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二零一五年第5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青年作家编辑部

出版社：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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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二零一五年第5期)试读：

人物【作家】

祝勇 来自每个平庸躯壳的微弱勇气（上）

四月，一个周四的傍晚，六点，我下了班，从总府路匆匆赶去九眼桥——祝勇又一次到成都的家，做短暂的停留，然后要转道去康定，和妻儿相聚，临走之前，要和兄弟伙们聚一下——蒋蓝兄约在他家附近的莲花西路189号，一个叫四季渔歌的地方。六点，这个时候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而妻子上午才动了手术，现在一个人躺在床上，但她理解我，知道我要去见难得一见、好不容易来成都一趟的祝勇老师，她只是对我说，要早点回来，她等着我回来为她做饭。

公交车走走停停，我一边就摇摇晃晃地意识到，这其实——至少在这一刻，也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历史，或者说我自己——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与编年体，就像祝勇笔下的那些历史现场中的一个个小人物抑或大人物、总之是“人与物”的碎片、挣扎与寻找、安放。

这次，祝勇特意从北京给我带来了他2011年出的《辛亥年》，而蒋蓝兄送我的则是其刚出炉的新书《媚骨之书》。四季渔歌的鱼火锅有点辣，北方人的祝勇，虽然已经在成都买了房子，但他一边擦汗，一边说，还是不敢吃太辣的东西。但这个鱼，还真的好吃，味道真不错，他赞不绝口。

祝勇说，他明天一早就要走，这次，他真的是想儿子了，太想了，想得不得了，打算去康定，和妻儿待到8号，再走。祝勇，似乎总在走的路上。望着这个身为家中独子的男人，娟好的文字，温婉的话语，忽然就让人特别的感动。很多年很多年来，祝勇都在他的文字里，为一个个历史中的“故人”流下眼泪，为他们的一次次疼痛而感同身受，为他们的一次次在权利暴力下的呼救而呐喊以致窒息，但现在，我第一次听见了他说，他说出他对另一个男人——他的一个小小的儿子——延续了他的生命与谱系的一个小家伙——的想念，我第一次意识到，他，祝勇，作家神秘光环下的那个祝勇，还有为人父的一面，就像我看他很罕见地写母亲的一张照片的文章，让我意识到，祝勇，还有为人子的一面，日常而隽永，凡俗而普通。

断断续续几年间来，这次，是我第三次见祝勇。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小镇上，读《旧宫殿》，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来有一天会和这本书的著者，相遇并结识。是的，文学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她总会为一些人发一些光芒——即使微弱如烛火与萤光。我没有对祝勇说起过，我在一个个深夜，在我打工的那些城市，第一次读《旧宫殿》的那种感受：口角噙香，酣畅淋漓，窒息又绝望。

行刑者随时更换手中的铁刷，因为上面沾满了肉屑，使它不再锋利。在锋利的铁刺的践踏下，完整的皮肤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皮肤、肌肉、血管、神经被搅在一起，如荆丛般纷乱。穿越这片纷乱的荆丛，景清才能艰难地抵达自己墓地。

人们看到景清身体上不断变换的图案——苍白的肉体、暗红的汁液、被鲜血簇拥的骨骼，最后隆重出场的是心脏，被肋骨包围着，仿佛灯笼中轻盈的火苗……

祝勇，不愿意对他自己的故事、身世和过往多谈，或许，他太多的，是把自己浸淫在了那一本本历史——他学过的读过的他虚构与非虚构的历史——里面。就像一个潜泳者，扎入无边无际的大海，而早已忘了自己是那“沧海一粟”，他看到的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抑或还有充满诱惑的漩涡，以及那根可以得以救命与上岸的稻草。正如，在写下《旧宫殿》的十年后，他又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里，写下的那个和张择端一起眺望过的春天：

他画的不是城市，是命运，是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当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面对张择端的原作，我最关心的也并非他对建筑、风物、河渠、食货的表达，而是人的命运——连他自己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这座城市——也是他作品的活力所在。

在多变的城市空间里，每个人都在辨识、寻找、选择着自己的路。选择也是痛苦，但没有选择更加痛苦。张择端看到了来自每个平庸躯壳的微弱勇气，这些微弱勇气汇合在一起，就成了那个朝代里最为生动的部分。

喝了点烧酒，我匆匆地道别。蒋蓝兄有点怪罪，但我无法解释。我必须得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东边赶到西边，为躺在床上正病着的妻子做饭。这时候，成都的华灯已经初上。而我，在回家。在下一刻，蒋蓝，祝勇，也会各自回家，这都是属于我们的故事，属于我们的当下与篇章。我们在这个时空，这个时代，书写着各自不为人知的编年与片段、历史与宿命。或许没有人读，或许，不需要人读，或许，我们只需要去写、记录、看见，并且说出、追问，足矣。2001年，《青年文学》封面上的祝勇肖像200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旧宫殿》、《江南——不沉之舟》、《北方——奔跑的大陆》、《帝国创伤》等四卷本书影东方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五百多万字的《祝勇作品系列》书影我是在沈阳出生的，我母亲也是部队的《青年作家》：祝勇老师，我看你祖籍是山东东明，是你父母在那里还是你爷爷奶奶在那里呢？祝勇：我的祖籍是山东东明，我爷爷他们那一代都在山东东明，然后呢我的父亲是出生在那里。鲁西南属于黄河泛滥区，比较贫困，历来都是属于那种重灾区，黄河经常改道，一改道就把整个村庄淹了，然后逃荒。这都是听我父亲讲的。我在沈阳出生长大，山东的老家，我只回去过一次——鲁西南是贫困，胶东是富的，像张炜，山东作协主席张炜，他是胶东的，他们那里是比较富的。就是自渤海那边，鲁西南比较穷，靠近河南。家里面都是农民，然后父亲那一代是哥四个，我的大伯父、二伯父，父亲是老三，还有一个老四，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我父亲是念书好，家里面尽管比较穷，但是一直供着他读书，在县城里面他学习好，按说考大学是考得上的，上世纪50年代，父亲家里面太穷了拿不出钱来，我听父亲那些老战友说，那时父亲家里一块钱都拿不出来，家里面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我二伯父学习也很好，然后他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我父亲了，因为我父亲小嘛，比他小嘛，我二伯父后来就当了一辈子农民。《青年作家》：你父亲就读了初中，然后就参军。祝勇：56年参军入伍，然后留在部队，另外几个伯父都在山东家里面——这些都是我后来听我父亲讲的。父亲的部队是38军，在承德，当时在承德，我父亲呢在部队表现也不错，而且他特爱学习，特别爱看书，很快就提干，专门写新闻稿子。《青年作家》：有点像新闻干事。祝勇：对对，就是新闻干事，专门给报社写稿子，比如《解放军报》、沈阳军区的《前进报》。这个写稿子，大量的，比如说他们演习、拉练，学毛著呀，冬训呀，战备呀。各种类的新闻稿，各个部队的新闻稿写很多。然后呢，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写新闻稿不过瘾，就开始写散文了，他在《解放军报》副刊发表过一些散文。在38军表现一直不错呢，后来部队就把他送到《解放军报》，有点像培训，就是又工作又学习，就像实践这样子的，那就到了北京《解放军报》，这个是在60年代“文革”以前，当时《解放军报》要留他。那时候他年轻，二三十岁吧，当时他考

虑自己是38军培养起来的，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最基层的战士一步步培养起来的，他就觉得留在《解放军报》对不起38军的领导，应该回去，他就回去了。后来呢，又从38军调到沈阳军区，在军区机关干过，也下过部队，当政委。我小时候去过父亲的部队，看过他们训练、打枪。父亲书房抽屉里有一支五四式手枪，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在沈阳军区，他仍然写东西，除了在《解放军报》、《前进报》发稿子以外，在地方的报纸也发过一些稿子，大部分是通讯，也有文学作品。那时他结婚成家，就是在沈阳，我是在沈阳出生的，我母亲也是部队的。当时我就想跟梁禾谈这个事，我真的是想给他做一套《青年作家》：你是2006、2007年到伯克利的，我看有些媒体采访说当时你实际上还很想去见美国那个魏斐德，他以前就在那个大学教书吗？祝勇：美国有汉学三杰，一位是史景迁，一位是孔飞力，还有一位就是魏斐德，这三个人作品都在我国出过，在上世纪90年代出过，魏斐德是伯克利的教授，我很早读了他《洪业：清朝开国史》，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的，北大刘东主编的一套西方汉学研究丛书。201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祝勇和导师在一起2006年，祝勇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三杰”之一、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先生在一起2015年3月，在越南参加文学节，右起：雷平阳、李少君、祝勇《青年作家》：对，史景迁也出过。祝勇：那套书对于介绍西方汉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就是在那套书里看到了魏斐德的书，后来也读了魏斐德研究毛泽东的书，《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我对他非常的敬仰，所以去伯克利主要目的是想见魏斐德，但说起来不走运，没见着，我改签了两次签证，主要原因是要走的那一年，冬天，一月份，我在当时的作家足球队踢了场足球受了重伤。结果拖了半年。去了以后，到美国我就先找魏斐德，教授们都很熟嘛，都住在附近，结果一打听，魏斐德刚去世一个星期，如果

不踢那场球我就能见着他。因为会提前半年去。他是肺癌晚期。发现几个月以后就没了。早去会见到，还可以请教一下。

后来参加了魏斐德的追思会，与魏斐德夫人梁禾认识了，本来还想策划魏斐德的全部作品在大陆出版，我做过很多年出版，对出版还是有感情，梁禾老师说都委托给刘东了，我想就算了。后来我发现也没有全出。零零星星地在出，还是有点可惜。会似的，全场暴笑，就跟晚会似的。每个人上去发言都特别逗，讲的都是欢乐、愉快，还有一些特别尴尬、好玩的事，每个人上去都讲这个，特别愉快。西方人真的是乐观，他们是乐观主义的，不是像我们人死了就哭哭啼啼的。《青年作家》：很多出版社除了当时刘东主编的丛书，也有零星出版的，最近新星出版社才稍成系列。祝勇：魏斐德的汉学著作挺多，跟史景迁一样，完全可以单独出一套作品全集，而刘东主编的那套书，是西方汉学译丛，每位汉学家一本。当时我就想跟梁禾谈这个事，我真的是想给他做一套。今天若有家出版社把魏斐德的汉学著作出全，那真的是功德无量。他对于西方汉学很重要。后来追思会我参加了，史景迁也来了。《青年作家》：你见过高居翰没有？祝勇：高居翰没见着，他也是伯克利的。我现在故宫的同事，也是我们故宫研究院的副院长余辉，跟高居翰合写了一本书，三联马上就出来，校样我都看了，但很遗憾高居翰去年也过世了。我跟你讲点细节。就是跟别人都没讲过这么细。就是魏斐德的追思会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为了参加那个追思会我还特别买了一套黑色西装，因为去美国时很随便，也没带什么正装去。参加追思会之前想，肯定是气氛凝重，结果没想到像是什么晚《青年作家》：通过这个细节，他就被还原了丰满，有了一个人的温度和质感。祝勇：所以开了一下午追思会，晚上那个晚餐会，晚餐会史景迁赶来了，从耶鲁，很远的地方，晚餐会我就跟史景迁聊了一下，我特惊讶史景迁居然不懂中文，所以跟他用英文聊了聊，我在美国时英文好了很多，环境逼的，这几年就又不行了。通过这次，与好多汉学家就有了联系，后来做纪录片嘛就用上这些西方汉学家了——2009年做那个《我爱你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做的，十六集，当时影响很大，几乎把所有的奖都获了，国内的——当时就请那个麦克法夸尔，就是跟费正清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八十多岁了，专门请到北京做了采访，对我们共产党执政，工业化、“文革”等所有的一切对他都做了很多采访。还有我那年做《岩中花树》，央视的，关于传教士利玛窦的纪录片，摄制组专门去美国采访了史景迁，讲明代来华传教士对历史的影响，请史景迁讲了很多。在美国交往的这些大学者也都用上了，所以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写了一本“文革”的书，收获很大，再有一个就是跟这些西方研究汉学的老学者们的交往，学到了很多，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有父亲的署名，觉得特别神圣《青年作家》：在这个加州大学之前，你做了12年的编辑，当时是在一家出版社吗？祝勇：我是86年从沈阳到北京读大学本科， 90年毕业，2002到2012年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当到编辑部主任，网络上的消息基本不准确。那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出版社，我觉得不太自由，想写东西，当时想调呢，不太可能调到科研单位，或者大学，没有资历调到那儿，假如调到别的出版社去，那样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呀，那里领导关系都跟我很好，还有其他出版社我去都没什么问题，后来我想变化不大，没有质变。02年我就辞职了，辞去公职。我那时是国家公务员，已经分了房子，索性把房子交了，辞去公职，我就去了南方。《青年作家》：那行走随笔，你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写的，比如《蓝印花布》、《旧宫殿》？祝勇：辞去公职以后，开始大范围游走，趁年轻，多看看世界。《青年作家》：你第一次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呢？祝勇：第一次见报是高中时候，但那时的文章今天看都不叫作品。那时候是写一些散文。《青年作家》：那时候不写诗。祝勇：不写诗，都是散文。这个又倒回去了，我写作其实整个还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有一个剪报本，他是发表一个豆腐块，都会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在剪报本上，那是单位发的专业的剪报本，一边厚一边薄，等到全贴满了，就变成一般厚了。《青年作家》：你父亲的这个剪报本还在吧。祝勇：这个应该还在，要找一下。这个剪报本呢，他大概有两三本，从新闻报道到新闻特写，都是他发表的作品，还有散文。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这个东西，有父亲的署名，觉得特别神圣。

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有哮喘病，到八岁就是二年级的时候，一年没有上学，病很重，就住在沈阳军区202医院，在儿科里面住了一年，我是“老病号”了，最年轻的“老病号”，医生病人都认识我，我回去住院，哎呦，又来了，都那样叫我。但是很痛苦，那时候是病很重的，天天打针，早上打，晚上打，打穴位针，是很疼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我虽然那一年没有上学，却有了用不完的时间，看了很多书。在医院里待着，你想想，又没有电视，那不就是看书嘛！我喜欢看书，也是受我父亲影响，家里书多，房子虽小，却有大大的书柜。除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还有《鲁迅全集》、《二十四史》，因为毛泽东爱看《二十四史》，所以当时很多书不能看，但《二十四史》可以看，因为可以为“评法批儒”、为阶级斗争服务。2006年，祝勇在北京

大一点就看历史小说，《陈胜》、《李自成》，就这些书，家里的书比较多，加上生病，就看，所以小时候就特别想往有一个自己的剪报本。所以就开始给一些报纸投稿，到高中的时候就参加文学社，我还是文学社的骨干。2013年，祝勇在故宫《青年作家》：你高中时候就参加文学社了？祝勇：对。当时成立了一个五四文学社，成立了后呢大家就写，当时我读的沈阳二中是省重点，沈阳只有二中、实验两家，学生们都蛮活跃的，写完了后呢就抄在稿纸上，那时候没有电脑嘛，三百格的稿纸。《青年作家》：是油印吗？祝勇：油印是到大学了，又进步了。中学时，大家会把好的文章选出来，贴到学校的主楼前面的橱窗里。主楼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大楼，特漂亮。那时候，同学们的字都漂亮，文章也好，看上去，赏心悦目。

上大学以后呢，中文系有个文学社，叫先河文学社。我负责时，跑到学校在附近那个村子里——我们学校在颐和园附近，找一家打字社，用那种老式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油印。当时系里没有经费，都是大家凑钱，我应该还能找到一本。李少君啦，差不多都是同时起步的，所以我们的友谊都是差不多二十多年，一起成长的。我们学校在西北郊，要跑到圆明园那里，那里面有好多村子，在里面三拐两拐找一家打字社，现在想想挺神奇的，现在年轻人我都觉得没这股干劲，现在年轻人都在想怎么去一家大公司实习，怎么尽快挣到钱。这是今天的生存环境逼的，也怪不得他们。《青年作家》：自办杂志，那个时候的自办杂志不得了啊。祝勇：那时有很多，各个学校都有，相互寄阅，相互交换，结识了许多同道。真正开始写作是大学毕业以后，90年代。像邱华栋啦、

那时候，我们中学有图书馆，大学也有图书馆，我们就坐在那儿看文学期刊，当时辽宁省的文学杂志叫《鸭绿江》，几十万册呀，火车站都有卖的，坐火车都买一本。我是在《鸭绿江》上第一次读到刘心武老师的小说的，那时读初中，不知道有《班主任》，但记住了刘心武的名字。后来与心武老师聊天，说过这件事。那时沈阳太原街有一家邮局，是沈阳最大的邮局，一座日伪时期的老洋楼，非常漂亮，有一个专门的报刊服务部，里面满满的，都是刊物，整个中学时期，那里是我最向往的地方。现在有时回沈阳，还会去看一看，缅怀一下自己的过去。80年代大学整个在这样的一个文学氛围当中。后来，我真正地发表作品是在工作以后。

那时沈阳太原街有一家邮局，是沈阳最大的邮局，一座日伪时期的老洋楼，非常漂亮，有一个专门的报刊服务部，里面满满的，都是刊物，整个中学时期，那里是我最向往的地方。2013年，祝勇在故宫他们身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潜移默化《青年作家》：看你的作品，我觉得你卖得最好的应该是《凤凰：草鞋的故乡》那本书吧，那本书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即使现在，一说这本书也有很多人都知道、都看过。祝勇：有段时间是这样，那时凤凰城所有的旅游点都卖这本书，挺火的。我写作几个阶段，如果中学那些作文发表不算的话，从90年到02年辞职，工作这十二年应该算是第一个阶段，是“祝勇1.0版”。这个时候主要以阅读式写作为主，原因是自己是从校门直接到工作单位，个人经验也比较单薄，对写作这个事业充满热爱，但又觉得自己的经历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就以阅读式写作为主了。《青年作家》：这段时间，我发现你主编了一些西方人纪录中国历史的著作，这些书对你后来接触西方的汉学家，或者说你把眼光投向于西方和中方文化交流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后来你写《纸天堂》《、岩中花树》都是有好处的。祝勇：那套书叫《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但是影响很大，卖了好几万套， 98年出的。《青年作家》：而且你编这套书对文化有一种先见之明吧，因为实际上当时很多出版社是不愿意做这块的。祝勇：我呢，是觉得不满足教科书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肯定有多种面貌，应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青年作家》：你这套书是在刘东的那套书之前还是之后。祝勇：这个说不出来了，你查一下，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我当时是孤军奋战，在出版社没有人认为我这套书有意义。领导呢完全不懂，对牛弹琴，所以我当时挺痛苦的。所以我出了八本就结束了。也是因为我自身陷在这个地方，再加上想法也实现不了，所以辞职跟这也有很大的关联。不过十二年呢我认识了一批老一辈的学人，潜移默化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像黄永玉、黄永厚、牧惠、陈四益、蓝英年、李锐——老李锐——毛泽东的秘书，还有那个……包括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太老了，参加过长征的，此外还有高莽、邵燕祥、汪曾祺、新凤霞、新凤霞的老公叫啥来着——我现在脑子有点——老年痴呆了，哦，对，吴祖光，还有丁聪、丁聪的夫人沈峻……《青年作家》：张仃是忘年交？祝勇：对，张仃、黄永玉，还有杨宪益，是忘年交，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都列下来，真的没总结过。我最大遗憾就是没见过沈从文。沈先生88年去世的，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呢。根本就无缘去见沈从文，而且那个时候刚刚知道沈从文。《青年作家》：近现代小说里面我就喜欢他，我给我女儿都买了一套《沈从文全集》。祝勇：那时候，大学的官修文学史里根本就没有沈从文。《青年作家》：我看《中国文学史》最先看的一个版本，沈从文就这么一段。祝勇：我翻的那个中国文学三卷本的大学讲义就根本没有沈从文，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施蛰存，全都没有。约2004年，在湖南凤凰，黄永玉先生在写字祝勇与张仃先生在一起2004年，祝勇与画家、散文家郁风（右）、黄苗子（中）两位先生在一起《青年作家》：张爱玲是后来，她去世后，很多人才知道的。祝勇：最大遗憾是没见过沈从文。我86年到北京，沈先生88年去世，本来还是有机会的。但见过一大批老知识分子，他们也很喜欢我。相处非常好，比如黄永厚，我从来不跟他要画，但有一次呢黄永厚呢，我在出版社的时候，他就给我寄了一封信。普通信封，我打开一看，啥也没有，就一幅画，叠的。就送给我，这么一幅画就放到普通信封里就寄过来了。张仃跟我关系非常好，有段时间我特别不如意，就是离婚以后，05年离婚，05

年就在他的家里，西山的别墅里面，住了两三个月。每天早上起来，他比我起来得早得多，我就先到他的书房，他已经在写字，他每天上午在书房里写字。写小篆，所以跟他们聊天，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术交流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叶利钦90年代访华的时候亲自给他颁发勋章，总统勋章还是叫友谊勋章，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亲自给他授勋，他是一个纽带式的人物，苏联的朋友无数，包括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人都是他的朋友。我节前去，一看，老多了，挺心酸的。没牙啦，走路腰也伸不直了。但当着他不敢说，就说挺好的，看不出90岁，让他向周有光学习，至少再活20年。周有光今年已经110岁了，他103岁那年，我去看过他。我跟高莽认识也二十多年啦，在我的印象里，他身材高大，很挺拔的。情绪特别不好，他一想这就要哭，就可以看出他们两口子感情太深了，他们这一辈子，从民国到现在，风风雨雨，感情那么深，就很多这种东西吧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年作家》：黄永玉有几年生日你都参加了。祝勇：他的生日我都去，包括他凤凰的家，玉氏山房，我一去就住到他家里，我还跟他打打乒乓球，老头还挺高兴。高莽老头也特别好，前几天我去了，来成都之前，过春节之前我去看了一下，89岁了，他是翻译家、作家、画家，笔名乌兰汗，他翻译作品挺大的，《保尔·柯察金》、《永不掉队》、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等，他从解放前40年代翻译开始，对中国了解苏联文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中苏中俄文学艺《青年作家》：对于当时跟这一批老年人的忘年交，给你的其实是很奇特的机缘。可以说，这也是你做编辑的一份独特的生活经历，工作经历。祝勇：对，我喜欢这一行，所以就比较用心。他们身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潜移默化，包括高莽跟他老伴相濡以沫的那种情感。有很多影响，都在无言之中，真是一笔财富，像高莽他的母亲瘫在床上，他的老伴眼睛双目失明，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女人，照顾两人他还写那么多东西，还发表了那么多东西。每次去都留在他们家吃饭。二十多年来都是这样。原来他住在紫竹院。离我单位很近，我下班骑自行车一拐弯就到他家啦。没结婚那段时间晚上就老在他家吃饭。这次去呢，他老伴已经病危入院了，重症监护。还能不能回到这个家，真不好说，但是我不敢说。高莽《青年作家》：你说你在做编辑那段时间，有两个收获，一个就是老知识分子，另一个呢？祝勇：还有一个呢，中年知识分子，包括这个西方人历史视野的打开，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黄兴涛，还有一个是杨念群。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我们略近于同龄人吧，他们比我略大几岁。通过跟他们的交往，这种互相的熏陶影响挺大，所以1988年《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这一套丛书，是他们主编的，所以非常感谢他们。正好符合了当时内心里面的想法，换一种视角看中国。

这两个人现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黄兴涛现在是《清史研究》的编委，人民大学的历史学院院长；杨念群是人大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他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在三联出了好多学术专著，他是晚清名人杨度的曾孙、梁启超的曾外孙。

所以，这一批学人这种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那个时候在出版社的十二年，受了这些影响，就在《读书》、《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啊，经常发。就这类阅读写作的文字，那十二年是主要的。2015年2月，在故宫，由右至左：单霁翔院长、杨澜、祝勇【敬请关注，下期待续《祝勇：来自每个平庸躯壳的微弱勇气（下）》】

人物【前沿】

韩博 一种语言在反省另一种语言

戏剧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表达，就跟写诗一样，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对于文化领域来说，社会需求永远是低级的。《青年作家》：有在社会上的演出么？韩博：我们在复旦期间做了很多戏。我研究生毕业之后，离开了学校，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戏剧工作室，叫夜行舞台。夜行舞台创作了近十部作品，那些演出基本都在社会上，演出场地包括民营剧场、咖啡馆、画廊等等。夜行舞台的最后一个戏是在2009年，是北京青年导演计划的委托剧目，在孟京辉的蜂巢剧场演出，那个导演计划也是孟京辉和邵泽辉他们一起搞起来的，邵泽辉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夜行舞台的成员主要就是当年燕园剧社的成员，但每一次演出都会吸收一些其他群体或领域的人参与，保持必要的活力，这里面当然也有戏剧学院的学生参与，他们会从事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因为我们做戏剧的理念跟戏剧学院的是不一样，戏剧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表达，就跟写诗一样，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对于文化领域来说，社会需求永远是低级的。《青年作家》：可以跟我们谈一两部你们当时的戏剧作品吗？韩博：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椅子不知道》，我在98年的时候写的小剧场的戏，关于一个木匠和两把椅子之间的故事，两把椅子由两位漂亮的女演员扮演，木匠则是男性，他们生活在一个观念局促的世界里，对于外部世界有很多幻想。我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故事。我设置的场景似乎是西方，剧中人总是谈论东方，而观众又是真正的东方人，这就产生了一种滑稽的间离效应。《椅子不知道》由我的朋友孙云龙导演。98年我们演过几场，从复旦演到同济。那个剧本后来刊登在北京大学的杂志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剧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剧团都搬演过。前两个月我碰到一位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她告诉我，在她读大学的时候，也演过《椅子不知道》。09年，我去美国爱荷华（参加文学驻留活动）的时候，在大草原书店也做过剧本朗读，邀请香港小说家董启章扮演木匠，后来爱荷华的学生剧团也把剧本朗读搬上了舞台。不仅仅因为它有英文版，而是那种小剧场的戏，观演互动性很强，完全虚构关于东方西方的种种假设产生的张力也比较大，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会心一笑。《存在者》剧照

还有一个戏，是2000年我写的《山海精》，我拼贴挪用了《山海经》和《圣经》的故事，用那些文化原型写了一个当代的故事。当时我们在上海很多地方都演过，反响蛮大的，后来上海戏剧学院还把它作为课堂研读的当代文本。韩博和剧组的人在一起演员、幕后和观者《青年作家》：这样的编剧工作还是挺过瘾的。韩博：《山海精》完成差不多十年之后，我碰见过一个员工，她说，在上戏念书的时候学过我的这个戏。我做编剧出发点比较单纯，不考虑观众需求，那时候已经过了八十年代的中国戏剧繁荣期，做戏的民间团体很少，从九十年代后期到2000年左右，中国民间戏剧屈指可数。其他做戏剧的人跟我都挺熟。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不管你做个什么东西，大家都会很关注，然后用各种办法互相传播，那种传播的效果与现在的微信微博是截然不同的，更有真心。《青年作家》：你演过哪些角色？韩博：实际上我自己就主演过一个戏，《玩真的还是玩虚的》，我和马骅扮演《人间指南》编辑部的同事，那是一个又现实又荒诞的故事，他们整天调侃社会，但无意中杀了人，社会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我就退到幕后了，基本没有演过角色，因为身边比我出色的演员太多了。马骅比较喜欢演，他毕业了，还回来主演燕园剧社的一个戏，加缪的《正义者》，那是98年的时候。《青年作家》：上海有一批小剧场的观众是吗？韩博：对，当时有一批铁杆粉丝。《青年作家》：这些铁杆粉丝都是从哪些领域来的呢？韩博：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高校的在校生或者在社会上已经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他们还始终关心着这件事情，他们的素质比较高，能明白我们说什么。《青年作家》：其实是比较有专业素养的观众。韩博：嗯。这个问题，在中国跟在西方是不太一样的。在西方，戏剧观众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他只要读过大学，都会接触过这样的课程，会系统了解这种艺术形式。戏剧是审美的一部分，而审美，不管你承不承认，它其实都是教育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大众审美。如果教育不完善，观众就会对戏剧感到陌生，会错误地把它理解成其他的东西。而这也是中国戏剧，或者说，中国审美的现状。《青年作家》：他可能就想看一个故事。韩博：对，缺乏审美教育的观众可能就是会停留在戏剧的故事层面，或者就想看一个小品似的东西。小品式的所谓“白领戏剧”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票房特别好，在北京也是，比如像开心麻花之类的。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受过戏剧教育的人对戏剧的理解（比较有局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对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戏剧的界定是错误的，因为将它命名成了“话剧”，这样戏剧的内涵与外延就被严重压缩和扭曲了，戏剧变成了必须要说话的东西，而且可能还必须有舞台腔。但是实际上，在我的观念里，戏剧是另外的东西，它的形式是激起活跃、综合和开放的，形式本身就是戏剧语言，台词语言只是戏剧语言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戏剧本身是可能性而非确定性的一种表达。《山海精》剧照刻骨铭心的戏剧创作生活《青年作家》：你觉得戏剧是可以综合满足你的视觉上的需求的吗？韩博：我觉得戏剧它是一个综合体，甚至比电影好得多。但这些年我也想拍电影，我觉得电影传播很快，戏剧做得很苦。如果说电影付出的努力是10的话，戏剧可能付出的是100。但是电影的效果是100，戏剧却是10。就因为它的传播形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戏剧最有魅力的是它是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在创作者之间，也体现在观演双方。你必须要有真的互动，而且你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否则马上就会被看出来那种虚假。但电影不一样，拍三十条总能剪一条出来，不行还可以修。而戏剧的最终呈现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这就依赖于一个关系极为紧密的创作团体，有时候还会变得像家人一样，非常默契。《青年作家》：但是有些也是可以一边演一边记录。韩博：对，我们每一场都有记录，但是有些早期的已经找不到了。《青年作家》：但这种记录还是不能和电影的传播相比。韩博：对，我觉得看记录和看现场完全是两回事。戏剧现场的空气振动和气味是录不下来的，观演之间的心潮涌动也录不下来，只剩表演的画面，只能算是一种残缺的记录。戏剧给予我们的，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我们这群人虽然不再做戏剧，但是每周还是会聚会。《青年作家》：从创作到生活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韩博：对，像我们那时候，实际上就是同吃同住同创作一样。当时有一个朋友在复旦外面租了一个房子，经常20多个人住在一块。我觉得这种创作过程简直是别的创作没法比的。《青年作家》：那复旦现在还有这种传统吗？韩博：我觉得没有了。在97、98年的时候，我问当时的演员剧社的小朋友们怎么排练，他们说在网上排练。我很震惊，我们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彻底交流已经没有了。但在互联网修正生活的时代，这又是正常的。《青年作家》：为什么会在复旦有一个这种将戏剧和诗歌这么紧密地联系的传统呢？韩博：我觉得复旦首先它有一个戏剧传统，中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洪深就是复旦校友，这种传统是可以被后辈拿来演绎的。而诗歌传统开始于八十年代。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一群人。《青年作家》：这种体验和北大的学生不同？韩博：对，跟北大的同学接触过会发现，他们之间是一个竞争的传统。《青年作家》：上海在某些地方要放松一点？韩博：对。我觉得这跟上海这座城市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外地人觉得上海人小气，但是我觉得上海人单纯。他们社会上那一套其实根本不会，而且他们有什么样的欲望就会表现出来。

他们社会上那一套其实根本不会，而且他们有什么样的欲望就会表现出来。玩出来的绘画《青年作家》：在你的生活里，戏剧和画画是有关系的吗？只不过戏剧是很多人一起玩，画画是一个人玩。韩博：因果关系吧。因为种种原因，我目前可能没法再做戏剧了，所以就画画，干脆一个人玩，这样就还是有一个空间我可以为所欲为。《青年作家》：诗歌和绘画你还是像诗歌和戏剧一样分开对待吗？韩博：还是分开的，诗歌和戏剧还是不一样。其实我有几幅画是用的诗歌的意象，但是实际上还是两回事，就像再创作一样，只是视觉上有这种重叠而已。《青年作家》：去年在巴黎参加诗歌节的时候有人给你们的诗配了画。韩博：对。我挺喜欢的，国内都没这么玩过。活动主办方会事先要求法国艺术家把你的诗画成画，然后会拍成一个短片。但是我觉得短片被拍得不怎么样。我比较喜欢他们的画，他们的画会放在画廊里展出和售卖。就是一个真正的展览，他们那些东西确实做得不错。《青年作家》：你觉得他根据你诗歌的画画创作，是对你诗歌的再创作，还是理解，还是诗歌气质的回应？韩博：我觉得他们把握得还挺准，这当然是一种再创作，但在我看来，有很多东西是对的。《青年作家》：我当时看了他们的作品，确实挺厉害。你回来画画跟这件事有关系吗？韩博：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刺激。我觉得又找到了一种表现形式。戏剧很难再进行下去，但是脑子里又有多想法，怎么办呢，画画就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然后觉得这种艺术形式也很不错。《青年作家》：你的抽象作品有种实在的感觉，没有真正告诉观者这是什么，却把情绪状态表达出来了。韩博：我明白你的感觉，我觉得这跟创作方法有关系。其实抽象艺术的创作无非这几种方法：一种是完全达达式的，就是自动随机的，先涂鸦一个初稿，之后再改一改，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然后附会一些说辞；另外一种方式是观念式的，先设计方式方法，然后按照方法无限生成。我的创作方式是比较私人的，我知道我画的是什么东西，虽然它不一定是一个故事，一个具体的意象，大多数灵感是我在旅途中获得的，因为旅途中是我最放松，最舒服的状态。回到上海再细细琢磨，需要很长时间，再真正动笔去画，这跟我写诗的创作过程比较像。先在脑海中想好要呈现什么，然后在精神绝对集中的情况下进行创作。《青年作家》：绘画是小时候学过的吗？韩博：对。差不多上学之前到小学毕业这段时间。《青年作家》：那是因为兴趣还是被强迫去画画呢？主要画什么呢？韩博：各种形式基本都画过，素描啊水墨什么的。一开始是被我妈送去，后来是自己觉得很有兴趣。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有很长时间不画了呢，就是因为我当时非常不喜欢水墨画了，甚至厌恶至极，我那时候觉得水墨画都是程式化的东西，只不过是重复前人，算不上艺术。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看待水墨画的，水墨画也许形式可以变化，但是思想还是被圈禁在非常清晰的边界里，与那些不断反对自身的现当代艺术形式毫无共同之处，新水墨是地地道道的伪概念。《青年作家》：你对色彩形式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韩博油画作品韩博：我会先画一个视觉主体，然后琢磨挺长时间，怎么去搭配色彩，是慢慢想出来的。《青年作家》：你从构思到完工要多长时间呢？韩博：构思有时候会好几个月，有时候没想好就暂时不画。但是去画的时间就比较短，如果一整天都有时间，就会从白天到晚上，差不多一天。但有时候会被打断，就会画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青年作家》：那你现在怎么安排你的画画工作呢？韩博：如果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可以把家当作我的工作室，如果我的小孩回来，我就只能晚上画。我另外也有一个房

子，那边是空置的，也就放一些我的画和我收的一些画，如果要画大一点就可以去那里画。《青年作家》：那你写诗是什么时候呢？韩博：我一般早上写诗，对我来说早上的精力更好。《青年作家》：画画更费体力对吧？韩博：对，画画用体力，而且画画和写诗的感觉不一样。写诗我要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创作。像白天累了一天，很疲劳了，晚上就切换到另一个频道，用另外一半的脑子，画画就是用白天没用过的那一半大脑，那一半大脑不适合写诗，但为绘画而兴奋。像白天累了一天，很疲劳了，晚上就切换到另一个频道，用另外一半的脑子，画画就是用白天没用过的那一半大脑，那一半大脑不适合写诗，但为绘画而兴奋。韩博油画作品诗歌、戏剧与绘画的无关与相关《青年作家》：你想过将诗歌与戏剧结合在一起做成“诗剧”没有？韩博：诗歌是完全个人化的表达。我特别不希望文本过度参与到戏剧当中，因为我觉得戏剧有它自己的语言。我从来不搞诗剧啊什么的，因为现在的所谓诗剧完全是诗朗诵，而诗歌朗诵没有任何传达效果。我的观点是，现代的诗歌早已一分为二，诗是诗，歌是歌，我们一般说的诗歌其实只是诗的部分，是脑部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听觉的娱乐活动。诗歌就是一个文本，文本有它自己的规律，它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传播规律。戏剧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在2000年左右，我们夜行舞台也组织过一些聚会，包含诗歌的因素，我们在废旧的厂房里，有人分享音乐，有人朗诵自己的诗歌，有人表演即兴的戏剧，然后也会一起跳舞，所有的一切，就像即兴的爵士乐一样，非常自然，非常好玩。那时候我们经常做这样的聚会。诗剧就太做作了。《存在者》剧照《青年作家》：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把诗歌朗诵的方式改良一下呢？韩博：诗歌朗诵其实就几种形式。我们当时也尝试过加即兴的音乐，我在诗歌朗诵的时候，我的朋友就在旁边演奏音乐。但要选在现场适合朗诵的诗，所以的诗句要比较口语化一些，要触及一些社会化的题材，容易有现场共鸣。不过后来，我就不写那样的诗了，我对那样的东西没有兴趣。《青年作家》：你的诗歌、戏剧和绘画创作有什么关系？韩博：很多年前就有人问过我，你的诗歌跟戏剧有什么关系，我以前觉得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两个东西。因为诗歌的语言就是诗歌的语言，它是最抽象的。但是戏剧不一样，戏剧语言虽然也很抽象，但还是要借助非常具象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上是两件事。诗歌与绘画也是两件事，而且必须是两件事。两件事的好处是，可以用一种语言反观另一种语言，用绘画反观诗歌，就好像突然间又进入新的房间，获得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我觉得挺好的。诗歌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但戏剧不一样，戏剧可以有一些故事元素，还有多种舞台语言，它们是都交织在一块的，有视觉语言，有动作语言，还有听觉语言，它们要在一块才能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像一个场一样。跟这个相比诗歌就比较简单。绘画又不一样，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视觉语言，也是一种很抽象的语言，它这个抽象语言跟诗歌的又完全不一样，诗歌它的能量展现是有时间性的，从读到第一个词开始到后面，它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时间线，它等于是一个大脑思维过程，这种语言产生的刺激不断地叠加，最后形成一个对诗歌完整的印象。但绘画的整体印象在一瞬间扑面而来，它当然也包括时间性的接受美学，但空间性的印象更具支配性，所以会产生与诗歌截然不同的表达结果。《青年作家》：你以前认为写诗、戏剧和画画是不相干的，各有各的路。但你昨天说，通过一种语言反省诗的语言。或者我们还可以颠倒过来说，通过诗歌的语言，拓展艺术的语言，你是怎么又想到这个问题呢？韩博：在这几年想到，如果一直用一种语言表达，就会陷入很封闭的状态。因为认识的惯性，表达的惯性。我觉得换一种语言表达，这实际上是一种陌生化的过程，你对它不会那么熟练。其实在同一种语言表达中，寻求陌生化也是必要的，比如写诗的时候，故意把一些东西写得很粗糙，实际上是破解以前的困境。艺术的进步就是有赖于这种自我的陌生化，这是自我否定的过程，始终破解以前已经成型的东西。因为陌生化会产生一种间离效应吧。比如以前在一个语境里的东西，你以为他是比较圆满的，间离效应产生了，你会觉得它其实还是一种表演行为。然后就会有一种新的方法来呈现。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过程，让自己不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青年作家》：自我更新的前提是自我否定，新的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就是破坏自己形成的思维惯性的作用。韩博：的确是这样。

人物【先锋】

苑子文/苑子豪 正青春在路上

比如说你问大家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大多数人都不会满意，大学里面真正满意自己所学专业的人很少，真正觉得自己专业对以后就业没有分歧、没有压力的很少，而且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和担忧。

所以我们写了这本书《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同样会经历彷徨、迷茫、孤独，也同样有失落的时刻，但是千万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往前走。每一代人情绪表达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的符号就是“矫情”，就是总容易不满足、或者失落，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去追求梦想，或者胆怯。《青年作家》：这一次的新书内容同样是关于青春和梦想，和你们的第一本书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故事创作呢？自己在这两次创作过程中心态有什么变化吗？苑子豪：这本书主要是讲了20个年轻人

一定会懂的故事，是关于勇气和成长、爱与正能量的青春故事。这本书主要想给大家传达的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所有经历都是得到，每种可能都要追求。哥哥苑子文“那些人教会我爱”这一部分是我写的，写了10个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和我哥哥，他们就像灯塔指引着我，在黑暗中给我力量。这10个人其中有“负能量小姐”，她总会去抱怨，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最后她发现学会接受自己才能“刀枪不入”。还有“远方先生”，他有很大的梦想，但是各方面条件又没有那么好，就会在梦想的追逐过程中受到挫折，可能会跌倒，但是他心里一直相信，而且我也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在北京相见，他会实现他的梦想。还有我高中谈过的恋爱，写在里面，讲一讲高中时候青涩的恋爱，也想给大家一些共鸣。“那些事教会我成长”是哥哥的部分，他写了在他生命中很重要的10件事。包括他在大学里面经历的挫折和困难，也有高中经历的事情，也有工作上甚至是社会上认识的人或事，给他带来何种感受，都表达在里面。

另外一部分是尼泊尔的旅行日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换了地方、换了心情去感受世界，这也是双胞胎的旅行日记。最后一部分讲的是“逗逼”弟弟和“暖男”哥哥的日常，讲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这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了这本书，总体的基调是温暖治愈，我们希望年轻人都会懂得，在我们那个年纪，高中的时候谈过的恋爱、大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或者交往社会上认识的人、经历的友情、面对的挑战和坎坷，我们该如何去度过这些问题，跨过这些漫长的黑夜。在青春的路上，在经历青春。不管生活条件变成什么样子，新媒体技术如何发达，这些人心灵上的喂养是永远需要的，不管外界如何改变他们，所有人的内心在青春这个时期，永远需要一些温暖的文字去陪伴他们度过。所以对于我们，对于写青春文学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坚定地继续下去，不会觉得青春文学走向好了我们才写，或者在走下坡我们就不写了。而是说有人需要它，我们就负责输送和满足这种需要。这对我们来说同样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青年作家》：这本书是两个人共同写，还是分开各自写自己的呢？苑子豪：两个人一起写，会互相参考，因为主要的基调和思想感情都不能偏离太多，而且避免重复，所以会交流，他写完我会看，提修改意见。

所以对于我们，对于写青春文学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坚定地继续下去，不会觉得青春文学走向好了我们才写，或者在走下坡我们就不写了。而是说有人需要它，我们就负责输送和满足这种需要。《青年作家》：你们如何看待如今青春文学的现状和未来？苑子文：很多人都觉得类似于疼痛文学或者韩寒、郭敬明已经过时了，纸质书也不发达了。但我始终觉得总会有人在看青春文学，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总会有人走弟弟苑子豪每种可能都要追求所有经历都是得到，《青年作家》：如今在你们身上已经有很多的标签：“青年作家”、“北大最帅双胞胎学霸”、“微博红人”、“青年创业者”等等，但我们其实更想知道你们对于自己的评价和定位。苑子文：我更喜欢“青年创业者”，我自己的创业理念，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要真正把它当成一件事，而不是一次尝试或者单纯的挣钱项目，第三个要做公益回馈社会。因为我自己学的社会学，会希望能更多回馈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会比较在乎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也更愿意自己在逐渐融入社会为其多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苑子豪：我不会特别在意，因为我觉得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很重要。我们一路走来也有好的评价，也有坏的评价，所以我不是特别去在意这些标签，我会很希望自己去成为一个所谓的“暖男”，带给更多人善意和温暖的一面。有的人说我们写的书是心灵鸡汤，但我不觉得心灵鸡汤是不好的，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单身特别辛苦，也想有一个感情和寄托，有时候又会对自己说不要为了谈感情而谈感情，而是真的是等到缘分把它带给你的时候你再去努力抓紧、好好珍惜。

包括对青春文学的走向，我会觉得它会越来越贴近大家的生活，可能作品里的那种文学性强度和高调性还会有，但是我认为它会越来越贴近大家的生活，简洁地说就是“接地气”。因为这是大家生活中所需要的，我们疲惫了一天之后，我需要一个晚上的故事，带我去把心情平缓，所以我也希望哪怕我写的东西还是心灵鸡汤，哪怕没有什么文学性，或者是高格调的东西，但我永远希望会因为我的文字能带给大家生活上的温暖。《青年作家》：哥哥现在在创业，子豪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们有想过成为专职作家吗？苑子豪：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也比较多，比如研究生毕业去找工作，或者把写作这件事情坚持下来，还是说作家加编剧这块，或是尝试去影视方面有发展……现在还没有定论。之前也有很多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有的也放弃了，比如影视，现在也在等待。有时候我总会形容人生像爬山一样，当你站得足够高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看到日出或者太阳，我并不希望自己在山腰上或者是山脚下就开始想我到山顶会是如何，我会一步一步努力，用不同的方法去攀爬，最后无论我爬到哪个领域的山顶，那时给我一个机会，我会觉得我看到了曙光。要多努力，比如哥哥创业、写作，现在我们也在谈第三本书，也有影视这方面的计划，也有漫画，也有学校里的发展，特别好的事情是我们还有三年半的时间去沉淀，去静下心来好好地调整自己，再去决定未来该如何。《青年作家》：你们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哪些方面是你们希望变得更好的？苑子豪：我挺满意现在的生活，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在去做很多的尝试，在我年轻而且有精力的时候不给我自己留下很多遗憾。

在写作方面可能不上不下，尽管也叫做有一点点畅销，有很多读者。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写的好、很开心的部分在出版之后就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想写第三本书，还希望在写作上有一个更大的进步。《青年作家》：总能在微博里看到你们调侃自己的单身情况，子文说希望恋爱在冬天，子豪笑谈自己是“单身狮”，能聊聊你们对于爱情、对于理想型的期待吗？苑子豪：对于感情我一直有一句话在微博上也发过，就是：“我不期待爱情，但是我相信缘分。”包括这本新书里面我也有专门写三个片段，关于感情方面的。也是想给大家一些共鸣和交流，这世界六十亿人口，总有一个适合你的，她/他可能不好不坏，不上不下，既不是白天鹅，也不是丑小鸭，但是一定会适合你。所以在等到这个人出现之前，千万不要着急，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得优秀变得美好，变得坚强变得坚定，当你真的浑身发亮的时候，那个人就会从人群中看到你。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单身特别辛苦，也想有一个感情和寄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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