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作品集(套装共8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石黑一雄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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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作品集(套装共8册)试读：

总目录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

目录

伤心情歌手

不论下雨或晴天

莫尔文山

小夜曲

大提琴手

浮世音乐家 ——代译后记

献给德博拉·罗杰斯——·——

我发现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当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刚刚降临威尼斯这里。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在咖啡厅的最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风习习，崭新的帐篷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们都觉得比平时更加愉悦和精神，我想这种心情一定反映在我们的音乐里了。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我只是那些个奔走于广场、三个咖啡厅的管弦乐队里哪个缺人，就去哪里帮忙的人中的一个。我主要在这家拉弗娜咖啡厅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夸德里的小伙子们演奏一组，然后到弗洛里安去，再穿过广场回到拉弗娜。我和这三支乐队都相处得很好——和咖啡厅的服务生们也是——在别的哪个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职位了。可是在这里，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过来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在这里？吉他手！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去年秋天，我弄来了一把老式椭圆形音孔[1]的爵士吉他，像强哥·莱恩哈特弹的那种，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我当成摇滚乐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经理们还是不喜欢。总之，实话告诉你吧： 倘若你是个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师乔·帕斯，也甭想在这个广场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 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说是威尼斯人。那个吹中音萨克斯风的捷克大个子情况和我一样。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我们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厅的经理们总是告诉你： 闭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这样游客们就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阳镜，头发往后梳，没有人看得出来，只要别开口说话。

可是我混得还不错。三支乐队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当他们与竞争对手同时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轻柔、纯净，但是传得远的声音作背景和弦。我猜你会想： 三支乐队同时在一个广场上演奏，听起来多混乱啊。可是圣马可广场很大，没有问题。在广场上溜达的游客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台。会让游客们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东西，这些乐器演奏版的著名咏叹调。得了，这里是圣马可，游客们不想听最新的流行音乐。可是他们时不时要一些他们认得的东西，比如朱莉·安德鲁[2]斯的老歌，或者某个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个乐队间，一个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们在一大群游客面前演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托尼·加德纳，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大概只有六米远。广场上总是能看见名人，我们从来不大惊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后，[3]乐队成员间私下小声说几句。看，是沃伦·比蒂。看，是基辛格。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毕竟这里是圣马可广场。可是当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激动极了。

托尼·加德纳是我母亲最喜爱的歌手。在我离开家之前，在那个共产主义时代，那样的唱片是很难弄到的，可我母亲有他几乎所有的唱片。小时候我刮坏过一张母亲的珍贵收藏。我们住的公寓很挤，可像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有时就是好动，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就从家里的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这样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机。唱针“嗞”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我还知道从此以后，当加德纳轻声吟唱那些美国歌曲时，唱片就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时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给母亲买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纳的唱片，代替旧的那些，包括我刮坏的那一张。我花了三年才买齐，可我坚持不懈地买，一张张地买，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带回去一张。

现在你知道当我认出托尼·加德纳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换一个和弦时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推开桌椅，朝他冲过去。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是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搅呀搅，好像搞不清楚服务生给他端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装扮与一般的美国游客一样，浅蓝色的套头运动衫、宽松的灰裤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头发如今几乎都白了，但还挺浓密，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发型也没有变。我刚认出他时，他把墨镜拿在手里——他要是戴着墨镜我不一定能认出来——但是后来我一边演奏一边盯着他，他一会儿把墨镜戴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没有认真在听我们演奏，让我很是失望。

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我什么也没有对其他人说，匆匆走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与他攀谈，心里紧张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的第六感却让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这是出于多年来有歌迷来找他的习惯——接着我就介绍自己，告诉他我多么崇拜他，我在他刚刚听的那个乐队里，我母亲是他热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脑儿全都说了。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讲，他只偶尔说一声：“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走了，转身要离开，突然听见他说：“你说你是从波兰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都过去了。”我笑笑，耸了耸肩。“如今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了。一个民主的国家。”“那太好了。那就是刚刚为我们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来杯咖啡？”

我说我不想叨扰他，可是加德纳先生的语气里有丝丝温和的坚持。“不会，不会，坐下。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接着说。说我的母亲、我们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记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够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样子，每当我这么做时，他就会举起一根手指说“哦，那张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托尼·加德纳》”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美国女人，头发优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她们已经不年轻了。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从光鲜的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呢。可是当她在加德纳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去时，我发现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纳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问她丈夫：“这位是谁？你交了个朋友。”“是的，亲爱的。我们聊得正欢呢，我和……抱歉，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扬，”我立刻答道。“但朋友们都叫我雅内克。”

琳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小名比真名长？怎么会这样呢？”“别对人家无礼，亲爱的。”“我没有无礼。”“别取笑人家的名字，亲爱的。这样才是好姑娘。”

琳迪·加德纳无助地转向我说：“你瞧瞧他说些什么？我冒犯你了吗？”“不，不，”我说，“一点也没有，加德纳太太。”“他总是说我对歌迷无礼。可是我没有无礼。我刚刚对你无礼了吗？”然后她转向加德纳先生，“我很正常地在跟歌迷讲话，亲爱的。我就是这样讲话的。我从来没有无礼。”“好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别小题大做了。而且，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歌迷。”“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谁？失散多年的侄子？”“别这么说话，亲爱的。这位先生是我的同行。一位职业乐手。刚刚他在为我们演奏呢。”他指了指我们的帐篷。“哦，对！”琳迪·加德纳再次转向我，“刚刚你在那里演奏来着？啊，很好听。你是拉手风琴的？拉得真好！”“谢谢。其实我是弹吉他的。”“弹吉他的？少来了。一分钟之前我还在看着你呢。就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拉低音提琴的旁边，手风琴拉得真好。”“抱歉，拉手风琴的是卡洛。秃头、个大的……”“真的？你不是在骗我？”“亲爱的，我说了，别对人家无礼。”

加德纳先生并没有提高音量，可是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和气愤，接着，出现了一阵异样的沉默。最后，是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沉默，温柔地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不是有意要训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去拉妻子的手。我本以为加德纳太太会推开他，没想到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好靠近加德纳先生一点，然后把另一只手搭在他们握紧的手上。一时间他们就那么坐着，加德纳先生低着头，他妻子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出神地看着广场那头的大教堂。她的眼睛虽然看着那里，但却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什么。那几秒钟，他们好像不仅忘了同桌的我，甚至忘了整个广场的人。最后加德纳太太轻声说：“没关系，亲爱的。是我错了。惹你生气了。”

他们又这样手拉着手对坐了一会儿。最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的手，看着我。这次她看我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这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心里有这么个刻度盘，从一到十，此时，对我，她决定拨到六或七，可我已经觉得够强烈的了，如果此时她叫我为她做些什么——比如说到广场对面帮她买花——我会欣然从命。“你说你叫雅内克，是吗？”她说。“对不起，雅内克。托尼说得对。我不应该那样子跟你说话。”“加德纳太太，您真的不用担心……”“我还打扰了你们的谈话。音乐家之间的谈话，我想。好吧，我走了，你们继续聊。”“你用不着离开，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用得着，亲爱的。我很想去那家普拉达专卖店看看。我刚刚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我会晚一点。”“好，亲爱的。”托尼·加德纳第一次直了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只要你喜欢就好。”“我在那家店里会过得很愉快的。你们俩，好好聊吧。”她站起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保重，雅内克。”

我们看着她走远，接着加德纳先生问了我一些在威尼斯当乐手的事情，特别是夸德里乐队的事，因为他们刚好开始演出。他好像不是特别认真在听我回答，我正准备告辞时，他突然说道：“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朋友。我想说说我心里的事，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俯过身来，降低了音量。“事情是这样。我和琳迪第一次到威尼斯来是我们蜜月的时候。二十七年前。为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再回到这里来过，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当我们计划这次旅行，这次特别的旅行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来威尼斯住几天。”“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啊，加德纳先生？”“周年纪念？”他很吃惊的样子。“抱歉，”我说。“我以为，因为您说是特别的旅行。”

他还是吃惊地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响亮的笑。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经常放的一首歌，在那首歌里加德纳先生有一段独白，说什么不在乎恋人已经离他而去之类的，中间就有这种冷笑。现在同样的笑声回荡在广场上。他接着说道：“周年纪念？不，不，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可是我正在酝酿的这件事，也差不离。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地地道道威尼斯式的。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租条刚朵拉，划到她的窗户下，我在底下唱给她听。我们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卧室的窗户就临着运河。天黑以后就万事俱备了，有墙上的灯把景物照亮。我和你乘着刚朵拉，她来到窗前。所有她喜欢的歌。我们用不着唱很久，夜里还是有点冷。三四首歌就好，这些就是我心里想的。我会给你优厚的报酬。你觉得呢？”“加德纳先生，我荣幸至极。正如我对您说的，您是我心中的一个大人物。您想什么时候进行呢？”“如果不下雨，就今晚如何？八点半左右？我们晚饭吃得早，那会儿就已经回去了。我找个借口离开房间，来找你。我安排好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划回来，停在窗户下。不会有问题的。你觉得呢？”

你或许可以想象： 这就像美梦成真一样。而且这主意多甜蜜啊，这对夫妇——一个六十几岁，一个五十几岁——还像热恋中的年轻人似的。这甜蜜的想法差点儿让我忘了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可我没忘，因为即便在那时，我心里深知事情一定不完全像加德纳先生说的那样。

接下来我和加德纳先生坐在那里讨论所有的细节——他想唱哪些歌，要什么音高，等等之类。后来时间到了，我该回帐篷去进行下一场演出了。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告诉他今天晚上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漆黑的街道十分安静。那个时候，一到离圣马可广场较远的地方我就会迷路，所以尽管我早早出发，尽管我知道加德纳先生告诉我的那座小桥，我还是晚了几分钟。

加德纳先生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件皱皱的深色西装，衬衫敞到第三四个扣子处，所以能看见胸口的毛。我为迟到的事向他道歉，他说道：“几分钟算什么？我和琳迪已经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生气，但似乎心情沉重——一点儿也不浪漫。他身后的刚朵拉轻轻地在水里摇晃，我看见刚朵拉上的船夫是维托里奥，我很讨厌的一个人。他当着我的面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背后——他到处说些难听的话，说像我一样的人的闲话，他把我们这种人称为“新国家来的外地人”。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像兄弟似的跟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船。然后我把我的吉他递给他——我带了一把西班牙吉他，而不是有椭圆形音孔的那把——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变换着姿势，然后突然用力地坐下去，船差点翻了。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开船了，他一直盯着水面。

我们静静地在水上漂着，经过黑色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加德纳先生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道：“听着，朋友。我知道下午我们已经说好了今晚要唱哪几首歌。但是我在想，琳迪喜欢《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我知道，加德纳先生。以前我母亲总说你唱的版本比辛纳特拉[4][5]的，或者那个家喻户晓的格伦·坎贝尔版的都好听。”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接着有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里奥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吆喝声在墙壁间回响。“以前我经常唱给她听，”加德纳先生说。“所以我想今晚她一定乐意听到这首歌。你记得调子吗？”

此时我已经把吉他拿出来了，我就弹了几小节。“高一点，”他说。“升到降E调。我在唱片里就是这么唱的。”

于是我就用降E调弹了起来，弹了差不多整个主歌的部分以后，加德纳先生唱了起来，很轻很柔地，像是只记得一部分歌词。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运河上。而且真是太好听了。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公寓，躺在地毯上，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道：“很好。《凤凰城》我们就用降E调。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如我们计划的那样。最后是《给我的宝贝》。这样就够了。她不会想听再多的了。”

说完，加德纳先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漂去，只听见维托里奥轻轻泼溅起的水声。“加德纳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希望您别介意我这么问，可是加德纳太太知道今晚的表演吗？还是说这会是个惊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应该是属于惊喜这一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兴许我们唱不到《给我的宝贝》。”

维托里奥又转了一个弯，突然传来了音乐声和笑声，我们正漂过一家灯火通明的大餐厅。好像客满了，侍者忙碌地穿梭其间，食客们都很开心的样子，尽管那时运河边上还不是非常暖和。我们刚刚一直在宁静和黑暗中行驶，现在看见餐厅显得有些纷乱。感觉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动的，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只闪闪发光的开着派对的船驶过。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里看了看，可是没有人太在意我们。把餐厅甩在身后以后，我说道：“真有意思。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维托里奥英语懂的不多，但是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大意，笑了一下。而加德纳先生却没有反应。直到我们又驶入黑暗，驶进一条狭窄的河道，驶过沿岸灯光昏暗的门口时，他才说道：“我的朋友，你是从波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祖国现在是自由的民族了。”“抱歉。我没有侮辱你们国家的意思。你们是勇敢的民族。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可是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说的是从你来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你不明白的。正如在你们国家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明白。”“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他们不会放下他们的叉子，不会停下他们的烛光晚餐。为什么要呢？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我不相信，加德纳先生。您是经典。就像辛纳特拉或者迪安·马[6]丁一样。一些一流的大师是不会过时的。不像那些流行歌星。”“谢谢你这么说，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唯独今晚，不要开我的玩笑。”

我正想反驳，但加德纳先生举止里的某些东西让我放开了这个话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没有人说话。说实话，我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搅和进了一件什么事，这整个小夜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毕竟是美国人啊。说不定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时，加德纳太太会拿着枪走到窗前，朝我们开火。

也许维托里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因为当我们驶过一面墙上的路灯下时，他朝我递了个眼色，像是在说：“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朋友？”可是我没有理他。我不会跟他那种人一起反对加德纳先生的。在维托里奥看来，像我这种外地人，成天敲诈游客，弄脏河水，总之就是破坏了这座该死的城市。哪天遇上他心情不好，他会说我们是强盗——甚至是强奸犯。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赌誓说全是一派胡言。他有一个他敬如母亲的阿姨是犹太人，他怎么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呢？可是一天下午幕间休息的时候，我靠在多尔索杜罗的一座桥上打发时间，一条刚朵拉从桥下经过。船上有三名游客，维托里奥摇着桨站在他们身后，高谈阔论，讲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尽可以看着我，但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伙伴情谊。“我来教你一个秘诀，”加德纳先生突然说道。“一个表演的小秘诀。给同行的你。很简单。你要多少了解你的观众，不管是哪个方面，你得知道一点儿。一件让你心里觉得今晚的观众跟昨晚的不同的事。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演出。你就得问问自己，有什么不同，密尔沃基的观众有何特别之处？他们跟麦迪逊的观众有何不同？想不出来也要一直想，直到想到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上好的猪排。这就行了，当你走上台时心里就想着这个。不用说出来让观众知道，你唱歌的时候心里知道就行。你面前的这些人吃上好的猪排。他们对猪排非常讲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观众就成了你知道的人了，成了你可以为之演出的人。这就是我的秘诀。给同行的你。”“谢谢，加德纳先生。我以前从没这样想过。像您这样的人的指点，我永生难忘。”“那么今晚，”他接着说，“我们是为琳迪表演。琳迪是我们的观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琳迪的事情。你想听吗？”“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很想听听她的事情。”*

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坐在刚朵拉里，顺着水流漂，听加德纳先生讲。他的声音时而低得近乎耳语，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当路灯或者沿途窗户的灯光照到船上时，他就会突然想起我，提高音量，然后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之类的。

他说，他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学校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她老看电影明星的杂志，不学习。“老师们不知道琳迪有远大的计划。看看现在的她。富有、美丽、周游世界。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呢，他们如今有什么成就？过得怎么样呢？他们要是多看些电影杂志，多些梦想，也许也能够拥有一些琳迪今日的成就。”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到了加州，想进好莱坞，却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路边餐厅当起了服务生。“意想不到啊，”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餐厅，这个高速公路旁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成了她最好的去处。因为这里是所有野心勃勃的姑娘来的地方，从早到晚。她们在这里见面，七个、八个、十来个。她们吃啊喝啊，坐在那里聊上好几个钟头。”

这些姑娘都比琳迪大一些，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在洛杉矶待了至少两三年了。她们聚在餐厅里聊八卦，聊倒霉事，讨论计策，汇报大家的进展。可是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梅格的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招待。“梅格是这群姑娘的大姐头，智囊袋。因为以前她就和她们一样。你得明白，她们是一群正经的姑娘，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姑娘。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是，她们也谈这些。但是她们只关心哪些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当然了。但是她们谈的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歌星还是单身，哪个婚姻不幸，哪个离了婚。而所有这些，梅格都能告诉她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梅格走过她们要走的路。她知道钓到大腕的所有规矩和门道。琳迪和她们坐在一起，一字不落地听着。这家小小的热狗店就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现在想想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都让我哆嗦。可是她是走运的。”“加德纳先生，”我说道，“请原谅我打断您。可要是这个梅格这么神通广大，她干吗不自己嫁个明星？她干吗还在餐厅里端盘子？”“问得好，可你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位女士，梅格，她自己没有成功。可是重点是，她看过别人是怎么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曾经和这些姑娘一样，她目睹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她见过圈套陷阱，也见过阳关大道。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她们听，而其中一些人学进去了。琳迪就是其中一个。就像我说的，这里是她的哈佛。这里成就了后来的她。这里给了她日后需要的力量，天啊，她确实需要。她等了六年才交了第一次好运。你想象得到吗？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可是就跟我们的事业一样。你不能因为最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的姑娘随处可见，在默默无闻的地方嫁给默默无闻的人。而有一些人，有一些像琳迪这样的人，她们从每一次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们屡败屡战，却越战越勇。你以为琳迪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用得不对，人们就视你为娼妇。总之，六年之后，琳迪终于有了好运。”“她遇到您了是吗，加德纳先生？”“我？不，不是。我没有这么快出现。她嫁给了迪诺·哈特曼。没听说过迪诺？”说到这里加德纳先生微微冷笑了一下。“可怜的迪诺。我想他的唱片没有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不过那时他很有些名气。当时他频频在维加斯演出，出了几张金唱片。我刚才说了，琳迪交了好运。我初次见到琳迪时，她是迪诺的妻子。这种情况老梅格早跟她们解释过了。诚然有的姑娘能第一次就撞了大运，一步登天，钓上辛纳特拉或者白兰度这样的人。可是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姑娘们得准备好在二楼就出电梯，走出来。她得习惯二楼的空气。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会在二楼这里遇见一个从顶楼公寓下来的人，也许是下来取一下东西。这人对她说，嘿，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一起上顶楼去。琳迪清楚游戏规则。她的战斗力没有因为嫁给了迪诺而减退，她的雄心也没有因此而大打折扣。迪诺是个正派人。我一直都喜欢他。所以虽然我第一次见到琳迪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是个绝对的绅士。后来我得知琳迪因此而更加下定决心。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我得告诉你，朋友，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我猜你母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听我的歌的。然而迪诺却开始迅速走下坡路。那段时期很多歌手的日子都不好过。时代变了。孩子们都听披头士、滚[7]石。可怜的迪诺，他的歌太像平·克劳斯贝了。他尝试做了一张巴[8]萨诺瓦的唱片，却被大家耻笑。这时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我们在维加斯结了婚，我们把酒店的浴缸装满香槟。今晚我们要唱的那首《我太易坠入爱河》，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吗？想知道吗？新婚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在伦敦。吃完早饭以后我们回到客房，女佣正在打扫我们的套房。可是我们欲火烧身。于是我们进了房间，我们可以听见女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的声音，可是我们看不见她，隔着隔板墙。我们踮着脚尖偷偷地溜进去，像孩子似的，你瞧。我们悄悄地溜回卧室，把门关上。我们看得出卧室已经打扫完了，所以女佣应该不用再回到卧室来了，但我们也不是很肯定。管他呢，我们才不在乎。我们脱掉衣服，在床上大干起来，女佣一直都在隔壁，在套房里走来走去，不晓得我们已经回来了。我说了，我们欲火烧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觉得整件事情太好玩了，我们开始笑个不停。后来我们完事了，躺在床上拥抱着对方，女佣还在外面，你知道吗，她居然唱起歌来了！她用完吸尘器，开始放声高歌，天啊，她的声音太难听了！我们笑个不停，当然是尽量不发出声音。你猜接下来怎么[9]着，她不唱了，打开收音机。我们突然听见切特·贝克的声音，在唱《我太易坠入爱河》，优美、舒缓、柔和。我和琳迪躺在床上，听着切特的歌声。过了一会儿，我也唱了起来，很轻地，跟着收音机里的切特·贝克唱，琳迪偎依在我怀里。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选了这首歌。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想起这件事。天晓得。”

加德纳先生不说了，我看见他擦去眼泪。船又转了个弯，我发现我们第二次经过那家餐厅了。餐厅似乎比先前更加热闹，有个人，我知道他叫安德烈亚，正在角落里弹钢琴。

当我们再次驶入黑暗之中时，我说道：“加德纳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我看得出眼下您和加德纳太太的关系不是很好。我想让您知道我是明白这些事的。以前我母亲经常悲伤，大概就和您现在一样。她以为这次她找到了一个好人，她高兴极了，告诉我这个人要做我的新爸爸了。头几次我相信了。可后来，我知道事情不会尽如人意的。可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停止相信。每当她伤心的时候，大概就像您今晚这样，你猜她怎么着？她会放你的唱片，跟着唱。那些漫长的冬天，在我们住的小公寓里，她坐在那里，蜷起膝盖，手里头拿着一杯喝的，轻轻地跟着唱。有时候，我还记得，加德纳先生，楼上的邻居会用力地敲天花板，特别是当你放一些大声的快歌时，比如《希翼》、《他们都笑话》之类的。我仔细地看着母亲，可是她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专心地听着你的歌，头跟着拍子一点一点，嘴唇跟着歌词一张一合。加德纳先生，我想说的是，您的音乐帮助我母亲度过那些伤心的日子，也一定帮助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也一定能帮助您自己的。”说完我笑了笑，本想作为鼓励，没想到笑得大声了点。“今晚您可以信任我，加德纳先生。我会全力以赴。今晚我的演出不会输给任何一个管弦乐队的，您等着瞧吧。加德纳太太听了以后，天晓得？也许你们就会重归于好。夫妻间都会有不愉快的时候。”

加德纳先生微微一笑。“你是个好人儿。我很感激你今晚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聊了。琳迪回到房里了。我看见灯亮了。”*

说话间我们正经过一座我们至少已经路过两次的公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维托里奥带着我们兜圈子。加德纳先生在等某个窗户的灯光，每次他看见灯还没亮，我们就再绕一圈。但是这一次，三楼的窗户亮了，百叶窗打开着，从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屋里的一小块带黑色木梁的天花板。加德纳先生示意维托里奥停下，维托里奥早已经停下桨，让船慢慢漂到窗户的正下方。

加德纳先生站起身来，又一次把船弄得激烈地摇晃起来，维托里奥赶紧把船稳住。加德纳先生朝上面轻轻地喊道：“琳迪？琳迪？”然后他终于大声叫道：“琳迪！”

一只手推开百叶窗，接着一个身影出现在狭小的阳台上。虽然公寓墙上不远的地方有一盏灯，但是灯光昏暗，看不清加德纳太太的样子。然而我依稀看出她把头发梳起来了，和上午在广场上不一样，大概是为了刚刚的晚餐。“是你吗，亲爱的？”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问。“我还以为你被绑架之类了呢。你害我担心死了。”“别傻了，亲爱的。在这种地方会出什么事呢？再说，我给你留了纸条。”“我没有看见什么纸条，亲爱的。”“我给你留了纸条。让你别担心。”“纸条在哪儿呢？上面写什么？”“我不记得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生气了。“只是张普通的纸条，说我要去买烟之类的。”“你现在在那里就是干这个吗？买烟？”“不是，亲爱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我要唱歌给你听。”“是在开什么玩笑吗？”“不，亲爱的，不是开玩笑。这里是威尼斯。这里的人就是这么干的。”说着指了指我和维托里奥，像是要证明他的话。“我觉得外面有点冷，亲爱的。”

加德纳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你进屋里去听吧。进屋里去，亲爱的，舒舒服服地坐好。只要把窗户开着就能听得很清楚。”

加德纳太太仍旧低头看着他，他也抬头往上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片刻后，加德纳太太进屋里去了，加德纳先生好像很失望的样子，即便是他自己劝她这么做的。他低下头，又叹了口气，我能感觉到加德纳先生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做。于是我说道：“来吧，加德纳先生，我们开始吧。第一首《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

我轻轻地弹了几个开始的音符，拍子还没有出来，只是一些音符，可以是歌曲的导入，也可以就这么渐渐退去。我试着弹得美国一点，伤心的路边酒吧，长长的高速公路。我还想起了我母亲，想我以前是怎么走进屋里，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唱片的封面，封面上画着一条美国公路，或者一个歌手坐在一辆美国车里。我的意思是，我试着要弹得让我母亲能听出就是那个国家，她唱片封面上的那个国家。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还没等我弹出什么连续的拍子来，加德纳先生就唱了起来。他站在摇摇晃晃的刚朵拉上，我担心他随时会掉下去。然而他的声音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温柔、近乎沙哑，但是集结了全身的力量，像是从一个看不见的麦克风里传出来的。而且和所有一流的美国歌手一样，他的声音略带疲倦，甚至是丝丝的犹豫，仿佛他并非一个惯于如此敞开心扉的人。所有的大师都是这样。

我弹着，他唱着，一首充满漂泊和离别的歌。一个美国人离开他的情人。歌曲一节节，城镇一座座，凤凰城、阿尔伯克基、俄克拉何马，他一路不停地思念着情人。车子沿着大路一直开，这是我母亲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子将事情抛在身后——我猜母亲听这首歌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子将悲伤抛在身后。

这首歌结束了，加德纳先生说：“好，直接唱下一首吧。《我太易坠入爱河》。”

这是我第一次为加德纳先生演奏，我小心翼翼地弹每一个音，结果我们配合得还不错。听了他给我讲的这首歌的故事以后，我不停地抬头看窗户，然而加德纳太太那里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没有动静，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歌唱完了，宁静和黑暗包围了我们。我听见不远处有人推开百叶窗，估计是住在附近的人想听得清楚些。可是加德纳太太的窗户什么情况也没有。

我们慢慢地唱起了《给我的宝贝》，慢到几乎没有拍子，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一直抬头看着窗户，过了许久，大概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终于听见了。声音若隐若现，但是绝对错不了，是加德纳太太在啜泣。“我们成功了，加德纳先生！”我轻声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动她了。”

可是加德纳先生的样子并不高兴。他疲倦地摇摇头，坐了下来，朝维托里奥摆了摆手。“把船划到另一边去吧。我该进去了。”

当船再次开动时，我觉得加德纳先生一直在避开我的眼睛，几乎像是在为今晚的事情感到羞愧。我不禁想到这整件事情也许是一个恶作剧。因为就我所知，这些歌对加德纳太太都有讨厌的含义。于是我收起吉他，坐在那里，或许有点儿闷闷不乐，我们就这么往前划去。

船到了开阔一些的水面，突然一艘观光游艇迎面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在刚朵拉边溅起不小的波浪。然而我们快到加德纳先生公寓的门口了。维托里奥把船慢慢靠近岸边时，我说道：“加德纳先生，您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今晚对我来说太特别了。如果我们就此告别，以后我不会再见到您，那么我余生都会一直琢磨。所以加德纳先生，请您告诉我。刚才，加德纳太太是因为喜悦而哭泣，还是因为伤心？”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昏暗的灯光下，我只能看见船头加德纳先生弓着背的身影。可是当维托里奥系缆绳时，加德纳先生静静说道：“我想我以这种方式唱歌给她听，她很高兴。但当然了，她很伤心。我们俩都很伤心。漫长的二十七年，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要分开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了。”“听您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加德纳先生，”我轻轻地说。“我想很多婚姻最后都走到了尽头，即便是一起过了二十七年。但至少你们能以这种方式分开。一起到威尼斯度假，在刚朵拉上唱歌。很少有夫妻能这么友好地分手。”“我们为什么不友好呢？我们仍然深爱着对方。这就是她为什么哭了。她还像我爱着她一样地爱着我。”

维托里奥已经上岸了，可是加德纳先生和我都还坐在黑暗里。我等着他往下讲，果然，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就像我说的，我对琳迪一见钟情。可是她也爱我吗？我想她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个明星，她只关心这一点。我是她梦寐以求的，是她在那家小餐厅里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她爱不爱我不是问题。可是二十七年的婚姻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夫妻，他们渐渐地越来越不喜欢对方，厌倦对方，最后憎恨对方。而有时候情况刚好相反。过了很多年，琳迪逐渐慢慢地开始喜欢我。一开始我不敢相信，可是后来没什么可怀疑的了。离开餐桌时轻轻碰一下我的肩膀。在房间那一头莫名其妙地微微一笑，没什么好笑的事，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在乐什么。我敢说她自己也很惊讶，但事实如此。五六年后，我们发现我们在一起非常惬意。我们关心对方，在乎对方。总而言之，我们爱对方。而如今我们仍旧爱着对方。”“我不明白，加德纳先生。那您和加德纳太太为什么要分开呢？”

他又叹了一口气。“你怎么可能明白呢，朋友，从那样的国家来的？但是今天晚上你对我太好了，我试着解释给你听吧。事实是，我的名声已经不如从前了。你尽可以反对，但在美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不再是大明星了。如今的我可以接受现实，慢慢隐退，生活在过去的荣誉之上。但我也可以说，不，我还没玩完呢。换句话说，我的朋友，我可以重返歌坛。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甚至还不如我的人，都这么做了。但是重返歌坛并非易事。你得做好做出种种改变的心理准备，有些改变是很困难的。你得改变你的做法，甚至改变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加德纳先生，您的意思是，因为您要重返歌坛，您和加德纳太太不得不分开？”“看看其他人，看看那些成功重返歌坛的人，看看那些至今仍活跃在歌坛的我这一辈人。他们每一个，每一个都再婚了。两次，甚至三次。他们每一个都牵着年轻的妻子。我和琳迪会成为笑柄的。而且，现在有一个我看上眼的姑娘，她也看上了我。琳迪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比我还早明白，也许在餐厅里听梅格讲各种奇闻轶事时就明白了。我们商量过了。她明白我们该各走各的了。”“我还是不明白，加德纳先生。您和加德纳太太来的地方不会和其他地方相差到哪儿去。所以，加德纳先生，这些年来您唱的歌能感动各个地方的人。甚至是我生长的地方。这些歌里头都唱些什么呢？两个人不再相爱了，只好分开，所以伤心。可要是两人还彼此相爱，就应该永远在一起。这就是那些歌里唱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朋友。我知道你很难明白这件事情。但事实如此。而且，这对琳迪也好。我们现在就分开对她来说最好。她还不老。你见过她，她依旧美丽动人。她得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抽身。还来得及再找一个爱人，再结一次婚。她得趁还为时未晚赶紧抽身。”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加德纳先生突然问道：“我猜你母亲始终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吧。”

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我想了想，轻声说：“没有，加德纳先生。她始终没能再婚。她没能活着看见我们国家的变化。”“太遗憾了。我相信她是个好女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的歌真的让她感到幸福，那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很遗憾她最终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我不希望我的琳迪会这样。不，我的琳迪不会的。我要我的琳迪再找到一个好人。”

刚朵拉轻轻地敲打着河岸。维托里奥轻声唤着，伸出一只手，几秒钟后，加德纳先生站起来，爬上岸去。等我也拿着吉他爬上岸时——我不想求维托里奥让我白搭一程——加德纳先生已经掏出了钱包。

看来维托里奥对自己的酬劳非常满意，他带着一贯的彬彬有礼，说着一贯的恭维话，回到刚朵拉上，划走了。

我们看着船消失在黑暗之中。加德纳先生往我手里塞进一大把钞票。我对他说太多了，而且今晚是我极大的荣幸。可他一点儿也不肯收回去。“不，不，”他边说边在眼前摆了摆手，像是要了结这件事，不仅是钱，还包括我、包括这个夜晚，或许还包括他人生的这整个阶段。他迈步朝公寓走去，可才走了几步，他就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们所在的小街，运河，一切都很安静，只有远方模糊的电视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弹得很好，我的朋友，”他说。“你的指法很好。”“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您唱得也很好，和以前一样好。”“也许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会再到广场去一次。去听听你和同事们的演出。”“我希望如此，加德纳先生。”

可是我没有再见到他。几个月后，秋天的时候，我听说加德纳先生和加德纳太太离婚了——弗洛里安的一个侍者在哪里看到，告诉我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回想起这件事情，我黯然神伤。因为加德纳先生看上去是个很正派的人，不管你怎么看，无论复出与否，他都是伟大的歌手之一。

[1] 二十世纪欧洲爵士吉他巨匠，吉卜赛人，出生于比利时。

[2] 英国著名电影和舞台剧演员、歌唱家。

[3] 美国著名演员、导演。

[4] 二十世纪享有盛誉的美国流行歌手。

[5] 二十世纪享有盛誉的美国流行歌手。

[6] 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

[7] 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

[8] 一种融合巴西桑巴节奏与美国酷派爵士乐的新派音乐，被视为拉丁爵士乐的一种。

[9] 美国爵士乐号手、歌手。——·——

埃米莉和我一样喜欢美国百老汇的老歌。她比较喜欢节奏快一点[1][2]的曲子，像欧文·伯林的《脸贴着脸》、科尔·波特的《当他们跳起比津舞》，而我倾向于半苦半甜的伤心情歌——《今天下雨天》啦、《我从未想到》啦。但还是有很多歌是我们都喜欢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在英格兰南部的大学校园里，发现有人跟你一样喜欢百老汇算得上是奇迹。现在的年轻人什么歌都听。我侄子今年秋天开始上大学，最近喜欢上了阿根廷探戈。他也喜欢最新的独立乐队的随便什么歌，[3]还喜欢艾迪特·皮雅芙。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口味比较单一。我的同学分为两大阵营： 嬉皮士型的，留着长发，穿着飘逸的衣服，喜爱“前卫摇滚”；另一类穿着整齐、高雅，认为古典音乐以外的东西都是可怕的噪音。偶尔也会碰到声称喜欢爵士乐的人，但你每每会发现这种人都是半路出家型的——只知道即兴，不懂得应该从认真打造优美的歌曲开始。

所以发现有人也喜欢美国爵士金曲，还是个女生，真是欣慰。和我一样，埃米莉也喜欢收集敏感、坦率的声音翻唱的经典曲目的唱片——这类唱片要么在旧货店里慢慢贬值，要么被父辈们丢弃。她喜[4][5][6]欢萨拉·沃恩和切特·贝克。我偏好朱莉·伦敦和佩吉·李。我们俩[7]都对辛纳特拉或埃拉·菲茨杰拉德不太感冒。

第一年埃米莉住在学校里，她的宿舍里有一台便携式唱片机，当时很常见的那种。长得像个大帽盒，浅蓝色人造皮的面，一个内嵌式喇叭。打开盖子以后才能看见里面的唱机转盘。按今天的标准来讲，它发出来的声音够原始的，可我记得我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愉快地蹲在唱片机旁，把一张唱片拿下来，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针放到另一张上面。我们喜欢放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然后争论歌词或歌手的演绎。那句歌词是应该唱得这么讽刺吗？唱《乔治亚在我心》这歌应该把乔治亚当作个女人还是美国的一个地方？若发现一首歌——比如雷·查

[8]尔斯演唱的《不论下雨或晴天》——歌词本身是快乐的，而演唱成十分悲伤，我们会特别高兴。

埃米莉太喜欢这些唱片了，每次我无意中撞见她在和别的同学讲某个自命不凡的摇滚乐队或某个空虚无物的加利福尼亚创作歌手，我[9][10]都会吓一跳。有时，她会像在和我谈论格什温或哈罗德·阿伦那样开始谈论一张“概念”唱片，我得咬紧嘴唇才不把愤怒表现出来。

那时候的埃米莉苗条、漂亮，要不是她早早就和查理在一起，我相信会有一大堆人追求她。可她从来不风骚、放荡，所以她和查理在一起后，其他追求者就撤退了。“所以我才把查理留在身边，”有一次她一脸严肃地这样对我说，看见我很吃惊的样子她扑哧笑了出来。“开玩笑的，傻瓜。我爱他，爱他，爱他。”

查理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一年级时我们成天在一起，因此我才认识了埃米莉。第二年，查理和埃米莉在城里找了间房子同居。虽然我常常去他们那，但是那些与埃米莉在唱片机旁的交谈已经成为往事。一来，我每次去，都有几个其他同学坐在那里又说又笑。再者，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体声音响大声地播放着摇滚乐，说话都得用喊的。

这些年来查理和我还是好朋友。确实我们不如以前那样常见面，但这主要是因为距离太远。我在意大利、葡萄牙，还有西班牙这里待了好几年，而查理则一直待在伦敦。要是这么说让你觉得好像我是个空中飞人，他是个宅男，那就好笑了。因为查理才是整天飞来飞去的人——得克萨斯、东京、纽约——参加一个个高端会议，而我则年复一年困在潮湿的房子里，安排拼写测试，或者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慢速英语谈话：“我叫雷。”“你叫什么？”“你有孩子吗？”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教英语，刚开始貌似还不错——很像大学生活的延伸。语言学校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若说教书很无聊、课酬很低，那个年纪的你不会太在乎。你泡在酒吧里，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感觉自己是一个遍布全球的巨大网络的一部分。你会遇见刚从秘鲁或泰国教了一阵子书回来的人，你会觉得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满世界跑，就可以利用你的关系在哪个你向往的遥远的角落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你永远是这个舒适的巡回教师大家庭的一分子，一边喝酒一边聊着以前的同事、神经质的学校主管、英国文化协会里的怪人。

八十年代末期听说去日本教书很赚钱，我认真地计划要去，但最终没去成。我还想过去巴西，甚至读了一些介绍那里的文化的书，要了申请表。可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只去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教了一阵子书，又回到西班牙。不知不觉就到了四十七岁，身边共事的人早就变成了聊不同话题、嗑不同药、听不同音乐的另一代人。

与此同时，查理和埃米莉结了婚，在伦敦定居下来。有一次查理对我说，等他们有了孩子以后，要我做一个孩子的教父。可到现在都还没有。我的意思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我想如今要孩子已经太迟了。我必须承认，我一直觉得有点失望。也许我一直幻想给他们的孩子做教父能让他们在英国的生活与我在这里的生活有了正式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多么微小。

总而言之，今年初夏，我去了伦敦待在他们那里。事情已经事先安排妥当，动身前两天，我打电话确认时，查理说他们俩都“很好”。所以我一心只想着在经历了肯定不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几个月后好好休息、放松一下，根本没想到别的。

事实上，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我走出伦敦地铁站时，脑子里想着： 不知自从我上次来了以后，他们会对“我的”房间做怎样的改进。这些年来，几乎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有一次，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个闪着光的电子小玩意儿；还有一次，整个房间都重新装修过了。但不管怎样，几乎有一条基本原则，他们按着高级旅馆的样子为我布置房间： 摆好毛巾，床头放着一小罐饼干，梳妆台上备着几张CD。几年前，查理带我走进房间，若无其事地炫耀着打开各种开关，各种巧妙地隐藏起来的灯开了关、关了开： 床头板后面、衣橱上面等等。还有一个开关按了以后，隆隆隆，两扇窗户上的百叶窗慢慢放了下来。“查理，我要百叶窗干吗？”那一次我问道。“醒来的时候我想看见外面。窗帘就可以了。”“这些百叶窗是瑞士的，”他这么回答，好像这就说明了一切。

可是这一次带我上楼时，查理一直小声咕哝着，等到了我的房间，我才明白他是在道歉。眼前的景象我从未见过。床上空荡荡的，床垫污渍点点、歪歪斜斜。地上一堆堆的杂志、书和旧衣服，还散落着一支曲棍和一个喇叭。我吃惊地站在门口，查理则清理出一个地方放下我的包。“你那样子好像要见经理，”他挖苦地说。“没有，没有。只是这里看上去和以前不太一样。”“乱糟糟的，我知道。乱糟糟的。”他在床垫上坐下，叹了口气。“我以为清洁工会来打扫。结果没有。鬼知道怎么没来。”

他好像很沮丧，可突然他腾地站了起来。“走，我们去外面吃午饭吧。我给埃米莉留个信。我们慢慢吃，等我们回来，你的房间——这整间公寓——就都收拾好了。”“可我们不能叫埃米莉收拾。”“哦，她不会自己收拾的。她会去叫清洁工。她知道怎么烦他们。我，我连他们的电话都没有。午饭，我们吃午饭吧。点它三道菜，来瓶红酒什么的。”

查理所说的公寓其实是一栋四层楼高的排屋的最顶上两层，位于一条繁华而忙碌的大街上。一出大门就是川流的人群和车辆。我跟着查理走过一家家商店、办公室，到了一家小巧的意大利餐厅。我们没有订座，但餐馆的招待像朋友一样招呼查理，领我们到了一张桌子。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周围都是西装领带的商务人士，所以很高兴查理和我一样一副脏兮兮的样子。他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么，我们坐下时，他说道：“哦，你真是乡巴佬，雷。如今都变了。你离开这个国家太久了。”接着他突然提高音量，很大声地说：“我们看上去才是成功人士。这儿的其他人看上去都像中层管理。”说完他倾向我，轻声说：“听着，我们得谈谈。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我不记得上一次查理叫我帮忙是什么时候，但我装作随意地点点头，等他开口。他摆弄了一会儿菜单，然后放下。“是这样的，我和埃米莉正在闹别扭。事实上，最近，我们完全避开对方。所以刚刚她没有来迎接你。如今恐怕你得从我们两个中选一个。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有点像戏里一人分饰两角。很幼稚，是不是？”“显然我来的不是时候。我走，吃完午饭就走。我去芬奇利找我姑妈凯蒂。”“你说什么啊？你没有在听我说话。我说了，我要你帮我一个忙。”“我以为你指的是……”“不是，你这个白痴，该离开的人是我。我得去法兰克福开会，今天下午的飞机。两天以后回来，最迟星期四。而你留在这里善后，让一切恢复原样。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愉快地说声‘哈罗’，亲吻亲爱的妻子，就当过去的两个月没发生过，我们又和好如初。”

这时服务生过来点单，她走了以后，查理似乎不愿接着刚才的话茬，而是开始一个劲儿地问我在西班牙过得怎么样。每次我说了件什么事情，不管好事坏事，他都会微微地苦笑一下，摇摇头，好像我说的都验证了他最担心的。我正说到我的厨艺大有进步——我几乎是独自一人为四十多名师生准备了一顿圣诞自助餐——他打断我的话。

他说：“听我说，你这样子下去不行。把工作辞了。但辞职之前你得先找到新工作。用那个愁眉苦脸的葡萄牙人当中间人。保住马德里的职位，然后丢掉那个公寓，另找一个。好，你要这样，首先。”

他扳起手指头，开始一条条罗列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菜来了，他还没数完，可他不管，接着数到完。开始吃饭时，他说道：“我敢说你一条都不会去做。”“不，不，你说的每一条都很有道理。”“你回去以后还是一切照旧。一年以后我们再见时，你又抱怨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没有在抱怨……”“要知道，雷，别人只能建议你这么多。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得学会自主自己的生活。”“好，我会的。我答应你。但是刚才你说有事要我帮忙。”“啊，对。”他若有所思地嚼着嘴里的食物。“说实话，这才是我叫你来的真正目的。当然，我也很想见到你什么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毕竟你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

突然他又低头吃饭，我惊讶地发现他在轻声啜泣。我伸手去拍拍他的肩膀，但他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意面。就这样过了一分钟左右，我又伸手去拍拍他的肩头，但跟第一次一样没有什么效果。这时服务生微笑着走过来问我们今天的菜怎么样，我俩都说菜好极了。她走了以后，查理好像情绪稳定了一些。“好，雷，听着。我要你做的事简单得不得了。我要你这几天跟埃米莉待在一起，在我们家好好做客。就这样。直到我回来。”“就这样？你要我在你不在的时候照顾她？”“没错。或者说，让她照顾你。你是客人。我给你找了些事做，看戏什么的。我最迟星期四就回来了。你的任务就是让她一直保持好心情。这样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说‘哈罗，亲爱的’，拥抱她，她就回答说，‘哦，哈罗，亲爱的，欢迎回来，这几天好吗？’然后拥抱我。这样我们就和好如初。如同当初噩梦开始以前。这就是你的任务。很简单。”“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我说。“可是，查理，你确定她现在有心情招待客人？你们显然出现了什么危机。她一定和你一样心烦意乱。老实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你这个时候叫我来。”“你不理解？什么意思？我叫你来是因为你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对，没错，我有很多朋友。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来想去，发现只有你能行。”

我承认听了他的话我很感动。但同时，我能察觉到这里头有什么事不对劲，有什么事他没有告诉我。“要是你们俩都在这里的话，我能理解你叫我来住，”我说。“我能理解那样做的用意。你们互相不说话，找个客人来转移目标，你们俩都拿出最好的表现来，事情就慢慢缓和了。可现在不是这样的，你不在这里。”“帮帮我吧，雷。我想能行的。你总是能让埃米莉开心起来。”“我让她开心？查理，你知道我想帮你。可是你肯定哪里搞错了。因为我印象中，说实话，我根本不能让埃米莉开心，即便是在最美好的时候。最近几次我到这里来，她……呃，她显然对我不耐烦。”“听着，雷，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回去时，埃米莉在公寓里。我得承认我被她的老态吓了一跳。她不仅比我上次见到她时胖了许多： 她过去那张自然而美丽的脸，如今赘肉明显，嘴角上还挂着怒气。她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阅读《金融时报》，看见我进来，闷闷不乐地站了起来。“见到你真好，雷蒙德。”她说，敷衍地吻了吻我的脸颊，然后又坐了下去。她的这种态度让我忍不住想说抱歉，深深地抱歉在这个时候打扰他们。可不等我开口，埃米莉就拍了拍身旁的沙发，说：“来，雷蒙德，坐这里，回答我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所有的近况。”

我坐了下来，她开始不停地问我问题，跟刚刚查理在饭馆里一样。而这时候查理在收拾他的行李，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找这找那。我注意到他们避开对方的视线，可并没有像查理说的那样，因为待在同一个屋子里而感觉不自在。他们没有直接交谈，但是查理用一种奇怪的、间接的方式参与谈话。比如说，当我在跟埃米莉解释为什么很难找到一个室友分担房租时，查理在厨房里大声说道：“他住的地方不适合两人合住！适合一个人住，一个比他收入高一些的人住！”

埃米莉没有回答，但她显然是听进去了，因为她接着说道：“雷蒙德，你不应该找那样的公寓。”

接下来至少二十分钟，我们都是这样子交谈。查理在楼梯上或者要去厨房时说上几句，通常是大声地从第三者的角度说说我的事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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