅两米左右，两脚一蹬、手一伸，就可触及书架最上层，根本不需要书梯。”更好的是，书迷都有宽大博厚的胸怀：“在这个梦想（拥有普特南书梯）成真之前，所幸我还是能在一些书店、图书馆中，不时与普特南的书梯相遇。”
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科学史上的经典和真正闹出革命的论著——《天体运行论》。可是如此一本撼动宇宙、推翻了地心说的巨著竟然得了一个与其名气全不相称的绰号：“没人读过的书”。理由是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当年真的读过它的人其实少之又少。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它太贵了，一部初版的《天体运行论》如今索价一百五十万美金。但是很多人看过的书也未必不贵，例如伊恩·弗雷明的“007系列”，大家就算没读过原著，至少也看过电影吧？你知道一套十四册附带原始书衣的第一版“007系列”要多少钱吗？港币六十万！
到底谁会买这些书？到底又是谁在卖这些书呢？钟芳玲在《书天堂》里提到一次外国古书商的饭局，她在席前谈起惊悚小说大家斯蒂芬·金那年刚出的一部新著，只有网上版供人下载，别无纸本发售。一堆书商听了之后，没什么反应，只是抬头问了一句：“哦，那么要如何决定它的初版呢？难道第一个被人下载的版本就是初版吗？”然后迅速回到自己的话头，继续热烈讨论谁谁又得到了一部珍稀异典之类的行内故事。在很多人眼中，书痴已经是一群不可理喻的人了，而举止恬定谈吐高雅，干着“绅士的买卖”（gentleman's business）的古书商，就更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钟芳玲在《书店风景》和《书天堂》里做的，就是把这些活在书世界里的人稍稍拉回俗世，举凡专门打造书梯的工匠、专门复制书衣的设计师，还有把整个小镇变成书市再自封为王宣布独立的狂人，原来都不过是常人。他们都干过“正常”的职业，有的是会计师，有的是工程师。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走上了这道通向天堂的阶梯呢？
钟芳玲决定把答案带到香港，让中国读者自己去发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香港的“辰冲书店”和日本澳洲的两家古书店合作，竟然想到要在香港办一次“香港国际古书展”，而钟芳玲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带路人了。看她传来的资料，真真不得了，包括开业一百五十年以上的“伯纳德·夸瑞奇古书店”（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在内的六十四家环球巨头都要驾临香江。除了《天体运行论》和初版全套“007”，他们还带来了初版的《物种起源》、一页古登堡圣经、日本龟宝元年（公元770年）的《百万塔陀罗尼经》、莎翁的“第二对开本”（Second Folio）、明朝的《职方外纪》……我问芳玲：“你们真的疯了吗？这里是香港呀！”董桥先生知道了，也开玩笑说：“恐怕那几天就只有我一人去帮衬。”意思大概是这个浩大的书展很可能是为他一个人办的。我知道中国崛起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商人都在盯着这块肥肉，这个书展多少是为了试试中国的水温。可是先不说中国本来就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古籍市场，大伙未必瞧得上，也未必能欣赏你那价格堪比拟宋朝善本的《天体运行论》，就算是那些向往西洋奢侈品的亿万新贵，要的也是镶满钻石的手机和奔驰的迈巴赫。第二对开本？没听过。更何况举办地点是香港，你不要以为楼下的连卡佛人头涌涌，“香港书展”大破七十万人次入场纪录，这批淑女绅士就能在这个展览里满载而归！
老实讲，那一页古登堡圣经也要四十五万港币（搭一乘A380首航头等舱的价钱），我只有在十来岁发育未成熟的时候，幻想过能捧着它翻翻，这个天堂的确不是我们的。可是各位书迷千万别被我误导，古书展丰俭由人，一百块也大有交易余地，正是“埋嚟睇，埋嚟拣；手快有，手慢冇”。我们买书不是投资，说不定遇上一部几百元的货色，正是足令此生不悔祖上添光的心头至爱，对不对？而且芳玲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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