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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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试读：
谨以本书纪念
Andy Harris
安迪·哈里斯
Doug Hansen
道格·汉森
Rob Hall
罗布·霍尔
Yasuko Namba
难波康子
Scott Fischer
斯科特·费希尔
Ngawang Topche Sherpa
阿旺托普切夏尔巴
Chen Yu-Nan
陈玉男
Bruce Herrod
布鲁斯·赫罗德
Lopsang Jangbu Sherpa
洛桑江布夏尔巴
Anatoli Boukreev
阿纳托列·布克瑞夫
赞誉
读者在这本书中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幸存者所经历的情感，同时它也具有伟大纪实作品所要求的准确性与详尽性……任何人都不可能不为之动容。《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
一部才华横溢、荡气回肠的作品……这是一本让人激愤的书，尤其是似乎没有人从这起悲剧中吸取教训。《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
克拉考尔非常会讲故事，同时他还是一位诚实公正的记者……把这本书称为冒险传奇似乎无法表现出它深邃的思想，以及它对自我的精细的哲学拷问。《世界时装之苑》（Elle）
书中动人的描述不仅表达出对登山者勇气的敬意，而且对人类在危机中的行为提出了深奥的，可能也是无法解答的叩问。《纳什维尔书页》（Nashville Book Page）
本书对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最致命的季节进行了令人惊心、悲痛的描写……克拉考尔的作品让我们不安地看到，科技、宣传以及商业主义如何改变了登山运动。《威斯康辛日报》（Wisconsin State-Journal）
本书强烈的悲剧感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克拉考尔生动形象的描写将它体现得淋漓尽致。《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克拉考尔的作品既包含了严谨的调查，也包含了巧妙的构思……他的故事一气呵成。《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尽管这是一部非小说类的作品，却会让人有阅读文学作品的感觉。克拉考尔的文风平稳，但很有冲击力。冰块在玻璃杯中叮当作响、冬日雪花的诗歌，听起来都不会有同样的效果。《米拉贝拉》（Mirabella）
非小说类作品偶尔会像小说一样精彩……《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就是如此。《福布斯》（Forbes）
本书会带给人深深的不安以及真实的梦魇感……克拉考尔的描写令人无法忘怀……他的故事中一定包含着地狱的要素之一：事情总是有可能变得比你担心的更糟糕。《沙龙》（Salon）《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既是出色的报告文学，又是非凡的自我反省……关于1996年那场灾难，没有一本书能如此坦诚地叙述那些错误，那些置他的同仁于死地的错误。《新闻日报》（Newsday）
克拉考尔的作品既表现出了坚韧与勇气，也具有敏锐、深邃的思考。他对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描述引发了对登山运动以及商业化的重新评价。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学院奖颁奖辞推荐序一登山，仅凭勇气远远不够王石 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把我带回到多年前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场景。
那是2003年5月22日，在经历了艰难跋涉后，我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峰。从海拔8844.43米的高度俯瞰能看到什么？其实，登顶那天云雾弥漫，能见度很低，还下着雪，什么都看不到。也曾有朋友问我：“登顶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说实在话，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8000米以上属于极度缺氧的环境，被称为生命的禁区。按照高山医学的判定，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环境下，成人的智商只相当于6岁的小孩。一般人都认为人在这个高度肯定有恐惧感和危险意识。实际上，这两种感觉都没有。虽然在极度危险的攀登过程中随时有可能滑坠，但由于头脑迟钝，人并不感到害怕，特别是体力消耗殆尽之时，人近乎于机械。
到达山顶后只能做两件事。一是照相，这在登山行话中叫“取证”。另一件事是展旗。登顶，国旗必须展示出来。遗憾的是，我本来还带了一面万科的司旗，但刚准备拍照，向导就催促我们下山，不得不放弃了。
这次登珠峰的7个人都是业余队员，最后有4个登顶，全队中只有我毫发无伤地返回。是因为我有绝妙的登山技巧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海拔将近8000米的营地宿营时，夕阳血红，非常漂亮。同伴们都出去看，大声叫我说：“风景这么好，王总快出来。”
我没吭气。
过了20分钟，他们又说：“你再不出来会后悔的，我们登了这么多山，这是最美的风景。”
我说：“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是在保存体力。我的目标是登顶，任何与之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都一概不做。整个登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这次登山过程中我体会到，52岁的年龄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正是因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我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事后我也感到很奇怪。下山之后，再回头远眺珠峰，她太高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曾上去过。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在面对这个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我人生积累的经验都在无形中发挥出了它的作用。
此前，我登了5年山，自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高山反应。1997年第一次在西藏待了一个月，进山时就发高烧，上吐下泻，几乎处于昏迷状态。2002年登珠峰之前的热身练习中，一到5000米的高度就会恶心，吃不下东西。5年的登山历程我都非常痛苦，一进山就盼望着赶快登山，赶快下山。但这次登珠峰不同，到5200米时我不但没感到头晕，而且晚上睡眠很好，饮食状况也很好，在整个登山过程中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状态。
进山的第二周，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心静如水。为什么在面临这么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时，我的心态反而能保持平静，而且身体状态良好，高山反应的很多症状都没有出现？
我只能这样总结：面临这么巨大的挑战，我不得不调动全部精力、生活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并将它们集中到一起来面对珠峰，这正是恰到好处的战术。尽管我自认为52岁的年龄不是问题，但我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毕竟不如30岁、40岁的人，所以我必须采取一种合适的战术。这种战术要求我心态平和，且始终以这种状态坚持下去。
登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随时会给你带来危险，甚至让你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1999年我攀登博格达峰，刚愎自用的态度险些让我丧命，那是一辈子都会铭刻在心头的经历。
2003年，我们那批业余登山者成功登顶珠峰，鼓舞和激发了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登山活动。登山强健体魄、锻炼意志，但是很多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登山不是仅凭勇敢就可以的。目前，户外的圈子里确实存在一股浮躁的风气，具体表现就是好高骛远，还没爬几座山就想去攀登珠峰，体能训练也不认真、不到位，准备不足，贸然行事，所有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给我们回放了1996年5月发生在珠峰上的一次山难，4支登山队中共有12人罹难，令人触目惊心。当然，造成灾难的是难以预测的暴风雪，但是当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为的因素也占据着相当关键的位置：假如领队费希尔和霍尔始终坚持他们的原则，到了“关门”的时间，不管走到什么高度都必须下撤；假如作为向导的布克瑞夫能够忠于职守，放弃自己无氧登顶的梦想而专心服务客户；假如夏尔巴领队始终在履行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职责，而不是干了别的；假如费希尔不是一意孤行隐瞒自己的疾病；假如作者本人能够跳出习惯性思维而不是对哈里斯的困惑熟视无睹……事情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尽管这是10多年前的事故，但它对今天中国喜好户外运动的人们，尤其是喜好登山的人们来说，仍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果即将启程的户外一族能够挤出一点时间阅读一下《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我想，防范风险的意识一定会注入你的脑海之中。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户外运动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推荐序二我用珠峰丈量人生金飞豹 著名探险家
很高兴湛庐文化再版美国畅销书作家、《户外》杂志专栏记者乔恩·克拉考尔根据珠穆朗玛峰真实山难事件撰写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喜欢登山的人都会把攀登珠穆朗玛峰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来实现，不论是参加有后援保障的商业登山队，还是凭借自己的高超登山技术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都值得骄傲和自豪。2006年5月14日，我和哥哥金飞彪作为中国人首个兄弟搭档登上珠穆朗玛峰，并由此开启了我18个月完成“7+2”极限探险的序幕。
自从成功登顶珠峰，我就把它当成我心中的一把尺子，每当遇到困难，我就用珠峰来丈量。我发现，任何困难与攀登珠峰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想，这就是攀登精神！20多年的户外行走生涯，让我深刻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世界上没有比心更高的山峰，也没有比脚步更远的路！
珠峰实现了无数人的梦想，也埋葬了无数人的生命。自1953年5月希拉里和丹增代表人类成功攀登珠峰以来，全球登顶珠峰的人数已逾3000，在珠峰不幸遇难的已超过500人。对于曾经成功登上珠峰的人来说，这本书中惊心动魄、生死离别的情节和场面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成分。珠峰就像一个大舞台，60年来在里上演了无数攀登者生死离别的剧情，有的人从这个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完美谢幕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得到了鲜花和掌声，甚至还有荣誉。而有的人至今都还留在这个寒冷的舞台上，留给家人无尽的悲伤和缅怀。《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对任何一位喜爱户外登山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本经典读物，登山之前读过这本书也许能挽救你的一条命，它会让你懂得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认识到人在大山面前是渺小的，生命在大山中是脆弱的，认识到探险不等于冒险。本书再版充分说明它深受欢迎，同时也反映出今天的中国人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序言生命中无法释怀之重
1996年3月，《户外》杂志派我去尼泊尔，参加并记录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我是8名探险队员中的一员，由来自新西兰的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带队。5月10日，我登上峰顶。但是这次登顶却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登顶的5位队友中，包括霍尔在内的4人消逝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我下到大本营的时候，4支探险队中共有9人死亡，另有3人在5月底相继去世。
这次探险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很难用文字加以描述。尽管如此，从尼泊尔回来5周后，我还是把手稿交给了《户外》杂志，并在杂志的9月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刊登之后，我以为有关此次探险的一切就此结束。我试着把珠峰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开始新的生活，但却始终做不到。透过纷繁迷乱的思绪，我不停地想理出一个头绪来，但同伴的逝去总是困扰着我。《户外》杂志上的只言片语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准确的记录，因为截稿日期在即，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非常复杂，其他幸存者的记忆也因极度疲劳、严重缺氧或受到惊吓而严重扭曲。在一次调查中，我请3位同伴细述一件我们在山上亲眼所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中竟没有任何两人能在诸如时间、对话，甚至谁在现场等关键事实上保持一致。《户外》杂志登出这篇文章几天后，我发现自己的报道中有几处细节上的错误。这当中多数是为了赶稿而不可避免出现的小错，但其中一处疏漏却绝不是小错，它给一位遇难者亲友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相比文章中的错误，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得不割舍许多内容。《户外》杂志的编辑马克·布赖恩特及出版商拉里·伯克已经非常厚待我了，这篇文章长达1.7万字，是杂志上普通专栏文章的四五倍。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写得太过简略，无法准确再现这起山难。珠峰彻底震撼了我。对我而言，完整而详细、不受篇幅限制地记录下整个事件，是我生命之重，正因这种冲动此书才得以成型。
人的大脑在高海拔地区产生的记忆是极不可靠的，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避免过分依赖自己的感知，我在各种场合十分详细地采访了这起山难中的大多数幸存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利用大本营保留下来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来证实一些细节，因为大本营里不乏意识清醒的人。
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和编辑曾劝我不要急于出书。他们劝我等两三年，好让自己远离这次探险活动，从而找到某些重要视角。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最终没有采纳，这可能是因为山上所发生的一切将我的勇气吞噬殆尽。我当时想，写这本书也许能将珠峰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当然，我没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知道，当作者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发泄时（正如我所做的那样），读者通常会被怠慢。但是我希望，读者能从山难发生后不久我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尽量展现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面临着随时间的流逝和痛苦的淡忘而被过滤掉的危险。
那些忠告我不要匆忙写书的人，也正是以前警告过我不要亲自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有很多不去攀登的好理由，但攀登珠峰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的结果。任何真正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不够理智。
明知有危险，我还是去了。但我没想到，这次攀登使我成了谋害善良之人的共犯，这将成为我心中长久的烙印。
人们之所以总在悲剧里扮演角色，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实生活里存在着悲剧，然而悲剧却真的在文明世界里上演。奥尔特加·加塞特前言 漫长的一天
双脚跨越世界之巅，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面罩上的冰，紧抱着双肩以抵御寒风，茫然地凝视着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只觉得脚下绵延的大地是如此壮美。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憧憬着这一刻的豪情满怀。然而现在，当我真的站在这里，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却提不起一点劲儿来感慨抒怀。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中午刚过一会儿，我已经连续57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唯一的一次进食是三天前强迫自己咽下去的一碗面汤和一把M&M花生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快把我的肋骨震断了，[1]每次呼吸都犹如受刑般痛苦。在海拔8848米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我的智力严重下降。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纳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担当登山向导的俄罗斯人）晚几分钟到达峰顶，但比安迪·哈里斯早到。哈里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的新西兰向导。我与布克瑞夫仅有一面之交，可是在过去的6周里我与哈里斯渐渐熟悉起来，并喜欢上了他。我在峰顶上为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拍了4张照片，然后折返下山。我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1：17，我在世界屋脊上停留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分钟。
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一张俯瞰东南山脊我们上山那条路线的照片。当我将镜头对准两个正在接近峰顶的登山者时，才注意到之前没有发现的某些变化。在南边，一个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现在却有一[2][3]层厚厚的云挡住了普莫里峰、阿玛达布拉姆峰以及珠峰周围较小的山峰。
在付出6人死亡、寻找另外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切除等惨痛代价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峰顶的登山者却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向导还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他们可是每人交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的呀！
没人能替这起山难中两支探险队的领队讲话，因为他们俩都已经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致命的暴风雪正在逼近的迹象。凭我缺氧的大脑的记忆，从西库姆
[4]冰斗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忙下山的原因与天气并无多大关系，当时我查看了一下氧气瓶的示数，发现氧气快没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峰东南山脊的山巅部分是细长而厚重的石檐，峰顶和较低的南峰之间覆盖着被疾风堆砌起来的绵延400多米的积雪。通过这段锯齿状的山脊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但是这段路程是完全暴露毫无遮掩的。从峰顶下来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拖着双脚走了15分钟，绕过一个2100多米深的深渊来到臭名昭著的希拉里台阶。这是山脊中一个明显的凹槽，需要一些攀登技巧才能通过。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上准备下山时，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10米左右的地方，早已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脚下排队等候了。有三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登山绳往上爬。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拥堵的人群由三支探险队组成：一支是我所在的探险队，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和一群付费的顾客组成；另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领队；还有一支是非商业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在海拔7900米以上的地带缓慢移动着，一个接一个吃力地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焦急地等着下山的机会。
我从峰顶上下来后不久，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节约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流量调节阀的阀门。后来的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大脑清醒，也没有那么累了。再后来，我突然感到窒息，视线变得模糊不清，头开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原来，受缺氧的影响，哈里斯也昏头昏脑的，他非但没有帮我关上阀门，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最大，使我仅有的一点儿氧气被过快地消耗掉了。虽然在下面76米的南峰上我还有一个备用的，但要走到那儿，我就得在无氧状态下通过那段完全暴露的地段。
而且，我还要等这群拥挤的人先过去。我摘下已经没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身边鱼贯而过的人群互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其实心急如焚。“快点吧！快点吧！”我暗自祈祷，“你们这群人在这儿磨磨蹭蹭，我的脑细胞都死了几百万个了！”
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大多数来自费希尔的探险队，队伍的后面终于出现了我的两名队友——霍尔和难波康子。再过40分钟，47岁娴静而内向的康子便可成为登上珠峰最年长的妇女，同时也是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第二位日本女性。虽然她只有41公斤，但娇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令人敬畏的坚韧，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强烈欲望驱使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再后来，道格·汉森也登上了希拉里台阶。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成为了我在珠峰上最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冲他大喊“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得很高兴。筋疲力尽的汉森在氧气面罩后面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走在队尾的是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费希尔的力量和魄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无氧登上珠峰。所以，当我看到他如此缓慢地向上移动，摘下氧气面罩向我打招呼时竟显得如此疲劳，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孩子气式的友好方式向我打招呼：“布——鲁——斯！”我问他感觉如何，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有点儿精力不济，但没什么大碍。”当希拉里台阶上的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橙色的登山绳上，在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垂降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此时，卷须状的[5]云雾正飘过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空不再晴朗。我抓起一个新的氧气瓶，把它接到流量调节阀上，然后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脚下的时候，天上已开始下起了小雪，视线一片模糊。
在距我垂直高度122米的地方，洁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的那些朋友们嬉戏成一团，为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而欢呼雀跃。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谁都不曾想到会有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逼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际，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PART 1重拾珠峰梦01因为山就在那里
在远离高山的冬日里，我在理查德·哈利伯顿的《世界奇观》里找到了一张模糊的珠峰照片。昏暗的天空映衬着参差不齐的白色山峰，犹如一幅匆匆涂抹的怪异图画。珠峰在这些山峰的后面，反倒显不出它是最高峰。但这并不重要，它就是最高峰，旁边的文字就是这么说的。对这张照片来说，梦想才是关键，它让一个小男孩梦想成为画中人，站在寒风凛冽的山上，向那座最高峰攀登，而它现在已不再高高在上……
在那些伴随人成长的异想天开的梦想中，攀登珠峰便是其中之一。我敢保证，珠峰梦绝非我所独有。它是世界的最高点，难以逾越，是许多男孩和男人们追求、向往的目标。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山脊》
真实的细节因为传说的久远而不甚清楚。时间是1852年，地点是印度大三角测量局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测绘站。最可靠的一种说法是，一名职员冲进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尔夫爵士的房间，惊呼一位名叫拉德哈纳士·锡克达的孟加拉计算员“发现了世界最高峰”。这座被标为“第15号峰”的山峰，早在3年前就有测量员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其高出的角度，使得这座高度尚未确切为人们所知的山峰从位于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中跃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人认为“第15号峰”有什么值得注意的。6座专门对其进行三角测量的测绘站位于印度的北部，与它相距160多公里。“第15号峰”除了峰顶之外，其余部分均被前面高大的悬崖遮挡，有几个悬崖甚至看起来更高一些。但是，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的曲度、空气的折射以及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第15号峰”海拔8839.8米，是地球的最高点。
1865年，在锡克达的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9年，沃尔夫用该局前局长乔治·埃佛勒斯爵士的姓氏擅自将“第15号峰”命名为“埃佛勒斯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一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即“女神，世界之母”；而住在南侧的[6]尼泊尔人则称它为“德瓦德宏加”，即“上帝的椅子”。但沃尔夫执意忽略当地人对它的称呼，并且在西方国家，“埃佛勒斯”这个名字依然沿用至今。
一旦珠峰被确认为地球的最高点，那人们决定登上它就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于1909年到达北极、罗尔德·阿蒙森率领挪威探险队于1911年抵达南极之后，被称为“第三极”的珠峰便成为陆地探险领域中人们最渴求的目标。作为颇具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马拉雅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迪伦弗斯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后人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从1852年锡克达测出珠峰高度，到其最终被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败了15支探险队。
在一些登山家和艺术鉴赏家的眼中，珠峰算不上特别秀美出众。它的体形过于矮胖宽大，外观也略显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切的总体美弥补。
珠峰地处中尼边界的东段，北坡在中国西藏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它比其山脚下的山谷高出3758米之多，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远远望去，它像一座由闪着银光的冰雪和暗色条纹状的岩石构成的三棱锥。最初的8次探险是英国人发起的，不过都是从北坡即中国西藏一侧开始攀登，这并非因为北坡是令人敬畏的珠峰最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长期关闭的边界，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入境。[7]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只能取道大吉岭，艰苦跋涉644公里陡峭的山路，翻越青藏高原，走到珠峰脚下。当时人们对高海拔地区的致命危险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装备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1924年，第3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到达了海拔8573米的高度，距离峰顶仅275米之遥。但由于精力耗尽和雪盲症，登顶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里几乎无人突破。
我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4天发生了一件事。6月8日黎明，另外两名成员乔治·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营地向峰顶进发了。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峰密不可分，他在前3次人类攀登珠峰的尝试中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走马灯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一位难缠的随队记者不断追问他为什么还要来攀登珠峰，马洛里为了打发这位记者没好气地留下了他的传世名言：“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一位已婚的学校校长，有3个年幼的孩子。出身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举止、迷人的社交风度和漂亮的外貌，成为利顿·斯特雷奇以及布鲁姆伯利区的宠儿。在珠峰海拔极高的地方，他和他的同伴仍然在帐篷里高声诵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片段。
1924年6月8日，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峰顶攀登，珠峰上云浪翻滚，使得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的进程。中午12：50，云团暂时散开，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瞥见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比原计划晚了大约5个小时，但仍然“不慌不忙、敏捷地”向上攀登着。
那天晚上，两位登山者再也没有返回他们的帐篷，也没人再见过他们。此事引发了关于两人或其中一人在被大山吞没之前是否到达过峰顶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1999年，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在海拔8200米高的一个倾斜岩脊上发现了马洛里的尸体，显然75年前马洛里跌落到这里，并长眠于此。安克在马洛里的遗物里找到了几样让人迷惑的物品，这些惊人发现使得此事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权衡各方的证据后认为，马洛里和欧文遇难前并未到达峰顶。
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入藏。于是，那些攀登珠峰的人们只得将注意力转向珠峰的另一侧。1953年春季，一支满怀激情的英国探险队，带着近乎于军事行动所需的强大装备，成为第三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山脊海拔8500米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一位技艺高超的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一起，背着氧气瓶向峰顶进发了。
上午9点，他们到达南峰，并望见一条极窄的通向珠峰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来到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
看起来这是山脊上最难攀登的地方了——一块高达12米的岩石台阶……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抓握的地方。对于一群湖区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凭我们微薄的力量难以逾越它。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则侧身挤进一个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呈鳍状垂直的裂缝中，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爬。这次攀登既紧张又艰难，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
我终于爬上了那块岩石，身体从裂缝中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在地上躺了好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们到达峰顶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然后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拽着绳子，丹增则扭动着身体从裂缝中爬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的时候，就像一条经过激烈挣扎、而后又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希拉里觉得：
大脑反应相当迟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气坚持到最后。我翻过了又一座山，看见前面的山脊蜿蜒而下，远处就是中国西藏。我抬起头，头顶上是一个圆形的雪堆。我又挥动了几下冰镐，小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了几步，丹增和我终于到达了山顶。
就这样，在1953年5月29日接近中午的时候，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上珠峰峰顶的人。
三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登顶珠峰的消息。伦敦《泰晤士报》在6月2日的早间版上率先报道。这条新闻报道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莫里斯的年轻记者从珠峰上用一台密码无线发报机发出的（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抢在《泰晤士报》前面报道）。20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极负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变性手术，并把自己的教名改成了“简”。
40年后，莫里斯在《埃佛勒斯峰加冕：第一次登顶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这两件事情的巧合（加冕典礼和登顶珠穆朗玛峰）在英国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欢迎。（英国人）终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痛苦不堪的艰难日子中走出来，但同时也面对着帝国的衰落和世界范围内英国势力不可避免的减弱，英国人还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轻女王象征着新的开始——报纸所乐称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953年6月2日的加冕典礼是象征希望和欢乐的一天。这一天，所有英国人的全部爱国热诚找到了最佳的释放机会。更让人称奇的是，就在同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消息：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拓者”——一支英国登山队——登上了世界之巅，登上了这个地球上征服与探险的最高目标……
这一时刻唤起了英国人心中全部的复杂而丰富的情感：自豪、爱国主义、对往日战争与英勇的怀旧之情、重现昨日辉煌的期盼之心……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当他们在6月伦敦细雨纷飞的早晨等待加冕典礼仪式开始时，突然听到了这个神奇的消息，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仿佛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丰功伟绩。
丹增成了夏尔巴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被女王封为爵士后，希拉里的形象被印在了邮票、电影海报以及连环画、图书、杂志的封面上。一夜之间，这位来自奥克兰的面容瘦削的养蜂人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
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峰一个月之后我才被孕育，因而无法分享这份让全世界为之自豪和惊叹的激动之情。一位年长的朋友说这件事的深刻影响可与人类首次登月相媲美。10年后，另一起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63年5月22日，一位来自密苏里州32岁的医生汤姆·霍恩宾和一位来自俄勒冈州的神学教授威利·翁泽尔德一起，沿着未曾有人攀登过的险峻的西山脊到达珠峰峰顶。截止到那时为止，共有11人4次成功登顶，但是从西山脊这条路线攀登，比前两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和北坳与东北山脊要难走得多。因此，霍恩宾与翁泽尔德的成功登顶，在当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向峰顶挺进的那天晚些时候，这两位美国人碰到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层——声名狼藉的“黄色地带”。登上这段峭壁需要相当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而在那种高海拔地区，再也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翁泽尔德一登上“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过峰顶，再从东南山脊那条路况良好的路线下山。当时天色已晚，地形又陌生，而氧气瓶里的氧气正在迅速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恩宾和翁泽尔德下午6：15到达峰顶时已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那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翁泽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而被截掉，但两人总算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了。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康瓦利斯城，这里也是翁泽尔德的家乡。他和我的父亲相交甚好，而我则与翁泽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长我1岁，杰维小我1岁。翁泽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翁泽尔德和雷冈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一座2743米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已安装了索道。毫无疑问，1963年在珠峰上发生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8]起了巨大而悠长的回响。当我的朋友们将约翰·格伦、桑迪·考夫克[9][10]斯和约翰尼·尤尼塔斯奉为偶像的时候，我则把霍恩宾和翁泽尔德当成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在心中暗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峰。此后的10多年里，我一直以此为奋斗目标。20岁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会当凌绝顶的体验是真实的、永恒的且具体的。不容忽视的危险性赋予了这项运动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我平凡生活中所缺少的。我因这种看待生活的新视角而兴奋激动，它颠覆了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团队意识。成为登山者，就意味着加入到一个独立自主、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中，其不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充满挑战、极具阳刚之气，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的方式比登上这座山峰本身要重要得多，声誉是靠用最少的装备从最不可能的路线以最大胆的方式攀登而赢得的。没有人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即不用登山绳或大型装备而独自攀登的人）更受人钦佩了。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靠每年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维持生计。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山、提顿山或是阿拉斯加山脉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曾放弃过攀登珠峰的念头。那段时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性和审美吸引力的山峰，以至于“技艺精湛”的登山者对它不屑一顾。我也因此开始轻视这座世界最高峰。
这种偏见的产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珠峰攀登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已被攀登过不下100次了。我和我的同伴们把东南山脊称之为“牦牛之路”。这种蔑视又因1985年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当时，一位名叫迪克·巴斯的得克萨斯阔佬，年届50岁，没有什么登山经验，却在一位名叫戴维·布里希尔斯的出色年轻登山者的带领下登上了珠峰。这件事招徕了新闻媒体并非恶意的强烈关注。
在此之前，珠峰可以说是登山精英们的天堂。用《攀岩》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迪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在较低的山峰接受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峰探险队这一殊荣。实际上，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的登山者才可能跻身登山明星的世界。”然而，巴斯成功的事实却改变了这一切。登上珠峰之后，他便成为第一位登上全部七[11]大洲最高峰的人。这一伟绩使得他闻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业余登山者们纷纷追随他的足迹，骤然间将珠峰推入了后现代。“对于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迪克·巴斯的成功令人鼓舞。”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艰难旅途中，西伯恩·贝克·韦瑟斯用他浓重的东得克萨斯口音向我解释说。韦瑟斯49岁，是位达拉斯病理学家，他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迪克向我们证明，即使是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只要你身体比较健康，手头也比较宽裕。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挤出时间，并且和家人分开两个月。”
对于大多数登山者来说，从平日里挤出时间并不是多难的事，要得到足够的费用也并非不可能。过去的5年间，在七大洲最高峰上，特别是在珠峰上，人群的拥挤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加剧。为了满足需要，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由向导带领攀登的商业登山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6年春季，共有30支探险队蜂拥至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探险队。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蜂拥而至的人群将会给珠峰带来诸如安全、环境等问题。为此，尼泊尔政府制定了一个既可以控制人数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提高登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年，攀登珠峰的许可证每个售价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规模。但到了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涨至1万美元，且登山队的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一人就要再付1200美元。
尽管收费昂贵，也仍然挡不住攀登珠峰的人群。1993年春季，也就是人类首次登上珠峰40周年，15支探险队中的294人从尼泊尔一侧登上了珠峰。这个人数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年的秋季，尼泊尔旅游局再次将许可证的费用提高到惊人的5万美元，且规定每支队伍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一人再交1万美元，但总数最多为7人。此外，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只允许4支探险队同时攀登。
但是，让尼泊尔政府始料未及的是，从中国西藏一侧攀登珠峰，不仅费用只需1.5万美元，而且对登山队的规模以及每季探险队的数量也不加限制，于是成群结队的登山者从尼泊尔转移至中国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尔巴人失业。随之而来的抗议和不满迫使尼泊尔政府在1996年春季突然取消对每季4支探险队的限制。但与此同时又再一次提高了收费标准——7人规模的队伍收7万美元，每增加一人再收1万美元。但1996年春季30支攀登珠峰的队伍中有16支是从尼泊尔一侧出发的，从这个事实来判断，高额的登山许可证费用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发生1996年的那场灾难，在此之前10年间商业探险活动的日趋频繁仍是一个亟待应对的问题。传统主义者对此很是恼火，因为世界最高峰被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若没有向导的帮助，恐怕连雷尼尔山这样不高的山峰都上不去；而纯粹主义者则认为，珠峰受到了贬低和亵渎。
这些批评家还指出，珠峰不断被商业化，致使从前的圣山被拖进了美国法律纠纷的泥潭。有些登山者交了一大笔钱却没能登上峰顶，将他们的向导告上了法庭。皮特·阿萨斯哀叹道：“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顾客，认为自己买了一张登上珠峰的保票。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远征珠峰不会像坐瑞士火车那样如意。”阿萨斯是位德高望重的向导，曾11次攀登珠峰，4次登顶。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是顾客的无理取闹。那些不称职或是信誉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忘了提供承诺过的诸如氧气等关键性后勤保障，甚至有向导丢下顾客自己登顶去了，使得这些失望的顾客认为他们只是被带上山来买单的。1995年，甚至有一支商业探险队的领队在开始登山之前携带顾客的好几万美元费用潜逃了。
1995年3月，我接到《户外》杂志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参加一个原定5天后启程的珠峰探险队，以便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登山活动以及随之而生的种种争议。杂志社的意图并不是让我去攀登珠峰，仅是希望我待在大本营里，从位于珠峰西藏一侧的东绒布冰川发回报道。我很认真地考虑他的建议，甚至预订好了航班，并注射了攀登所需要的免疫针，但在最后关头还是打了退堂鼓。
过去几年来我对珠峰所表现出来的鄙视，让人很自然地以为我是很有原则的。实际上，《户外》杂志的那通电话将我潜藏已久的渴望激发了出来。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我觉得，花两个月的时间待在珠峰巨大的身影中却不能去攀登比大本营更高的地方，着实让人郁闷。如果让我花8周的时间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倒是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峰。
我问《户外》杂志的编辑布赖恩特能否将此项任务推迟12个月，这样我就有时间进行训练，以满足探险的体能需要。我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给我在一家比较知名的向导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万美元的费用，好给我一个登顶的机会。我本不奢望他们会同意这个计划。毕竟，在过去的15年间，我给他们写了60多篇文章，很少享受过超过两三千美元的出差补贴。
一天之后，布赖恩特跟《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后给我回话了。他说杂志社不准备付这笔钱，但他和其他编辑都认为珠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题材。他表示，如果我真有此心，也许可以想点别的办法。
30年来我以登山者自居，也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之牙”峰上攀爬最困难的地方开辟了一条新路线，还独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并在冰雪覆盖的山顶上独自生活了三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科罗拉多州有过多次艰难的攀冰经历。在大风肆虐的南美洲南端（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上帝的扫帚”），我登上了高达数公里凌空竖起、突兀陡峭、令人畏惧的托雷岭花岗岩峰顶。当时狂风大作，风以每小时185公里的速度横扫山顶，我被一层薄薄的冰霜裹住。托雷岭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征服的山峰。
但这些冒险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我二三十岁时的事情。经过41个春秋，我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只剩一把灰色的胡子和一副烂牙床，腹部还多出了十几斤赘肉。我娶了一位心爱的妻子，并意外地撞上了一份还算合适的工作，平生第一次脱离了贫困线。简而言之，我对登山的渴望已被一些由小小的满足感所组成的类似幸福的东西磨钝了。
而且，在过去的登山生涯中，我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可称之为高海拔的地方。说实话，我还没有到过海拔5300米以上的地方，那甚至还没有珠峰大本营高呢。
作为一个熟悉登山史的人，我知道自英国人1921年首次造访以来，珠峰共夺去了130人的生命（差不多每4个到达峰顶的登山者中就有1人死亡）。在这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比我还健壮，也拥有更为丰富的高山经验。但我最终发现，儿时的梦想难以磨灭，而理智已无济于事。1996年2月底，布赖恩特打来电话说，霍尔的珠峰探险队中有个位子等着我，我没有片刻犹豫就回答说愿意。02至关重要的信任
我用很生硬的语言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是海王星的故事，也就是最普通的海王星，不是什么天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也就是说，你就是你，仅此而已。
我说，正好在那上面有一块大岩石，而我必须提醒你的是，海王星上的人都相当蠢笨，简单说吧，他们每个人都是自我束缚着生活的。我特别想提的一点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下定决心要去攀登那座山，你都想象不出来，这些人不顾死活，也不管有没有用，反正就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全部精力花在追逐名誉上，在当地最陡峭的山上爬来爬去，回来时都激动不已。
颇为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海王星上，大多数人都从最安全的一侧出发。但他们仍然热血沸腾，从他们脸上和眼睛里闪着的光就能看出来。正如我说过的，这是在海王星而不是在天堂，在那儿，可能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约翰·门洛夫·爱德华兹|《某人来信》
从曼谷飞往加德满都的泰航311航班起飞两个小时后，我起身走到飞机尾部右侧的洗手间附近，弯下身子从齐腰高的小窗户望出去，希望能瞥见一些山峰。我没有失望：在高出地平线的地方，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喜马拉雅山脉。我就像着了魔似的，一直待在装满空汽水瓶和食物残渣的垃圾袋旁，把脸紧紧贴在冰冷的舷窗上。
突然，我认出了绵延而巨大的干城章嘉峰，它高出海平面8586米，是世界第三高峰。15分钟后，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映入我的眼帘。最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珠峰的身影。
浓黑如墨的山峰巍然耸立，傲视着周围的山脊。山峰直冲云霄，将飞机以每小时220公里极速喷出的气流撕开一道裂缝。气流掀起的一缕冰晶向东蔓延开来，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巾。我凝视着空中这道飞机划过的轨迹，突然意识到，珠峰的最高点恰好与这架载着我穿越苍穹的飞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猛然间，一个令我震惊的念头跃入脑海：我要攀登的高度与空客300喷气式客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登顶珠峰近乎异想天开，甚至比这还糟。一想到这儿，我不禁手心冒汗。
40分钟后，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我办完通关手续走到机场大厅，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整洁的年轻人注意到我带的两个硕大的背包，于是朝我走来。“你是乔恩吧？”他用轻快的新西兰口音问道，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印满了霍尔顾客的护照相片复印件。他和我握了握手，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安迪·哈里斯，是霍尔手下的一名向导，负责送我去旅馆。
还有一位客人也是坐同一架班机从曼谷飞来的，这人是来自密歇根州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53岁的卢·卡西希克。卡西希克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自己的行李，而我和哈里斯则利用等他的时间交流彼此在加拿大西部都曾有过的几次艰苦的攀登经历，并且还讨论起滑雪技巧和滑雪板的长短。哈里斯对登山充满了挚爱，他对大山的真正痴迷，激起了我对自己生命中一段时光的渴望：登山成为我可以想象的最重要的事情——在自己攀登过的以及希望有朝一日攀登的山峰上留下足迹。
卡西希克个子很高、体格健壮、头发灰白而略带贵族气质。就在他从机场海关出来之际，我问哈里斯登上过几次珠峰。“实际上，”他兴奋地回答，“和你一样，这将是我的第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爬到多高肯定很有意思。”
霍尔为我们在简陋但还算舒适的加鲁达旅馆预订了房间。旅馆坐落在加德满都杂乱的泰美尔旅游区的中心，狭窄的街道挤满了黄包车和小摊贩。加鲁达一直以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探险活动而闻名于世，旅馆的墙上贴满了曾在这里住宿过的著名登山家的签名照片，包括莱[12][13]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彼得·哈伯勒、基蒂·卡尔霍恩、约翰·罗斯
[14][15]克力和杰夫·洛。我走上通往房间的台阶时，经过一张名为“喜马拉雅三部曲”的巨幅四色海报，上面印着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和洛子峰，它们分别是地球上的最高、次高和第四高山峰。在这些山峰之上，是一个身着全副登山装备、露齿微笑的大胡子男人，名叫罗布·霍尔。这幅海报展示了霍尔在1994年的两个月内登上这三座山峰的辉煌胜利，为霍尔的冒险顾问公司招揽生意。
一个小时后，我亲眼见到了霍尔。他大概有1米93，瘦如竹竿。虽然他面带天真，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35岁成熟许多，这或许是因为眼角深深的鱼尾纹的缘故，抑或是他的气质显得很有权威。他身着夏威夷衬衫，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的一边膝盖上绣着八卦图案，一头乱糟糟的浓密棕发盖住前额，跟灌木丛似的胡须也有待修理。
霍尔生性合群，博闻健谈，充满了新西兰人的睿智。他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关于一个法国旅行者、一个佛教徒和一头特别的牦牛的故事。他妙语连珠，顽皮地斜视着我们，时而制造一下紧张的气氛，时而又抑制不住喜悦，将头向后一仰，发出一阵爽朗而极具感染力的笑声。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霍尔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一个天主教蓝领家庭，是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但因得罪了一位专制的教师，15岁那年就辍学了。1976年，霍尔为当地一家登山设备制造商高山运动公司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干一些杂活，踩缝纫机什么的。”比尔·阿特金森回忆到。阿特金森现在是著名的登山者兼向导，他当时也在高山运动公司工作。“霍尔十六七岁时就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就管理起公司的整条生产线。”
霍尔当时就已经是有几年经验的山丘攀登迷了。大概就在他为高山运动公司工作期间，他又开始了攀岩和攀冰。“他学得很快，”阿特金森说，他后来成为了霍尔最亲密的登山伙伴，“他具有从任何人身上学习技巧、采纳建议的本领。”
1980年霍尔18岁，参加了攀登阿玛达布拉姆峰北坡的探险队。此峰位于珠峰南侧24公里，海拔6812米，风景秀美无比。这是霍尔第一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这次征途中他绕道去了珠峰大本营。他发誓，总有一天他要登上这世界的最高峰。这一夙愿的实现历时十载，经历了三次尝试，终于在1990年的5月，霍尔以探险队领队的身份登上了珠峰峰顶。探险队员包括希拉里爵士之子彼得·希拉里。在峰顶，霍尔和希拉里用无线电对新西兰全国作现场直播，在海拔8848米的地方得到了杰弗里·帕尔默总理的祝贺。
直到那时，霍尔才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和许多同行一样，他只能从公司赞助商那里获得支付喜马拉雅山脉探险的高额费用。霍尔明白，媒体对他的关注越多，他就越容易劝诱公司打开它们的支票簿。事实证明，霍尔非常善于在平面媒体上扬名立万并在电视媒体中抛头露面。“是的，”阿特金森说，“霍尔还是有些公关才能的。”
1988年，一名来自奥克兰的向导加里·鲍尔成了霍尔主要的登山伙伴和最亲密的朋友。霍尔和鲍尔在1990年共同登顶珠峰。他们返回新西兰后不久，制订了一个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迪克·巴斯式计划。不同的是，他们将这一计划的难度提高为在7个月内征服全部山
[16]峰。由于珠峰——七重奏中最艰难的一章已经成功完成，霍尔和鲍尔争取到了一家名为“动力源泉”的大型电力公司的赞助。他们踏上了征程。1990年12月12日，就在离7个月的最后期限仅几个小时之际，他们登上了第7座山峰——海拔4897米的南极洲最高点文森峰。这一壮举让新西兰人引以为傲。
尽管大获成功，霍尔和鲍尔不得不开始考虑他们登山事业的长远之计。“要想从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赞助，”阿特金森解释道，“登山者就必须加大赌注。下一次的登山计划必须比上一次的更有难度、更具吸引力。这就好比上紧的发条，直到力竭而死为止。霍尔和加里明白，如果不改变策略，总有一天他们要不就是不能再攀登陡峭的山峰，要不就是葬身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决定改变方向，转入高山向导这一行业。成为向导之后，攀登不再是唯一的目标。挑战来自让顾客上山、下山，这是另一种满足感。比起为得到赞助而无止境地奔波，这确实是一种更稳定的职业。如果你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顾客的数量将是无限的。”
在“7个月7座山峰”的疯狂探险中，霍尔和鲍尔制订了一个合伙开办公司的计划，带领顾客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他们深信，那些钱袋殷实但缺乏独自攀登世界级高峰经验的梦想者大有人在，于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冒险顾问”。
紧接着，他们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绩。1992年5月，霍尔和鲍尔带领6名顾客登上了珠峰峰顶。一年之后的一个下午，他们率领一支7人探险队到达珠峰峰顶，那一天共有40人先后登顶。当他们从那次探险归来，却始料未及地遭到希拉里爵士的公开批评。他谴责霍尔在珠峰商业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收取费用护送那些新手登上峰顶，”希拉里爵士怒斥道，“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在新西兰，希拉里爵士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5元钞票上。由于受到这位领袖人物，这位在孩提时代就视之为英雄的登山前辈的当众斥责，霍尔感到既沮丧又尴尬。“在新西兰，希拉里被视为活着的国宝，”阿特金森说，“他说的话非常有分量，受到他的指责的确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霍尔曾想公开声明为自己辩护，但他意识到，在媒体上与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对着干，他永远也占不了上风。”
就在希拉里爵士燃起讨伐之火5个月后，霍尔遭受了另一个打击。1993年10月，鲍尔死于脑水肿，即由高海拔引起的脑容积增大。意外发生在他们攀登世界第七高峰——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时。鲍尔在霍尔的臂弯中咽下最后一口气，长眠于山顶上的一个小帐篷里。第二天，霍尔将他的朋友埋葬于冰裂缝中。
此次探险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霍尔伤心地描述了他用登山绳将鲍尔的尸体送入深不见底的冰河的过程。“登山绳是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设计的，你永远都不应该放开它，但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的手中滑落。”“加里死后，霍尔悲痛欲绝。”海伦·威尔顿说，她分别在1993年、1995年和1996年担任霍尔大本营的总管。“但他很快就战胜了悲痛。这就是霍尔的方式——让生活继续。”霍尔决定独自支撑起冒险顾问公司。他很有条理地重整了公司的结构和服务，继续护送业余登山爱好者登上巨大而遥远的山峰。
1990—1995年间，霍尔共将39名登山者送上珠峰峰顶，比埃德蒙·希拉里首次登顶珠峰后的头20年间的所有登顶者还要多3人。因此，霍尔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冒险顾问公司称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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