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丛桦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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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乡关试读：
作者简介：
丛华，笔名丛桦，文登日报社编辑，山东省作协会员。诗刊、散文作品散见于《散文》、《诗刊》、《星星》诗刊、《飞天》、《西部文学》等。先后入选《诗选刊》、《中国最佳散文》、《中国散文年选》等多个选本，连续五年入选《散文精选集》，散文作品被《读者》、《散文选刊》、《意林》、《青年文摘》、《格言》等畅销杂志转载。连续三届获得文登学奖文学艺术类银奖。2014年获得首届齐鲁散文奖，并获得第二届山东省十佳青年散文家荣誉称号。著有散文集《山有木兮木有枝》，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一辑
坐在秋天之上
一个人的乘坐史，如果没有坐拖拉机的经历，不能不说是遗憾的。我坐过手推车，坐过大马车，坐过火车和飞机，但最让我有凯旋的豪迈感觉的，就是坐拖拉机——手扶拖拉机。
那天傍晚，装满玉米的麻袋一个个摞到手扶拖拉机宽大的拖斗上，机器启动，只听一声巨响，拖拉机立刻激动得浑身发抖，摁都摁不住。我急忙爬到抖动的麻袋上，抓住抖动的铁栏杆，还未坐稳，拖拉机就抖动着引吭高歌驶离玉米田。山路起伏着，拖拉机颠簸着，我全身失控，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过电似的无一处不肉颤……
每次坐拖拉机，我都会想起一个瓷人，那瓷人的脖子是一根极细的弹簧，轻轻一碰，瓷人就摇头晃脑，战战兢兢。每当此时，我就一边享受这种抖，一边想笑。田间劳动的疲惫、酸痛以及满身的泥土就在这一路抖动中散尽。
一辆手扶拖拉机堪称一座DJ舞厅。它具备粗犷的歌喉、快活的节奏和大幅度的动作。开手扶拖拉机的人大抵面目黧黑，满脸风霜，他们没有头盔和安全带，没有CD和导航仪，那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就是他的车载音乐。秋天正在风卷残云，而他不慌不忙地操纵着机器，飞轮、启动爪、传动皮带，还有很多我不能命名的部件同时开始工作，比航空母舰还复杂。作为一种农机，手扶拖拉机下地为牛，上路为马，耕耘便耕耘，播种便播种，收割便收割，脱粒便脱粒，只要给它足够的柴油和所需的配置，它就无所不能。
开拖拉机的人目光坚定，体魄健壮，以鼻梁为刀锋，一路切开迎面而来的风。拐弯的动作夸张并且惊险，我经常担心要翻了。
这个秋天，我就坐上了这样一辆手扶拖拉机，它满载粮食，凯歌高唱。我视野开阔，心情澎湃。仿佛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我的领土，土地上一切的丰收，都是我的喜悦。
坐在粮食之上，坐在秋天之上，我检阅北国秋色，检阅苍茫大地。
我向一片高粱致意，它们深红的脸庞刚刚擦过我的肩膀；
我向路边的鸭跖草致意，它们用宝蓝色的小花瓣把山路两边装点成璀璨星空；
我向湾里的鸭子致意，它们像一叶叶轻舟浮在水上，划出的涟漪像我心中一圈圈的笑意；
我向水边洗衣的妇女致意，她们嗓门洪亮，热衷于赞美丰收的庄稼；
我向房顶上的炊烟致意，向天边的晚霞致意，向碰到的每一辆手扶拖拉机致意，它们喷着灼热的鼻息，背负着高高的大豆花生。
我向碰到的每一个俺村的人致意，他们在田野、在果园、在门口、在房顶上收拾粮食。紫色的暮霭中，他们把秸秆按着同一个方向码放成墙，他们用玉米把俺村堆成一座黄金的城。
我有村庄，在水一方
一进入七月，爹就开始放鞭。
吃过午饭，他在布兜里揣着几只鞭炮走了。
爹是去梨园放鞭赶鸟的。
七月，梨开始成熟，鸟雀的嗅觉非常灵敏，纵是两层纸袋套着，也闻到了梨甜。它们汇集在梨园里，开始聚餐。尤其是喜鹊。
赶鸟，于是就成了夏末秋初重要的事情。
我问妈：放鞭行吗？
妈说：行什么行，你没看见那一筐子。
筐里盛满了梨，有被鸦雀吃了几口的，有被鸦雀蹬到地上跌伤了的，都长到半斤来重，这会儿鼻青脸肿地堆在筐里，吃也不能吃，卖也不能卖，扔也不舍得扔。
那些梨都有着很昂贵的名字，黄金、宝石等，每只大约都有一斤重。但这些有着昂贵名字的水果很贱，从来没超过一元钱一斤。爹的梨今年就比去年多一倍，虽然价钱会下跌一半，但是爹喜欢这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爹一般一天放八次鞭，上午四次，下午四次，梨园四个方向，一个方向放两次。爹还在梨园的四面安插了他的手下——四个假人，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四个假人也是我们家的四个家人，因为爹给它们穿着我们的衣裳，向东的那个假人，爹给它穿着我的一件上衣，一件冬天的红色薄棉袄，它红彤彤的样子很像我，它伸开胳膊的样子也很像我，它戴着我的毛线帽子，单腿独立的姿势真是比我还像我。每次看到这个假的“我”，我就想唱一首歌：“小小羊儿跟着妈，有白有黑也有花……”
但是爹说没有用，因为有一次他发现“我”面前的一棵梨树上，竟聚集着多达八只喜鹊，它们叽叽喳喳，变换着各种角度撕开纸袋，吃一口，换一个，而“我”不作声，还是伸开胳膊，单腿独立的姿势，不像是给爹看鸟的，倒像是给鸟看爹的，是鸟的卧底了。
不管事，爹说，还得放鞭。但是假人也没有撤，照旧布置在梨园四方，虚张声势。
不放鞭的时候，爹就提着一个破脸盆，用木棒一边敲，一边在梨树中巡逻。我曾在一位开礼仪公司的朋友处借了一只铜锣给爹，让他敲锣。这就是使梨园有了点戏台的意思，只是梨树挂满了梨，沉默不语，全是憨厚的样子。于是爹就像个更夫，在这透着果香的林中演他的独角戏。后来锣面被敲出一条裂缝，声音就很破很闷，好像爹在咳嗽。爹很心疼，便找人把裂缝焊了一下，这一焊，锣连咳嗽也不能了，一敲，就发出“笃”的一声，好像啄木鸟在敲木头，爹只好仍改敲脸盆。于是，梨园又响起铁皮鼓的声音。
我又搞到一只电铃，安装在梨园里，设定时间，定时发作。有时偶尔去梨园，忽听电铃炸响，只觉耳膜爆裂，恨不得生两只翅膀飞走。巨响战术对于鸟的震慑力是暂时的，时间长了，它们就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大动静，反正也死不了，也捉不去，所以它们久久控制了梨园的上空。所以爹最想要的是一杆土枪，铁砂像霰弹一样射出去，鸦雀们纷纷坠地身亡，这才解恨。
爹病的日子，走不到梨园，电铃被雷击成哑巴。
后来，一场暴雨洗劫了整个村子，雨停的早晨我打电话给爹，爹说水到了炕前了，我们村三条河，四方池塘，连成一片汪洋。村里都要转移，他在搬东西。
我问玉米，爹说玉米都倒在水里。
我问梨，爹说梨树没倒，都在水里，看不见树梢。
秋收的大幕拉开
十月抵达北方，秋收的大幕拉开。
每年十月，我最先感受到的，不是黄金周，不是旅行社的彩色小旗，不是熙熙攘攘的商场，不是锣鼓喧天的促销演出，而是满山遍野的庄稼和起早贪黑的人们。
十月的乡村，人们都在无声地忙碌着。只有犬吠，只有鸡鸣，只有农机的声音，一会儿近了，一会儿远了。
玉米要从秸上掰下来，花生要从土里刨出来，大豆要从荚里剥出来。高粱、芝麻、地瓜、向日葵，五谷杂粮都到了丰盛的时刻。
镰刀、头、铁锨、杈、钉耙、连枷、仓、囤都擦拭一新，各就各位。
三轮车、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更换了新的齿轮和零件，欢歌在田野上。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稼人养精蓄锐很久了。
这一季，所有的农具都握在庄稼人的手里。
这一季风调雨顺，庄稼人才会安居乐业。
秋收秋种前后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的体力活，给人们考验和煎熬，也恩赐给人们足额的成色。
丰收的田野里，庄稼样样都长得漂亮。高粱是醉红的脸，玉米仿佛乡村新娘，穿着九层袄，一层比一层柔软，贴身的白色纱衫薄如蝉翼。花生在壳里守着童贞，它们都有肉色的小身躯。风时有时无，吹来它们的一丝丝香、一丝丝甜。大豆是活泼的，轻轻一碰，便像水珠四溅。
中午或者傍晚，你会看到村路上，大大小小的农用车满载而归，男人握着方向盘，一辆车就能占据整条村路，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声音近了，远了。车斗里的庄稼堆垛得高大，仿佛要溢出来。女人包着头巾抱着孩子高高地坐在庄稼里，像巢中的雌鸟，随着凹凸不平的村路，摇摇晃晃。
这是田野的节日，是乡村的节日，为了庆典这节日，人们在屋顶升起缓缓的炊烟，在门口堆上一百穗玉米、一百捆大豆、一百朵向日葵。
每个人的脊背都是汗，头上都是玉米须、草籽、泥土。都忙、都累，要刨、要摘、要割、要晒，要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要用木锨和杈扬净，要准备簸箕、抬箱、柳条筐，要准备一百条麻袋。
他们每天劳作超过十二个小时。
他们有的贴膏药，在肩膀、在背后、在手腕。
女人们不停地说：“累死了”“累死个人”。
男人们进屋就喝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他们腿也伸不直，腰也挺不起。但他们喜悦地、爱惜地说：“寸草归垛，颗粒归仓。”
他们尊重每一穗玉米，每一粒黄豆，他们都具备勤俭的美德。
地里的庄稼收拾干净之后，接着便要翻土、施肥，重分阡陌，播种小麦。等到麦苗均匀地织就一层薄薄软软的绒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男人便出去打工，女人便开始拆洗衣物。
鸦雀无声，它们也吃到了新的粮食。
麦收
进入6月，北方的田野就换上了小麦的肤色。
309国道两旁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联合收割机，仿佛大战前夕，重兵器集结待命。
我不割麦已经十年之久。我记得那声音，金晃晃的声音。
进入5月，人们每天都互相通报小麦的成熟状况，忖度收割的日子。麦子很稠密，麦穗碰着麦穗，发出愉悦的声音。麦子都长得一般高，一般齐整，麦穗带着香气，麦秆是空心的，透明、洁净。地里全是人，人全都弯着腰挥镰前行，仿佛一场鏖战，人与土地的短兵相接，犹如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麦子是汪洋中庞大密集的鱼群，正迅速流经人们的头顶，这是一场角逐，人们只能用镰刀一网打尽。
这时的白天和黑夜渐渐相等，夏季的阳光像麦芒，晒出汗里的盐。据说割麦子的高手在割麦的时候，将镰刀向空里一抛，就能捆好一捆麦子，然后接住落下来的镰刀。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只看见一方一方金黄的毯子被镰刀卷走，显出纵横的阡陌，显出阡陌间嫩绿的玉米苗和浓绿的花生苗。
开镰这天，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井中取水，用来饮用和磨刀。井口是一米见方的正方形，深不见底，水离井口不到两米，看去有点像白色的汤汁，是全村最甜的井，也是全村最深的井。井壁的石头圆而且凉，生着碧绿的青苔。我用嘴咬着水壶的细绳，两手撑住井沿，双腿跨下去，踏住井壁的石头，弯腰将壶按在水里，咕咚咕咚地灌。冷气缓缓浴遍全身，我看见我黑色的影子在水面晃动，青苔上的水珠都活了起来。
脱粒在整个麦季中最为激烈。那时的麦季持续时间很长，前后足有一个月，那时的麦子要经过多道工序。麦子割倒后，捆成腰粗的麦捆，用铡刀铡下麦穗，剩下的麦秸有残留的麦穗需要拣净，孩子们干的就是这拣麦秸的活计，一拣就是十天，二十天，坐成一排，低着头细细的扒拉。铡刀是一种说不清是农具还是刑具的东西，它有一个长长的木槽，船桨一样的大刀片固定在木槽的一头，多粗的麦捆都能咔嚓一下齐齐斩断。铡下来的麦穗抛上脱粒机。脱粒机驻扎在麦场上，浑身都是滑轮、皮带，缠着链轨，还有脱粒仓，电闸一开动，就浑身剧烈地哆嗦，麦子刚喂上传送带，麦粒就打到脸上、手上。
那时脱粒仿佛总是在夜里进行，所有的麦场灯光如昼，所有的脱粒机整夜整夜轰鸣，所有的麻袋都鼓胀起来。人们围着脱粒机忙碌，拆麦捆的人、叉麦秧的人、接麦粒的人、撑麻袋的人都戴着宽檐大草帽，脸上、肩膀上全是麦芒、麦糠，人们说话都是短促的、大声的。
几个通宵过去，麦秧堆得到处都是，庞大的草垛中间，村落显得越发的矮小。
6月的烈日令人敬畏，麦收过后，家家户户开始摊晒小麦。房顶、麦场、门口全是小麦，早上要薄薄地摊开，晚上要一粒不少地收成堆。日头最焦的正午，还要每隔一小时，赤脚将小麦耙成密密的细垄，像一方信笺那样的字行，一会儿横排，一会儿竖排。木锨、扫帚、簸箕、麻袋都是新的，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晒麦的人手攥一把新麦，放一粒在齿间，尝试成色。
那样的正午，村子里全是小麦的味道，母鸡在麦垛里打盹，母羊躺在麦秧里，摊晒它们的乳房，全身最大的器官。
人们把铡下来的麦秸修理整齐，用绳子织成半米多宽的草帘，躺在上面歇晌。用的时候展开，不用的时候卷起来，用绳系好，像国画画轴。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漂亮的金黄的草帘子。那时我背着它去学校午睡，将草帘子在教室里铺开，那种睡在干草上、闻着草香入睡的感觉以后日子不曾再有。“1998年6月10日，自己割小麦，零星小雨。”“20日，收拾麦草，地边补豆。”“2002年6月17日，自己割小麦。”“18日，小麦收割高潮。”
偶然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录，两眼不禁有些潮。1998年？自己割小麦？为什么是“自己”？我去干什么了？为什么没有回家割小麦？1998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了么？那个庞大的复杂的机器开进地里去，直接就出来麦粒了，再也不用割、捆、铡、打了。父亲的日记全是关于农活的简短记录，但只有“割小麦”一项加注了“自己”。联合收割机使麦季从一个月骤减为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家的二亩麦子三个人需要两天才能收拾完，现在只需两个小时。自从有了联合收割机，我就再也没有回家割过小麦，只是打打电话，在报纸上的农村版面阅读《人欢机唱麦收忙》《我市厉兵秣马战三夏》，在与同事的交谈中回忆麦收的种种情节。
独自和机器一起劳作的父亲是不是感到无助？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到一场至关重要的农事被这个世界忽略甚至遗忘了？
多年来，父亲一直是在孤独地劳作，自己打药、自己锄地、自己修剪树枝，尽管他一直在电话里说，你们不用回来，谁也不用，我自己能干得了。但是在潜意识中他还是希望我们和他在一起。我们通常只在秋收时回来帮忙，刨花生、掰玉米，那时他明显地高兴，脸上有了表情，病腿也比往常轻快，和邻地的人打招呼，语气是满足的、踏实的。
今年干旱，麦子熟得既快又早，上个周末还在灌浆，青绿的一片，这个周末就黄透了。连日炎阳当头，收割的日子说到就到。
我想和父亲一起割麦子。
围拢村庄的河流
母猪河是一条明净的河。
在地图上，她蓝色的经络像我手背上的静脉，又像闪电落在丘陵之间。
人们说，母猪河有十八条支流，这个数字刚好和猪的乳房数字相同。在俺村，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人们叫这条河是“母猪”。
一年四季，母猪河淙淙地流，齿音清澈。月光下，她像一匹白绸子，被风吹皱了；阳光下，她被镀了金，浅浅的虎皮纹。偶尔会出现一座小桥，木桩支撑着几块青石板，木桩没有了树皮，在阳光里青筋暴起。一下大雨，洪水汤汤，淹没了河滩上的茅草、苇丛、沙丘，几日后，洪水退去，沙丘不见了，洗衣石不见了，桥不见了。
母猪河和她的支流将俺村围拢，要走出村子，就得跋山涉水。
荻是河滩上最富有诗意的野生植物。就是白居易笔下的“枫叶荻花秋瑟瑟”中的“荻”。
荻的种子像一粒小小的骨骼，藏在白色的灯芯绒里，御风而飞。更多的时候，它们像雪花，融进泥土，用地下茎编织着荻的网。
三月，匍匐在地下的荻拥挤着、雀跃着，纷纷钻出来，迅速打开嫩绿的叶片，野火一样蔓延了整个河滩，找不到开始，看不到尽头。只有风，能梳理大地柔顺的短发。
风吹一次，荻就长高一寸，人们昨天踩出的小窄路，今天就被荻再次铺满。
六月，荻长到一人多高，它们抓紧每一粒泥土，草秆贴着草秆，小刀似的叶片嚓嚓有声。人进去，一脚踩不到地面，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片狭长，边缘有细密的小小倒刺，草秆洁白，坚硬笔直，每节间隔相当规则，中有海绵状芯。我曾经固执地认为青纱帐说的就是荻丛，如果你一定要从这青纱帐中穿过，你会迷路，会变绿。
通向河滩的路只有一人宽，走去的时候，牵枝拂叶，两旁全是翠绿的荻，这是最美丽的时刻。过去的那些夏天，我像一只兔子，每天都在这条荻草小路穿行，这童年中令人怀念的片段。
七月，每一棵荻都要开花，花蕊包在叶片里，像一支中号的羊毫毛笔。我们常常成群结队地去采荻的花蕾，捏住最上面一片叶子，向上轻轻一提，花蕊便拔了出来。剥开叶片，细长绵白的花蕾尚未打开，柔顺得像一缕棉纱。
荻花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棉花糖。它有甜甜的汁液、快乐的味道。整整一个七月，我们不停地采荻花，编成粗大的绿色辫子，走一步，抽一根，辫子抽散了，荻花也吃完了。
九月，一秆荻花从叶片中抽出来，打开。更多的荻花从叶片中抽出来，打开，白茫茫的荻花浩浩荡荡，一下子洗净了天空。站在坝顶，看风从北方来，荻们纷纷向南斜去，露出河床，瘦下来的水流在荻的掩护下昼夜兼程。
逝者如斯，母猪河就这样白了少年头。
十月，荻花开始飞翔，这是一场向上下的大雪。荻叶变成金黄色，人们开始割草了。镰刀的锋芒蓝幽幽地闪过去，河滩就一片一片露出肌肤。
十一月，人们用一把宽齿大梳整理风干的荻，梳齿逆向打过去，荻叶纷纷落地，露出光滑的金色草秆。荻秆编织成席子，就是上好的屋笆，俺村的屋顶一直覆盖着这种野生植物，所以人们叫它“笆草”。
夏天是不能随便涉水的。因为夏天的河是人们洗澡的地方。我读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能这种东西，人们洗澡都在河里。母猪河的河底河滩都铺满白沙，像海滩一般，洗澡的时候不必担心有什么划伤。
俺村的河分成三部分，上游是男人，中游是妇人，下游是姑娘。妇人们大抵带着盆子、衣服、孩子、凳子等许多东西，来到河边，先找块石头放下东西，然后脱衣服，三下两下就全裸了。她们坐到河里去，彼此哈哈笑着搓背。河水刚好没到脖子，要是站起来，就只好到腰以下，这样的水深最适合洗澡。她们搓完了澡，仍然裸着开始洗衣服，洗完了衣服又开始洗澡，其实不过是在玩。因为村子偏僻，远离交通要道，没有过往行人，连桥都没有，两岸又有高大茂密的荻丛严严实实地向水面弯下来，所以洗澡非常安全，完全不必避人。
她们嬉闹、泼水，弄出响亮的笑声。偶尔有男人过河，她们仗着人多势众，也不躲避，最多掩耳盗铃般地趴到河里，清澈的河水就把白白肉肉的背面全照亮了。倒是过河的男人肩上扛着自行车，脸通红地勾了头。
抓流氓是洗澡的时候最扣人心弦的一场戏。荻丛太密了，就容易藏人。然而眼睛是藏不住的。洗澡的女人们偶尔一抬头发现荻丛里的眼睛时，就会尖叫：“流氓——！”别的女人就会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张皇地向岸上搜寻，一时风声鹤唳，胆子大的披着衣服抓了沙子向草里扔，胆子小的也跟着扔，孩子们也来扔，并且喊着：“抓流氓、抓流氓——！”声音震天动地，上游的男人们听到了，却并不出手相救。
姑娘多是三五成群结伴去下游荻丛最高最密的河段，她们像白荷花一样徐徐绽放，清香弥漫，衬着碧绿的茅草，她们如芙蓉出水，黑色长发宛如水底茂盛的藻类植物，苍苍蒹葭，关关雎鸠，我听见自己成长的声音。
我是一个很晚才穿鞋的孩子。从村子到河边的路上常常有很多马陆在爬行，这些黑色的虫子有数不清的黑色的腿，我赤脚踏过它们的身体。那时我的脚底已经像骆驼一样长出胼胝。我曾顺着母猪河向上或者向下漂行，用手掌拍掉在腿上嗜血的水蛭，用泥巴封住膝盖的伤口，天真地以为人们总能轻易凿通一些障碍，继续快乐前行。东岸是密植的松林，石竹花有着桃红的鲜艳色彩，沙地上烘晒着人们洗净的衣裳和一些贝壳。
一年四季，河边最常见的是洗衣服的妇人。她们把脚埋在沙里，一些小鱼便排着队来了，用柔软的嘴唇轻轻啄着小腿。它们长不盈寸，像一些轻盈的叶片。人们抡起棒杵敲打衣物，乓乓的声音引来众多的回应。水鸡立刻在蒲草丛中说：“嘣，嘣，嘣。”“穷等”开始“乌鲁鲁——乌鲁鲁——”地低吼，这是白鹭的一种，它们藏在荻丛里，无比耐心地等待食物，直到食物自己来到它的嘴边，然后闪电一样打开嘴巴。
还有小小的翠鸟像绿色的火苗，稍纵即逝。荻丛中更是鸟啭虫鸣，有一种鸟的叫声婉转清丽，它们说英语一样的话。多年后我才把它翻译过来，原来是：“糖果。有糖果。我有糖果！”
夏末秋初，虾、螃蟹和一种小河蚌都长大了，遍布河滩。人们用铁丝编织的笊篱到有草的水湾里捞虾，虾像一张小弓，争着往人们身上弹射。河虾非常小，最大的不过一寸，锅烧热了，青灰色的小虾往锅里一倒，唰！就变得橙红，香气四溢。
小河蚌遍布河滩，只有手指头大小，贝壳外面是墨绿色，里层却是美丽的紫罗兰色。
每座城市、每个村落、每个人的故乡，都有属于自己的河流，当一切成为时间的残骸，唯有河流能使我们记忆犹新。同北方的所有河流一样，丰水期，母猪河汤汤南去；枯水期，母猪河哽咽前行。像哺育我们的父辈，用尽毕生的心血把过去和未来浇灌。
千树万树梨花开
俺村的梨树开花了。
俺村的人都在梨园授粉。
这是俺村春天里，最壮观的场景之一。梨花从开到败，不过一周，授粉最佳时间只有三天。因此授粉是每年四月最重要的事情。但我一直没有近距离地观察授粉，只是无端地觉得，授粉是一项很有舞台感的劳动。三五成群的妇女们，穿着花衣裳，包着花头巾，在花丛中工作多美丽，就像《诗经》里“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那些上古女子。
这天，我决定去看授粉。
去梨园的路上我想，给梨花授粉用的是梨花吗？还是用毛笔呢？要不用筷子？到了梨园，只见一树一树梨花盛开，每一棵树都是三七开，七分花朵，三分蓓蕾，花朵都是初开，最早的一朵也开不过二十四小时，一朵落花也没有。妇女们正在授粉，树下有只小狗。一看，却有些讶然，她们手里拿的，不是毛笔，不是筷子，更不是梨花，而是铅笔。带橡皮擦的铅笔。她们用的是有橡皮擦的那头。
她们说，这是她们经过很多失败的尝试后，选择的最佳工具。她们先后尝试过竹枝、自行车的气门芯，最后发现铅笔擦最好用。
梨花开时气温低，没有蜜蜂，所以需人工授粉。如果天气晴好，则要上午一遍，下午一遍。
俺村的人，能预知下一批梨花的开放时间，能说出每一朵梨花开了多久。在艳阳高照的中午，她们多次目击过一朵梨花徐徐绽放的全过程。
她们一手拿着盛有花粉的小瓶子，一手拿着铅笔，沾一下花粉，点几朵梨花，好比她们是画家，一手拿着调色盘，一手拿着油画笔，画春天的音容笑貌，也画秋天的果香蜜甜。所有的梨花都挨挨挤挤地凑到眼前，举起它们的花瓣盘子，渴盼着、承接着。雄蕊是一圈胭脂红，雌蕊顶着蜜珠，亮晶晶、羞答答地，铅笔点过来了，花粉立即被蜜珠含住，流向子房。“沾上一粒就行了，咱们肉眼看不到。”她们说。嗯，是挺神奇的。她们还说，授粉成功的梨花，蜜珠马上就消失了，柱头马上就卷起了，雄蕊也很快由胭脂红变为黑褐色，花瓣就被风吹走了。俺村的春天就进入了妊娠期。
梨花一万朵、一万朵地开，开成一片香雪海，这是俺村的午后。有动，有静，有描绘春天的人，有酿造甜蜜的人。
俺村的春天，没有袖手旁观的人。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工蜂一样，也像牛、像马，在多年的劳动、各种的劳动中，默默形成了明确的分工，每个人在每件事中所要担负的使命无须分配，完全天成。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俺村的人就是这样一群自觉自愿的人。
除了看电视，他们从不休闲娱乐，每个人都在一种极端勤劳的状态中活着。他们不赏花，他们说，今年梨花开得好，不是说好看，而是说收成好。他们也不觉得梨园里那些密密麻麻的紫花地丁、麦瓶草多么好看。只有小狗在这些野花中欢跳，刨土，用前爪刨，用鼻子拱，一无所获也很快乐，一嘴泥地看着你。
从梨园离开时，遇到一群前来授粉的妇女，她们包着头巾，系着围裙，丰乳肥臀，身材都像梨。
严冬
这个深冬的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和母亲坐在炕头上，与我谈起过去的严冬。“那是1956年。”父亲简短的话语使我一下子回到五十年前。母亲说，那时冬天的晚上，人们都在湾上玩耍。湾从周围开始结冰，只要一个冬夜，冰就把湾封住了，一天比一天厚，一冻就是一冬。母亲每天都要跟随外祖父去湾上捕鱼，外祖父用一个大木槌砸冰。槌柄是一根富有弹性的细木棍，细木棍将力量传递给木锤，加上木锤本身的重量，这力量就被放大数倍击向冰面，而冰面反弹回来的力被细木棍缓冲，人不至于惊得手痛。一下一下，冰屑带着火花四溅，冰面渐渐出现一个凹坑，十一岁的母亲拿着竹篓站在旁边等待。“砸冰的声音真好听。”每忆及此刻，母亲都要这样赞叹。她无法详细描述木锤与坚冰、与冰下的水、岸边的青石共鸣，会有什么样的声浪在整个村子的上空回响，震动严冬的旷野，但我想，这也许是母亲回忆中最为动听的声音，冰的声音，冬天的声音，严厉的外祖父留给她的唯一催人泪下的声音。她的心底因为藏了这样的声音而不觉得冷寂，不觉得艰辛，使她年过六旬之后仍能如此为之动情。
1956年的冬天大旱，湾里的水位下降，冰越来越厚，鱼可以游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砸出一个窟窿来，鱼便乌压压挤来。外祖父脱下棉袄，露出臂膀，伸到窟窿里面，忽然捧上来满怀的鱼！全是鲫鱼，在母亲的脚边活蹦。那一天，外祖父的鱼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的地面，一直堆到窗台那么高，大鱼养在井里等到腊月上市，小鱼分给乡邻。第二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外祖父就叫起母亲，让她去三公里外的亲戚家送鱼。十一岁的母亲顶着深冬的严寒和沉沉的黑夜上路了，她挎着篮子，鱼在里面闪着冷冽的光。山路两边全是墓地，一路上，母亲不停地唱歌。
1956年的冬天使我无法理解，究竟现在的人贫乏还是从前的人富饶？究竟现在的人容易怨怼还是从前的人容易幸福？在没有私有制的村庄里，春风没有一粒沙，野生的鲫鱼成群游动，夏天有菱角和莲花，雨水清凉甘甜，而严冬抵达北方，大地锁紧毛孔。房檐向下长出兽牙，冰锥一根根寒光闪闪，雪干净到可以吃，山峦被抹去棱角，云团压着屋脊。湾冻住了，井冻住了。冰封千里，万山缟素，这才是我想要的严冬啊！独行雪中，哪怕凉风透骨、滴水成冰。去看看冬麦如织，看看树皮饱经风霜，而那一丝不挂的树冠正是它深扎下去的根系在地面上的倒影。去看看大雪倾洒之下的河床平坦如砥，木栅栏的断桥、错落的洗衣石全如清屏一样消失。去看看村庄，从集市上归来的父亲、抱柴草的母亲互相扫落彼此肩头的风雪。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龟缩屋内，无节制地享用温暖如春的生活，为了能够在一年四季都穿单衣以及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够风吹不到雨淋不到而感到优越，不肯用大自然的法度去更新皮肤和内心。而我愿意在酷暑里烘烤，在严冬里磨砺，愿意同那些草木一起受洗。我喜欢四季分明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大自然的表情如此丰富，季节与季节的替换显而易见。仿佛一墙之隔，借酒浇愁的暮秋被严冬喝退，大地在风中洗尽铅华，又在风中重匀脂粉，玉树琼花，落雪如梅，这才是我想要的严冬！
这样的严冬，我渴望骑一匹高头大马，鼻孔不住地向外冒着一股股白烟。或者穿一双高筒皮靴，鞋底有卡车轮胎那样的齿纹，在雪地上踩脚印。这样的严冬，我曾经选中一块雪地，仰卧下去，印“大”字。我曾看到路上冻了薄冰，两个年轻人围着围巾，女孩蹲在男孩的身后，男孩的两手勾住女孩的两手在马路上滑冰。这一幕爱情的小花朵使我的心中一阵甜蜜。我曾去一家低矮的面馆，那女人围着两个围裙，她的男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进来一个顾客就带进一阵风雪。我吃着她的男人为我炒的西红柿，心中又是一阵甜蜜。我曾原谅一名青年男子，他戴着手套，碰倒了我停放在门口的自行车。他有些抱歉，弯腰去扶，我对他摇摇手，我喜欢看着我的自行车躺在雪地里。我还去找烤地瓜的老人，他有很多铁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是整整齐齐的地瓜，都被他烤得滚烫、甜软。我买了两个，告诉他不必找钱。但老人说，我不能要你的钱，便多给我一个烤地瓜。我右手一个烤地瓜，左手一个雪球，吃得不住地吸气。这就是下雪天，人们都神清气爽，襟怀磊落。
现在我痛恨这个冬天。它不温不火，无所作为。清晨出门，迎面一株柳树竟比春天更翠绿一些。而下雪的日子变得可遇不可求，堆一座雪人，给它插上扫帚的日子也成为无法兑现的承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写下这样的句子：“这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场雪。”那一场雪虽然有点小，但尚能收拾成堆，从此以后，再见不到一片锋利的雪花。听说整个南极早已开始消融，冰川的体积越来越小，冰块与冰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多的北极熊淹死在寻找冰块的途中。我不知道北极熊还能活多久是不是我该关心的问题，只是天气越来越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过不了多少年，鱼会在树冠中游动，一片漂流四方的枯叶成为落脚之处，在最后一棵大树的横截面上，我伤感地找到了我想要的严冬。
俺村的狗
晚上，在房顶上躺着数星星。星空下，蝙蝠们穿着蝙蝠衫，蝙蝠侠一样在我们头顶无声盘旋，邻居们说起村里的狗。
一个说：“城里的狗早晨都和人一样上街溜达，听说。”
一个说：“城里的狗都穿衣裳，听说。”
一个说：“村里的狗死了都烧纸呢，城里的行吗？”
我不由大笑：“谁家的狗烧纸？”
我向爹求证，爹只简单地说：“嗯哪，出狗殡。”
原来，俺村一户人家搬进了城里，留下一只狗看门。一天夜里，俺村几个人摸进去，殴死了狗。那夜，整个村子都能听见狗的痛嚎。
爹说：“费好事才弄死了呢。”
等到主人得知消息回村后，狗已经被吃了。于是俺村就有了一场狗的葬礼。
我没有目击狗的葬礼，只知道狗，埋在村里的一个无名高地。
狗在我们村大面积出现有两次，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次是现在。
八十年代一般是看家狗，现在多为宠物狗。我们家就有一只宠物狗，和五婶要的。
小狗睡在拖鞋里，黄的毛，湿而凉的鼻子，像个会跑的线团。一个月之后，它已经狗模狗样了——长得很丑，凹进去的小脸像被谁捣了一拳，又密密地生着长毛，把眼睛遮住，妈便常常给它剪，把它的脸剪得坎坷不平，更丑了。它一上街，人们见到它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家养这么丑的狗？”
我给它起名叫“狗不理”。狗不理的脸谱，使妈和小婶想起了同一个人——我的祖父。妈指着狗不理对爹说：“这狗的脸，越看越像你爹！”爹悻悻，不说话。小婶看见狗不理，回家对小叔说：“二嫂家的那狗，长得真像咱家他爷。”
但是邻居们认为狗不理长得像我，他们对妈说：“那狗淘气，就像你们家大闺女。”
人们公认狗不理是俺村最聪明的狗，它眼神灵活，颇通人性，尤其是长约三寸的小尾巴，像个永远竖着的手指，嘁嘁喳喳，飞快地摇动，一刻不停地向天发送某种信号。狗不理能看懂人的表情，我因为偷喂它火腿肠，它就讨好我。我坐着，它就趴到我腿上来，我打太极拳，它就绕着我转圈。
但是两个月后，狗不理被驱逐出境了。一是它偷东西。有段时间，爹总在院子里发现陌生的抹布、鞋子甚至内裤之类，仔细端详，不是我们家的，正纳闷时，邻居主妇从门口经过，看到爹手里的内裤，大惊，说：“这，这不是俺的吗？俺晒在俺家院子里，怎么在这儿……”爹便知道了——狗不理干的。最近它颇爱串门子，附近的街坊邻居家都串遍了，这下可好了，俺村凡是失盗的全来了。
再后来，妈发现，很久没有看到狗屎。院子、门口、鸡窝都找了，也没有发现。有一天爹偶然到了房顶，一看不禁呆了，房顶上全是狗屎，一小堆一小堆排列着。要命的是，我们家房顶上一堆也没有，全摆在邻居的房顶上，一家一家地摆，眼看就要摆到第五家了。这时邻居们也上了房顶，看到爹，指着狗屎说：“你这狗爹，快来给俺洗房顶吧。”
狗不理被退回给五婶了。五婶又送给亲戚，一个周后，亲戚又退回来了，说：“它专门往别人的房顶上拉屎，实在管不了。”
狗不理现在的去处，无人知道。邻居也养了狗，竟也命名为“狗不理”，那样蟹壳脸的东西，也配吗？
又见炊烟升起
从尚未停稳的客车上跳下来，我将头发挽起。秋日的暮色迅速而苍茫，炊烟尚未酝酿。回家的路上，尽是匆匆行色。
每次回家，都乘坐这种乡下客车，车前面的玻璃上写着它要到达的村名，那是家的方向。
每次下车后，都要走这段两公里的山路。路，没有太多的曲折和坎坷，却有杂树，一棵比一棵远地把漫长撑开。高远的秋空下，所有的植物都嗅到秋风的气息，色彩斑斓，衬着黛蓝的远山，灰蓝的天边，像柯罗的风景画。
路边的灌溉渠里积存着一些雨水，绿油油的慈姑一边漂泊，一边开花，宝蓝的花穗点染着明黄的色斑，像水上的灯盏。几丛芦苇遗世而独立，白色的芦花被风吹成一面一面的旗帜。转过这棵断枝的刺槐树，我就把一半的脚印踩到路面上了，路旁的村落，又见炊烟升起，我走得更加迅疾。
有一种梦可以一夜飞渡镜湖月，有一种轻舟可以越过千里江陵一日还，我此时有一颗归心，如箭。家，是唯一的方向。
多少年的离开与归来，我熟识这条路上每一道沟坎，每一处拐角，每一棵树的形状，每一个鸟巢的高度，每一缕炊烟的温暖。我的心中是清晰的方向和渴望，因为我知道乡关何处，知道回家的路。我听到家人将锄头放到墙角的声音，正像我梦见的那样。
原来我并不能在挥手之间抛落许多尘事，不能在一转身后背离这唯一的方向，一次次绝尘而去，只为了回家。
暮色渐重，我走进炊烟升起的村庄，我的乡亲笑意盈盈，我的孩子如一朵海浪花向我扑来，羊羔一样的声音使黄昏一片光明。
乡村发廊
俺村的发廊没有挂牌，俺村的人也不叫它是发廊，村夫叫它“剃头的地方”，村妇叫它“剪头的地方”。
俺村的发廊是真正的发廊，不像城里的发廊，只是挂着发廊的牌子不理发。俺村的发廊就在父母家屋后，理发的是一名村妇，那是她的家，她用一间厢房做了理发室，外面贴着纸，上面写着：“周一到周五理发，周六美容，星期天保险。”也就是说，她除了种地、熬饭、洗衣服之外，还做着理发师、美容师、保险业务员等多种职业。
乡村一向是多种行业并存的地方。
村人们白天都忙，起早贪黑的，没有时间理发，要理发总是起个大早，或者是中午，或者是晚饭后。所以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就有人去理发。他们声音很大，村夫是一副喊山的嗓门儿，村妇则是骂街的嗓门儿。
他们在小小的发廊里谈论农事，今天去打药啦，梨该授粉啦，尿素涨了好几十块啦。农事不忙的时候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在农村，能说出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能评价时政的人是被人佩服的。他们只谈论国内大事，最多涉及一点两岸关系。至于拉登被击毙了，非洲怎么乱他们不关心。他们主要是分析换届的时候，哪位领导的名字消失了，哪一个崭露头角的名字会有远大前程。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锄禾日当午的庄稼人，都有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情结。中国人素有天下主义的抱负，这在俺村人的话题中就可见一斑。
每次在家留宿，我都能清晰地听到他们指点江山、慷慨陈词，当然很多概念是错误的，很多表述是泥土方式的，有些说法甚至是可笑的，他们有他们的语法和词汇。
总之这个发廊，成为一个聊天室，十分吵闹。他们有时还打扑克，吆五喝六的，从来不想想离他们一步之隔，有一对年迈的老人，他们多病而羸弱，需要安静。他们不管，大声地笑、说、插科打诨。发廊的北面、东面、西面，都无人居住，只有我们家在南面，隔一个胡同，胡同的宽度只有一步。
为了邻里和睦，父母对此忍气吞声，好似已经习惯了。
我却不习惯，对着窗子又是咬牙又是瞪眼，但他们看不见。
有个冬夜，他们打扑克打到十点多，声浪阵阵，洗牌阵阵，这种种声音在静谧暗黑的乡村冬夜显得十分巨大，一波一波地撞击着一步之外父母家的窗户。八点就躺下的我，硬是在被窝里翻了两个小时，睡不着。我妈睡不着，父亲也睁着眼。
我起身下床，摸黑来到父母炕前，说：“他们怎么这么晚还打？”
父母说：“他们常这样，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说：“你们就悄悄的？”
沉默。父母都不说话。一动不动在炕上躺着。
我来到窗前，敲响了窗子。扑克声、大嚷声、笑声，都停下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小点声？老人不能熬夜，请你们理解。”
十分钟后，他们散了。
一周后回家，问父母，父母说，这一个星期，再没打扑克。
俺村的人，总是容易妥协的。
乡村婚礼
毕竟农村的婚礼最像婚礼。
村路两旁的树、墙、草垛都贴着大红喜字，整个村像涂了胭脂，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忽然爆竹如焦雷，震耳欲聋的砰啪声响过之后，烟雾开处，轿车缓缓，新娘款款，拜天地、拜高堂、拜夫妻，入筵席……
堂弟是个铁匠，他的工友全是铁匠，专业的说法叫作锻工。堂弟结婚这天，有整整一车间四十个铁匠来俺村参加堂弟的婚礼。堂弟是四婶的独子。四婶家人来人往，门口一辆农用三轮车的车帮上写着“婚庆厨房”四个大字，人都知道，四婶请来的厨师开着他的厨房驻扎下来了。院子里简直插不下脚，碗、盆、桌子、柴草，一字摆开三口大锅，我马上想象出厨师沙场秋点兵的气势。三婶、四婶、五婶、小婶各负其责，杀鸡、剖鱼、切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四婶戴着蒜头银镯子，小婶戴着雕花金镯子。妈将二十棵白菜都细细地切作饺子馅，装了一条麻袋。本家的男人们坐在炕上排席、论事，转马灯似的里走外走……
北方的天黑得快，灶间已经昏暗下来，四婶家仍是十五瓦的灯泡。灰黄色的灯光下，堂弟在锅上大力炒菜，灶前一个人在烧火，短发散乱，又似乎斑白，很像四叔。我心头突突跳，站住仔细看：真是四叔！我的鼻子立刻发酸。三年前，四叔病故，在这灶间躺着，脸上蒙着黄纸。四婶怎么哭，四叔都沉默着，黄纸掩盖了他脸上的表情。
烧火的人转过头来看着我，不是四叔，是三叔。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三叔和四叔的侧面这样像。
早晨七点，四婶娘家的客人陆续赶来，她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外甥、重侄孙、重外甥几十号人都来，堂弟车间的几十个铁匠也来，他们全都剃着板寸，像规格整齐的扳手和锤头，从贴着“高朋满座”“嘉宾盈门”等横批的门里进进出出。
十一点，婚车来，大家严阵以待，扛鞭炮的扛鞭炮，端盘子的端盘子，喷彩纸的喷彩纸，只等婚车从村头出现。砰!啪!只听鞭炮炸响，天上立刻撒下阳光和奶糖，老老少少的人们从各个胡同涌过来，全村响起一片吱呀吱呀的开门声。等到新郎新娘在院子里站定，四婶家已是挤得水泄不通。院子里、房顶上、猪圈墙上站满了人。新娘发髻间的百合花、雪白的婚纱、手里的鲜花花篮、指甲上精致的彩绘照亮了这个农家小院。
拜天地、拜高堂、拜夫妻。行礼的时候，总是最煽情的时刻，那些板寸们向堂弟吹口哨，老太太们当众抹眼泪，唏嘘着、叹息着，一眼望去，这些白发苍苍的人仿佛在秋天里我看过的那场芦花。只有在乡村，你才能看到很久以前的人，很久以前的东西，很久以前的时光。
院子里进行的，是一个古老故事。古老的房子，古老的村庄，古老的秋天里，俺村的人都像古人，使你觉得好像来到一个古老的母系氏族部落。这个故事老辈子就是这样的，这代表了尘世的地老天荒。生日礼、婚礼、丧礼，这是一个人在世间的成长序列，一个人全部的生命礼仪。过去与未来，古老与现代，仿佛天翻地覆，日新月异。雪白的西洋婚纱替代了大红的凤冠霞帔，汽车替代了喜轿，好像什么都改变了，但又什么都没有变，喜字的写法没有变，鞭炮的味道没有变，红彤彤的颜色没有变。
我的乡下春节
每个春节，我都在乡下过。
总是从腊月开始，我就列出一串年货采购单，等到购齐后，总是除夕。除夕这天，我就在乡下了。
乡下的年味儿是幽微的火
药
香气，家家户户的锅里都煮着年货，女人们洗、切、蒸、焖，村庄的上空从早到晚炊烟不断。大年初一照例在黎明时分被鞭炮炸醒，上厕所、洗脸都要排队，家里到处人挤人碰。大年初一早晨是吃饺子，有的饺子里包着钱，第一个吃到钱的人总是大声报喜。众人就都恭喜他发财。
早饭后，全家人换上新年装。炕沿一溜摆上水果、糖块、瓜子、香烟，爹和妈穿得新崭崭的，盘腿坐在炕头上，等着拜年。印花的席子底下压着钱，等着分。窗上是大红剪纸，门上是大红春联。这一切风俗、这一切装饰、这一切仪式，在我看来，是吉祥和喜悦，是安宁和富足。
大年初一的村路上，走着一队一队拜年的人群，“过年好”的问候声此起彼伏。拜年的队伍大抵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辈给长辈拜年，长辈坐在炕头上，都是慈眉善目的笑模样。平日里赤脚穿拖鞋的、穿秋衣上街的、裤腿子上糊着泥的、头上顶着草屑的人们，这一天都衣帽周全，须发整齐，言谈彬彬有礼，见面客客气气。有不少人的家中一年只去这一次，但这一次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告诉拜年和受拜的人，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接续着相同的香火。
乡村的同义词是“亲情”。几十年前乃至数百年前，一个村庄的人曾经是一家人、一个姓氏，在一个大院、一方水土生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村庄故土的人，不知道血浓于水是什么意思。
我们族内的亲友分布在村中不同的位置，每年拜年一次，基本把全村就走遍了。其中三婶住在村中一个年代最为久远的胡同，每年我都会细细地看看这个老胡同。胡同的房子很矮，我进去得龟腰。“这些房子快有一百年了。”我爹说。
这些老胡同是俺村草创时期的遗址。
这些老胡同、老房子如今全是空的。俺村破败的景象主要是由它们构成的，它们使俺村在每一个新春正月里，荒野与人烟同在，沧桑与乡愁并存。
俺村鼎盛时期有八百户，人口四五千。现在是五百户，一千人，成为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失去了繁衍能力，仿佛一株大树，神经末梢还在，树干的内部却朽无了。
目前来看，相当数量的村庄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消亡。
拜年结束后回家，总是已近正午，家中总是坐了一炕妇女。她们嗓门洪亮，笑声具有轰炸效果。我坐在其中，听她们笑谈街坊，数落子女，痛骂自家男人。药
俺村的人都在吃药。吃的都是一样的药。
俺村的人看起来都好好的，脸膛虽然粗黑些，但是笑逐颜开的。他们并没有集体患病，但却在集体吃药。
俺村是泥泞的。接连二十天的大雪之后，又追加一场冬雨。气温回升之后，正午的阳光下，俺村成了一片沼泽，每条路都像刚从烂泥里捞出来的，哪里插得下脚。雪堆在缩水，稀泥反着土黄色的光——十天内将无路可走，俺村，我想。
平时每有这样的冬日暖阳，总会有人在墙根蹲晒，可是这天，村子里异样安静。走到一个废弃的学校附近，才看见人。一堆一堆地从校门口出来，胳膊肘里夹着小板凳，杂七杂八地穿着大棉袄，女人们包着头巾，红绿都有。人越来越多，水一样漫进村中，我看见二婶牵着孙子，五叔扶着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能动的都出来了。人人脸上都是叹息的、满足的、回味无穷的样子。这样的万人空巷，在我们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还是首次。这是白天，不可能是看电影——在电视普及到家家户户的今天，露天电影也没这么火爆。开会？似乎也不太可能。
到家后发现门上一把大铁锁，爹和妈都不在家。这很破天荒，因为除了进城，妈从不出门，大门总是敞着的。
等了一会儿，爹和妈回来了。鞋帮上糊着烂泥，裤腿子上溅着烂泥。“我和你爹去领药了。”一进门，妈神秘地说，并从布兜里摸出一板胶囊，“六块钱呢!我一天挣六块钱还不行么？我都吃了五天了。”
我拿过一看，是治疗脑血栓的药。六粒。六粒是一次的服药量。一日三次。
妈说人家一天给这么六粒。相当于六块钱。白给的。
我说：“你也吃？”
妈说对。
我说你又没有脑血栓。
妈说，人家说心脏病也能吃，咱村的人都在吃。
爹说今天来老鼻子人了，能有三千来人，外村的人都一拖拉机一拖拉机地来吃药。
我说爹我不是给你拿的药吗，不要随便吃。
爹说不吃白不吃反正不花钱。
我说他们不是骗子吧？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看着像大夫，你们可千万别信。
妈说没有呢人家没有穿白大褂，人家梳的都是分头，就是电视上那些官梳的那样头，都像干部呢。
爹说人家都有知识，说得都挺对的。
我瞅瞅爹，又瞅瞅妈，要爆笑，又觉得要严肃对待，说：“你们俩被洗脑了吧？”
爹说：“不是，你去听听，人家也不卖药，人家说‘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人家现在不收获……”
我想爹从前是个很明白、很理智的人。伯父去世的时候，爹甚至不主张扎纸马冥器，但自从去年夏天查出患脑血栓之后，爹就开始轻信，一听说哪里有免费量血压、测心跳、发药的，他就去。
我说：“这是治疗脑血栓的药，怎么全村的人都去了？”
妈说对啊能走的都去了，不吃的，领了可以送给别人。
我说：“会场纪律不错吧？”
妈说对啊谁要是在底下说话，人家就不讲课了。
爹说，行是行垄是垄的呢。谁要是坐得不齐，就不给药。
妈说：“你给你爹写个演讲稿，让你爹上去念，人家就奖更多的药。”
妈又说：“俺都有作业，都得写体会。”
爹没说好，也没有说不好。难道爹想去当那患者代表？
我试图告诉他们不要轻信这种药品促销活动，爹和妈试图表明他们也有判断能力，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医药、健康、咨询、免费，也许只有药商在认真地、深入地研究农村，研究农民，只有他们知道农民渴求什么、需要什么，他们用心良苦，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只有他们知道，怎样的语言才能打动农民，他们含情脉脉地喊他们“爸爸”“妈妈”，比他们的儿女喊得都响亮，都亲热，使他们热泪盈眶，使他们那砖坯模样的手放松警惕，从而掏空他们的血汗钱。
于是领药、吃药，成为俺村今春最盛大的事情，家家户户，莫不趋之若鹜，奔走相告。
返回时经过那所废弃的学校，已经空无一人，校门口两边的墙上，字迹斑驳，却依稀可认：高高兴兴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回城后，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药品公司的名字，足有十页内容在揭发这个药品的非法促销。有一条重要信息是，该药一盒的市场定价比在村里的销售价格便宜一半。
真实的价格我告诉爹，还是不告诉爹呢？
经过一番矛盾的思考，我拨打了举报电话。
举报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爹的声音，粗哑、缓慢、犹疑、小心翼翼，甚至低声下气，爹问：“今儿……咱村来那些人……是些什么人？”
我停了停，说：“药监局的吧？”
爹问：“那咱村的事……你跟别人说了？”
我说：“我打了电话。”
爹说：“哦。”
爹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爹挂了电话。
我有些难受，心里有些不熨帖。
俺村的人一定感到很扫兴——开始发药了，俺村的人快乐而迅速地排队，领牌牌、交牌牌、拿药，回家。妈和爹，也就在这充满期待的队伍里。听了两个小时的课，他们等的就是这幸福一刻，然而，药监局的执法人员去了。
俺村的人一定感到很愤怒。
爹一定感到很受打击。
我想我是过于认真、过于书生气了。
我伤害了爹，伤害了俺村的人，伤害了他们的热情洋溢。
也许应该视若无睹，让他们自己发现，钱，莫名其妙地花了。
也许应该不闻不问，让他们吃，吃到脸肿了，发现吃错了药。
而我这么做，只能让他们对药充满怀念。
我也许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老年心理学，尤其是老年病人心理学。
在世间追索寻觅
我的手机丢了。
从河边回来，一摸裤兜，糟了，手机没有了，裤子也不在我的腿上，在我的臂弯搭着。途中走得热起来，便脱了一条裤子。
我在河边走了一千多米，手机肯定失落在这一千米之内的某一路段，某一骨碌。哪一骨碌呢？
我便拿着另一个手机，沿着去路，寻找我的手机。
我走过的路并不复杂，我清晰地记得我在何处逗留，在何处转弯，在何处上坡，在何处进入低谷状的地带。我记得我是从菜园开始出发的。我想去河边看看荻花，说不定还有苍鹭、野鸭和灰雁。
深秋的菜园没有一丝肃杀之气，萝卜裸露着嫩绿的腰身，葱的管状长叶是深绿色的，胡萝卜的细碎的叶子像碧绿的木耳边，我在一棵长得像翡翠模样的白菜旁边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顶。那时手机还在，我看了看时间，上午九点。这里像个春天。
菜园的东面是梨园，在梨园的小路旁，有一方水泥大池，这是拌药池，用来搅拌农药，为梨树打药的。这里曾经有一百棵梨树，去年，这一百棵梨树全都砍掉，一百棵速生杨代替了它们。现在速生杨已经有锄柄那么粗了。药池废弃，夏天时候，池底积存着雨水，水虿住在里面吃孑孓。水虿是蜻蜓的幼虫，孑孓是蚊子的幼虫。
我趴在池沿上，看到积水蒸干，池底是干燥的，只有被风吹进去的槐树叶，颜色是凄美的黄。
我还在一棵柳树旁边，赶起一群麻雀，它们在柳丝中跳跃、穿梭、尖叫，仿佛那里是它们的操场，我把它们赶到了梨园的小屋顶上。它们和屋顶的灰瓦一个颜色，我数不清有多少只。两只喜鹊分别站在屋脊的东西两头，像飞檐上装饰着的瑞禽雕塑。
我拨打我的手机，通了，里面在唱歌，“我在遥望，月亮之上……”这是我最讨厌的彩铃歌声。我不喜欢彩铃。
四处宁寂，唯有鸟鸣。麻雀的声音最多。三只喜鹊在逆风起飞，飞到半空，又落回原处，仿佛它们只是在测试，不同高度的西南风有着怎样不同的声音。
过了梨园，就是河坝。河坝上全是杨树，并有很多很高的杂草。我在河坝上花了一些时间，两条裤腿沾满了鬼针草、苍耳，以鬼针草为多，而且很难择除。草丛中有许多蛇莓，叶子和果实都很像草莓。小小的绿盘子托着鲜红浆果，在枯草中像诱人的小火苗。还有一种俗名叫作“野胭脂”的垂序商陆，株型高大，姿态潇洒。它全体光滑无毛，一串一串的紫红色浆果像渗出的血珠。挤一挤，会溅出桃红色的汁液，涂在指甲上，越晒越鲜艳。
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看着胭脂色的指甲和手指头，没找到手机。
我的手机是黑色的，流线型，普通，像一个旧鹅卵石。它的装饰物是一根浅茶色的塑料鱼刺，二寸来长，一节一节用小金属环穿在一起。
走在河边，在两条河的交汇处，我看见一条河冲刷着另一条河，我的血液也因此更新了一遍；我看到两岸荻花如雪，水声清亮，几只灰雁不知从哪里飞出来，在上游的空中飞成一个“人”字，迅速远去为一些黑点。
来时的路上，我没有碰见一个人，再来时，还是杳无人迹。再次拨打我的电话，我听到了它像蛐蛐一样羞怯的声音从草中传来。
那里正是我热得脱下衣裳的地方。
洗澡
每次泡温泉，都会说起小时候，每次说起小时候都说起洗澡，每次说洗澡，都说起虱子。
小时候，洗澡给我留下的记忆很不美好，简直就是受刑。
小时候，每年冬天洗一次澡，都是腊月底洗。在离村五里地的一处温泉，我们叫那里是“汤”。附近几个村的人都在那洗，都是一年洗一次。一次一毛钱。
一毛钱也没有。
没有淋浴喷头，只有一个池子。那个池子，跟个炕差不多大，水汽蒸腾，一池子人挤得就和煮饺子的锅一样。女池子里总是妇人、孩子，洗头、搓澡都在池子里。一冬的灰，就靠这一回洗掉了。那时的孩子和灰老鼠一样，脖子上、脸上都长出漆，居然也能泡去。
水脏得要命。里面都是灰。
就在灰里洗灰。
很无奈的。
我的痛苦还不止于此。
每次洗澡，都如过关。
每一关都令人崩溃。
第一关是下水。
水大抵是烫，小孩子怕烫，脚还没触水，就过电似的收回去，大人一把薅过胳膊，摁到水里，孩子就像掉进了开水，烫得吱哇尖叫，大人高声斥骂，这种记忆太深刻，我对温泉没有一点好感。
第二关是打肥皂。小孩子自己打，肥皂滑溜溜的，常滑入水中。啪！大人一巴掌打来，孩子“哇”地大哭。
第三关是搓澡。搓澡很痛。那时大人对孩子大抵粗暴。一搓澡，我身上的肌肉就全部动起来，我妈搓哪儿，哪儿的皮肉就缩到骨头里。对于搓澡，我最骇惧，总试图藏匿，但不管躲到池子里的哪个角落，都会被我妈的大手捕捞而去。
先生说他小时候，不是一年洗一次澡，是一年都不洗。因为他们没有温泉，只有夏天在河里洗，冬天是不洗澡的，过年也不洗，就那么浑身是灰地穿上新年装。
最幸福的是阿敏了。阿敏是我的同事，他们村中间有一座温泉，他们村的人全部是杨贵妃，温泉里生，温泉里长。因为他们洗澡不花钱。他们洗衣做饭，也都用温泉水，可享福了。温泉是他们村的聚宝盆，是他们的炕头儿，也是他们村的村委，在澡堂子里开会，聊天，全裸地。
不生北方，是不会知道春寒赐浴华清池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曾经以为他们村的人不长虱子，但阿敏说，一样地长。
总是想时代应该这样划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虱子时代、网络时代。
那时候，人人都长虱子。有次我惊讶地发现，头发里的虱子是黑色的，身上的虱子是白色的。有次用篦子篦头，用脸盆接着，篦下来的虱子有一盆子底儿，又黑又肥。上课写字的时候，咚一声，一只虱子失足掉在本子上。
身上也长，一般是在棉袄的褶皱里，秋裤的裤腰上。先生说，裤衩上也有。
我说，裤衩上哪有？他说，真有，裤衩上一堆虱子。
好吧，你是虱子的大本营。
小时候，澡堂子是虱子的大本营，那里换衣裳的地方是两排大通铺，换下来的衣裳堆在一起，虱子们有了大聚会的机会，王官屯的虱子、大英村的虱子、林家庄的虱子还有俺村的虱子们进行了繁密的互动，成功地完成了每年一次的阵地大转移。
我们对虱子束手无策，除了徒手抓，再就是用敌敌畏，把敌敌畏涂在头发上、衣服上。
先生说，有次他的棉袄用敌敌畏泡了，之后穿着上学，结果虱子没事儿，他昏倒在课堂上，熏得。他爹把他背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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