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声集——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勤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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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声集——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纪念集试读：

永远的乡情（代序）

2012年，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六十五周年。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来新夏教授当之无愧！他的家乡人祝贺他！

浙江萧山，钟灵毓秀，代有人出。来教授祖上于南宋建都临安时迁居于此，是当地的大姓望族，至今老屋犹在。虽然他少小离家，却心系故土，他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我离乡七十余载，犹不忘冠山青绿、祗园梵呗。我来氏家族世居长河，而舅家经商西兴……忆少时寄住舅家，每雨中着钉鞋，踏行于老街青石板路间，叮叮音响，重绕耳畔……”每读至此，我心中就会涌起一股热流。这是多么浓厚的乡情！

来教授对故乡的一片赤子之心体现在他对萧山发展的由衷关切，尤其关注萧山的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来教授与家乡的联系日益密切。上世纪80年代初，他悉心指导萧山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使《萧山县志》在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中取得了骄人成绩。90年代，他多次莅临萧山，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萧山图书馆、方志办、档案馆都曾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具体指导。至本世纪初，来教授年过八旬，却离而不休，仍然笔耕不辍。勤奋和执着的收获是硕果累累，名满天下，而他对萧山的炽热乡情不仅丝毫未减，且又做出了更多的奉献。2007年2月，座落在萧山城区江寺藏经楼的“来新夏方志馆”和设在萧山图书馆内的“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相继成立，来教授把自己毕生收藏的地方志和专业书籍四千余种无偿地捐献出来，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

我与来教授相识于我任萧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之时。多次的工作接触，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是博学弘通、令人尊敬的大学问家，更是一位仁厚蔼然的长者。“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设立，不仅提升了萧山图书馆的文化品位，更成为弘扬萧山地方文化、彰显乡人成就的一座标志，萧山人引以为自豪！为此，我们也要把这一份故土对游子的乡情回馈给他。于是，便有了编辑这本《友声集》的创意。2011年孟夏，趁来教授到杭参会之机，我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愿。随后，即开始收集相关资料，邀约诸友撰稿。令我深受鼓舞的是，此举得到海内外友人的热情响应，三个月之内即收到相关文章四十余篇。作为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我不仅被其中诚挚的友情、亲情、师生情所感动，更每每被专家学者们所记述的来教授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所叹服！这是我编辑这本《友声集》意外的、也是最大的收获。

本书稿于10月底顺利集结，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收集了自2003年即来教授八十岁以后见于各报刊对其人其书的评论，二是邀约近年多所交往的一些同道、书友的文章。限于篇幅，对前一类文章进行了筛选，并取每位作者仅存一篇的原则后，共得 篇。又根据内容，分为上、下两卷：

卷上

感谢每一位作者，是你们的论与述让人们更了解来新夏教授的人品、书品和生活细节；

感谢协助编辑本书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和萧山图书馆的同仁们，是你们的工作让萧山人的一片乡情融入字里行间；

感谢中华书局和责编李晨光先生，是本书的出版把九旬游子的荣耀带给萧山。

家乡是生命的根，这本书中所承载的，正是永远的乡情！2011年岁末卷上

为人之学著新编

来新夏教授出了新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来公长我21岁，诚为学术前辈，因系吾师启功先生在辅仁大学早年任教时高足，谦虚自抑，常呼我为“同门学弟”，令我每不敢应。来公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大家，又长于图书馆学，尤精于方志、谱牒之学。《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乃厚积宏著，我学识浅陋，于古今人物年谱所知甚少，岂可妄加评骘。只能略叙一二感想，以求方家教正。

我国以谱牒叙事记人载史，据司马迁所说，始于周秦。《史记·三代世表》：“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太史公并说明谱、谍（牒）类的《五帝德》、《帝繋》、《春秋历谱牒》等，是他撰写《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的资料来源。人类社会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事迹为中心，为重心，自司马迁以来我国优秀的历史学家都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治史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至于人物年谱，如来新夏教授所论：“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它杂糅了记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年谱之作，肇始宋代，元、明二代继有所作，至清而极盛。人物年谱产生、发展的缘由，编撰的形式、体例，刊行及流传方式，等等，来公在《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一文中都有精辟分析，兹不赘述。尽管年谱的史料及文化价值早有公论，但是，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百年间，我国社会动荡，外强侵侮，革命接踵，政权更迭，随着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亦大起大落，不但旧有年谱的遗存保护遭遇危机，而且新谱著作也呈低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公抱定以“为人之学”为宗旨，寻访爬梳，焚膏继晷，历时十载，于1964年撰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六卷；不料尚未付梓，又遭“文革”厄运，书稿散落，仍在“下放劳动”之余重理笔墨，再成书稿后又多次整理补订，终于得以在他年届花甲之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更令人感佩的是，《知见录》问世后，来公诚恳听取各方意见，决意增订此书，于是再写叙录，并引朋援友，同为《知见录》纠谬正误，拾遗补阙，二十多年间孜孜矻矻，以苦为乐，完成《知见录（增订本）》，由中华书局在2010年底印行，使“为人之学”又添新编，推进学术，功莫大焉。《知见录（增订本）》较之原编，来公自己在是书《序言》中归纳了五点：其一，扩展内容。（原书收叙录778篇、谱主680人，新增803篇、572人；增加了谱主别名和字号索引。）其二，增添版本著录多家；一些稀见稿本、抄本多注其藏家，以便用者求书。其三，重分卷次，改六卷为十卷，完善了编纂体例。其四，增补订正，内容不独增加，而且有许多重要订正。其五，指引史料，以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亦增加了此书的资料价值。除这些之外，我个人觉得此书还有下面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点，据此书“凡例”，著录年谱谱主系“近三百年人物”，实为出生于明末清初至清末的“清代人物”，但特别注重增录生于1911年之前的近、当代著名人物的年谱。据我大略统计，全书收录近、现代人物（生活至辛亥革命之后）谱主410余位，约占全体的三分之一；其中生活至上世纪60年代者（可称当代人物）142人，又占了三分之一强。而这些人物的谱记，许多是我们研究近、现代史的关键资料，也是我前面所述因种种原因而稀缺或还来不及关注的材料。近百年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上的许多风云人物的年谱或传记，此书都有著录，而且有许多堪称最新的材料。如去世不久的文学大家施蛰存（1905—2003）、臧克家（1905—2004）、巴金（1904—2005）的谱记均有收录，其中施先生的著译年表还曾经他本人审阅修订，臧先生的年谱则有他夫人、女儿参加编撰，也都是前几年刚刚出版的。来公还把搜录年谱的视野扩展到香港及海峡对面的史学界、出版界，此书著录的年谱中就不乏香港三联、台湾商务印书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等一些著名出版社的权威出版物。

第二点，来公对所收年谱及各著录版本都经过了认真的考辨，而非简单叙录。据我统计，他在著录中所加按语（即“新夏按”）有803则之多。这些按语，或指正各家著录之误（谱主生卒年、姓名、籍贯等），或考辨年谱版本、编者、谱主行事系年，少则十几二十字，多则五百余字，均有研究心得融入其间，大大提高了此书的学术价值。目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往往只强调搜集、罗列材料，而不重视对材料的科学辨析和准确运用，致使基础不牢，结论架空。来公治学之严谨，对改进学风应该有启示意义。

人物年谱及活动事迹往往是各种地方志的核心内容，故而来新夏教授对方志之学情有独钟，老而弥笃。他于耄耋之年支持家乡萧山设立“来新夏方志馆”，将自己历年收藏的各类方志289种528册和相关论著、工具书347种捐赠给方志馆，为家乡的文化建设与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02年，启功先生曾亲笔书写了一首七律，命我带给来公，祝贺他的八十大寿。诗云：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鸿文浙水千秋胜，大著匏园世代长。往事崎岖成一笑，今朝典籍满堆床。拙诗再做期颐颂，里句高吟当举觞。

如今，来公已过米寿之庆，仍神清气爽，体健心壮，文思敏捷，笔耕不辍，此乃来公之福、学界之幸。我们在衷心祝愿来公康泰吉祥的同时，也期盼他仍有大著不断问世。（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

《书目答问》研究及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

古籍数量众多，人的精力有限，许多古籍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精读甚至泛读，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很多古籍仅需了解其大体情况。虽然近现代曾先后推出了多种古籍导读著述，但就总体而言，至今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书目答问》之作。《书目答问》作为一部带有导读性质的重要著作，曾经影响了几代学者，至今仍为此类读物之翘楚。笔者每年为浙大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课程时，均将《书目答问》列为首部向学生重点推荐的精读之书，避免学生在学习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生在初读之时，确实感到满纸书名、人名，颇为枯燥，但渐渐入门之后，感觉收获甚大。笔者将《书目答问补正》视为案头必备之书，收有该书的多种版本，当时感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刊布的方菲点校整理的《书目答问补正》颇具特色，因为它加入了部分重要图书在1949年以后的整理出版情况。关于《书目答问》的增补之作，数量不少，但分散各处，并且大多印数较少（有的还是稿本），流布欠广。当时曾想，如果有一部著作能把上述增补之作汇成一编，必将给广大读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将使《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大为增强。中华书局于2011年4月推出的来新夏、韦力、李国庆三位先生共同完成的《书目答问汇补》（以下简称《汇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笔者见到此书后，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部120万字的著作通读一过，在受益匪浅的同时，深感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之性质有点类似于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和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不但嘉惠读者良多，而且必将极大地推动《书目答问》的研究，堪称《书目答问》研究及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著作。具体而言，该书之特色至少有以下三大方面：（一）底本选择妥当。因当时条件所限，来先生之旧稿以民国二十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作为底本。清光绪五年王秉恩所刻的贵阳本（简称“贵阳本”），改正了光绪二年刻本多处误字而成较善之本，编者遂决定改用贵阳本作为《书目答问汇补》之底本。柴德赓曾经先后撰写了《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和《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揭示了贵阳本的价值。柴氏曰：“《答问》由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刻本，与原刻颇有异同，予尝校得二百八十余条，大率原刻本误而贵阳本是，范氏补正，殆未见此本。今观范氏所补正者，贵阳本每先有之，贵阳本所已正者，范氏或沿旧未改，则范书虽佳，贵阳本亦自有其价值。”此外，吕幼樵在《〈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贵阳本的价值。但吕氏在文中得出的“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这一结论，尚可商榷。范氏未能见到贵阳本确实是一大遗憾，《书目答问补正》之所以出现多处沿袭旧本讹误的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利用贵阳本。然而就总体而言，范氏的重要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前人已多有指出，此不赘述。从《书目答问汇补》所收录的16位学者、藏书家的增补批校也可以看出来，范氏所补之内容最为丰富，除了订正原书之误外，既有大量增补，又有不少点评，应该说总体上最有价值。（二）材料丰富，内容完备，堪称《书目答问》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汇集了江人度、叶德辉、伦明、孙人和、赵祖铭、范希曾、蒙文通、邵瑞彭、刘明阳、李笠、高熙曾、张振珮、吕思勉、韦力等清末至当代16位学者、藏书家的增补批校（含两位佚名氏批校本），其中大多乃首次公开刊布。如伦明批校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邵瑞彭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自书肆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刘明阳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自书肆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诚如该书“后记”所云，刘明阳批校本考订精审，见解独到，品评是非，冰释疑窦，实有点睛之效。如在该书第769页《笠泽丛书》一条下，刘氏批“陆本、顾本两本行格同，显明区别，只在卷末‘清朝’两字抬不抬”。高熙曾批校本乃稿本（如今已不知去向），来先生早年曾借录一过，今将校文汇补于该书。韦力批校本乃稿本，今藏韦氏芷兰斋，此前从未公布。该书中有不少汇补者按语，对各家校语及贵阳底本略作说明，同时兼采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以断是非。正文中为来先生所加，附录中为李先生所加。如第261页的按语指出，张锡瑜《史表功比说》一卷，范希曾误“表”为“记”。第277页的按语指出，孙联薇，范希曾误“薇”为“微”。第284页的按语指出，《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四川初刻本著者作倪璠，笺补本作倪粲，并误，应作倪燦。第325页的按语指出，《穆天子传郭璞注》七卷平津馆本刊于嘉庆丙寅（十一年），嘉庆无庚寅，叶氏题“庚寅”，佚名及伦氏并题“庚申”（嘉庆五年），亦皆误。第358页的按语指出，范希曾题“旷照阁”，当系“照旷阁”之误。第370页的按语指出，《武林旧事》十卷的知不足斋本刊于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叶氏所题“癸亥”当误。第393页的按语指出，《曾文正公奏议》三十二卷，《书目答问》初刻本作薛氏编，苏州刻本、贵阳本有增改。第458页的按语指出，宋刘邠撰《汉官仪》三卷，晁志作刘敞撰，非。有绍兴九年刻本，阮元有影宋钞本缮写本。第788页按语指出，刘氏误“嘉靖”为“万历”，“己巳”应作“乙巳”。关于宋苏过《斜川集》六卷《附录》上下二卷，该书第784页的按语指出，《宋史·苏过本传》，有集二十卷，久已散佚。乾隆时吴长元得旧钞残本，复从各书纂辑成帙。阮元从旧本重加缮录，釐定诗文六卷。除了上述正讹纠谬、补充材料、考辨原委之类的按语外，尚有一些按语乃言简意赅之点评。如第259页按语谓明凌稚隆刻本《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乃“精刊大本”。

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与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同为清代尔雅学最有影响之论著。关于郝、邵二书之高下，多数学者认为郝书胜于邵书，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梁启超就是典型的挺“郝”派。《汇补》第154页《尔雅义疏》条下，张之洞曰：“郝胜于邵。”叶德辉斠补云：“按邵书胜郝，谓郝胜于邵，耳食之言也。”第154页《尔雅正义》条下，李笠批曰：“不及郝。郝取材极富，精读之，识字之道思过半矣。”《尔雅义疏》、《尔雅正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并且此类评价见仁见智，不易断定。在此我们无意评论郝、邵之高下，但《汇补》所收录的上述相关资料，对于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颇有价值。（三）附录完备，索引详细，在编纂体例方面颇具特色。《汇补》之附录包括“书目答问版本图释”、“书目答问刊印序跋”、“书目答问题识”和“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从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其中“书目答问版本图释”详细著录了编者经眼的49种《书目答问》的书名、著者、出版者、行款以及收藏者。此外，编者还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较为重要的版本，配以清晰之书影，共计53幅，以达版本比勘之功效。《书目答问》问世之后，各家不断翻雕递印，由此产生了大量版本。各家翻刻时多有序跋述其刊刻原委。“书目答问刊印序跋”收录了8家11种序跋，包括潘霨的《书目答问序》、王秉恩的《书目答问跋》、李元度的《重刻輶轩语书目答问序》、舒龙甲的《书目答问笺补序》、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自序》、《上南皮张相国论目录学书》和《书目答问笺补凡例》、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斠补序》和《书目答问斠补后序》、柳诒徵的《书目答问补正序》、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跋》。这些序跋对于明了各家刊印《书目答问》之旨趣，以及该书之流布颇有助益。《书目答问》乃影响巨大之重要书籍，不少学者和藏书家常常把相关感想记在所得书上或所编书志中。“书目答问题识”收录了陈彰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叶德辉的《书目答问》题识十二则、秦更年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伦明的《书目答问》朱笔题识、孙人和的《书目答问》蓝笔题识二则、王伯祥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二则、袁行云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二则、王秉恩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二则、潘景郑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罗惇的《书目答问笺补》墨笔题识、高熙曾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三则、来新夏的《书目答问》墨笔题识五则、刘明阳的《补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五则、邵瑞彭的《书目答问补正》墨笔题识。这些题识虽然多为短札片语，但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刊有这些题识的《书目答问》大多珍藏在各大图书馆，故对于《书目答问》的研究当属不可多得之宝贵资料。“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包括《书目答问所谓著述家之姓名、籍贯、学派、著述表》、《书目答问著录之书籍而作者未列著述家之书名表》、《书目答问未列著述家而著作著录于书目答问中之各家姓名、著述表》，系来先生1943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时，在其师余嘉锡的指点下，利用暑假编制而成，有点类似于课外作业，但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汇补》附录中有不少精到的考辨文字。如第1119页指出，清光绪二年四川初刻初印本《书目答问》四卷、清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书目答问》四卷的行款字数相同，而其他版刻方面则完全不同，实为两个版本。二者相异之处如下：一、两个版本经部正文从第四行双行小字开始文字不同；二、两个版本的刊刻字体不同；三、两个版本的版框大小不同，初刻初印本大，修订重刻本小；四、卷端下书口所题刻工姓名不同，初刻初印本题“邹履和”，修订重刻本题“彭焕亭”。又如第1121页著录了清光绪四年吴县潘霨影刻本，认为此本与清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的行款字数、卷端下书口题“彭焕亭”刻工姓名，以及经部正文第四行双行小字始题“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均相同，当据以影刻。再如第1131页著录了民国十年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增辑书目答问》四卷（题艺风老人辑），初学者仅看书名，容易产生此乃《书目答问》增补之作的误解。其实，此书行款字数及正文内容几与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相同，唯边栏不同。同时，附录还纠正了某些版本著录之讹，如该书第1120页著录了《书目答问》四卷有近年《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影印清光绪三年濠上书斋重刻本，指出：影印本卷首载《书目答问》提要云“此为光绪元年刻本”，当错。上述种种，显示出汇补者在版本目录学领域之深厚功底。

该书之所以能成为精品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三位编者的精诚合作。来先生撰有《“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一文。从古至今，“文人相轻”固然十分普遍，但“文人相亲”亦代不乏人。该书可谓“文人相亲”之硕果，堪称典范。该书凝聚了来先生近七十年的心血。来先生学识博洽，德高望重，提携后进，自不待言。《书目答问》在来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占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曾满怀深情地说道：“四十多年读了一些书。如果有人问我何书最熟？答曰：《书目答问补正》；如果有人问我有何经验？答曰：《补正》当是治学起点。”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来先生精通古典目录学，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中克服种种困难撰写了《古典目录学浅说》这一高质量的著作。此书由中华书局于1981年刊布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至今已重印多次，被全国多所大学选为教材或指导参考书，另外还被译为韩文出版。笔者长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目录学”课程，即以此书作为教材。来先生在古典目录学领域的高深造诣以及对《书目答问》的烂熟于心，乃《汇补》取得成功之基础。另外，私藏古籍善本之富超过不少省级图书馆的韦力先生，很爽快地将自己“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纳入《书目答问汇补》，来先生颇为感动，喟然而叹曰：“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韦氏之补内容较多，版本丰富，尤其是收录了不少和刻本。从该书的“叙”和“后记”可以看出，李国庆先生对该书贡献颇大。当时来先生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甚至以前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李先生利用整整五年的业余时间，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将来先生“毛笔行楷，蝇头细字，上下勾画，左右移写，密布于字里行间与天头地脚处，几无隙地，形如乱麻，如入迷宫”之旧稿整理成符合出版要求之清稿，并增补了大量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还从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了珍贵的《书目答问》之图录。再则，他还在《书目答问》原书卷末所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加了按语，其内容是在每位学者之下增补字号、籍贯、主要履历及著述等，使《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带有简明清代学术史之性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此外，李国庆还撰写了学术性很强的《书目答问汇补后记》，既显示出他在相关领域的深厚功底，又为该书锦上添花。（陈东辉，副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副主任）

年谱研究的经典之作

来新夏先生虽已过了米寿之年，但正如他在八十初度时所讲，“热力犹在”，“只要早晨起床，依然天天向上”。近些年来，先生在继续他的“衰年变法”，不断推出学术随笔之外，还积极组织学有专长的年轻人参加，编纂大型工具书，而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之增订本，就是这种工具书的一种。《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最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3年，该书共有谱主680人，年谱叙录778篇，凡56万字。该书出版之后，来先生继续搜辑这方面的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又得谱主572人，年谱叙录803篇。这样，这个增订本《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即已收录谱主1252人，而年谱叙录则达1581篇，篇幅视初版几增了一倍，字数已达110万字。可以说，举凡明末以来重要人物的年谱，本书皆收录无遗。

该书按谱主生卒年原分6卷，另附谱主索引和谱名索引两种。增订之后，该书分为10卷，即卷一：生于明卒于清的人物；卷二：生于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人物；卷三：生于乾隆时期人物；卷四：生于嘉庆时期人物；卷五：生于道光时期人物；卷六：生于咸丰、同治时期人物；卷七：生于光绪元年至十九年前人物；卷八：生于光绪二十年后人物；卷九：知而未见录；卷十则是索引4种。可以看出，这种分卷勾勒的是历史结构，展示的是历史画卷。同时，其索引除初版两种外，新增补了编者索引和谱主别名字号索引两种，极大提高了作为工具书的实用效力。

这部《年谱知见录》已远远突破了一般书目著录的模式，而是先叙该谱著录情况及谱主生平大略，次叙各年谱之特点，并间有编纂者评论。如本书共著录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的年谱4种，即：清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清彭城退士编《钱牧翁先生年谱》；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张联骏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每种年谱都首先介绍了它们的著录情况。如《牧斋先生年谱》，就介绍了从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到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12种目录，都对该书有所著录。令人赞赏的是，本书对每一位谱主都撰了一篇小传。例如钱谦益，小传写道：谱主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自称东涧老人。南直隶常熟人。明万历十年（1582）生，清康熙三年（1664）卒，年83岁。明万历三十八年（29岁）进士。历任编修、中允、詹事、礼部侍郎、侍读学士等官。南明福王立，任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降清，任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所著有《初学集》等。

这篇小传，概括了《清史稿·钱谦益传》及《明史》的相关记载，对其生卒年、里贯、字号等，都有明确记载，甚便参考。这样的小传，每位谱主都有一篇，构成了本书一个很有价值的看点，它实际上以这些人物小传串起了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历史。

本书最见功力的地方，是对一人多个年谱分别所作的评介，一一指出其特点，这些，没有对这些年谱的研究之功是很难做到的。即以上述4种钱谦益年谱为例，其对葛编《牧斋先生年谱》的评介是：“是谱记谱主读书、生活、仕历及游览等等，内容简略。其记事视有无内容而定，不逐年胪列。”而对于彭城退士所编《钱牧斋先生年谱》，则云：“是谱记谱主仕历、诗文创作及家事等。内容较葛编稍增。”特别是对金鹤冲所编《钱牧斋先生年谱》，指出：“是谱乃编者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其编者跋语竟称：‘先生当危亡之际，将留身以有待，出奇以制胜，迄无所成，而为腐儒所诟詈，亦先生之不幸也。’并即以此观点搜集资料，恣意论列，故谱中除一般记述谱主之仕历、交游与刊行诗文集等事外，尤详于谱主之参加东林党活动，与郑成功、瞿式耜等密通音问，以及与黄宗羲、归庄等人之交往等行事，而于降清一节则讳解为事出无奈，是此谱固不足称信史。”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张联骏所编《清钱牧斋先生年谱》是一民国间的报纸剪贴本。来先生指出，这部年谱“记谱主出生后至明崇祯末年六十三年间经历与仕历。主要记其著述与酬作”。并特别指出：“所写书序、跋多全文载录，简介相关人物，可供研究谱主学术思想参考。”具有非常清楚的导读作用。

对于前人著录的错误，本书皆以“新夏按”的形式一一指出。如《陈章白先生年谱》二卷，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谱主生于光绪二年（1876），卒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十七。并云，该书为“象山（近）陈汉章（倬云）编”。这里有“新夏按”云：所著录谱主生卒年及题编者均误。谱著谱主光绪三年（1877）生，1923年卒，是谱编者题为陈谧。

从谢巍先生在其版本项著录该书“稿本（待访），著者家属原藏”看，谢先生似没有见过这个稿本，所以出现了著录错误，而来先生则是照上海图书馆藏本著录，当然信实可靠。

顺便提及，本书所著录的每一种年谱，都注明了收藏者或收藏单位，为研究而索取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本书留心所收各位谱主的别名、字号、笔名等，在所撰小传中详加著录，如近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其小传便介绍说：谱主郑振铎，字警民，一字铎民，小名木官，抗日战争时在敌伪统治区曾用化名陈思训（一说陈敬夫）。常用笔名有：西谛、C．T、郭新源等；由名字与常用笔名衍化的笔名有：振铎、铎、郑西谛、西、谛、C、源新、源、新、谷远、谷、远等；还曾用过笔名S．C、慕、子汶、Y．K、文基、西源、宾芬、何谦、禾忠、云纹等；抗日战争时期用于影印出版古籍和署于藏书题跋的笔名有：玄览居士、幽芳居士、纫秋居士，以及幽芳客主、幼舫、友荒、纫秋山馆主人、纫秋主人、纫秋馆主、纫秋等。

把郑振铎所用过的笔名等，几乎网罗殆尽。尤其可贵的是，本书这次增补了《谱主别名字号索引》，只要知道谱主某一个别名、字号或笔名等，我们同样可以查到该谱主的年谱。如果我们把这部书比作打开历史的一把钥匙的话，那么，这把钥匙显然也是多功能的。读者不仅可以从谱主、谱名，而且还可以从年谱的编者，以及谱主的别名、字号等多个角度进入本书，找到其需要的相关内容。

这部内容丰富、实用价值颇高的工具书，始撰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4年，完成了6卷共50多万字的初稿，分装成12册。但“文革”期间，这12册手稿被抄走，待发还时，仅剩两册了。1970年夏，作者又在被撕毁南开大学工作证的情况下，被遣放津郊农村整整4年。而来先生正是凭着他坚韧的毅力和对学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在简陋的农舍，借着15瓦的灯光，每晚都用近3个小时的工夫，整理这部《知见录》的残稿和幸存的卡片，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初具规模。1974年秋，来先生结束了在农村的遣放，终于又回到了南开大学，他继续修订和完善这部初稿，并终于于1983年出版。我们不难看出，这部书从开始撰作到最终出版，差不多用了30年的时间。

本书初版之后，来新夏先生即萌生继续增订的打算，并且在众多好友的相助之下，于2008年得以增订完成，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这部书对著录的每一部年谱都经过再三玩味，信实可靠。本书特列的“知而未见录”，则充分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这是当今多么难得的严谨学风啊。（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

勤奋 深思 博学

来新夏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几年前，我读他的《北洋军阀史》，敬佩他的功力深厚，取材丰富。后来知道，他撰写此书自青年时代积累材料起，长期寝馈其中，三次成书，屡加修订，厚积薄发，才能有此研究成果。

来新夏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在同辈学者中鲜有匹比。他的文集取名为《三学集》，自称“包括我一生致力于学术的三个方面，即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一位学者在这三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已非寻常，而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他常写散文、杂文，曾出版文集《冷眼热心》、《一苇争流》等，颇多精品，享誉文坛。他还写过戏剧《火烧望海楼》，涉猎文史两界，均有卓越成就。他的文章纵论古今，意境清新，文笔优美，具有学者的书卷气。

专与博是治学中的一对矛盾，一般学者难得兼有，而来新夏先生是一位既专又博的学者。他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虽有家学渊源、名师授业等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个人的努力。他治学勤奋，锲而不舍。你看他在辅仁大学攻读四年，每年以全班第一名获“勤”字奖章并奖学金；你看他二十五岁以前即潜心阅读，博览群书，先读前四史和两唐书，后读其他正史，今世青年中谁能通读全史；你看他在受审查下放劳动的日子里，还孜孜不倦地修订《林则徐年谱》，以排遣闷愁；你看他年近花甲才落实政策，迎来一生中的辉煌时期，兢兢业业，奋笔著述，终于写下了许多精品佳作。由此可见，是勤奋推动来新夏先生不断前进，是勤奋使得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三学集》就是来新夏先生勤奋研究的见证和勤奋治学的成果。他的勤奋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也值得后人学习。（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知名学者来新夏与他的著述专藏阅览馆

来新夏先生是中国近代史、方志学及文献学等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设于投资1.3亿元的萧山图书馆新馆。这是萧山图书馆除日常外借、阅览、少儿、地方文献等功能外，举起的一面文化名人的旗帜。一、来新夏先生是全国知名学者

来新夏，浙江萧山长河人，1923年6月出生于杭州，1946年6月，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获文学士。1949年从师于华北大学范文澜教授，专攻中国近代史。曾任南开大学教授、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为《中国地方志集成》指导委员会委员、林则徐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国家教委图书资料专业职评委副主任委员等职。现任教育部古委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社会兼职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以及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等职务。

来新夏先生专攻中国史、方志学及文献学，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并有独特的见解。将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等，实施三史合一，撰著《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著作，并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进行教学实践。他的主要著作有《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林则徐年谱》、《北洋军阀史》、《中国近代史述丛》、《志域探步》及10余种随笔集等50余部。

来新夏先生一生得了不少奖。如1984年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劳动模范，2003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但最突出的是，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鉴于来新夏教授在图书馆领导工作期间的卓越业绩、在学术领域中的众多优秀成果和推动中外国际交流所做出的努力，经过世界各地图书馆人的提名评选（每年一人），特授予来新夏先生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这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授奖的第二人（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庄守经首次被评授）。二、“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体现的价值

关于“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设立的目的和意义，在建设“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协议中这样写道：“为创建新馆的文化氛围和提升文化品位，弘扬萧山地方文化，彰显乡人成就”。事实上，这样的提法是远远不够的。2006年全省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会议上，我专门介绍筹建“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经验，说明了这件事的重要和在浙江省的影响。

萧山因有来新夏先生这样的文化名人，值得引以为自豪；设立“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是萧山的荣耀。谁都知道，一部地方史，经大浪淘沙，最终剩下的是名人的历史。萧山的历史亦如此，曾产生诸多历史名人。西施、许询、贺知章、杨时、毛奇龄、蔡东藩、葛云飞、任伯年、来楚生、沈定一、杨之华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闪光。来新夏先生无疑是现代文化名人。设立专馆，应该说具有远见卓识。

在萧山图书馆设立“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集中展示了来先生一生追求的文化目标，便于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了解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为更多的学者研究来先生的学术成果提供方便。通过对“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策划宣传，让更多人走进萧山图书馆，了解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把图书馆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重要场所。

通过“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设立，以此可以带动“萧山名人专柜”的设立。在萧山图书馆新馆的四楼，已设立了“萧山名人著述专藏阅览馆”，以专柜的方式展示萧山名人的书籍，同时供学者研究。“萧山名人著述专藏阅览馆”入藏的萧山文化名人有：邵燕祥（诗人）、任大霖、任大星、倪树根（儿童文学作家）、郭汉诚（戏剧家）、汪洋（电影家）、章柏青（电影评论家）、高帆（摄影家）等；还展示了历年来萧山文人出版的多种书籍，体现萧山的文化成果。三、“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及开放效应

2007年2月2日，萧山区文广新局在新落成的文化中心专门举行“来新夏著作捐赠仪式”，向来先生颁发收藏证书。“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汇聚了来先生毕生心血的文献学、历史学、方志学等50余种著述、7个方面研究方向的3000余种书籍（以后还陆续检赠）和100余件物品。这些著述、物品反映了来先生各个时期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它是萧山人民的宝贵财富。

来先生向萧山图书馆捐赠的书籍、杂志、手稿、实物、照片、书画及用品等，萧山图书馆将永久地妥善保存，不因人员调动、场地变化等而受到影响；所捐赠的图书按专题单独编目，不编入萧山图书馆现有对外目录，仅供读者在馆阅览。为办好“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图书馆特聘来先生夫人焦静宜女士担任终身顾问，以指导“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工作。

经过提出方案、搜集资料、展厅设计、装修装饰、陈列布展等9个月时间，“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于2007年2月正式开馆。“阅览馆”设在新馆四楼，地方文献室的东面出入比较方便的地方。面积130余平方米，靠南，有小阳台。“阅览馆”分内外两间，以屏风式圆洞门隔开。外间为序厅和书房，内间为陈列阅览室。序厅布局为：陈列来新夏先生画像（刘波画、范曾题）、简介、大幅照片及风景装饰物。所设书房名称为启功先生题写的来先生书斋“邃谷”，内置来新夏先生使用过的书桌、转椅、书架等，桌上放置笔墨纸砚及图书、辞书等。四壁悬挂来新夏先生工作照，顾廷龙先生手书“邃谷”真迹，来先生自书《邃谷楼记》真迹。陈列阅览室则周围悬挂“来新夏先生生平展”图板，100余幅照片分别展示了来先生成长过程和学术生涯中主要事迹；周边8只展柜分别陈列来先生的文献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方志学、语言文学、剧本手稿等不同学科的著述和媒体评说；中间书柜上方分别按家学、师承、历史学、文献学、荣誉证书等分类陈列手稿和原件；书柜内陈列来先生捐赠的用于研究的按图书馆学、历史学、方志学、哲学理论、文学、杂著等分类的书籍。迎面墙上分别悬挂来先生亲笔写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座右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写的“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立轴、书画家傅耕野先生写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一对评介来先生的立轴真迹、大书法家启功先生为来先生八十寿辰写的“难得人生老更忙”的赞语镜框和2002年度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铜牌。“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采取一厅多用，平时日常开放，供广大读者了解来先生的生平，供专家学者研究来先生及来先生的著述，并查阅相关资料。专藏阅览馆还承担接待领导和专家学者的任务。“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具有宣传、展示、研究的作用。其品牌效应不断扩大，至此已接待观众8余万人次。图书馆利用“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未成年人读书节”等节日大力宣传，通过“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的影响力，扩大萧山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建设，极大地丰富了萧山城市文化的底蕴，张扬萧山城市文化的个性，增添萧山城市文化的亮点，显示萧山文化的力量，体现了萧山文化的积累；它具有本土化、个性化、直观化的特征，是人们最清晰、最深切地凝视地方特色文化的窗口。它是萧山人除经济强区外引以自豪的文化资源，是萧山的宝贝，这种资源是不能被夺走、不能再生的珍贵资源，全国仅此一处。可以说，它是萧山人乃至浙江图书馆人引以为自豪的文化标志和文化形象，有利于提升文化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和精神境界。“来新夏著述专藏阅览馆”是萧山图书馆的一种文化探索，是高雅文化走入平常百姓视野的全新实践，事实表明，这种尝试非常成功。（方晨光，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杭州研究》副主编）

披沙拣金 独具新见

来新夏先生所撰《清人笔记随录》，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研究丛刊》之一种，近日已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著述是作者在五十余年舌耕笔耘之余，为了广涉猎，拓眼界，回翔于清人笔记而随读随录的札记。不意积之时日，集腋成裘，积稿盈箧，又几历寒暑，终经研究、整理而成为一部提要性著述。作者虽谦称著此类书仅供学人翻检之需，实则为一文献目录之专门性学术著作，为清史之编纂增一新史源。

清人笔记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学术、典制、人事、风情、传闻、异说、物产、奇技，无不涉及，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姜宸英的《湛园札记》，王士祯的《居易录》、《分甘余话》，高士奇的《天禄识余》，谈迁的《枣林杂俎》，宋荦的《筠廊偶笔》等等，这些笔记，虽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但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各有所取。更由于笔记多是作者兴之所至随笔而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有的甚至是上乘佳作。尤为可贵的是其中保留了若干真实的历史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如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直书清兵下江南，北兵淫掠之惨状。陈昙《邝斋杂记》与薛福成《庸盦笔记》之记和珅家产，叶梦珠的《阅世篇》和钱泳的《履园丛话》所记田价、米价、银价以及其他物价之涨落，皆可为治史之参考，可见清人笔记确为研究清史之史料宝藏之一。《清人笔记随录》乃作者札录所经眼清人笔记二百余种之成果。所收笔记作者，上起生于明而卒于清者，下止生于清而卒于民国、但需其所著成于清者，共得一百五十余人。全稿以撰者生年为序，以姓氏笔画为次。其难定撰者生年者，则列于有具体生年者之后。《清人笔记随录》所涉书籍甚多，但其各篇随录则文字简练平实，大多能括其要点卓见，论其评说得失，显示出作者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底。作者以缜密、严谨的科学方法深入研究清人笔记，大力考证其作者，精心甄别其版本，还有许多别具新见的评说议论。例如李慈铭诋刘献廷《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来先生不以为然，为刘献廷辩护称：“此书识见甚新颖可喜，他对厚今、求实之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而李慈铭为人狂傲乖僻，所著《越缦堂日记》，亦为人所诟病，但来先生不囿成见，收入其《萝庵游赏小志》，并评称其“文笔优美，清新细腻，每一小段皆可当游记美文读”。对于一些名人名作，来先生亦不盲目推崇，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缺点。如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是清代畅销海内外的著名笔记，来先生虽亦推重其“采择广博，雅善诗文”；但亦批评它“格调不高，内容芜杂”。又如焦循是清代中叶著名学者，但所写笔记《忆书》也受到来先生的批评，说其书帖部分尚“可资考证”，“其他各卷，类多怪诞不经之事，或语涉因果报应，似不足以与焦氏著作之林”。

清人笔记可谓洋洋大观矣，据《听雨轩笔记》作者以《昭代丛书》初、二集所收笔记粗略估计“不下数百种”。来先生亲加过目者近三百种。《清人笔记随录》所收笔记，虽远未能囊括所有，但系作者以一人之力，经五十余年披沙拣金般地甄选著录，对奇谈怪论、因果劝诫之说，而于证史论事无补者，皆摒而不录。如乾隆时史震林所撰《西青散记》四卷，主要记仙子临坛乩语，多荒诞不伦。沈起凤的《谐铎》十二卷，颇有声名，但所记不外因果报应、善善恶恶之说，虽已写就提要，而定稿时毅然撤除。他如《江南春梦盦随笔》《爝火丛钞》等伪书更不予收录。

二十多年前，来新夏先生曾撰《论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一文，全面阐述了笔记一体的缘起、分类及其史料价值。他曾大声疾呼地说：“这样一批数量众多，内容宏富的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人们，尤其是清史研究者的重视，并作为重要的史源加以开发。”他利用笔记中的文献资料，撰成《清代前期的商业》、《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清代前期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清代前期江浙地区的饮食行业》以及《从〈阅世编〉看明清之际的物价》等学术论文，以例证清人笔记史料价值之所在。如今《清人笔记随录》自成体例，出版问世，不仅为学界开拓了探索新史源的途径，更展示了某种治学的基本方法。（焦静宜，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审）

来新夏先生与图书馆学教育

来新夏先生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人，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当代图书馆学教育的早期开拓者。在来新夏先生九十初度暨从教六十五周年之际，特撰此文，表示衷心的祝贺。一、创办两个图书馆学系，开创天津图书馆学教育事业

世界图书馆学教育始于1887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图书馆管理学校，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端于1920年创办的文华图专。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办学点主要是南北两大家：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图书馆学教育整体规模小，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要求。

改革开放迎来了高等教育事业的春天，也迎来了全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春天。就在图书馆事业百废待兴之际，全国急缺图书馆专业人才，于是各地开始酝酿兴办图书馆学专业。

在教育界落实政策之际，1978年来新夏先生的“历史问题”得以结论。1979年，南开大学随大学兴办分校之风，在八里台就近办起了一所分校。当分校开始分专业之时，来新夏先生受命到分校筹建图书馆学专业，任图书馆学专业主任，从此便与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来新夏先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阅读了大量图书馆学著作，掌握了图书馆专业知识，在半年时间里，组织起了生源。当时分校的学生是预科班，没有分专业，学生们纷纷选报外语和企管类专业，图书馆学专业不足一个班，来新夏先生给学生们作了一次专业演讲，十分成功，学生选择图书馆学专业的积极性高涨，图书馆学专业一下了增加到三个班。我刚来南开时，就接触了一批分校的毕业生，说当年来新夏先生的演讲特别吸引人，把图书馆学的前途讲得鼓舞人心，他们当年就是听了来新夏先生的演说最后选定了图书馆学专业，走上了图书馆的道路。

在分校，没有专职教师，来新夏先生就四处邀聘；没有教材，就组织编印。很快让图书馆学专业在分校办得有声有色。分校图书馆学专业稳步发展，也积累了新专业的办学经验。

1980年，来新夏先生在主持创办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学专业实践的基础上，开始考虑创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但是当时的图书馆学处于酝酿期，批准设立新专业非常困难。来新夏先生决心很大，他不仅邀请教育部图工委主任庄守经教授（原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得到了教育部科教司力易周同志非常积极地支持。1982年夏，来新夏先生开始起草申请设立图书馆学系的相关材料，并造访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季啸风同志，得到了他的赞同。同时滕维藻校长对于创办图书馆学专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学校向教育部提出了筹建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发行专业的申请。

兴办图书馆学专业恰逢其时，1982年11月，教育部正式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列入了工作计划。1983年4月，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1983年8月8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南开大学筹建图书馆学专业。11月12日，学校正式决定设立图书馆学系，并由来新夏先生负责筹建。

来新夏先生在《烟雨平生：邃谷主人自述》回忆中说“1983至1984年是我一生中被人称为‘辉煌’的顶点”（见《天津记忆》第50期第44页），的确，这两年重要职务接踵而至，1983年6月晋升教授，1984年连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还有其他众多学术兼职。在一个大学，一人同时管理三个单位，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可想象，非卓越之才能不可为。可能在他人看来，此诸多职务都是荣耀，而没有想到承受着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个中辛苦谁能知晓。我曾在郑州大学，同时担任了图书馆学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颇有些体悟，但与来新夏先生相比，无论是职务、影响和能力都相差甚远。在我看来，这许多兼职，虽然辛苦，却有利于图书馆学系的建设与发展。

1984年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之年，这一年来新夏先生为一个刚刚诞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新生命”而奔波，为图书馆学新专业进行了充分准备、精心设计并付出了心血。先是组建了以来新夏先生为主任、张格为副主任、耿书豪为党支部副书记的三人领导班子，接着来新夏先生就带人到南方考察图书馆学系办学经验，访问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班、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以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回来后就着手制订首届本科生及进修班教学计划，确定任课教师。

来新夏先生勇于任事，既能干事，又能成事。1984年9月，图书馆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33人。至1986年共招本科生100人。来新夏先生当选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体现了来新夏先生在南开大学的影响，也说明了图书馆学系在学校是很有地位的。

一人创办两个图书馆学系，并且同时担任图书馆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和出版社社长，这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二、明确图书馆学系办系思想与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图书馆学教育重视技能培养是理所当然。然而，来新夏先生对图书馆学教育有更深的理解，他从教育博与专的关系出发、从图书馆的实际特点出发，培养以博为基础的专业人才。在南开大学分校，他提出的办学方针是，不仅要学习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有关技能性操作课程，还要求学生能植根于“博”。于是广泛开设各种人文和自然学科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批有学术根基和掌握管理技术的人才。在分校，来新夏先生亲自讲授图书馆史，还请名家来上课，如请涂宗涛先生主讲工具书，请潘明德先生主讲社会科学概论，请王颂余先生主讲书法课等。

来新夏先生以一个教育家的气魄，白手起家，把图书馆学系办起来，并明确图书馆学系的办系思想与发展道路，重点抓“两才（材）”建设。

一个“才”是人才建设。办一个系，首先得有人，人才从哪里来，来新夏先生采取了“引”“派”“聘”并举之法。“引”——引进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图书馆学系一成立，最难的是没有教师，因此来新夏先生就花大力气调进教师，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如李晓新（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钟守真（196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王德恒（1983年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李培（198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情报工程专业毕业）、于良芝（1987年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硕士毕业）、邵元溥（198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毕业），也有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如杨子竞（1954年南开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刘玉照（1969年南开大学物理学专业本科毕业）。这些教师中，有刚从大学毕业慕名而来的，更多的是从工作单位“挖”来了，其间涉及调动，包括调动手续、住房安排、家属等许多问题都需要解决，实在不易。

引来了人如何使用，来新夏先生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根据教师的学科背景安排教学，例如，《历史教学》月刊编辑杨子竞调入后，利用其历史学背景，开展外国图书馆史、咨询、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南开大学物理系刘玉照调入后，利用其技术优势，投入到实验室建设中。那时，该系引进教师的学科背景比较丰富，从历史学到天文学，再从化学到物理学等，与之相配套的，课程的设置兼具专业性和多样化。此外，来新夏先生重视教师的职称，重视教师的发展，并在教师中发现人才、培养干部。例如，钟守真从天津市电子工业局情报室调入后一年就担任了系副主任，1992年接任系主任。“派”——派教师出国进修提高。建系不久即争取名额派遣多名教师、学生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深造，如钟守真教授1987年9月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做访问学者一年。来新夏先生尤其重视青年教师的成长与提高，青年教师于良芝来系五年，来新夏先生派她前往英国拉夫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聘”——聘请兼职教师。例如，1986年聘请美国奥本尼纽约州立大学情报与图书馆学院院长霍尔希为客座教授，并聘请美籍华人吴廷华为副教授。1987年聘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情报研究生院院长、教授罗伯特·M．海斯为客座教授。1991年聘请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员李华伟为客座教授等。

另一个“材”是教材建设。联合组织编写教材不仅推动图书馆学系的教学合作，而且也提高了教材的整体质量与水平。来新夏先生组织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一所高校联合编写一套“图书馆学情报学教程”，这套教材从1986年－1995年之间陆续推出，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共8本，分别是《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目标管理与图书情报工作》、《国际联机检索概论》、《外国图书馆史简编》、《文献编目教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等，这套教材不仅在教学中使用，而且被许多高校所采纳，在图书馆学专业广泛使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两才”，来新夏先生还重视资料室和实验室的“两室”建设，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图书馆学系资料室收藏有较丰富的专业资料，有图书3676册，期刊155种（其中专业期刊102种，相关期刊53种，外文期刊11种），过刊780册。此外，地方文献研究室有图书2574册，期刊213册。1986年12月，现代技术实验室及图书保护技术实验室成立，管理规则、考核制度等健全，管理严格，对实验室工作人员有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制度，在文科类实验室发展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和模范性，多次得到学校的表彰，比如，1990年5月该实验室被评为校级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刘玉照被评为先进个人。三、探索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图书馆学专业办学点迅速增多，据1985年统计，本科办学点达到13个，专科25个，中专教育从空白发展到30个。然而，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应当如何培养，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1983年4月，在武汉会议上，来新夏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三层楼”制，是对应图书馆事业需要不同类型人员而设想的，即将原有的四年制划为二二制，再加上研究生制，构成三层楼的结构模式。还进行了具体设计并论证其优越性，第一阶段两年侧重技能操作训练，设学科知识、语言工具、专业知识三类课程；经过考试进行第二阶段两年学习，向理论阶段发展，扩大知识面，掌握多种技能，设语言训练、专业理论、选修课三类课程；第三阶段以实行研究生班为宜，改革那种师徒相承的一脉单传方法，培养图书馆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他的发言引起了高度关注，这一思想形成了论文《“三层楼”制初议》，发表于《大学图书馆学报》1983年第5期，并被广泛引用，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库的重要来源之一。

来新夏先生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思想与“三层楼”制模式设计在图书馆学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的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一体化培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所提出课程设计具有普遍的参考借鉴作用，提出的选修课程如“古籍整理”、“书画鉴定”、“建筑设计与科学管理”、“少年儿童图书馆学”、“视听资料管理与利用”、“图书保护学”等不仅在当年十分前卫，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来新夏先生关于人才培养，不仅有理论探索，而且亲自实践。在南开图书馆学系，来新夏先生领导教师们进行了实践探索。以“两才”和“两室”建设作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坚实基石，逐步形成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南开模式。

一是突显文化素质基础的课程设计。创建之初，按照学分制制定了教学计划，必修课为104学分，选修课为31学分，共135学分，并将选修课分为四组，前三组为外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第四组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方面的课程。

为重视本科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开设有书法、世界文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科学史、天文学概论、信息科学导论等课程，而且聘请相关专业的知名人士任教，另外，南开历来重视本科生计算机和英语能力的培养，除了学校必修的大学英语外，每年开设普通英文文献选读、专业英语等课程，而且举办英语演讲比赛或英语角；计算机课程已经占到总课程数量的三分之一。

二是馆系合作模式。由于任系主任的来新夏先生从1984年至1989年一直兼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因此使馆系业务得以密切合作，联合举办大型学术活动，合作开展专业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共享资源，在国内形成了馆系相互独立又融合一体的办学模式。图书馆学系与南开大学图书馆于1990年开创了系列系馆科学讨论会，并于1990年至1992年期间连续举办了三届，取得丰硕成果，通过加强系馆合作，共同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

今天来看，这些探索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突显文化素质基础正是近十年来一直强调的素质教育和宽口径培养，而馆系合作加强理论实践结合，也是今天开展实践教学的大趋势。四、培养人才，重视质量

来新夏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图书文献学家，也是一位图书馆学教育家，他潜心教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教学经验，还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学、图书馆学教学经验。1985年9月，来新夏教授获南开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并当选为天津市市级劳动模范。

来新夏先生主张教学改革从课程改革开始，他在“纵横‘三学’求真知——来新夏先生访谈录”接受采访时说到，当时办学“首先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原先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这三门课程在讲到图书的源流、分类、编目时都要涉及刘向、刘歆父子，所以，当时有学图书馆学要‘七见向歆父子’的说法。于是，我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而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我就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承担章节编写和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应用于课堂，不仅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见《天津记忆》第54期第54页）。

在图书馆学系，来新夏教授高度重视教学，亲自授课，以多年来的教学艺术奉献给了图书馆学专业教学之中。他为学生主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图书馆学名著选读”、“文献整理”等课程。在教学中，他以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教学内容格外丰富，让学生大开眼界；他以非凡的口才，抓住学生的心理，让学生感觉到听课的享受。我虽没有听过来新夏先生的本科和研究生课，但听过他在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的讲座，他站在讲台前，开宗明义，转过身，一行板书，刚劲有力，让人赞不绝口，坐下来便是滔滔不绝。他的记忆力非凡，不带资料，一切尽在胸中，让人领略一个饱学之大家如何解说。他善口才，又善文章，正达一个优秀教师的教学科研双杰。

来新夏先生的教育思想，不只是重学生知识的“博”和专业的“技能”，而且要让学生具有研究基础和学术素质。在教学的同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提高学生初步的科研能力。1986年5月，在来新夏先生的指示下，图书馆学系举办了首届“五四”科学讨论会，学生的21篇论文涉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方志学等多个领域。五、大力开展科研与学科建设

大学必须教学与科研并重，要办好图书馆学教育，必须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学科建设为依托。没有好的科研就没有好的教学，来新夏先生鼓励教师开展科研，发表论文，从1984年到1993年，全系教师共出版著作49种，发表论文157篇。在来新夏先生的努力下，图书馆学系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也形成了早期三大学科优势。

古典目录学。来新夏教授受教于著名史学家陈垣、余嘉锡等先生，具有深厚的历史学与古典文献学功底，其《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是“文革”后较早的一部古典目录学专著，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年之后，经过修订出版了《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其后，他主持了国家教委古委会和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主编出版了《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古典目录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他的研究生徐建华、徐健留系任教并在古典目录学上均有研究成果。

中国图书事业史。来新夏教授对中国图书事业史很有研究，并组织了系内科研力量出版了相关著作，如1987年来新夏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来新夏教授等著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周谷城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2000年来新夏教授以及多名硕士研究生所著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南开图书馆学系在中国图书事业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

地方文献研究。建系以来，在来新夏教授的带领下，我系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地方文献研究团队，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地方志研究方面，1987年10月，时任系副主任张格和教师王德恒代表地方文献研究室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在桂林的集会，商定编写《中国地方志综览》事宜。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被推举为两个发起单位之一。1988年黄山书社出版了由来新夏教授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1990年8月，日本国独协大学经济学部部长齐藤博教授来校访问，协商独协大学与我校地方文献研究室合作进行“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及研究人员交流事宜，议定《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以中日两种文字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经双方共同努力，圆满、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国际合作。

研究机构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加强学科建设，来新夏教授创建专门研究机构。1984年4月，学校研究并同意图书馆学系与图书馆共同建立地方文献资料研究室，来新夏教授任主任，系副主任张格和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张宪春任副主任，该研究室为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研究机构，挂靠图书馆学系。1984年下年，图书馆学系与图书馆、地方文献研究室、南大分校图书情报系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1986年，由来新夏教授主编、张格和张宪春任副主编的《天津地方风土丛书》第一辑（10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地方文献研究室与图书馆还联合举办了古籍整理培训班。六、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

在来新夏先生的努力下，建立图书馆学硕士点，培养研究生。1986年7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图书馆学系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当时全国高校图书馆学专业五个硕士点（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之一。1987年开始招收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来新夏教授的主持下，硕士研究生以少而精为特色，选拔严格，培养严格，从最初的每年招收2人到1991年增加为招生5人，1987年到1991年共培养研究生19人。其间，设有图书与图书馆事业（来新夏与杨子竞担任导师）、文献信息理论（钟守真担任导师）、文献计量研究（苏宜担任导师）三个方向。后来增设了科技文献检索、情报理论与实践、信息咨询等方向。

来新夏教授重视研究生教育还体现在他亲自指导研究生，每年指导1至2人，从1987年至1992年共培养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8人：徐健、王立清、刘小军、常军、余文波、秦迎华、陈红艳、黄颖，他们现都努力工作在不同岗位上。七、重视继续教育

来新夏先生重视普及图书馆学教育，并身体力行开办多层次的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如1987年我系开始招收3年制的成人业余专科班学员，生源主要来自天津市、县的具有高中、中专学历的在职人员。1989年9月还首次招收夜大图书馆学专科生共56人。

来新夏先生重视图书馆员培养。经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图工委批准和委托，从1984年起举办高校图书馆干部进修班，面向全国高等学校招收学员，主要对象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在各院校图书馆或信息部门从事文献信息工作的在职人员，每期一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者，颁发进修结业证书。首期学员57人来自全国52所高校图书馆。以后进修期限分为半年制和一年制，每期招生约30人，截至1988年底，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了大约550名专业干部。全国高校图书馆干部进修班办出了经验，为全国图书馆培养了急需的专业干部和优秀人才，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在国内图书馆界的影响。八、适应新形势发展新学科专业

在来新夏先生的领导下，图书馆学系根据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培养目标和方向。建系初，仅设图书馆学专业，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1987年制定的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能胜任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教学及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学生通过一定时间的校内外实习，培养独立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全面技能，以及具有运用现代化手段从事图书馆学专业工作的能力”。由于毕业生分配去向大多为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和大中型图书馆等重要岗位，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为适应社会需要，不断调整培养目标。80年代末90年代初，根据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专业发展方向，图书馆学专业把培养目标调整为：面对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的新形势，以“文献信息管理”为方向，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一专多能的合格人才。

为适应新形势，在来新夏先生的领导下，进行了多项举措：一是更改系名。1987年3月19日，第六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批准“图书馆学系”更名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二是建立新专业。图书馆学系更名后，着手筹办新专业。1988年4月22日，学校校务会议审议同意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筹办社会科学情报专业，计划每年招生15至20人。同年11月9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增设社会科学情报专业（四年制）。1990年开始招收社会科学情报专业本科生。三是增加教研室。1989年上半年，根据发展需要，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建立图书馆学、社科情报两个教研室，分别由钟守真、杨子竞担任教研室主任。九、图书馆学教育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来新夏先生重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交流，20世纪中叶，领导发起了与美国图书馆界的广泛合作，在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5月11日至6月12日，来新夏先生随校教育考察团赴美访问10所大学。1991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图书馆和东方研究所的访问学者，1993年成为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顾问。

1993年11月，来新夏教授应邀赴台湾参加“两岸21世纪高等教育研讨会”，在大会作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题报告，并应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等校邀请作“中国图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等专题报告。

2002年，在来新夏先生八十初度之际，大洋彼岸传来贺喜，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 Association）授予来新夏教授2002年度“杰出贡献奖”，那一年，我刚调入南开，得到喜讯，特别高兴，这不仅仅是南开的骄傲，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界的骄傲，因为此前在中国大陆，仅有北大图书馆庄守经馆长获过此奖，而在大陆图书馆学教育界获此殊荣的，来新夏教授是第一人。在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给来新夏教授的获奖通知中评价说：“作为图书馆学系的系主任，您聚拢了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人才。您使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成为国际知名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与国外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这一评价不仅包含了来新夏教授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也包含了来新夏教授对世界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十、继往开来

自1992年初因为年龄原因从系主任岗位离职之后，来新夏先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国内外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他所作过的讲座不计其数，从不忘记为图书馆学系师生作讲座，他以“撞击与塑造”、“中国图书文化的历史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双向关系”、“读书与治学”、“中国藏书文化漫谈”等为题，向不同层次的图书馆人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关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情怀。

今天，来新夏先生仍然坚守在教育战线，他到各地讲学，培养图书馆学专业后学和图书馆员。他还用另外一种方式育人，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在书房电脑前工作，勤于著述，韧于治学，传播知识，教育后人。

我于2003年接任了由来新夏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成为图书馆学系的第四任“掌门人”。从来新夏先生那里，我懂得了一种压力，如何承继好前辈奠定的图书馆学教育优良传统，将来新夏先生创办的图书馆学系发扬光大，这压力是历史赋予的责任与使命。从来新夏先生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动力，来新夏先生不仅仅创办了图书馆学系，而且留下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宝贵财富，其教育思想、办学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南开图书馆人不畏艰难、奋勇向前。

全心投入并发展教育事业是对老一辈图书馆学教育家的最好报答。可喜的是，这几年来，来新夏先生创办的图书馆学系有了较快的发展：图书馆学成为学校的重点学科，连续获得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博士点，又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曾被作为全国图书情报系的“七大豪门”，宣传南开模式与南开经验。2010年又获得了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授权点，南开的图书情报教育在面向信息化、面向职业化、面向国际化等诸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自我担任系主任以来，每年一到教师节，我都要带着新入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去来新夏先生家，祝贺来新夏先生教师节快乐。在学生们献花之后，来新夏先生总要给学生们讲几句，然后和学生们一起合影留念。

今年的教师节，去的学生最多，来新夏先生的房子又在维修之中，只有分批拜见，来新夏先生还是那样热情地在“邃谷”书房接见学生，与学生交谈。他的教导、他的慈严、他的关心、他的爱护，乃至他那充满书香的书斋、他那凌晨就开启的电脑、他那正在写作的文稿，一点一滴都给学生们以极大的教育、启迪和鼓舞，让我领悟了一个图书馆人的精神，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伟大。

我心中便有了许多个美好的祝愿：祝来新夏先生健康长寿！祝来新夏先生创办的图书馆学系更加辉煌！祝来新夏先生奉献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更加昌盛！（柯平，教授，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系主任）

通古今之学 还历史于民

几天前，又有一本新书置于我案头，乃来先生新著《交融集》。

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一两本先生通过邮局寄来的新著。

每一次捧读，我都难免心潮起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很少为先生做什么，却一直被先生关心着，但凡见我有了那么一丁点学术成果，便来鼓励，他自己每有所获，总不忘让我来分享。这些年，先生的著作是越来越多，有人说，是他的名字起得好，“来新夏”——那立于春天的人，才会“来新夏”。

记得去年，读先生所著《80后》，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居然以“80后”自居，还那么合情合理，那样一种灵感，令我惊叹不已，还有那样的文字，其优雅和从容，亦使我叹为观止，何以先生的学与思如此富于青春气息！《交融集》里有一篇序，作序者是宁宗一。宁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虽未经他授业，却与之多有谈聚，听宁先生侃侃而谈，观其谈笑风生，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宁先生出书，是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为他作序，来先生出书，请宁先生作序，南开园里的老先生们，横遭世变，渡尽劫波，尚能雅聚，谈何容易！

这三位先生，依我看来，各有气象格局，他们在一起，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交融集”。刘先生如山，自有巍峨之姿；宁先生如山泉，活泼泼的奔流而去；来先生如大平原，纳百川而成大河，学问望不到边，任你纵横其间。

宁序论来公，论学论人，无不真切，唯言“古稀变法”，我以为，是知其一，而未见其二。先生年逾八旬，谓之“古稀”，当无不可，以为“变法”，则似有未察。据我浅见，先生交融文史，其来有自，祖父来裕徇，曾著《中国文学史》，以国学为“文学”，与“科学”相对而言之，故名为“文学史”，实乃学术史，以“文学”交融四部，自成一学术格局。先生本其家学，自是历来如此。

故先生所谓“交融”，实有两种意味，一是“文史不分家”，即文学与史学的交融，宁序于此，言之尽善，不仅道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社会化那一面，而且深入心灵史的底蕴，指出先生之作，本于自由的心灵，虽以史学为根柢，然发而为文，却易趋于更为自由化的文学形式。以文学的形式，写史学的文章，先生早年就写过历史剧，因受打击，自由的心灵几被窒息，不得已而沉抑之。近年来，先生大写历史随笔，仍多年沉抑的能量，如春蚕吐丝，徐徐释放。

还有一种意味，便是跨学科建设。今之学人言文史哲，多以个人学术素养言之，或以所谓“国学”统称之，其流实滥，其弊在虚。而先生则以多种学术工具，致力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要在公共的学术平台上融文史哲于一冶。

综观先生治学，于目录学用功最深，何也？岂非以目录学最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最宜于融合文史哲耶？论古今之学，汉注唐疏，宋明理学，皆不及清考据学。何也？岂非由考据学超越派别，而为公共学术平台建设，且于建设之中，发明并改进学术工具，能有效融合经、史、子之学耶？当今之世，皆尊科学，然科学者，人类之学也，以之阐发我国人之思想，发扬我民族之精神，似有未尽。如何在科学的前提下，通古今之变，交融文史哲，而成一时代新学？

以此，而有“国学热”兴起。然以“国学”称之，似不得已，此乃一时代之新学未成，而“强为之名”也。先生有见于此，故倾其毕生心血于目录学，除著有《古典目录学》外，近闻先生又将有数百万字的《书目答问汇补》问世。以八旬老人牵头，为此煌煌巨著，别说全书撰写，逐条考证，要费多大的功夫，就是过目一遍，哪怕一目十行，都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而先生却为此巨撰之余，还写了近二百万字的随笔，我们除了惊叹其为天人，还能说什么好呢？

目录学和随笔，初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细一想，便觉得它们在先生那里相通。先生那近二百万字的随笔，其实是打散了写的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而这正是以目录学打底子的。先生以随笔的形式写作，但他并不随意，他是有着大众史学的抱负的。先生从科学化的精英式写作，转向文学化的平民式写作，并非以怡情养性为目的的脑力体操式的舞文弄墨，而是对大众史学的一种新探索。据先生说，他这样做，是要走出专业领域，把历史学还给民众。他觉得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而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便是大众史学，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子。

不过，先生精英化的那条腿并未却步，他一步步，走到《书目答问汇补》。愿天假先生以时日，让先生再展宏图，我期待先生以目录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建筑，我相信，那一定会是“究天人之际”的哥特式建筑，再以随笔充实其中，让精神奔向苍穹，而思想则通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古今之变中。大众史学的普及，尤其要站在科学的顶端上来提撕。（李冬君，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副教授）

笔耕不辍 真情用世

晚年的来先生，学力益深，著述益丰；与时偕行，日新精进。八十初度时，启功先生赞其为“难得人生老更忙”，“今朝典籍满堆床”。近十年间，来先生主持学术工程、整理私撰巨著，奖掖后进、嘉惠士林，活力不减当年，直高龄少年矣。

与来先生交往益深，愈感其学问之精深、人品之高尚，令吾辈钻之弥坚、仰之弥高；其废寝忘食，不知老之将至之精神，直教吾辈汗颜。本文略举近闻，管窥先生学术、人品之一端，以为吾辈末学之学资，益欲藉此彰显先生之丰德，顺致先生九十寿祺！思吾等学浅，错谬之处恐多，尚祈方家见谅。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八十初度以来，来先生老当益壮，非常人可以企及。近十年间，公开出版的著作有40多种，涉及清史研究、方志谱牒、天津地方文化、目录学、文献学、随笔等诸多方面。

来先生是清史、民国史研究的大家，在史学界言必称秦汉的时代，先生慧眼独具，一潜心于清史、民国史的研究，并多所创获，成绩斐然。受老师陈垣、余嘉锡等先生的影响，先生于裒集史料，用力甚勤，2005年，先生以高龄担纲国家清史工程项目《清经世文选编》，再创辉煌。2011年3月，先生主编的全套170册的《清代经世文全编》出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总字数达200万字的《清经世文选编》亦已结项并即将获得出版。与2007年出版的全101册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一起，不仅仅是来先生高年成就，也是嘉惠清史研究者的大功德。笔者曾有幸忝列先生主编《清经世文选编》的点校队伍，亲睹先生果决高效的领导能力，亲炙先生不倦的教诲，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研治清史、民国史之外，先生力倡方志、谱牒学研究，对于天津地方文献尤为关注，主持了多部旧志、风俗志的整理点校以及新志的编修工作。修志之余，先生还对人们注意不多的年谱、家谱用力尤多，尤以新版《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为世人称道。近年来，随着各地方志的大量出版，如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方志丛书》和大陆凤凰出版社的《中国方志集成》，大力推动了方志学研究的进程。故而有人谓先生为“复兴方志的功臣”，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2010、2011年中华书局前后出版的《书目答问汇补》和《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两部著作为学界带来了质量上乘的精品，亦是对先生米寿最好的祝贺。中国古典目录学向为学者所重视，其最大的功用，乃如章学诚所言“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清末张之洞深知于此，作《书目答问》，嘉惠士林。该书较《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更为简约精当、重点突出，是后学者入门之捷径。问世以后，深受学者钟爱，增修、订补者若叶德辉、刘明阳、邵瑞彭、高熙曾等等，尽皆版本目录学大家，范希曾氏《书目答问补正》更将其打造成为承续《四库提要》的经典之作。先生的老师近代目录学大师余嘉锡先生，更是以之作为教材，引领先生进入国学圣殿。来先生这部书就是从那时开始编写，其间风雨坎坷，竟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方得以成稿面世，个中情节，令人唏嘘慨叹。

先生爱书、懂书，常于不经意处着眼，益见其版本目录学之功力。如2005年，应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搜罗一批不为一般人所经眼、日益珍稀的古旧书籍，亲任主编，名之曰《老资料丛书》，影印出版，为清代及近代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图像资料，此亦为近十年来先生出版成果之一。

先生自“衰年变法”以来，一发而不可收，文思如泉涌、妙笔如生花。近十年来，随笔著作已经出版了近二十种，规模之盛、产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先生的随笔著作分为几类，一是文史掌故，述往谈故，笔述历史是史家正途，亦具古代笔记遗风。如《邃谷师友》写师友交往，名人轶事，补正史之不足；《谈史说戏》正本清源、考证精详，雅俗共赏，别开生面的戏剧读物。二是学术随笔，《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当代学者文史丛谈·依然集》、《交融集》等等，举凡历史、方志、谱牒、目录、文献等学科，涉猎既广、探究益深，行文清爽、深入浅出，大家风范、跃然纸上。三是谈书随笔，如《邃谷书缘》、《书前书后·来新夏书话续编》。先生爱书、好书、懂书、聚书，先生自述“抓周”时即与书结缘，时光荏苒，忽忽已近九十载，可谓书缘绵长，书文化的亲历与研究，和来先生的工作学习及生活息息相关，读书与藏书也成为先生绵久的话题。先生聚书源于他的爱书、好书、懂书，但并不执著，这也是近年来先生散书的原因，先生曾对笔者说，年轻时聚书，年老时散书，都是一种书缘吧。先生的藏书重在用，这与一般的藏书家有所区别，而堪破聚散之因缘，又高出一个境界。先生说：“藏书容易散书难，捐书之举实现了我‘不散之散’的心愿。我的很多藏书来自民间，如今捐出给大众使用，这是为书找到了最好的归宿。益见其胸怀之宽，眼界之广。四是文史杂文。来先生文笔流畅自然，清新雅致，娓娓道来，如山间流水，余韵无穷。如《砚边馀墨》、《访景寻情》、《只眼看人》等，类皆如此。奖掖后进，惠泽学林

来先生为人和蔼平易，慈祥真诚，对年轻后进关爱提携、奖掖鼓励，处处体现出长者风范。不仅对于求教者一概善待，知无不言，且善于发现人才，给以热情鼓励，慷慨襄助。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主持“学术批评网”，推行学术规范，旗帜鲜明反对学术腐败，为先生所重，当先生听闻杨玉圣因难欲退的消息，特地属文，呼唤杨玉圣“回来”，在文章中为之叫好助阵，使得年轻的杨玉圣倍感亲切与鼓舞，坚定了他永不退却的信心。在提到先生对他的鼓励与期许时，杨玉圣说道：“就是因了整整大我四十岁的来教授的‘挽留’，我没有把学术批评网交给朋友打理，而是坚持自己主持，因为我不能辜负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的嘱托，尽管为此招惹了不少莫名其妙的官司……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在我这个边缘小人物的背后，有包括来新夏老教授在内的一批学界前辈和挚友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我没有理由懈怠，更没有理由退却。”

绍兴有位自学青年，叫孙伟良，他是一位失地农民，白天以换煤气为生，独好藏书，私藏几近万册，常利用晚上时间阅读文史书籍，尤好绍兴方志掌故，常年浸淫于斯，亦是一位小有成就的民间学者，他以勤奋读书、逆境就学在绍兴有一定知名度。2006年，他求教于先生，先生了解情况后，并不以为冒昧，谆谆教诲之外，竟慨允赠书，2006年春，来先生应绍兴市政府之邀，出席祭禹大典后，莅临孙宅，并将所著《邃谷文录》相赠。是年冬，数次寄赠书籍逾千册，嘱孙伟良在自家开辟民众阅览室，让文化浸及大众。并在孙伟良所藏先生的多种著作上亲署题记，关爱之情，不可言表。自此二人常相往还，成就一番忘年佳话，亦可见来先生关爱后学之拳拳爱心。

沧州几位民间学者成立了纪晓岚研究会，先生亦给予很大支持，2006年9月23日，应邀到沧州，为沧州文化名人研究及地方志修撰支招．先生说，地方文化的研究建设工作应该更加细致些，在整理出粗线条的文化“写意”后，应该向细致的“工笔”发展。对纪晓岚研究会注释《阅微草堂笔记》工程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要把各大图书馆馆藏的有关学者对《阅微草堂笔记》批语整理下来，把这项学术工作做细。针对沧县地方志的编纂，来先生说，一是要注意原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二要注意历史细节的把握。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更要注意语言美。

来先生的高义不单以个人行为来看待，其间不单倾注了老一辈学者对晚辈末学的关爱，体现了老辈学者对于学术薪传的重视，也是先生对于维系学术文脉的一种亲力亲为。正是由于这种传承精神，中华学术才有得以发扬光大的机会，中华文化才能重现辉煌。倾情方志，服务桑梓

倾情方志、服务桑梓，可以说是来先生高年学术生活及社会活动的重头戏。旧志的整理和新志的编修，倾注了先生绝大精力，先生倾情方志，渊源有自，先生的祖父来裕恂先生既是一位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又是一位方志专家，曾两度参与故乡《萧山县志》的编纂工作。1948年，在艰苦条件下，来裕恂先生一手完成七十余万字的民国时期最后一部志书——《萧山县志稿》。40年代，大学时代的来先生即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方志资料研究史学问题，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来先生越来越多的且得心应手地使用起当时不甚为学者所注重的方志资料，建国后，来先生有机会参与和主持旧志整理和新志修撰工作，成为方志学领域的带头人之一。

来先生虽然生于杭州萧山，但学习、生活和工作大都是在天津，已有七八十年，可以说天津和萧山都是先生的故乡，80年代以后，先生不遗余力地在全国推行新方志编修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指导全国新方志编修工作，还拿出大量时间亲自参与了大量的天津方志的具体工作，系列《天津通志》的出版，也凝聚了先生方志学思想和心血。

不仅如此，先生对于天津地方文化的兴趣始终如一，近十年来，不仅有新的天津地方文化新编出版（如2004年主编《天津建卫六百周年》系列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版），还积极参加各类相关社会活动，如2011年4月召开的城市形象高层论坛上，来先生从天津城市文化定位上发表了重要观点，对天津文化建设提出了独到见解。

来先生情系桑梓，时刻关注天津文化的复兴和光大，除了官方渠道之外，对各种能够对推进天津文化建设的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给予肯定和支持。2008年以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提出了“以研究推动保护，以保护促进研究”的理念。一方面，进行大规模城市田野调查，确认了数以百计的已经湮没在时间尘埃中的历史建筑的身份，同时组织各种学术性会议来推广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团队在天津历史建筑的保护上也做了几件有全国影响的大事，先后获得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和杰出人物奖，还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邀参加了中法文化交流年有关活动。来先生不但为团队的“队刊”——《天津记忆》题签，还欣然接受了团队的终身顾问之聘，多次参加团队组织的学术会议，并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上为团队和文化遗产保护大声疾呼。

先生对故乡萧山的文化事业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萧山地方志事业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80年代初，先生应邀担任《萧山县志》顾问，精心指导萧山的修志工作，最终使《萧山县志》成为建国后全国第一轮修志的典范。2003年启动编纂的《萧山市志》，被列为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试点单位。先生再次担当《萧山市志》的顾问，满腔热情、毫无保留地建言献计，为《萧山市志》编纂付出了大量的精力。2008年，先生毅然决定，将自己编著的著作和收藏的地方志书籍以及学术研究文献、著作手稿等无偿捐献给故乡，以实际行动支持萧山的地方志事业。这是他回报故里的一份厚礼。对于繁荣和丰富萧山历史文化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萧山区人民政府为表彰来先生对故乡的奉献精神，特在江寺民俗园中开辟“来新夏方志馆”，供萧山人民研究使用。先生谦虚地说，他是一名萧山子弟，虽然一生漂泊四方，但时刻心系故乡，捐赠书籍建立方志馆，是希望给萧山的方志研究铺一点基础，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支持方志工作。关注图书馆事业

来先生爱书、好书，家学渊源，40年代在辅仁大学就读时，亲聆注重史料钩稽的陈垣先牛的教诲，又选修目录学、文献学大师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课程，深受其影响，可谓书缘匪浅。目录学、文献学研究始终是来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书缘深厚，注定了与图书馆的亲近，先生尝言“十分之八的研究完成在图书馆”，使用图书馆并不等于要从事图书馆工作，与众不同的是，先生与图书馆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南京上小学时就对当时的韵图书室情有独钟，“开始对图书馆产生特别的情愫”。60年代初，来先生受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的冯文潜教授之托，参与古籍选购与版本鉴定工作，多年后，一同与来先生选过书的元史研究大师杨志玖先生在文章中回忆起当时选书的情节时，还是记忆犹新，由此也可以想见几位先生当时畅游书海的愉悦，这实际上是在参与图书馆一部分工作了，与后来来先生出掌南开大学图书馆，可谓是因缘前定。

80年代初，经历十年动乱洗礼，重新焕发青春的来先生，出掌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专业，继而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正式与图书馆结缘。

来先生掌图书馆，做了几件大事，于今看来，亦是意义非凡。一是一手创办了分校、总校两个图书馆专业，对形成目前这个有着本科、硕士、博士多学历培养层次的，在全国和业内具有相当影响且实力强大的信息资源管理系（原称图书馆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来先生培养图书信息方面人才的最初愿望。二是先生在这一时期对图书馆学教育教学方面兴利除弊的改革，及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对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纵深发展，形成高水平的图书馆学教育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作用。三是先生对于图书馆的管理与运作实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对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规范化管理，和谐、严谨的馆风与浓厚学术气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四是首创华北地区高校图书馆协会，使得华北高校图书馆界有了共同合作的基础，以此带动了全国图书馆跨省协作、共建共享的运动，使读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成为现实。从这一点来看，先生的工作除了具有非凡的前瞻性之外，还有着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里程碑的意义。

年高德劭的来先生，并没有因为从图书馆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而疏远了图书馆，相反，除了日常与图书馆的联系之外，先生还时时关心图书馆事业，对于图书馆的发展，先生在2000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华北图协年会上提出了“把高校图书馆办成研究型图书馆”的主张，这无疑是为高校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开出了一剂良药。从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发展进程来看，原先传统的诸如采编、流通以及网络服务器管理等工作，正在被服务商的新型服务所逐渐代替，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逐渐被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所取代是一个大的趋势，而如何解决这个趋势下图书馆和馆员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来先生的回答是，把高校图书馆建成研究型图书馆，围绕教学与科研做足文章，为读者提供个性化高端服务，这样一来，每一位馆员都是某一个方面的信息情报专家，具有相对的不可替代性，这样高校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就会得到圆满解决，为稳妥过渡起见，来先生建议高校图书馆“分设为研究型图书馆与学生型图书馆”，这一可操作的设计，就解决了日常事务性工作与研究性工作的矛盾，面对高校图书馆的生存现状，回望先生当年的观点，无疑是超前的。

高校图书馆相对于学校其他部门来说，馆员的生活和待遇相对较低，来先生了解这种现象，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重视图书馆人，令我们这些从业者备感振奋。由于工作性质较繁琐和重复，部分高校图书馆馆员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引起倦怠情绪，这是近年来研究者注意的一个问题，先生针对现实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图书馆人再塑造的问题，先生承续前述观点，把高校图书馆办成研究型图书馆，关键在于人才，先生要求图书馆人做到五点：一是要贯通本行业的传统知识，不能数典忘祖，图书馆最值得学习的分类学和目录学知识，是进入任何学问殿堂的门径，因此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必须掌握这些知识；二是要有动手能力，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还有很多需要亲力亲为，需要一些小的技巧，诸如高科技环境下，人们已经逐渐忘却的写字能力等等，都需要图书馆人重新训练掌握；三是要有现代化认识，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四是每个人要有专精的努力方向，将事业和职业拧成一个；第五要有担当，“任重道远”，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机遇，具备面临挑战的胆识和勇气以及超强的能力。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生几乎每次华北图协的会议都要亲自参加，并且有重要发言，一方面谆谆教诲广大图书馆后进，一方面为改善图书馆待遇与处境鼓与呼，真正尽到了一位老图书馆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李广生，研究馆员、天津市高校图工委常务副秘书长；黄立新，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一部汇录诸家补正成果的目录学力作

来新夏先生的目录学力作《书目答问汇补》（以下简称《汇补》），201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来新夏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图书馆学家。青年读书时，在文献大家余嘉锡先生的指导下研读《书目答问》。来先生传承师学，从那时开始，研治斯目，已历半个世纪之久。今来老登寿耄耋，其历史学、文献学及图书馆学专着，随着岁月的演进而递相出版问世，著作等身。来老才雄学赡，德高望重，能以历史学家视角，以文献学家笔法，看待并整理《书目答问》，洵与常人异趣。来老历数十年之功，访求当世诸家批校稿本及清季以来刊印之本，遵照各家成果取得之先后，于同一条目之下，一一胪列，复加按语，始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汇补》所称之“汇”，乃汇录之意；所称之“补”，乃补正之意，亦即汇录诸家对张之洞《书目答问》的补正成果为一帙，故以“汇补”为名。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以下简称《补正》）时，其前出诸本，希曾多没有见到，故没有采录；其后出诸本，希曾更不知晓，自然也没有采录。今在来老所著《汇补》中一并采录。在收录范围方面，《汇补》广于《补正》。这是《汇补》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的一个方面。《汇补》共收录了十三家补正成果，多为民国时期和当代名家，尤为难得。包括王秉恩贵阳刻本、江人度笺补本、叶德辉斠补本、伦明批校本、孙人和批校本、范希曾补正本、蒙文通按语、刘明阳批校本、韦力批校稿本、赵祖铭校勘记、邵瑞彭批校本、高熙曾批校本及张振佩批校本，堪称是一部结集性的书目成果。各家补正成果《汇补》所收的十三家补正成果各有特点：

其一，王秉恩贵阳刻本。秉恩这次整理，订正了《书目答问》初刻本讹误二百余处。

其二，江人度笺补本。人度作《书目答问笺补》，于清光绪三十年刊行。他在刊书跋语中说：“因取南皮师是书，疏通证明，间亦搜补书目。”他说的“疏通证明”，是指对原刊本中的起分类作用的“勾乙”符号（∟）进行必要说明和相应处理。一般做法是在一小类书之后，标出符号∟，再用“以上某某类”进行强调说明；所谓“搜补书目”，就是补充原本缺漏之书。除一般四部书籍外，间采近人救时之作。编例与范本相近。

其三，叶德辉斠补本。叶德辉以撰我国第一部古籍版本学专著——《书林清话》名世。他为《书目答问》作斠补，有他个人的见识，他费三十年之力，多次批校《答问》，所批校之本今传世者不下十数部，所补之书，尤以经眼明版居多，成为《斠补》一大特色。《斠补》民国二十一年刊载于《苏州图书馆馆刊》。该馆还曾以铅字排印发行。

其四，伦明批校本。伦明依据光绪二年四川修订重刻本，先将叶德辉斠补文字过录其上，次加自己的批语。一本之中，他过录的叶校与自己的校语不分，成为伦明校本的一种特殊情况。《汇补》依据北大藏伦明批校稿本，将叶校与伦校逐一区分，为《汇补》增色不少。

其五，孙人和批校本。人和在伦明《书目答问》批校稿本基础上，又做了一次通校。其实在这个本子上，还有一位元无名氏批校文字，这就成为汇有叶、伦、孙及无名氏四人批校文字的稿本。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一部未整理的《书目答问》的“汇补”本。拘于成见，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沿袭《四库总目》之例，也对词曲小说予以摒弃，故此类作品多所漏略，人和“择其最要者，分别补录焉”，这一点成为人和校本的一个特色。

其六，范希曾补正本。所谓“补正”者，乃补《答问》问世后“五十年间新着新雕未及收入”者；所谓正乃订正《答问》存在的“小小讹失”。希曾补录了《答问》所缺之书凡一千二百种左右。纠正了《答问》漏略或讹误的书名、卷数、作者姓氏、刻书年代等近百处。希曾继承传统著述之成例，在部分书下附加按语。按语的内容，或揭示一书之内容，或品评一书价值之高下，或鉴别一书版刻之真赝与异同，或指出《答问》讹误之所在，凡此数等均给学人以启示。希曾《补正》初欲附张氏《答问》之骥尾，而后遂成一家之言，《补正》成为《答问》的一个最通行版本。

其七，蒙文通按语。民国二十年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付印，蒙文通在该书上加了一些按语，以“蒙按”二字标出。后印本便将“蒙按”收入书中，成为《补正》唯一采纳者。蒙文通对范希曾所作补正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实是补正之补正。

其八，刘明阳批校本。明阳批校本，载有他写的题跋，其考订精审，见解独到，品评是非，实有点睛之效果。

其九，韦力批校稿本。韦力先生乃一位谦和儒商。从商之余，唯嗜藏书。1981年始对古籍发生兴趣，至今已逾廿载。经过辛勤耕耘，收获颇丰，遂成商界精英，私藏巨擘。韦力先生通批全书，以雄冠私藏之富，予以增补。所增版本之多，实有超迈前贤者。此为韦氏批校本之一大特色。

其十，赵祖铭校勘记。清光绪二十三年，湖北沔阳人卢靖将《书目答问》刊入慎始基斋丛书，民国十二年汇印之。祖铭通校全书，成校勘记，凡六十七条，多有发现。其对答问原载“学海堂本”记载的错误更改较多，尚有出于贵阳本之外者。

其十一，邵瑞彭批校本。瑞彭手批南京国学图书馆初印本《书目答问》。批校本原藏天津古籍书店王振永先生家。来老早年曾向振永先生借录一过。今校本不知流落何所矣。邵瑞彭与蒙文通交往甚密，商榷学术，两人曾在一起论及范氏补正《书目答问》事。今两人所补并纳汇补，亦《答问》之逸闻也。

其十二，高熙曾批校本。高熙曾对《答问》素有研究，曾通批全书。对补正斯目有自己的观点，来老早年曾借录一过，将校文汇补于本书。稿本今也不知流落何所矣。熙曾之外舅乃孙人和先生。人和批校在先，熙曾批校在后。今两人所补并入汇补，《答问》之逸闻又添一则。

其十三，张振珮批校本。振珮批校本二册，今藏自家中。振珮先生哲嗣新民先生介绍此本云“盖曩昔公讲授中国历史文化，多向青年学子推荐《书目答问》，以作研制国学之入门书籍，又因王秉恩贵阳刻本改正原刻处颇多，兼有范希曾补正未及者，故颇欲从新整理付刊。”此后，新民先生承其家学，续作辑补，始成《书目答问斠记》。附载吕幼樵《书目答问校补》书后。此校以《答问》诸版本为范围，比核校勘，钜细咸备，指出彼此之异同，尤具特色。看校语，犹睹众本；读条目，方见功力。张氏校本，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汇补》得此校本，予以增补，足为学人参稽。《书目答问汇补》之价值

笔者认为，《书目答问汇补》除了具备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具有的价值和功用外，更进一步提升了其所具有的价值和功用。

早在清光绪元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为诸生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于光绪二年写定问世。《答问》是为回答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撰，《答问》是一部推荐性国学目录，读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水平和需要在使用中予以选择，不受时代的影响。当今，国学重新受到重视，《汇补》几乎对收录的每一部都有多家进行点评，因此其在向文史爱好者提供国学基本用书、普及国学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答问》收书两千二百种，这些书经过精心选录，绝大部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书籍。有了这样一部举要性的书目，对一般大众读者是比较方便的。而《汇补》更增补了一些重要典籍，使这部举要性质的目录书更加完备，读者从中选择的余地更大、更多。

有清一代的学术研究，以考据学为中心。考据的范围由经学到史学、诸子及文学。乾隆时这种风气已经大开，《四库总目》之所以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因为主要的撰述者就是所谓集一代之选的当时著名的考据学家。嘉庆以后，考据学更为缜密，学术研究专著愈衍愈多。《答问》能够将反映清代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收录进来。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研究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答问》做到了这一点。《汇补》则更进一步，将清代学术成果进行了增补、品评和总结。

在体例上，《答问》在分类上不因袭前人书目体制，对《四库总目》的分类也敢于修正，它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首次增加了“丛书”部，由四部分类变成立五部分类。在各个小类之中使用“勾乙”（“乚”号）当做类分子目的标志，使人看起来门径秩然而不琐碎。各类多有创建，使读者可以由浅入深，渐识途径，推动了传统目录学发展。后出的大型古籍书目，多沿用五部分类法，足以说明其法科学与实用。《汇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书影和索引，做到一检即得，免去了读者躬亲翻阅之劳。

当今时代，古籍收藏逐步升温，爱书之人，也逐渐认可了《答问》的作用。而《汇补》为书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尤其是各家点睛之笔，藏书爱好者可以从中拣选自己认为有用之物，访求藏之。（李国庆，天津图书馆文献部主任）

遗留与积存

由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著，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文化的传承》一书荣获2007年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奖及2006年《中华读书报》百佳图书奖。作者跳出目录学、训诂学等学科限制，从宏观的角度梳理图书文化的传承。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不断得到改进和更新。文字逐渐产生，载体不断创新，图书得以历代珍藏，中华传统文化的演进可谓源远流长。如今，身处信息时代，互联网无处不在，电子图书、按需出版、无纸化出版已成趋势，对书文化的传承有所了解的人越来越少。无疑，细述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图书承担着传递传统文化的重任，历代社会政治动乱所造成的厄运延缓了图书的发展进程，所谓“书厄”。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国图书史上的第一次大灾难。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写道：“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战乱兵燹不断，致使图籍散乱毁损。唐宋以还，书籍数量大增，但仍不断遭受毁损，故明胡应麟有“十厄”之论。清初以来，对图书的搜求、庋藏及编修颇为注重，至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前后共用15年时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重大成果。但清统治者借修书为名，查禁并销毁了大量具有民族、民主思想价值的书籍，《四库全书》的修纂可谓“功魁祸首”。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到了外来灾患和内部纷乱的干扰。蒋复聪《最近中国图书事业之发展》一文估计：“七七战后，东南各省……图书损失在一千万册以上。”可谓怵目惊心。

身处盛世，传统文化获得了应有的地位。随着善本书的再造和老资料的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脉络亟有条理的必要。《书文化的传承》一书，适应读者的需求，以图书的发展历史为例，出以浅近文字，配以图片，撰写成书。

中华文化的传递，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到结绳、契刻和图画记事。文字产生后以甲骨、钟鼎、石鼓为载体。简书是中国正式图书的开端，载体依次为竹木、帛、缣、纸。唐以后，新的印刷工艺出现，唐雕版、宋活字、明套印，加速了传统文化的传递和传播。纸书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保存和传递得到了便利与推动。图书的装帧也随着保护和求美而日益完善和方便，先后出现了经折、龙鳞、蝴蝶、包背、线装等不同形式。中国文化遗产丰富，保护这些财富，主要靠官藏。唐宋以来，私家藏书日盛，唐代李泌就是“插架三万轴”的私人藏书家。大量传承积累的传统文化遗产依托于图书，历代王朝都对图书加以收集、整理、编目和典藏，故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汉有《别录》、《七略》，唐初《隋书·经籍志》，始正式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域外流通使中华传统文化流布四方。为了使国人世代相传地继承和吸取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启蒙读物。魏晋以来，对图书加以再编纂，而有类书、丛书，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递，具有重要价值。《书文化的传承》一书梳理图书的发展脉络，科学精准，在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启迪人民的智慧和发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诸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李永明，三晋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邃谷楼的风景

我最早买得来新夏先生的书，还是那本在学界颇获美誉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特好而价特廉，宝贝似地捧回家，当晚就读起来。我其实不是要用那些年谱，所以并不将它当工具书读，只感到书里有一种文化人特有的气息，透出静心读书的氛围，于是便觉难以割舍。以后又陆续读到来先生关于北洋军阀，关于林则徐，关于图书目录学等多种研究著作，内心佩服无已。再后来做了几年《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在稿件中发现有来先生的文章，顿觉喜出望外，连忙与之联系，此后便在版面上断续地刊发了一组“清人笔记叙录”。最近，听说他的《清人笔记叙录初编》也将出版，计五百余篇，有五六十万字，这可真是皇皇大著——须知这是必得看过一部笔记才能写出一篇的，能在芜杂繁复的笔记的大海里整理出这些文字，要花去多少读书工夫！从当年的“年谱知见录”到现在的“笔记叙录”，不难看出，这位现已八十一岁的老学者，是以扎实的硬功夫立足于学界的，一生都是在“干重活”的。这样的学人，今后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学不厌集》是来先生的一本随笔自选集，他多年所从事的各门学问书中都有涉及，他的治学门径与学术经历也能从中看出来，而随笔又是一种特别怡人的形式，所以此书令我十分喜爱，放在枕边看了好几天。

书中最让我着迷的就是那种日复一日潜心于书本的人生状态，在今天的浮躁的现实中，那样的氛围，简直算得上一种“审美理想”了。上世纪60年代初，作者受到不公正待遇，不能从事教学与研究，便又寄情于书，仿效《四库全书总目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做汇补的工作。书中抄有他当年的工作记录云：1962年8月2日至9日，温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过录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4月）第三期所载叶德辉著《书目答问评补》全文。虽肘黏背湿而颇有所得，亦云快哉！过录既竣，心胸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归还该刊于藏者北京图书馆。俟暇当再过录邵次公及刘明扬诸氏校本。

虽是在命运未卜的坎坷年代，但那种豁然快然的心境，却不由得让人歆羡。这是作者苦中作乐，然而又是真正的乐，甚至也可说是最高的快乐。当然，如没有读书和学问的积累，这样的乐是不可能得到并且也无从寻找的。来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这种读书习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同样也经过艰辛培养的过程。

1949年，作者年方二十六，在北平华北大学史地系读书，被副校长范文澜挑中到校属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此研究室即后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前身）。作者这样描绘初入范门时的情景：我们都集体住在东厂胡同一号的后院厢房，范老自居前院，终日坐在大玻璃窗下攻读，似乎是有意监督学生们，不让乱上街，以渐渐养成“下帷苦读”的习惯，真是用心良苦。每当我们想偷偷溜出去从他窗前经过时，范老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时不时抬头望一下窗外，我们只好惭愧地退回去，不久也就没有人再做这种试探了。范老还规定，工会分发影剧票，研究生一律不参加，以免分心。我们开始总是坐不住，或是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久之也就不再心猿意马，而惯于坐冷板凳了。书也读得进去了。这就为自己一生从事学术工作奠定了硬件的基本功。

书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作者自50年代中期起编撰有清以来人物年谱目录，检阅八百余种年谱，历时六年，终于编成；不料“文革”即起，十二册原稿被抄，发还时仅存两册残稿。在随队赴津郊“学农”时，友人巩绍英一路送行，谆嘱“鼓起勇气，学习谈迁，重新撰写”，于是携残稿与零散卡片下乡，在“耕读生活和回城候差的几年里，我就以此排遣抑愤，忘却纷扰，终于在1975年秋又一次完成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定稿”。这里既体现了前辈学人百折不挠的“谈迁精神”，我以为，更显示了读书习性对于人生的重要，这种“排遣抑愤，忘却纷扰”，既可说是为人的，为事业的，实在也可说是“为自己”的。

来先生以家中书斋狭窄，取斋名“邃谷”；其儿时住地曾自名“邃谷楼”；在出版六十年文集时，又题为“邃谷文录”。这“邃谷”二字，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我想，上述种种所透出的读书氛围，大概就是邃谷楼最迷人的风景了。

这本《学不厌集》集中了来先生近年所写的随笔六十余篇，几乎都是与书有关的。我读来先生随笔集已不下七八种，觉得他不但创作的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因其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文字功底深厚，再加上丰富的人生经验，这都是写随笔所不可或缺的元素。纵观当下文坛，来先生随笔已然自成一家，令许多终年以散文随笔为生者难以望其项背。然窃以为，他的有些文章题目较大，写得过于正经，有点像压缩的论文；另有一些谈日常人生感受的，似应时的报刊文章，仿佛别个内涵不及来先生的也能写得出来；真正风标独具的，似是那种既体现他独特的学问见识，又写得从容而有“余情”，读后大有所获却又充满回味者。如书中的《“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思想独到，材料丰饶，写来峰回路转，情趣盎然，堪称来氏随笔中的精品。

其中一些引文，如康熙时的宋荦所撰《筠廊偶笔》中记侯方域作文求教一事，不是熟读清人笔记者恐怕是很难找到的。特录之以飨同好：侯朝宗以文章名天下，睥睨千古，然每撰一篇，非经徐恭士点定，不敢存稿。一日灯下作《于谦论》，送恭士求阅，往返数次。恭士易矣字、也字数处，朝宗大叹服。时夜禁甚严，守栅者竟夜启闭不得眠，曰：“侯公子苦我乃尔！”此事余曾向汪钝翁、王阮亭言之，共为称快。钝翁常与人曰：“闻牧仲（宋荦字）谈朝宗事，令人神往！”

当然，随笔的好坏不能只看引文，书中不少与清人笔记全无关系的作品，也是非新夏先生莫属的上好文章，如那篇《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其思想与人生的滋味淳厚透辟，清俊隽永，实在是来氏随笔的又一精品。（刘绪源，上海《文汇报》专栏主编）

来新夏《邃谷师友》读后

去年十月下旬，我赴湖州参加“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有幸拜见了同来参会的来新夏先生夫妇。

来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目录学专家。我因刚读完来先生的新版的学术随笔集《邃谷师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8月版），相信透过这些文字，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来先生。《邃谷师友》是来先生的最新著作，由“追思·怀念”、“嘤鸣求友”、“一孔之见”、“访谈录”和“赠书录”五个部分组成，附录有“友人眼中的我”。数十篇文章详细地记述了他所缔结的师友情谊。“追思·怀念”和“嘤鸣求友”部分，分别记叙作者与已故师友的故事、与在世诸友的交往；“一孔之见”是对文史哲等方面的学术观点；“访谈录”挑选作者接受媒体访谈所成文字收入；“赠书录”选入近年来部分为友人赠书所作题录；“友人眼中的我”选录了数篇友人为作者所写文章。这些文章对人物描述细致翔实，让我们随着这些文字，走近来先生的精神世界。一

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来先生，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有幸亲受著名学者陈垣（援庵）、余嘉锡（季豫）、张星烺（亮尘）、柴德赓（青峰）诸师的教诲，并有机会被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领进门”，启功老师也曾与其有过师生之谊。这些学术前辈们的治学处世精神，对他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为他以后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来先生这些“怀念、追思故友之篇什”，“所言多记授业、教诲之情，阐扬恩师学术之大略”，既是他个人的忆文，却也给吾等后辈读者以深思和启迪。如范文澜先生“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一直到今日，也是我们应当谨记在心的；而陈垣先生对待教学的态度，则有很大的启迪意义：陈师不仅是位大学问家，还是位大教育家，他以大学校长之尊，仍然像普通教师一样，担任几门课程，达到现在一般教师满工作量的标准。他教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而且深谙教学方法。他授课时不像某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也不炫奇逞博，使学生感到高不可攀；而是踏踏实实，循循善诱，使学生由浅入深，自然地走进学术之门。（《为“智者不为”的智者——记陈恒师》）

怀念恩师之文，篇篇字里行间可见真情，《痛悼启功老师》一文，更是令人读来感动。来先生曾跟随启功老师学习大学国文，后又学习书画，此后师生之情“六十余年不渝”。来先生读大学时多受启功先生帮助，他写道：启功老师是一位永葆赤子之心的君子，他有恩必报，施恩不望报。他早孤，由太夫人与老姑姑含辛茹苦，抚养成人，所以启功老师事亲至孝。我曾多次看到他以而立之年仍在老人面前作嬉戏态，有时还讲一些笑话，让老人心情愉悦，颇得老莱子彩衣娱亲的遗意。启功老师曾受过陈垣（援庵）老师的帮助提携，一生以师礼敬奉……他对同辈很谦和友好……他对学生诲人不倦，爱护备至，倾囊相授。（《痛悼启功老师》）

我想启功老师对待亲人长辈、朋友学生的态度也必定影响了来先生，所以当恩师终于怀着一身学问离开人世，来先生念及六十余年师生情谊，难以不痛心疾首，只能“临风北拜，焚稿以祭”，“呜乎哀哉，呜乎痛哉”，念一声“启功老师，走好火路，请安息吧！”

除却师门旧谊，在“追思·怀念”中还有来先生与诸友“数十年交游之契洽与往还之情状”。这些好友多是在学术上相交，在此记录下多年来的轶事，既是对学术生涯的回顾，也是往事真情的辑录。对来先生本人，这是记忆的存留；对读者，则有了更多的了解前人的机会。来先生与张公骕、曹禺、孙思白、穆旦等都有过交往，在其追忆故人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学者间的情谊，学到了治学的态度和处世的精神。二

来先生和现世之人的学术往来，有信函往来，有为友作序之文，大多发诸性情而形诸文字。

杨玉圣，这位比来先生小了四十来岁的学者，是来先生的忘年小友和同道。他致力打击学术腐败，进行维护学术尊严。这样一位胸怀坦荡、快人快语的性情中人是来先生所欣赏的。因此，当杨玉圣决定专心于自己的美国史研究，而将“学术批评网”交由他人时，来先生发出了挽留他的声音。虽然他也知道，杨先生的离开，也许是因为受到了太多明枪暗箭的伤害，但性情耿直、绝不随波逐流的来先生还是希望玉圣“坚守阵地，继续战斗”：“玉圣，鼓起勇气，会有许多人支持你，帮助你的。留下吧，玉圣！”这是来先生对小友发自肺腑的声音。

来先生是杭州人，但视天津为第二故乡。一部《天津艺文志》，收录了1949年以前津人著作1500种左右，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成书多年，却一直未能出版。来先生作为关心天津文化的一位普通学者，感到遗憾，并为其呼吁：“藏之名山”的时代，已经过去。我真诚而负责地推荐《天津艺文志》，希望我们的出版家关注一下，用你们畅销书的余沥，促成其事，出些有价值、高品位的长销书吧！（《为高洪钧所著〈天津艺文志〉呼吁》）

在《二十四史全译》出版之后，来先生喊出了“全译到此打住”的呼声。缘由是这样浩大的工程所得到的产物，却往往限于各种因素制约，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样不管社会需要，你追我赶、劳民伤财的旋风，还是不刮为妙。否则，如这《二十四史全译》，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到头来若是落得个装点厅堂的结局，怕不是其初衷吧。也许我这是杞人忧天，但愿《二十四史全译》不至像《四库全书》那样引风！不过，我还要大呼一声：全译，到此打住！（《“全译”到此打住！》）

我们的社会，要提高精神和文化水准，正是需要更多这样的呼吁。而这样的呼吁，需要更多像来先生一样的学者。三

来先生自谦对文史哲的见解为一孔之见，但他在学术上的研究和见解，却早已为社会所认同，更是历史学、方志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

不谈这些学术上的成就，来先生这“一孔之见”中，却有另一些对我极有用的见解。那是2004年10月来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中华”系列讲座上所做的演讲，围绕着读书与人生，来先生向青年学子们讲述了他的见解和经验。也许因为我正处在这样的年龄，来先生的许多见解吸引了我并令我信服：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会花大量的钱来开生日会，但是买书的时候却会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买。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远远不如你们，但是我们节衣缩食来买自己喜欢的书，尽量收藏书，因为藏书是日后读书、研究学问的起点。（《读书与人生》）

来先生介绍了古往今来许多藏书家围绕藏书发生的故事，意在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读书。而在现今社会，很多年轻人已经忘记了读书，浮躁的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纯净自己的心灵，我想可以从读书中找到答案。然而藏书未必代表着读书：“有的人藏书是为了欣赏，还有一种为了读书而藏书。希望大家做后一类的藏书家。”（《读书与人生》）

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索未知和治学解疑，来先生说他一生鄙视这两种人：一是以知识为消遣的人，二是掠夺别人成果而自我满足却不为社会做再创造工作的人。的确，这两种人，都是没有向上的精神的社会寄生虫，我们应努力去做那为社会、为人类、为后学再创造有益知识的人，并和来先生一样，以他们为榜样，“春蚕到死丝方尽”，奋斗一生。

要了解来先生其人，我想从《邃谷师友》一书第四部分可窥见一斑。因为接受媒体采访，多为即兴问答，不加修饰，方可见真性情。

在《人生感悟》专题访谈录中，我看到了一个本色的来新夏。有人说来先生学问大，但是“狂”，瞧不起人。来先生真诚坦率地回答：有人说我狂，但我主观上绝无蔑视他人，唯吾独能的想法。因为我本人不但谈不上天才，而且能力十分有限。我反而信奉“勤能补拙”的格言，我无论做事或治学都不怕使笨功，多费力……要说瞧不起人，有两种人我确乎瞧不起：一种是碰到困难、碰到挫折，就灰心丧气、自暴自弃，这是没有出息的可怜虫；一种是凡事都怨天尤人、说三道四，自己不干事、嫉妒成功者，这是没有志气的窝囊废。（《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来先生能够明确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勇气和精神，不是“狂”，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真”。

说到幸福，来先生认为：“人生幸福达为先”。他说：“视坎坷为人生必经之途，视一时辉煌为过眼云烟，视未被起用为淡泊明志，视生老病死为人人难逃之自然规律，视欢乐为一时之兴致，视离合为宴会之聚散，视家无余财为君子固穷，视家人父子若友朋相聚，视挨整受压为心无愧怍……”（《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来先生在信奉“万事皆以通达处之，终有幸福之乐”的同时，他又是那个“老骥出枥，志在万里”的来新夏。在离休之后，他一方面继续进行各个领域未完成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以其深厚的学识、对人生的感悟、清新的文笔，创作出大量学术随笔，风格独树一帜，在十余年间写下了百万字的随笔文字……在七旬高龄又开始用电脑写文章。这就是“难得人生老更忙”的可敬可佩的来先生。（刘艳梅，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萧山方志谱新篇

明月清风著春秋，厚报故里品自高。

一年一度的春天即将来临，百万萧山人民欣喜地迎来了来新夏方志馆落成开馆的庆典。这是萧山地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不仅为萧山文化园地平添了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而且对推动吴越文化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修志结硕果，创办方志馆成为共同的夙愿“国有史，邑有志”。

萧山作为具有八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厚重之地，古往今来，始终弘扬修志立书的优良传统，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萧山修志始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富有聪明才智的萧山人，历尽艰辛，修志不辍，为后人留下了明代、清代、民国等不同时代的多部《萧山县志》，使萧山的历史文脉和发展轨迹得以全面、系统的记载。同时，还有《萧山湘湖志》、《湘湖水利志》等专业志存世，为开发和保护湘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萧山地方志事业迎来了一个艳阳天，修志立书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志书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萧山历史文化的内涵。面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萧山县志》（1987年版），荣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成为全国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修志公认的典范。1986年率先启动编纂的《萧山年鉴》，已连续出版21部，并多次获得全国特等奖、一等奖的殊荣。

进入21世纪，全国拉开了社会主义时期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序幕。2003年初，萧山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中，把编纂《萧山市志》列入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作为本届政府任期目标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而保证了《萧山市志》编纂工作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展开。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有幸被列为全国社会主义时期第二轮修志工作试点单位。与此同时，全区基层修志工作蓬勃兴起，一些专业志、部门志、镇村志相继问世，其中公开出版18部，内部印刷34部，使萧山地方志事业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

方兴未艾的地方志事业，硕果累累的修志成就，无疑为发挥志书资政、存史、育人的功能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形下，建设一个集收藏、研究、利用为一体，具有萧山特色的方志馆，创办吴越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每一位热衷于地方志工作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心愿。

时代的呼唤，读者的心声，就是区政府职能部门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作为肩负萧山地方志工作重任的区地方志办公室，在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深思熟虑，渐渐形成了一个以建设方志馆为先导，打造萧山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地情与研究咨询中心、地方文献中心的构想，力争使萧山的地方志事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建设萧山文化名区添砖加瓦，锦上添花。

时至2004年上半年，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先易后难、由小到大的工作思路，把建设吴越方志馆列入议事日程，率先创办来新夏方志馆，以此来带动吴越方志馆和“四个中心”的建设。

为尽快促成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事业，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多管齐下：一是主动向萧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别作了汇报，提出了建设吴越方志馆的设想，赢得领导的肯定和赞同。二是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等上级业务部门作了请示，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萧山建设方志馆和推动吴越文化研究的设想和举措。三是向全国著名地方志专家来新夏进行联络和沟通，来先生表示愿意将毕生编著的地方志专著和收藏的志书无偿捐赠给故乡，以实际行动支持萧山的方志馆建设和吴越文化研究工作。

内外思想统一，上下形成共识，为萧山的方志馆建设，创办吴越文化研究中心铺平了道路。二、吴越方志馆，列入萧山“十一五”规划

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失时机，趁热打铁，使方志馆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2004年8月，向萧山区委宣传部提出了《筹建来新夏方志馆的请示》，争取把创办方志馆列入全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锤定音明方向。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提出的建设吴越方志馆，创办“四个中心”的设想，与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名区的目标不谋而合，很快被摆上加强文化名区建设的重要位置。

——2006年初，在全区“两会”上通过的《杭州市萧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在“加强文物保护和史志馆藏建设”的标题下，可以找到“筹建萧山吴越方志馆”。就是这掷地有声的9个字，掀开了萧山方志馆建设的序幕，标志着创办“四个中心”的启动。

——2006年11月10日，中共萧山区委、萧山区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加快文化名区建设的决定》（萧委〔2006〕23号），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推进文化名区建设。在明确大力实施文化建设“七项工程”中，吴越方志馆名列其中，使方志馆建设在全区文化建设中有了应有的位置。

——2006年11月10日，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文化名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萧委办〔2006〕65号），把吴越方志馆列为重点抓好的文化设施之一，鼓励社会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这无疑为建设方志馆拓展了思路，提供了财力的保障。三、筹建方志馆，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肩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定职责的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分步实施的要求，决定率先走好创办来新夏方志馆的第一步棋，力争以此来带动和推进吴越方志馆和“四个中心”的建设。

2006年11月，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成立筹建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从而使各项筹备工作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为解决方志馆用房问题，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一方面向区政府领导作专题汇报，请求支持方志馆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与区机关事务局的联系和协调，争取尽快解决方志馆临时用房。

在此基础上，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又争取落实专项资金20余万元，组织施工队伍，按照方志馆布局的要求，对房屋内部进行全面装修，购置电脑、电话、书架等物品，使方志馆具备了先进的硬件设施。

时至2006年12月初，来新夏先生所捐赠的各种书籍分批运抵萧山，内部布馆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为解决人手不足问题，及时抽调6人到方志馆帮助工作，并向萧山区图书馆聘请2名专业人员，负责业务指导工作，使书目电脑输入、登记造册、张贴标签、书籍上架、书目分类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经过大家的努力，到2007年1月底，由来新夏先生捐赠的书籍和其他书籍共4700余册（部）全部上架对号入座，排列有序，达到志馆藏书的要求。

在做好方志馆内部布置工作的同时，开馆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制作志馆牌匾。为充分体现方志馆特色和个性，约请来新夏先生亲自题写馆名，然后制作牌匾。

——制作纪念章。按照庄重、典雅的要求，通过上海造币公司，落实制作一枚刻有来新夏肖像的银质纪念章。

——制作纪念封。通过中国集邮总公司，制作特发一枚来新夏方志馆开馆纪念封。

——印制捐赠目录。设计编印了一本图文并茂、集个人简介和书目为一体的《来新夏捐赠目录》。

——开馆仪式现场布置。按照简朴、典雅、庄重的要求，拟定设计方案，确保开馆仪式如期进行。四、方志馆开馆，为创办“四个中心”迈出第一步

2007年2月1日，冬日的阳光普照着萧然大地，城区体育路上花团锦簇、红毯铺地，弥漫着喜庆的气氛，备受人们关注的来新夏方志馆开馆仪式将在这里举行。

现场的布置既喜庆又简朴：在方志馆外墙悬挂着一幅“解读萧山从地方志开始”的红色大横幅，主席台上方是一大串五彩缤纷的气球，红色的横额上书写着“来新夏方志馆开馆仪式”10个大字，主席台正中央背景图案上印有萧山历代编纂《萧山县志》的图案，一副“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楹联十分醒目，台中央一字排开的红绸缎犹如盛开的花朵，在签到处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本红色的贵宾签到簿，《来新夏捐赠目录》、来新夏方志馆开馆纪念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索取。

8时半许，应邀参加开馆仪式的贵宾络绎不绝地来到现场。来宾们胸前佩戴着精美的贵宾胸签，脸上荡漾着喜悦的笑容，各自挥笔在红色的签字簿上写下尊姓大名。

临近9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教授偕夫人缓步来到现场。他们与各位老友新朋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拍照留念。

中共萧山区委副书记谭勤奋，区委常委、副区长许岳荣和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区委党校、区文联、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萧山广播电视台、萧山日报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开馆仪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杨金荣、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吾泉、省地方志学会会长魏桥、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贾大清等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应邀莅临仪式。

9时30分，中共萧山区委常委、副区长许岳荣宣布来新夏方志馆开馆仪式开始。首先由中共萧山区委副书记谭勤奋代表区委、区政府向来新夏教授颁发了无偿捐赠的荣誉证书。在形如书籍的木质证书内，镌刻着来新夏的肖像，一句“家乡人民感谢您”简短的语言，表达了百万萧山人民对来新夏教授厚报故里拳拳之心的感激之情。就在来新夏教授接过荣誉证书的瞬间，现场掌声热烈，经久不息。

在掌声萦绕中，来新夏教授神采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鞠躬致谢家乡人民的厚爱后，说道：“我是一名萧山子弟，在故乡度过了童年，虽然一生漂泊四方，但时刻心系故乡，捐赠书籍建立方志馆，是希望给萧山的方志研究铺一点基础，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支持方志工作。我的祖父早在民国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个人编修《萧山县志稿》，他这种不畏艰辛、修志立书的精神，使我终身受益。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离开家乡也有七十多年了。不过，我一直记得自己是萧山人，我的根在萧山，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为萧山做点事。我一生从事文史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和书籍。这些书籍已经伴随了我一辈子，就像是自己的‘儿女’一样亲。是萧山这片沃土养育了我，把这些书籍捐赠给家乡，就希望它们在萧山的乡亲特别是年轻一辈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为萧山的地方志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他情真意切的讲话，再次赢得热烈的掌声。

中共萧山区委副书记谭勤奋在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辞旧迎新之际举行来新夏方志馆开馆仪式，这是萧山地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是全区文化建设取得的又一个丰硕成果。我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对来新夏方志馆落成开馆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新夏教授情系桑梓、无偿捐赠、倾心支持萧山地方志事业的行动致以崇高的敬意！“来新夏教授祖籍萧山，几十年如一日，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孜孜不倦地从事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诸领域有关方面的研究和撰述，先后编著出版专著五十余部，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著名文献学家。“来新夏教授一如既往地关心故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在萧山地方志事业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他应邀担任《萧山县志》顾问，2003年又担任《萧山市志》的顾问，他满腔热情、毫无保留地出谋划策，建言献策，为把《萧山市志》编纂成为精品佳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去年，来新夏教授毅然决定，将自己编著的著作和收藏的地方志书籍以及学术研究文献近千册无偿捐献给故乡，以实际行动支持萧山的地方志事业。”

谭勤奋要求区地方志办公室和方志馆的工作人员精心管理和爱护好来新夏所捐的书籍，行之有效地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使之真正成为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地情研究与咨询中心、地方文献中心，更好地发挥志书资政、存史、育人的功能。

谭勤奋副书记讲话结束后，在场的省、市、区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一起为来新夏方志馆开馆剪彩。此时此刻，一束束绚丽的礼花在主席台的上空绽放，现场成为五彩缤纷的欢乐海洋，贵宾的击掌声、欢快的音乐声、观众的欢笑声连成一片，将方志馆开馆的喜庆推向了高潮。

开馆仪式落下帷幕，省、市、区领导和专家、学者及贵宾，饶有兴趣地登上位于二楼的来新夏方志馆参观。

在通往方志馆的楼梯旁，悬挂着数幅萧山历代的地图和《萧山赋》，显得古朴、典雅、凝重；面积约70多平方米的方志馆内，一字排开6个大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由来新夏先生捐赠的专著、志书和手稿，藏书总量达到4700余册（部），成为萧山地方志理论与实践的宝库；在左侧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来新夏先生开卷有益的巨幅照片，在旁有介绍他明月清风著春秋的事迹；下方的长桌上，摆放着古往今来萧山编纂的各种《萧山县志》，集中展示了萧山地方志事业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贵宾进入弥漫着书香的方志馆时，很快将整个方志馆挤得水泄不通。当大家身临其境目睹来新夏先生捐赠的各种书籍时，纷纷向他投去敬佩的眼光，盛赞他的义赠善举为加快萧山方志馆建设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桌面上摆放着一大摞不同时代的《萧山县志》，其中有一部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由来新夏先生的祖父亲手编修的《萧山县志稿》。大家纷纷挤到桌边，一边聆听来新夏先生介绍祖父的修志历程，一边伸手触摸那本已经泛黄的志书，深深地被他们一家世代承传的优良修志传统而折服。

来新夏方志馆的诞生，既是来新夏先生情系桑梓、厚报故里的一个真诚善举的缩影，也是萧山地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萧山建设文化强区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吴越方志馆将应运而生，萧山有望真正成为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地情研究与咨询中心、地方文献中心。（柳田兴，《萧山市志》编辑）

来新夏师与北洋军阀史研究

25年前的1986年，我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来新夏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来师是北洋军阀史研究名家，当时他正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主持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种专题资料——《北洋军阀》。为使我们几位新入门的弟子在资料搜集与整理这一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方面得到一些实际的训练，来师安排我们在《北洋军阀》专题资料的编纂中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我们先遵师嘱，认真学习了他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一书及其他有关专著，同时又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北洋军阀研究的论文基本上通览了一遍。在对北洋军阀史的基本史实和学术研究动态有了大致了解后，我们开始接触具体的资料，实际参与到《北洋军阀》专题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之中。在此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确定了把北洋军阀史作为自己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研习方向。

研究生毕业后，我因留校奉职的关系，较之其他师兄弟有了更多聆听来师教诲的机会。特别是后来来师着手撰著《北洋军阀史》这一通史性学术专著时，可能觉得我在该领域已有一些研究功底和成果积累，邀约我加入了该书的作者队伍，承担其中一些章节的编写。在将近十年编写、磨砺该书的过程中，我与来师接触更多了，我们围绕北洋军阀史研究和《北洋军阀史》编写诸多具体问题而反反复复进行商讨与沟通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来师的耳提面命和要求点拨下，我终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书稿的撰写，同时经此历练，也多少领悟到了一些治学的方法和窍门。惟因自己智质樗栎，未能尽得来师真传而光大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记得来师在给我撰写的《皖系军阀统治史稿》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勉励我道：“我甚望建来锲而不舍，更加广搜博采，精雕细刻，再尽十年潜研之功，由三十余万字之《皖系军阀统治史稿》走向五十余万字之《皖系军阀统治史》，俾我以逾九之年，获见桃李之盛开，又何其乐也！建来其勉旃！”时光飞逝，来师的九十大寿已经临近，而我并没能捧上他所希望获见的《晥系军阀统治史》为之寿，这是我颇感愧疚的地方。但我想，对于前辈的学术薪火，传承与光大固然重要，而梳理与总结也是不容或缺。梳理与总结不单是为了表达一份纪念，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来师九十大寿即将来临之际，对他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包括北洋军阀史领域的研究历程及成果进行梳理，并作出客观评价，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毕竟是来师孜孜矻矻穷60年之功潜心耕作的一块学术园地，也是他确立在学界崇高地位与影响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当然，对来师在北洋军阀研究领域的学术经历与建树进行梳理与总结，责无旁贷该由我这位北洋史专业方向的弟子来做。二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恶名昭彰而又有着重要地位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一集团肇兴并活跃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经历重大震荡与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又曾在一定时期内把持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即使不够完整和有力）而叱咤风云、拨弄历史，它的兴衰起落及其制造的政争、割据、混战种种历史的客观现象，给人们留下了诸多需加认真研究与论定的重要课题。因此，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无疑地应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研究领域却备受漠视与冷遇，没能像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更多人的青睐。业师来新夏先生独具卓识，早在建国初期即开始涉足这块多数人不屑一顾或不愿多顾的荒凉园地。60多年来，虽然物换星移，人事变幻，但来师对北洋军阀史却是痴情不改，一直无怨无悔地在这块园地里耕耘着，可谓毕生寝馈于此。他先后向学术界奉献了一系列令人称羡的重要成果，包括被称为北洋军阀史研究“三部曲”的《北洋军阀史略》、《北洋军阀史稿》、《北洋军阀史》三部学术专著和5卷300余万字的大型专题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等。这些佳构巨制的接踵面世，使北洋军阀史研究无疑地成为来师博涉多通的学术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领域，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中熠熠生辉的一个亮点。

来师涉足北洋军阀史领域，最早是从整理有关北洋军阀的档案开始的。1949年9月，来师结束了在华北大学的政治学习，被分配到由该校副校长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工作。当时，历史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对入城后从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收缴移送来的百余麻袋藏档进行整理。在历时半年多的整理这批藏档的过程中，来师对北洋军阀从兴起以至覆灭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很快对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他便与北洋军阀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这块学术园地里最执著的耕耘者。

1951年春，来师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在教学之余，他开始利用以前在整理档案时所积累的一些资料，对北洋军阀史正式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并于翌年在《历史教学》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稿，引起了学术界同仁的关注。不久，在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界前辈的倡导与主持下，中国史学会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丛书的编辑整理工程。来师当时虽尚不及而立之年，但由于已在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因而也获邀参与了北洋军阀专题的资料搜集及整理工作。这一专题后来虽然因故中辍，没能像其他十余种专题那样结出硕果，但来师却意外地接触了不少有关资料，这为他后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来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邀约，开始着手撰写北洋军阀方面的专著。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改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1957年完成了《北洋军阀史略》一书。这是来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北洋军阀兴亡历史的专著。来师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变化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考察，探求其成败兴亡的历史根源与内在联系。因此，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大，才十几万字，但却是一气呵成，具有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内容明畅的特点。这部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当时治近现代史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而且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先后由桃源社和风光社两家出版社出版，在日本学术界风行一时。《北洋军阀史略》出版后不久，来师即遭致投闲置散的命运，被迫中断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直至70年代末，随着政治气氛的日渐宽松以及民国史研究的悄然兴起，他才又重理旧业，对北洋军阀史这块荒芜园地进行新一轮的耕耘。当时，学术界非常关心来师所从事的北洋军阀史研究，不少新知旧雨纷纷敦促他对其20年前的处女作《北洋军阀史略》进行修订再版，以应社会之需。来师受此鼓舞，立即投入了修订前作的紧张工作之中。他翻检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对象、分期问题以及北洋军阀的特点、地位、影响等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拟定了具体的修订方案，并邀约合作者，开始对《北洋军阀史略》一书进行全方位的修订。1983年，修订工作完成。来师将修订稿易名为《北洋军阀史稿》，仍交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北洋军阀史稿》虽然脱胎于《北洋军阀史略》，是在《史略》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修订之作，而是在量（篇幅）和质（内容）上都有较大的改观。民国史专家孙思白教授曾对《史稿》与《史略》的不同作了如下四方面的概括：（1）它在好些地方补充运用了已刊的档案、未刊的资料和译稿；（2）它吸取了回忆性文章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3）它对若干问题作了新的分析和论断；（4）它丰富了若干具体情节内容。并由此得出结论：《史稿》与《史略》看似有递嬗的联系，但实际上它应说是一部新著了。将《史稿》定性为新著，无疑是贴切的。它表明来师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方面已经超越过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北洋军阀史稿》面世后，来师开始把研究工作的重心转到北洋军阀文献资料的整理这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上。他把目光再次投向了30年前曾参与编纂但却中途夭折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这一项目，并与亟谋完成丛刊补缺任务的上海人民出版社达成了合作意向。由于北洋军阀的资料涉及范围较广，有许多资料尚未经时间筛选和学术考辨；有的又往往由于当时不同派系的政治需要而真伪参半；有些不仅已有较多的印本，还有近期的重印本，因此，资料搜求与整理工作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来师知难而进，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即主持完成了这套大型专题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1993年春，这套资料全部面世（第一册于1988年先期出版）。全书共三百余万字，分为五册。前四册系按北洋军阀兴亡历程中所呈现的阶段性，并围绕各阶段的几个重要问题选编而成，其中北洋军阀建军（1895～1912年）为第一册，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1912～1916年）为第二册，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1916～1920年）为第三册，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1920～1928年）为第四册，而第五册为参考检索工具书。就资料选编整理而言，这套书有以下几方面特点：（1）资料收录紧紧围绕北洋军阀兴亡这一主线。（2）资料的选录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和资料汇编等方面。（3）选录的资料均经严格筛选与考辨，可供研究者直接利用。这套大型专题资料的出版，弥补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最后一种专题长期阙如而迟迟未能配套的缺憾，使之终成完璧，也使来师了却一桩牵挂了30年的学术心愿；更为重要的，它为中国近现代史有关领域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包括来师自己在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辑整理北洋军阀专题资料的过程中，来师接触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北洋军阀史实的把握更加丰富，对诸多问题的认识也更为深入，因而益感《北洋军阀史稿》之不足而思重新编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北洋军阀通史性著述。1993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出版后，已年届古稀的来师没顾得上稍事休息，又立即邀约合作者，紧张地投入了撰著北洋军阀通史的工作之中。经过近十个寒暑，数易其稿，一部洋洋洒洒一百余万言，完整、系统、详尽、客观地论述北洋军阀兴起、发展、纷争、衰落直到覆灭全过程的北洋军阀通史性专著——《北洋军阀史》，终于在2000年底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北洋军阀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和完整论述北洋军阀集团兴起、发展、纷争、衰落以至覆灭全过程的通史性著述，上起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下迄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这部著作凝结了来师毕生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心血覃思，堪称他在该领域内的集大成之作；同时，这部尽显学术功力，饱含学术精髓，填补了北洋军阀通史性著述空白的著作，无疑也是代表了现阶段该领域总体研究水平的标志性成果。作者在撰著本书过程中，对该领域内一些关乎全局而又颇有疑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建国后五十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加上资料积累极其充分，又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著书原则，因此，这部书在章节架构、史实厘定、内容编排、观点论列、史料征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为此，这部书出版后，立即赢得了学术界的肯定与好评。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评价该书是一部“功力深厚的佳作”，认为它有三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内容充实，史事详明，条理清晰；二是史料丰富，辩证考信，根据充分，堪称信史；三是观点鲜明，颇多新意，自成一家之说。著名党史专家张注洪教授认为该书有三大特点：（1）选用资料原始翔实，力求反映历史真实；（2）论述观点正确得当，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3）整体结构严谨合理，形式内容堪称统一。并称誉它是：“史学界同类书中少有的范体”，“为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的深入发展及其研究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细心研读一下《北洋军阀史》这部书，就不难发现，这些分析与评价是客观中肯的，没有虚美的成分。2003年，《北洋军阀史》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历史类二等奖。2011年5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鉴于《北洋军阀史》的传世价值，重新印行了本书。

除上述这些代表性成果外，来师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方面还发表有许多闪现着学术思想灵光与火花的论文，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如在北洋军阀史研究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给“军阀”下定义、立界说。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因此，要对它作出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但这一问题又不容含混其词、模糊处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更关系到对诸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来师为此撰写了《论近代军阀的定义》一文，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他论列了中外学者关于“军阀”定义的各种观点，并对这些定义多集中于从私兵、地盘和武治（直接的军事统治）三方面来立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私兵、地盘和武治只是作为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拿这三项和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现实情况相比量，往往有不相符合者；给军阀下定义固然应包含条件，但最终须取决于本质，而最体现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行动准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给军阀下了如下定义：“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显然，这一定义较之其他关于“军阀”的种种定义，立论更全面深刻、更缜密到位，也更有说服力。又如关于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民国史专家李新、彭明等均持此说。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受到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军阀时所持观点的影响。从宏观上看这一观点无疑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与说明。因为，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什么直到19世纪末才孕育北洋军阀这一怪胎呢？可见，仅仅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性质的角度去揭示北洋军阀产生的原因，既显得笼统，也有些苍白。来师识见及此，又专门撰文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更为接近历史的客观实际的观点。他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首先是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朽和旧军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与延续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策略改为通过支持代理人而物色了袁世凯这类人物；而袁世凯在掌握一定权势后，又善于运用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由于北洋军阀史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因此，争议问题甚多，疑义迭出。来师对一些有较多争议又较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北洋军阀的特点与历史作用，以及北洋军阀史的划阶段问题等，几乎都有专文论述。这些文章或力排众议，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或折中诸说，断以已见，形成新的观点，论据充分，论述缜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每每有一锤定音之效。

来师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经历了60余年的漫长路途。他的这一学术历程，既充满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艰难，也取得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值此来师九十华诞之际，我谨行文对来师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方面的大致情况作一梳理与介绍，以表达对先生的钦仰之情与纪念之意。我们衷心地祝愿来师身体健康，生命之树常青，学术之花常开！（莫建来，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审）

说《只眼看人》

在史家看来，历史更在于人物的主体性，正是摇曳多姿的历史人物才使得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格外引人注目。所以，对于学者，独具只眼，就某些特定历史人物展开分析，既是一种学术追求，又含有其为人物所吸引而欲罢不能之一般性。换言之，在同历史人物的对话中，研究者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历史的风尘，更有与历史人物灵魂的碰撞。

来新夏先生寄怀于小品文，论及历史人物，钩沉索隐，于文献中发掘历史人物的种种他证，于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变得形象丰满了。自《晋书》中吴隐之一路数来，李清照、郑思肖、范钦、顾炎武、屈大钧、王士祯、纪晓岚、谢振定、昭梿，及至近代郑复光、林则徐、徐寿等人物，在来新夏先生用史料搭建的历史剧台上，各具风流，跃然纸上。以小品文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使读者于轻松中知晓该人物之个性，所谓纸短意深，看似轻松，实非熟知史料的大家所不能为也。而来先生此书系积二十余年之点滴采撷，依一定之次序选编而成，是故，篇篇读来精彩，同时又不失其轻松活泼。该书所选之人物皆已作古，此亦为来先生刻意之举。“至于今人，则人心莫测，阴晴难定，随风转舵，卖友求荣，云云云云，实难一眼看透”。此语极是，同时又隐映出先生的人生历练，实为后辈深思的诤言。显然，这与先生以白内障戏语的“只眼观人”有天壤之别。从书中遴选的人物上，亦可明白“优选”之深意，此种种人物风流，何尝没有先生之某些寄托？（穆双，原名王志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文史之对接与契合

文史学界熟悉来公的读者和朋友，都深知他原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在其心灵深处有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永难割舍的爱恋与执著，尽管他对之进行过精深的解剖和评骘。于是在我的印象中，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十几年，他的著作似还未越过他长期积淀的专业范围，即使在我的小小书房中，伫立于书橱上的也是他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中国近代史述丛》、《林则徐年谱新编》、《中国地方志》、《志域探步》、《古典目录学》、《古籍整理散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书文化的传承》、《北洋军阀史》等近二十种。可是，就是在近年，我突然发现来公的影响竟然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他的文史随笔专辑联翩而至，仅在我的案头，就有了几近二百万字之大关的十多部散文选集，计《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学不厌集》、《出枥集》、《一苇争流》、《邃谷谈往》、《来新夏书话》、《且去填词》、《谈史说戏》和刚出版的《80后》。在我解读这些文本并追寻其古稀之年“变法”的演进轨迹时，我发现了一个我自认为能得来公学术和心灵真诠的现象：在史学和文学两条路并行的轨迹上，他进行了从容的对接。

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始终认为，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人类的心灵史。也许正是根据这一认识，我主张把文学作为“心史”来研究。因此，如果说来公在几十年治近代史、地方志、目录学和图书事业发展史方面，是在铺陈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史，注重的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衍演变革的话，那么与这种“编年史”的纵向宏观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他近年却在横断面上逼真地展示了人世百态和各有一方天空的学术文化，这既体现了他的学术见地，又说明了他文化焦虑和现实关怀之深。所以与他的“编年史”不同，作为横断面的随笔，其展示方式是描绘人、事、书、物、山川的品格与气韵、性质与形式，从而也就暗示了纵向的历史沉积过程。因此，读来公的大部分随笔，给人的强烈印象好像总是能不断地听到一连串的声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活着的历史！于是它证明了一点，历史过程和发展及其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于是史与文在来公的随笔中得到了契合。

有成就的文史大家总是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因此他们总是能把对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紧紧地统一起来。来公的随笔最突出的特点正是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在历史的背景上思考当代，真正做到了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的融合。比如来公对林则徐的研究用力最勤、也最见功力的是《林则徐年谱新编》（以下简称《年谱》），这是一部搜罗既广，采掇且备的长篇力作，它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典型的人物随笔《林则徐的取法前贤》、《林则徐的书札》、《林则徐死因之谜》、《林则徐的禁毒思想》、《林则徐的诗》、《林则徐禁烟与当前的肃毒》以及《林则徐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奉献》等篇什，我却并未把它们看做是厚重沉实的《年谱》的浓缩本或派生物；相反，我有意识地把它们看做是独立的人物速写。而当你面对这些人物速写时，你会很快地对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有了文化血脉上的亲近感。在生命体验上，这几乎使我们更直接更强烈地触摸到了林则徐的一颗深邃伟岸而又高贵的灵魂。同时，我们也就发现了来公内心的浩瀚和力度。所以我们可以把有关林则徐这一组随笔视为《年谱》的姐妹篇，甚至可径直地与《年谱》并称为“文史双璧”。这里给我的启示是：以人性写历史的原则，即用理性、情感与人性来和历史人物沟通。

在《兼资文武、六艺旁通的女科学家王贞仪》、《自制望远镜的郑复光》和《化学家徐寿的生平与成就》等篇，来公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表层的历史知识和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从而让人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史的光辉传统，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倒是来公的当代意识，它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化精英，真正领略到了他们禀天地之气、妙悟其潜藏的人生底蕴。来公笔触所至真是洞幽烛微，出神入化。于是人们从王贞仪、郑复光、徐寿等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龙虎真景”，这才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文学家的感悟力的有机融合。

有一句读书人都很熟悉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当然是对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反讽。倒还是马克思说得更深刻：“思考使人受伤，受难使人思考。”来公正是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化作冷静的沉思，化作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也无风雨也无晴》乃是《依然集》的代序。我拜读此文，可以说是心潮起伏。而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它，是因为该文是来公心灵的一次曝光或曰是他心灵的折射。他谈及在没有纷扰和半夜静思的时候，他不断地重温少时反复读过的东坡翁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他写道：“……这首词确曾给我一种解脱，无论在明枪暗箭、辱骂诬蔑的风雨中，遭到天磨和人忌；还是在几度闪光的晴朗时，傲啸顾盼，我总在用这首词的内涵使我遇变不惊，泰然自处。”看了这样的文字，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一贯的思路中，“无悲无喜”乃是一种极高明的参禅境界，像来公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一下子上升到佛界四禅天呢？当然不是，他只是在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情趣，一种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一则短序，我发现先生倾注了浓烈的情感，因此你同样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心灵史的一角。我若有所悟：来公历经磨难。然而正是这人生的磨难才真正成为他的精神财富。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文史之学支撑着他的理想与信念，他也许不会或不可能走到今天。他的历史随笔是比一般的倾诉更高一层的表达。

既然有了这样的心灵境界，于是为文时，你又可感受到先生内心虽难免仍有激愤，但却少大言，而大义自显。至于激烈的指责或者吹鼓手式的吹吹打打却与他的所有著作了无因缘。所以他的随笔少用断语，而提供给读者的乃是深层次生活的和心灵的真实，却又把判断的权利留给了读者。《漫说“势利眼”》、《谀墓之文》等都是有感而发之作，然而却无剑拔弩张之势，行文心平气和，娓娓道来。所以我常说，作家越老灵气越足，在自我消解的过程中，他们的“天目”洞开了，看见的再不是青壮年时代的梦中幻景，而是超越现象界的人性弱点。于是，在我们读惯了过去和现在那种急于臧否、勇于判断、致力于结论的文章，再来读来公的大作，不禁想到中国当代的随笔，原来可以有这样一种从容一些、具体一些、情绪平静一些的写法和路数！在这个问题上，它给予我这样的启示：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个有社会良知、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经受得住心灵的煎熬，而决不能以付出人格为代价。

来公说，他读的书除了用文字写成的书外，还读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参见《路与书》序）。对于后者，人与人之间都不可重复，而对于前者，后学只有仰慕：来先生读的书真多！请看十多部随笔集中就有那么多的读书札记式的“书话”。比如《依然集》中的那两组小品“清人笔记随录”和“清人北京风土笔记随录”尤堪一读。来公之文吞吐古今，胸中经纶，若浩浩烟波之无垠。这使我想到：进入成熟时代的作家，有在高层次上重新认同传统文化的能力。然而这认同并非无批判、无自省，而是一种智慧者的沉潜，既保持着现代人的理性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之精要产生深邃的感悟。所以我说，来公乃是深谙书话写作之大家。因此我读他的这些书话小品，确实读出了他的学识，读出了他的才情，更读出了他的人生况味。

从心灵史角度来观照来公的写作和研究生涯，我认为还有一个绝不可忽略的特色，那就是除了他的一以贯之的学术文化使命感以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至高无上的自怡性。人们也正是从他快进入古稀之年突然敲起了电脑，才更领略了他的性灵、哲理、兴会、机趣、妙谛。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他心灵自由的产物，因为他写出的都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文史的契合，是对自己心灵历程的呈现，展示的也必然是丰富的心灵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来公的这种境界，确也给人一种很有意味的启迪。学人应该有一种水的素质，自然一点，随意一点，不要有一种太定性的东西，通脱对一个学人来说是很必要的。已故青年作家王小波曾说过一段话：“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是，是否有趣地生活过，接触了有趣的人，听过有趣的话，做过有趣的事。”是啊！在你生命的流程中，如果你曾经有趣地生活过，你曾经做过有趣的事情，为别人做过有益的事情，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了。

是的，只有把个人生命融入文化生命、民族生命，个人生命才能升华，人生才有意义，生命才有价值。我心目中的来公正是如此一位大学问家。（宁宗一，学者，南开大学教授）

寂寞学者的情怀

2004年正月初四，来新夏先生应邀自津门来京，又一次在国家图书馆作公益学术讲座，晚上我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因为鹭江出版社组编的《名师讲义》刚刚出版了他的《古籍整理讲义》，所以他也知道我与闽地出版社有些联系，席间就顺便提到因为《林则徐全集》的因缘而为海峡文艺出版社选编了一本个人随笔集。不意在暑假将尽时就收到了来先生赐示的《学不厌集》。集子还有副题：“来新夏学术随笔自选集《问学编》”。题签显是来先生手笔，“学不厌集”四字端严恭谨，稍逊法度而不失遒美；一如来先生其人，虽满头银丝自具威仪而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本色可爱。我拜读时，被本书“代序”——“享受寂寞”的标题吸引住了。因为知道前些日子他老伴仙游，在电话里表示慰问时，来先生就提到过“寂寞”二字。当时他语气的平缓和对同事帮助料理后事的感动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又在集子开篇见“享受寂寞”，我便不由自主地要关注一下他所经历的是怎样的“寂寞”、关注他又是如何地“享受”那寂寞。

他自言一生曾有过两次寂寞。第一次是在四十多年前，乃是被圈于牛棚，下放劳动的时间。这是人人尽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来先生在“难耐的寂寞”里用那些“曾被人踏过撕过的书稿中求解脱”，他不仅因此战胜了寂寞中的烦躁和恐惧，也使自己的心灵在肉体被禁锢的时候得到慰藉。在肉体被禁锢思想也不得自由的时期，如此能够享受的寂寞，岂非正是对逆境无道的蔑视和对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展示！他的几部书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恢复和撰写的，我想那几部书稿对于来先生而言已不单单是学术的积累与创获，而是印证着生存的意义、保留下的是生命旅程的痕迹。他再一次享受“寂寞”是在1990年代离休以后，由于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发随心所欲地读所愿读之书，为愿为之事，在极大的个人空间中恣意纵横、自由驰骋。特别是他不再甘心蜗居于“纯学术的象牙塔中”，自觉地追求“衰年变法”，开始以随笔的表达形式“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第97页）。他以自己的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人生见解浅吟低唱，竟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一苇争流》、《且去填词》、《来新夏书话》等十余种随笔集。这一时期以来，来先生笔下常常表达对“时代”的感谢，因为是时代对他的赐予、支持与鼓动（第95页、第99页）。但早已是历经世情百态、觉悟人生奥义的学者，自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对苏东坡《定风波·莫停穿林》一词的解读（第128页），确乎是在心底里腾涌起一派宁静澹泊的纯真。不再呈其少年意气、踌躇满志，不再是轻言感动，那天门长啸、处乱不惊的泰然也跃然纸上。二

享受寂寞的人是否就是孤独的，是否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否就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呢？江山依然，人生故我，来先生“欲将心事付瑶琴”，倒没有疑虑“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读罢这本《学不厌集》，可以体会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时事对社会漠不关心的。相反，他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享受寂寞时对学术的执著、对事业的追求、对故人的追怀、对师门旧谊的珍爱，尤其是不曾忘怀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把随笔作为表达自己一生学而不厌所得的形式，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学问“回归民众、反哺民众”（代序）。对于近年来学术界的几多文化壮举与工程，他都直言坦陈个人意见。像重修清史一事，学界议论纷纷，这一工程已在戴逸先生主持下上马，来先生撰写了《关于编纂〈清史〉的体裁与体例》（第17页）、《发掘新编〈清史〉史源》（第29页）等献言献策，他在谈到此书的字数时说：“新编《清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二十四史的总和。近定两三千万字，已属过大。姑定2000万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则总工作量为6000万字。以10年计，每年应完成经三审定稿之字数为600万字，每月应完成50万字，这是机械计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难以如此计算，旷日持久，是否能始终如一，至堪忧虑。”（第27页）这一忧虑应该不是杞人之忧。其实，戴先生自己为了新编《清史》的工作，基本放弃了个人的著述计划，他早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但是下卷的《洋务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初稿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整理。据说，来先生曾为新编《清史》送给戴先生一句话：“戴公是要鞠躬尽瘁”，戴先生答以“死而不已”。令人闻之不禁感觉后背有冷风飒然而至。对于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的宏大文化工程《儒藏》，来先生又以《新编〈儒藏〉三疑》（第33页）发表评论。他先以报端对“儒藏”说辞不一而呼吁应“摈弃‘文人相轻’之积习，树立‘文人相亲’之新风”，复对“儒藏”编纂史正本清源，更对其编纂是标点还是影印的处理谠言：“还是影印本好”。究竟作何选择，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来先生提出的作标点本不妥的问题很符合情理：“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这番话虽并无深言奥义，却实在是高论。不仅涉及古籍整理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更涉及当今体制下的某些“规则”，而往往正是这些规则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三

宿儒耆年，回忆前尘，对旧交故友的追记是最可读的文字了。来先生此集中不仅卷五有“儒林观风”专作述说，而且在另外四卷的“学术管窥”、“书山有径”、“撮其指要”、“书海徜徉”中也处处闪烁着他记忆的碎片，就像尚未完全打开塞子的陈年老酒散发出阵阵醇香。他早年就读辅仁大学，以《汉唐改元释例》为毕业论文得陈援庵先生指点，故是陈垣老门下弟子。后又得范老（文澜）垂青得为研究生，聆听教诲，体会“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深意（第89页）。他一生中所遇良师多多，像中外交通史大家张星烺（亮尘）、版本目录学巨擘余嘉锡（季豫）以及柴德赓（青峰）等先生，复有启功（元白）、赵光贤等，均一代大儒。来先生追忆师门掌故，自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笔下的记录尽管断断续续，但凡是着墨之处均能曲尽其妙。如记录当年迎新会上模仿陈垣老漫步讲台、以手捋须的动作被批评后的自责、对陈垣老教学一丝不苟的回忆，都很能表达出一位大学者、真君子的自然神情（《师恩难忘》）。启功先生以诗书画创作与鉴定享誉海内外，来先生对其师书法自然也是喜爱有加，曰其“中年以后，飘逸潇洒，直逼明人董其昌与邢侗。八十岁以后，年高体弱，笔墨略见瘦削，但字体、行气、用笔等等，依然大家风度，足以示范后学。”（第241页）当他见启功先生以签名笔之类的硬笔为曾贻芬、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的题签，不禁引发阵阵辛酸：“我心酸于吾师老矣！”进而，来先生以启功先生因患眼疾难用毛笔仍以硬笔题签，是“为了不让晚辈失望”的揣度感慨这“难得的温暖友情”，则又是来先生读书评书之际体味其中所装载的“人间冷暖”，这情之所动，又岂可以寻常“寂寞”抒其胸怀！？来先生《元白先生的豁达》记1996年初夏探望刚刚病愈出院的启功先生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第258页）

这一记载十分传神，展示了启功先生的豁达幽默可爱。启功先生的笑声的确动人。去年的一天，有人给他来电话请吃饭，启功先生在电话中这样说：现在我什么也吃不了。比如说吃炖肉啊，瘦肉，我嚼不动；肥肉啊，它连着皮。我净吃那油儿，哈哈，也不行。皮我也嚼不动。这简直是要命啊。现在我在家里吃的东西，您笑话，有时候喝碗粥就完了。请您给Y先生说一下，我实在感谢他。好不好？哈哈。我现在营养真的不缺乏，但是我吃不了，他们还说笑话，说是我是吃素了、吃斋了。我说我要够了那吃斋的资格那我还高兴了呢！

说罢，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年届九秩的老人童心不泯、毫无顾忌的朗朗笑声实在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尚在上初中的犬子听到过启功小说这段录音，每逢他自己大快朵颐，也时不常地会提及启功先生吃“油”的趣事。

怀念师门旧谊，充沛的感情乃在情理之中。来先生不仅如此，他对那些在自己学术生涯中相知相交和帮助过自己的人也都充满了殷殷之情。他说，自己195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有机会承担“中国近代史”，是因为吴廷璆教授到朝鲜前线慰问，回国以后认可他的教学能力就把主讲的任务交给他，于是这门课就成为他三尺杏坛上的主讲课之一。1957年来先生完成的《北洋军阀史略》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学术声誉。此书出版的细节虽然历经约半个世纪，仍历历如昨，他说这是得到荣孟源先生的推荐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的。而1983年在此书基础上增订为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也是因为“许多新知旧雨频加关注敦促”才重整旗鼓的（第95页），后来来先生又尽其心力在2000年交付出版了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他也特别赞扬了自己的几位学生和两位日本学者的鼎力参与，而没有自贪天功。

即使是不曾相识的人，也因为喜欢读书，因为学术的魅力而毫不吝惜自己的拳拳之忱。书中所收《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副题是“兼悼熊秉明先生”（第231页）就是这样的一篇文字。熊秉明先生是旅居法国的著名雕塑大师和艺术教育家，来先生曾为其名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做过评论，但他与熊秉明缘悭一面，本来约定的相晤，因为熊秉明先生的突然辞世而成为永恒的期待和难以弥补的缺憾。于是他把自己对熊秉明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悼念写成了上文。此文最初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刊发以后，一位大型书画艺术杂志月刊的主编曾流露出对刊发此文的艳羡。在天人永隔、人鬼殊途的感怀之中，来先生在阅读熊秉明、理解熊秉明对艺术的诠释与智慧时，又是以怎样的黯然神伤去消受那“寂寞”呢！四

来先生是位有个性的学人。对学术的敬畏，他自表现出学人的操守。来先生是杭州人，但在津门寓居半个多世纪，他视天津为第二故乡。所以当天津市委以编写《天津近代史》一事相托之时，虽然自忖这是所任非人仍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不理会耳边会有的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为了早日完成，他不分日夜，竟至劳累过度病倒使心脏受损。虽然书稿未臻至善，而且又因为题签是请启功先生而不是领导以至于日后发行未获有力支持，说明编写《天津近代史》前后过程颇有不快。但来先生自言“毫无怨悔”，他珍视自己与天津的一份珍贵情缘（第114页）。这份忠于所托、不避嫌隙与个人得失的史家情怀，岂是那些未曾享受过“寂寞”者流所能知悉！

来先生虽然自谦其晚年随笔不过是“以秃笔残墨率尔成文”（第133页），但他也自许为“瘦骆驼的水囊”，“也奢求师友们当行经荒漠感到干渴时能从这头瘦骆驼的水囊中姑且喝上一口”（第127页）。他对友朋后辈的奖掖、对师门诸公的敬仰，体现出温良恭敬的君子之风。说实在话，此集中所记满洲俗谓饺子为“饽饽”（第256页）的闲适、放眼人生幸福的“达”观（第119页、286页）、著作等身与二寸（第276页）的执泥、“老成凋谢”（第295页）的古道热肠，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老骥出枥，志在万里”的放旷，甚至是“我好想‘考博’呦”（第279页），那谐而不虐，一副鹤发童颜的老辣与真趣，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成为这部《学不厌集》使人难以释手罢读的理由。人生难得老更忙，来先生告其近著《清人笔记随录》已交付出版，我们期待他在“享受寂寞”时有更多的成果。《学不厌集》是来先生又一部随笔新集。他来电话告知此集出版并问讯是否收到时，还特别提及这个集子主要是编选了学术层面的内容。而我在炎热的季节阅读时，没有也不敢在学术的层面上妄言短长，而是有感于一位前辈在享受寂寞时字里行间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学人情怀。寂寞的学者是动人的，寂寞的学术是美丽的，学问是寂寞者的事业。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先生晚年为学之求新求变并致力学术随笔之举，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惟是夫子自道，也是来先生指示如何感知“寂寞”的美丽和享受美丽的“寂寞”的不二法门！

相信来先生不是惟一享受这美丽“寂寞”的学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这寂寞的美丽是永恒的。（任士英，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从《书目答问》到《书目答问汇补》：一部举要书目的世纪阅读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有为（1858—1927年）在桂林讲学。他给学生讲授读书门径时说：“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而且“每部值银数分，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这一治学箴言可追溯到康氏年少时的读书经验。光绪二年（1876年），十九岁的康有为到清儒朱次琦（1807—1881年）门下研学。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张之洞（1837—1909年）的《书目答问》，并深深为之折服。在不可复制的历史进程中，却时有相似的情境发生。后来成为康氏弟子的梁启超（1873—1929年），大约在光绪九年（1883年）至十年（1884年）间初读张之洞《輶轩语》、《书目答问》，此二书也给少年梁启超的读书求学带来益处，后来他论幼学时说：“启超本乡人，瞢不知学，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梁启超读《书目答问》是在拜师康有为之前，也就是说，梁氏读此书，并非受康氏影响。两个年轻学子，先后受益于《书目答问》，数年后又成为师生，并同为中国近代学界、政界的风云人物。我们不能确定这里是否存在历史的偶然，但自《书目答问》成书百余年来，阅读过并受益于它的学人却不在少数。其中必然有些道理。一

清朝初年，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局面逐渐稳定、学术思想有所革新的基础上，清代文献的生产和整理工作趋于繁荣。在官府和民间刻书、编辑、藏书等事业的推动之下，清代图书种类、数量大增，至晚清已累积了丰富的典籍。仅就《清史稿·艺文志》（章钰等编）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武作成编）所录，清代三百年间创作的图书至少在二万零七十一种、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卷以上。特别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编成之后，面对三千余种、近八万卷的书山，年轻学子如何寻得捷径？

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自然是一个良方。如张之洞认为读书“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嘉锡（1884—1955年）也认为：“《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又说“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然而，《四库提要》内容庞大浩繁，不便初学者学习，而且自《提要》编成至清末，间隔近一个世纪，其间在学术研究领域上又涌现出质量颇高的著作。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学子常向他提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张氏认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书目答问·略例》）因此，在他入川的第二年（1874年）就开始主持编撰一部供学子购书、读书参考的举要书目，并在缪荃孙（1844—1919年）等人的协助之下，完成了一部举要书目——《书目答问》。《书目答问》收录我国古代两千余部经典文献，书目分经、史、子、集四目，外加以丛书目、别录目、国朝著述姓名略，凡七类。每部书名下，注明作者姓名、版本出处、卷数异同，并择优为重要者酌加按语，皆以利于指示读书门径为前提。由于《书目答问》所列多为实用易得之书，因而自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各地不断翻印、重刻，就产生了多种刻印本。又因为“藏书者不能尽收，读书者不能遍阅，虽以老人（缪荃孙）与相国（张之洞）之博览，亦不免有盖阙之疑”，“初刻印本，疏漏甚多。采录之书，亦未足为定论。其后屡经修补剜改，或抽换版本，至于一再重刻，故出入详略，前后大有异同”。因此，对于该书存在的缺失和讹误，后世各家相继进行补正，于是就有了多种校补本。据当代学者郑伟章先生统计，《书目答问》屡经翻印重刻、校补注疏、编制索引，至2006年左右已达百种，故称之为“大火爆书”。

那么，现在又有了个“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书目答问》诸多传世版本，哪种易读、易得、准确，或能集诸家补正之大成，更便于今日初学者使用呢？

其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者、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就着手汇集诸家校本（含校刻本、批校本及校语），增补《书目答问》。21世纪初，来先生所作的《书目答问》补正笔记在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先生的帮助下，整理成出版稿。同时，藏书家韦力先生把自己所写“私藏古籍著录”成稿赠与来先生。由此，《书目答问汇补》一书终于编成，并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4月刊行。是书以编著者经眼的版本为取舍范围，进行了大量汇补工作，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选定底本，汇录诸家校本（语）。

来新夏先生旧稿原以民国二十年（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为底本，后因光绪五年（1879年）贵阳校刻本（王秉恩校、陈文珊刻）“改正清光绪二年刻本多处误字而成较善之本”（《书目答问汇补·后记》），故选用贵阳本为汇补之底本。汇补本以每一种书为一条目，先录底本正文，次列诸家校语。所选校本（语）有江人度、叶德辉、伦明、孙人和、范希曾等凡十七家。如子部《困学纪闻》一条：

困学纪闻七笺附集证二十卷。阎若璩、全祖望、程瑶田、何焯、钱大昕、屠继序笺。万希槐集证。通行本。

叶 嘉庆十二年刻本。

佚 嘉庆十二年万氏刻本。

范 又涵芬楼影印元庆元路刻本，无注。

韦 嘉庆元年黄冈万氏刻本，嘉庆十八年扫叶山房刻本，嘉庆十八年胡氏山寿斋刻本，咸丰二年黟县临川书屋刻本。

汇补本繁体竖排，诸家校本，以校者姓氏表示，为了醒目，以方框围之。上例中“叶”，即叶德辉校刻本；“佚”，即佚名批校本；“范”，即范希曾补正本；“韦”，即韦力批校本。（二）增列汇补者按语。

在底本正文、诸家校本（语）之后，增列“按语”，对底本及各家校语略作说明，并订正讹误，兼采其他学人研究成果。如经部《经传小记》，在底本正文及江人度、叶德辉、伦明、范希曾、邵瑞彭、刘明阳、韦力七家校本（语）之后，“按”曰：

底本作“三卷”，误。当为“一卷”。

又如史部《古今伪书考》，在底本正文及江人度、范希曾、刘明阳、韦力四家校本（语）之后，“按”曰：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二月初版，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重印，又黄云眉补。

汇补本正文“按语”皆由来新夏先生撰写，实际上是他校读《书目答问》诸本的批注，故列为十七家校本（语）之一。（三）汇录《书目答问》版本图释、刊印序跋、诸家题识。

汇补本对编者经眼的《书目答问》诸版本情况，逐一进行简要介绍，自光绪二年四川初刻初印本至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凡四十九种。并遴选其中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版本，配以图版，凡五十三幅。这部分内容附录于正文后，介绍了各版本间的渊源、承续，同时加以比较，便于读者查检、比对。《书目答问》问世后，翻刻、重印、校补者往往撰写序跋，简述刊刻原委、评点内容异同。诸多学人藏家也将自己对书的认识和心得，信手书于卷首或卷尾。如今，《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汇录八家十一种序跋文章、十四家三十余则名家题识，作为附录，奉予读者。这些短札片语，不仅是考察《书目答问》一书刊刻流布的重要线索，而且呈现了近百年来诸位学人藏家阅读该书的历史记忆。如伦明（1875－1944年）与叶德辉（1864－1927年）读《书目答问》，常备检览，时有所见所得，则以批注。民国十四年（1925年）伦明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叶德辉，“谈次，各相见恨晚”，并“约互抄借所未有书”。又如1975年冬，袁行云（1928－1988年）为编纂《古籍举要》，向王伯祥（1890－1975年）借阅其“小雅一廛案头常备之书”——《书目答问补正》批校本，八十五岁的王氏“慷慨应允”。袁氏得以录存副本一册，并将这一书缘作以题录。

从王秉恩（1845－1928年）为《书目答问》（贵阳刻本）所撰跋语中，可知光绪三年（1877年）春，张之洞在北京以《輶轩语》、《书目答问》二种定本传授王秉恩。是年冬，王氏携书归贵阳，众人皆来借读。王秉恩说：“定本版师（指张之洞）送之鄂，间有印行，成都亦刻有小字本，皆不易致”，故又有贵阳本问世。由此，可一窥《书目答问》在地理上由北向南的知识传播过程。二

自清末迄民国，很多学人早年都曾受益于《书目答问》及其补正作品，如陈垣（1880－1971年）十二岁时开始读《书目答问》，十三岁开始读《四库提要》。陈氏谈及读书经验时还提到《书目答问》，“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可知，其早年学术功底的积淀与这两部书目的阅读是分不开的。后来，余嘉锡也曾对陈垣说过“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顾颉刚（1893－1980年）早年购书、读书也常翻《书目答问》，那时年少的他常往苏州观前街一带的旧书肆去买书，开始接触目录、版本方面的知识，他说“《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

张舜徽（1911－1992年）自述其父亲一生治学很重视《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认为是“读书的指路牌”。而张舜徽之所以立志自学，“是和家庭所提供的读书环境和条件分不可的”，《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就是家中旧有藏书，因此他从少时便经常翻阅这两本书，《书目答问》末附清代学者《姓名略》，开首便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张舜徽说：“我对这段话，深信不疑。我认为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不可急躁。”大约在七岁至十七岁时，他读过王氏《文字蒙求》、《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段氏《说文注》及郝氏《尔雅义疏》等书；当其在小学方面具有基础知识以后，开始研究经学，读《毛诗》、《三礼》等书；二十岁以后，开始涉览史部之书，读过《史记》、《两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进而成长为文史大家。由此可见，《书目答问》在读书生活中对其影响之深刻。

同时，《书目答问》也受到了学者们的推崇，并将其作为自己指导后学的“利器”。在读书治学尚处迷茫之中时，二十多岁的徐特立（1877—1968年）跑到长沙举人陈云峰处请教。陈氏劝他立志读书，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八股时文上。然后，陈氏送了他一把纸扇，并在扇面上题写“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以此勉励徐特立。徐氏马上跑到长沙马王街的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二书，作为读书的指南。

上世纪60年代，王重民在北京大学开设《书目答问》课程，采用《书目答问补正》作课本，“通过它学会四部分类，并认识每类中主要古籍”，达到“既有重点，又通达了古籍体系”的教学目的。王重民还对《书目答问》进行过校注，并手订《书目答问参考资料》一册，指导学生学习。1983年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明清史专家童恩翼在研究班上讲授目录学与读书治学的关系时，特别推崇《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认为“治学由目录学入手，而治目录学又由《四库提要》或更浅的《书目答问》入门，循序渐进，广泛地、系统地、有计划地攻读古代的文献典籍，在博闻约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专长”。

业师徐雁先生从接受史的角度评价《书目答问》说：“鞠育百余年间国学人才”，并以民国辅仁大学陈垣、余嘉锡、柴德赓、来新夏师徒的阅读史，呈现了现代学术史上《书目答问》鞠育人才的典型一链。此外，他还考述了梁启超、顾颉刚、姜亮夫、缪钺、郝树侯、张舜徽、罗继祖、程千帆、张永言等近现代学人关于《书目答问》的阅读史。徐雁师还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述了后世对《书目答问》的研究途径。从而，详尽地阐释了《书目答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层面上的流传和影响。

当然，在清末新、旧学交替的时代背景下，主收国学典籍的《书目答问》免不了被后世所诟病，视其为保守旧学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势力”。然而，从上面康、梁诸人的例子来看，自清末至民国，该书并未因为“出身不好”而被“换新”、“革命”。这大概是因为此书对于治学的实用性远大于所谓的政治性。即便体制变迁、时代变化，其于阅读国学经典、学习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却未曾损减。罗家伦（1897－1969年）认为《书目答问》实际支配影响中国学术界数十年，李小缘也曾有评价说后来的十余种国学书目，都不及《书目答问》之丰富而扼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书目答问》所著录的清末通行本在一百余年后的今天已不是易得、易见的了；现在，大概也少有学子因为读经而去读《书目答问》的；更不会有人因考科举而通过《书目答问》去购书、读书。徐雁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书目答问》诸版本时发现：

该馆收藏有包括四川初刻本，叶德辉、胡适和向达藏本，江人度笺补本等在内的各种版本十二种。在1985年以前的数年间，该校师生留下了较为频繁的借阅记录，而在此后却少人问津。以至于有学者慨叹：“目前高等院校的文科学生，不懂古典目录学基本知识的现象是普遍的。甚至不少人连《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也没有听说过，亦不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何物……”《书目答问》对于学子学习文史知识的指导作用，前已略述；它对今人研究清代文献史的重要价值，也自不待言。不过，它作为一部具有推荐、导读性质的举要书目，对于今日的国学举要书目来说，至少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其一，与藏书目录相较而言，举要书目更偏重对阅读的向导性。我国古代馆藏书目和私藏书目，旨在对一代或几代积累的文献作以整理和总结。虽然藏书目录对文献进行分类，如可根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法查找文献，但是这类书目主要解决的还是“有什么书”的问题。而举要书目解决的则是“读什么书”的问题，如《书目答问》即是在众多文献的基础上，举其精要，作以推荐。其二，推荐之书的版本须是通行的精准本，才能发挥向导的最佳效果。历经时间打磨的经典著作，往往有几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版本行世，在整理、校注、翻译甚至印刷装订上，都会因版次的不同而有质量高下之分。对此，张之洞颇为看重精准本。他认为：“（清朝）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其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又“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书目答问·经部》）。因此，在张之洞看来，“本朝刻本”是最宜推荐的精准本。“本朝刻本”，又多是流通于当时的常见书，不像宋元版本那样珍贵罕见，而是以较低的价格行销于市，容易买到。

选择清人精校精注的通行本，皆以作为初学者购书、读书向导的实用性为出发点考虑的。也因此，《书目答问》又在“别录”目中编选了《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辞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四个推荐书目，再次强调了这部举要书目利便初学的实用价值。如《群书读本》小序云：“此类各书，简洁豁目，初学讽诵，可以开发性灵，其评点处颇于学为辞章者有益，菁华削繁，虽嫌删节，但此乃为学文之用，非史学也。”（《书目答问·别录目》）由此可见《书目答问》经世致用的意义，同时也给后世编制国学举要书目提供了参考的标准和范例。三

实用与否，固然是评判《书目答问》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如果这个标准变成唯一的标准，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部过去的经典著作，不能囿于其本身在不同时代产生的影响，还应关注这种影响在学术文化传统上的延续。就如同一个汉字的意义，绝不止于现代出版物中字音、字义、字形。面对一个陌生的汉字，查得它现在的字音、字义，尚处于求知的初级阶段。若能继续利用工具书看看它由甲骨文至金文、篆书、楷书繁体，再至简体字的演变过程，对一个汉字乃至汉字文化的认识会提高更多。

在《书目答问》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举要书目，延续着指导读书治学的影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舜徽在兰州大学等校为文、史两系学生讲授“校雠学”和“国学概论”。同张之洞应诸生之请而撰《书目答问》的历史因缘相似，七十余年之后，张舜徽亦受学生之请，开列《初学求书简目》（以下简称《简目》），依序分列识字、读文、经传、史籍、百家言、诗文集、综合论述类凡七目。《简目》所收各书，著录作者、版本、大要，或品评得失，与《书目答问》同样具有“便于初学”的功效。张舜徽在《简目》综合论述类中还推介了《困学纪闻》、《日知录》、《四库提要》、《书目答问》，这四种书正是张之洞在指导诸生后学读书门径之时所推崇的。

早年读书受益于《书目答问》的梁启超，后来也倾力读书门径的指示，他曾编撰《西学书目表》（附《读西学书法》），并于晚年编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指示各类经典要目及或熟读或摘读或不必读。20世纪20年代，胡适（1891－1962年）曾开列出《中学国学丛书》目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等。40年代，钱穆（1895－1990年）曾在昆明给研究生班学生开列《文史书目举要》。朱自清（1898－1948年）在《经典常谈》中推介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此外，还有汪辟疆（1887－1966年）的《读书举要》、蔡尚思（1905－2008年）的《中国文化基础书目》、屈万里（1907－1979年）的《初学必读古籍简目》。90年代以来，这类举要书目就更多了，各大高校、图书馆及专家学者相继推出系列经典举要书目，如王余光著《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苏浙生著《影响历史进程的100本书》、李常庆编《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等。

从《书目答问》到今天的各种举要书目，是一个多世纪的经典阅读史的缩影。而《书目答问汇补》的编成，除了在文献史、学术史上具有总结意义外，在经典阅读史上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此时，回过头来再看来新夏先生汇补《书目答问》的缘起和过程，就更能体会到一部举要书目在阅读史上的文化气味。

学问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中来的余嘉锡，民国时在北平辅仁大学主讲“目录学”，即指定课本为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十岁的来新夏先生考入辅仁大学，选修了余氏的“目录学”课。来先生为了《书目答问补正》一书“跑遍京城旧书店、书摊，没有找到。后来终于在天津天祥市场找到，如获至宝”。从此，他和《书目答问补正》一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这部书）成为我一生的案头用书，日后又为我完成《书目答问汇补》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来先生回忆说，他初读《书目答问补正》时的感受并不良好：当时，我幼稚地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一遍。

后来，他借得贵阳本《书目答问》，开始比读二书。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略有所得的来先生到余嘉锡处问业。他回忆说，余氏指点他继续做三件事，才算是初步读懂《书目答问》：

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并特别注意字里行间。二是要我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著作。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来先生按照老师的指点去做，逐步领会了目录学对治学的作用。如他反复读《书目答问补正》，注意字里行间的只言片语，在史部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读到小字附注（内容为“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之后，便有所体会道：“这不仅了解了这类书的性质，也掌握了读正史时主要参考书的书单”。三项工作之后，他对《书目答问》的内容已熟记于心，进而体悟道：我想对任何一部书或任何一种学问，如果都能做一次反三复四的工作，都会收到应有的效果。……我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明显地感到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颇有左右逢源的美感。并且由于有了基本书目，便能很快地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研究学问的起跑线。这正是我后来能多涉及几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以上均见《书目答问汇补·叙》）

来新夏先生披露其阅读《书目答问》历程中的诸多细节，并非只是简单地想要分享他与这本书的缘分。这是他在汇补工作之外，对《书目答问》做出的另一重要注解——他的阅读经历告诉我们，举要书目如同导游者一样，除了向导作用没有其他责任。导游者举其精要来描述山石的形状、亭阁的由来，而作为阅读天地万物的主人，若不能沉下心来专注地体味，难免是“走马观花”一场。导游者的精彩推介，加上你用心的感受，才能使眼前的形象变得丰润、生动起来。经典举要书目的阅读，大体也有同样的道理。（荣方超，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来新夏的“衰年变法”

学界许多人都知道来新夏教授的“衰年变法”。“衰年变法”一般是指书画界人士，蕴积多年，晚年画风大变，另辟蹊径，更上一层楼。国外一些科学家五十岁以后当在专门领域中已有所成就，往往向普及知识的道路转变，这也是一种“衰年变法”。来先生说：“我虽称不上学有成就，但知识回归民众的行为却给我很大启示。所以我就从专为少数人写学术文章的小圈子里跳出来，选择写随笔的方式，贡献知识于社会。”也就是说，来先生过去是写学术文章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他六十岁以后除了继续学术研究外，开始写些随笔。因此，他的学生就戏称他为“衰年变法”。

来先生不仅对这一称谓没有异议，而且也颇为得意。他对“衰年变法”自己有一番说法：“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随笔写作成为文坛一大景观。我也就在这一年代溷迹于随笔界。当时的动机，一是读了一辈子书，有许多信息应当还给民众。过去写的那些所谓学术文章，只能给狭小圈子里人阅读，充其量千把百人。对于作为知识来源的民众，毫无回馈，内心有愧，而且年龄日增，也到回报的时候了，于是不顾原来圈子里的朋友们‘不要不务正业’的劝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并向民众谈论自己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另外我还有一种羞于告人的动机，就是向师友们呈现另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怀之作，摆出点轻松洒脱的姿态。”

我觉得来先生的这一“衰年变法”变得好。随笔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文体，较之学术文章读者面广，影响大。其实，以往的一些学术大家都写过精彩的随笔，当今学术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在写随笔，不过如来先生那样高龄还文思如涌、笔耕不辍的学术大家实在不多。从90年代开始，他已经先后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学不厌集》、《出枥集》、《一苇争流》、《谈史说戏》、《来新夏书话》、《且去填词》、《80后》以及不久前出版的《交融集》等十几种随笔选集。

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专家、地方志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认识他，他乐观豁达，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一直视之为良师益友。他是浙江萧山人，“离乡不离腔”，既说标准的普通话，也说一口地道的萧山话。那时，他曾赠我《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林则徐年谱》和《北洋军阀史》。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三部著述经过不断充实、修订，在学界影响越来越大。

按照来先生的说法，他的这些著述是在“象牙之塔”里写的，“只能给狭小圈子里人阅读，充其量千把百人”，所以，他要“变法”，用随笔的形式反馈给人民大众。学术研究确实是少数人的事。但是，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是学者最崇高的事业。学术研究的成果读者少，就说是“千把百人”吧，但它的学术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晚年的来先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并向民众谈论自己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有朋友说他是“不务正业”。看来，这似乎有些误解。专家学者写随笔，向大众普及知识，这是一种责任。现在不是有许多歪曲历史的“戏说”电视连续剧吗？来先生是有忧患意识的，他感慨地说：“如果我们拱手相让，正好给一些投机热炒者提供了空间。”他赞成专家学者讲历史，也赞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媒普及历史知识。但是，必须有一条底线，就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态度，提供给大众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打着专业的幌子，拿历史作工具，故意迎合大众的不正常心理，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

来先生是一位真正的专家。真正的专家一生钟情学术，无论何时何地，都与学术割不断。他说：“历史学家不仅要求真，也要求新；不仅要务实，也要致用；不仅要自愉，也要为人；不仅要研究历史经验，也要紧扣时代脉搏；不仅要坚守学术阵地，也要开辟新途径，耕耘新天地。如果还是囿于一隅，抱残守缺，光在爬梳文献这打圈圈，那历史学就不仅仅是面临困境，怕是要走向绝境了！”其实，学术研究与随笔的写作关系至为密切，可以说学术研究是随笔写作的基础。来先生在90年代以后，不仅继续“坚守学术阵地”，出版《林则徐年谱新编》，主编《林则徐全集》和《北洋军阀史》，目前还在编纂《林则徐年谱长编》；而且还走出“学术殿堂”，“开辟新途径，耕耘新天地”，写了大量的随笔。他不愧是一位文史大家。

来先生的随笔是“学术随笔”，与作家的随笔不同，他的随笔是以学术为根柢的，目的是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和信息，就算是针砭时弊，也是以历史为基础。他的随笔是：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世；阅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知人之论，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他的随笔短则数百字、千把字，长则数千字。在读者中影响越来越大。那么，来先生的随笔有哪些特点呢？

一、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文章要有新见，就要多读书，读好书。来先生家学渊源，祖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家中颇有藏书。来先生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酷爱读书，尤好文史。步入社会，牢记老师范文澜“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教导，以汉代大学问家董仲舒引的古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为座右铭。与其坐在水边羡慕人家捉到大鱼，不如自己默默无闻地动手结网去捉鱼。他有一本论文集，就以《结网录》为书名。他读的书很多，很广，很杂。近日，承来先生寄赠《交融集》新著，翻开一读，眼界大开。书中所描述的人、书、事、风物、人情等，无不引经据典，新见迭出。人，有古人，有今人，如林则徐、严复、梁章钜、蔡东藩以及陈垣、顾廷龙、王重民等；书，有书评，有序跋，如《读〈萧山市志〉第一卷后》、《地方文献文集·序》、《新方志概述点评·序》等；事，有管窥，有个案，如《“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题字种种》、林则徐研究系列随笔；风物，如《豆腐文化三说》、《番薯的引进》、《牛年颂牛》、《马年颂马》、《鸡年话鸡》等，有新资料，新信息，新见解，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与他平时的积累分不开的，“没有以前读了不少书的积累，是难以厕身于学者随笔之列的”。

二、说古谈今，寓意深刻。来先生博古通今，主张积累知识，学以致用。他的随笔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现代意识；既有历史眼光，又有现实意义。他认为，读书是为积累知识，但不能只入不出，要像春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为人类社会添砖添瓦。他说：“鲁迅一生之所以伟大，学识渊博，固不待言，但更可贵的乃是他那种吃草挤奶的精神。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将咀嚼吸取到的知识酿成香甜的蜂蜜，发之于言论、文章来奉献给当代人，或以之哺育下一代人。学以致用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他有一篇《且去填词》，是为宋仁宗翻案的，说宋仁宗让柳永填词，不是狭隘，而是知人善用，要是没有他的谕旨，就成就不了柳词的光辉。他说他写这篇文章是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一次，他听到楼下小贩在吵架，有人说：“吵什么吵？该干嘛干嘛去！”这句话让他得到启发，引起他的思考：现实生活中不是经常有不安本分、一肩多挑、越俎代庖的事吗？他从柳永说到有些学者为了行政工作，放弃了学术研究；有些文学家为了“兼职”，放弃了写作……他写道：“如果人人做好本职……我们的社会就能和谐得多。”那篇“狗”文章（《写给狗年的话题》）先是谈古代的狗是如何“狗仗人势”，然后笔锋一转，谈到“人仗狗势”：“近几年，暴发者有之，聚敛者有之，卖身投靠者有之……他们为了显财夸富，在衣食游乐上极尽奢靡……而养宠物，尤其是狗，更是此辈的时尚。”“本来是‘狗仗人势’，现在变成了‘人仗狗势’，这种变化实在使人深感不安。过去狗是要仗人势去逞凶，而今人却要靠狗去显示财富价值。我对这种人畜易位，深感可悲。”真是入木三分，痛快淋漓。

三、文史交融，独树一帜。来先生善观察、好思考，随笔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各有所取。更由于大多是他的兴之所至，随时而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不少是啧啧人口的上乘之作。有位老专家评价来先生的随笔是“完成了在史学与文学两条平行轨道上自然而从容的对接”。是的，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来先生在历史系曾经开过一门写作课，向学生讲各种文体，如何取材，如何论述，如何写景写人。他要求任何学历史的人，心中必得存一念，即兼融文史；同时，掌握文献和文字。他谈到写文章一定要触景生情。文献，看起来是一堆故纸，枯燥无味，但在他看来，文献也是景，一旦进入文献就别有一番“场景”。在那里，有活生生的人，有生动的故事。不是吗？他进入林则徐的文献，进入梁章钜的文献，进入蔡东藩的文献，进入……通过研读大量的文献，他的随笔描述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刻划他们的性格。他是林则徐研究最有成绩的专家，他读到的林则徐文献最多，在他的笔下向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林则徐：林则徐的家庭、师友、前人和时贤对林则徐传统文化的培育，林则徐的禁烟，林则徐的死因，林则徐的诗和书札……林则徐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家，近代第一位反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是一位重视民生的大吏，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严于律己的清官。他写清代笔记作家梁章钜，介绍这位与林则徐同乡又同时代的人，其名声虽然没有林则徐那样显赫，但在“立言上的著述事业却超过了林则徐而受到人们的注意”。他写通俗史家蔡东藩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通俗史家”，他“通贯古今的《历朝通俗演义》”“其有功史学自不待言！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凿凿有据，不仅有多种版本，巨大印数，为众多读者所喜爱……”在他的笔下，文献中的人物一个个“浮出水面”，来先生或清洗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或撩开历史迷雾，拨乱反正，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总之，来先生的随笔“以史为干，以文为体”，新鲜活泼，独树一帜，体现了“文史交融”的风格，已经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这，就是来先生“衰年变法”的丰硕成果。（施宣圆，上海《文汇报》记者）

专科目录提要 传世鸿编钜制

来新夏先生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一部传世之作。为了精益求精，距初版问世27年之后，经过补充修订，又于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订本”。两相比较，初版本收778篇、谱主680人，计50余万字；而增订本新增803篇和谱主572人，增加约60万字，即新版之增订本共收1581篇、谱主达1252人，字数达110余万。作为一部专科性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书目提要，称得上煌煌钜制，是研究清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使我更加坚信这是一部传世之作，值得推荐。

历史是人创造的。年谱，不管是自编还是他人编写，谱主都不是普通人，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有异于常人者。要研究历史，离不开这一历史阶段的年谱著作。《知见录》（增订本）将生于明卒于清和生于光绪廿年后卒于民国或新中国成立后的1252人的年谱，按时间顺序，开列年谱书目并撰写精炼提要，书后又附四种索引，检索便捷，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性的工具书，统观全书，有如下特色：

一曰“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到底有多少种，至今虽无确切统计数字，而《知见录》（增订本）著录了1581种，是同类书目收录最多的，估计传世的刷印单行本年谱不会有遗漏，至于稿本、抄本，经过“文革”大扫荡，个人手中还有保存者，是极个别的；再就是附载于和谱主有关著作中的年谱，因容易被忽略，可能有极少数未被著录，总之，该书是到今为止著录年谱最多的书目提要，力求使之“全”。为此，该书著录的稿本，如我所藏的李遂贤撰《客梦留痕集》（诗谱），是首次介绍给读者的；又如《霜崖先生年谱》，是附于吴梅著《南北词简谱》（1939年四川江津县白沙镇由卢前经手石印本）前面的，该书很难见到，据我所知，天津只有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不外借，来先生不但著录了此书，还写了较详的提要；至于所收版本的类型，既有稿本、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当代印本，还有剪报粘贴本；以版本的年代而言，既著录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版的《（徵君）孙先生年谱二卷》，也著录了2007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叶剑英年谱》，时间跨度达322年；同一谱主，其年谱不同作者的版本，也注意一起著录，如清钱谦益的年谱，就著录了四种。以上这些，说明来先生对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的著录，是力求其全的。

二曰“精”。主要表现在“纠谬”、“揭示史料价值”、“正确评价”等方面。首先，随手翻阅，即可发现多处以“新夏按”的形式，纠正多种年谱中的失误，如《子颖林公年谱》（第438—439页），对谱主的生卒年及得年，分别对梁廷灿著《年谱考略》等六种年谱类著作中的误处，五处加“新夏按”予以纠正。其次，作为历史文献重要组成部分的年谱，都不同程度地提供某些珍贵史料，《知见录》（增订本）在提要中，不但列举该年谱的一至数种不同版本和收藏处，更着重指出其史料价值，有时不惜篇幅，分项列举其主要史料，如《抑斋自述》（王锡彤自编，第553—554页），提要用2200多字简介其“一、追述清乾嘉季年联庄会之所建；太平军、捻军在豫鲁活动。……九、谱主以‘知情人’身份记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段祺瑞‘讨逆’颇详”等九个方面的史料，足资参考。尤其是稿本、抄本年谱不在社会流传，能介绍其史料价值之所在，更足珍贵。再次，作为一部年谱书目提要，如何评价一部年谱，作者必须具备卓识，从《知见录》（增订本）说明，来先生是具有卓识的，如对金鹤冲编、民国三十年钱氏排印本《钱牧斋先生年谱》，即指出“是谱乃编者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固不足称信史”，并进一步指出：“按翻印是谱时，适日寇侵我国家，践我土地之际……则是谱之重印，不免有取媚汉奸之嫌”（第2页），不愧为良史之笔。

三曰“便”，即检索使用方便。书后附有“谱主”、“谱名”、“编者”、“谱主别名字号”四种索引，读者检索极为便捷，不再举例。

最后附带一提，在充分肯定其“全”时，曾指出“附载于和谱主有关著作中的年谱”，“可能有极少数未被著录”，目前我就发现有两种：《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附全祖望撰“年谱”；另一本《国府汪主席行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情报局编印，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附“年谱”，均未予著录。按张苍水即张煌言（1620—1664年），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历史人物，也是民族英雄，其年谱又是名学者全祖望撰写，希《知见录》（增订本）再版时补录。还有龚易图的年谱，另有今人钱萃恒手抄本《含晶道人自订年谱》，我曾在《〈含晶道人自订年谱〉及其史料价值》（载《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一文中作了较详介绍。龚氏别号“含晶道人”，希在“谱主别名字号索引”中补充进去。（涂宗涛，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邃谷先生

邃谷，本指幽深的山谷，如朱熹咏白鹿洞诗曰：“邃谷新华馆，风烟再吐吞。”方象瑛咏七盘关诗曰：“层崖邃谷路转通，拾级忽见云霞空。”来新夏先生取以名斋，却并非这个意思。少年时，天津家中楼梯下有约八平方米的空间，可放一榻一架一桌，他就在那里读写、歇宿，因为狭窄黝暗，宛如幽谷，白天也要开灯，但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可以随心所欲，便题名“邃谷楼”，还用文言写了一篇《邃谷楼记》。这样的小天地，实在也是当时不少都市洋房少年的向往，但早年的美好情愫，往往随岁月流逝而消磨殆尽，新夏先生却难以忘怀，将这个斋名一直沿用至今，屈指算来，已七十多年了。

新夏先生，浙江萧山人，萧山长河来氏乃绵延近千载的名门望族。自南宋嘉泰初来廷绍卒葬湘湖方家坞后，来氏一脉就占籍萧山，著名于史的，明有来宗道、来斯行、来端蒙、来周、来集之等，清有来蕃、来起峻、来鸿缙、来裕恂等，可谓簪缨世家，风雅门第。来裕恂字雨生，号匏园，乃新夏先生祖父，早年入诂经精舍，列曲园老人门墙，又留学日本，回国后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辛亥后，从事教育而外，潜心学术，寄情诗词，著有《萧山县志》、《汉文典》、《中国文学史》、《匏园诗集》正续编等。1923年新夏先生出生，匏园公有《六月十一日接家书，知初八日添孙，喜而赋此》，诗曰：“家音传到笑颜温，却喜今朝已抱孙。私幸平安方报竹，居然弧矢早悬门。读书种子应传砚，乐宴嘉宾合举樽。麟趾原来遗泽远，姬宗王化我思存。”颈联“读书种子”云云，正是匏园公对长孙寄托的厚望。故新夏先生幼年即由祖父启蒙，先生说：“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是认真，非常严格地对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基础。”（《我的学术自述》）匏园公对长孙每一点进步，都感到由衷的高兴。1944年，先生有绘画在北平展出，匏园公作《六月初三日接长子大雄家书，云长孙新夏于暑假其间在旧京出其绘事图画展览》四首，第一首咏道：“顾陆张吴王李卫，前人六法我孙通。艺林运笔参今古，画苑题名动外中。跳上龙门倍声价，买回骏骨奋英雄。从兹绘事成家学，匏老闻之豁两瞳。”可见得老人的喜悦之情。1945年抗战胜利，百废待兴，老人想到的还是长孙，作《勉孙新夏二十韵》，中有“物换星移民庶富，烟铭日出水澄清。闲修功课忙能用，暇裕经纶治可行。所愿如偿诸愿慰，不鸣则已一鸣惊”诸句，时先生即将大学毕业，而国家正当用人之际，老人自然充满期待。当长孙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老人又作《读孙新夏〈四库开元释教录提要〉书后》八首，末一首曰：“据比五端著细编，匏园披阅正欢然，读书得间非攻击，我赞吾孙史学专。”对匏园公来说，无论绘事、史学，还是其他，只要长孙学有专长，总是欣慰的，新夏先生不但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而且在学术上作出如此建树，在学术界产生如此影响，著书满架，门庭广大，且耄耋高寿仍笔耕不辍，匏园公或许也是没有想到的。

40年代初，新夏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受业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柴德赓、朱师辙、启功、赵光贤诸先生，他的第一篇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就是在陈垣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新夏先生晚年写过几篇文章，追怀前辈先生，记述了他们的学术贡献，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孜孜不倦、循循善诱，他们诚信可敬的师道和律己自好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他们谨严缜密的学风和各具一格的治学方法，给新夏先生很大的影响。如陈垣先生曾编《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释氏疑年录》等工具书，自以认为编这样的书，琐碎繁复，很有点吃力不讨好，但确乎给学者治学的便利，故有“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中西回史日历序》）之论，新夏先生由此大受启发，就以二十馀年光阴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再费十年增订，煌煌一册，其目的也是嘉惠学者，开方便之门。再如余嘉锡先生，讲授目录学，新夏先生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书目答问》，具体方法，一是精读，二是参阅相关著述，三是编制三套索引，由此而入门，想不到持续七十年，终成《书目答问汇补》这一巨著。这样一种师生之谊、薪火之传，诚然是难得的学林掌故。在先生的邃谷楼里，挂着一副对子：“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探求转深沉。”这是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中的两句，只是将原句“新知培养转深沉”改了两个字，而“探求”正是先生一生提倡的学术精神，“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陆游《抄书》），这是没有止境的。

在广阔的史学领域里，新夏先生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则是1949年9月初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以后。当时研究室由范文澜先生主持，他对新夏先生等后学说，只有做到“坐冷板凳”，才能“吃冷猪肉”，这就需要有甘于寂寞的精神。事有凑巧，就在这时陆续运来了百馀麻袋的北洋军阀档案，信札、公文、批件、电报、密报、照片等等，什么都有，真是杂乱的一堆，让他们去整理，稍一翻动，就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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