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胜
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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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下五千年（七）试读：
前言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间浸润的腥风血雨，崛起与衰落，壮丽与悲怆，无不充盈丰富着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延续和发展；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更展示了世界的未来。当前，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接踵而来的人们观念认识的变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了。
怎样快捷地了解世界，首先我们要从了解世界历史入手。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从地球上有了人类那时起，人类的第一个活动便是生产活动，而且从未间断过。人类文明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只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旧石器时代使得氏族社会形成，金石并用时代又促成氏族社会解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只可能有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却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器时代和信息时代将人类社会的进展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二、三百万年来人类文明进程所确凿的事实。《世界上下五千年》大体上是按照这个线索来编写的。
历史蕴含着经验与真知，读史使人睿智聪明。古往今来，有所成熟的有识之士，大都是通古博今的人。纵观当代，没有哪一个发达的国家，不是在众多的学科中给历史科学以极高的地位，不是在国民教育中给历史知识教育以特殊的重视。历史教育的普及向历史读物的通俗性和知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编撰一本真正把教育性、知识性、趣味性融入一体的世界史读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编写《世界上下五千年》是件有意义而又艰巨的工作，笔者不仅阅读了相关的世界史通俗读物，也温习了不少世界史教材，这样在写作过程中对发生的历史事件起因、结果，做了较为清楚的交待及详实的叙述。在吸取国内现已出版的世界史读物之所长的基础上，我编撰了这本既具备历史特色又有良好的可读性的历史读物，以求通过本书阅读，青少年朋友的知识面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这部世界史读物有着全、新、实等较明显的特点。本书120万字，上自世界文明的源头，止笔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作者力图全景式地展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科技等。并且较为集中地介绍了某一区域、国家的发展状况，对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相应的叙述，这是笔者写作世界史读物一个尝试。
由于学科分工的不同，本书并未过多编写属于中国史范围的史实，但本书中关于中外交往、交流方面的内容也有所涉猎。
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刘敬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这儿一并感谢。这本历时三年编写的世界史读物，希望读者朋友们喜欢。
世界语的诞生与推广
创造世界通用语言，是人类的一大宿愿。因为世界上的语言有数千种之多，消除语言隔阂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课题。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产生了创造人类通用语言的想法。公元2世纪罗马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益仑进行过编制共同语方案的尝试。后来，培根、笛卡尔等人又提出过有关倡议。1666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在一篇论文中建议创造通用语。此后，许多人着手这种理想语言的设计。先后有数百种方案提出。其中，传播最大、影响最大的，便是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它久经考验，一直流传下来。
拉扎洛·鲁多维科·柴门霍夫是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1859年出生于波兰的比亚里斯托克。他从小生活的这座城市，杂居着波兰人、俄罗斯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而当时波兰正处于俄国统治之下，沙皇政府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加重民族压迫，并利用语言隔阂挑起民族纠纷。少年时期的柴门霍夫就立下远大志向：通过创造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他扎实学习了波兰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乌克兰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多种语言，并积极思考通用语言问题。他觉得词汇不能任意编造，便决心从自然语言中找到“钥匙”。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标牌上的“Svejearskaja”（传达处），接着又被一个招牌上的konditorskaja（粮食店）一词吸引。他发现“skaja”的作用不小，便赶忙回家研究多种语言的附加成分。他又发现这些附加成分具有惊人的构词能力，如果对它们加以有规律的利用，厚厚的词典顿时就可变薄。他心中终于有了底：创造新语言，要在附加成分上做文章。经过长期摸索，他终于创造出一种对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语言。在中学毕业之前，他就写出了初步方案，并把这种新型语言称为“万国语”。后又几经修改，终于在1887年以“希望者博士”（Doktoro Esperanto）的笔名，将包括语法、词根及部分译文的方案交付出版，随后出现了多种文字的译本。方案很快引起广泛注目，受到普遍好评。人们称这种人造语言为“希望者博士的国际语”，后来简称作：“Esperanto”。汉译名称最初有“爱世语”、“国际语”、“万国新语”等，后来改称“世界语”。
世界语广泛吸收多种自然语言的长处，而克服其不足，具有科学、规范、严密、易学等优点。采用拉丁字母，28个字母就是28个音素，读写一致。重音则固定于倒数第二个音节。语法总共16条，十分规则、简练。词根吸收了自然语言的国际化成分，经合成和派生后构成大量单词。词尾规范，如名词词尾都为o，形容词词尾都为a。而且，没有方言分歧。
正因为世界语具有如此多的明显优点，所以诞生后几年内就传遍了欧洲，并迅速向亚洲、美洲发展。到1954年，世界语得到了联合国的正式支持。至今，世界语已在近百个国家扎根，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怀着共同的美好愿望，聚集在语言共通的旗帜之下。世界语文学也应运而生，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被译成世界语，而直接用世界语创作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在国际贸易、通讯、旅游等方面，世界语也日益显示出优势。
20世纪初，世界语一传入中国，就得到了文化界、教育界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鲁迅先生曾公开表示：“我是赞成世界语的”，因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30年代成立的中国普罗（无产者）世界语联盟，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世界语者》杂志以世界语宣传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为赢得世界人民对中国正义事业的声援和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不久便应运而生，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也创刊发行。“文革”结束后，世界语在中国复兴。1981年，由楚图南、胡愈之、巴金、赵朴初、谢冰心等发起，成立了世界语之友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学世界语的行列。
妇女运动的先驱克拉拉
每年的3月8日是个好日子，这一天，世界各地的劳动妇女都会兴致盎然地欢度自己的节日。然而，你知道“三·八妇女节”是谁倡仪的吗？
1910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女党员提议，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会议郑重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位妇女就是著名的“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是她婚后的名字，结婚之前她叫艾斯纳·克拉拉。
1857年，艾斯纳·克拉拉出生于德意志萨克森邦埃尔茨山下的维德劳村。她的父亲是本村惟一的乡村教师，拉得一手好提琴；她的母亲出身于思想开明的市民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从克拉拉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克拉拉成长为一个既勇敢顽强又爱动脑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克拉拉就像男孩子似地爬很高很高的树，跳很宽很宽的沟。在与同龄小伙伴争论的时候，她往往能以有理有据的论辩，说得对方哑口无言。而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她又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果敢。有一次，克拉拉带着弟弟和七八个小伙伴正在一条大道的弯口处捉迷藏。突然，一辆马车向孩子们冲来，速度非常快，风驰电掣般。小伙伴们一下子吓得“哇哇”乱叫，四处逃散。而克拉拉的弟弟和那个最小的小伙伴，因为太小，竟吓得不敢动了，望着飞驰而来的马车惊恐万状地大哭。这时候，克拉拉立即飞快地冲过去，一手拖起弟弟，另一手拉着那个正哭着的小伙伴，迅速地退到路的一边。
克拉拉还十分同情穷苦的孩子，并反复思考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以及富人为什么对穷人那么凶狠等问题。她百思不得其解。她太小，还没有想到改变社会，但她已经知道主动帮助穷人。比如，十几岁的时候，她就曾因为同情卖报的小女孩，一下子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交给她，用够买七份报的钱，换了一份报。为此，克拉拉的父母还夸奖和鼓励她。
1871年底，克拉拉的父亲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带着全家迁居莱比锡。莱比锡是德国中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工商业和科学、艺术、教育等都很发达。当时的德国已经统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出现了悬殊较大的贫富差异。在这里，克拉拉广泛地接触了城市生活，思考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了。
1874年，17岁的克拉拉进入莱比锡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她学习十分刻苦，各门成绩都很优秀，尤其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写作方面，更显示出她突出的才华。
莱比锡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克拉拉母亲的朋友，她常常与克拉拉谈论有关男女平等的道理，对聪明、刻苦又坚强的小克拉拉十分钟爱。这位女校长的言论对克拉拉影响极大。然而，克拉拉不同意女校长以基督博爱精神消灭贫富差别的观点，而主张通过革命来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克拉拉坚持自己的信念，决心寻找一条消灭贫富不均的道路。
在读书期间，克拉拉经常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集会和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并在21岁那年，加入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党。
1878年，21岁的克拉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女教师的资格考试。就在这年10月，德国国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法》。克拉拉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被迫转人地下工作。克拉拉一边为这项法令的受害者募捐，一边考虑如何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作斗争。
在这艰难的时刻，克拉拉得到了一个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帮助。他给她看《共产党宣言》，帮助她透彻地分析德国以及世界”的形势，为她拨开迷雾，带她走出思想上的困惑。他还使克拉拉对共产主义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个人就是克拉拉后来的丈夫奥西勃·蔡特金。
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克拉拉和奥西勃产生了爱情。1881年，奥西勃被德国驱逐出境，克拉拉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第二年，克拉拉移居巴黎，与奥西勃·蔡特金结婚。
婚后的蔡特金夫妇经济十分拮据，主要靠翻译和给报社写文章赚取一些稿费。他们只能在工人区租下一间狭窄而阴暗的房间；一边写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1885年5月，为悼念巴黎公社的死难烈士，法国社会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集会游行。勇敢的克拉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这次游行遭重叠了巴黎当局的武力镇压，克拉拉的脚被警察的马刀砍伤。她当场倒在地上，幸而得到工人的救护，被送回家里。克拉拉从此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虚伪，更坚信工人的真正解放决不能靠富人的施舍，也不能走改良道路，而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巴黎生活期间，克拉拉和她的丈夫共同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与各国的社会党人都有过接触和工作联络，也为巴黎的工人运动做过不少工作。1886年，克拉拉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德国的莱比锡去探望她的弟弟。她接受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党内会议上作关于巴黎工人的政治状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克拉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生动地介绍了巴黎工人的政治情况，报告十分成功。此后，她便经常作类似的报告，并逐渐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杰出的演说家。
1889年初，克拉拉的丈夫因病去世，她悲痛欲绝，几天几夜昏迷不醒。这一年克拉拉才32岁。
正在这时，党组织把负责筹建第二国际的工作交给了克拉拉。刚刚痛失伴侣的她，带着她丈夫的未酬壮志，忍痛全力投入工作。在克拉拉的积极努力下，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在巴黎隆重召开。在大会上，克拉拉作了题为《为了妇女解放》的报告。
在报告中，她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保护妇女权益，即是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她说：“那些在旗帜上写着解放全人类的人，不应当使人类的半数，由于经济上的依赖而沦为政治和社会的奴隶！”她提出应该男女同工同酬。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第二国际书记处十二名书记之一，负责领导国际妇女运动。
1910年，在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克拉拉提出了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倡议，并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克拉拉坚决执行第二国际的决议，在德国发表反战演说，敦促国会发展反战宣言，号召工人罢工，举行示威游行。1911年，克拉拉秘密来到瑞士的伯尔尼，召开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促使大会通过了《反帝国主义战争宣言》。
克拉拉回到德国后，因为反战被当局逮捕，后因病被保释出狱。但她始终坚持反战立场，毫不妥协，出狱后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团”，继续宣传反战观点。
1919年，61岁的克拉拉在德国公开宣布她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代表德国共产党出席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被选为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1920年，应列宁之邀，克拉拉来到俄国，专门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先后去法国、意大利建立共产党，甚至在75岁那年回到德国，以年龄最大的议员身份，主持了国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说，号召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1933年3月8日，克拉拉在莫斯科出席了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大会。为了表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所作的杰出贡献和英勇不懈的奋斗精神，苏联政府给她颁发了列宁勋章。人们尊敬地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这年6月，克拉拉·蔡特金在苏联莫斯科安详地去世了。苏联政府和人民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在庄严的《国际歌》乐曲声中，向这位杰出的德国女共产党员的遗体告别，并沉痛地送她最后一程。
“米骚动”席卷日本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骤减。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叮点燃。因男子出海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她们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摩洛哥民族英雄克里姆
1947年5月31日，“科通巴”号轮船驶抵埃及的塞得港。它将在这里添煤加水后，驶往法国的马赛。在这艘船上，有位名叫克里姆的特殊宾客，他是受法国政府邀请去巴黎参加法国7月14日国庆观礼的。克里姆是非洲摩洛哥的民族英雄，在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失败被俘，流放在印度洋一个岛屿上已有21年。法国政府为了拉拢他，特地邀请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
摩洛哥及其邻近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历史上合称阿拉伯马格里布。当时有一个同名的政治组织，它在埃及首都开罗设有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成员得知克里姆在“科通巴”号船上，便秘密上船会见了克里姆，劝他留在埃及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克里姆欣然同意。在马格里布开罗办事处和埃及政府的帮助下，克里姆秘密地离开“科通巴”号船。
1882年，克里姆出生在摩洛哥北部里夫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乌里阿格勒部落的一位卡迪（伊斯兰法官），也是部落首领。乌里阿格勒人性格正直，勤奋耐劳，能征善战，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这对克里姆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克里姆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除了部落母语外，还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1905年，23岁的克里姆来到摩洛哥首都非斯，进卡拉维因大学攻读伊斯兰教律，研究阿拉伯文化。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校内政治空气很浓。经过四年学习，克里姆不仅获得了当法官的资格，而且萌生了民主思想，对欧洲的殖民统治者表示强烈的不满。
大学毕业后，克里姆先到地中海沿岸西班牙所属梅利利亚城的土著事务所和土著学校任职，后来又在阿拉伯学院任教，并兼任《里夫电讯报》的阿拉伯文编辑。直到1915年，他才当上梅利利亚城的伊斯兰法官。克里姆的青年时代，摩洛哥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危亡时刻。摩洛哥北濒地中海，西临大西洋，又扼守着直布罗陀海峡，水路交通方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上矿藏资源丰富，所以从15世纪初起，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争夺的对象。1912年3月，法国政府强迫摩洛哥素丹签订了《保护制》条约。同年11月，法国又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协定》，瓜分了摩洛哥。根据协定，北面狭长的沿海地带、西南部等地区割为西班牙的保护地，其余4/5的领士属法国的保护区。克里姆目睹残暴的殖民统治，深感祖国危在旦夕，必须唤起人民的觉醒。于是他时常撰写文章，严厉揭露和谴责殖民者的罪行，号召摩洛哥人民起来斗争。由此，他遭到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的通缉，并于1916年被捕入狱。
1918年，克里姆被释放出狱。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屈服，反而促使他决心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彻底决裂。第二年，他回到家乡阿杰迪尔。当时，家乡人民在他父亲的领导下，正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克里姆看到这种景象，异常兴奋，马上投入斗争洪流之中。《马德里协定》签订后不到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法国和西班牙都没有精力对摩洛哥的大部分领士实行有效的统治。尤其是西班牙的保护地，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殖民当局无法在许多地区管辖。大战结束后，西班牙政府决定对该地区采取强硬的征服措施。根据《马德里协定》，克里姆的家乡里夫地区中，1/3的土地划归西班牙，1/3的地区划给法国。西班牙殖民当局最初试图拉拢克里姆的父亲，因为他所领导的乌里阿格勒部落在里夫地区有很大势力。由于遭到拒绝，便在1920年派西尔维斯特将军率领2万多军队进剿里夫山区。
在克里姆父子的号召下，乌里阿格勒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决心为保卫家园而英勇战斗。但不幸的是，克里姆的父亲不久被西班牙殖民者指使走狗毒死。临终前，他谆谆告诫克里姆说：“绝对不要屈从于西班牙人！”由于克里姆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他在乌里阿格勒部落会议上被选为军事首领。克里姆怀着悲愤的心情，担负起抗击入侵者的使命。
1921年上半年，西尔维斯特将军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占据了里夫的一些重要据点。6月间，又占领了阿巴拉村。西班牙殖民军自恃兵强马壮，竟在阿巴拉村内大摆酒宴。就在殖民军喝得酩酊大醉时，克里姆亲自率领300名勇士，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几小时的激战，100多名殖民军被克里姆消灭，其余的慌忙撤出阿巴拉村。克里姆抓住战机，利用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向西班牙殖民军进行袭击。7月间，当西尔维斯特率领的2万多入侵者来到距阿杰迪尔村约40公里的阿努瓦勒时，克里姆指挥起义军向殖民军发动袭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正当战士们追杀残敌的时候，西班牙殖民军队的城堡里挂起了白旗。克里姆命令部下前去受降。可是就在受降人员走近时，罪恶的子弹却射进了他们的胸膛。克里姆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所激怒，率领起义军杀入敌人阵地。结果，2万多西班牙殖民军几乎全部被歼。西尔维斯特将军又羞又恨，被迫自杀。
在这次战斗中，克里姆的军队共缴获西班牙大炮12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2万多支，显示出他们强大的战斗力。
阿努瓦勒战役后，西尔维斯特的残部到处受到里夫起义军的袭击。8月，殖民军的另一头目纳瓦罗将军，也成了克里姆的阶下囚。
反西班牙殖民军的重大胜利，使克里姆成为里夫各部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前来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他由乌里阿格勒部落的军事首领，成为全里夫的军政首领。
胜利鼓舞着克里姆，使他萌发了使里夫永远摆脱殖民统治的想法。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利用西班牙殖民军暂时不敢再来侵犯的大好时机，建立统一的里夫共和国。
克里姆开始做各项工作：他号召里夫各部落团结起来，停止仇杀，共同对敌，为赶走占领者、解放祖国而英勇战斗，又派出由他弟弟率领的代表团前往欧洲，寻求对里夫独立的支持。
1923年初，里夫东部和中部已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克里姆认为，建立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在2月1日召开了里夫12个部落首领参加的会议。会上，大家通过了克里姆制定的《民族誓约》，宣布里夫为独立的共和国，并组成以克里姆为埃米尔（统治者）的政府。共和国首都就设在阿杰迪尔。
里夫共和国诞生后，面临着许许多多要解决的问题。克里姆知道，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必须在政治、军事、司法、经济、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西方思想和文化，向往西方的立宪共和政体，因此在《民族誓约》里明确宣布，不承认侵犯摩洛哥主权的任何协定，西班牙必须撤出1912年条约前不属其管辖的里夫地区，完全承认里夫国家的独立；建立立宪共和政府等。
1924年初，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从本土调来大批援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里夫发起新的攻势。为了挑拨摩洛哥人之间的关系，还怂恿大封建主拉伊苏利向里夫发动进攻。
克里姆亲自率领里夫起义军赴东线作战。他首先消灭了拉伊苏利的部队，然后集中兵力，对西班牙殖民军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消灭了30000多敌人，西班牙残兵败将只好再次退到沿海地区。
克里姆早就知道，同时打击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统治是不现实。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他一开始就对法国采取友好态度，并且和法国当局划定了里夫和法属区的界线。老谋深算的法国殖民者原想坐收渔人之利，但当看到克里姆的胜利已给自己的殖民统治带来威胁时，担心克里姆会“侵扰”其属地，更担心法属区的摩洛哥人民会效法里夫，发动革命运动，埋葬殖民统治，因此决定把年轻的里夫共和国扼杀在摇蓝之中。
1924年夏，法国殖民军攻占了里夫的粮仓乌埃尔哈河谷，企图以此来饿死里夫人民。这样，同法国殖民军的决战已不可避免。面对法国的侵略，克里母致函法国驻摩洛哥总督，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只要求得到法国那样的权利：各国人民自主的权利！”次年4月，他把军队主力调往南线，向法军展开猛烈的反击。经过几个月的激战，里夫人民夺取了法军许多重要据点，并向首都非斯挺进。
法军的失败，引了法国的震动。为了扭转败局，法国政府撤换了任职已达13年的总督，委派曾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元帅为远征摩洛哥军队的总司令；同时增派16万正规军，配备飞机、坦克和大炮，向里夫人民疯狂扑来。法军当局估计到，单靠自己这些军事力量，还难以战胜英勇顽强的里夫人民。因此又于同年7月和西班牙勾结起来，建立法、西委员会，达成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协议，共同出兵镇压里夫人民。
这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法国舰队配合下，在胡塞马湾登陆，接着长驱直入，占领了里夫首都阿杰迪尔。在南线，30万法军向里夫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克里姆率领起义军英勇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却。1926年5月末，法军占领了克里姆设在塔尔吉斯特的司令部。一个月后，克里姆和他的家属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
21年后，法国当局以为克里姆的反抗意志已被长期的流放生活磨平。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让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不料克里姆壮心不已，在埃及参加了独立解放斗争。
1956年，摩洛哥终于获得独立。不久，先后收回了西班牙占领的北部的保护地和法国占领的南部保护区。1958年，摩洛哥政府授予克里姆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
格尔斯特兰德的眼科成就
1911年的一天，在瑞典的一座礼堂内，一个两鬓已经灰白的人正在演讲，人们用敬重的目光望着他。这里正在举行诺贝尔奖仪式，正在演讲的人是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获得者。他就是在眼科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格尔斯特兰德。
其实早在格尔斯特兰德荣获诺贝尔奖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传遍欧洲。
格尔斯特兰德1862年出生于瑞典朗茨克鲁纳。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医师，给贫民区里的人看病，只收药费和一点微薄的诊金。在朗茨克鲁纳，只要一提到格尔斯特兰德的父亲，人们就会竖起大拇指说：“那可是个真正的好人啊！”然而朗茨克鲁纳的玛尔孟勋爵却并不这样认为。由于朗茨克鲁纳地方的工厂大多是勋爵开的，勋爵俨然是这一地方的主人。他简单地断定，格尔斯特兰德的父亲未上过医学院，治疗的方法不会合乎科学。当朗茨克鲁纳创建第一家眼科医院时，人们纷纷举荐格尔斯特兰德的父亲，勋爵却施加压力。勋爵的阻碍，使医院没敢接受他，可是他依然如故，继续看病，继续整理祖传的医书。格尔斯特兰德从小就崇敬父亲。玛尔孟勋爵的行为，刺痛了他。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给父亲争光。
格尔斯特兰德刻苦学习，在中学毕业后，考入了瑞典著名的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在医学院里，格尔斯特兰德选修了眼科。由于学习用功，格尔斯特兰德受到了教授的赏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格尔斯特兰德学业突飞猛进，成为医学院里最出色的学生。1884年，格尔斯特兰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当格尔斯特兰德回到朗茨克鲁纳时，玛尔孟勋爵知道他学业有成，想请他到自己开的医院里当医生，格尔斯特兰德断然拒绝，他回到了父亲身边。他知道祖传的医书和父亲多年的行医实践，已经积累了一笔宝贵的医学财富，便决心把它系统地整理出来。然而不久，格尔斯特兰德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无法担负起这一任务。他感到这笔财富的可贵，同时也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决定到奥地利去，那儿有欧洲最好的医学院。在父亲和妻子的支持下，格尔斯特兰德来到了维也纳，专攻生理光学。四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在谢绝众多大医院的邀请后，格尔斯特兰德又回到父亲的眼科诊所，为贫民区的人们治病。几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正式接管了诊所。
在医务实践中，格尔斯特兰德进一步体味到眼睛是最精巧而又最复杂的感觉器官。当时的生理光学家们，对眼睛近视、远视、散光的成因并不清楚，也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和治疗。格尔斯特兰德决定攻克这道难关。
格尔斯特兰德对眼睛角膜的散光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散光眼患者要么只能看清纵的方位而看不清横的方位，要么相反。经过仔细研究和实物分析，他发现这是因为眼睛的角膜发育不正常，角膜有厚有薄造成的。弄清原因后，他设法利用柱状的镜片来平衡角膜的折光性，弥补角膜厚薄不均的缺陷，从而矫正散光眼患者的视力。
1891年，当格尔斯特兰德埋头研究时，玛尔孟勋爵上门求救了。原来玛尔孟的女儿患了严重的眼疾，请遍了所有的专家都无法医治。当人们推荐格尔斯特兰德时，玛尔孟勋爵犹豫了，他怕格尔斯特兰德因父亲的原因恨他。然而女儿的眼疾一天天地严重，他只好硬着头皮请格尔斯特兰德。格尔斯特兰德不计前嫌，在对患者进行诊断后，决定通过手术割除眼角的云翳。在当时，开刀割云翳是一个很难的手术，但格尔斯特兰德获得了成功。勋爵一家人感激涕零，他们没有想到格尔斯特兰德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人品也像金子一样可贵。手术的成功轰动了朗茨克鲁纳。不久，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聘请格尔斯特兰德为该院的眼科教授，为他在眼睛屈光学方面的研究提供条件。格尔斯特兰德接受了邀请。
学院良好的条件，使格尔斯特兰德的研究有了一个好基础。1892年，格尔斯特兰德一篇有关斜视眼病的论文发表了。文中阐述了斜视眼病的检查和诊断方法，使得医生们在临床应用上有了新的依据。
不久，他又对近视调节机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成效。他发现眼睛看近的物体时，必须调节水晶体的厚度，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
1911年春，格尔斯特兰德研制的裂隙灯问世了。这种灯综合了许多光学知识，用它可以直接观察到眼睛内部的变化，给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便利。裂隙灯至今仍然是眼科医生们使用的重要医疗器械之一。
由于格尔斯特兰德的成就出众，荣誉像雪片一样纷纷而至。他被任命为首都斯德哥尔摩眼科诊所所长，被誉为“心灵之窗的卫士”。在他的故乡，人们为他树碑立传，称他为朗茨克鲁纳的圣人。
1911年秋，格尔斯特兰德因在眼睛屈光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获当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格尔斯特兰德用奖金在故乡修建了眼科医疗研究中心，为百姓的生命质量服务。
格尔斯特兰德高尚的医德，给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典范。
1930年，这位受人尊重的老人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摩尔根创立基因学说
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摩尔根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在研究染色体在遗体中的作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摩尔根于1933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摩尔根1866年出生于一个名门之家。他出生那年，恰逢孟德尔发表了自己那篇划时代的遗传学之作《植物的杂交试验》。优越的家庭条件，使摩耳根的兴趣爱好得到充分发挥。对动物，摩尔根也想了解它们生长的秘密。有一个时期，他对猫和狗怎样生小猫、小狗发生了兴趣，总是盯着它们。一次，他捉了一只耗子，把它养在抽屉里，目的是想看看小耗子是怎样生下来的。
摩尔根小学毕业后，当地教堂的牧师提醒他父亲说，这孩子对自然界的东西有着其他孩子比不上的洞察力，一定要送他进一所好些的学校学习。父亲接受了牧师的建议，把摩尔根送进州立学院的预科部。两年后，摩尔根转入州立学院本科学习。他爱好动物学，但学院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于是，学院特地为他开设动物学课程。摩尔根兴趣所在，自然发奋学习，成绩优秀。1866年，他获得动物学学士学位。
对于摩尔根来说，在州立学院获得的动物学方面的学识，当然是不满足的。之后，他去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在一些著名教授的指导下，他攻读普通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形态学、胚胎学。1890年，他的博士论文《论海洋蜘蛛》被通过，从而获得了动物生物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才24岁。第二年，他到布来恩莫尔学院任教。
当时，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支配胚胎细胞变异的，究竟是内在的（即遗传的）因素，还是外在的（即环境的）因素。
作为一个生物学研究者，摩尔根当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不过他认为，用推理和思辩的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争论问题，重要的是进行实验。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出可靠的和严密的结论。于是，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他首先研究海胆（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和蛞蝓（kuò yú，一种软体动物，也叫鼻涕虫或蜒蚰）卵的受精作用，并且探索不同的盐溶液和重力或无重力对海胆、软体动物和多骨鱼的卵的正常生长过程的影响，接着，又实验不同浓度的锂的氯化物在不同阶段上对胚胎的损伤。
经过反复实验，摩尔根发现，尽管各种物质障碍能引起这些动物胚胎发育过程的改变，但是胚胎还是显示出要达到它既定目标的迹象。据此，他于1902年初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环境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胚胎的发育过程，但是决定发育结果的根本因素，还是在于胚胎本身。
1900年，摩尔根到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任教。当时，生物学家们正在争论另一个问题：决定性别的因素是什么。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环境是决定性别的因素，也即是胚胎的性别，取决于发育过程中受到的温度及能得到的养料数量。他们的根据是，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尤其是昆虫，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会引起性别比率的变化。而另一些生物学家却认为，性别主要是在受精的时刻，甚至在这以前，由卵子、精子或两者兼有的内在因素决定的。他们强调的是遗传在性别方面的决定作用。
摩尔根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在实验的基础上于190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性别决定问题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目前生物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证据并不充分。双方仅仅解释了在大多数物种中所发现的1∶1的性别比率。但是，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性别现象，如单性生殖、雌雄同体、性别反转等等。正确的性别决定理论，应该既能解释通常具有1∶1的性别比率，又能解释上述特殊的性别现象。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
摩尔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08年，他开始养殖果蝇。这是一种容易饲养、生活周期短（约两星期）、突变性多、唾腺染色体大的昆虫，它适宜于用作遗传学等学科上的实验材料。两年后，他在一只培养瓶里偶然发现，有的雄蝇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细小而明晰的变异：一般果蝇的眼睛都是红的，而这只却是白色的！“怎么会是白色的呢？”摩尔根觉得很奇怪。他让这只白眼睛的果蝇与红眼睛的交配，结果繁殖下来的果蝇都是红眼睛的；而让这些繁殖下来的红眼睛的再进行兄妹交配，下一代中又出现了白眼睛的。尤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白眼睛的果蝇，绝大多数是雄性的。
摩尔根据此作出结论：红眼和白眼果蝇的出现，是由它们的遗传因子所决定的：这种特性总是同细胞中决定性别的成分联系在一起，染色体实际上是遗传因子的真正携带者。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性环连”，也即是性染色体上的基因（指存在于细胞内有自体繁殖能力的遗传单位）所表现的特殊遗传现象。
1910年初，摩尔根同他的助手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专门从事对果蝇的研究。在这之前，奥地利的遗传学家孟德尔曾根据豌豆杂交试验的结果，于1865年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的论文，提出了遗传单位（即基因》的概念，并且阐明了它的遗传规律。但是，他所说的基因同染色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是推理性的，没有人能看到基因。现在，摩尔根和他的同事们，却找到了检验这种推论的方法。
1911年，摩尔根的一名助手首次绘制出了果蝇性别环连基因遗传图。在摩尔根的主持下，后来其他基因的位置也被确定下来，证明基因是成直线排列的。这样，摩尔根就成功地创立了基因学说。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果蝇实验室里，摩尔根是受到他助手信赖和尊敬的长者。他非常民主地领导这个实验室，让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每当有人提出一种新的见解，摩尔根就让大家自由讨论，以致很难确定哪个观点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他既是大家的老师，又是大家的朋友。在研究资金缺乏的时候，摩尔根就毫不犹豫地自己掏腰包，支付助手们的工资。
1924年，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建立生物学专业。在他的主持下，四年后创设了一所生物科学实验院。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研究遗传学并有着高度成就的科学中心。
1927～1931年，摩尔根荣任美国科学院院长。1932年，他在纽约主持了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摩尔根学术成就的研讨会。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摩尔根是个非常谦虚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助手们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和他们分享了这笔奖金，并且供给他们的子女上学。
摩尔根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基因学说。在实验方法方面，他首先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生物学问题，从而促使遗传学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且为现代新兴的一门学科——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
“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也爆发了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基马尔·阿塔图尔克就是这次革命的领袖。他原名穆斯塔法·基马尔。革命胜利以后，土耳其实行姓氏改革，大国民议会一致决定，授予基马尔姓阿塔图尔克。“阿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父亲”，“阿塔图尔克”就是“土耳其之父”、“土耳其国父”的意思。
大国民议会为什么一致推崇基马尔为“国父”呢？这是为了表彰他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功勋。
基马尔生于1881年，他的父亲是个小税吏。基马尔诞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剩下的他和姊姊两人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信奉伊斯兰教，希望儿子成长为一个阿訇（hōng，阿訇是伊斯兰教解释教义、讲授经典的人）或宗教法官。但基马尔非常希望成为土耳其军官，他考进了萨洛尼卡军事预备学校。由于他天资聪颖，读书勤奋，学校里教师都很喜欢他。数学教师不唤他本名穆斯塔法，却唤他为“基马尔”。基马尔在土耳其语中是“正义”的意思。18岁那年，他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
当时的土耳其名义上还叫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早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基马尔从小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屈辱，萌发了强烈的民族爱国心。
基马尔读了许多进步书籍，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参加了班里的一个革命小组织，还办了一份手抄的报纸，在全校1000多学生中流传。报纸上的文章大多是基马尔一人写的。不久，他就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接触，参加了反对土耳其独裁者素丹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基马尔上了前线。后来他晋升为将军。大战结束，追随德国的土耳其也成了战败国，领土被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瓜分。土耳其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不独立，毋宁死！”土耳其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誓死开展抵抗运动。基马尔辞去了素丹授予的军职，以平民身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号召人民用一切代价来捍卫民族尊严，并且坚定地说：“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他很快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1920年4月，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素丹政府的卖国行径，基马尔党人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着手组织正规军。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与基马尔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并给予各种支援。
1921年8月，希腊军队在英国支持下，以10万兵力进攻安卡拉。刚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国民军，虽然数量不及希腊军队的一半，装备也很差，但他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10多天内就击退了希军上百次的进攻。战斗中，许多土耳其农妇赶着牛车为国民军运送弹药。牛车接近火线时，她们跳下车，冒着枪林弹雨，把一发发炮弹扛在肩上送入战壕。很多妇女还拿起武器同士兵们并肩战斗。
基马尔日夜在前沿阵地观察。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肋骨折断了，士兵们把他扶起，要他回后方休息。“这种时候我无权休息！”说着，他又挣扎着上了马背，用手支撑着腰，继续指挥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土耳其国民军终于以少胜多。把希腊侵略军赶下了爱琴海，还俘虏了希腊军总司令。接着土耳其国民军开进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末代皇帝素丹穆罕默德六世带着妻儿，从后宫溜到英国战舰上逃走了。
基马尔和国民军士兵在一起召开了庆祝胜利的晚会。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摔跤比赛。基马尔一生酷爱摔跤运动。这天晚上他向军中的一位摔跤大王挑战，一定要同他比个高低。比赛开始了，周围人山人海。那个摔跤大王紧紧抱住基马尔两腿，一使劲，把他高高举了起来，眼看就要把他摔倒在地了。但这位士兵却慢慢把他放在地上。“你怎么不摔倒我？因为我是指挥官吗？”基马尔从地上爬起来，笑着问道。“你是土耳其民族的首脑，七个国家都没能把你打倒，我怎么打得倒你呢！”摔跤大王的回答，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士兵们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和尊敬。
1922年10月，基马尔在安卡拉又召开了大国民议会。会议宣布废黜公开投敌的素丹，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基马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安卡拉为共和国首都。
基马尔就任总统的那天，一位记者问他：“你已经拯救了祖国的命运，现在你准备干些什么呢？”基马尔回答：“战争结束了，人们便以为我们已达到目的。其实，这才是开始。现在我们真正的工作开始了！”
基马尔说的“真正的工作”，是指进行改革，振兴土耳其。他利用一切场合宣传教育的意义。当时，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这种文字难读难写，不适合记录土耳其语言，因此土耳其的文盲很多。基马尔和教师、学者在一起研究和制定了文字改革的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化新字母。他召开会议对新文字进行宣传，要求全国教师和政府官员尽快学会；每一个土耳其人，无论是农民，还是搬运工、船工，要把这看作是爱国的民族义务。他不仅宣传，还亲自教议员、部长们学会新字母。他巡视全国，随身携带黑板，在公园，在广场，在农村，在牧场教人们识读新字母。从此，人们便热情地称基马尔为“首席教师”。
封建统治时代的土耳其，是一个有名的一夫多妻制国家，妇女丝毫没有权力。妇女出门要带面幕，坐车坐船被拘束在一个指定的角落，不准抛头露面，不准自由交谈，更谈不上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共和国成立以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妇女约四百人在伊斯坦布尔集会，拟定了一个革新家庭生活的法案。会议选出由八人组成的请愿委员会，又聘请了富有法律学识的男顾问四人，与他们合作。很快，请愿委员会的要求和他们提出的法案，得到了大国民议会的批准。从此，一夫多妻制正式废除，男妇结婚必须登记；同时废除面幕，举行新式婚礼，电车轮船中男女无须分坐；还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一样有遗产继承权，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由于这一法案的通过，不久，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有三名妇女分别获得文学、法学和地理学位；在土耳其法庭上，也有妇女担任的司法官和其他职务了。
但是，基马尔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基马尔党人一面利用工农，一面又限制和镇压工农，对土耳其共产党也进行了镇压。1939年基马尔死后，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又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互助条约，从而使它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革命的海燕”高尔基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苏联作家高尔基，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他以震撼人心的作品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并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引起了共鸣。他是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奠基者。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工家庭。幼年便失去双亲，寄养在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外祖父家。由于外祖父破产，只上过两年学的阿列克塞就被迫步入社会。他做过学徒，干过搬运工等。十六岁时他兴冲冲地赶到喀山，打算上喀山大学，但由于没有中学毕业文凭而未能如愿。他转而进入“社会大学”——住满贫困大学生和城市贫民的一处贫民窟。他深深体会到人民生活的困苦和社会的不公。他一面做工，一面参加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活动，并开始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888年，他随政治家罗马斯一同下乡进行革命宣传。次年，阿列克塞被捕，获释后辗转到达梯弗里斯，一面在铁路修配厂做工，一面在工人中开展革命宣传。在这里，他根据传说写成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于1892年9月以笔名高尔基在《高加索报》发表，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继《马卡尔·楚德拉》之后，高尔基不久又创作了《少女与死神》。1892年底，他回到了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后任新闻记者。1895年，他发表了《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这些作品以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此后，他开始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早期作品主要有《切尔卡士》、《福玛·高尔杰耶夫》等。
20世纪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火星报》创刊后，高尔基成为热心读者和积极支持者。在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情况下，高尔基于1901年来到彼得堡，出席俄国作家协会纪念农奴解放四十周年的特别会议。他在会上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沙皇政府。不久，因联名抗议沙皇政府镇压学生游行的暴行，他再度被捕。回到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后，他以这次斗争经历为题材，完成了短篇小说《春的旋律》。因沙皇政府检查机关的阻挠，只有结尾部分在《生活》杂志刊出，这便是著名的散文诗《海燕》。诗作气势磅礴，生动地描写了暴风雨之前风起云涌、海浪翻腾的自然景象，以此比喻革命风暴前夕高涨的斗争形势。诗中的“海燕”俨然是个革命者的形象，英勇无畏，充满激情地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海燕》很快传遍了整个俄国，高尔基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几年内，高尔基又创作了《小市》、《底层》等剧本和《人》、《同志》等散文诗。
1902年，在高尔基故乡索尔莫夫镇，革命工人举行了五一游行。游行的组织者扎洛莫夫被捕。他的母亲安娜继续从事儿子的事业，为革命而奔波。这件事对高尔基震动很大。
1905年初，俄国爆发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高尔基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流血星期日”后，他写了《告全俄罗斯公民及欧洲各地舆论界书》，揭露沙皇政府的罪行，因而又一次被捕。几个月后，高尔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年底，为创办党领导下的《新生活报》，他又到了彼得堡，并首次与列宁见面。1906年，高尔基赴西欧和美国为俄国革命争取声援、募集资金。在美国期间，他还创作了剧本《仇敌》和长篇小说《母亲》。《母亲》以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扎洛莫夫母子为原型，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巴威尔的事迹，小说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成长过程；作品塑造了母亲这个正在觉醒的革命群众艺术典型。小说第一次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为工人阶级展开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由于已被沙皇政府列入流放名单，高尔基无法按预期回国，于1906年底到意大利卡普里岛居住。针对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出现的颓废文学，高尔基发表《论犬儒主义》、《个性的毁灭》等论文予以猛列抨击。1907年他赴英国伦敦出席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意大利期间，高尔基还创作了反映农村革命的中篇小说《夏天》和描写意大利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意大利故事》。
1913年高尔基返回俄国，积极培养无产阶级新人，创办弘扬革命文化的刊物，组编《无产阶级作家文集》。三年内他还完成了自传体小说《童年》和《在人间》。后来他完成了《我的大学》，从而形成了他的“自传体三部曲”。这三部曲小说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感动过无数读者，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影响深远。1924年，列宁的逝世使高尔基非常悲痛。当时，他因病在意大利疗养。他不顾病痛，很快写出了回忆录《列宁》，生动地再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形象。1928年，高尔基回到苏联，受到成千上万的群众欢迎。他到全国各地旅行，于1929年完成特写《苏联游记》，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30年代，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短篇小说系列《英雄的故事》、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等。善于塑造和刻画英雄人物的高尔基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展翅搏击在风云密布的长空，为革命人民写下一部部充满战斗激情的革命诗篇。
高尔基还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论文，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1932年，在高尔基走上文学道路四十周年之际，苏联政府将列宁勋章授予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学大师。
1934年，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作了主题报告，并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然而，高尔基的创作和革命活动，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极端恐惧和仇恨。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遭敌人毒害而离开人世。
奥斯卡金像奖
奥斯卡金像奖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历史最长的电影奖，被公认为是电影界的诺贝尔奖。它象征着电影王国中的最高艺术成就和荣誉。
1927年5月4日，美国36位包括制片人、导演和演员在内的优秀电影人荟集一处，创立了“美国电影与艺术科学院”。学院为了促进电影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强影界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交流，鼓励、奖赏优秀的从业人员，决定每年年初都对上一年的影片进行评选，并且对获胜者颁发金像奖。金像奖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呢？学院几经研究，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青年雕塑家乔治·斯坦利。
面对这一异常重要而又有意义的任务，年仅24岁的斯坦利兴奋不已，暗暗下决心要把它做得最好。经过许多日子的酝酿和精心制作，斯坦利终于把他的作品奉献在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一尊高34厘米、近4公斤重的金光闪闪镀金青铜人像——一位体格健壮、勇武过人的男性斗士手握长剑，站在一盘电影胶片之上。这尊塑像一问世便获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从此它就作为一项电影大奖由学院颁发至今。
奥斯卡金像奖全称是“电影艺术与科学院年度奖”，简称“学院奖”。奥斯卡只是一个俗名。说起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哩：据说在1931年，学院图书馆来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哈里克的管理员。这姑娘一见到这尊金像立刻惊呼道：“这多像我的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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