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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28 19: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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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向群,杜鹏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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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事业发展报告试读:

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断加快,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引起了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也不断增大,需要给以全方位的深入探讨。

近些年来,中国老年人口状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老年人口群体与其他群体一样都处于转变的过程中。新增加的老年人与以往的老年人有所不同,其经济收入、家庭、健康、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或者说都有所改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各方面需求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随着社会进步和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战略的推进,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服务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帮助和保护,他们的权益得到维护,生活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老年人的各方面境况还有较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社会保障及福利水平不够高,社会服务事业不能满足多数老年人的需要,老年人的生活改善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养老保障的诸方面问题依然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多方面努力,通过健全制度、加大工作力度给以更好的解决。

有鉴于此,本书利用中国以往几次人口普查的资料,特别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更为全面的信息,利用各种专项老年人调查资料,认识和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情况,呈现出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群体的状况,分析研究了老年社会政策、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现状及问题,从学术研究和社会政策的视角提出了应对的措施和建议。

希望本书所展现的内容和研究的结论及建议能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甚至对相关的工作领域有所裨益。

本成果的完成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支持和资助,特此致谢!

总序

陈雨露

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第一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及趋势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断加快,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引起了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特别是在世纪之交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出现了一些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情况。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了加快的趋势,老年人口状况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披露的结果,2012年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人口老龄化的多方面影响必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必须给以更多的关注。

借助于中国以往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特别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更为全面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以及老年人口的各方面情况,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及时制定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应对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其结构性变化

1.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老年型)社会。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达1.3亿,占总人口的10.3%,65岁及以上达8811万,占总人口的7.0%。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13.39亿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总人口的13.3%,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了3.0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9%,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9个百分点。毋庸置疑,21世纪前十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十年。

如果从历史过程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累积和变化的过程,并将对未来产生长期、不可逆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老龄化出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7.3%,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为6.1%,表明这期间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老年人比重达到7.6%,表明人口老龄化水平有所提高,之后这一指标进一步增长,具体情况见表1—1。表1—1 中国各主要年份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见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图1—1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比重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速度不断加快。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来看,1953年为4.41%,1964年下降到3.56%,随后呈不断攀升的趋势,1982年为4.91%,1990年突破5%,达到5.57%,2000年接近7%,为6.9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达到8.87%。中国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与近几十年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及人口寿命的延长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图1—1 历次普查60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4154万,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有4225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到7664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9697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为1.3亿。近年来,老年人口数量继续快速增长,2010年达到了1.78亿,增量为每年500万左右,详见表1—2。表1—2 中国各主要年份总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计算整理。

2.低龄老年人口比例较高,人口高龄化趋势逐渐明显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中不同年龄组的人口出现结构性的变化。现阶段,老年人口中低龄老年人比例较高,但是高龄老年人的比例增加较快。

从老年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2010年60~69岁组老年人口的比例最高,达到56.18%,接近六成;其次是70~79岁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为32.00%;比例最低的是80岁及以上年龄组,只有11.82%。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出现变化,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低龄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下降,而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具体来说,与2000年相比,2010年60~69岁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2.66个百分点;70~79岁组的比例变化较小,基本持平,仅仅上升了0.07个百分点;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9.23%上升到2010年的11.82%,上升了2.5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年龄结构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原因主要在于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表1—3 2000年和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年龄构成状况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中的普查数据部分,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302.htm;2010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

3.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1)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一直存在并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杜鹏、王武林,2010),中国也不例外。从最近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城乡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城乡倒置有扩大的趋势。最近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均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乡村高于城镇,198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市为7.40%,乡为7.80%,差异为0.40个百分点,随后一直都是乡高于市,差异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0.10、0.84和3.50个百分点。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与我国的人口流迁密不可分,人口流迁的主体是青壮年,流向是从乡村到城镇,青壮年流出以后会加剧乡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时降低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表1—4 1982—2010年中国市、镇、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数据引自邬沧萍、杜鹏主编:《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战》,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2010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2)人口老龄化程度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

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有很大差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重庆最高,西藏最低,大陆进入老龄社会的省区达到26个。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显著。不管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还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是重庆最高,分别为17.42%和11.72%;最低的是西藏,分别只有7.67%和5.09%。不管是按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的标准还是按照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的标准,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进入老龄社会的已经达到26个,只有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和广东没有进入老龄社会。图1—2 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图1—3 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3)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格局发生较大变化,西部地区后来居上

在谈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的时候一般都认为地区间差异较大,中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上升(邬沧萍等,2004)。诚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而部分省份一直到2010年依然没有进入老龄社会,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包括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广东作为东部省份,在2010年依然没有进入老龄社会,这一现象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广东作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大省,年轻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广东老年人口的比例。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中国不同省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差在30年以上。从1953—2000年进行的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高于西部地区。

根据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1—5)我们可以看到,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山东、河北和河南;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河北和山东分别是第一和第二,第三名换成了山西;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第一名换成了上海,浙江第二,河北第三;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依然是全国第一,浙江和江苏分列第二和第三,这种格局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综观前五次人口普查,我们看到,排在前三位的基本是东部省份,中部只有河南和山西入围。但是,到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是西部的重庆,第二名依然是西部的四川,第三名才是东部的江苏,中部的安徽排名第五,上海仅仅排名第六,中部的湖南排名第八,西部地区的广西、贵州和陕西分别排第十、十二和十四名。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省份排名非常靠前。如果按照东、中、西的划分,东部11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6%,西部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也是8.96%,与东部地区持平,而中部8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79%,比例最低。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可以发现,如果说早期的东、中、西呈梯次格局,那么现在的格局则是“西部崛起,中部放缓”。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一度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实际上大部分省份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年轻化的趋势。从各省份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省份在1964年出现年轻化,例外的省区只有浙江、新疆、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些省份一直处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之中。虽然新疆1964年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于1953年,但是,新疆的年轻化出现在1964—1982年。另外一个与新疆类似的省份是贵州,贵州在六次人口普查的过程中两度出现年轻化,第一次是在1953—1964年,第二次是在1982—1990年,199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比1982年低了0.06个百分点,排名下降。但是,2010年贵州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却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甘肃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表1—5 六次人口普查大陆各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及其排名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90年数据引自刘爽:《对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思考》,载《人口学刊》,1997(3);2000年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中的普查数据部分,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302.htm;2010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4)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要素发生变化,人口流迁作用凸显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因在于影响区域人口老龄化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有学者(刘爽,1997)曾经利用前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中国区域人口老龄化的要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区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人口年龄结构自身的惯性力量和人口的迁移流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于中国来说,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降到较低水平,而人口的迁移流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135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0229万;而到了2005年,流动人口数量继续攀升到14735万(段成荣等,2008);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21亿。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由于大量劳动力的外流,户籍人口数量超过常住人口数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部分西部省份常住人口总量与户籍人口总量差值为负值且数值较大,重庆为-430.37万,四川为-956.33万,贵州为-685.18万,广西为-556.80万,陕西为-107.54万。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较高主要是由于其年轻人口的流出。对于传统的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大量年轻人口的流入,其人口老龄化程度被动地下降。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总量与户籍人口总量差值为正值且数值较大,为883.40万,浙江为709.54万,江苏为369.78万,北京为705.83万。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一,浙江第二,江苏第三,北京第四。到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海下降到第六,浙江下降到第九,北京下降到第十三,只有江苏还保持第三。对于前四次人口普查来说,生育是区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要素,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人口流迁在其中开始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到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其作用全面凸显。图1—4 2010年中国各省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柱状图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如此显著与人口流动迁移密不可分,上面的分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流迁的作用,下面以上海为例具体分析人口流迁对于降低常住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同时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分析常住人口老龄化与户籍人口老龄化的差异以及人口流迁的作用。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地区,早在1979年上海就进入老年型社会,比全国早了二十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大陆31个省份中,上海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15.1%,在全国排第四位。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户籍人口总量和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计算,2010年上海户籍老年人口比例为23.4%。从这点来看,各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差异除了人口已有的年龄结构外还在于人口流动,上海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2010年外来人口的数量高达1122.38万。由于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户籍人口老龄化与常住人口老龄化的比例相差8.3个百分点。

事实上,在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以后,有学者(宋健,2006)曾经运用普查数据对各省份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进行计算。根据宋健的测算,我们对户籍老年人口与常住老年人口的比例差值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各省份户籍60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常住60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差异较大的有上海、广东和北京,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其户籍人口老龄化比例显著高于常住人口老龄化比例,上海60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差值分别为2.85和2.18个百分点,广东分别为1.65和1.17个百分点,北京分别是2.05和1.42个百分点。而流出人口大省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户籍人口老龄化比例低于常住人口老龄化比例,这类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等地。表1—6 2000年中国各省份常住老年人口和户籍老年人口比例(%)及其排名

资料来源:常住老年人口和户籍老年人口比例引自宋健:《流动人口不同归属背景下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形势》,载《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其他数据根据宋健的数据计算而来。

4.不同性别老年人口的变化:女性老年人口数量超过男性老年人口

由于女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男性的存活率低于女性,女性老年人口的数量多于男性老年人口。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性别构成来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老年人口0.87亿,女性老年人口0.91亿,女性老年人口数量稍多于男性老年人口数量;从其比例来看,男性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49.01%,女性老年人口占50.99%,女性老年人口比例比男性老年人口高了1.98个百分点,性别比为96.12。从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00年60岁及以上男性老年人口和女性老年人口分别为6338万和6660万,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8.76%和51.24%,性别比为95.16。与2000年相比,2010年的老年人口性别比有所上升,上升了0.96个百分点。表1—7 2000年和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构成状况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中的普查数据部分,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302.htm;2010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

老年人口性别比随着年龄升高而不断下降,但是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上升,区域差异显著。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口的性别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老年人口分性别年龄死亡率男高女低,老年人口的性别比随着年龄的升高会逐渐下降。具体来看,2010年老年人口的性别比从60~64岁组的103.5开始下降;从70~74岁组开始,老年人口的性别比下降至100以下,为99.0;其后不断下降,75~79岁组降至90以下,为89.7;80~84岁组降至80以下,为79.4;85~89岁组降至70以下,为64.1;90岁及以上组最低,跌破50,只有49.6。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整体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性别比则随之下降。与2000年相比,2010年60~64岁组的老年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65~69岁组的老年人口性别比持平,而其他年龄组老年人口性别比均有所上升。70~74岁组从2000年的94.7上升到2010年的99.0,75~79岁组从82.0上升到89.7,80~84岁组从67.0上升到79.4,85~89岁组从53.4上升到64.1,90岁及以上组从41.7上升到49.6(表1—8)。

从各地区的老年人口性别比来看,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区域差异非常显著。具体来说,比例最低的是上海的8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3.2;吉林仅次于上海,不过性别比超过90,达到91.0。31个省份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4个,高于100的有5个,从低到高分别是内蒙古、浙江、北京、广西和重庆,最高的重庆达到107.0。表1—8 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不同年龄组性别比状况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中的普查数据部分,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302.htm;2010年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图1—5 2010年中国各省份老年人口性别比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计算而来。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点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老龄化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多,而且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导致老龄人口数量众多,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大。二是老龄化速度快。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同样的转变,发达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可以形象地说,我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并将继续在老龄社会里“跑步前进”。三是地区老龄化不平衡,东高西低。东部地区的老龄化比较严重,尤其是上海、江苏、广东等发达地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辽宁、上海、江苏、四川、重庆、安徽人口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达到了15%以上,而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地60岁以上人口尚未达到10%,还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四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在其经济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所以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相对容易。而我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异较大的背景下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属于“先富后老”,而我国的人口属于“未富先老”,这无疑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联合国系统的预测数据显示,中国自2000年以来经过平均每年596万增量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5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在这20年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很快,这主要与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迅速增加有关。其后再经过年均620万增量的加速老龄化阶段,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到达4亿,老龄化水平预计推进到30%以上,然后于2051年达到峰值4.37亿。在2051—2100年的整个重度老龄化的第三阶段,我国老年人口会稳定在3~4亿以及老龄化31%左右的比例上。因此,整个“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

中国的老年人口在未来40年里必将经历快速增长的过程,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程度以及高龄化程度都将达到最高水平。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在2020—2050年的30年时间里,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将净增2亿人,总数达到4.3亿左右。老年人口比重预计将增加到30%以上,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到15%左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2020年下降10个百分点。在劳动人口、少儿人口减少以及老年人口激增的作用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变化并不相同。少儿抚养比基本没有变化,但老年抚养比由26.3%上升为58.7%,增加1倍多。受老年抚养比激增影响,总抚养比也上升到87%左右,也就是到2050年,1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接近1个少儿或老年人。2050年时,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将逐步稳定下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达到22%,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达到6.5%,年龄中位数高达44岁,人口年龄结构将会高度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问题将显得越来越突出。表1—9 中国老年人口发展趋势预测:2000—2050年(中方案)

资料来源:根据邬沧萍、杜鹏等著《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战》一书的中方案预测结果计算整理。

总之,随着我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不断严重化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生育率的下降使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底部变窄,而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和年龄结构的影响又使人口年龄金字塔的顶部变宽。重要的是,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又都是在较短时期里出现的。所以,在未来几十年我们将会经历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过程。第二章中国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一、研究背景

在养老问题中,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生活)来源是一个核心问题,一直为政府、社会所重视。因此,在养老需求的各个层次中,经济供养成为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六个老有”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对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收入(生活)来源、家庭内部经济交换、贫困、保障等问题给予大量关注。毕竟,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宋健,2006),影响着老年人群的居住方式、消费水平、休闲方式、心理健康等。研究发现,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可能严重影响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甚至可能导致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的发生(梁兆晖等,2010)。并且,不同的经济来源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不同的影响(杨宗传,1998)。因此,了解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以及主要生活来源是认识中国养老问题与制定有关政策的重要基础(杜鹏、武超,2006)。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由其自身的不同状况(性别、年龄、身体、文化等)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老年人的代际更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体现在老年人的职业特征、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等各个方面;从宏观上来讲,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更大改善,社会保障覆盖率不断扩大,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对于老年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的经济保障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民政部颁发的《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对老年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提出要坚持民生优先,推进基本社会服务均等化,提高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所有这些,对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和收入来源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人们去深入研究,认真总结。

对老年人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收入来源和影响收入的因素。

在收入状况方面,全国老年人口、城市老年人口内部和农村老年人口内部的收入差异是非常大的(伍小兰,2008),并存在城乡、年龄、性别之间的差异(王树新,1989)。城镇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好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农村老年人却相反(钟英莲,2000);年龄越小,收入状况越好,高龄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最差(伍小兰,2008);男性老年人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女性老年人(伍小兰,2008;钟英莲,2000;石燕,2009);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收入状况最好,丧偶和未婚者最差(伍小兰,2008);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要好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伍小兰,2008;钟英莲,2000)。不同政治面貌老年人的收入差异也很显著。在城市,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的老年人收入最高,次之共产党员,群众的老年人收入最低;农村的情形又不太一样,党员老年人较高,民主党派的较低,群众的最低(伍小兰,2008)。不同离退休单位性质的老年人收入差异显著。收入状况最好的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的退休职工,其次是国有企业退休职工,较差的是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退休职工(伍小兰,2008)。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社会地位高的人员,其收人水平较高,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收入水平较低(钟英莲,2000)。

对老年人经济来源进行大规模调查,最早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87年进行的抽样调查,其结果表明,老年人收入来源存在城乡、性别和年龄差异,“三大支柱”(离退休金、家庭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在不同老年人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88)。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992年的调查结果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994)。城市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是离退休金,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收入支撑是经营性收入(伍小兰,2008;胥莉,2002;王树新,1989;钟英莲,2000)。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子女供给仍然是老年人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钟英莲,2000)。杜鹏和武超利用国家统计局在1994年和2004年进行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经济来源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发现1994年男性老年人收入来源比较分散,在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和子女供养上都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女性老年人经济来源主要集中在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上(杜鹏、武超,1998)。朱旭红的研究发现,浙江省女性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男性老年人(朱旭红,2011)。钱雪飞利用江苏省南通市1440位城乡老年人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到相似的结论(钱雪飞,2011)。也就是说,老年女性的主要收入来源更可能来源于外界,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同地域的男性老年人,在经济生活的自立性、独立性上远远弱势于男性老年人(石燕,2009;朱旭红,2011)。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来源与其年龄构成有密切关系,不论是男性或女性老年人都有一个相同的趋势,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靠自身取得收入的比例下降,从子女及亲属取得收入的比例上升(王树新,1989)。

在收入的影响因素上,不同人口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受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的老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同时结构性因素(户口类型、退休单位的性质)对老年人收入水平也有着显著影响(伍小兰,2008)。在老年人的收入中,子女供给在老年人收入来源中往往占有较大份额,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子女仍然是父母养老保障的提供者,尤其是当父母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Lee等,1998)。子女数对老年人供养有重要影响(郭志刚、张恺悌,1996)。但是,这也受到国家帮助水平(社会保险等)的影响(郭志刚、张恺悌,1996;李珍,1998)。性别是影响老年人收入来源的显著因素(石燕,2009)。教育是老年人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爱德华·帕默、邓曲恒,2005)。文化水平越高,收入越高(钟英莲,2000)。老年人年龄和收入成反比(胥莉,2002;钟英莲,2000)。有无离退休金及其高低是造成城市老年人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根源(伍小兰,2008)。

本部分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2011年的数据,使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年度中国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2005年的数据,使用的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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