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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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卓著的思想家(3)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 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1755）。
休谟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把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16—17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人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
其次，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
第三，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论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四，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
第五，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
让·雅克·卢梭
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反封建的勇敢战士，又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卢梭1712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高祖父因改信基督教新教遭到迫害，于16世纪中叶流亡到日内瓦定居。他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钟表匠，母亲在生下卢梭几天后就去世了。因为家境贫寒，卢梭小时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教育，他渊博的知识都是依靠自学获得的。
10岁时，卢梭被寄养在一个牧师家里，在那里他学会了拉丁文。两年后，卢梭在一个公证人家里当仆人，后来又跟着一个雕刻匠作学徒。因为不堪虐待，两年后卢梭逃离了这个难以忍受的地方，从此开始过颠沛流离、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6岁时卢梭流浪到萨瓦，投奔华伦夫人。在华伦夫人的帮助下，卢梭来到都尼。在那里，卢梭改信天主教，并得到一小笔钱。此后为了生活，卢梭当过雕刻匠、仆人和音乐教师。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卢梭于1730年再次回到富有的华伦夫人身边，依靠她生活了10年。
1740年，卢梭只身来到里昂，在那里做家庭教师。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卢梭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他所从事的职业也从最初的打杂转变到此时的靠知识谋生。
1742年，卢梭来到巴黎，开始并没有什么收获，直到1743年秋，才在一位贵妇人帮助下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卸任回到巴黎后，卢梭又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音乐、戏剧和舞剧的创作，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就。
1749年第戎科学院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能使道德改善，还是使道德堕落》为题悬赏征文。卢梭于1750年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应征。在这篇论文中，卢梭坚决地反对社会上的不平等，反对贵族和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反对封建社会的文化。这篇论文获得第一名，卢梭也由此成为哲学界的著名人物。1752年，卢梭创作了歌剧《乡村魔术师》，上演后获得极大成功，法王路易十五授予他一笔年金，但是被卢梭拒绝了。卢梭放弃对财产和声誉的要求，以便让自己永远保持贫困和独立。
卢梭的第二篇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于1755年初发表了。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基本是对第一篇征文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私有制使社会出现贫富对立，使人类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发展到极至便是专制制度，人民有权利反抗专制君主。
在这之后，卢梭患了一种受迫害的妄想症，使他的身心不时受到严重折磨。然而在1761～1762年间，他却完成了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哲理小说《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论著《民约论》（也译《社会契约论》）。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和封建的奴役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系统阐述了“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民约论》和《爱弥尔》的出版，给卢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两部著作中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家的抨击，激起了政府当局和教会人士的极大愤怒。法院下令通缉卢梭，卢梭的这两部著作在巴黎被当众焚毁，卢梭被迫逃往国外。在逃亡中，又有人发表小册子，对卢梭本人的个人生活和道德品行进行人身攻击。卢梭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自己的自传《忏悔录》及其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1766年，卢梭接受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到达伦敦，这期间他所患的妄想症严重折磨着他的精神。翌年，他获准重返法国，化名勒奴。1770年，法国政府宣布对卢梭的赦免，卢梭于是迁往巴黎。1778年7月2日，这位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与世长辞，终年66岁。
卢梭的一生经历极其坎坷，但是他的光辉的思想却照亮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他的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作家。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斯密从小勤奋好学，14岁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深受苏格兰哲学家F·哈奇森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740年毕业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斯内尔奖学金，就学于牛津大学的巴利澳尔学院，直到1746年毕业。1748—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有一个时期还兼讲经济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与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D·休谟相识，并结为挚友。1751～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先后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并曾一度兼任副校长等职。在此期间，还积极参加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各种社会学术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7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64年2月辞去教授职务，转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近三年。此间，在瑞士和巴黎见过F.M伏尔泰、C.A爱尔维修、J.凡达朗培尔、P.魁奈、A.R.J.杜尔哥等许多名流学者，同时开始着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1766年10月返回英国，1767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回国后，因从巴克勒公爵那里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得以在家乡闭门写作。经过10年的努力，1776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扬，斯密的名声也随之大震，以至英国政府首相小彼得都拜他为师，后来资产阶级学者也把他当做政治经济学之父来推崇。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税务专员，定居于爱丁堡，并继续研究和写作。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又两次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每次任期一年），1790年7月17日去世。
斯密一生写过十几种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只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其余书稿大都在临终前由他一再敦促其挚友焚毁了。他去世后，由后人给他编辑或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795）、《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军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933）、《1762—1763，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的讲稿》（1963）、《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六卷本）（1975—1980）。
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独特形式的自然神学论与狭义的经济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中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作出分析的。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而形成一个用来说明市场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包括适应这种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完整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并且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与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成为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地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们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对生产性就业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虽然其间缺乏严密的逻辑以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从他还在世时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或时尚。每一代人和每一个经济学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亚当·斯密”，且总能如愿以偿。因此，把他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著作永远不失为经济学的经典。
伊曼努尔·康德
伊曼纽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个马鞍匠。16岁到21岁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曾在一个伯爵家里做过四年家庭教师。后在哥尼斯堡大学做了15年的讲师，16年的教授以及11年的校长，73岁时辞去教职，1804年2月12日以80高龄病逝。据说去世时的康德已经枯瘦如木乃伊。
在康德的墓碑上铭刻下的这样一段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段话出自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这段话可以作为人们理解康德哲学的要旨，因为它告诉我们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和自由。
康德所处的时代，主要的哲学问题在于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争论。对康德有重大影响的卢梭以激烈的方式突出了自然、自由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矛盾，促使宣扬理性万能的启蒙运动开始进行反思。而作为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也在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下名存实亡了。康德体现了试图弥合两者观点的努力。他既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提出人的认识论的局限性问题，又具备一种形而上学的情怀，以力图克服当时存在的一股虚无主义。
在康德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所谓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针对传统的认识论的主客关系来说的。康德之前的认识论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对象作为客体外在于人，主客体二者是对立的，借助于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和征服外部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的理性逐渐被置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万能的地位之上，理性和科学被神话成为新的上帝的意志，而有血有肉的人，则面临着价值虚无主义的威胁。康德极具前瞻性的预见到科学理性的发扬并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当世界被必然性所笼罩，人也就失去了自由。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而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据此康德将理性区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后者即指科学理性，前者则是人的先天的道德律令。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突出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从而为人的道德信仰留出地盘。因为只有将形而上学的对象从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才能以道德实现自由，在康德看来，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同时是自然存在物和理性存在物，身受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两种法则的影响。
康德也不同意经验论者，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通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固然必要，但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把经验转化为知识就需要理性（这里的理性指的是天赋的一种能力，康德称之为范畴）。
经历了少年时的狂飙突进，到中年时建立了一个知、行、意合一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老年的康德致力于考察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尤其是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康德更是看到了这个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的迫切性，因而把晚年精力都放在了法权和政治哲学研究上。康德所处的18世纪是欧战频繁的一个世纪，1701年到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到1721年的北方战争，以及1756年到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影响几乎席卷全部欧洲国家。国家冲突频繁的现实使得康德意识到人类历史的常态并非和平而是战争。因此，进行一种人类文明从战争向和平的改善和进步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指出人类发展朝向永久和平的和目的性的目标，上述观点便成为晚年康德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在康德看来，一个建立在私权之上的市民社会需要有一种公权来加以维系和保障，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内容，公共权利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权利，并由此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则。在1795年完成的《论永久和平》中，康德提出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宪政共和国的理想，认为个人只有成为国际社会公民体系中的成员，国与国之间才可以克服战争状态进入永久和平，一种真正的文明——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得以摆脱野蛮，进入自由正义的理想状态——才能得以实现。尽管通往永久和平并非易事，但康德认为，大自然的机制是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最终解决的，因为大自然就是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的、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使得那些心存不和的民族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从而促进内部以及外部的和平。简单地说，就是“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康德的世界政府的理想并不是原创，在他之前有法国的卢梭和圣·皮埃尔，但无疑康德的论证更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性，并且在20世纪得到了初步的实现。1945年，《论永久和平》中的许多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欧盟的成立，欧盟宪法的颁布，人们正在朝着两百多年前那个智慧的老人所描绘的理想状态努力——逐步完善国际法；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面临一些全球性事务如饥饿、疾病、自然灾害和贫困时加强合作等等，而哲学家康德，正是我们最深刻的启发者。
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生于英国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后来离开英国，投入北美独立革命运动。主张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后，又去法国参加了大革命，并取得了法国公民资格。1802年后回到美国，但是他的政见与美国联邦党人不符，受到联邦党人和反动教会的打击与迫害。潘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社会是由人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人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大众的幸福，而政府是为了制止人们的罪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有《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等。《人权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柏克攻击法国革命的回答。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谈了自己的人权观以及由此得出的国家观。首先，潘恩指出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可能有一个议会或者任何一类人拥有权利或者以权力来永远约束子孙后代。他认为死后统治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而又蛮横的，因为政府是为活着的人服务的，而不是为死人服务的。以前的法律之所以还在实行，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当代人的认同。在法国，到处都有专制主义的标记。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由私人的仇恨所激发的，但是在法国，却是来源于人民对人权的合理考虑，而且他们的目标决不因一个仇敌垮台就能达到。
潘恩认为，所有的人都生来就是平等的，并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宣扬这个观点。人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就是人的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则是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具有的权利。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公民权利来自于天赋权利；这种天赋权利在个人身上是不充分的，但是如果汇集到一点，就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由天赋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力不能侵犯由个人保留的那些天赋权利。宪法不是因一种理想而存在，而是现实的需要。最后，作者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做了一番比较。英国和法国的行政权都在“国王”的手中，但是法国宪法把国王和主权区分开了，而且总是把国民放在国王前面，把立法放在行政前面，把法律放在国王前面。代议制政府和世袭继承制政府分别是建立在理性和愚昧这两种基础之上的。主权作为一种权利只能属于国民，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国民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一种他们认为不好的政府。从人类进步的角度可以看出，世袭的政府正走向衰亡，而代议制政府则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在第二部分的导言中，潘恩强调美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不仅仅是脱离英国。人类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都是社会的原则和人类的天性所造成的结果。政府的作用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的事务，正式的政府不过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小部分。现存的旧政府是开始于罪恶和耻辱的，对于这样的政府，最迅速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旧体制的政府夺取权力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新体制的政府则不一样，它代表社会共同利益而行使权力。代议制政府以社会和文明为基础，世袭制政府则排斥人类的智慧。如果不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那么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好政府。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一种对政府加以控制的法律。政府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在美国和法国，宪法总是排在政府的前面，并且总是和政府相区别的。政府的惟一目的是谋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一定要改革政府所依托的那种制度。革命产生于两个原因，一是要逃避灾难，二是要获取利益。前一种革命因情绪慷慨激昂往往容易付诸东流，后一种则较容易成功。不管是哪一种，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甚至把专制主义和腐败政府彻底地铲除。《人权论》是潘恩除《常识》外的又一部政治学名著，该书出版的直接目的是批驳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一书。对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与责难，潘恩在书中一一予以回击。除此之外，作者在书中还宣扬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意义。在该书中，潘恩提出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理论与观点，如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政府的作用与限制，权利的分化与制衡等，这些现在都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原则。该书与《常识》一起直接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该书在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了解西方政治体制与原则发展的一个窗口。
杰瑞米·边沁
杰瑞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出身于一个律师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成年后担任伦敦大学教授，并被法国革命政府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他鼓吹功利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倡改革政治和法律制度，信仰绝对平均主义的民主原则。他判定，只有使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建立大多数人的统治，才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著作主要有《道德与立法原理》等。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本质、防范犯罪的方式及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与原理。
边沁认为，正像自然界一样，人类也有自己的规律，就是善于“趋乐避苦”。“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支配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因此，我们判断一个行为的好坏决定于这种行为能否具有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作用。边沁指出，“乐”就是指“功利”，功利意味着对任何人来说，任何事物都可能产生福利与幸福而防止发生灾祸与不幸。他把苦与乐分为“单纯”和“复杂”两类。“单纯”的乐是指由器官感觉、财富、技能、美名、权力产生的快乐等；“单纯”的苦是指贫穷、感觉、仇恨或者恶名产生的痛苦等。“复杂”的苦由多种“单纯”的苦汇集而成，“复杂”的乐也由多种“单纯”的乐聚集而成。不管所有的苦与乐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边沁的“避苦求乐”原则分别对快乐和痛苦做出了十分详尽的分类，并提出了快乐和痛苦的计算方法。该原则主要是用于指导立法的，实际上也被当作一个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中，边沁还论述了刑法问题。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使用奖惩办法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政府可以根据危害幸福的行为及其犯罪的程度对制造危害行为的人做出惩罚。边沁认为，如果一种行为造成了伤害，那么它的动机也就是伤害性的。并因此而产生了派生的伤害，它涉及整个社会或其他一批不可确定的个人。派生伤害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痛苦，另一部分是危险。一件过去的犯罪行为，既可能包含着削弱防止这种罪行发生的政治法令的效力，也有可能削弱防止这种行为的道德性法律的力量，因此，必须对犯罪者予以严格的惩罚。根据功利原理，如果惩罚被认为确有必要，那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保证排除更大罪恶的作用。《道德与立法原理》是边沁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其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着重体现。由于深感当时英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缺少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边沁沿着自己的功利主义思路写成了《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将功利主义思想融入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书中，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本质、防范犯罪的方式及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与原理，并阐述了立法、道德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的出版使功利主义成为西方各国立法与行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对西方政治学和立法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该书仍然是西方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广泛参阅的重点书目，一些理论还有着大批的信徒。
丹 东
丹东，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
丹东出生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检察官。他从小就喜欢法律，想干一番大事业。丹东14岁离家到省城读中学，在此广泛阅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接受了大量的革命思想教育。同时，他也刻苦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阅读一些外文书刊。在巴黎的高等学校，丹东专攻法律。1781年，他获得了律师资格，受雇于一位检察官。1785年起，丹东在巴黎的高等法院任律师，他的能言善辩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预感到法国当时的社会像冰山正在崩塌下来，小规模的改革方案根本无法挽救这一颓势。两年后，当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丹东立即投入了滔滔的革命洪流当中。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丹东应征参加资产阶级卫队，他活动积极，深受群众拥戴。10月，他被选为哥德利埃区区长。不久加入雅各宾俱乐部，热心群众斗争。不过，丹东仍主张保持国王的地位不变。1790年初，他组织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并成为主席。在俱乐部里，丹东、马拉等人对君主派的反人民本质进行猛烈的抨击，宣传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不久，丹东宣布放弃自己在皇家枢密院律师的头衔和津贴，此举表明了他与封建王权决裂的决心。11月，他因演说揭露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弊端受到迫害，到伦敦避居。在这里，丹东考察英国政治，接触激进派名流，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回到法国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1791年6月，路易十六乔装外逃被人民押回巴黎。丹东领导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向政府提交请愿书，宣布“王权与自由不能并存”，恳请立刻宣布推翻君主，成立共和国，但是支持的民众受到了当权的大资产阶级镇压。丹东等领导人迫于形势藏匿起来。同年8月，普、奥反动派组织联军干涉法国革命，国内王党趁机活动，革命受到内外威胁。11月，丹东就职巴黎市府代理检察长，用演说表明了他为民族尊严、为自由为平等和宪法战斗到死的决心。第二年。法国对奥宣战，丹东与群众奋力抗敌，不久他即成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7月初，奥普联军侵入法国境内，形势危急，丹东挺身而出。7月30日，他所在的地区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公民不论消极或积极，享有同等权利，同时宣布废黜国王。巴黎市组织成立起义委员会，旨在推翻大资产阶级统治，丹东又成为委员会主要领导人。8月9日夜间，他以极大的感召力奔走各区兵营，组织和指挥起义。第二天，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终于冲进王宫，推翻了君主立宪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起义胜利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权。丹东作为惟一的雅各宾派首领参加临时政府，任司法部长。不久，普鲁士军攻破法国边境，直捣巴黎外的凡尔赛城。丹东坚决反对迁都，他说：“巴黎是法国的化身，你们放弃巴黎，就是认输投降。就是举法国而降敌。”他主张用恐怖手段猛击国内敌人，发动群众打退入侵者。9月2日，当凡城失陷的消息传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家将要听到的警钟，不是恐惧的信号，而是向祖国的敌人发起冲锋的号角。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演说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法国人民英勇奋起，狠狠打击了保王势力，并取得了第一次反击侵略军的胜利——瓦尔米大捷。
国王的罪行逐步暴露，群众强烈要求审判国王，丹东终于放弃了保佑国王的希望，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793年1月22日，路易十六被处决后，国内外烽烟再起，而当权的吉伦特派置之不理，却致力于打击革命民主派。丹东怒不可遏，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在打击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并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成功。6月，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为挽救共和国，组织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建立雅各宾专政。随着雅各宾专制政权的延伸，丹东开始反对恐怖统治，提出“要爱惜人类的血”，并希望罗伯斯庇尔“摆脱诡计，与爱国者团结一致”。这使他遭到了救国委员会的逮捕。1794年4月5日，丹东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死刑，这年他35岁。
由于丹东身上带有一些贪财爱色、讲究享乐、生活腐化的劣习，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确曾为拯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安全和独立舍生忘死，这是不可忽视的。
圣西门
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年），19世纪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曾经得到一些著名的教师指导。根据当时法国贵族的传统习惯，他在16岁时入伍服役，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圣西门随军参加了这次战争。战争结束回到法国，由于对军队生活的厌倦，他放弃了军职而到欧洲各地游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时，圣西门回到了法国。他一度接近革命，拥护民主自由思想，放弃了自己的贵族爵位。当他察觉到了旧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同时对革命暴力又抱有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在离开革命斗争之后，1791—1797年期间与人合作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不久便成了百万富翁。靠投机得来的巨富，圣西门转向学术研究活动，广结学友，跟他们研究学问。但是终因挥霍的生活，很快耗尽了自己的财产，而至一贫如洗的境地，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圣西门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著述活动的。他历经艰难，顽强写作，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形成一个学派奠定了基础。1825年逝世。
圣西门的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财产和法制》（1818）、《寓言》（1819）、《论实业制度》（1821）、《实业家问答》（1823—1824）和《新基督教》（1825）等。
圣西门以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为基础阐述其学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它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种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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