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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曾国藩,李问渠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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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经试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需要具备“内圣”的心法素养。曾国藩总结了古人在修身方面的经验，认为慎重独处、庄敬恭严、追求仁义、真心诚意四个方面的功效甚大，尤其是慎重独处，可谓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慎独自处，求仁存诚【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译文】

细思一下古人在修身方面所做的努力，效果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慎重独处，心就会安详泰然；庄严恭敬，身体则会强健；追求仁义，则会获得他人的信服；真心诚意地待人，神灵都会钦佩他。

慎重独处，就是要遏制自己的欲望，即使是最隐蔽微小的部分也不能疏忽，做事也要遵循自然之理，一刻都不能间断，这样时刻自我反省且问心无愧，心胸自然就会安泰。庄严恭敬，指的是仪表整齐严肃，心灵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身体就会强健。追求仁义，则指心存仁义，爱护百姓，爱护天地万物。这样大公无私地对待万事万物，自然会有人爱戴。真心诚意，就是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瞒任何人，用至诚之德来感应天地万物，因此受到神灵的钦敬。在修身上如果能以这四个方面作为标准，成效自然会有的，若勤奋坚持，效果还会更明显。我虽然已经老了，但还想在修身上有所进益，希望能有所成效。【解读】

曾国藩，人称“晚清中兴第一名士”。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经历了严格的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是他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

然而，在曾国藩看来，自宋明之后，一般正统士大夫皆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和作用，结果不是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以致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就是满腹文章，却不能任天下事。归结其原因，他认为主要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过于简单、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的内在修为，致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难以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做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蕴含其中。要想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首先应当立足于内在的修养。

关于内在的修为，曾国藩的目标是要做到像古圣先贤们那样，所以他以“内圣”来形容修为的境界。那么，如何达到“内圣”呢？曾国藩分别从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加以了说明。慎独则心泰

慎独，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提到修身养性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慎独”。《礼记·中庸》中记载：“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经学大师郑玄所做的注解中，对“慎独”的解释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即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时刻警戒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常于反省，不可放纵。

纵观中华历史五千年，以“慎独自处”为修身之道者不乏其人，最有名的当属东汉时期的杨震。《后汉书·杨震传》中记载：杨震四次调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赴郡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时，过去曾受过他推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正在担任昌邑的县令。晚上，王密去拜见杨震，身带十斤金子，打算送给杨震。

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

王密说：“这么晚了，没有人能知道这件事。”

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能说没人知道这件事？”王密羞愧不已，遂带着金子回去了。

这就是“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后人将其视为“慎独”的典型例子流传了下来。曾国藩一生都坚持自我反省、严于律己，这从他的日记中便能知晓。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七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十一月九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十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二十七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这是他刚开始修慎独时的情形。再看一下他晚年的几段日记。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日：“念平生所做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同治十年十月一日：“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十一年二月一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邪！”

曾国藩活了62岁，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完善自己，修养自身，即便是在临终前亦是如此。临终前那份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如出一辙。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慎独自处！也正因为他这番严苛的自律精神，他才会以一介书生建立了武将才能建立的功业。

世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征服他人，甚至征服天下，这种人一般被称为“豪杰”。但豪杰们的这种征服，其实仅是一种外力的控制，服从他们的人并没有从心底里认同他们，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征服。服从者跟从他们，可能出于利益诱惑，也可能是武力逼迫的缘故，其心理基础是贪婪和恐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德服人、以身树人。曾国藩之所以为后世人所敬仰和钦佩，不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消灭了太平天国、建立了旷古的奇功，而是因为他自身那一套修身、齐家、处世的哲学思想。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时时慎独，心地干净，赢得了他人的敬佩和效仿。当他令家庭中的成员敬佩时，全家大小便都自觉地遵循他的教训；当他受到整个军队敬仰的时候，全军上下便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当他感动了一带地方的时候，则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后来政治地位比他升得更高。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惟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他慎独之功的深厚。他这样的人格，发而为诗，便为感人之诗；发而为文，便为感人之文；发而为事，便为感人之事。曾国藩这一特点，也正是一切圣贤的共同特点。圣贤们征服的虽只是自己，却能感动天下人。所以，豪杰们的事业如花炮，虽然显赫一时，可转眼就会烟消云散；圣贤们的事业则如长江大河，源远流长，万古常新。

圣贤们之所以修身当以“慎独”为要，皆是出于“心泰”的缘故。一个人说话、做事，秉持礼法，遵守道德，就不会与人结怨，自身也就会心情愉快、心态平和。此谓养生一大原理，亦是修身的重要所在。曾国藩提出“慎独则心泰”，主要是出自处世的考虑。他一生时刻不忘自查自省，小心谨慎，为的就是保身安命，求的心安。有志于修身养性的人，不妨从慎独做起。主敬则身强

仪表持重，内心沉稳，身体就会强健。这是“主敬则身强”的意思。这种从仪表出发来修身敛气的方法，不同于“慎独”的由内而外，而是从外而内的一种修身方法。

何为高贵，何为高雅，何为圣人？古人对正人君子的仪表风度有严格的规定：“足重，手恭，目端，口止，声静，头直，气肃，立德。”

足重，就是脚步要稳，脚踏实地。脚步重，走路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凡是脚步轻飘，不稳的都不会长寿，与富贵命是无缘的。脚步重的人，下楼梯，走路，通常都会发出噔噔轰轰的脚步声。

手恭，即是见人的时候要双手抱拳，像是戴着铐枷，表示愿意做对方的奴隶，只有先做人的奴隶，才能做人的主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谦虚就会让福分在后面紧接着跟来，骄傲则祸患会尾随而来。首先要管好自己的手，不要手指舞指，手的动作要尽量少，动作要慢，幅度不能太大，手举起来不过眉，伸出去不过肘，且不可把双臂伸直，有时手还得凝固在一个地方。

目端，即眼睛要正视前方，不斜视。眼正，则心正；眼斜，则心偏。在人前要正视前方，不能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作为主人，要从始至终面向受众，切忌歪过身子，面对着另一个主人，把观众撇在一边，冷落了受众。

口止，即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少说多听。祸从口出，多听别人的，少说自己的，更不要把自己的观念、意见强加于人，霸道于人，为师于别人。古人验证，多言者难，事情不会顺利。哪里话多，哪里行动就少。只有闲着无聊的人，无所事事，才会滔滔不绝。做事，说话，能一个字说清的，不用两个字。真正效率高的人听取报告，只让高度概括一句话，不会听你冗长的自我表述。做事，有时多说一句话，事情可能就会变质；多说一个字，也会坏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你有好感，就在于你能在别人说不出来的时候，说得出来；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能够闭上嘴巴。话不在多，在精。

声静，即是作为君子，声情并茂，不等于声情贸然，给人恬静的印象，不能毛手毛脚。声音甜润，神态安静，宁于内功，内敛，不显露于外。犹如冰玉人，情感热烈，神色安泰。出声说话，点石成金。

头直，即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头端正、抬起头。黄帝制作的皇冠，前后吊的珠子须须，就是限制皇上不能随意晃头，一晃，前后的须须摇摆，看上去就会十分不雅观。

气肃，即是神情严肃，见人不能嘻嘻哈哈，俗语笑不露齿。神态严肃的人，给人风雅高贵的印象，深沉，稳健。历来做大事的人，不会轻易抛笑。作为上级不能轻易和下属开玩笑。不摆架子，但也不能失掉架子，憨笑的人就像人没了骨架，没了骨气。

立德，即是站要有站样，立要有立样，站的时候要像一棵松。不要站在路当中，挡人道。不要一字形排队横行，立走要有立德，不可站立没公德。孔子主张君子行不居中，对面见人提前让道。有君子风范的人，只要站在人前，不随便说话，随便乱动，就能知道其是否优秀，看出其德性如何。

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高尚程度的表现。古人认为，举止庄重，进退有礼，执事谨敬，文质彬彬，不仅能够保持个人的尊严，还有助于进德修业。古人曾经把禽兽的皮毛与人的仪表仪态相比较，禽兽没有了皮毛，就不能为禽兽；人失去仪礼，也就不成为人了。可见仪表的重要性了。

曾国藩认为，仪表整齐严肃，心灵宁静专一，稳重端庄而不懈怠，身体就会强健。

整洁之外，还应有庄重的感觉。庄重给人一种安稳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传达至内心，使内心随之沉静专一。此外，庄重易给人以威严感，有不怒自威的效用。《论语·学而》中孔子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说的即是庄重与威严之间的关系。

庄重威严的人，总令人会肃然起敬，给人以强者的印象。相传孔子率众弟子拜见老子时，老子衣冠整洁而出，言谈间尽现庄严肃静的气质。

在个人修养上，曾国藩的成就为后世众多人士所倾慕，他一生勤于治学、治国、治军、治身，给人一种刚正不屈的形象。儒家以礼治人的思想于他是一种秩序的体现。他认为有礼、有节，举止庄重、仪容端正的人，内心一定是沉稳的，且有不张而自威的魅力。所以他自己不仅在此方面努力，更是教导家人、子侄们在此方面多加注重。

主敬则身强，其作用在于“身强”。慎独，侧重于由自身内在的反思来使外在的言行达到合礼、有节。而主敬则刚好相反。它是通过外在的仪容、神色和举止得体与否来折射内在是否坚强，是否足以立于世。慎独，由内而外；主敬，由外而内。两者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于修身皆有裨益。求仁则人悦

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即能够以博大宽容的态度去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就是仁。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并遵守《周礼》中所规定的礼数，即是礼。

仁与礼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仁，无法言礼；没有礼，则称不上仁。仁是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提出的与人交往时要宽容慈爱的准则，它是内在的精神；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订立的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它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心内怀着慈爱之心对待他人，对待万物，言行上遵照礼节而行，则他人会心悦，万物亦会舒展。

仁，其浅显的含义，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将帅感恩戴德，从而将帅官兵则一心作战勇猛了。

礼，就是所谓的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予怠慢。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懔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熟读四书五经、儒家典籍，对于先贤圣古的学说思想亦深有体悟，所以在待人接物、做人立事上他尊奉古人的教导，以仁义礼作为准则。在待人上，尤其强调勿怒勿恼，和气待人，与人为善。

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曾国藩曾困守祁门，那时李秀成的大军距曾国藩的大营仅八十里路，朝发可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士兵，脱险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连遗书都写下了。大营的幕僚们见此惊慌失措，多做逃跑的打算。曾国藩觉得人心已散，不宜强留，就传令：“贼势至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个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幕僚们听到这话，大受感动，纷纷表示愿生死与共。真可谓祁门遇险，一语得人心。

面对险境，曾国藩以仁义之举赢得了众将士的支持。有人说此举是曾国藩拉拢军心的一种策略，有人说此举只是一种无奈之策，亦有人说此举表现了曾国藩是一个重仁义、讲礼节之人。无论是哪一种，皆说明了一个事实：以仁义之心待人，人亦以仁义之心馈赠。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人，但在对待他人时，他却主张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有优点。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待人以宽，待人以恕，既是临时应事之道，也是平日涵养之法。以爱己之心爱人，在人际交往中求同存异，则到什么地方都能打成一片。宽容他人，就能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收众人之力以成大事。曾国藩能坐上“晚清中兴第一名士”的交椅，实与其宽恕之道不无关系。

仁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以宽恕之心对待他人。人都会犯错，智者以宽恕他人的过错来修养自身的仁义，愚者则以抱怨、惩罚、报复他人的过错将自己推向道德的深渊。历史上有施行仁政的贤君名士，亦有施行暴政戾法的昏君奸臣。唐太宗仁政爱民，贞观之治始成；秦始皇横征暴敛，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仁义，讲承的就是以此心换彼心。自己以诚、以善、以恕之心待人，人必将以诚、以善、以恕之心回赠。此谓求仁则人悦也。思诚则神钦

儒家倡导“敬”和“诚”。“敬”即遵守天道、良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可有违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欺人容易欺己难。“诚”则指内外如一，不存欺骗之心，待人诚实，待己真诚。慎独在实质上其实就是要做到真诚，对自己真诚，对他人真诚。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是快乐的；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陶行知先生也曾说过：“不作假秀才，宁为真白丁”；季步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刘备三顾茅庐……历史上以诚取信的事例不胜枚举。“诚”是人的一张脸，写着品德和操行。 能否做到“诚”，决定能否立于世、创建功业。

汉末，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拥兵东吴，刘备听谋士徐庶和司马徽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于是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现今湖北襄阳县）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帮忙，协助他成就一番大事。不巧的是，诸葛亮当时不在家中，刘备有些失望，只能先打道回府了。

没过多久，刘备再次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去请诸葛亮。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是个急性子，原本就不太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不断催着回去。无奈之下，刘备只好留下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

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吃了三天素，准备再去请诸葛亮。这一次，关羽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说诸葛亮可能徒有虚名，说他学识渊博，智慧过人未必属实，建议别去了。但这次，张飞却主张去，不过是由他一个人去叫，到时如诸葛亮不来，他就用绳子把地绑来。刘备把张飞训斥了一番，遂又带着张飞、关羽前去拜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

诸葛亮见到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请他帮助，就出来全力帮助刘备建立蜀汉皇朝。“三顾茅庐”的故事虽有些陈旧，但它所展示的思想却是永恒的。求人办事，没有诚意是万万行不通的。即使是再顽固、再难缠的人，在他人的真心诚意面前亦会妥协，更何况一般人呢？

曾国藩说：“思诚则神钦”。真心诚意地对人对事对物，连神灵都会钦敬有如此品性的人。世人之所以为世人，就在于他总是口是心非，顾此顾彼，难以做到诚实。古来品性高洁之士，皆在“诚”上有所造诣。一个在对己、对人、对事上缺乏“诚意”的人，势必在修为上难以有所突破。待人以诚，人亦以诚相待，亦会产生钦佩之意。一个人要让人厌恶，很容易，可要让人喜爱，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而要让人产生钦佩之情，则更是难上加难了。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为人正直宽厚，襟怀坦荡，对朋友向来是不避讳，亦不隐瞒什么，喜欢直来直去，鄙视说话做事拐弯抹角。他与王安石自幼就是好朋友。王安石二十五岁那年，当上了淮南判官，他从淮南请假去临川看望祖母，还专门去拜见曾巩。曾巩十分高兴，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赠给了王安石，主要是回忆他们当时相见的情景。

有一次宋神宗召见曾巩，问他：“你与王安石是布衣之交，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不因为自己与王安石多年的交情而随意抬高他，而是很客观直率地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和行为确实不在汉代著名散文大家杨雄之下；不过，他为人过吝，终比不上杨雄。”

宋神宗听了了曾巩的话，甚是惊讶和不解，遂又问道：“你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说他呢？据我所知，王安石为人轻视富贵，你怎么说是‘吝’呢？”

曾巩回答说：“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朋友并不等于没有毛病。王安石勇于作为，而‘吝’于改过。我所说的‘吝’乃是指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不是说他贪惜财富啊！”

宋神宗听后称赞道：“此乃公允之论。”也更钦佩曾巩为人正直，敢于批评。

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感动了诸葛亮，亦感动了上苍；曾巩正直无私、诚以待人的品性既让人欣悦，又令人钦佩。曾国藩在品性上同曾巩颇为相似，皆正直无私、诚以待人。曾国藩的“诚”在他对待部下的态度上表达的最为鲜明。他说：“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以诚待人，人则以诚回报，这大抵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的壮举吧。

人当以诚为本，古圣先贤们都这样提倡，甚至以身作则。只有真诚者才可以真正得人心，树威信。缺乏诚信的人，不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更不可能实现自身修养的飞跃。因此，要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就要做到最基本的以诚待人，心存诚意。君子独而真诚，小人独而妄念【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唯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译文】

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单独一人时往往产生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积聚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也就形成了。君子在独处时会产生“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便会变得更加谨慎小心，而自谦自律的功夫就会更深。君子与小人在独处时心态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进行一番探讨的。《大学》中讲到了“格物致知”，昔日的言行可以用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可以加深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当心系所遇到的问题时，就要学会能够剖析其中公私间的区别；在以理处理事情时，能够充分而精辟地研究其中得失。这样，对于该做的善事，不该做的恶事，心中必会成竹在胸了，并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那些小人们，就没有如此精辟而透彻的见识，去做自己所知道的应该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便心存侥幸地认为他人不知道，因而改正的不是很痛快彻底。背地里独处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事办的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如同涓涓的流水而不停地犯下去。在暗室之中心存畏惧如有神明鉴察，不敢有丝毫恶念；方寸之心坚如金石，不受邪念点滴浸染。在独处之时能够慎之又慎地考虑所做之事，这便是圣人经书中的要求，这些才是后世贤人所要切实研究的呀！。【解读】

一个人的时候，君子与小人分别是什么样子呢？历来的文人、学者、墨客认为，君子即便一个人独处，也会自律、恪守道德，即慎独。小人在没人监督的时候，则会做一些在别人、社会看来“不那么道德”的事。

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呢？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意思是君子有高明的、超脱的远见，而小人只注重现实的、浅近的实际利益。他还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君子严格要求自己，自立自强，靠自己发奋努力成功；而小人则千方百计要求、苛求别人，总是设法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索求好处。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自古至今，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道德修养，尤其以“慎独”作为标杆。一个人在独处时的言行举止，心里的想法，直接决定他是君子，还是小人。曾国藩生在一个香门第之家，自幼家教甚严，古人在修身养性方面的见解和追求对他影响很大。他曾做过一篇《君子慎独论》，严明自身对于“慎独”的理解与见行。

君子慎独，这句话出自《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大学》中亦有：“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自修自律者的最高境界，所以圣贤只要求君子去做，而不要求小人去做。确切地说，就是君子可以做到的事，而小人难以办到的事。

战国时期，鲁国有个丞相，名叫公孙仪，他酷爱吃鱼，于是全国各地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但公孙仪却拒而不受。他一个学生劝谏他说：“您喜欢吃鱼而不接受别人的鱼，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接受。如果收了别人献来的鱼，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会枉法；枉法就会被罢免相位。如果不收别人给的鱼，就不会被罢免宰相，尽管爱吃鱼，却能够长期自己供给自己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抵就是公孙仪这样的了。

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事坦荡，不苟私利，常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这种从自身做起的观念不仅中华民族有之，犹太民族亦有之。

犹太民族弘扬“慎独精神”，即可贵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精神。他们总是去问自己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应该做什么，却很少要求别人该怎样做。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绝不提倡“独善其身”式的“隐士”，而是教导人们要和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

有个人，名叫拉比，德行高洁，为人亲切仁慈；对神虔诚，做事谨慎，所以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景仰和爱戴。但有一天，他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开始变得虚弱了，并很快地衰老了下去，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便把所有的弟子叫到床边。

弟子到齐了之后，拉比却开始哭了，弟子十分奇怪，便问道：“老师，您为什么要哭呢？难道您有忘记读书的一天吗？有过因为疏忽而漏教学生的一天吗？有过没有行善的一天吗？您是这个国家中最受尊敬的人，最笃敬神的人也是您，照理说老师您没有任何哭的理由才是！”拉比却说：“正是因为像你们说的这样，我才哭啊！我刚刚问了自己：你读书了？你向神祈祷了？你是否行善？你是否做了正当行为？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可以做肯定的回答；但当我问自己，你是否参加了一般人的生活时，我却只能回答：没有。所以我才哭了。”

这则犹太故事除了希望人们凡事从我做起，时刻自我反省，慎独自律外，还在劝说一些不在集体活动中露面的人，以使他们一起“参加一般人的生活”。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个“一般人的生活”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衣食住行，也不是指常人的其他感性生活，而是特指犹太民族的集体生活。

犹太人“慎独自律”，一方面提升了自己，另一方面又影响感化了别人，这比单纯地要求别人要强得多。正如犹太复国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犹太人不论贫富，地位悬殊，一律为着心中的以色列建国而积极努力，他们从没有想过要求别人为重建国家而做些什么，而只是想着我能为祖国的重建做些什么。正是这种先从自己做起的理念和精神升华了犹太民族的集体感和凝聚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四散各地的情况下如血脉一样紧密相连，并最终促成了以色列的再生。

犹太人这种“慎独”的观念更像一种集体意识，而作为中国传统的“慎独”观念则更多倾向于个人的行为。独处时，君子慎独，小人则生妄念。一个人的时候，或者私底下的时候，有人会换一副面孔来对己对人对事，此谓伪君子，亦为小人。君子之所以坦荡荡，就在于君子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没有小人的第二幅面孔，第三只手。历来人们不待见“小人”，并非因其是“恶人”，而是因其“恶”的令人发指，防不胜防。历史上有不少以“小人”之举而昭昭于世的人，最有“成就”的当属战国时期楚国的费无忌。

楚平王为儿子娶亲，派大夫费无忌前往迎娶。费无忌看到新娘容貌靓丽无比，便心生异念，不顾一切地迅速回到宫中对楚平王详细地述说了姑娘之美，并进言趁太子还未见到姑娘，大王先娶了不是更好。好色的楚平王被巧舌如簧的费无忌说动了心，转眼间，那位本该成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便成了楚平王的妃子。移花接木的费无忌，也成了楚平王的心腹。但他做贼心虚，因为他知道太子迟早会成为新的国君，这件事迟早会暴露，于是他向楚平王觐见，说太子谋反。耳根软的楚平王信了费无忌的言论，遂下令逮捕太子及老师伍奢父子。后来，太子与伍奢的儿子伍子胥逃离了楚国。数年后，伍子胥率大军复仇，楚国就这样被灭掉了，寻根溯源，费无忌实在是“功不可没”。

20世纪初，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掠夺珍奇异宝，实与龚半伦有莫大的关联。龚半伦，是清代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爱国诗人龚自珍的儿子。父亲英明一世，儿子却卖国求荣，成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帮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因有龚半伦为引导，一路可谓畅通无阻。龚半伦为一己私利，不惜引狼入室，陷害同胞，出卖民族，烧毁“万园之园”，此举已非“小人”可以来形容了，“大恶”之人最合适不过了。

君子品性高洁，孤而不傲，慎而又慎；小人见利忘义、妄念丛生。慎独被奉为修身的最高境界，不无道理。是君子，还是小人，察窥一番他们在独处时的样貌举止即可知晓。对于慎独，曾国藩非常重视。在他一生的修身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皆是为了做到“慎独”。无论是记日记、还是勤于习字、练兵，戒除懒惰，都是奔着“慎独”而去的。他的“挺”字精神说到底是“忍”字精神，而途径就是“慎独”，做到言行自律，不徇私、不枉法、不私念，不苟且，即是“守”、是“挺”。

道光二十一年，进京一年后的曾国藩便拜理学家唐鉴为师，研习程朱理学。这种研习，不是做学问，而是切切实实地将程朱所主张的那一套在自己身上实现。程朱的那一套实际上是圣人境界，与凡人境界有极大的差距，要脱离凡人境界进入圣人境界是很难得。人的本性使然及定力的欠缺，使得曾国藩常常在一边研习一边又不断地犯常人之错。于是曾国藩借助日记来天天检查，天天反思，并将这种反思提到慎独的高度。大约就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作了《君子慎独论》，详细辩解了君子与小人独处时的不同，说明慎独的重要。

修身养性，在一般人的认知中，是温饱、学知之外才会考虑的事情，且是有此方面认知的人才会选择的，所以历来亦被看做是“束之高阁”之举。实际上，修身养性，慎独自处于普罗大众也是易于操作的事情。只要心存诚意、严以律己，何愁德行不高、品性不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他不存诚心，一心向私利、不劳而获处想之。但凡希望在修身上有所成就的人，当取君子之道，以慎独自处。内圣之四大境界【原文】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睦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译文】

古今圣贤先哲们的胸怀都极其宽广，他们所达到的大德境界，大约有四种：一是二程（程颢和程颐）所说的：诚恳谦恭，注重自身修为而萌生出聪明睿智。二是子思的遗训：诚恳到了极点以致感动神灵，进而达到可预知前世的效果。三是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所说的：安于贫穷的境遇，乐于奉行自己信仰的道德标准，则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四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吟咏诗赋，因而意态闲适，神色恬然。我常常悔恨自己年少时不知道努力，到老来就常有悔惧之意，对于古圣先贤们的心境情态，不能领略一二。所以我只能反复寻思揣摩，叹息感喟不已。【解读】

人的修为到达什么样的境界才算是高呢？曾国藩列出了四种，分别为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所说的“笃恭修己而生睿智”；子思所说的“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孔子、孟子等人所说的“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所奉行的“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这四种无论达到了其中的哪一种，皆是修身到家的标志。诚恳谦恭之境

二程指宋代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二人。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而言之，即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和道理。在修身上，可以看出，二程皆主张“正心诚意”，认为对世间万物以诚恳谦恭之心待之，会生发聪明睿智。

至诚感神而致前知。这是孔子的嫡孙子思的观点。诚恳至极以致感动神灵而可以预知来事。这一点同“思诚则神钦”是一个道理。不同之处仅在于把神灵感动之后可以对未来之事有所预知。子思这一观点有些唯心之向，于现实并无多大作用。但它强调了为人诚恳谦恭的重大效用，于日常生活、与人相交皆有裨益。

叶天士是清代著名的温病学家，其成就卓绝，同时也是一位治疗杂症的大师。他具有渊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治疗技术，首创瘟病的卫气营血辨证思想；他毕生刻苦研读医学经典，认真诊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博取他家之长。温病以仲景为体，以河间为用；杂证以孙思邈、李东垣、朱震亨、张景岳、喻嘉言诸家为一身。他平生勤奋刻苦，专注于钻研疑难杂症，医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皆源于其诚恳谦恭的求学态度。

有一天，浙江有位举人，与同伴进京会试，船到了苏州，举人突然患病，同伴随即送他至叶天士处诊治。叶天士诊断后说：“这位公子患的是感冒风寒，吃过一剂药后就可以治愈，现在你要到哪里去呢？”举人答：“我是去京城参加会试的”。叶天士说：“先生不必去了，你将会很快患消渴症，此病无药可治，你的寿命不过月余，应赶快回家，迟了后事难以料理。”举人闻言沮丧离去。

举人本打算回家的，在同伴的劝解下，继续进京会试。当船到了镇江后，举人和同伴去金山寺游完。看到前方挂有僧医诊病的牌匾，举人便顺道去求诊。僧医诊完后，说的与叶天士一样，也说患的是消渴症，生命只有月余。但僧医说，此病可以医治。举人见有求生希望，遂急忙请僧医明确指定。僧医说：“你不必走水路，可改旱路，离此地不远就是王家营村，该村秋梨正熟，你可买一车鲜梨，你渴时就以梨当茶，饥时当饭，吃完一车梨后，此病可转危为安，乃痊愈。中医学博大精深，怎说无药可治，前医真是误人性命啊！”举人谢过僧医后继续与同伴北上会试。他按照僧医所说的，吃了很多鲜梨，最后到达京城的时候，消渴症果然痊愈了。

为感谢僧人救命之恩，举人回来的是有又去了金山寺。再到苏州的时候，也去拜访了叶天士。叶天士听了举人的状况后，甚是惊讶，同时自感惭愧，随即摘掉了行医牌匾，改名换姓，前往金山寺拜僧医为师，以求深造。

叶天士每天随僧医待诊左右，医术精进，于是请求代替僧衣来开处方，僧医答应了。僧医观察后说：“你的医术和苏州叶天士不相上下，应自己独立行医，不必再来学习。”叶天士说：“弟子怕的是和叶天士一样在治病时误人性命，故不敢轻易挂牌行医，必须精益求精，才能万无一失。”僧医十分欣赏叶天士严谨治学的态度。

有一天，寺前来了一位垂危的病人，他的肚子大得像怀孕似地，且肚子已经疼了很多年了。僧医看过之后，便叫叶天士复诊处方。叶天士用头一味药是白信半厘，僧医看后叫改用一厘，才能起死回生，便说：“你所不及我者，就是过分小心了，怎能除病根。”叶天士惊讶地说：“患者病是虫蛊，用白信半厘足能杀死虫子，用量大了，病人易中毒，何能承受？”僧医说：“你虽知是虫，但不知虫的大小，此虫有二尺多长，用白信半厘，只能使虫暂时麻痹，等虫复苏后，痛必复发，那时束手无策，我用一厘，可使此虫立死，并随便排出，病怎会复发。”遵僧医指教，便开所言剂量，病人第二天前来告知，已便下一条二尺多长的红色虫子，病遂痊愈。

叶天士非常敬佩僧医，于是告诉了僧衣自己的真实姓名，僧医在惊讶之后，甚是赞扬叶天士态度诚恳、谦恭有礼。僧衣赠送了医书一册给叶天士，叶天士十分感激，称僧医是他一生的老师。叶天士将书带回家，如获至宝，潜心研习。经过勤奋认真地学习，他的医术猛进，遂声震江南。

现代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是的，态度是一个人做事、做人最基本的原则。树立一个正确的态度是迈向成功、获得生命成长的前提。诚恳谦恭，不仅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亦是做事、建立功业应秉持的态度。一个人不能做到诚恳谦恭的人，是不可能赢得他人的尊敬，也不肯可能会建立大业。安贫乐道之境

孔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安贫乐道，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秉持的人生准则、处世之道。放之今日，这种理念让那些注重养生的人所推崇和喜爱。所谓安贫乐道，就是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一般人在面对生活的变迁时，往往无能为力，此时若能以“安贫乐道”的心态看待变化，则能度过人生的挫折与低谷。

管宁和华歆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每天都形影不离，同桌吃饭、同榻读书、同床睡觉，相处得很和谐。有一天，他俩一块儿去劳动，在菜地里锄草。两个人努力干着活，顾不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锄好了一大片。只见管宁抬起锄头，一锄下去，“当”一下，碰到了一个硬东西。管宁好生奇怪，将锄到的一大片泥土翻了过来。黑黝黝的泥土中，有一个黄澄澄的东西闪闪发光。管宁定睛一看，是块黄金，他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当是什么硬东西呢，原来是锭金子。”接着，他不再理会了，继续锄他的草。

不远处的华歆听到这话之后，不由得心里一动，于是丢下锄头跑了过来，把金块捧在手里仔细地看来看去。管宁见状，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锄头干活，一边责备华歆说：“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的。”华歆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可手里还是捧着金子不停地端详着，不舍得放下。后来，被管宁看得浑身不自在了，才不情愿地丢下金子回去干活。可是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块金子，干活也没有先前努力，还不住地唉声叹气。管宁见他这个样子，不再说什么，只是暗暗地摇头。

又有一次，在一张席子上他们坐着读书。神情专注的时候，外面忽然间热闹沸腾起来，一片鼓乐之声，人们的吆喝声和谈论吵闹的声音不断传来。管宁和华歆遂起身走到窗前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一位达官显贵乘车从这里经过。随从皆佩戴着武器、穿着统一的服装前呼后拥地保护着车子，威风凛凛。车上的装饰也是很豪华：车身雕刻着精巧美丽的图案，车上蒙着的车帘是用五彩绸缎制成，四周装饰着金线，车顶还镶了一大块翡翠，显得富贵逼人。管宁对这些很不以为然，于是坐下来又拿起书认真地读了起来，对外面的喧闹完全充耳不闻，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可华歆却不一样，他完全被这种张扬的声势和豪华的排场吸引住了。他觉得在屋里看不清楚，于是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去看。管宁看到华歆这番举动，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叹惋和失望。等到华歆回来以后，管宁就拿出刀子当着华歆的面把席子从中间割成两半，痛心而决绝地宣布：“我们两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从今以后，我们就像这被割开的草席一样，再也不是朋友了。”

这就是“管宁割席”的故事。孔孟所主张的“安贫乐道”的志趣在管宁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见钱财不慌、不贪、不念，闻富贵而不慕，不思，坚守自身的原则，这样的品性后世人所尊崇和效仿，也是儒家思想处事之道的一个根本之志。悠闲山水之境

陶渊明、白居易、苏轼，这几个名字连在一起不由自主地就让人联想到了“山水田园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此等悠闲、惬意、恬静的境界实乃古今有志之人皆心有所向之境。

古时的人以仕途为目标，作为毕生追寻的目标。事实上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何尝不是历经仕途，因不得志才归隐山林。但到了今日，人们更多追求的是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恬淡闲适的生活。古时陶渊明等不得而从之的生活业已成为今人竞相追逐的目标，真是世事变迁，物我两忘呀。

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历来令人心驰神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既与世无争、犹如置身世外桃源，又满足了国人骨子里的那一份清高。

田园生活真的如陶渊明所写的那般美好吗？其实不然。中国几亿农民，经常抱怨声一片就已经证明了。陶渊明能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能说明他真的很悠闲。生活中偶尔的帮衬，是无法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的。他的生活又怎么能冠以“田园”二字呢？在陶渊明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喜欢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看景、抒发情感。可是，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日，生活节奏如此之快，偶尔的放松情有可原。如果学生上课盯着窗外，上班族工作时间看风景，交警指挥交通时望着一抹嫩绿心旷神怡……还美其名曰“借景抒情”，那社会岂不乱了套？没有为别人考虑、把自己弄得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是洒脱吗？况且，要是人人隐居山林，林中岂不人满为患？

当然，陶渊明能够放弃利益，不畏生活的艰辛而去追求精神自由，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只属于他一个人，并不代表社会的主流和前进的方向，也绝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否则将真的“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再这么发展下去国将不国了。可见，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只能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追求，不能盲目效仿啊！

二程、子思、孔孟、陶渊明等所主张的这四种境界，有古时不推崇而今时被追逐的，如陶渊明等所奉行的田园闲适生活；有古时居正统地位的思想，如二程的“笃恭修己而生睿智”和孔孟的“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亦有遵常理但难于实现的境界，如子思所谓的“至诚感神而致前知”。曾国藩将此四种列为修身养性的四大境界，作为达到“内圣”的标准。曾国藩一生既看重功名，又在修身上不遗余力。除了陶渊明等所奉行的“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的生活他未曾尝试之外，其余四种基本上都有所修为，尤其是孔孟“安贫乐道”的主张，他不仅以己身行之，还推至家人、亲朋以此作为居家处事、修身的基本思想。他被尊奉为晚清士大夫名流，与其持之以恒地尊奉古人修身之境有莫大的关联。曾国藩修身十二课【原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眯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做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做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十三、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译文】

一、敬。整齐严肃，时刻都心生恐惧。清闲时把一颗心放在胸中，有事时便专心致志、心无杂念地去执行。心清性明关键在于亲自行事，就像那高升的太阳一样。

二、静坐。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静坐养性，反省体悟一番。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起。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不二。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读史。我在丙申年买了一本《念三史》，父亲说：“你借钱买书，我毫不吝惜地极力为你还账，只要你能够认真读一遍，就算没有辜负我了！”

六、谨言。时刻留心言语的时机、场合、对象，这是为人处事的第一要务。

七、养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中说：“节制劳作，节制欲望，节制饮食。”时刻不要忘记把这些当做养病的需要。

九、日知则亡。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以求其深意，有所启迪或收获。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保养真气的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其中，因为做诗文特别耗费真气和时间，也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不出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十三、尧写日记袁必须用正楷字写。凡是当天的过错，如身过、心过、口过等，都要一一记下来，终身不可间断。【解读】

在修身方面，曾国藩还为自己列下了一个课程表，严格执行，希图完善“内圣”的境界。从这一课程表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从日常的起居、学习、作息以致学习、处事等方面，均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规范。治身如此，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一个省心修身、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却往往是一些不为人所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

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曾国藩这点做得最到位。在治学过程中，他每天都记日记反省自己。曾国藩把自己的字改为“涤生”，取意于佛家语“前日之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之种种譬如明日生”。如果曾国藩平日没有养成明事理、析得失的良好习惯，恐怕不会在复杂的官场中不断得到升迁，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名士。

在“十二课”中，有几条是与养生密切相关的，比如“早起”，“保身”等。

曾国藩很重视养生，他有一套很好的养生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养生首在养心，养心莫大于寡欲。曾国藩认为“惩忿窒欲”是养生的大法。所谓“惩忿”，就是遇事不要烦恼，发怒，以心平气和来对待。他在家训中规定：“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所谓“窒欲”，就是对不良嗜好和私欲都要有效地抑制，不让其萌生，从而胸怀坦白、天宽地阔、心身泰然。这样自然脏腑气血调和，生机勃勃。他还用“静坐”的方式养心。即使在战事危急，事务繁忙的时候仍每天坚持不懈。在他的日记中常常见到“静坐片刻”。在他的家书中常有告诫子弟“静坐”养生的句子。

节制饮食，曾国藩在饮食上主张“少食”、“素食”、“清淡”。日常生活多以素食和蔬菜为主，“常食小米粥以疗脾亏”。“吾夜饭不用荤，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他告诫子弟“夜饭不荤，专食素，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他深知“脾胃为人后天之本”，膏粱厚味，肥鱼大肉，皆可损伤脾胃。“少食”、“素食”、“清淡”足可以养脾胃，脾胃得养，自然健康长寿。“多动”、“习劳”， 他认为人体活动则气血和、经脉通；不动则病滞。他每天坚持饭后走一千步，还告诫自己的子女、儿媳，要亲自种菜、养猪、织布、下厨，不要随便使唤奴仆。出门要多走路，少骑马坐轿。他在家训中说：“劳则寿，逸则夭。”他的儿子曾纪泽少年体弱多病，即命其每日早晚各步走五里路。坚持日久，便转弱为强。“早起”，曾国藩说：“早起为养生第一秘诀。”“早起可以振作精神。”早起是曾氏祖辈几代的传统家风。的确，早上空气新鲜，能令人头脑清醒，周身舒适。曾氏一生坚持早起，在他的教导影响下，家中人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他手下的幕僚、将领无不效法，没有一个敢睡懒觉。正如民间俗语：“早睡早起身体好”。“洗脚”，曾氏每晚睡前必须以热水洗脚。其方法是：水必温热，要浸洗到膝关节以上为好。实践证明，热水洗脚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刺激末梢神经。达到引火下行，降血压，促睡眠的效果。

正确对待医药 曾国藩的祖辈不信医药。这点他未能遵守祖训，而是相信医药。他认为医药能“治病保身”，但也能“致病伤身”，要正确对待医药。他主张“病来即药，病去即止”。他本人有病，即时就送服药。日记中有“夜不能寐、服归脾汤数帖而愈”。“癣疾大作，痒甚，用药稍安”。他从不随便服药，更不信庸医的“危言深语”，很推崇精神调养和食物调养。

他很重视补益药品，常购人参、鹿茸、阿胶之类补品寄给祖父母、父母、叔婶及师长服用。自己也常命家人用黄芪、白术、山药、当归，茯苓之类药品熬粥食用。

一百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曾国藩的这套养生法确实有一定的科学性，且简便易行，值得效法。《挺经》一书是曾国藩居官带兵、处事待人的经验总结。其核心是百忍之道方为“挺”。内圣之道，重在修心，以心之定和强御外之辱和变，故《挺经》亦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曾国藩被称之为近代大儒，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一身，实则与他的“内圣”之道密不可分。也正是此点，成为了后人竞相学习和研磨的楷模。  卷二 砺志：伟大的目标是成功者的灯塔

治学之道，重在立下坚卓不俗的大志。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远，他的功业也就会越大。君子的志向是明道德、新民众、做善事，曾国藩认为治学当以此为志，力求成为学识渊博、治国、治民、治学之才。君子澄清天下的志向【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译文】

君子的志向，是希望自己有为民请命的气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称霸天下的大功，这样才不至于辜负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身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为自己比不上尧舜和周公而忧虑，为自身的德行没有修养完备而忧虑，为学问没有大的成就而忧虑。所以，因为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而忧虑，因为野蛮的少数民族不能被征服而忧虑，因为小人当道而贤德的人只能远远地逃避而忧虑，因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而忧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穷苦，也就是君子怀有的忧虑。如果只是个人的顺意与贫困，家人的温饱和贫寒，常人所说的荣誉与耻辱、所得和所失、富贵与贫贱、诽谤与赞美，君子一般是没有时间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解读】

君子的志向是什么？他们都在追求些什么呢？曾国藩认为，为民请命、进修圣人的德行及建功立业是为君子者追求的目标。君子不为财，不为利，只为心中的追求而奋斗，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奔着济世，扶助苍生而行的。

可能会有人说，君子不可能那么伟大的。确实，君子不可能那么伟大，因为他们也是人，但重点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包容和追逐着一般人难以包容和不敢想的事情，所以相对于常人而言，他们是伟大的。

曾国藩崇尚君子所为，也始终有志于在君子之行上有所建树。在他的理解中，他认为为民请命、具备圣人之德，有称霸天下的志向，是真正地缝君子应当具备的品德。他把这三方面视为“大志”，且终生研习。君子当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为民请命，是古代官吏必须履行的责任之一，换做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父母官，父母官，就是要以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为要点，帮助百姓解决疾苦和烦恼。

为民请命，出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淮阴侯列传》，里面这样写道：“因民之欲，西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其意主要指，为人民请求保全性命或解除苦恼。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官员无数，但真正做到为民请命的不多，时常被人们提起的不外乎包拯、狄仁杰、海瑞等。海瑞在这些官员中，算是经历相对特殊的一个。

海瑞是明朝著名的清官。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

海瑞年轻的时候，就对社会问题甚是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的决心毅然上疏。他呈上的奏疏便是著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去后没多久，海瑞就被关进了大牢。幸好嘉靖帝不久之后便病逝了，新皇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海瑞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在当职的时候，他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为人铁面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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