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媛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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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礼 无以立；礼仪文明伴我行试读：
前言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素来以“彬彬有礼”的风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修养的体现方式，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时处处离不开“礼”的滋养、规范。离开礼，人们就无法立身处世。古人认为有礼和无礼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人而无礼，禽兽不如，甚至不配活着，所以《诗经》有“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的说法。
反观当下，许多国人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似乎与礼“渐行渐远”。近年来，关于中国游客国际形象的负面新闻屡见不鲜，如在国际机场乱扔垃圾，在国际航班上无理取闹、向空姐身上泼开水，最终导致飞机中途返航，还有一些国家的旅游景点专门设置中文“友情提醒”，令人汗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多多少少能见到这样一些情景：随地吐痰、乱闯红灯、上网乱骂、无视公共规则，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亲友间见面或写信不称呼、乱称呼，有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长幼尊卑的称谓甚至称父亲为“老哥”了。
人们不禁要问：怎么回事？我们明明是“礼仪之邦”啊，谦虚礼貌、尊老孝亲、仁爱忠恕、诚信宽厚、勤劳俭朴……这些才是中国人啊。
是的，我们本是重礼、守礼的民族，中国人本是东亚地区礼仪文明的创造者与引领者。中华礼乐文化，数千年来渗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自从人们把礼仪规范和“吃人的封建礼教”等同起来，许多人就好像拥有了可以无视礼、不讲规矩的护身符，任意看轻礼仪、鄙视礼仪，一谈到礼仪、礼教，就是封建、落后、保守，就应打翻在地、踩在脚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百余年来，我们对“礼”作如此简单的、片面的否定，抛之而后快，避之而不及，好比马克思所说的，给孩子洗澡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吃人”的，不是“礼”，而是历史上那些滥用礼、曲解礼，打着礼教的名号做尽非礼之事的人。
长久以来，我们并未真正地认识、了解中华之“礼”，却有很多人对“礼”轻视、不以为然；同时，又挑剔地、敏感地对待别人的非礼行为，对“礼”采取双重标准。如果有谁为人处事处处都讲究礼节，别人可能会讥笑他迂腐、刻板，而自己不守礼，却自以为聪明，洋洋自得；可如果有谁的言行对你不尊重、让你不舒服，再粗枝大叶的你也一定会感到不高兴。
正是这些个别的、偶尔的漠视礼仪的行为，渐渐被某些国外媒体放大，成为世人心目中普遍的、共同的、全民族的行为，导致中国人总是被自动识别为“粗俗无礼”。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彬彬有礼，也会被认为是“不像中国人”。对此，凡是有一点民族自尊的人都会有种“细思极恐”的感觉吧。
所以，为了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讲礼仪；为了重塑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我们需要讲礼仪；为了生命的成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我们需要讲礼仪；为了家庭和睦、人人和谐相处，我们更需要讲礼仪。礼可以化人，可以育人，可以成人，可以修己，可以立身，可以处世，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凡俗而入高雅，脱粗鄙而入文明。
守礼就需要知礼，本书所志，就是让我们一起走近真实的中华之“礼”，试着探寻、还原真正之“礼”，告诉人们“礼”是什么，这是另一种意义的“返璞”吧，用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的话说，这叫做“返本”。
礼是教人心生庄敬的美德，礼是使人行事得体的分寸；礼不违背人情，礼不因循守旧。走近它，你会发现，古老而朴素的中华礼仪文明，自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久久地滋养、浸润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自古以来，礼崩乐坏往往是文化沦丧甚至民族灭亡的前奏。礼仪文化的重要性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未来还会是这样。礼仪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物，因而礼仪文明的复兴刻不容缓。如果说，人人皆可成为中华文化代代相传之“薪火”，那么，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内容的礼仪文明，它的传承，更是每个中华儿女义之所在。今天的我们必须重拾礼仪，自觉做传承礼仪文明的“薪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如果说浩瀚的传统礼仪是“弱水三千”，那我们且“取一瓢饮”。本书力图从浩如烟海的传统礼仪当中，找出那些至今仍熠熠夺目的闪光点、那些与我们衣食住行仍息息相关的礼仪规范，使传统的礼更好地为今人所用，通过对传统礼仪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以更贴近当代人生活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归真”，即唐君毅先生所说的“开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振兴“礼仪之邦”，需要每个国人的共同努力，人人都应自觉作中华礼仪文明的实践者、传承者。凡我在处，即是中华，我们代表的是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形象，无论走得多远，也别忘了在心中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第一章泱泱中华，礼仪之邦“泱泱中华，礼仪之邦”，这是世人对传统中国的赞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明，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礼仪之邦”成为这一文明体系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素来以“彬彬有礼”的风貌著称于世，礼仪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以及历史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礼仪文化内容丰富、结构繁杂，包含礼仪、礼节、礼数、礼器、礼法等等，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它渗透、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毫不夸张地说，传统中国人从生到死，甚至死后，都被置于这个礼的文化系统之中，上到国君，下到庶民，无一人能超出其外。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不学礼，无以立”；对欲了解中华文明的人来说，不了解礼，就不了解中华文明，绝非虚言。一、礼与中华文明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标志，在中华文明史上，礼的地位十分显著。“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一个没有礼仪规范的社会，往往是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甚至是不文明的社会。礼，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基础，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1．“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由来
古人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左传·定公十年》）古代华夏民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受到周边其他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赞誉。在古代，外国友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普遍接受着礼仪的教化与熏陶，在言行举止上以符合礼仪的规范为美德，为人谦恭温和，相互间以礼相待，他们心里发出由衷的赞叹，称中国为“礼仪上国”。自三国时代起，就陆续有韩国、日本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派出使节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礼仪文化。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学习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的经典翻译、介绍到欧洲去，17、18世纪，欧洲的不少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魁奈、英国的坦布尔等都曾赞美过中国文化。
礼仪文明是中国的重要特征。在古人看来，中华之所以为中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我们有圣贤之教，仁义之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中国是聪明睿智之人居住之地，是万物财用产生之地，是贤圣教化过的地方，是普遍施仁行义的地方，是诗书礼乐运用的地方。“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唐律疏议》）中华即中国，中国即中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之所以为中华，因为居身礼义，如果失去了礼义，在古人看来中国将不中国，中华亦非中华。
2．礼仪文明与中华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乃至天下，都是按照“礼”的原则建立和运行的，从国家的典章制度到人们的服饰、居住的房舍，再到人们的思想行为、行走坐卧、言谈举止等等，无不贯穿着礼。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因为我们有知礼、习礼、守礼、重礼的优良传统，“仁、义、礼、智、信”历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要求。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数千年文明史一以贯之的要素，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对中华文明来说，其最有特色和实质性意义的内涵，不是器物，不是宗教，而是礼仪文化。儒家把“礼”作为区别人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在古代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对礼推崇备至。清儒阮元曾经指出：“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揅经室续集》卷三）一言以蔽之，概括了礼在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关于礼对中国人的影响，外国人也深有感触。187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这样写道：“中国人成功地使礼节像他们的教育一样，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先哲们使种种繁文缛节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和外交活动中还使用这样烦琐的礼节。……中国人凭着精准的本能总能意识到何时是恰当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竟不知道怎样才是举止得体，就会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九得几一样，是荒谬可笑的。”这段话说得形象而直观，可以说，礼，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着深深的中华礼仪文化的烙印。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独特的、与西方礼仪迥然不同的中华礼仪文化，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中华文明正是因为有“礼”而彰显出其独特的魅力，没有礼，中华文明就失去了中华特色，就不再是中华文明。我们中国人素来以拥有礼乐教化而自豪，并把它视为区别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基本标志。因此我们说，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特征，礼仪文明存则中华文明的这一标志存，礼仪文明亡则中华文明的这一标志亡。二、礼，缘何而起
关于礼的起源问题，历来观点众多，欲起说、神起说、俗起说、物物交换说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讨论。不管礼是怎么产生的，可以肯定的是，礼是人的礼，没有人类社会或没有人类的共同生活，就没有礼。自从人类过上集体生活的那天起，要生活就要讲规则，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规则，这个规则实际上就是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礼”。礼，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应运而生，并渐渐发展成熟。
1．礼的萌生《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就是人躬行实践的行为，目的是事奉天地鬼神，求其降福于人。远古时代，人类面对自然界的各种神奇力量，充满了敬畏。先民认为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主宰着宇宙万物，左右着人类的生死祸福，这种力量就是神灵。神灵不是一，而是多，甚至认为一切物都有灵，这就是万物有灵说。只有敬重和供奉大自然的一切神祇，才能得到他们的保佑。于是人们怀着无比的虔诚恭敬，以各种各样的仪式敬神、供神、求神和祭神。
原始时期，人们还无碗吃饭、无杯喝水，就把黍米放在石板上烤熟了吃“爆米花”，把小猪架在火上烤熟了吃“烧烤”，在地上挖坑盛水用手掬饮，弄泥块做个土鼓，就这样，“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种条件之下依然能够向鬼神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这就是最初的礼仪。即使原始如此，人们还是遵守着特定的礼俗，比如人死后要向天上唤魂，在地下埋葬，死的人头朝北，活的人朝南居，等等。从茹毛饮血，住山洞草穴，到后来人类有了火，开始吃熟食，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仍不忘初心。“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礼记·礼运》）制丝做衣，供养活人，供奉死者，这都是遵从圣人最初的创造，以示不忘祖先。再后来，这些礼俗代代相传，人们制酒作乐，修订文辞，规范关系，用更正式的仪式祭祀祖先、自然，叫“承天之祜”，再经过“合莫”“大祥”这样的过程，“此礼之大成也”，祭祀天地之礼就大功告成了。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天地鬼神是神圣威严的，所以每当举行祭祀活动时，人们总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把这项活动搞得既庄严又隆重。祭祀活动年年举行，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仪式，这就是礼仪产生的初始阶段。
可见，心怀敬意，感谢天地神灵赐福于人，这就是最原始的礼，礼就这样萌生了。
2．周公“制礼作乐”
如果说礼萌生于原始社会，那么礼真正形成于什么时代呢？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在孔子那里，已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的因革损益、一脉相延之说，可以说在孔子看来，至迟夏代就有礼了。现代学者认为，礼在尧舜时代就产生了。专门研究中国礼制史的学者陈戍国先生认为，在尧舜时代之际，就有了祭祀、丧葬、宾礼、军礼、嘉礼的萌芽。他的《中国礼制史》在孔子所说的夏礼之前，将“虞礼”即舜时代的礼作专节进行介绍。他说：“在目前掌握的资料里，只有到了虞舜一代，礼才粗具系统。《周官》所谓吉凶宾军嘉五礼，有虞氏都加入了可供后学钩稽的新的内容。因此，提出与夏、商、周三代礼并列的‘虞礼’这一概念是适当的。”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山西陶寺遗址，不少学者认为，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尧舜时代。陶寺遗址发现了龙盘等礼器，在社会制度上，已出现国家初级形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kuí）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在孟子看来，最起码在大舜时代，五伦就出现了，礼乐起源于虞舜时代，我们认为有所根据。
尽管经过夏、商二代，礼已经相当完备，但这两代的礼乐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影响中国人数千年生活，成为中国人三千年生活准则的是西周的礼乐典范。说到西周的礼乐，就不能不提到周公。
周公名字叫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同时也是鲁国开国之君伯禽的父亲。《史记》中说周公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今天，许多人都知道“周公解梦”，周公究竟会不会解梦，咱们且不在此研究，历史上周公的真正贡献是“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大门。
周公从商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中意识到，决定国家兴亡的不是鬼神而是人，要想长治久安，就一定要以人民为本，关心人民，爱护人民，施行德政。所以周公发起改革，提出了“毋于水鉴，当于民鉴”的主张，要求天子要根据人民的心意来反思自己为政的得失。周公把礼的重心从鬼神转移到人的身上。根据“天道”的要求，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并在全国推行礼乐之治。
在周礼中，有着相当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周王是“天子”，以周代商是天命所致。天子之下有诸侯，诸侯之间又有不同的爵位和等级，通过严谨的礼仪制度来维系。周礼强调“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完成了从夏商以来的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
同时，周公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对祭祀、交际、饮食、服饰、婚嫁丧葬、日常起居等都制定了细致明确的礼仪礼制，并配套制定了各种音乐的使用标准。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礼仪有别，音乐有等。“礼”用来使君臣、父子、夫妻等人伦关系进行区分和定位，使亲疏有分、长幼有序，但是只强调“礼”容易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所以周公“制礼”的同时还“作乐”，把“乐”与“礼”配合使用，用“乐”来调和关系、融合感情，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礼”与“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形成了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
周公本人也成为一代道德楷模，长存于人们的心中。成语“吐哺握发”，讲的就是周公礼贤下士的故事。《史记·鲁公世家》记载，周公训诫儿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你看看，我这级别也不算低了，有人来访，我必不等洗完头发、不等吃完饭就快快出来迎接，这样还担心失去贤能之人，何况是儿子你呢。所以你去鲁国，千万不可傲慢待人啊。
周公“制礼作乐”可谓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不仅使周王朝得以延续约八百年，更为重要的是就此拉开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帷幕。此后，通过孔子及其后学对周公制礼乐的称颂，礼乐教化得以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对后世历朝历代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成为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3．孔子“克己复礼”
到了春秋末年，诸侯纷争，战乱不断，刚刚成长起来的“礼”经历了一场大挫折：礼崩乐坏。没人当周天子是天子，诸侯们忙着扩充势力、争当霸主。礼是什么？众诸侯表示没听过没见过，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几近崩溃。
就在这时，孔子来了。在对周礼的传承和弘扬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一生致力于倡导礼仁合一，推崇周公之道，主张“克己复礼”，时刻不忘救“礼”于水火之中，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有哪句话最能代表孔子对礼崩乐坏的激愤之情呢？就是今天很多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很难相信这话竟出自孔子之口，究竟是什么事会把向来“温良恭俭让”的老夫子气成这样呢？直接原因是季氏僭越礼节而“八佾舞于庭”。八佾是周朝奏乐舞蹈的行列，一佾相当于一列八人，依照西周礼制的规定，天子是八佾规格，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二佾。季氏是鲁国大夫，搞活动需用歌舞队，本该用四佾，但他竟用八佾舞于家庙，八八六十四人，这可是天子专用阵型，你一个大夫敢这样，太不像话了，礼崩乐坏啊！画风实在过分得让人看不下去啊。孔老夫子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慷慨激昂地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慨叹。
为了挽救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和一众弟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国之间。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公礼乐治国的思想，主张用温和的、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推行教化，引导民众向善。他认为要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行礼乐文化，使人们自觉地回到礼之规范中，自觉涵养德性，纯洁心灵。“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治国安民，没什么比得上礼的。他对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朝礼、聘礼等贯穿于人的一生的礼仪都有研究，很娴熟地用这些来教育学生，使他们在钟磬鼓乐之中，进退揖让之际，涵泳于道德之中，身心得到净化，品性得到提升，行为得到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伦理关系得以加深。经过孔子的提倡以及孔门众弟子的实践、推广，礼的形式不断丰富、完善，礼的内涵不断深化，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礼仪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礼，不断阐述、强调礼的实质、礼的作用和礼的意义。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以礼教民是最重要的，刑罚是次要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乐不仅仅是外在形式，不能舍本逐末，脱离仁的实质追求礼的形式上的皮毛。“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孔子对礼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的是“克己复礼”之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颜渊问孔子，啥是仁？孔子给“仁”下了一个新定义：克己复礼就是仁。“克己”就是约束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人的私心和贪欲如果任其发展，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在孔子看来，“仁”，很重要的是“克己”，约束自己，反省自己，多做利他利人的事。“复礼”就是符合礼，这为“克己”找到一个外在标准，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用什么来“克己”，那就是“复礼”。大家都遵守礼制规矩，凡是符合“礼”的，人们才去做，不符合“礼”的，人们就不去做，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才能建立。这种“礼”，不断浸润感染着人的品格，使一个人外表优雅，内心也优雅，以“礼”修己，就可以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在孔子那里，“礼”的精神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人道德修为的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克己复礼，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就离仁者不远了，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就是美丽人间了。三、礼，是什么
传统之“礼”，包括人的一切行为规范，小如礼貌、礼仪，大如法律、制度，无所不包。现代字典中对“礼”的描述是：礼，是人类社会为了维系正常生活秩序而需要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通俗地说，人们在世上共同生活，就得按大家都认可的方式去为人处事，这个方式或者说规范，让别人感到愉悦舒服的，就是受欢迎的，就是合乎礼的。
在古代，“礼”和“仪”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礼”是典章制度、规则和社会意识观念；“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传统“礼”的内涵极丰富、范围极广大、名目极繁冗，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没有人能给“礼”下一个全面的定义。
今天，人们习惯将“礼”与“仪”合称为“礼仪”，含有礼节、仪式等意思，比如，见到师长要行礼致敬，路遇尊长要礼让在先，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奥运会举行开幕闭幕仪式等，这些“礼”综合了礼貌、礼节、仪式等涵义，都是礼仪的内容，是现代礼仪的新概念。礼仪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内容十分浩繁、极其复杂，我们在这里也只能从浩如烟海的礼仪中，在传统礼仪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礼仪规范，简要地介绍一二。
学习礼仪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礼”有哪些明显的特征，怎么做才算是合乎“礼”的。
1．敬与仁，礼之质《礼记·曲礼上》开篇即说：“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意思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不敬之心，容貌要矜庄、说话要谨慎。只有如此，方能安定天下万民。所有的礼都要以敬为核心，敬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用来表达内心情感的形式。如果内心没有找到根源与依据，就容易走向形式化的表演。
这个“敬”并不是敬礼的敬，并不是要人叩头礼拜的那种表面行为，比如说穿个古代的服装，行个三跪九叩大礼，这是演礼，不是行礼。真正的礼，是发自内心的庄重，保持克己的自我诚敬的状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从这里发展开来，对人对事处处有礼，那就是知礼了。“毋不敬”三个字，正是对礼之本质的高度凝练，“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礼记·礼器》），任何礼，都离不开一个敬字。敬，是礼的内在核心精神，丧失内在的敬，礼就会流于虚伪的形式。真正懂礼行礼的君子，绝不会有丝毫的不庄不敬之心。所以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孝经》中有一段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这里的“礼者，敬而已矣”与前面说的“毋不敬”，都是对礼的本质在于敬的重点强调。对父祖、对师长、对大自然都要心存敬意。古代所有的礼，无不强调培养人内心的敬意。服饰要整洁，容貌要端庄，步履要缓慢，言语要谦恭，揖让周旋，处处有节……一些重大的仪式甚至要求人们提前很多天就要沐浴、斋戒，让心绪进入行礼的状态。这些要求都可以用一个“敬”字来统领内心情感。只有真正心存敬意，所行之礼才有切实的意义，否则就会流于虚浮。可以说，没有敬就没有礼，所以《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与西方礼仪的区别所在。西方礼仪是贵族的社交方式，更侧重于仪式层面，如微笑时嘴角上扬多少度、走路时摆臂多少度、握手要几秒等等，而我们中国的礼更看重的是内心的恭敬，只要内心是恭敬的，礼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孔子的学生曾子，有一次在孔子近旁侍坐，孔子向他提出问题，曾子连忙从席位上站起来，走到席子旁边，垂下双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弟子愚钝，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还请老师教导。”这就是“曾子避席”的故事。“避席”，是古代的一种礼节，曾子避席回答老师的提问，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曾子能随时随地施行礼节，正是因为他内心时刻不忘恭敬。
孔子一贯反对只注重外在形式而缺乏精神内涵的“礼”，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礼啊礼，说的只是一些玉器帛锦之类的馈赠之物吗？乐啊乐，说的只是钟鼓这样的演奏之器吗？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是珍贵物品的馈赠，发自内心的敬重，比任何物品都更珍贵。他还倡导以仁爱为精神内涵的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即使有礼有乐，又有何用？修身最重要的，是诚意正心，修到善良的人性和仁爱上来。如果人人都能够依礼行事、非礼不为，那么人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提升了人格而成为一个“仁者”。这与“敬”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发自内心的“敬”，就不可能有真切的仁爱之情。可以说，敬是礼的核心，仁是礼的灵魂，脱离了“敬”与“仁”的礼，就不是真正的“礼”。
2．得事体，谓之礼《释名》说：“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春秋说题辞》中也说：“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意思是说，礼，是人们处世治事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的纲纪。不同的社会活动使用不同的礼，就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上》）。比如，朝觐之礼，用以使人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用以使诸侯相尊敬；乡饮酒之礼，用以明长幼之序；婚姻之礼，用以明男女之别等。
礼是为人处事的根本，正确地学习礼、使用礼，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内外一片谐和；忽视礼这一本质，就可能招致祸患，使玉帛成干戈。历史上齐顷公就因为漠视外交之礼而招致一场战事。
公元前592年，齐国国君齐顷公在朝堂接见来自晋国、鲁国和卫国的使臣，使臣们都带来了墨玉、币帛等贵重的外交礼品献给齐顷公，以示邦交友好。献礼的时候，齐顷公一看，晋国的亚卿郤克是个驼背，鲁国的上卿是个跛脚，卫国的上卿孙良夫是个独眼。他不禁暗暗发笑：使臣们的形象太有趣啊。于是回宫后就与母亲萧氏讲这一幕，萧氏一听就乐了，一定要亲眼见见，齐顷公就导演了一出恶作剧。
第二天，齐顷公设宴招待使臣。齐顷公让与使者有同样残疾的仆人分别给他们御马，让萧夫人躲在帷帐的后面观看。当使臣的车子一起到达，众人依次入厅时，萧夫人掀开帷帐向外望，一看到这情景便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她的随从也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笑声惊动了众使者，当他们弄明白原来是齐顷公为了让母亲寻开心，特意做了这样的安排时，怒不可遏，拂袖而去。晋国郤克更是在黄河边发誓，一定要报复齐国。后来，郤克就联合他国一起讨伐齐国，于是就发生了《左传》和《史记》当中都有记载的“鞌之战”。齐国不敌，大败，齐顷公只得“割地献宝”求和。
齐顷公搞这样的恶作剧，在历史上应该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在《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尤其是《史记》，在齐、晋世家中都有记载。这足以说明，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尚礼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齐顷公不讲究基本的外交礼仪，做出恶搞残疾人这样的悖礼之事，实在是有违我们的道德传统，所以才被作为反面教材反复出现在史籍中。《礼记·礼器》中还说到，礼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大为贵的，有以小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下为贵的，有以文饰为贵的，有以朴质为贵的。礼有种种不同，无论哪一种，都要与行礼之对象相称，只要得体，符合使用礼的条件，就是礼。“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礼记·礼器》）天地不生养的物品，君子不以其为礼，鬼神也不享用。居住在山区却要以鱼鳖作为礼品进行馈赠，住在水乡却要用鹿猪作为礼品进行馈赠，君子认为这就是不懂礼。这与《礼记·曲礼上》中所说的“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正是一个意思，贫穷的人不要以金银财宝为礼，年老的人不以过于耗费体力的礼仪为礼。礼的制定，本意并不在于多与少，只在于是否相称。行礼时一定要注意区分场合、对象与环境，要得体，才符合礼的本质。
3．仪与俗，礼之表
内在的礼要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形式就是各种仪式与礼俗。仪与礼，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礼是内在的，是人们对自己、对他人的恭敬与尊重之心；仪是外在的，是通过一定的形式、程序、动作等表现出来的礼。《礼记·礼运》中说：“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渗透在天地间各个领域，丧祭礼、射礼、成年礼、婚礼、朝聘礼等等人生各种仪式，无不是通过内在的细致的礼来支撑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来体会蕴含其中的礼，感受礼的人文熏陶。
生活中不能没有仪式，很多重大事务开始或结束时都要举行相关仪式，比如，举行运动会有开幕与闭幕仪式，兴建大厦有奠基与落成典礼，学校有开学和毕业典礼，还有其他各种人生礼如婚礼、丧礼等等。有的人认为举行仪式不过是搞形式主义，对其中的礼节程序很不以为然，这是因为没有理解仪式的内在意义。
仪式是表达内心理念的一种方式，不同的仪式反映着不同活动的内涵，礼的形式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但其中礼的精神始终贯穿古今。举行仪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玩一些表面花样，不是为了举行仪式而举行，仪式的作用是营造出一种庄敬肃穆的气氛，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敬畏，使人不由自主地受到一种情感的熏陶。
可见，仪式是十分必要而不可忽略的，但完整的礼仪是“仪”与“礼”的完美结合，如果过于重视表面的“仪”，而忽视其中的“礼”，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左传》中记载，鲁昭公就是这样一个“知仪不知礼”的人。鲁昭公有一次带领着鲁国的外交使团去晋国访问，从晋国郊外的迎宾礼到互相馈赠礼物，整套仪式极其复杂繁琐，鲁昭公却做得非常到位，举手投足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晋平公不禁对鲁昭公刮目相看，跟身边的大夫女叔齐说：“鲁昭公这不是很知礼吗？”没想到女叔齐很不屑地说：“他这哪里是懂礼呀。这是仪，不是礼。礼，对于平常人来说，是修身成为君子，对于国君来说，则是按道德要求去治理好国家。而鲁昭公国内搞得一塌糊涂，权力被三家大夫瓜分了，老百姓都快不知道还有鲁昭公这么一个国君了。身为国君，大难临头，他不用心思考自身的问题，也不用心思考怎样治理国家，却把心思放在这些琐碎的仪式上，这哪里算得上是知礼呢？”
鲁昭公本末倒置，不懂得“礼”的内涵和根本，而只追求表面的“习仪已亟”，因而遭人嘲笑。的确，仪，作为外面的形式，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易懂易学。而礼则是内里的深层的东西，容易被忽略，因此很多人就把表面的东西看作是礼。
比如，今天不少人热衷于传统礼仪，喜欢举办传统婚礼及其他一些传统人生礼，但大多取其形而忘其神，只是对表面的一些程序仪式生搬硬套，甚至连“形”也未得要领。这种缺少传统和底蕴的表面仪式，是对中华传统礼仪的模仿而不是传承，未得传统礼仪之内在精髓。
再比如，今天很多公司为了提升品牌形象，开始重视礼仪培训，从着装、表情到如何站、坐、行、鞠躬等，都有着统一的标准，然而这些职业礼仪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偏向于表面的“仪态”培训，并未将“礼”的核心思想内化于每个人心中。连微笑这一日常表情，都变成了必须露出八颗牙齿的“职业微笑”。有些职业微笑总让人感觉太假、太牵强。我们的笑容应源自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对职业发自内心的喜爱，只要心怀诚敬，真心为客人着想，即使不微笑，客人心里也是舒服的。如果只是用职业化的微笑表面应付客人，甚至皮笑肉不笑，就算露出再多的牙齿，客人也不会感到温暖。只有源自内心真实的欢快，散发出来的笑容才会感染人，所以，真诚是最美的笑容。真诚就是心中的“礼”，笑容就是表面的“仪”。缺乏内心的真诚，再美的微笑也只是表面文章。礼必须靠仪来表达，仪也不能抛开礼单独表现，心中怀“礼”，面上带“仪”，就是最完美的“礼仪”。
不仅仅是服务礼仪，现代的社交礼仪、商务礼仪也一样，我们除了在各种场合不失体面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身，以德润心，心怀恭敬之礼，就没有行不好的“仪”。
同样，千变万化的“俗”也是由内在的“礼”来支撑的。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俗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大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地域间差别很大，且广泛而随意。无论男女长幼、识字与不识字，都可以浸润其中，例如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关于春联的内容、规格等，没有硬性规定，完全是个人自愿，但几乎全国人民都会选吉祥的祝福对联，这种行为就是由俗背后的“礼”来决定的，是人们对未来亘古不变的美好祝愿代代相传形成了贴春联这种习俗。不管风俗如何千变万化，莫衷一是，但其中的“礼”只有一个，它是大家都认同的一种价值、一种高层文化。
任何仪式、乡俗、风情、方言都只能代表某一地区，只属于地域文化，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中华之“礼”，它是全中国人共同的文化。丢弃了“礼”的核心精神，只追逐五花八门的表面仪俗，就不是真正的懂“礼”，就不可能真正地融入中华文明之中。
4．礼从宜，使从俗“礼从宜，使从俗”（《礼记·曲礼上》），说的是礼的适宜适度原则。礼，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礼俗、礼仪和礼制等也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礼要与时俱进，要与时代环境、具体场合和周围事物相适宜。《礼记·礼器》中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意思是说，礼，首先要合乎时代环境，其次是合乎伦理，再其次是区别对象而不同对待，然后是合乎人情，最后是要与身份相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礼仪要与时俱进。如果礼仪脱离当下的时代环境，脱离人们的生活而高高在上，又怎么可能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呢？
作为依附于百姓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礼仪文化，数千年来形成的礼仪礼俗底蕴深厚，但它绝非一成不变、历来如此的，而是随着时代嬗变不断更新、与时俱进的，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比如，今天见面礼节由作揖改为握手，迎娶由花轿改成彩车，变的是表面仪式，不变的是礼的核心。荀子说过，“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倡导改变旧的、过时的风俗习惯。他还强调，“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即习俗风尚能改变人的志向，长期安居能转变人的气质。今天我们应弘扬传统礼之精华，剔除其中糟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很多礼仪规范也应当有所调整。当然，调整应该有一定的尺度，不能变得面目全非，更不应完全抛弃。现在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场合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礼仪，所有的仪式似乎都浓缩成一个“吃”字，朋友相见，吃；接待宾客，吃；举行婚礼，吃；过年过节的，更是聚会吃喝，这种形式与真正的礼仪已相去甚远了。
礼仪还要合乎人情，要与人的内心情感相顺应。一切礼，都要讲究一个“度”，都要合乎人之常情，否则就会将礼架空于人之上，讲礼就空洞而毫无意义。礼规定了一般情况下人的行为规范，但是，总会有特殊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就不必完全按固定的规范去做，而要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处理。例如，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规定，有人就问孟子，如果自己的嫂子掉进水里怎么办？孟子认为，当两种礼相矛盾时，就要遵从人之常情，如果拘泥于“授受不亲”的礼法而不去救人，就是禽兽不如了。所以，在此情况下，要灵活处理，果断去救。这是礼的权宜通变之道。
古礼中的丧礼，也是从人情出发来制定的，要求人们悲伤有度，“毁不灭性”，孔子的儿子孔鲤，为母服丧，期满后还一直哭泣不止，被孔子听到，就问身边的学生：是谁在哭啊？弟子们说：是孔鲤。孔子就叹了口气说：“其甚也，非礼也！”太过分了，这就不是礼了。孔鲤于是就脱下丧服不敢再哭泣。可见，礼的本意并非要求人顽固地恪守教条，而是从人情出发，灵活掌握。
另外，礼仪程序应简易适宜。孔子的弟子林放，有一次问了一个被孔子称赞为“大哉问”的问题。他问：“什么是礼之本？”孔子回答得很经典：“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说，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事，与其仪式上治办周备，不如内心的真正哀伤。孔子认为，礼的本意，要反应人的内在情感的一种需求，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无需铺张浪费用以炫耀，节俭一点并不影响礼的本质。举办丧礼，是为亲人哀悼，如果内心完全不感悲痛，却为了面子大操大办，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了。所以，礼仪程序简单还是复杂，并不能作为礼的真假辨别标准。《礼记·曲礼上》说：“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意思是说，傲慢之心不可以滋长，私欲不可以放纵，志气不可以自满，享乐不可以无度。过犹不及，礼要适宜有度，处处体现着适宜原则的礼，才是真正的礼。适宜是礼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礼的本质之一，失去这个原则，礼就不能称为礼了。第二章不知礼，无以立
我们知道，古代的儒生要学习和掌握“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基本才艺。其中，“礼”是六艺之首。不学礼，其他一切知识都是白学；不知礼，其他事情做得再好也没法在世上立足。古时读书人家的大门上，常常写有“诗礼传家”四字，这个故事源出于《论语·季氏》。
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小步快走过庭院，孔子叫住他说：“你学习《诗》了吗？”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告诉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鲤于是“退而学诗”。
又一天，孔子还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又问他：“你学习礼了吗？”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对他说：“不学礼，无以立。”孔鲤于是“退而学礼”。
不学诗，你就不能把话说好；不学礼，你就不能立足于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说话先读书，要做事先做人。我们为什么要学礼知礼，习礼用礼？不论你学识多渊博，地位多显贵，如果不懂得基本礼节，不学习与人相处之道，就无法做好任何事情，无法令自己与他人乃至与整个社会融洽相处，最终无法立身，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钱穆先生也曾经说过：“礼教恭俭庄敬，此乃立身之本。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不学礼，无以立身。”《礼记·曲礼上》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意思是说，上古时代，人们崇尚德行，只讲施恩而不求回报；后世不讲施恩却期待回报。礼是讲究双方对等的，给人以恩惠，而对方不愿回报，这不符合礼的要求；接受了别人的恩惠而不思报答，也不符合礼的要求。人懂得礼，处境就安宁；反之，就有可能出现危险。所以，人不可以不学礼。“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充分说明了“礼”之“天经地义”的重要性。一、人无礼不生—礼是人禽之辨的标志
说起人与动物的区别，大家通常能想到的是马克思说过，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其实，咱们中国人早于马克思两千年前就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礼记·曲礼上》中说，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鹦鹉会说话，可它仍然是只鸟；猩猩也会说话，可它终究还是禽兽。所以人如果没有礼节，只是会说话，心却跟禽兽一样，这跟动物有什么分别？禽兽没有礼节，所以乱伦，因此圣人制定礼仪，人学了礼，就自觉地与动物区别开来了。“知自别于禽兽”这句话很深刻，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文化自觉：不文明的事我不能做。在街上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大声嚷嚷……这是人应该有的行为吗？畜牲才如此啊。我们要自觉地跟畜牲拉开距离，因为我们是有礼的文明人。
可见，动物不会学礼用礼，只能服从大自然规律，而人不仅有主观能动性，打造工具、改造世界，还会制礼用礼，打造礼教这种超越自然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秩序规范，衣食住行处处都体现着人类的文明，显示着人类的修养。这些事情，是动物界再怎么努力进化也做不来的啊。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常常用动物界的感人故事来教育人，诸如“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马无欺母之心”“虎毒不食子”，老百姓评论一个道德极其败坏、有悖人伦的人，也会发出“真是畜生不如啊”这样的感慨。正反面说的都是一个道理：礼义道德，是做人之标配品质，如果失去了礼，就比动物还不如。“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如果说，动物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话，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应该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自觉区别于动物，自觉用礼武装头脑，接受礼之教化。礼，关乎人们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等一切方面，教人“自卑而尊人”，律己以敬人。人无礼不生，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我们所熟知的《诗经·相鼠》就是一篇与礼有关的讽刺诗，它可谓骂尽天下不习礼，无威仪之人：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果然还是“思无邪”的《诗经》表达得最直接：人要没了礼，还活着干嘛，趁早死了吧！
齐国的贤相晏子曾用这首诗来劝谏过齐景公。有一天，齐景公和大臣们酒喝得高兴，就对众臣说：“今天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不必拘泥礼节。”晏子听到后大吃一惊，直言道：“您错了！只有禽兽才凭借力量进行统治，天天改换首领。如果君王抛开礼仪，不就和禽兽一样了吗？《诗》都说了，‘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如果群臣凭借勇力恃强凌弱者，就会天天更换君王，这将如何稳固君位呢？人比禽兽高贵，就是因为人讲究礼仪啊。”景公喝得正酣，根本不理会晏子的劝告。
席间，景公起身离席时，晏子故意不起身；等景公又进来时，晏子还是视若无睹；喝酒时，晏子就抢先喝掉，毫不谦让。景公气得脸色都变了，质问晏子为何如此无礼。晏子这才起身解释说：“我并非敢冒犯您，我只是用这种做法来展示给您看，这就是没有礼的样子。您如果想不要礼，就是这样了。”景公恍然大悟地说：“寡人知错了。”从此以后，景公整治法度、修明礼仪，百姓也都恭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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