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凤城杜哥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晚清危亡录：战争，以鸦片为名试读：
楔 子 天朝奇闻，洋人上访告御状
1.蛮夷商人在广州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九日（1759年7月23日），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摊开一封特殊的奏章：一个叫洪仁辉的洋夷，状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事。和洋夷告御状的奏章一起进呈的，还有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奏折。方观承在奏折中强调说：“（洪仁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洋人上访告御状，如此奇事，大清立国百余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海关官员贪墨不法，欺负得洋人无法忍受，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如此情势，实属丑闻，堂堂天朝，颜面何存！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当即批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乾隆皇帝派给事中朝铨赶赴天津，将告御状的夷人洪仁辉带回广州，又谕旨福建将军新柱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广州海关贪污勒索一案。一个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给大清皇帝告御状，这得是受了多大的委屈？此事的原委，颇为复杂，还得从头慢慢道来。洪仁辉，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他曾在广州学过中文，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凭着这个本事，他受聘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不久，又升任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长。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力量，清廷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东南反清威胁解除。次年（1684年），清政府便开放海禁，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当时，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四个通商口岸。它们分别为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这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黄埔比较热闹之外，其他三个基本没生意。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他们就认准了广州，对其他地方基本没概念。当时，洋人来中国做生意，日子也是过得憋屈无极限。大清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所谓通商，在天朝的认识中，不过是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德政。大清除了在各个口岸设立海关收税之外，再无任何管理外交和外贸的政府机构。大清官府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屑于和夷人打交道。但是海关负责收缴进出口关税，和夷人打交道就在所难免。为了避免直接同夷商交往，又能有效管理通商收税，广州海关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法子——指定代理人。广州海关招募了十三家实力雄厚的商行，指定他们代理海外贸易。这十三家商行，俗称“十三行”。其实这些代理海外贸易的商行数量并不固定，时多时少，“十三行”不过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十三行受广州海关的指派，就具有了半官半商的性质，在对外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外国商人到广州贸易，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开出的价格多么低廉，洋商们都只能和他们贸易，因为除了十三行，再无分号。如果敢和十三行之外的人做生意，那就违反了大清律法，到时候非但生意做不成，而且还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洋商采购货物，也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原因无它，只因为他们是官方指定的，和他们做生意才算合法。行商在中英贸易过程中，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各国商人为了做生意赚钱，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盘剥勒索。除了贸易，十三行还承担管理约束洋人的责任。当时洋人在大清的地界上混，真的没有尊严，憋屈无限。官府为了“严华夷之防”，对洋人进行种种限制：——洋人每年夏季才被获准到广州贸易，到广州后，只能住在“十三行街”，不得乱跑乱逛。——严禁洋妇进入广州，严禁洋人乘坐轿子肩舆。——严禁洋人私自和中国人接触，严禁洋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严禁洋人直接同官府联系，如必须与官府沟通，必须由行商转禀，而且文书必须是言辞恭顺的禀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黄头发蓝眼珠子的蛮夷商人，更是末等中的末等，根本就不受待见。在洋夷遍地的澳门，中国娼妓都看不起黄头发蓝眼珠子、满脸胡子拉碴的洋夷，压根儿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自诩为上帝子民的西洋人，来到孔孟教化的天朝上国，混得连妓女都看不起。民间尚且如此，作为官方机构的海关，更是不拿洋商当人看。贪污勒索洋人的银子，那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惹恼了这些官老爷，没收你的货物，驱逐你滚蛋也是家常便饭。民国著名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过：“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此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2.宁波口岸关闭了，赶紧滚蛋！
英国商人在广州，遭受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克扣和盘剥，生意做得苦不堪言。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天，英国商人才想起，除了广州口岸，大清还有三个能通商贸易的地方。虽然那些地方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清楚，但他们还是决定去试一试。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洪仁辉领头，前往宁波去撞运气。这一撞还真的撞出个鸿运当头。宁波虽为通商口岸，可一直没有外国人来做生意。洪仁辉等驾船而来，当然就受到当地官员和商人的欢迎。洪仁辉运来的洋货，备受欢迎，被抢购一空。他们要采购的茶叶，价格也比广州的便宜得多。这里没有广州海关形同敲诈的关税，没有广州十三行克扣和勒索，生意自然好做得多。此番宁波之行，洪仁辉赚得盆满钵满，收获喜人。经过第一次试探，宁波确实是适合贸易的好地方。既然有钱可赚，那么大家一起，同去，同去！于是，外国商船纷纷北上，前往宁波进行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洪仁辉再次来到宁波。可是，这次运气极差，赔了个血本无归。洪仁辉他们兴高采烈地赶到宁波，可宁波官府并没有开关贸易，而是让他们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等来一队中国士兵。他们上来就没收了洪仁辉半船商品，而且还把洪仁辉商船上的火炮全部拆除，统统拉走。洪仁辉蒙了，这是啥情况？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为啥没收货物，拆除火炮，总得给个理由吧！负责没收货物、拆除火炮的官员大手一挥说：这里不让做生意了，你们赶紧滚蛋！这个官员说得对，这里不让做生意了，宁波这个通商口岸被大清关闭了。原来，频繁到来的外国商船，让宁波的地方官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他们就将情况奏报朝廷。接到宁波的奏报，乾隆皇帝立刻警觉起来。洋人频频到宁波贸易，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在乾隆皇帝的意识里，任何民间自发和主动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清朝统治的危险。清朝入关，人口才区区几十万。要统治几亿汉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将一切潜在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各个通商口岸都生意火爆，那么汉人就有可能和洋人勾结。多一个通商口岸，就多一个老百姓里通外国的窗口。为大清长治久安计，多余的通商口岸必须关停。于是，乾隆皇帝下旨：关停宁波、厦门、云台山通商口岸，所有通商事宜皆在广州进行。从此以后，清廷的对外贸易就从原来的“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清廷改变了贸易政策，洪仁辉还蒙在鼓里，糊里糊涂被收缴了货物和火炮。宁波的官员也懒得向他这个洋夷解释，而是命令他马上滚蛋。莫名其妙就吃了这样大的亏，洪仁辉无法接受，他背后的东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没法接受。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如何打通消息渠道，让大清最高统治者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真相和弊病。洋人们认为，广州海关贪腐成性，广州十三行肆意克扣盘剥，这些实情大清皇帝都不知道。如果将中外贸易的实际情况上达天听，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只要皇帝派出官员进行调查，就会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到那个时候，大清皇帝一定会彻底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外贸体制。洋人们按照他们的思维，揣度大清统治者的心思，真的算是很傻很天真。中国五千年历史，盛产各种阳谋阴谋，这些高深烧脑的计谋和策略，岂是那些洋夷所能理解的。3.英吉利四品文官
经过东印度公司的策划，派洪仁辉进京告御状，以改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扩大中英贸易的计划开始启动。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759年6月13日），洪仁辉等十二人组成的进京上访团，驾驶三桅小船“成功”号，正式从广州出发。为了防止广东官府拦截阻止，洪仁辉等人谎称“成功”号是出海回国的。实际上他们是扬帆北上，准备直奔北京。洪仁辉告御状，表面的诉求是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具体事。实际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推动朝廷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国对英贸易开放程度。洪仁辉等人驾着“成功”号一路北上，走到定海四礁洋面，就遭到浙江水师拦截。面对浙江水师的盘问，洪仁辉撒谎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准备派两艘商船到浙江贸易，所以先派自己打个前站，提前来联系买主。定海总兵罗英笏听说洪仁辉是为做生意来打前站的，就派人告知他们：浙江不能贸易，请他们回到广州做生意。洪仁辉见忽悠不过去了，干脆就实话实说，并提出，希望两江总督能替他们主持公道，将告御状的状纸呈递给大清皇帝。洪仁辉准备告御状的想法，让定海总兵罗英笏十分震惊。他断然拒绝了代为呈递诉状的请求，并派守备陈兆龙率兵船尾随洪仁辉，护送他返回广东。说是护送，其实等于武力押解。陈兆龙用兵船押解着洪仁辉的“成功”号，向南行驶了三天，然后就返回定海。陈兆龙觉得洪仁辉已经玩不出什么花样了，肯定会乖乖地返回广州。于是，他就回去复命：英船确已南下。谁知，洪仁辉见陈兆龙返航，就立马掉转方向，继续北上，直奔天津大沽口而去。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四日（1759年7月18日），经过一个多月行程的洪仁辉一行，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洋面。大沽营游击赵之瑛发现挂着米字旗的“成功”号，顿时大惊失色。大清的海防要地，怎么冒出来这样一艘怪里怪气的船只，这是什么情况！赵之瑛马上驾船前去讯问。洪仁辉在中国混迹十几年，对大清的官场规矩门儿清。他知道在大清官员的眼里，商人屁都不算，他们只尊重当官的人。于是洪仁辉就牛哄哄地说，自己是英吉利四品文官，有冤情要面禀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状。英吉利四品文官驾船来到天津大沽口，这可是大清立国以来，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奇事。天津城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官府也不得不重视。天津知府灵毓满心好奇，他亲自出马，赶往大沽口拜会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吉利四品文官。洪仁辉操着流利的汉语，向灵毓倾诉了在广州遭受的种种委屈，并说自己要进京觐见皇上，到御前陈诉冤情。这可是旷古未有的奇事，灵毓一时有些蒙圈。当官这么多年，奇事怪事见过不少，可今天遇到的事，还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鬼子要告御状，这事该咋处理？史无前例，自然心中没底，灵毓一时拿不定主意。4.洋鬼子进天津
久经宦海的灵毓，在短暂的惊愕之后，马上就从这件事中闻到了银子的味道。眼前这位“英吉利四品官”大人，真是个上天送来的冤大头。灵毓大人准备对这位洋大人下手，弄出白花花的银子来。灵毓向洪仁辉表示，听了洪大人的讲述，自己深表同情，他愿意向上级汇报洪大人的冤情。但是，代替洋人陈述冤情，此事前所未有，风险极大。如果出现差错，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就保不住啦。灵毓大人说愿意帮忙，又说可能承担风险。其中的言外之意，洪仁辉还是品得出来的。毕竟在中国混了多年，对官场上的那些套路，洪仁辉门儿清。大家都是聪明人，自然沟通起来没难度。灵毓伸出五根手指头，洪仁辉觉得这个要价太高，于是大摇其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以2500块西班牙银圆成交。洪仁辉答应先付2000块银圆，等到事成之后，再交付剩下的500块银圆。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五日（1759年7月19日）下午，收了银圆的灵毓允许洪仁辉的“成功”号由水路开到天津。离船登岸后，灵毓又安排他们前往一处庙宇安歇。洪仁辉一行进城的时候，受到天津百姓异常热烈的“欢迎”。大家纷纷走上大街，像看马戏团的大猩猩一样，围观洪仁辉等洋鬼子。有些人甚至冲上来，扯他们的衣服，摸他们的头发。天津的百姓十分惊异，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家伙竟然也是人。而且这些所谓的人，脑袋后面竟然没有辫子！没有辫子就敢在大清地面上行走，难道他们就不怕砍头掉脑袋吗？好奇的老百姓将洪仁辉等人围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虽然洪仁辉见多识广，可面对如此狂热的围观，他还是紧张得脊梁骨冒冷气，手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合适。最后，多亏官府派出的士兵解围，洪仁辉一行才得以穿越人山人海，平安抵达灵毓给他们安排的落脚地。与百姓不管不顾的热情相比，天津的官员显得礼貌而克制。他们以关心英国人的名义，前来看望洪仁辉。其实，关心是假，满足好奇心才是真。洪仁辉在灵毓安排的庙宇中住了七天。他的呈诉被层层呈递，最后经直隶总督方观承之手，进呈到乾隆皇帝的御案前。方观承还专门另写奏折强调“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天津知府灵毓，收钱办事，堪称大清“诚信不欺”的“好”贪官。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初五日（1759年7月28日）晚六点，京城来了一个官员指名要见洪仁辉。这个官员告诉洪仁辉，皇上已收到他的呈诉，并谕旨大臣前往广州调查处理。洪仁辉明天必须同他一起返回广州，等候朝廷会审。既然皇帝有谕旨，那就回广州听审。闰六月初六日（7月29日），洪仁辉驾船南归，轰轰烈烈的告御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5.案情大反转
洪仁辉所呈诉的七条，事实清楚，无须太多调查就可真相大白。广州海关贪墨勒索，证据确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罪责难逃。但洪仁辉等洋人希望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英贸易的诉求，则事关重大，非会审官员可以擅自做主。两广总督李侍尧、福建将军新柱等会审官员，将案情详细奏报。乾隆皇帝经过一番权衡，授意李侍尧做出了判决：一是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就是先撸官，再调查审理；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就是先扒了裤子打屁股，然后该流放的流放，该罚款的罚款，其中情节严重的，既流放又罚款。二是免除部分陋规。“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但因为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三是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对他们带来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以上三点，算是对洪仁辉呈诉的七条，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应。可是，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大出乎洪仁辉等英国人的意料了。朝廷的判决明显对洪仁辉等人不利。让案情出现反转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琢磨出，洪仁辉的呈诉言辞畅达，格式正确，而且还可以顺利地呈递到皇帝面前。显然，这中间有精通大清官场规则的奸人在幕后指使。中国人和洋人暗中勾结，这还得了。于是，案子的调查重点就不再是粤海关贪墨等问题，而成为严查何人勾结指使洪仁辉。经过调查，确有几个中国人和洪仁辉上访告御状有关系。福建籍华侨林怀，在海船上替洪仁辉撰写了告御状的状纸；四川商人刘亚匾替洪仁辉修改和誊写了状纸；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与洪仁辉关系密切，有暗中指使的嫌疑。李侍尧按照乾隆皇帝的授意，严加调查并判决如下：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并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二是处理“汉奸”。刘亚匾明正刑典，当众问斩；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杖六十、徙一年。华侨林怀远在海外，乾隆帝命设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网。其家属如有留在国内者，密拘审讯，务使沿海之民不敢重蹈覆辙。三是洪仁辉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洪仁辉本来觉得自己的官司稳赢不输，谁知天朝竟判处他有罪，将他圈禁在澳门。三年的圈禁生涯，令洪仁辉苦不堪言。在中国海关担任过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其编撰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记载，洪仁辉曾致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同事道：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另外还有一封信，更道出了他悲惨：我的脚水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6.越级上访，皇帝很生气
黄毛蓝眼珠子的洋人，竟然越级上访告御状，这让堂堂大清国威何存，体统何在！乾隆皇帝认为，发生洪仁辉事件，是对洋夷管理不严所致。他谕令两广总督李侍尧严加处置，拿出管理洋夷的办法。李侍尧不敢怠慢，精心制定出《防范夷商规条》，上报朝廷。乾隆皇帝立刻批转，并命照准执行。《防范外夷规条》规定“防夷五事”：一、外国商人不准在广州驻冬，每年贸易季结束后，立即回国；若有未清事务，可在澳门居住，下年随船回国；二、只许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三、不许内地商人借领外国资本；四、不许内地人向外国商人传送信息；五、派兵对外国商船进行稽查。从此，大清国门开始禁闭，苛刻的通商政策被制度化地执行。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成为后世传奇的告御状壮举，最后竟落得如此结局。自己非但没有改变清朝的贸易政策，反而身陷囹圄，被圈禁在澳门苦熬了三年。外国商人在华受到的种种不公，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东印度公司的同人们想尽了办法，营救洪仁辉。但是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他们的努力最终是无济于事。没招了，洋人和大清是没办法讲道理的，只好听凭洪仁辉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乾隆帝宣布了新的对外贸易准则：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这就是“天朝上国”高高在上的姿态，是将中西贸易视为怀柔远人的手段、恩赐藩国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无。于是，一切照旧。洪仁辉告御状，其实给大清提供了一个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可是，大清将洪仁辉圈禁了，也将这个历史机遇关在了紧闭的国门之外。此后，大清历经了种种磨难。这些历经的种种，皆与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和大清紧闭的国门有关。第一章 虚假的盛世与腐朽的天朝
1.“大”而不“盛”的康乾盛世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仁辉直奔天津，要进京告御状。这一年，正是大清剿灭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在举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期，一个黄头发蓝眼珠子的洋夷跑出来搅局，这岂不是给大清的圣明天子添堵，给大清脸上抹黑？于是，洪仁辉的结局很悲催。官府将他弄到澳门，圈禁了三年。三年期满，洪仁辉被广东官府驱逐，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永远滚出大清的视线。清朝入关以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的努力，国力空前强盛。到乾隆年间，帝国版图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诸岛；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的南坎、江心坡地区等，西抵葱岭、巴尔喀什湖地区。大清国土面积达一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形成一个大一统多民族的国家。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廓尔廓（今尼泊尔）等十九个周边国家，臣服内附，接受册封，成为大清藩属国。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今菲律宾一带）国王遣使朝贡。乾隆十九年（1754年），苏禄国王上表，请求将苏禄国土并入大清版图，给人民都上个大清户口。乾隆皇帝觉得苏禄太远，事情太麻烦，所以就客气地拒绝了。大清强大到如此程度，所以《清史稿》中盛赞：“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大清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八千万两，常年保持在六千万到七千余万两。乾隆年间，中国人口接近三亿，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康熙至乾隆一百三十多年，大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史称之为康乾盛世。但是康乾盛世一直是备受史学界质疑的一个存在。康乾时期，清王朝可谓有“大”而未必有“盛”。康乾年间虽国力强盛、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可也是吏治腐败、贫富对立、文字狱大肆兴起、国民精神萎靡麻木的时期，远远达不到政治清明、文化蓬勃、精神昂扬的盛世标准。清朝是从东北山林子里钻出来的落后政治力量，他们能入主中原，完全是机缘巧合，侥幸捡了便宜。清朝入关时，人口不过区区二三十万。靠这么点人，统治人口基数庞大的汉族，他们心里发怵，没有自信。清朝贵族一直担心，汉人起来反抗，将他们赶回东北老家去。清朝得国不正，根基不牢，所以治国时瞅谁都不放心，皇权政治空前强化。他们重用满人，拉拢蒙古贵族，处处防范汉人。思想管控无处不在，读书人言论和思想稍有出格，就会触动清朝统治者敏感的神经。于是，文字狱大兴，许多读书人因为诗文和言论，不单自个儿掉了脑袋，亲友故旧也受到牵连，跟着一起遭殃。其中最著名的“明史案”，先后牵连千余人，其中七十余人被杀，数百人流放宁古塔。清朝入关至乾隆年间，文字狱不断。其中顺治朝文字狱七次，康熙朝文字狱二十余次，雍正朝文字狱二十余次，乾隆朝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次。清朝入关初年，各地反清复明活动频繁，满汉矛盾激烈。此时士子缙绅在诗文中，多少会流露出一些故国之思，发泄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文字狱兴起，也算是无风不起浪。乾隆年间，文字狱就成为朝廷党争、互相构陷的工具，多属于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就为此等文字狱的代表。胡中藻，号坚磨生，乾隆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广西学政、内阁学士等职。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抄》，乾隆十八年（1753年），有人告密，《坚磨生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诗句。乾隆皇帝大怒，命严查胡中藻诗文和一切“恶迹”。乾隆二十年（1755年），胡中藻案审结。胡中藻及族人被处斩，师友多被牵连。“一世无日月”中，“日”“月”合写为“明”字，于是胡中藻就落下有意恢复明朝的罪名。“一把心肠论浊清”在乾隆皇帝眼中变成：“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所谓盛世，面对“明”“清”这类字样，竟如此敏感。可见清朝统治者内心虚弱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时代，有何面目宣称为盛世！2.“盛世”的物质基础
雍正年间，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即废除人口税，将丁银（人口税）并入田赋征收。这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所以清朝统治者就标榜其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清朝入关至乾隆年间，人口大量增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全国三亿张嘴都要吃饭，而土地的粮食产出有限，让这样人口基数庞大的帝国人人吃饱饭，可算一个艰巨而庞杂的系统工程。好在有一种外来农作物进入中国，它有效地解决了老百姓填饱肚子的问题，为大清的“盛世滋丁”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外来农作物的名字叫红苕。红苕，又名番薯、红薯、地瓜、甘薯等。红苕好种植，易高产，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能够落地生根，长得肥肥胖胖。它块儿大面多，顶饥耐饱，实为既能填饱肚子，又可消脂减肥的上佳食品。当然，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吃多了肚子胀气爱放屁，营养价值不值一提。在饥馑时发的年代，红苕的引入实属大功一件，引进红苕的人绝对是值得世人铭记的英雄。这个英雄人物，名叫陈振龙。陈振龙，福建省长乐县青桥村人。明朝万历年间秀才，后来弃儒从商，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陈振龙在吕宋，见当地人种植的红苕耐旱高产，生熟都能食用，于是就产生了引入中国种植的想法。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实行红苕保护政策，严禁一切形式的红苕出口。想要把红苕引种到中国，必须冲破西班牙殖民者的严密管控。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1593年6月），陈振龙避开西班牙殖民政府的耳目，广泛收购红苕藤，然后将它们编进吸水绳中，带回福建。这些漂洋过海的红苕藤，栽进福建的土地中，很快就生根发芽，长出胖嘟嘟的红苕。就在陈振龙将红苕带回来的当年，福建就发生旱灾。饥馑威胁将至，陈振龙上报官府，红苕可以救灾，建议试种。短短四个月后，红苕收获，解决了饥民的吃饭问题。于是，红苕正式进入官方视野，流向百姓餐桌。从此以后，红苕开始走向南北各省，成为中国粮食产品中的重要一员。到清乾隆年间，红苕的种植已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国人终于有了应付饥馑荒年的底气。除了红苕之外，玉米这种高产粮食作物，也在清代康乾时期普遍种植。在填报国人肚子的问题上，玉米也是居功至伟。有了赖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加上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引导，清朝人口开始不断增加。大清似乎超过前代，成为熙熙攘攘的盛世。可是，一个以红薯为物质基础的“盛世”，毕竟只是徒有虚名。土地资源有限，而人口不断滋生，大清遍地还是饥饿的嘴巴。康熙中晚期一位学者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日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民间歌谣往往最能反映世态民生的真实情景。乾隆时期有民谣曰：公公糊灯笼，婆婆拔牙虫。儿子做佣工，媳妇做裁缝。一家无闲口，还是一样穷。一家四口人人都干活，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但“还是一样穷”。到底钱都去哪儿了？民生凋敝到如此程度，康乾时期也就是个徒有虚名的盛世。3.甘肃冒赈案
康乾时期，钱当然不缺，不过它的流转主要在上层进行。在皇权专政的时期，所有财富的累积背后，都离不开权力的支撑。普通老百姓只能艰难度日，根本享受不到帝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于是，贫者益贫，富者愈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对立。所谓盛世，不过虚有其表，有名无实。贫富对立的背后，则是帝国普遍的吏治腐败。它就像一个毒瘤，肆意滋长蔓延，侵蚀大清的肌体，让所谓的天朝上国日渐趋向崩溃。极权专政必然腐败横生，虽然朝廷反腐不遗余力，但根本无法改变无官不贪的现实。康熙晚年，面对官场上无官不贪的普遍贪腐，已是无能为力，放任自流了。康熙皇帝曾说这样两段话：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士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康熙的话其实道出了封建帝王面对全面吏治腐败的无能为力。帝国管理需要人才，科举选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些读书人奔向科举之路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于是，穷秀才中举，就成了举人老爷，举人中进士，就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科举仕进的背后，就是权力地位和聚敛财富能力的不断提升。面对这样一个从娘胎里就带着腐败基因的群体，康熙皇帝只能说：“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乾隆年间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十分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作全面腐败，无官不贪。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甘肃发生叛乱，朝廷急调邻省军队进入甘肃平叛。大军调集，粮草军需短时间难以筹集。这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上书朝廷，声称愿意捐银四万两，充当军饷。王廷赞忠心体国，捐银子助军饷，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乾隆皇帝就纳闷儿，这个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咋就这么有钱呢？于是，乾隆皇帝就下令追查，一查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一个震惊朝野的甘肃捐监冒赈案。清初，朝廷在甘肃实行捐监，即读书人可以通过捐谷粮换得国子监监生的功名。捐的粮食由官府仓存，待到灾年用于赈济灾民。甘肃的捐监曾一度停止，后来，有个叫王亶望的官员担任甘肃布政使，他以甘肃仓储不足为由，请求朝廷重开甘肃捐监。王亶望是个贪污捞银子的高手，他利用重开捐监的机会，授意府县官员，将捐监收谷粮改成直接收银子。收粮食变成收银子，这就留出了多收多占、贪污侵吞的空间。王亶望在贪污的道路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上下串通一气，将贪污侵吞的银子，统统私分了。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有前任铺平的捐监冒赈之路，王廷赞就如法炮制，继续上下一体，共同贪污。前后七年间，历经两任布政使，甘肃共捐监生二十七万余人，收取捐监银一千五百多万两。此项巨款大半归于捏造灾情、滥行冒销，被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私分了。这是集体作案，上至陕甘总督，下至甘肃省各州县衙役，所有大小官吏无不染指，人人都参与分钱，没有一个干净清白的。如此严重的贪腐行为，竟然无一人检举揭发，朝廷监察制度形同虚设。案发后，乾隆气得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按照大清律法，甘肃全省官员，人人都够得上砍头掉脑袋的罪名。但是将所有官员统统弄死，甘肃这么大个省级行政区谁来管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划限：二万两以上者立斩，一万两以下者再议。即便如此，要判死刑的官员还是太多。乾隆不得已，只好再次放宽标准：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以前有考核得了嘉奖，可免死。最后，甘肃冒赈案审结。前任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处斩；后任布政使王廷赞绞首；负有监管责任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处死者56人，免死发遣流放者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此案为甘肃官场塌方式腐败，通省官员个个有罪。虽然最后只处理了113人，但甘肃行政事务瘫痪达一年之久，大清一个行省，竟然到了无官可用的地步。4.陈辉祖调包案
甘肃冒赈案竟然引发了一起贪腐的案中案。冒赈案的首恶王亶望，被依律处斩，家产籍没。按照浙江上报的抄家结果，王亶望所有家产达三百万两之巨，其中包括数额庞大的美玉、青铜、瓷器等奇珍异宝。乾隆皇帝雅好收藏品鉴，对珍玩玉器尤为喜好。于是，他下旨浙江官府，将查抄王亶望的奇珍异宝火速运往京城，入内务府。内务府为皇家私库，东西一进内务府，就成了皇帝陛下的私人财产。乾隆皇帝对抄没王亶望的珍宝玉器，心中满怀期待。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绝世佳品。去年，乾隆皇帝70寿诞，王亶望曾进贡了一批美玉珍玩。臣子进贡，君主不能照单全收，而要按照进九退三的祖制，退还其中一部分。王亶望进贡的珍宝玉器件件精美绝伦，让乾隆皇帝爱不释手，一件也舍不得退回。经过百般挑选，乾隆皇帝最终忍痛将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退回给王亶望。这些玉器虽然被退回，但乾隆皇帝一直念念不忘，十分挂怀。现在，王亶望家产被查抄，去年忍痛退回的玉瓶和玉山子肯定就在其中。乾隆皇帝兴致勃勃地亲自查验，结果却大出意料之外。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竟然不翼而飞！而且浙江送给内务府的这些珍宝玉器，无论材质和设计，大都庸劣不堪。事情太过蹊跷，其中必有隐情。乾隆皇帝便找出抄家簿册，一一详加核对。这一核对，结果令人震惊：登记在册的珍宝玉器竟有上百件不翼而飞；簿册上没有记录的东西，竟然多出了89件。王亶望的珍宝被人掉了包！有人竟然偷偷换走了运往内务府的奇珍异宝，将皇帝念念不忘的珍玩玉器据为己有。这真是旷古未闻的奇事。调包者利令智昏，胆大包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旨彻查。一经调查，案犯浮出水面，真相令人瞠目结舌。调包皇帝珍玩的竟然是堂堂的闽浙总督陈辉祖！陈辉祖，湖南祁阳金兰桥（今祁东县金桥镇）人，乾隆朝军机大臣、两广总督陈大受的儿子。乾隆二十年（1755年），陈辉祖凭借当高官的老子，以荫生的身份授职户部员外郎。这个官二代，一入仕途就是从五品，起点相当高。此后，步步高升，历任郎中、广西巡抚、湖北巡抚、河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陈辉祖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这样一个身受国恩、历任要职的官二代，竟然不念皇恩浩荡，反而大咧咧地调包抄家的珍宝，私吞皇帝念念不忘的珍奇。大清官员利令智昏，大胆妄为到何种程度！大清吏治的腐败，真是空前绝后，令人叹为观止！甘肃冒赈案，可说是清朝官场贪腐“普及”、人人有份的典型。陈辉祖调包案，更是大清官员贪腐弊病之深的代表。一广一深，一纵一横，所谓的天朝上国，其实已经朽烂到根子上了。5.“英吉利贡使”
吏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到乾隆晚年，大清各地已经是民乱蜂起，大清帝国已趋向没落。在世界的另一端，西方各国已昂首阔步迈入蒸汽机时代，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在这一消一涨之间，世界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清朝统治者昧于时局，依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难以自拔，骄傲而愚蠢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历史再次为中国打开了融入世界新格局的大门。可是中国并没有及时把握这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了英国要求扩大通商的请求，大清因此失去了和西方平等交往、齐头并进的机会。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廿四日（1793年7月1日），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在浙江舟山登陆。使团受命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带着建立中英外交关系、扩大通商的使命，远涉重洋而来。此时，乾隆皇帝83岁寿诞在即。高高在上的清朝统治者自然而然地以为，这是一个化外蛮夷之邦前来祝寿，并具表纳贡。海外番邦前来朝贺，乾隆皇帝当然龙心大悦。他连颁数道诏书，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案。马戛尔尼外交使团刚一上岸，接待的中国官员就给插上了一个“英吉利贡使”的旗帜。然后护送着他们，一路浩浩荡荡地北上。身负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使命的马戛尔尼使团，就这样被强行安上了“贡使”的名头，远涉重洋带来的礼品也就成了“贡品”。到了北京，礼部官员告知马戛尔尼，朝觐天子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个要求让马戛尔尼感到崩溃，他认为这是屈辱的要求而坚决拒绝。在马戛尔尼看来，中英两国都是主权国家，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的使者，根本没有向大清皇帝下跪磕头的道理。可在大清官员眼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贡的番邦使者，岂能妄称平等，不行跪拜之礼。双方为了朝觐的礼仪，争执不休。马戛尔尼访华之行，眼看就要无功而返。此次访华，英国准备了很久，如果就此泡汤，那就十分不划算。最后，马戛尔尼决定让步，以此换得大清皇帝的接见。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1793年9月17日），马戛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对于觐见时有没有三跪九叩，中英双方说法不同。马戛尔尼使团的记载是：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国国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没有磕头。乾隆宠臣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不管有没有叩头，马戛尔尼总算是见到了大清的乾隆皇帝。见了面，并不等于完成了外交任务。在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员的眼中，马戛尔尼就是专为贺寿朝贡而来。现在既然已经一睹天颜，而且拜了寿，送了礼，那就好好玩几天，看看天朝上国的风光吧。玩好了，逛够了，就打道回府吧。马戛尔尼急眼了，这是要来建交的，这是要进行通商谈判的，怎么能就这样打发我们走呢，于是提出六项要求，请求通商谈判。清政府的答复倒也干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你们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英国计划中的建交请求，就被乾隆皇帝轻轻松松地拒绝了。马戛尔尼只能无功而返。虽然没有完成外交使命，但马戛尔尼此行并非一无所获。通过在中国实地走了一遭，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中国普遍的贫富分化、人民精神麻木怯懦，都逃不过马戛尔尼锐利的目光。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马戛尔尼认定，清王朝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并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马戛尔尼摸透了清朝的底细，可是傲慢的大清皇帝和举朝官员，却连英吉利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直到鸦片战争已经开打两年，道光皇帝还在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西方高歌猛进，大清闭目塞听。清政府紧闭国门，沉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自我陶醉。6.英国的“银荒”
大清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严禁洋人潜入内地。这种政策简单点说，就叫闭关锁国。国门紧闭，大清倒是省事了，这可让一心想要扩大对中国贸易的英国，干着急没办法。在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英国商人忍受着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盘剥勒索，忍受着种种歧视和不公，辛辛苦苦埋头做买卖。他们辛辛苦苦从欧洲运来洋货，再贩运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回到欧洲。在这来来往往之间，他们发现能够卖给中国人的东西实在太少，而从中国采购的货物数额十分庞大。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英国对华出口的商品90%以上，是毛织品和棉织品。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大清老百姓，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吃着自种的粮食，穿着自家织的布。洋人的商品，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花那个闲钱干什么？民间对洋货需求量并不大，所以，洋商远涉重洋，靠卖东西赚钱，其结果并不理想。要想赚钱，就必须贩卖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等商品回去。欧美各国对这些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巨大。只要拉回去，保赚不赔。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长期的贸易逆差，钱都流向了大清。这导致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银荒”，即银子不够用了。当时英国和西方各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的货币，而大清实行的是银本位制。英国要和大清贸易，就必须使用白银。在金银的兑换中，英国本就十分吃亏，再加上长期的贸易逆差，这使英国国内产生了严重的白银紧缺。面对对华贸易的劣势，英国人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于是他们派出使团，希望改善中英贸易的格局。可结果毫无用处，傲慢的天朝上国，压根儿就不好好搭理这些黄头发、蓝眼珠子的洋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将他们当成朝贡的番邦使者，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扩大通商的请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使团访华。因使团不愿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结果连嘉庆皇帝的面也没见上，就被打发回国了。在天朝上国的意识里，蛮夷拿着贡品，三跪九叩地来朝贡，咱欢迎；不愿磕头，要求平等通商，对不起，你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渠道，扩大对华贸易的尝试，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尝试着用炮舰撞开中国的大门。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兵船以防止法国侵占澳门为由，开进伶仃洋面，准备登陆。结果被当时的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忽悠加劝阻给糊弄回去了。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又借口对抗法国，强占澳门，登陆黄埔。嘉庆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时任两广总督吴熊光领旨后，立即调兵封锁澳门，在黄埔等地布防。英军看清朝要来硬的，马上撤离黄埔。武力试探也没什么用。骄傲的大清，堂堂的天朝上国根本就不吃那一套。7.鸦片的泛滥
当英国政府面对改变对华贸易的劣势局面，一筹莫展的时候，英国商人们却找到了一个破局的“法宝”——鸦片。鸦片又叫阿片，俗称大烟，在中国医药宝典《本草纲目》中，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阿芙蓉。鸦片源于罂粟植物蒴果，其所含主要生物碱是吗啡。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人直到唐代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对罂粟有所了解，并开始种植。最初它只是被作为观赏植物，像花一样被养着。宋代以后，人们逐渐了解了鸦片的药用价值，在实践中摸索出鸦片在治疗痢疾、咳嗽、痔疮等疾病上的特殊疗效。中医也认识到鸦片是一种猛药，使用时要非常小心。明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吸食鸦片上瘾的群体。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中国人吸食鸦片的现象出现并慢慢扩大起来。起先，吸食鸦片只是富裕阶层的特殊雅好。不久，这种雅好就自上而下传播，一直泛滥到各个阶层。当时，鸦片在中国本土几乎没有种植，所以价格比较昂贵。随着吸食人数越来越多，鸦片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越来越贵。以致在许多地方，鸦片甚至可以代替金银，成为能够流通的硬通货。19世纪初以前，世界各地并未把鸦片视为洪水猛兽，鸦片像酒、烟一样，只是人们的一种嗜好。加之鸦片还有疗病的功能，所以大多数人甚至认为鸦片是一种对人有益的东西。在对华贸易中，精明的英国商人发现，中国人对鸦片存在特殊的兴趣。于是，他们就从印度等地运来鸦片，再偷偷卖到中国。鸦片泛滥，引起了大清统治者的高度警惕。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止吸食烟草和鸦片的律令。其中对贩买鸦片的处罚为：“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吸食鸦片者的处罚较轻：“收监，俟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嘉庆年间，皇帝多次下旨，要求查禁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的活动。嘉庆十八年（1813年），朝廷颁行了《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又制定了《查禁鸦片烟章程》，对贩卖和吸食鸦片的处罚进一步加重。但是，这时王公大臣，八旗绿营，平民百姓大量染上鸦片烟瘾，鸦片的危害已经难以挽回。朝廷越查禁，鸦片泛滥就越猖獗。这种怪现象的根源就是大清烂到根子上的吏治腐败。巨大的鸦片需求，带来巨额利润。面对发财的机会，谁都不会淡定。英国商人将鸦片运到中国；中国海关官员和沿海士兵纷纷参与其中，收受贿赂，为洋商走私保驾护航。大清政府所谓的严禁鸦片，也就变得徒有形式。鸦片走私不断扩大，英国对华贸易的劣势就开始得以逆转。原来的逆差变成了顺差，中国的白银开始哗哗地流向英国，换成了黑乎乎的鸦片。英国的银荒问题解决了，而大清则开始白银紧缺，国势日渐衰弱。鸦片走私，将大清紧闭的国门挤开了一道缝隙。沉溺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廷，即将迎来可悲可叹的风雨飘摇。第二章 广州禁烟：正义背后的天朝傲慢
1.严禁派与弛禁派
大清的闭关政策，已无法阻止西方商人走私鸦片的疯狂脚步。道光年间，鸦片走私日益猖獗。从沿海到内地，吸食鸦片之风已泛滥成灾。鸦片吸食成风，白银外流，大清已经财匮民乏，国势危殆。鸦片泛滥，这是病，得治！这是朝廷上下一致的认识。可是，如何治理鸦片泛滥的流弊，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分歧严重。在朝臣之中，出现了弛禁和严禁两种意见。严禁派以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鸦片流弊已深，危害巨大，必须严刑峻法，重拳打击。不但要严惩贩卖鸦片者，也要重点打击吸食者。凡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一年戒不了的，是老百姓就咔嚓了，是官员的还要罪加一等，让家属再跟着遭个殃。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中有人抽鸦片，而其他人知情不报，也要负连带责任。总之，就是要用国家强大的专制机器，把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那些浑蛋们统统收拾了，还大清一个朗朗乾坤。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太常寺卿许乃济等官员为代表。他们认为鸦片流弊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一时难以禁绝。不如索性允许公开买卖，对鸦片贸易征收重税；同时允许内地种植鸦片，用国产鸦片打败进口鸦片。如此一来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保证大清财力富足。至于爱吸鸦片的王八羔子们，爱咋咋地，抽死最好，死了也算给大清腾了地方。其实严禁派和弛禁派的主张各有其合理之处，也各有偏颇的地方。对朝中严禁和弛禁的争论，一向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摇摆不定，拿不定主意。后来，林则徐、黄爵滋等人说：若犹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话可是戳到了大清统治者的痛处。如果真的到了要兵没兵、要钱没钱的时候，大清也就离完蛋不远了。道光皇帝被这样的预测吓着了，于是他坚定地站到严禁派的一边，开始以严禁吸食为主要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针对鸦片的严打运动。为了表明禁烟的决心，道光皇帝将主张弛禁鸦片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不久又将他一脚踢出朝廷，令其致仕回家。吸食鸦片的官员，道光皇帝也揪出了几个典型，予以严惩。其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当数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这两个王公，因为吸食鸦片，被直接革去爵位。道光皇帝玩真的了，全国各地的禁烟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湖广、直隶、两江、两广等地，禁烟工作颇有成效。广州是鸦片走私的源头，也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若能遏制此地鸦片走私，则全国禁烟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于是，道光皇帝选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专办禁烟事务。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于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区）。林则徐出身颇为贫寒，他父亲林宾日是个贡生，靠教书养活一家老小。教书育人听着高大上，但收入一般都是仨瓜俩枣，不值一提。为了补贴家用，林则徐的母亲常偷偷做些女红手艺，补贴家用。林则徐4岁时，就被父亲林宾日抱到私塾里，教他四书五经。林则徐聪慧好学，父亲林宾日对他悉心教导，寄予厚望。林则徐9岁时就写下了“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磅礴诗句，说他是神童，一点都不夸张。林则徐14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26岁的林则徐以二甲第四的好成绩，高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科举的道路上，林则徐顺风顺水，这为他日后仕途显达开了一个好头。此后林则徐在官场浮浮沉沉，一路循级晋升。道光三年（1823年），39岁的林则徐出任江苏按察使，成为地方大员，其后转任各省布政使等职。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任江苏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年），升湖广总督。时年，林则徐53岁。这在大清的诸省八个总督中，绝对算年富力强的一个。在大清的地方督抚中，林则徐以理政细密周到著称，道光皇帝一直对他青眼有加。现在广东禁烟，事关重大，道光皇帝就将这一重担交给了林则徐。他相信，林则徐这样的能吏干臣出马，一定会禁绝鸦片，还大清一片朗朗乾坤。2.林钦差严打鸦片
道光十八年九月廿三日（1838年11月9日），道光皇帝谕旨：林则徐着来京陛见。二十天后，林则徐进京，道光皇帝立刻召见。君臣二人凑在一起，商量着禁烟大计。八天之间，道光皇帝共召见林则徐八次，平均每天一次。如此高频率的召见，可说是前所未有。林则徐受到这般宠信，引起了道光的宠臣——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穆彰阿——的嫉妒，这为日后林则徐倒霉埋下了伏笔。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廿三日（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离京南下。道光十九年正月廿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从北京到广州，林大人走了两个月，这也没办法，那时候就那种交通条件。林钦差来了，卖鸦片的和抽鸦片的都要倒霉了，广州靠着鸦片收黑钱的大小官员也没好日子过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要到了，从此，中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而且这新一页的内容并不那么赏心悦目。林钦差到任后，立刻投入到严打鸦片的工作中去，广州禁烟运动轰轰烈烈地走向了高潮。对内的禁烟工作继续由两广总督邓廷桢负责，收缴烟土，捕拿烟贩，吸食者限两个月断瘾，并且实行互保株连，奖励揭发。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王八羔子们通通倒了大霉。对外的禁烟由林则徐自己负责，具体方法就是收缴和甘结。收缴就是强令外国鸦片贩子上缴鸦片；甘结就是让他们立字据，签写一个永不贩卖鸦片，若有违反，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保证书。强令外国鸦片贩子上缴鸦片，如果人家拒不上缴怎么办？这不用担心，钦差林大人胸中自有韬略。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召集负责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的行商，颁布了一道《谕洋商责令夷人呈交烟土稿》的谕贴。要求行商传谕夷商，三日之内上缴所有鸦片。如若不交，则从行商中挑出一两名，杀头抄家！行商获得清政府允准的对外贸易权，在贸易中获得巨利，个个富可敌国，但现在他们也要承担与夷商沟通的义务，成为林则徐制裁夷商的人质。行商们个个吓破了胆子，跑到广州城外西南的洋人商馆请求他们交出鸦片。但洋商并没有将这当回事，他们觉得新来的钦差大臣所有的动作，不过是和以前一样，想坑更多的保护费。他们一起商量着，这次该用多少钱摆平。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1839年3月21日），林则徐再次通过行商传谕，钦差林大人将于明天上午十点前往行商会所，到时候要“咔嚓”两个行商。洋商这时候才感到林则徐是真的要玩狠的。他们紧急举行会议，最后决定交出部分鸦片，保全行商的性命。他们按照公平的原则，依据各自拥有鸦片的比例分摊，最终交出1036箱鸦片。有整有零，不多不少，真不愧是精打细算的商人啊。洋商们打算交出1036箱鸦片，但堂堂钦差大人可不是好蒙的。拿这点鸦片就想蒙混过关，没门儿！所有鸦片必须全部上缴，这一点坚决不会动摇。这时候，有人向林则徐报告说，美国的鸦片贩子想要如数上缴鸦片，但有个叫颠地的英国鸦片贩子不同意，而且还从中阻挠。林则徐一听大怒，下令传讯颠地。也不知道是行商传话忽悠了颠地，还是颠地自己理解有误。反正颠地很高兴，以为是钦差大人邀请自己。他乐呵呵地答应：自己将于3月23日，和行商们一起去拜见林大人。颠地傻帽儿，但其他洋商可精明着呢。他们在中国混了多年，鸿门宴之类的历史故事应该听说过一点。很明显，林大人绝对不是邀请颠地，颠地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于是洋商们提出要求：必须有一封保证颠地24小时安全返回的书信，而且书信上必须加盖钦差大人关防大印，这样他们才可以放心地让颠地入城。明明是要传讯颠地，如何保证他24小时返回，这些外夷奸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还要什么书信，并且加盖钦差大人关防大印，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痴心妄想！林则徐明确回绝了洋商的要求。颠地和其他鸦片贩子也明白了，这不是邀请，而是要命。这回颠地说什么也不去了。3.鸦片贩子的救星——义律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39年3月23日），林则徐摘取了行商伍浩官、卢茂官的顶戴（这些行商是有官衔的），给他们脖子上套上锁链，派兵将他们押解到洋人商馆传话。如果颠地再不来，将要强行捉拿。颠地吓破胆了，他通过行商们向林则徐传话，24日礼拜天，是礼拜上帝的神圣日子，他不能在这一天进城。问题是，拖过24日，25日怎么办呢？弄不好颠地真的要见上帝去了。就在颠地吓得快要尿裤子的时候，他的救星——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查理·义律来了。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出身于英国贵族。1815年入海军，在印度和牙买加服役多年。道光十四年六月（1834年7月），义律以上校军衔，随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任秘书。道光十六年（1836年）升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后，义律先生就成了大清的对手，在广州禁烟、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义律出任香港的第一任行政官。可以这样说，这个查理·义律真的是让中国人恨得牙齿发痒的“老朋友”。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十日（1839年3月24日）下午6点，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来到洋商商馆。所有洋商一片欢呼，感觉义律这时候就像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啊。义律来到商馆后，即刻升起英国国旗，并且把颠地保护起来。同时通过行商传话，只要钦差大人出具盖有钦差大臣关防大印的明文约定，不让颠地和义律自己分离，他就愿意陪颠地入城。钦差林大人不愿再磨叽下去，二月初十日（3月24日），也就是义律进入商馆的当日，林则徐下令：终止一切中外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