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苍狗——李其纲中篇小说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其纲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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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苍狗——李其纲中篇小说选试读：

坐在草底下的人

克劳德·西蒙曾在二十六年前引用鲍里斯·帕斯特尔纳克的一句话作为《草》的题铭：“没有人造成历史，也没有人看见历史，如同没有人看见草怎样生长一样。”———题记引子

平工村坐落在这座南方城市的西北郊。能够吹刮到平工村的风，无论是夏季猛烈的太平洋风暴抑或是十二月从西伯利亚匆匆赶来的西北风都是从不远处包围着平工村的毫无个性色彩的高楼群中间漏

过去

太阳平静地照耀着城市。阳光和风一样毫无顾忌地从高楼群那儿漏进了平工村，漏进了忠实地厮守于平工村一侧的中坊路上。我沐浴在阳光下也沐浴在平工村的宁静之中。在城市中难得看见的晚炊袅袅升腾于寮棚和瓦屋的尖顶之上，盘旋如鸽。

以前的日子也是这样一片宁静，可是就是在这宁静之中尔育死了。我相信了宁静是一种表象，是深灰和褐黑在视网膜的刺激上过于强调平稳和过渡而造成的表象———让我执著于大海就是这样的颜色，而忘记海底的涌流是永远不会披露什么颜色的，但它们无可辩驳地存在着，如同尔育之死是一种确凿的存在一样。

尔育死得蹊跷。尔育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尔育之死是平工村人们饭余茶后的话题。对于尔育之死人们有两种解释：自杀或自然死亡。大多数的人们是倾向于第一种解释的。第一种解释和日本国的豪富村本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尔育濒临死亡的前夕，约摸十天左右的日子，村本君来到了这座南方海滨城市，也来到了平工村。从那时候起，宁静实际上已经在平工村上空消失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在村本君飞离日本的前夕，已经和区政府外事办公室频频电话联系，电波在平工村上空穿梭往返，它们的频繁无形中凸出了村本君的财产数字对于这座南方城市的工业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区外办”严格遵循“市外办”的指令，频频与街道办事处联系，并卓有成效地使街道办事处意识到村本君莅临平工村的重要性，使得街道办事处把做好尔育及其子女的思想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的第一位。因为不论怎么说，村本君飞临上海的最重要的目的是领走他的儿子，而村本君的儿子也就是尔育的儿子———从血缘上来说是村本君的儿子，从领养关系上来说是尔育的儿子。尔育的儿子名叫兆槐。思想工作的难点在于：兆槐管尔育叫父亲叫爸爸叫老爹已经叫了四十余年，而对于村本，他除了知晓村本君的完整姓名是村本寺一之外毫无其他印象。四十余年的岁月会养成巨大的惯性，街道办事处的任务就在于扭转、遏制这种惯性。他们成功了，我指的是街道办事处成功了。事情最后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岂止兆槐，就连尔育的所有亲生骨血———兆杨和兆静也都随着村本先生的波音747专机飞离了上海。一个星期后，尔育死了。不论怎么说，尔育是在孤独中死去的，是在他的儿女们远离他后死去的，并且，极有可能是忍受不住晚境的凄凉和孤独自杀而亡的。无疑，富有同情心的平工村的大多数人们，更愿意接受尔育是因孤独而自杀的解释，这和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死亡的传统的诗意解释一致起来：先人在归天的时候得有后人厮守于一侧送上一程，名曰送终；而尔育的骨血在他垂暮之年竟然全都跑到东洋国去了，尔育以自己的死亡方式向他的不肖子孙投去最后愤怒的一击。

整理尔育遗物时，在尔育的床头发现了一瓶打翻了的安眠药———苯巴比妥。白色的药丸在褐黑的水泥地上格外触目、凌乱，给人一种意味深长的关于死亡的遐想。白色药丸的散漫状态同样构成了尔育自杀之说的源头。

回想起接到尔育病危住院的消息时，我匆匆穿过市区赶往医院。到达医院时正赶上医院食堂的晚餐开饭时间。穿红条子住院服和蓝条子住院服的病员们三三两两端着饭菜从我面前鱼贯而过。我迟到了一步。我需要赶上的不是晚餐，而是躺在病榻之上的真实的尔育。两分钟前，尔育被人抬到了一个没有呼吸没有空气的铁格子里去了。只有兆杨媳妇愣愣地厮守在尔育的病床前，似乎亟盼着尔育回到这一张病榻之上。床头吊着的纸牌上写着：

床号：48 姓名：吴尔育

性别：男 年龄：70岁

我注视着床褥。白色床褥上留有清晰的人体躺卧过的皱褶，那是尔育在这世界上最后的生命的残留。伸出手去，能感觉到皱褶处尚存的温暖。这温暖也正在一寸一寸地消失，直至无。

一位梳着齐耳短发、小男孩般的年轻护士走了过来。她麻利地撕去了吊在床头的那张纸牌。只剩下一根细细长长的白线晃晃悠悠。

在她走出自动弹簧门的时候我拉住了她。我避开兆杨媳妇问了她：是自然死亡吗？问话的时候我职业性地晃了晃自己的证件。

你说的是谁？她瞥了一眼我的证件。

你刚刚撕掉牌子的那位。

你没接到“死亡通知书”吗？没接到的话，可以到急诊值班室，楼下105。“死亡通知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

死亡原因：脑溢血

死亡时间：1988年8月27日下午5：58分我应该相信哪一种解释？

自杀？抑或是自然死亡？尔育，你苍老蹒跚的步履为何突然加速，如浮云匆匆而去如舟楫直下东溟？却留给我一个永恒之谜。

一位哲人如是说：在每一块墓碑之下都埋葬着一部世界史。或许，拂去蒙罩在时光之上的尘埃，我能窥见你灵魂的真象，窥见你在生命史的制谜之处如何制谜———那谜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涵容了你真实的人生。但我能吗？我能有那样的膂力掘动你真实的人生吗？

我只能试试。试着去回顾你漫漫迢迢的一生。1

故事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就是说，对于尔育历史的回顾可以从那个夏天开始。

那个夏天使尔育闻到了另一个夏天的气息。这两个夏天似乎一正一反拧成根绳索，越来越紧地勒着尔育的脖颈。给水站近旁的那棵杨树高高大大的，浓密的枝柯叶瓣仿佛有着成吨的重量，压得挨在树荫下的尔育的家和唐二妈的家愈发显得低矮。隐约有口号声呼喊声从隔了几条弄堂的中山环路上传来，这使得老杨树上的蝉鸣有了另外的意味。尔育觉得有一条洁白的绳索正沿着蝉鸣的方向缓缓垂下。

书店三层楼高，红砖、平顶，处在两条马路相交的位置上。两条马路合并成一条马路时，刚好呈“”状。房子的设计者很聪明地利用这“”，把房子建成了“”状，嵌在了“”当中，从高空鸟瞰时就成了“”状，像一棵分杈的树举着一个鸟窝。但尔育当时的感觉不是一棵树与一个鸟窝的组合关系。尔育觉得书店像一只拦腰碎裂的半截船，他就乘坐在这半截船上企图漂洋过海。

尔育在书店的职业是给村本经理当翻译。这样的职业使尔育在上班的时候多了些看到村本咬牙切齿的机会，在下班的时候又多了些自己对着镜子里咬牙切齿的机会。尔育不满意自己，那时的尔育正年轻，血气方刚，因而尔育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张牙舞爪咬牙切齿的模样，深深可怜着自己的命运，可怜着民族的命运，可又不知道浑身的蛮勇在哪儿才能够得到发泄。尔育当上村本的翻译完全是一种偶然，知道尔育命运底蕴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命运对尔育的一次垂青。尔育毕业于日本国东京帝国大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曾发布过一条秘密指令，凡毕业于日本国帝国大学的中国人，都必须查访到下落，令其为日本天皇效劳，倘若不从的话，可就地秘密处死，绝不能让其中的任何一人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或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从侵华日军的这一纸秘密指令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尔育这类“日本通”的防范是相当严格的，他们意识到知识可能转化成的力量。

尔育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密令，他知道曾有过这么一个关系到他生死存亡的密令时，他的大半截身躯已经埋下了土。尔育是在图书馆的封闭式学习班上，从一个叫“麻花”的工宣队员嘴里才知道这么回事的。麻花很认真地看着他，很认真地问道：一九三七年，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吗？

他答道：是的。

你为日本侵略军都干过些什么？

日本人开的“大株”书店经理村本的随从翻译。毕业于帝国大学的尔育已经不会区分或者说已经不敢区分“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书店经理”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最大相同点在于“日本侵略军”和“书店经理”都是日本人。

还有呢？

没了。

胡说。我们调查过，毕业于帝国大学的中国人都成了汉奸，没有成为汉奸也给日本宪兵弄死了。为什么独独你那么自在呢？

尔育惶惑地把头埋得更低。

你知道侵华日军司令部有过一个命令吗？凡是帝国大学毕业的，都得当汉奸，不当汉奸就得秘密处死。

我不是……不是当了汉奸吗？他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的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使他置身在一个怪圈当中，一个关于自身命运的逻辑悖论之中。能够逃逸这怪圈的办法有二：一是死，而且要死在当年；二是当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第一个办法显然不可能做到，他还活着，即使现在死也不足以说明当年。他只剩下第二个办法。

那好，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有哪些汉奸行为？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

面对麻花义正辞严、逻辑无懈可击的提问，尔育曾经冒出过一个念头，是不是要对麻花讲讲龟田少佐。但这个念头很快被尔育自己否定了。他没法说清楚龟田少佐，何况龟田少佐已经被作为战犯，由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了。一九四六年，龟田就死了。抬出一个战犯来，事情只会来得更糟而不会更好。

你回国是在一九三七年，是吧？那好，回国后，你跑到哪儿去了？

江苏清泾。

在清泾待了几年？

四年。

为什么要到清泾去？谁派你到清泾去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在清泾无亲无眷，你的老家在浙江宁波，你跑清泾去干什么？

也许该对麻花讲讲那只骰子，一只，而不是一双。一双可以掷出大字、小字、天杠、地杠，但那次他只用了一只。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但回国后他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芦沟桥事变尽管已经发生了，但[1]在他的家乡宁波，最热衷的话题似乎仍是花会和女人。父亲是当地的豪富，拥有钱庄、缫丝厂、糖厂、纸厂和学校，这样，父亲也就轻易地产生一个错觉，他也可以拥有一个儿子，一个东洋留学归来的儿子。父亲在为他接风洗尘的盛大家宴上，笑吟吟地对他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成家。媳妇说好了，喏，坐对面那桌上的陈婉沁小姐，陈家与我们家是老世交。他的筷子那时正在拨弄着一瓣臭冬瓜。在往常，这样的菜是断断上不了大宴席的。但那次，也许是父亲为了让他更强烈地感受到家乡的气息，特意安排了这一道他自小爱吃的家乡菜。或许是留洋日久，这道家乡菜在当时丝毫没有唤醒他游子归来的意识，令他回想起他的奶妈如何在他儿时的耳旁，哼唱着“冬瓜臭，冬瓜香，冬瓜臭了才会香”的歌谣。他怔怔地没有下箸，陈婉沁小姐在这时和臭冬瓜一起搅进了他的意识深处。他本能地推开了那只脆薄如纸的青花瓷盘装着的臭冬瓜。宴席散后，回到自己的卧室，他就想完成对父亲的反抗。他从麻将牌里找出一只骰子，又从皮箱里摸出一本《中华民国分省地图》。在异国他曾许多次抚弄过这本地图。也许潜意识中他并不想离父亲太远，他熟稔地翻到“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特别市”那一页。那一页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县镇。他虔诚地如同少年时代玩麻将时那样，对着那只象牙做的骰子吹了口气，然后就将那只骰子掷在地图上。这时他听到一声雷鸣，雷鸣过后却是巨大的寂静，如同千千万万棵草根紧紧扭着、攫着大地胸膛时爆发的那种寂静。那种凝固了的巨大寂静需要充满对命运的想象，那时他就充满了那样的想象，充满了对于泥土之下草根的想象。甬江上划子的桨声和小火轮凄厉的低诉隐隐传来。他打了个寒战，低首瞧时，那只骰子不偏不倚停留在江苏清泾那个小“○”上。后来他就到了江苏清泾。

我在听完这段故事后就发觉，是那只骰子救了尔育，使他最终能够享年七十有三撒手而去。因为尔育倘若不是这样不知不觉、悄无声息、神出鬼没地到达江苏清泾的话，一九三八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为孤岛，南京宁波杭州相继落入敌手，日本宪兵是很容易找到尔育的，这样的话，尔育的确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死就是当汉奸。而在一九三八年，龟田少佐尚在日本国内陆军省任职。几年后，龟田少佐差不多是和尔育同时到达上海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和尔育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关联。2

就在蜿蜒清澈的清泾河边尔育经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初恋。在当时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中，尔育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理论。这样，他就很自然地在清泾县立一中认识了他的一个女学生，名字叫黑霞。黑霞的“霞”字是尔育改的，起初那姑娘名叫黑丫。

尔育在这一场初恋中是被动的，他没有主动去进攻他的学生。

黑霞的父亲是清泾河上打鱼的。老头终年累月拴着条小船如同拴着条粗布腰带。船艄上兀立着几只鱼鹰。有时那鱼鹰也叉开脚爪兀立在他的肩头。鱼鹰褐黑的羽翼与老头褐黑的肩头相亲相近，爪上缠绕的铜圈也就常常相磕相碰弄出几声响来。这已经注定尔育和黑霞的故事中不能没有清泾河的涟漪和清泾河里的鱼。

尔育在帝国大学的严厉校规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早起。天麻麻亮，尔育就身着运动衫裤绕着县中的大操场跑步，直至跑得满身热腾腾像刚出锅的馒头，又松又饱满。然后他就细步荡到城西的点心铺子，喝碗小磨磨出的、冲得酽酽的热豆浆，啃一副扬州烧饼油条，再转身在市场上蹓跶一圈。

他很快就养成了吃河鱼的习惯。在日本，在宁波老家，他吃惯的是海鱼，但在清泾，他很快爱上了河鱼。黑霞的鱼摊子置放在城西点心铺的斜对面。第一次买鱼，黑霞怎么说也不愿收他的钱，嘴里一口一个先生不停。第二次他不依了，说你不收钱就不让你叫先生。黑霞绽开一朵笑，黑亮的眸子滑过他淌着热汗的脖颈，然后递过一块帕子：先生，不嫌鱼腥味的话，就擦一把。

黑霞在班里最大，坐在最末一排。那年月，能狠下心来让女孩子读书的人家不多，大多是富户人家，像黑霞这样打鱼为生的人家或是土里刨食的人家，极少。他问过黑霞缘由，黑霞告诉他，是她哥让爸这么做的。你哥呢？他又问道。黑霞朝北边了嘴，他算是明白了。北边有一块抗日根据地，他也曾动过念头是否到那儿去，但终于没去。

尔育是在洗脚的时候决定不到北边去的。尔育一生有许多重大决定都是在洗脚时候作出的。那次他有个机会，一位中学里的女同学路过清泾到北边去。那位叫邹燕桦的女同学问尔育是否愿意同行。尔育说我晚上考虑考虑。那天晚上他跑到学校厨房去打了四瓶热水。竹壳的热水瓶一字儿排在床头。尔育坐在竹榻上，脚舒舒服服浸在木制脚盆里。待到一盆水快凉了，就再加点热水，然后用脚趾试试水温，或者说用脚趾先尝尝味道，如同嗜酒的汉子先用舌尖品品酒味是否醇厚、酒香是否浓烈。脚趾被烫着的那一会儿，快感油然而生，麻酥酥的一股劲直往脑门上窜。待到四瓶水都用完，尔育差不多像喝完了四大盅白干，肌体蓬松软和，思维敏捷异常，血液汩汩如涌泉般通畅。尔育用毛巾仔仔细细擦干了脚趾缝里的水渍后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一定要到北边才能够抗日呢？

我得说明，这种对于尔育为何没去北边的臆测是在事情过去五十余年后由我作出的。我太了解尔育对于洗脚的酷爱，或许在当年这种酷爱的程度已经妨碍了他对于北边的想象。北边不可能这样奢侈地洗脚。但我不能肯定这一切，我能肯定的只是历史并不如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纯粹、那样断然排斥洗脚因素。

尔育不可救药地成为“教育救国”论者。他以他的理论赢得了生命史中的黑霞。不过，话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黑霞在清泾县立一中的存在，使尔育成了一个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

最初他和黑霞肌肤的接触是在鱼摊子上。鱼为媒，后来他想到黑霞就想到这句话。起初是随意的、漫不经心的。黑霞找钱给他，黑霞拎鱼给他，指尖总会滑过他的掌心。他没在意，他也不会在意，这样的和男人接触在黑霞是每天如此。但有一天，黑霞在拎鱼给他时，迟迟不愿松手。她那紧握一条活蹦乱跳草鲫鱼的手掌顽强地蜷曲在他的掌心。他感觉到那只手掌的蠕动，像有一只温柔可爱的小兔子藏匿在他的掌心。草鲫鱼泼剌泼剌甩动着尾巴，他说不清他感觉到的是草鲫鱼甩动带来的重量还是那只攥着草鲫鱼的手渐渐加重的分量。

持续了三秒钟，或许更长。

那天黄昏他到清泾河边去。那是夏天，是清泾河最温柔的季节。黑霞和她父亲坐在河岸边的一块坡地上。清泾河在这里甩了个大弯。河湾的水浅，绿得淡淡的，能瞧见卵石无数躺在河底。坡地上长满没膝深的丛丛蒿草，黄昏的气息里溢出苦艾草的药香味。黑霞父亲在坡地中央搁了一张船上挪来的可以折叠的小圆桌，正在独自饮酒。老人见他来，并不惊讶，打了个招呼，又兀自喝起来。不时挥一下手，驱赶着嗡嗡嘤嘤转个不停的虻蝇。尔育瞧见尽管燃着驱蚊的艾草，但那浓烈的烟味并不能遏制蚊虫和虻蝇对人血的迷恋和追逐，老人精赤的身子上，不时总闪出几个爬动着的黑点，那黑要比老人的黑肤色更深些。黑霞见他来，高兴得又往火堆里紧加了几把艾草。很多年以后，当尔育记起黑霞时，他已经记不清那个黄昏他和黑霞说了些什么，记住的只是鼻孔里呛满的艾草味———那点燃的和未曾点燃的艾草味。

夕阳很快沉落在清泾河底，给人的感觉是那茂密葳蕤的水草把那橘红色的光晕吮吸得一干二净，然后它们共同消失。河岸上，老人睡着了，有节奏的呼噜声已经难以惊飞栖留在河岸的老槐树上的雨燕。鱼鹰兀立在船首，脚爪上箍着的铜圈有时在船帮上敲出很响的声音。那个黄昏气压很低，这使得艾草旺得不是很透，蚊虫和虻蝇嗡嗡的声音随着黑暗的到来愈显强烈。鱼不时跃出河面透气，河面常常如同绷紧的鼓皮般发出咚的一声震动。尔育似乎有点受不了蚊虫和虻蝇的联合袭扰了，胳膊肘、腿肚子、后脊梁上皆有了红色的小肿块———想必是红色的。黑霞就说：下河吧，河里蚊子咬不着。

于是下河。于是记忆里有了这条夏季里的温柔又野性未驯的清泾河。

他没想到黑霞会那样大胆那样热烈。他知道那儿的民风把性看得并不是过于神秘，但他还是感到惊讶。月光中，他瞧见黑霞的胸脯、腹背和大腿如银鲤般亮闪闪的，在黑黝黝的河面上一隐一现。河岸上隐隐传来远处村庄的狗吠和田野上的蛙鸣。大地在狗吠和蛙鸣中显得亲近，又显得苍茫，令人难以琢磨。年轻的尔育把头埋进水中，黑霞也把头埋进水中，他们一起沉进水中。清泾河默默地掩盖了这一切。清泾河在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的时候，也无声无息擦着他们的身体缓缓地流淌。这使得日后尔育对于这个夜晚的回忆总像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照片，模糊而又难以把握。最激动尔育的体验中有着清泾河的喧响和波浪。那喧响和波浪使他难以忘怀又沮丧不已，好像他在那个夜晚获得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黑霞。3

黑霞在尔育的一生中只不过是颗彗星，虽然美丽辉煌却短暂得让人无法逗留。我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写到黑霞，原因有二：①尔育与黑霞的故事发生在夏天。我热爱夏天，或者说，至少在这篇小说里我热爱夏天。②故事的情节进展的确与黑霞之死有着密切的关联。

黑霞是在与尔育耳闻着清泾河的波涛声做爱后的第三天暴病而亡的。这太残酷。尔育在黑霞死后心理上的那种痛苦那种迷惘那种飘忽那种难以吞咽的孤独以及那难以抹去的负罪感，都不必细述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尔育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提笔给父亲写了封信。在这之前，父亲根本不知道尔育的行踪，尔育弃家出走前只给父亲留了一张寸把长的纸条，让父亲不必找他，他去走自己的路了。在这封信中，尔育告诉父亲，当父亲接到他的信时，他已在上海了。他说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离开清泾，至于到上海后他干什么住哪儿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尔育是稀里糊涂到上海的。

尔育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正是他在清泾四年这唯一的一封家信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命运的改变也就不可避免。日本宪兵早已严密监视了尔育父亲的一切信件往来、人际往来，目的就是要抓获他这个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尔育是在虹口区海宁路拐角那儿给日本便衣宪兵抓获的。那时他正站立在号称虹口区最高乐府的皇家饭店斜对面。日本宪兵凭着帝国大学的毕业照正遥遥辨认着他。他浑然不觉。霓虹灯的广告让刚从清泾来的乡巴佬尔育兴奋不已：

旅馆 房间宽敞空气畅通

餐厅 中西大菜咖啡美点

舞厅 音乐兴奋情调神秘

酒吧 异国吧孃美艳贴体

玻璃转门前，商标似的站立着一位女招待。她一动不动，双目平视，两肩夸张地端着，像一架水平仪般扁平；肩的动作迫使她收腹，好把腹部那儿腾出一块地方放置左手，而右手则无比美妙地作出个“请”的动作来。她的那件西装一定是特制的垫肩，又宽又高，腹部却收得奇紧。尔育盯着她看了有一支烟工夫，仍不能分清她是活人还是无生命的模特儿，直到她换了一个姿势，用右手按住腹部，左手作“请”的动作时，尔育方才发觉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活人。

在这一刹那，尔育觉得岁月的遥远。都市的气息对他来说已是久违了。与此同时，他觉得清泾的岁月，那波浪那鱼鹰那蛙鸣那点心铺那嘈杂的鱼摊那沉没不了的野性的黄昏正在被装置在一个巨大的发射器中，砰然射向天外。正是由于这种岁月的沧桑感，使他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看见龟田少佐时，没有感到分外惊讶。4

尔育那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坂垣师团，在华北，那儿缺个翻译。

田中旅团，在武汉，搞文书。

新加坡？

印尼？

那到海军去，大日本的海军所向无敌。

他固执地沉默着。在沉默中他看见了为他准备的电椅或是三八大盖，刑场。他假设着自己已经死了。他已经看见那个日本军曹举起了军刀，刀刃上闪着金属的蓝色寒光，没有一丝声响地劈过他的肩、他的腰，他被拦腰劈成两截，他的脑袋落地，像一只旋转着的弧线球……脑袋在滚动中听见了龟田的声音：生存永远是盲目的。爱祖国爱天皇也是一种人的盲目生存的本能，就像一只工蜂遵循本能忠实于蜂后一样。他滚动的脑袋在泥地上大喊：那我有我的本能，我的祖国！

这时候龟田出现了，果真出现了。龟田出现后就挥手示意左右的人退下。房间里只剩下龟田和尔育。龟田用中国话对尔育说了一句：你命大。然后就用尔育熟悉的眼神看了尔育一眼。

写到这里，我不知该怎么写下去。因为尔育在事情过了四十年后仍然记得龟田的那种眼神。那时尔育在龟田的眼神中看到了东京帝国大学方方正正的体育场。尔育是拖后自由中卫，龟田是守门员。黑白相间的足球在观众的呐喊声中旋转着、飞滚着。对方的一名前锋接到了同伴的一个传中球，然后疾停，盘球甩掉了右后卫后与龟田形成了一对一单刀赴会的局面。龟田急急地扑击出去，对方前锋绕过龟田拔脚怒射。在这当口，尔育飞身赶到，奋不顾身一挡，球接触身体后改变方向飞出界外。那时尔育看到的守门员龟田的眼神与尔育在若干年后、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看到的龟田少佐的眼神相仿。

到这家书店去吧。书店，你得知道，是书店。干一年，一年后随你到哪儿。陕北，重庆，哪儿我也不管。但是，下不为例，懂吗？下不为例。

尔育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村本先生开的那家“大株”书店。当然，那时的尔育并不知道，就在尔育出了宪兵司令部到“大株”书店的路上，书店老板村本已经接到了龟田的密令：尔育若有通共通蒋嫌疑立即报吿。

尔育是在这一事情发生了四五十年后，在与年逾古稀的村本先生闲聊中才知道龟田打给村本的这一电话内容的。尔育与村本闲聊时，我在场。我的心头充满了疑惑，为了解除这疑惑，我不得不趁尔育不在场时小心翼翼地问村本先生：书店，嗯，书店是卖书的吗？村本先生朗朗大笑：那当然，书店不卖书干什么？我不得不尴尬地重新提问：我是说，书店里是不是有……村本先生没听完我的话就道：你，我明白了。没有，绝对的没有。书店，民间的。那时，虹口，日租界，日本资产多多的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村本的话。我是应该把村本看作四五十年前那个强奸过玉蓉，尔后又成为玉蓉丈夫最后又遗弃玉蓉的恶棍呢，还是应该把他看作一个年逾古稀银髯飘拂善心回归的老人？5

我对尔育的身世，最感兴趣的热点之一是尔育娶玉蓉的具体时间。倘若能够搞清这一点，将有助于对尔育、对村本认识的深化，或许最终将有助于揭开尔育死因之谜。多方探听的结果，知情者语焉不详。归结下来有两说。一说尔育是在一九四三年夏娶玉蓉为妻的；还有一说尔育是在一九四五年娶玉蓉的。但不论持哪一说的知情者，他们都肯定了一点，尔育是在村本遗弃玉蓉后娶玉蓉的。

为了表示对历史的尊重，我将这很矛盾的两说都给予艺术的展示和想象。

一九四二年夏天。珍珠港事件已经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爆发，美军损伤惨重。苏德战场上，鲍卢斯指挥一百五十万德国军队铁桶般包围着斯大林格勒。中国战场上，抗日战争正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那时的尔育觉得“大株”书店的洋楼像拦腰断成两截的半只船，他就乘坐在这半只船上企图漂洋过海。尔育的这种感觉是对的。我能够想象这幢离火车站不远的房子，每天将容纳多少嘈杂和喧嚣。尔育每天穿越火车站旁的那条小路来“大株”书店上班。他的膝盖、胳膊肘和臀部每天得小心翼翼地在破衣褴褛的难民们的坐姿、站姿、睡姿以及他们的扁担、箩筐中穿行。他的呼吸很随意地就和他们的呼吸融汇在一起。这种景象肯定会在尔育心头激起他对自己职业的一种厌恶。尔育毕竟是个“教育救国”论者。尔育到书店后，书店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愉悦。在那个时代书店和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样，日本人很少，但日本人却成为主宰。尔育在书店干了两个月后就想离开书店。尽管龟田关照他干满一年后随他的便，但龟田的身份和国籍对于尔育来说恰恰又是不能容忍的。尔育不会把龟田的话放在心上。这样，尔育的离开书店就变成了逃。逃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尔育至少得观察观察。尔育观察了一个多月，发觉并没有什么日本人或中国人暗中监视自己。他很快就拟定了一个逃的计划。这次他没有用骰子，而是理智地选择了浙江老家。老家那儿亲戚多、村庄多、河多，要藏个尔育就像在大山里藏个洞，是很容易的事。

就在尔育准备将计划在那天晚上付诸实现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中午尔育接到了村本从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送几本书到村本家中去，买书的主顾是村本在国内的友人。放下电话尔育有点惴惴不安，他不知此行吉凶如何。他毕竟只到了“大株”书店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大株”书店的性质。越是不了解恐惧则越是必然的。而且，村本的这只电话恰恰是他准备实施逃跑计划的前夕。思量再三的结果，尔育还是决定去。他的推测很有逻辑：倘若日本人已经开始怀疑他，他现在肯定已被暗中监视了，不去的话只有充分暴露自己；倘若日本人还没有怀疑他，他去的话则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村本的家在海宁路拐角那儿的一幢日本式小楼里，途中要穿过一个二百公尺左右的窄巷。尔育就在这条窄巷里撞上了玉蓉。七月的正午的阳光，被弯弯曲曲的窄巷分割得很不规则，很凌乱。阳光很强烈很凌乱地洒在玉蓉身上和脸上。她的披肩秀发与凌乱的阳光一样毫无规则可言。一个周身通红的婴儿袋鼠似的紧紧拥在她的怀里。那个婴儿就是兆槐。

扑咚一声，玉蓉跪下了。嘴里喃喃道：救救我，先生，救救我的……孩子。

尔育迅速认出了玉蓉。他进“大株”书店三个多月，玉蓉的美足够在这段时间中让他难以忘怀。玉蓉的美和黑霞的美属于截然不会被混淆的两种美。玉蓉苍白、憔悴，满怀心事、满怀忧郁，她的美呈现出常年照不到阳光的一种病态，袅袅娜娜像尔育想象中的林黛玉。在这三个多月中，尔育一边冷静地欣赏着玉蓉的美，一边冷静地听到了“大株”书店所有的中国雇员对玉蓉的议论。玉蓉在被村本强奸后生下了一个孩子，然后就嫁给了村本。人们似乎不太愿意议论玉蓉手臂上、脚踝上、腿肚上不时会出现的乌青色伤痕。尔育却假定过那些乌青色的伤痕是皮鞋头或藤条或戒尺或砚台之类的东西作用的结果。玉蓉是书店的出纳，但整个书店由她弄出的声响，除了她手下的那架算盘外，几乎没有。她话不多，走路是悄悄的，好像总是踮着脚尖；吃饭是悄悄的，好像总是紧抿着嘴。尔育又假定玉蓉的这些努力旨在使人们忘记她，不要再议论她。因为就在这三个多月里，尔育耳朵里已灌进不少关于玉蓉的闲话。闲话的主要基调就是玉蓉不是个烈女。人们在同情玉蓉被强奸的事实后，又隐隐透出了玉蓉在事情发生后应该自杀、应该逃跑，或一刀宰了村本。当然，人们在表述这种倾向的时候是含蓄的、曲折的，往往要通过对尤三姐的尊敬或是对尤二姐的鄙视来达到。而人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玉蓉为什么竟然还嫁给了村本？竟然还把那个孩子生下来？

尔育在玉蓉跪下地的时候已经明白玉蓉干出了什么事。玉蓉想带着孩子逃跑。孩子是她玉蓉的。在玉蓉脸上尔育看见了那种源自母性本能的坚毅。在这当儿，玉蓉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都市窄巷中的人群，没有了头顶上的天空和太阳，也同时没有了她自己的凌乱和在这凌乱中显示出来的美丽，唯一剩下的是她怀里的孩子———符咒一般昭示她命运的孩子。尔育在和玉蓉成家后，问过玉蓉当时他的判断对不对，玉蓉告诉他，尔育的判断没错。我从村本家里偷偷抱出孩子后，最担心的就是在路上碰到书店的人，但偏偏碰上了你。心一慌，就跪下了。

在玉蓉跪下的时候整个世界矮了半截。她飘拂的素花长裾绽放在窄巷的卵径之上，她仰视都市：哥特式教堂的尖顶消失了，钟楼上的粗壮之针如同英伦三岛老虎牌啤酒瓶的圆肚默默无语，有轨电车的铁轨蜿蜒如同巨蟒平面地缠绕着都市，电火花哔剥闪烁着，如同天空下逃遁着的灵魂颤栗着迸发出的呓语……

玉蓉的下跪既然改变了世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尔育的命运。在那个灼热喧嚣的夏季，尔育不可能带着一个未脱断乳期的婴儿东跑西颠回浙江老家。经过和玉蓉的商榷后，他们远离了当时的闹市区，而在荒僻的西北郊找了个栖身落脚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平工村。

这是关于尔育与玉蓉婚姻关系构成的一种说法。这一说法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四二年。这一说法中的村本十恶不赦。倘若这是确实的话，我觉得我有理由怀疑四五十年后年逾古稀的村本先生对于“大株”书店性质的解释。凭什么说“大株”书店就一定不是日本特务机关披着文化外衣的派遣机构？龟田为什么一定要指定尔育去做村本的随从翻译呢？一个人在过了七十岁后就不会去掩饰他在年轻时犯下的罪行吗？何况，四五十年后的村本之所以跑到中国来，就是想领回他的儿子，在儿子面前他不觉得自己过去做的那一切太残酷了吗？愧对自己的儿子也会迫使他说出一连串的谎话。但我不可能将我的疑惑托给村本先生，也不可能东渡扶桑跑到日本国去内查外调。“大株”书店的性质只能是个永远的谜。

现在我得说说尔育和玉蓉婚姻关系构成的另一种说法。这一说法的时间背景是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雅尔塔会议召开。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诏书下达，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按照这一说法，尔育留在“大株”书店的时间不是三个多月，而是三年。三年使得尔育对于“大株”书店那幢呈“”形的房子感觉要丰富得多。他有时觉得那房子像拦腰碎裂的半截船，有时又觉得那房子很像一个温馨的岛，在高处俯瞰它时，又觉得它像一匹马驹的平视图，他似乎就骑在这匹马驹上驰骋在某个坦荡辽远的草甸子深处。他知道自己关于岛、关于马驹的感觉的缘起，全因为玉蓉的存在。玉蓉是尔育之岛，是尔育栖卧身心的迷濛幽远的草甸子。可以说，正是由于玉蓉的存在，才使他留在“大株”书店整整三年。

我能够假定那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吗？听着年逾古稀的知情者慢声细语地说起当年，甚至说起玉蓉出色的烹调手艺，我能假定那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吗？

那天海宁路上因为某个变压所坏了，临时停电停水大检修。书店关照每个雇员自己带菜带饭，而不在书店斜对门的“大足”餐屋包伙。玉蓉带了个特号大饭盒，里面装了满满一饭盒的白斩鸡，玉蓉殷勤地将饭盒端到每个人面前，眼巴巴地希望那些人伸出筷子夹一块白斩鸡，好像不是她在给予人们什么，而是她在向人们乞讨什么。有人说肝火旺，吃不得鸡，老中医关照的；有人说刚补了牙，鸡肉塞牙缝；有人说一辈子还没吃过鸡，看见鸡就打恶心。在经历了四五个人之后，玉蓉的步子发软，踩出的步子像浮在河面上的乳白色小球，听凭着风浪的追逐无所适从。尔育当时觉得，玉蓉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尔育没等玉蓉转到他这儿，一个箭步跨过去，一筷子下去挟了两块，塞到嘴里大叫：好吃，又嫩又香又滑，不咸不淡不酸，抵得上皇家饭店的手艺。

在尔育大叫大嚷的时候，村本出现了。村本彬彬有礼地说道：今天我关照夫人做了个鸡，白斩鸡的有，大家尝尝。村本说完后，那些说过话和没说过话的人们纷纷举箸。尔育这时却用身子挡住那饭盒，道：不吃的还是不吃吧，勉强下肚败坏了肠胃。说完把满满一饭盒的鸡块往自己碗中一倒，又礼貌地朝村本一鞠躬，用日语说道：谢谢啦，村本君的厚意。

我想为这件事尔育得遇上点麻烦，但告诉我这事的老翁说：没有。怪的是从这往后村本和尔育好上了。在村本和尔育好上的同时，玉蓉也和尔育好上了。老翁说到这里有点暧昧。老人的暧昧不同于年轻人的暧昧，老人的言语态度暧昧时，它让你觉得整个世界就藏匿在他纵横绵延的皱巴巴皮肤里。我想老人倘若直截了当说的话，意思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玉蓉有心于尔育了，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有一段只有天知地知村本知玉蓉知尔育知的三人关系史。

我不可能把这一切探听清楚。但老人还说了一九四五年夏天的另一件事。

那个夏天在这个南方城市中产生了强烈的人口对流运动。一方面，许多人从重庆从桂林从内地的许多地方流回来；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纷纷流出去，而流出去最多的地方无疑是昔日的日租界虹口。村本也是在那时回国的。

尔育在那时已被村本解雇。村本的日本老婆也在那时到了上海，还拖着个十岁的女孩子，听说那是村本和日本老婆生的孩子。

我问老人，村本为什么要撵走尔育呢？

老人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谁愿意光天化日之下戴着顶绿帽子呢？我再一次假定，这当中有一个属于尔育和玉蓉的夜晚，而这夜晚被村本发现了。村本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尔育交给租界上的警察或是日本宪兵，只是仅仅把尔育撵走了事。然而这仅仅只是我的假定。

无须假定的一件事实是：村本和日本老婆一起坐上那艘“樱花丸”号归国了。这一点看来毋庸置疑，因为无论持哪一种说法的当年知情者都共同声明：他们看见过村本的那个日本老婆。当那个日本老婆出现时，玉蓉就消失了———或是与尔育私奔或是被村本遗弃后再找到尔育缔结秦晋之好。反正村本没有在一个狭仄的空间范围里同时占有两个女人。

在听完了构成尔育和玉蓉婚姻关系的两种说法后，我难辨真伪，我只能慨叹于历史的浩瀚、混沌和深邃，我只能瞧着我笔下的主人公们被禁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粗重、强壮的紫红色光芒之中———那光芒应该属于未被他们带到天堂或地狱的宿命，就是说，那光芒是留给他们自己隐秘的灵魂的。

当然我不会甘心在他们的灵魂之门前却步。在尔育健在的时候，我就试图用酒盅去叩打那沉重如铁的灵魂之门。我不止一次地拉着尔育喝两盅。尔育酒量不大，浅浅的两盅白的下肚后话就开始稠起来。这时的尔育谈宁波老家，谈清泾———那幽濛之河上的幽濛遥远的岁月，谈上海滩的趣闻轶事，就是不谈“大株”书店和在日本留学的岁月。尔育对涉日的话题讳莫如深。

我只得作罢，取其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归纳如下：尔育确实在“大株”书店作过村本的随从翻译。村本确实强奸过玉蓉而后又与玉蓉结婚最后将一个男孩留在了中国。那个男孩确实就是兆槐。玉蓉确实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的某一天成了尔育的妻子。6

历史不会比此刻升腾于眼帘之中的盘旋如鸽的蓝色晚炊更为真实。深潜于尔育的个人历史之中并没有使得我对尔育的死因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它提供的最真实的画面只不过说明尔育青春血脉的旺盛和强劲。年轻的尔育反抗过腰缠万贯的父亲，反抗过龟田的精心安排，反抗过芸芸众生对于玉蓉既定的道德鉴定———这样一个不断反抗着的尔育绝不可能自杀。倘若我拘泥于一个人的青春并以他青春的所作所为作为依据来对他的后半生行为进行判断的话，那我无疑永远不可能突出问题的重围和陷阱，进而搞清尔育的死因。从这个角度而言，青春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充满诱惑力的欺骗。

平静如水。村本君到来掀起的浪花迅速平息，平工村的岁月重新平静如水。夜晚照样在沙沙沙的麻将洗牌声中结束，早晨照样在另一种沙沙沙声中开始，那是另一种韵律，那是由竹制的马桶刷子摩挲杉木桶身后发出的韵律，它们古老却预示着崭新的一天的开始。

就在这平静如水的日子里，兆杨媳妇接到了兆槐从东京寄来的一封航空快信。信看来是兆槐全家老小抵达东京稍事安顿之后发出的。兆杨媳妇接到兆槐航空快信的时候，尔育的追悼会尚没有举行。兆杨媳妇没有将尔育死讯通知尔育在日本的所有亲人。主意是我出也是我定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让那么多人在刚刚抵达异国只有一个多星期的日子便为是不是能够返国以尽孝心而为难。

兆杨媳妇是在单位里接到兆槐的航空快信的，就是说，这封避开寄往平工村的信函有着不希望尔育看到的内容。

果然是这样。信尽管很短，寥寥数行却透露出兆槐对尔育的深深牵挂之情。兆槐以一种强有力的暗示结束了这封信：尔育可能会自杀。兆槐忐忑不安地叙述他曾见到过的三只棕色小瓶所装载着的白色药丸。药品的名称叫“苯巴比妥”。兆槐记得尔育把这三只棕色小瓶放在紧靠阁楼的那只五斗橱的第一只抽屉里，他让兆杨媳妇经常去关心关心这棕色小瓶的下落。

这三只棕色小瓶为什么会引起兆槐关于死亡的联想，兆槐没说。他为什么会想到尔育可能会自杀呢？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兆杨、不是兆杨心细如针的媳妇呢？我的思路蓦然洞开，或许我可以变换一个角度来探讨尔育的死亡原因及方式。

对一个老人来说，儿孙们的命运———他们的福祉和灾祸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他们自身的命运。这种根深蒂固的老人所独有的意识也许正是人之暮年对于生命的一种把握形式：看见自己的生命在另一个自己所创造的生命中得到绵延得到发展，那另一个生命也就无形中成为他自身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追忆尔育儿女们的命运轨迹来窥探尔育的命运变化呢？或许尔育的儿女们就是折射尔育灵魂映象的三棱镜。

故事可以从兆槐开始。7

兆槐的故事仍然可以从那个夏天开始。那个骤然之间让尔育苍老许多的夏天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的季节。

正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天忽然阴了，像是有一块抹布很随意地在天空上抹了两下。然后兆槐就看见门前给水站的那只巨大的淘水桶中，乳白色的桶面上漾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像那样的淘米桶现在当然是找不见了，但那时它还确实存在于大都市的这一角落里。桶是木质的，杉木，两个汉子抱不过来。给水站早晨4：30分开始供水，这时看水的唐二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水桶放满清水。这满满一桶水就为二百来户人家的平工村提供了一天三餐淘米的去处。在桶子里淘米不用花费“水筹”，就是说不用花钱。过了中午，桶子里的水开始稠起来，牛奶一样白，桶面上以及桶的边沿漂浮着、粘糊着稀稀拉拉斑斑驳驳的黄色和褐色颗粒。经常淘米的兆槐知道，那黄色和褐色的颗粒是谷糠。到了晚间，6：30，给水站打烊之前，准时会有一架拖车将这满满一桶淘米水运走。拉车的叫天恒，是离平工村不远的云潭生产队的农民。顺便说一下，平工村位于中山环路的西北边沿上，六十年代末期，出了中山环路就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野、阡陌和河流。天恒每晚给唐二妈三角钱，扣除这一桶水的基本投资0.04元，唐二妈盈余0.26元。然后天恒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淘米水拉到生产队的养猪场去，猪吃了淘米水拌的麸糠，爱长膘。兆槐起先在算一笔账，一笔很可笑的账。在那个夏天兆槐总觉得无所事事，手中干着活也觉得无所事事，但胡子已经密密麻麻如一柄猪鬃刷子，周身麻辣辣的血也如无数韧劲很足的细尼龙绳子，绑得筋肉和五脏六腑发疼。他却仍然觉得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又忧心忡忡，这注定了那个夏天是产生悲剧的夏天。这是后话。当时兆槐觉得那笔账很可笑，就是说平工村二百来户人家每天花去的实际淘米费0.04元，却生产出0.26元的利润。

接下来，雨下大了，兆槐站起身，准备自动站到唐二妈的“麾下”。逢到雨天，唐二妈和她的闺女根娣总要招呼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将淘米桶搬移到她家门前一块遮雨的油布毡搭的棚下，不然，雨水稀释了浓稠的乳白色淘米水，0.26元也就没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若干年后兆槐想来，仍觉得那件事发生得不可思议。淘米桶中部的一块木板在没有任何外力碰撞的情况下自动破裂。当时没有一个人经过那儿。当时兆槐正在算着那笔很可笑的账，因而兆槐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象征唐二妈母女俩财源的淘米桶，这样，兆槐也就可以确认，没有小孩从远处扔瓦片扔石头掷中它，事实上淘米桶周围也没有瓦片、石头之类的东西。后来兆槐想到过，也许它年久失修了，但兆槐仍然觉得惶惑，那长年累月蓄积起来的破裂为什么独独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独独发生在那个夏天的那一天呢？他总觉得这种破裂与后来发生的事、与他以后的命运有一种无法言传的联系。

乳白色的淘米浆水如同瀑布从桶的中部倾泻而下。很长时间内，兆槐的眉棱上挂着这一股倾泻而下的乳白色瀑布。记忆把感觉和思维交给了凸起在前额的那两块眉棱。豁口不宽，双拳相握那么大，口子呈锯齿状，这使得乳白色的瀑布如同真正的黄山瀑布那样，有着几股水流分层次而下。

犹豫只是一刹那的事。兆槐面对跺着双脚不知所措的唐二妈很快找到了办法。他知道0.26元对相依为命没有任何外援的唐二妈和根娣的价值。他迅捷蹲下已经被血绑得发疼的身子，用脊背挡住了豁口。好在是夏天，他只穿着一条裤衩。水流浇在他光溜厚实的背脊上，漫过他的肩，他的腋下，漫出一片他的血需要的清凉。他的腋下黑毛茂盛，水流也就濡湿了他腋下的那片浓荫。那是乳白色的水，到死兆槐也不会忘记那水流的颜色是乳白色的。瀑布给堵住了，他很冷静地吩咐唐二妈和冲出门的根娣：拿脸盆来，再去借几个水桶。

在那个夏天还没有后来风靡全市的、长长的拖到脚跟处的睡裤。那时平工村的绝大多数男女老幼们到了夏天都习惯穿一条短裤衩。区别是女人们的长些，男人们的短些；女人们是花花绿绿的，男人们不是蓝就是灰的。兆槐穿着一件灰的，抑或蓝的？恍惚中那条短裤很紧，是隔年的，因而蹲下身时，下身勒得很疼。根娣穿一条短裤，上身穿一件碎花圆领衫。根娣十八岁，十八岁的根娣那时也发育得恰到好处。根娣手持脸盆，小心翼翼地将脸盆伸到他的腹背底下接水，眼睛辣辣地睃巡在他的胸脯上。他感到一阵心跳一阵潮热，接着他就在根娣低首接水的一刹那，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改变。事后他觉得事情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他发觉根娣的胸部弥漫着一片淘米水，但又要比淘米水来得结实，似乎是淘米水在那儿凝结成两座小山。8

兆槐相帮着唐二妈和根娣挽救了那桶淘米水。由于长时间浸在那乳白色的浆液中，也由于雨点越来越大，兆槐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浑身湿透了，准确地说，是那条唯一的裤衩湿透了，那湿淋淋的感觉来自于湿淋淋的裤衩。

兆槐是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的，当年没考上大学，后来又连考了三年，都没考上。他就读的那所中学不算差劲，是市里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也不能算差劲，除了美术教员说他对色彩缺少感觉外，其他各科成绩从初一到高三，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玉蓉每次在兆槐赴考场前，都按照平工村沿习的苏北乡俗，给兆槐裹上几只粽子，意即“中”了。这使得兆槐每当过端午节时，瞧见玉蓉藏起几张挑拣出来的又宽又厚的芦叶就觉得一阵心慌，他就想到这芦叶在两个月后将和他一起走进考场，一同承受酷暑的溽热。相比之下，倒是尔育来得镇静，每次送兆槐赴考场都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尔育说：好好考，你一定要好得比别人不是一小点、一大点，而是好许多！兆槐使劲点点头，意思是他听懂了父亲的弦外之音。到了第四年上，那年的端午节，兆槐注意到玉蓉没有像往年那样挑拣出又宽又厚的芦叶藏起，这使他猛然产生一种解脱的快感。他累了，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觉得自己很累很累了。他想到新疆去，尔育不同意，说：你有沙眼，那地方风沙大，你的眼受不了。在尔育很笨拙的借口中，兆槐感觉到了一种……父爱。后来核计他的职业，尔育坐在床头闷了半天，才像老水牛那般抬起头，说：好歹你也有半肚子墨水，要不到邮局门口摆个摊子，代人写信？兆槐一听，火了，找出一支读书时用的钢笔，一拗两断，说：我这辈子就不吃捏笔杆子的饭了！再后来他跟着对门灰眼他爸，在中山环路人来人往的地段，摆了个修锁配钥匙的摊子。

我敢说，兆槐尽管那时已发誓一辈子不再吃捏笔杆子的饭，但他身上仍不乏一种很优美的书卷情调。他埋葬了他的初恋又在怀念着他的初恋。他初恋的女友是他高中时的同学。那女孩子考上了哈尔滨工大。那是所培养造导弹人材的学校，那所学校的政审之严格让兆槐简直无地自容，兆槐在那时依稀知道父亲尔育为日本人干过事，他想，我这辈子不可能和一个造导弹的人攀上缘分。

那年我可能八九岁，刚上小学。有时我光顾他那修锁配钥匙的寮棚式工作摊，常常见到他嘴里衔着一只口琴，呜哩哇啦吹着一支很好听的曲子。那曲子就像把暮秋时节的蟋蟀叫声移到了大汗淋漓、烈日当头的盛夏，有一种遥远、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沁凉。我当然不可能记得那曲子叫什么，记得的只是童年时那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在我嘴唇上端长出胡子的时候，兆槐早就不吹什么口琴了。他见了我的胡子，冲我神秘一笑，说：下面也长啦？然后说一些荤话也不再忌讳我在场……

我已经把话扯远了。我现在回头说那个夏天。那天兆槐是提前收摊的，逢到暴雨天，兆槐都是提前收摊的。但那天提前收摊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兆槐看到了那片追逐而来、越变越浓的雨云，还因为兆槐看到了那队穿越中山环路、臂膊上套着“红卫兵”袖章的人群弯进了通往平工村的那条弄堂。兆槐预感到那群人和自己的家也有某种联系。一个星期前，尔育已经在家拾掇打扫、东清西理了。所有可能与“四旧”勾连的东西都该烧的烧，该扔的扔了，该上交的上交了。尔育手里掂着一只金戒指、两只银镯子，还有一只金锁片，捆捆扎扎包起来，准备上交。玉蓉说：这是建设公债买的呀。尔育说：说得清楚吗？后来尔育把这些金银交到图书馆的“文革”小组去了。

雨停了。批斗会是在雨停后在居委会后院的那块空地上举行的。尔育的家正对着那块空地。当尔育、玉蓉低头站在自己家带来的长凳上接受批斗时，兆槐也和兆杨、兆静一起站在自己家里的另一条长凳上，踮起脚，伸眼朝门上的气窗那儿向外望去。

口号声一阵阵传来。口号声停下来时，红卫兵们就历数一长溜被批斗对象的罪恶历史。东头那家胡家是逃亡地主，西头那家邵家是还乡团，再西头那家程家有人在台湾当国民党团长。这时兆槐并不觉孤独。他只觉得惊奇，小小的平工村里原来埋藏着这么多与他家相同命运的牛鬼蛇神。

轮到父亲了。红卫兵们开始历数父亲的罪状。兆杨和兆静情不自禁把头伸到他壮实的胳膊下。兄妹三人簇拥在一起。这时他也不觉得孤独，他只感觉到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他把他的胳膊伸展开来，围护着兆杨和兆静，好让弟弟和妹妹感觉到他胳膊的温暖和坚实的弹性。他想象自己的胳膊是一道港湾。

但从什么时候他的胳膊开始软了，开始垂下，像垂下一副挽联，以后就再也没有抬起来？从什么时候兆杨和兆静开始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他，像看着一粒从眼中揉出的砂粒？我是村本的儿子？是日本法西斯的儿子？是强奸？强奸！强奸强奸强强强……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已经带着不可饶恕的罪恶？

后大塘是早年平工村孩子们的伊甸园。后大塘是一个潭。平工村右侧傍着冲河，左侧傍着后大塘。潭是死潭，孩子们常在潭边打水仗、玩纸船、挖蚯蚓、捉蚂蚱。但后大塘一到夏天奇臭无比，终日浮着一层绿苔的水面浓稠得像发过酵似的，麇集着成群结队的蚊蝇。夏天的黄昏孩子们是不到后大塘去的。

后大塘是从那年夏天开始消失的。市里的某家工厂看中了这块地皮。那年夏天每天总有两卡车的煤渣被拉来填塘。后大塘那年夏天看上去像一个正在夭折的生命。塘的一半已给填了，是褐黑色的煤渣；塘的另一半仍是那浓郁得瘆人的绿。后大塘的末日景象在当时的兆槐心头唤起的是怎样的感觉呢？我这样问，是因为兆槐在这儿完成了他对自己生身父亲的报复，即对村本寺一的报复。

就是那天黄昏，批斗会仍在热烈地进行中。后大塘空寂如山谷，平工村能动的活物似乎都聚集到居委会后院的空地上去了。夕阳缓缓沉落在后大塘残缺的半个身体中，那夕照的艳红和塘的惨绿形成非常不谐和的对比。煤渣倾泻形成的岸，像残损的狗齿，在充满欲望地啃啮着塘中的夕照。兆槐缓缓行走在塘边，煤渣在他脚下发出咯喳咯喳的声响。这时他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根娣正弯腰走在塘的另一侧捡拾着什么。兆槐想了想，明白了，根娣在捡煤渣。根娣穿的那身衣服，仍是他下午在给水站旁看到的碎花短裤和碎花的圆领衫。夕晖无际无涯，从脚下伸延到天边，显出一派辽远和迷茫。根娣沐浴在夕晖中，只有沐浴在夕晖中的根娣方才显示出人世间的真实和暧昧：那光毫无忌讳地在根娣身上勾出一条浑圆饱满的曲线。

黑色的煤渣，乳白的淘米浆，一种强烈的色块对比如同电流击穿兆槐。他想到了父亲，不是尔育，是另一个父亲。凭着这一条罪恶之躯他应该做些什么才不愧对他的降临呢？末日的后大塘蛇一般撩拨起兆槐的野性。他听到了根娣的呼喊和哭泣，但他觉得那呼喊和哭泣像是从即将消失的潭底升起来一样。我也消失了，消失在潭底。他听到自己在对父亲说。兆槐哥兆槐……你不……不能……根娣的呼喊和哭泣在一刹那也曾唤起过他的柔情，他知道只要用柔情回报柔情，那弥漫的乳白色浆液迟早也会柔柔的、洁白的成为他归宿中的湖泊。但我为什么要洁白要温柔呢？我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这个世界给予我的是这样的吗？

那年夏天煤渣不可抗拒地覆盖了后大塘。9

在筹备尔育的追悼会期间，兆杨曾从东京挂回一个长途。长途是挂到公司的，我刚好在公司采访。在兆杨与公司的公务谈完之后，我接过了电话机。我说了尔育辞世的消息，我想兆杨的神经能够承受。我还说了尔育死因不明，自杀和自然死亡的迹象都相当充足。兆杨的意见与兆槐截然相反，他断然咬定尔育绝不可能自杀。自然死亡绝对是自然死亡，他的大声叫嚷即使隔着几千公里的空间距离也使我的耳膜震荡不已。10

讲述兆杨的故事，可以从那个夏天开始，也可以不从那个夏天开始。在兆杨的故事中，重要的是那条冲河。

冲河不宽，涨潮时容得下三四艘木船，退潮时只容得两艘驳子擦着船身而过。兆杨从小爱在河边蹓跶，常常放了晚学独自一人溜到河边，呆呆地玩到掌灯时分，看船上人家升起一缕缕晚炊。在兆杨发育之前，兆杨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对着河面撒尿。兆杨站在平工桥上，掏出鸡鸡瞄准桥栏杆上几指宽的水泥缝隙，一线尿便热热地喷薄而泻。从桥面到河面有五六米见高，尿的五六米的长度就给了兆杨说不出的愉悦。最妙的是，无论是从桥洞下穿行而过的船上人家，还是桥上的过往行人，都不能看清兆杨的鸡鸡，兆杨的鸡鸡藏在水泥栏杆的缝隙中。大多的时候，船民们是躲得了兆杨尿的扫射的，但偶尔也有被兆杨突袭弄得懵头懵脑不知所措的，这时兆杨哈哈大笑乐一阵子，瞧着船民们愤怒地挥起竹篙抽打在水泥栏杆上。竹篙尖端的钢铁与水泥栏杆相撞后爆出点点火星。

在冲河的流水声中，在冲河上机动船小马达的突突突声中，在驳子船的欸乃橹声中，兆杨一天天长大。冲河使兆杨充满了漂洋过海的欲望。而当有一天兆杨被这种欲望压迫得挥拳砸向父亲时，兆杨和尔育同时发觉，兆杨长大了。事情是由门前的一挂葡萄树引起的。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当年平工村的心脏地带有着一个小花园。小花园属于居委会管辖，葡萄的所有权自然也归居委会所有。但那挂葡萄树对缺油少盐的平工村的孩子们永远是一种残酷的诱惑，因为那些葡萄永远也不会有颜色变紫的一天。那天居委会主任瘸子老郝的幺儿子“洋枪”拖着兆杨潜入了小花园。在兆杨和“洋枪”满嘴青涩地爬出小花园的竹篱笆时，瘸子老郝的一只跛脚上的大头皮鞋正威严地晃荡在他们头顶。“洋枪”把教唆的责任卸到了兆杨头上。瘸子老郝轻易地相信了幺儿子的话。傍晚时分，尔育回家时也同样轻易地相信了瘸子老郝的话。父亲当着瘸子老郝的面抽了兆杨一只耳光，这只耳光煽动起了兆杨的全部血性。兆杨当时读小学六年级，他觉得父亲这一只耳光是为了瘸子老郝而完成的。他的脸上留下了五道火辣辣的血印子。父亲接着又抽了两次、三次，在瘸子老郝赞许的眼神下，父亲越抽越轻松，越抽越顺手。终于，兆杨大喝一声，一拳砸向了父亲。尔育显然被这一拳砸懵了，当他醒过神时，兆杨已从他的腋下哧溜窜出。接下来兆杨跑，尔育追，就在尔育快要追上兆杨时，兆杨已经跑到了冲河岸边，只见他敏捷如猴跳上足有他肩那么高的水泥堤坝，纵身一跃跳到一只机动水泥船上。尔育当时的想法是儿子跳河了，而兆杨后来觉得就在这一刹那，他才真正抛弃了父亲。父亲越来越遥远。在兆杨的心中，那种漂洋过海的欲望，开始胀破他的血管他的紧绷绷的衣衫。他熟练地摇动马达的转轮，他早已千百次在岸上在心里重复过这一动作，他觉得臂膊间充满一种可以炫耀的力量。正是向晚时分，船的主人上岸去了，兆杨觉得他就是这艘船的主人。启碇了，兆杨将锚链哗哗收起。父亲像岸像泊在港口的孤零零灯塔，目送着兆杨远去……

有了第一次与父亲的交手后，在以后的岁月里就有了数次与父亲的交手。在这一次又一次交手中，兆杨觉得他越来越熟悉父亲，但尔育却越来越觉得儿子陌生得不可理解。

那年夏天兆杨十八岁。那时的冲河已经浑浊得不像一条河，终年流动的液体像是被稀释了的柏油。只有到了夏天，强烈的太平洋刮来的季节风将黄浦江的水倒灌进苏州河，苏州河再把黄浦江的水倒灌进冲河，冲河才露出些许美丽的浊黄色。平工村五岁往上三十往下的汉子们，在冲河那短暂的美丽中，总是成群结伙沸沸扬扬跳进冲河。冲河的河面上漂着木桶、澡盆，平工桥上不时有人纵身跃进水面，最甚时几个人站在桥栏杆的横条上叠罗汉，然后，站在最高的人率先跃向水面，底下的人再一个接一个如同多米诺骨牌泻向河中，河面上砸出一朵又一朵水花。这样的时候是兆杨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候，他总是叠得最高的那一位。他跃进水中的时候，两岸观者如潮，欢呼声喝彩声也如潮。

在水中潜游的时候，他一个猛子总是扎得很深很远。冲河撩拨着他、压迫着他，而这时他觉得已经把所有的欲望给了冲河，包括他十八岁时那种隐秘的欲望和激情。他在水中计算路程的方式很有些特别，最出色、距离最长的那一个猛子，他总是习惯地依靠放尿来计算。热烘烘的尿液在冲河浑厚而又温凉的刺激下，缓缓地慢慢地渗进冲河深处。在这样的过程中，兆杨知道他又一次完成了少年时代的夙愿，又一次完成了对父亲的背叛和对自己的欺骗。漂洋过海，他渴望的似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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