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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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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并不是总坚强试读：

内容提要

为什么异性恋男人具有同性恋恐惧症

几年前我以一名专家身份参观了中西部地区一个高级保密监狱，目睹一场有关监狱环境对犯人精神健康影响的诉讼案。当我步入监狱的主要通道时，在离客厅不远处我看到一个女人乱窜于男囚中。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她金发白肤，苗条，看上去妩媚动人。实际上，“她”是一个青年男子，约21岁，打扮得像一个女人。金发白肤，蓝眼睛，苗条而敏感，他把自己的角色演得相当漂亮。穿着拖地红色睡袍，肩上的围巾搭在胸前，以某种方式不让人推断他乳房的大小。他化了妆，做出十分诱人的娇声媚态。看到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漫窜于男狱，我感到相当吃惊，一个陪同的律师悄悄告诉我，“她”是男人，并问我是否想跟他谈谈。

这个囚犯告诉我，他并不真是一个同性恋者，相信他被释放后不会再装成女人，但在“里面”，只有被“监禁”才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争取关在具有保护性的隔离牢房中。这种监狱里关押着在“主线”上感到不安全的罪犯，包括偷窃者、骚扰儿童者等就囚禁在此。当这个男子19岁被关进这个监狱时，被一顿痛揍，被强暴无数次。有几次，囚犯们相互打斗以求能获得他当成性工具的机会。他认识到成为一个强壮男人的“女人”更安全，因为那样他就不会成为强壮囚犯们竞争的靶子，他随时将变成另一个残暴男人被动的性对象。

后来，我遇到一群保安官员，其中有一个谈到了那个小伙。我说我跟那个小伙谈过，那个官员问我是否愿意听听他将给那个苗条而漂亮的小伙子的几条建议。我还没有回答，他就脱口说道：“你首先要做的是走出院子，打断金属床架子，把金属管塞进你的裤管。当大个男人来操你的屁眼或猥亵你时，就拔出你的金属杖用尽力气揍向他的脸。你们两人肯定要给关上十几天，但等你再出来时，大家都会敬你‘够疯够狂’，再也没有谁敢拿‘性’来烦你了。”

在监狱里“干屁眼”是统治的象征。强壮的人干，身材瘦小的人只有服从。同性强奸对于那些不能证明他是够“男子汉”的男人来说，是个持续不断的威胁。据一位监狱中鸡奸幸存者汤姆·卡西尔说：“我们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在这个制度中被统治和被侮辱的人，在监狱中却能统治和侮辱着别人。”或许这解释了囚犯锻炼身体的原因吧！平常人也做的很强化，不是身体上的，就是思想上的，要么就是名誉和金钱，男人总是在修着什么，这些东西可以使他们相信，自己不再会总在最下面，不在那些会被“修理”的范围之列。这不是一个男人竞争欲望和防范欲望的完全解释——竞争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关系——而男人的主观害怕被“修理”支撑这些社会关系的角色。监狱里的这场戏剧震动了男性的灵魂，就像男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想失去保护自己免受强奸的能力，当那些想要触摸或拥抱我们的男人走近时，我们全身紧绷，同时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站着看这种接近和依赖都没使我们变得过分脆弱的位置。

韦因伯哥定义同性恋恐惧症为“害怕接近同性恋圈子里”，费尔定义为“对男女同性恋分子的社会性仇恨、拒绝和恐惧”。卡巴吉认为还应包括憎恨同性恋思想，憎恨同性之间的爱，打击同性恋的动机（同性恋重击者）以及一种同性恋者之间的自我憎恨。维克思和德罗西揭示了19世纪同性恐惧症的根源。那时候男性关系发展得很深，对社会秩序和个人都构成了一种威胁。莫瑞·卡夫克里研究了男同性恋者间的人格关系，后归结为他们（同性恋者）倾向于专制独裁、苛刻，不能容忍模糊不清，关注社会地位，对性冲动的冲突及和别人关系的拉开距离。马莱恩讨论了男同性恋者的内在化同性恋恐怖症，但我将严格限于异性恋男性的同性恋恐惧症。

同性恋恐惧是指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恐惧和仇恨，也与男人同性之间全身紧绷、拉开距离有关，而不管其性的倾向如何。异性恋的男人害怕彼此靠得太近，尽量避免任何会被看成是女人化或不够“男人味”的事情。同性恐惧可以很微妙，是下意识的。那种幻想着像“操你屁眼”的原始意识通常是意识不到的，除非这些人仔细探查自身同性厌恶症来揭开恐惧后面潜伏的幻想。正是同性恋恐怖这种轻微的和无意识的形式，束缚了敏感的异性恋男人们的生活和可能性。没到过我诊所的男人问我能否帮他们克服同性恋恐惧症。我治疗的大多数男士，同性恋恐惧症十分轻微，他们永远不会故意歧视男女同性恋者。例如有一个男患者以轻蔑的口气谈一个男同性恋同事，我问及其他人对他来说怎样，他保证说在工作岗位上他永远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歧视男性同性恋者。接着他回忆说，任何时候运动场上只要他没尽力迎合父亲的要求，老人家总是奚落他：“怎么回事，你不是同性恋吧？”他认识到他最烦那位同性恋男同事，真正原因在于他的缺乏运动精神：“其实他并不总是女人气十足，虽然他是这样的，而在于他软弱和缺乏协调感，他看起来像从来没传过球、没跑过步。”这个病人每天都举重，并总是有意识保持收腹挺胸。他很快就找到了讨论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关于同性恋恐惧的谈论（尽管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和原来在我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的病症自述以及自己关注于“盘紧，再盘紧，要比衣架上的弹簧还要紧”之间的关系。而原先他要我帮他放松和更充满活力。有的男人告诉我他们喜欢拥有比较亲密的男友，接着他们说过不希望我会以为他们是同性恋者。换句话说，同性恋恐怖症对他们的孤立、不能保持同性间有意义的亲密关系有一定的影响。其他人也等到使自己找医生的症状有所缓解，就不打算再来找我了。当我们谈到他们想这么突然地中止治疗的原因时，我们发现这些男人害怕变得依赖于另一个男人或害怕我们之间感情的发展。当然，这些担心并不全跟同性恋恐惧症有关，他们有过背叛和虐待的亲身体验，而这些人都是他们曾经依赖过的男人，首先是他们的父亲。但同性恋恐惧是相关的因素。当我们遇到需要突然中止理疗的男性患者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我有性的情感，或害怕我对他们也有性的情感。碰到病人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和探讨这些怪念头的，我们得出结论，这种从心理治疗中跑掉的愿望实际是要抵御两个男人之间出现的感情及其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的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同性恋恐怖症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对那些从不有意支持任何公开歧视男、女同性恋的男人也不例外。

艾尔在讲述他的梦之前已经在我这儿治疗了6个月。在一个浪漫的夜晚外出时，他设法引诱妻子，但她礼貌地拒绝了，说自己没兴趣。随后他入睡后就做了这样一个梦：一群逃囚闯入他家，绑架了他和他的妻子，他自己被脱光后，被强迫弯下身，被轮奸。接着他的妻子也被脱光了按到他旁边的地板上，逃囚的头头开始当他的面强奸他的妻子。

艾尔被这个梦吓坏了，但他说他醒后感到很激动。这里我们开始讨论梦的含义。囚犯强奸他（艾尔）的妻子，表示平时他对妻子的不满。或许正是大男子主义反映了艾尔有着这样的信念：如果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她将会更被他搞定。他的妻子被人强迫发生性关系与他想强迫妻子的念头有关。接着他很难为情地告诉我：或许代表每次遭妻子拒绝时的失败和耻辱感。他承认他怀疑妻子是否有外遇，而以疲倦来掩饰。他开始明白感情的失落和害怕弱小男人被更强大男人奸污之间的连结关系。

费了好大劲才帮艾尔建立了这个梦与他无意识的联想之间的联系。他会幻想这样残酷的一幕把他吓坏了。每次意象和感情都否定了他把自己看作强壮、敏感的男人。与此同时，他抱怨慢性疲劳和对任何事情缺乏兴趣。很明显，艾尔的治疗目标是帮他把梦的一些进攻性和性欲能量疏导到他当前缺乏热情的生活领域中。但他首先必须正视个人深层次感情缺乏，和他每次被妻子拒绝后所激起的对男人味的关注。

许多特殊同性恋恐惧症患者如替代性爱看色情图片杂志上女性之间性关系的具体细节，欣赏两个女人间的性行为不使他们感到威胁，或许是因为人们能想像自己进入两个女人中。同性恋恐怖者真正害怕的不是同性之间的性关系，而是被动的性关系，即一个男性被鸡奸。一个男人可以尊敬一个女人，保护她免于受到别人的攻击，欣赏她的妩媚，但要如她那样，却总是说来是令人恶心的想法，尤其是想到被一个男人插入时。约翰·罗丝把男人害怕和女人亲密以及对做父亲的模糊认识与其心底怕变成女人的恐惧联系在一起。

男人以下面几种周知的方式相互攻击——“你没球球”，“像女人一样哭鼻子”，“别女人气”，“可爱的小猫咪”。换句话说，男人相互攻击时所能用的最坏的话就是女人。男人记得在学校上学时赢得打架的小伙被人崇拜，而失败的小伙却是“鸡婆”或“没鸡鸡”，是很丢人的事。最可耻的是被其他人称做女孩。这就是监狱院里那一幕在男性心灵上的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简·杰内特叙述说他在贝特瑞用作女人满足性欲的小男人。所有这些神态都是对过去被劫夺、被破坏了的大男子气概的怀念。弗斯丁把同性恐惧归因于“弥补安全感的需要”，那些真有异性恋的但同时又对自己的定位及其隐含的角色感到不安全和不舒服的人，或许会夸大他们自己觉得是异性恋的证据。这些人或许会表现出对同性恋持恐惧态度，以试图向自己或他人证明自己是异性恋。

培基·桑德对兄弟会奸污的研究揭示了加入兄弟会的成员公开的同性恋恐怖症。男女同校中的女生被邀到兄弟会的会所是不安全的。他们喝酒、吸毒，然后被兄弟会的师兄引诱。其他兄弟们刚开始是看着这场性聚会，后来就进屋与那女生发生一系列的性行为，他们喝得烂醉，很难说发生着什么，更很少有人抗议。桑德采访了两个不同大学的兄弟会成员。他们都参与了“牵引车”的活动。他们中多数人相信女人以到兄弟会场所和接受宴请来默许这种行为，而且这些青年人并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桑德评论道：

男人们说没参加“牵引车”活动的男人没男子汉气概，要么就是同性恋。他们以此种方式来引诱其他男人参加“牵引车”活动，这种行为是十分自相矛盾的，因为“牵引车”的同性恋色情是很明显的。一群男人互相观看与一个或许不清醒的女人发生关系，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女人对这些男人的性行为是必不可少的。就如此书中描述的兄弟会的行为表明的，答案在于同性恋恐惧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牵引车”活动中有同性恋恐惧症的男人的复杂性交行为有着严格的异性恋形式。

当一个男人考虑穿具有彩色艳丽花案的衣服时，在公共场合出于冲动拥抱或吻某个男人时，随便留一种古怪发型或想上芭蕾舞课时，所有女人都不干了的事时——他必须考虑别人会怎样想，他们会认为我太女人味吗？或许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同性恋者。这种想法制止了我们，此外这里还有一些男人不该违反的规则，韦因伯哥在他的列表中提出男人同性恋恐惧症的原因是，男同性恋者所有的那份自由在异性恋的男人心中产生的一种妒忌。用另外一句话来说，这些异性恋的男人轻视同性恋者是因为他们嫉妒男同性恋者不受传统性别角色的困缚，很少有人承认过这种妒忌，但我相信这种妒忌在同性恋恐惧症中起一定作用。一个男病人告诉我他的妻子正和另一个同性恋男人建立亲密的友谊：“事实上，我并不介意，我并不妒忌，只是这样的，当他们一起笑和变得傻里傻气，为另一个朋友患AIDS（艾滋病）而哭泣，他们是这样的互相进入感情空间，几年来，我和她已经没有过这种感情的接触，我妒忌他能够和她进入这个感情空间，我猜想我只是有点妒忌。但妒忌并不是同性恋恐惧最重要的原因。”

在男异性恋者的想像中，同性恋的思想总和暴力的威胁相联系，即更强硬的男性不情愿被鸡奸。这种联系通常是无意识的，但离显露并不远的。当然，假如一个男子汉不愿被从肛门插入，唯一可能发生的是使用暴力——真正的男人不经过残酷的打斗是绝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发生的。在监狱里，统治和征服幻想往往和狂怒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在观看影片《无辜的男人》中看到汤姆·塞莱克扮演一因误被捕入狱的中产阶级杀人犯时，人们倾向于赞同，为避免被人鸡奸，汤姆的杀人行为完全是正当的。所以当异性恋的男人想到被插入时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暴力。

不能够承认同性恋者的内在冲动导致男人把所有的同性恋欲望投向体外，投向男同性恋身上。既然异性恋的男人所能想像的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是强奸，既然男同性恋者是唯一想和另一个男人做爱的男人，那么急切的异性恋的男人便得出结论：男同性恋者是一种威胁，因此男同性恋者打击的目标是痛揍或杀了男同性恋者，从而减少被迫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尽管人们会不断反对，潜在的同性恋是同性恋仇恨症的核心。弗洛伊德只是错在自己的同性恋仇恨使他把同性恋当成病态看待。

监狱外面的世界，害怕遭到鸡奸是和男人心中谁在顶上的问题相连的，男人害怕的是失去一场斗争而跌到底层。男孩们在校院里就知道了同性恋和暴力的关联，在那儿“懦夫”，“萎哥”，“小鸡”，“女人”，“公公”等都是同类词，这种联系一辈子都不会消失。

我们常常随时准备像个男人去战斗，当然，大多数男人从校园里的拳头战步入到更成人化竞争，不论是一场合法的战争，还是为了浪漫的竞争，或是努力打败挑战者或敲定交易或晋升，用男人的幻想并不能完全解释竞争，但在一个竞争是游戏的代名词的社会里，这些幻想用以激励男人不断竞争。在异性恋男人的印象中，鸡奸是对失败和被统治的惩罚。这种想像出来的耻辱激励着每个主人公在社会各层中往上爬。

男同性恋者的存在不断提醒急切的异性恋男人“操你屁眼”的可能性，正如与其说强奸是一种性欲形式还不如说它是对女人的强烈仇恨的表现一样，同性恋仇恨与其说是一种性偏好，还不如说是害怕被狠狠地抛到底层，遭人羞辱。同性恋并不真是强奸和暴力，而是有关男人间性欲、性冲动、温柔和感情。唯一的例外是男同性恋团体中的一小部分被极端男性虚幻主义统治着的人，即便这样，AIDS（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其间存在是一种照顾其病态成员的需要，正在引起很大的变化。

杰弗·毕恩写道：随着我们不断的演化和重新定义明确身份，如同性恋者、两性人，我们从男性性别角色训练的束缚和功能障碍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同性恋恐怖者（每个男人在同性恋恐怖方面，不论多么微妙，掩示得多么好）都有意杜绝寻求另一个男人的爱，抛开性欲和暴力冲动。男同性恋很容易就成了轻视的目标，在仇恨男同性恋者时，同性恋恐怖者更有力地证实自己没有过分喜爱男性。

为什么同性恋恐怖症是社会造成的

心理治疗家并不能免于同性恋恐怖，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恐怖时，可能导致在治疗为自己的性别本体和性偏好而苦恼的病人时产生偏见。杰姆斯·克曼写出了他对几年来的这段时间仔细观察的两个治疗家的失望。两个治疗家都否认对同性恋者的偏见，但当他讲自己怕苦恼时却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两次治疗过程，我与同性恋相识，我和他们之间存在真正关系的可能性，我避开了他。一个训练有素的理疗家应该最先查出我这种罪恶感的原因，并促使我克服它，相反地，这些事件变成我不想成为同性恋者的证据，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不想成为男同性恋者的信号（或许只是我仅有的信号），成了健康的暗示讯号，就这样，这些事件没被审慎地检查。类似地，我的理疗家花了很长时间，想弄明白为什么我和异性恋的男人们关系这么密切（竟没问我为什么和他们建立关系）。同样地，在同性恋的事件后我失去了我的教学工作——热烈的关系仍继续着，时断时续，直到今天——我带给第二个治疗家的数据是当我和情人睡觉时我觉得十分“自然”，完全“协调”，没有什么恶心和犯罪感。虽然这和导致我求助于精神病理疗的事实相反，我的理疗家竟从未想控究这个矛盾。如果克曼的叙述是准确的，那他的理疗家没有努力帮他克服内在冲突让他能揭示有关性偏好的深层欲望，而是设法强加他们自己的道德态度，一种基于无意识的同性恋恐怖背景下的态势。虽然这些理疗专家宣称没有偏见，并有选择地尝试帮他克服在异性恋关系中遇到的障碍，但对他在同性恋恐怖中遇到的障碍却无能为力。即使克曼的治疗专家并没有得到公平叙述，但他描述的几个病员正好与其它治疗家的经验相似。

虽然美国精神病协会受迫于男、女同性恋者把同性恋从官方精神病分类名单删除，传统精神病分析者和精神病理疗家仍然视同性恋为疾病。例如，罗本·凡恩相信一定程度上两性恋是正常的；能导致青年期进行同性恋的尝试，但是当公开的同性恋行为带到成年期时，就成为一种感情困扰，通常反映了过分缠绵于迷人的、令人丧失力量的母亲。基于建立在这种方式上的干预，传统治疗学家集中精力于影响同性恋目标选择的神经冲突，而忽视了束缚男人的选择并干扰他们感情的同性恋恐惧。男性病员真能与一位对“正常”男性爱好包括什么抱有偏见的治疗师一道探讨他的全部选择吗？同性恋精神病分析的构成方法，已经因其同性恋恐惧的偏见和缺乏社会和历史视角而被批判。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男性抗争”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同性恋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在阿德勒看来，小孩会因自己的“家族性的身体素质，要看孩子的”器官的自卑感“在家里是怎样解决的——也许会发展成”严重自卑。“神经方面的两种发展被动地接到了家族”自卑“特性，而主动上又反抗这种特性，发展成补偿性向力量和控制奋斗——就是”男性的抗争。这种神经症的追名逐利的项目注定要不断使男性（有力的）和女性（软小、低等）之间的争斗不断上演。阿德勒没提到同性恋恐怖，但他却揭示了它的精神病理根源。

阿德勒把这种心理学的理论和社会结合起来分析：

我们的所有体制、传统态度、法律、道德、风格，都证明了它们由追求男性主导荣誉的有特权的男人所决定和控制。很难对一个孩子讲清楚一个在家勤务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有价值。

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是阿德勒不能接受弗洛伊德阴茎中心理论，这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阿德勒的“男人抗争”精神现在其他精神病分析学家的作品中，例如，包姆的极端男性主义是对男人的无意识女性自居意识的抵御。

女权主义者包括乔德诺、戴纳斯坦和鲁宾通过对恋母情结发展阶段的传统的心理分析的构思提供多种选择的余地，这样就加深了我们对同性恋恐怖症的理解。恋母情结阶段男孩开始更依靠父亲，男孩决定他不再模仿母亲，而开始学习父亲。身份的脱离并非突然出现的，男孩子决定不在任何明显的方面再像或者看上去像他的母亲了。而是开始急切地开始学习男人的姿势和行为，学会怎样更像个男人——这个过程要经历数年，自然跌跌撞撞有所难免。

是否许多男性相信他们必须抛弃任何女性特点以便完全和母亲区别开来？例如不再让母亲拥抱他们。毕竟，男孩从小就被灌输不要表现太多感情，就好像死守这一原则将阴止男孩子想他母亲的臂弯；当男人丧失大男子主义的自信心，怀疑自己是否女人化，换句话说，太像他们的母亲时，确定回到了恋母情节困境。成年人坚决不认男性同性恋者的趋向，根源于恋母情结阶段的男孩不认同的母亲。贬低女人和表达对同性恋者的憎恶，曾是真正男子汉的标记。

追求强壮男子形象的趋势重新出现在青春期早期。男孩子特别注意与女孩子区别开来，甚至做好准备，搜寻怎样吸引女孩的线索。这个时期，男孩倾向于做残酷的事，他们侮辱其他看起来没男子汉气概的男孩或搞同性性关系的男孩。他们贬低女人。例如夸耀自己博得女人的欢心。这种角色的脱离包含所有女人和女人痕迹。男孩们被引导相信如果他们能夸大和那些被当成女人使用的男人之间的区别，他们就能发现做男人的秘密。弗洛伊德把同性恋及女性气质两个概念当作疾病在偶然，如琼·贝克·米勒指出的，统治集团通常把从属群体的特征归为劣等性格，在我们心理学中，这意味着从属群体的衰弱被视为疾病了。精神病分析家一度诊断雄心勃勃的妇女的阴茎忌妒症并把同性恋当作一种精神病，今天，内科医生诊断后期的经期失调女性和性心理失常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分类变化了，但潜在性别偏见仍保留着。

同性恋恐怖症是社会迫使的，它巩固了目前的社会安排，包括男性权威上司和低微下属。苏娜娜·弗尔勇敢地断定同性恋恐惧是性别歧视的核心，同时必须被清理出界。如果性别关系想要有一个大的改观的话。她写道：

当同性恋男人打破传统男人角色时，他们不被视为“真正的男人”。几个世纪以来，被统治的弱者是男人憎恨和虐待的目标。厌女症者以一种复仇的方式变成同性恋者，同时吏加害怕他的性身份和行为将降低整个男性统治系统和强迫性恋形象。弗尔研究了同性恋恐怖症在妇女的攻击中的作用。

同性恋恐怖勾画出一个区分和保留狭窄的传统的男子汉气概的定义。我走路时经常很想用手搂着男性朋友的腰，却发现自己常怀疑是否有人觉得我们是同性恋者。有一次我和一个男性朋友去看电影，出剧院的路上看到我的一个男病人在排队。我朋友和我见面时总有相互触摸的习惯，病人对此显得很不舒服。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取消心理治疗。虽然他拒绝承认他的决定和在影院的相遇有关系，我还纳闷儿是否他认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想把他叫回来问他，是否我的感觉没错。他是怕我是同性恋而不再与我联系的，但克制住了这种行动。假如他印证了我的感觉，我该说些什么呢？当然我回顾了事件历程，尽力判断是否我做错了什么，例如在公共场合表示爱是否合适？这对于一个有着精神分析传统的心理治疗医生的我来说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决心不改变这种行为。我还是不相信一个男人表达对另一个男性的爱有何不好。

我告诉一个男同性恋朋友这件事时，他指出我陷入了另一种苦恼。一个男同性恋者在一个不适的场合被看作是同性恋者就会害怕被杀或被打。就像弗兰克林·阿伯特写有关他高校生活经历时讲的：如果你被看作“搞同性性关系的人”而且事实如此，你的生活将是不折不扣的地狱，直到你毕业或自杀。每个男人都有同性恋恐怖心理，社会化永远不会完全失败。从这点来看，同性恋恐惧就像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一个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怖猖獗的文化环境中长大，有可能不内化一定程度的歧视。结束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斗争教训能被应用于克服同性恋恐怖，例如W.J.卡什在《南方思想》中，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白种穷人要与种族主义组织中像“三K党”这样的种植园主联合而不和贫穷的黑人联合，来要求从那些压迫双方穷人的富有白人的经济馅饼中分取公平的一份。克什的看法是：联合种植园主白种穷人能够认同他们的权力，从而确信自己并不在社会底层，至少他们不是黑鬼。正如一个加入种族集团的白人，一个公开的同性恐怖的男人所说：“我或许会在很多方面有所不是，但至少我不是个同性恋者，不用弯下腰让另一个男人操我的肛门。”一个在这种社会成长的白人，将永远在脑子里保留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对同性恋的恐怖。我们所能确信地说的是，我们男人尽力克服同性恋恐惧症，也要尽力除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残渣。

正常的男人发现不易与男女同性恋者相处，对此大家可能有想法。这个问题被一个流放过的、正常的、注重形象的男同性恋者夸大了，他想疏远男同性恋者。正常人和同性恋分子之间的区分出现了，这种分离将在这些群体中导致双方终生的疏远。这种距离可导致心理投射，尤其是负面的投射。

这就是为什么正常的男人容易轻信，所有男同性恋者都是鸡奸者，不准他们来教小孩子，或这些男同性恋者是相似的并且事实上是常人制造的模板。

当然，男人若想摆脱这些旧框框，在公共场合中，必须有勇气加入到消灭同性恋恐怖的关键和工作中，及歧视男女同性恋者的斗争中，用法律的眼光来看问题，停止对同性恋的攻击，寻求适宜的办法抵御艾滋病。这是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把正常人和同性恋者隔开，指责同性恋分子、同性恋恐怖，可以加强对大部分美国男人传统的男性气质的控制。同性恋恐怖是关于交织于男性灵魂结构的封闭性和刻板，这些结构是经过终生劝诫别当“懦夫”、“萎哥”、“女人气”、“同性恋”等实现的。

在“同性恋”一词出现以前，爱德华·卡本特描写过“中间类型”，和他们“也许完成一个积极和有益功能”的可能性。

卡本特认为：男人身上多拉尼亚的气质（男、女同性恋），与此时女人的正常气质非常接近——在两者身上，爱，无论其以哪种形式出现——都是生活的主要目的。在正常男人身上，野心、赚钱、生意、冒险等等都有其地位——而爱，依规律而言，只是二等重要的事。

不管卡彭特的泛化在今天还对不对，是了开始了为男同性恋者争取正面的社会地位的讨论。哈雷·赫，“被广泛认可的男同性恋解放之父”，在50年代早期建立了马塔辛学会，并向其男同性恋会员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这些男同性恋是些什么人？”“在历史上我们曾在何处？”以后会在何处。

今天，许多男人不财摆出一种似乎自己每次都在避免被插入的样子了。这些男人正在寻找“非此即彼”、天上地下的附属体制的替换方案。不过，对于同性恋恐惧和在每个正常人身上的同性恋恐惧成分来说，别无他法。事实上，同性恋恐惧就是许多人觉得要在各方面不停地往上爬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有的男人躲避婚姻就像躲避瘟疫

在《笑与忘却》这本书中，密兰·肯德拉描述了这样一段婚姻：“相识最初的几个星期，凯勒和麦柯特就已经定了，凯勒会不忠，而麦柯特也会服从，但是那样的话，麦柯特将有权成为夫妇中占优势的一位，而凯勒则老有一种犯罪感。”我不同意肯德拉的观点，即每一对夫妇都是以相处的最初日子轻率地得出的“君子协定”为基础的。我宁可相信关系这个东西的经常改变，只有那些不断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得到解决，他们的爱才能充满活力。但是，肯德拉也指出，在夫妇关系的不可避免的、持续不断的争吵中，保持自我的方式这个方面的重要观点。

当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参加工作以后（不富裕的妇女经常不得不参加工作，因为他们的家庭需要两份收入以供生存），男人就要承担家里的部分责任，这样就出现新的关系紧张，包括新形式的竞争，如：他们中的哪个挣得更多？那个是更好的家长？当男的工作，女的干家务的时候就很少有竞争的必要，每个人都是其各自领域的最高统治者，现在，存在着挣钱能力的不同，同样也存在着活口和干家务的能力的不同，其中的一个人或两个人都需要竞争，那里存在新的忌妒和对立。如果说，妇女挣得多，而男人照顾小孩的事情做得多，以这样作为角色转换的话，尤其如此。

凯利和莎娜是在研究生院认识一年后结婚，现已有两个小孩。在后来的20年里，他们都成为专业人员。他因为患上忧郁症而进入精神治疗所，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忧郁，但忧郁使他没有力气工作，等回到家，又发现他没有足够的精力与孩子一起好好玩，他感觉到他的妻子从事“帽子游戏”比他更得心应手。她和他工作时间一样长。但每当她回到家听孩子们告诉他一天内所发生的事，她仍会感到兴奋，凯利奇怪她如何有精力与孩子一起玩。他叹息道：“但是，她却从没有兴趣做爱，我想，工作和孩子对她来说足够了。”

婚姻的压力在凯利的情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他妻子要去就诊于夫妻治疗大夫。我认为，凯利是因为陷于一个无法维持的境况而又不知道怎样改变它，因而感到忧郁。我问他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他自己的婚姻，他猜想是由于他和他妻子可能陷入了权利之争。我问他，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权利，他说，他知道她由于性反应的不敏感而感到自己的不足，而他正好抓住她这个弱点，并以此为借口，在她想告诉他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的难处时，他却避而不听。她猜想妻子是由于利用家务事的共同的责任而使他感到愧疚。“我似乎从来不曾做过事，不管我干了多少家务事，她总是熬得很晚，昨天她对我发火了，尖叫着说，她居然从来没有告诉我，所有的时间她都用来洗盘子，整理小孩玩具，以及弥补我所忘记照看的一切。”

他对认为让人有负疚感的经历的反应就是，当她想跟他谈谈感受时，他总是装作听不见，她用“负疚感”来压人，他被动而挑衅，大家彼此彼此。

汤姆躲避婚姻，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如果有人问起的话，他会说他的母亲太烦人，太喜欢辱骂别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处在另一个没有出路的亲密关系之中。这并不是说他对女孩不敏感，也不是不愿意去取悦她们。恰恰相反，他是那种所有女孩都愿讨好的男子，或者他是这么想的，他对女孩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长相和卓越的才华，还因为他是个心理医生，有很高的倾听的技巧。他在25岁前后结婚，2年后离婚，他还有两个差不多长短的亲密关系。他和其中一个情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另一个，他从未跟她生活在一起。除了这三个相对长期的关系外，汤姆还和数百个女性约会。他很自豪，因为大多数跟他约会的妇女都说他是她们所遇见过的最有情趣的男人，她们也认为跟他发生性关系比其他人要好，她们很快委身于他，并愿意与他结婚。

我问：“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关系是成功的呢？”“我不知道，经常在当女孩说喜欢我的时候我就感到厌烦了。我也曾吸引过别人，但我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女人，而这是所有女人都无法接受的。”

汤姆害怕女孩不停地对他说他们之间已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他感到他在欺骗她们。他知道如何谈感情，他还是个很好的听众，但是，他承认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技能，因为他知道妇女更愿意与感情敏锐的男人发生关系，他不尊重任何为他倾倒的女人，但是，她们的自愿和对他的性生活的精湛技巧的称赞都使他感到自豪，他认为他沉迷于女人的爱慕之中。他要求治疗，因为他感到忧郁，他想要个小孩，但他不相信他会爱上别人，也担心他不能维持一段婚姻。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成年人的浪漫关系定型于每个人父母的关系。男人和女人一般把内在的父母形象投射到自己的同伴身上，使另一个和他一起准确地扮演小时候家里出现的场景。我问汤姆，为什么他从来不相信经过努力缓解与同伴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创造出比早先他母亲的那份更有意义的亲密关系。汤姆承认，他怕如果他结婚，他会把自己锁进一个跟他母亲一样忽视他的感情和需要，并用自己的感情和需要来“轰炸”他，像他的前妻一样的女人的亲密关系之中。而且他也能看到，他在和女人的约会中，太愿意倾听她们说话，又不愿暴露自己感情的脆弱和需要，所以他的同伴总是过多的要求过分的需要，好像正要与他的预言一致。

为什么让他还有许多人相信，通过积极地处理与女人或男人之间的矛盾，他将能够得到一份过去他所不知的亲密关系就这么难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在每个男人的不同生活中，又有不同的答案，就拿汤姆来说，是因为他永远不能够从他母亲有害的婚姻关系中吸取教训而得更大的进展，其中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如今的社会是一个性自由的社会，媒体中能轻易地描绘性感的男人和女人（那些人看起来在进行合适的体育运动时和喝合适的啤酒，都永远年轻），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离婚，没有问题。当今社会对婚姻的压力（包括经济的衰退导致这么多男人的失落），这使得男人和女人都选择抛开婚姻的誓言，而不去努力修复与之长期相处的同伴的令人苦恼的关系，这就显得不足为奇。

男人有性各上的弱点使得初期的亲密关系走向绝境（当然女性也有，但不是这儿的主题），试想一下，如男人不愿承认他依靠女性，使她认为只有她才是需要依靠的人，也许他能够承认他需要依靠——例如，他需要从她那儿断得到证实，即他是她所喜欢的人，并是可以依靠的人——她或许减少自己的需要，然后她就要可能从她的沮丧中走出来，去关心他的情感需要。

有时，个人的癖性根深蒂固，而且异常复杂，不太可能改变。有些男人拒绝承认跟一个女人的亲近，历为他们害怕遭到拒绝或背叛，而他们又认为拒绝和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男人回避过分亲密，是因为他们害怕当接近一个女人时，他们的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会暴露出来，例如他们会辱骂他们的同伴或他们自己，并且开始比如说酗酒。女人也有个人的癖性。有时两个人都可能受到太大的伤害，这就很使他们求同存异。

桑迪和罗切尔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他们都已快40岁，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她很想要个小孩，但他犹豫不决。他来找我寻求单独的心理治疗。他说他爱她，但是不能忍受她。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就受到酗酒的父母的谩骂。他的父亲经常打他的母亲，父母会同时由于一点小事而把矛头对准他，他们经常可以找到借口，也许是他打翻了牛奶或关门太重，开始往往是用皮带打屁股，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从打屁股发展到用笞子打他的肩部和后背，而他只有蹲在角落里或者想办法从房间跑出去。

桑迪记得曾自己问自己作为小孩他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惩罚。他往往会这样回答：他太吵，太笨，太碍事儿，最后这个原因是经常发生的，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父母经常说要是没有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他们将多么自由。他记得他曾感到自己是导致不幸的唯一原因，因此他们之间的强烈争吵和他所得到的挨打都是由于他的错。

孩子们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责难，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年幼的孩子受到虐待，有两个原因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如果孩子们认为这全是父母的不好，孩子又没有能力改变情况，那么，情况就比较惨。无助的孩子就会受到坏父母的摆布。另一方面，如果孩子觉得是他做了错事而导致辱骂的，孩子就可以改变做事的方法，父母也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好好地照看他们的孩子，使孩子地狱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有可能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自责，以后接踵而来的每一个环境下都会养成自责的习惯，甚至当成年以后，有这种习惯的人回想起幼年遭受的辱骂，还会继续认为自己错了，那么，当被面前的同伴责骂，不管对不对，有这种习惯的人会接受比以前更多的责备。

罗切尔的父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家，她是姐妹中年长的一位，她记得曾与母亲有过激烈争吵，尽管没有肉体的折磨。开始母亲待她很好，例如，给她买漂亮的衣服，以后她把衣服弄脏了，年长的母亲就会骂她打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十几岁并开始约会的时候。开始她母亲会鼓励她出去与男孩约会，然而当她真开始约会时，她母亲又会挑剔她回家的时间和方式，指责她变得男女乱交，或者说她故意在外面呆到很晚让她母亲担心。

桑迪和罗切尔之间的感情强烈而又有矛盾。他们经常是在炽烈的爱的高峰和痛苦的敌意中徘徊。她会对他说，他是她全部的爱，是唯一真正了解她的人；而同时她可能当别人的面攻击他，羞辱他。有一次她在晚会上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起，她动作很挑逗。当他开始发牢骚并要自己离开的时候，她拦住了他，要他带她走。途中，她嘲弄他，说他吃醋一点不像个男的。还有时，她说他在性生活中缺乏侵略性，但当他变得更有猛劲，她又叫他停，并骂他粗鲁，像个强奸犯。

两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变对方的看法，有时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关心人的男人，值得被认为是她生命的全部，而有时他是可鄙的，活该挨骂和羞辱；有时，她是个可爱迷人的女孩，而有时她是个爱生气的罪恶的荡妇。两个人都想到，当自己处在分裂情绪这一半时，他们还有着另一半。当她辱骂他时，他忘了他也是一个可爱的、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在那个时候，他想他幼年的习惯，接受她的辱骂，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可鄙的人，是应该受到这种虐待的。在另一些时候，他认为他值得成为她全部的爱，而很少记得那些坏的时刻。

桑迪需要恢复小时候由于害怕如果反抗父母的毒打会被父母打死而埋藏于心的敌对行为，另外，因为他从很小就发誓不要和父母亲一样虐待人，从来不曾设想过如果不做恶人怎能面对自己。这使他更深藏了自己的进攻的努力行为，不知不觉地，他倾向了罗切尔，因为他认同了她的侵略行为。换句话说，当他不同意自己进攻性行为时，他可以通过假想而替代性地感受到同伴的有力，同时，她像她母亲对待她一样对待他，因此，当他开始忍受她的时候，她就羞辱他，就像她母亲每次羞辱她一样。

桑迪必须重新恢复自幼年时期就受到压制的进攻性行为，并且学会面对罗切汞，坚信不疑地对她说：“等一会儿，我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如果你不准备对我好一点，我不准备长期处于这种关系之中。”

另一方面，她必须认识到如果变得更脆弱时，他不会像她母亲打她一样打她，所以她就不会不停地破坏建立在两人之间的爱，换句话说，如果这对夫妇学会建立一种更持续的爱的联系，两个人都会面对对方，将自己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要求得到相应的对待。

在异性夫妇接受社会祝福的同时，男性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夫妇却遭受着普遍的同性恋恐怖症和社会歧视。同性恋夫妇不允许合法结婚，不能分享健康保障，也不能享受税收的回报，当他们想收养小孩时，当两者中的生身父亲想作为继父寻求正式的认同时，当他们寻找父亲渊源的时候，当他们到了确立双方的法定继承人的时候，都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障碍。社会不鼓励，很难让同性恋夫妇维持原先的关系。还有无处不在的艾滋病毒威胁着同性恋者的双方，同时也会因为这种病而失去很多朋友。

他们之间也存在个人障碍。许多同性恋人是出生在异性夫妇家庭中，很少能受到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熏陶。这样，当两者都是男人时，就有两倍的男性弱点，因此同性恋者必定是开拓者，他们必须有妥协的空间，否则他们不能避免相居紧密的男人之间常爆发的战争，两人之间不能因性别的不同而获得令人尊敬的地位和特权。如：谁来照看房子？谁是主要养家糊口的人？在性生活中，谁在上，谁在下？谁主动，谁被动？等等。

正常的夫妻可以不遵从其每一个方面的传统，但是至少他们在创造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有传统可以参照，而同性恋夫妇，从开始就必须商议正常夫妇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劳拉·马柯维兹提出：

同性夫妇必须立刻平衡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们的亲属关系，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团体，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团体，还有社会主流——他们努力建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鬼把戏的家庭，还有同性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引起更深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问题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医生医疗的依据。

然而，在这个社会，除了同性恋夫妇所面临的困难外，异性夫妇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压力，不可避免的权力之争，妒忌、误会、自主与依赖之间的矛盾，因而要想处理好一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

逆境可以加强夫妻的关系并使他们之间更加亲密，许多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夫妇明白这一点，并建立了新形式的家庭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看到逆境所带来的好处——同性恋者用新的方式去照顾晚期病人来面对艾滋病毒的流行。

为什么男人相信存在一个美丽而无灵魂的躯体

女权运动者进行了一场充满怨气的讨论。反色情力量认为色情通过公开展示被当作东西亵渎妇女的画像，用这种方法粗暴猛烈践踏妇女。罗宾·摩根称“色情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安德拉·道尔根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男人之所以犯下暴行是由于他们的“性顽念”：

色情揭示出奴役、绑架、谋杀和残害，对犯罪分子，或者因假想身临其境而感受到力量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夹杂着快感的事。苏珊·格林芬把色情归为“大男子主义的神话”。

另一方不否认，色情业作为一个整体加剧了性别歧视——很难一边性别歧视一边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一点是很矛盾的——但认为教条地反对所有形式的色情，陡然建立起检查制度和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如果先辈们花几个世纪来规定和禁止那些妇女可接受的性形式，那么一些女权主义者将会用她们改进了的无性别歧视的规定和禁止来对待每一个人，为的是性别政治。两个女同性恋者喜欢看两个女人搞性虐待狂和受虐待狂之间的录像，人们怎样来评价这样的应用呢？这个讨论涉及了民权自由的问题。对坚决反对色情描写的人来说，是否女性一反对色情就会和那些想要检查所有性描写的录像的右翼分子站在一起呢？怎样看待罗伯待·麦少扑的作品呢？对于他的照片，一部分人认为是有关性的，一部分认为是色情描绘。后者将取消他的作品到画廊去展示的机会，还会拿麦少扑作为一个例子，拒绝他们公开许可认为是色情描写的艺术家。凯特·艾利斯认为：反色情的女权运动使我们提出的改革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对我们其中想要进行改革的人也一样。

格丽·罗宾写道：

当然，我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但是，我感到我无法表达对暴力攻击女性的政治观点。因为，在政治上，反对暴力攻击女性的唯一形式是已表达的那种反性虐待政策。

爱兰·菲利甫森遗憾地说，这场争论会在反对色情的“好女孩”与那些努力阻止侵犯她们的性自由的“坏女孩”的相斗之中结束。劳娜·威尔和莱尔·凯瑟深信这场争论的构思就错了：“我们反对这两种立场……从看重多样的合乎道德标准的性行为的视角来看，仅仅排除通过民主讨论确立为强迫和暴力的那些做法。”

这次讨论向进步的男人提出了问题。一些人渴望加入支持反色情描写的这一边，他们明确地把自己的意图和那些虐待狂、强奸犯、色情描写者和另一些有厌女癖的人区分开来。约翰·斯托顿伯格在谈到色情描写的制度化和男性优越性色情化时，说道：

我们要告诉别的男人，如果你们让色情描绘者们牵住鼻子（或身体的其他什么部分），进而相信女人生来就是应该被绑起来吊起来任人打骂或强奸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戴维·弥拉认为，色情作家其实是在糟蹋自己，使自己肤浅而“愚笨”。

男人希望相信存在一个美丽却没有灵魂的躯体。因为这个想法，他把表面当成了真理。没有什么深度。因为这个想法，开始崇看起拜一幅意象。但是一旦图像进入生活，它就失去了男人给它的东西——片刻的热情。然后，男人希望有另一个躯体，另一张面孔，另一个瞬间。他像抛弃一幅画那样抛弃了它。它不再适合他的嗜好。只是表面可以被认识被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意象容易枯竭，为什么必须存在另一个原因。

反对色情的男人为性公平斗争而组织起来，写出了一张沉迷于色情描写的人的行为特征表：

你开始不满意你的性伴侣的外表长相或者她们表达自己性的方式；为了和某人发生性关系，你总要去想色情描写中的画像和场面；你变得孤僻或者变得不大受出门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受利克斯·罗德·莱德玛汀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然而他说道：

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突然喜欢这玩意儿。它让我兴奋地提醒自己是一个性的生物。它满足了我对所有我无法与之呆在一起的女子的好奇心。我认为，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爱人，而且让我成为一个更有忍耐力的男人。

伯尼·热伯杰德认为：色情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治疗作用，可以使性生活增添情趣，并且促进婚姻关系。具体化了的妇女描写是不是色情描写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将来是否可以以创造一种无性别歧视的色情描写的内容和用途是否可以由公众作出决定，对此，爱伦·索伯不无疑问。

迈克尔·凯莫编纂了一部文集，里面详尽地论述了男人对色情或褒或贬的态度。回顾文学，那些想使色情描写的消费合理化的人，在我看来，无疑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例如，对色情经历中支离破碎的片断作出可笑荒唐的评论，而忽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之辞。因而，菲利浦·洛帕特写道：“电影屏幕上的女性丝毫不为她的美所引起的射精所干扰。”同时，反对色情描写的最明显的事例来自于那些把对它的消费定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们。例如，哈利·布罗德认为：

色情拓展的肉体和人际关系，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更深入地渗透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

我应该明白自己在此次讨论中的立场，我处于什么情况下。在讨论中我将只涉及异性恋男人的色情消费，因为在女人和同性恋者的色情消费中，又有各片不同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讨论将建立在十分广泛的概括基础之上。色情描写和艺术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无需具体地描绘女人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异性间的性关系吗？女人导演制作电视片和一对异性夫妇同意共同欣赏一部两者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电视片有什么不同吗？这些细节很少为那些讨论者提及，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灰色区域一样。我仍然相信色情作为一个商业工业，它总的社会效益就是培养女人的具体化，因而色情消费者是性别歧视事业的共谋者，即使找到特殊内容的色情描写材料和不是完全不可取的观察方位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相信争取色情描写为非法的运动能够解决什么。我宁愿相信公众讨论和教育的运动，以及政治组织从大体上可以阻止色情业和大众传媒将女人具体化。

许多接受心理治疗的男人都对我说他们有过色情消费。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强奸犯，打妻子或者虐待孩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此项目上做出消费呢？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呢？因为这些男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色情描写有所依赖，因此我没必要对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做事策略进行谴责。实际上，那样做只会让他们感到更不好受。作为一个治疗学家，我倾听他们的话语，不加丝毫的评判，我努力去理解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问题——他们几科经常是置身于一种亲密的氛围之中——他认为可以通过求助于色情描写来解决他的问题。他们在询诊室接受询诊的过程让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超越色情想像的。

为什么每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上初中时，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把车开进一处泊车位。没等我们打开车门，从另一辆车上跳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恶狠狠地走到驾驶座那一边，冲着父亲叫着，要父亲下去的打架。父亲嘟哝了几句要打架没有理由之类的话，摇上了车窗。那人用手拍着挡风玻璃，冲着父亲吼了一会儿，并威胁要打破车窗把父亲拖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人钻进车子、开车走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下车办自己的事去了。

我没有被这次片刻的幻灭击垮。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中还会有许多幻灭的时候。要是我们能够讨论一下这件事就好了。毕竟，我思想上一直在斗争，要么就打，要么被说成“孬种”！这里就是父亲“害怕”打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吗？或他就像十几年后我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被叫出去打架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没有与父亲谈过这事，我的朋友也没有人曾同他们的父亲谈及过这类事情。我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男子俱乐部，就在这个俱乐部的某个聚会上，我回忆了某些儿时的幻灭。

男子俱乐部就像是心理治疗，为那些愿意暴露一些内心痛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多人发现，在男子俱乐部中，他们常以谈论与父亲的关系结束话题，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在另一个男子俱乐部中，当一位会员谈完他的父亲后，我注意到与被善待的儿子相比，被严重虐待的儿子更易列举出一系列痛苦并以此揭发残忍的父亲。如果没有怨恨，你觉得揭露父亲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又有什么义意吗？

一天晚上，我鼓足一口气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小时候，我神化了的父亲，不说他一句坏话。我想成为一位像父亲那样的医生，关心病人胜过赚钱。这一人物模型来自小说《最后发怒的男人》，在我成长的时期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直到上医科大学三年级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喜欢小说中那种用医疗机构斗争的“最后发怒的男人”的形象，但是，医学的真正实践却丝毫激不起我的热情。这种意识使我选择了精神病学这一专业，这样，我可以在不过分考虑病人的医疗问题的情况下花时间与病人谈话。

通过激进的政治运动，我在近成年时表现出了我反叛性的一面。应该指出，我认为将社会激进主义降到没有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程度是不适合的。我也不同意一些人有选择的将激进主义理解为一种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外在的行为。而对非激进主义的沉默的大多数不作分析，好像接受我们社会中错误的安排是正常的，而猛烈地反抗就是不正常的。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而进行正当斗争的时期，也是一个同自己的父亲斗争的好时期。记得同父母一起在一个饭店里聚会时，父母想使我明白我从事的政治运动很危险，会毁掉我的职业。当时我正公开做黑豹党的医生，他们担心我会被捕和被吊销执照。我自以为是地反驳他们是新石器时代的政治，是他们不能理解我冒险的重要原因。我们吵得很凶，父亲气冲冲地走出了饭店，只剩下我一人痛苦地想着：我原则性的政治立场对他怎么就这么难？

近些年我已经比较接近父母了，但是很少谈及我们间的政治分歧。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我在父亲居住的城市接受了电台的采访，话题是公众的战争心理。父母听了那段采访。几天后，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长信，他赞扬了我的反战立场以及承诺中所具有的热情与真诚。当然，他并非完全同意我的立场。但是，他显然非常仔细地听了对我的采访，他意识到我的政治立场是建立在奥的原则之上的。并且，他能够使我知道，他尊重我按着自己建立的原则而努力生活。直到那次交流，我才明白，总之，父亲爱我并为我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但是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理解我，或许他的爱仅仅是因为我碰巧是他的儿子吧。早些时候，我曾告诉我的男人俱乐部成员，我多希望父亲多了解我现在的情况，并尽早回来给我提出应该怎样生活的建议。这次有关我的电台访谈的交流使我最终感到，我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我和儿子尽量保持比我与父亲曾有的更多的交流，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但是，儿子仍然有时对我失望。当出现警车时，我告诉小儿子必须守法然后就减慢车速，他说我虚伪。或者，当我在他的朋友面前说错了什么的时候，稍微大点的儿子则我一个白眼。每个儿子都有严重的抱怨，在一定的阶段，他非常愿意将他的抱怨告诉我。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主要的抱怨是，我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与他们的母亲离了婚。他们对此的抱怨有多个层次，每一次出现，我们都将它解决了。有时事情为长期相对的不交流所代替，有时甚至相互怨恨。听到儿子的抱怨我的心就会沉下来，并重新意识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较好的父亲。孩子们教会了我廉卑。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重犯父辈犯过的错误。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少，不会被滥用的誓言。永远不会不花时间教孩子投篮或理解数学问题一样的誓言。每代人都梦想着纠正自己的父辈们所犯的错误。父亲的良知使他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孩子可能最终理想破灭，并像他一样发现自己的父亲缺少一些重要的关心。而一旦儿子幡然醒悟，父亲很容易受到伤害并觉得自己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儿子感激的回报。

我的父亲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心目中的好父亲应该勤奋工作，能比自己的父亲，一个几乎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犹太俄罗斯移民，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条件。60年代，父亲为儿子的反抗深感失望，而现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又为自己儿子的更强烈的对抗黯然神伤。

如果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为摒弃父亲的生活方式提供政治理论的群众运动的时代，情况将会如何呢？也许会从另一种方式与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与隔阂对我就如对与我共事的年轻人一样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但在反抗长辈的过程中会同样感受孤独。

20世纪60年代向父权挑战的儿子们，给他们的这种反抗赋予了政治含义，同时得到了反主流文化者及社会活动家的鼎力支持；然而当今的年轻人显得势单力薄得多了。与大多数其他男人一样，他没有亲密无间的同性朋友，而他又总是认为与父亲的隔阂纯属个人稳私，所以除了向自己的恋人或心理医生倾诉心中的痛苦之外，他对别人是不愿袒露心迹的。60年代的激进运动针对这种父子“恩仇”喊出了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任何年过30的人。”今天，如此逆主流文化而行的标语已不复存在，但是，坐在心理咨询室为不知根源所在而茫然困惑的众多儿子与父亲“患者”则大有人在。

弗洛伊德解释了男人关心权力与等级制度的起源。借用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的观念，弗洛伊德假定：统治这个部落的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父亲，他将部落中所有的年轻和体弱的男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把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用。终于有一天，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随后，儿子们发现没有一个暴君来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为了女人而自相残杀，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他们建立了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社会关系。

他们还达成共识设立了一套权力机制，来限制被迫进行的长期争斗。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减少团体内部和代际间暴力冲突导致的一度存在的危险，人类创立了人类文明。当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史实方面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男人的处境，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还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是个亘古恒新的男人主题。父亲终生为可能跌落至权力的低谷担心，而儿子恰恰在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下跌之时感受到最最深刻的失落。

在《推销员之死》——一个以每个儿子的悲痛万分而告结局的电影中，阿瑟·米勒对这种主题的变化做了探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个胸无大志的儿子也许会让兢兢业业工作以期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的父亲大失所望，即令他早已决心放弃那能将其引向成功彼岸的血腥厮杀，父亲可能的赞许仍会在他的心中刻下一块难愈的疤痕。事实上，对于当今一位年轻人来讲，即使拥有大学文赁也很难在经济上自立。许多人觉得不值得那样做，或者不愿意为了有所成就而投身到残酷的竞争中去。他们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或做低薪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父亲在能与不能处理男人主题的方式上会影响儿子的抉择。人们期望一位已从成功中获取些许自信的父亲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个生活窘迫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他身处何地，无论他心在何方，父亲爱他的心依旧。如果父亲觉得有把握能够度过儿子强烈的幻灭期，并能在儿子对自己疏远和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找到维系父子关系的纽带，那么儿子就有机会在矛盾的心情中重新走近父亲，同时相信：父亲将能忍受和理解他，并能在今后某一时间会与他言归于好。

詹姆斯·希尔曼以背叛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初期存在一种原始崇拜，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做出自己曾有的背叛行为，产生自己曾有的矛盾心理，而始终将儿子置于自己的护翼之下。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最终父亲还是背叛了这一亲情关系。事实上，希尔曼持这样的观点：

如果父子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始崇拜有望被打破，但它不仅仅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次具有背叛性的危机和决裂。而在《圣经》故事中，背叛是人类意识和责任被逐出伊甸园走入人间的先决条件。

希尔曼进一步讨论了父亲的“背叛度”这个为人父至关重要的成分以及儿子相关的宽容度。

当然，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唯一易变的关系。许多人完全是由他的母亲或同性恋夫妇抚养成人的，有些人则是在一个大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的。有些男人虽然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但后为仍能和父亲和睦相处。我们这里关注儿子与形象幻灭的父亲的关系，既不是说所有儿子的问题都是父亲的错，也不是说家庭生活有唯一的健康方式。

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吗？为了保持和平，人类需要等级制度吗？多一点合作精神少一点等级划分的社会关系会给人类带来更永久的和平和正义吗？亚历山大·米特斯彻利研究了的无父现象的社会后果。所谓“无父”，就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加深，父亲的地位与权力相对的削弱了。他认为如果社会要超越子女的“全能子能关系”——这是家长政治的特征，且要使“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就要加强“意识批评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国民害怕随之而来的自由会退化到族长制时期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像30年代的德国那样。米特斯彻利的论证运用了福罗姆的观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选择与父子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有关。理想破灭的主题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连过分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儿子也会对父亲产生失望感，而且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儿子将来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这有很多可能性——过多的失望，或可在面对理想破灭时过多的退缩、抑郁甚至自杀，或者躲进幻想和痴狂之中。对一个在复杂而不停地使人理想破灭的社会中按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人来说，应付幻灭期的能力就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有良知的父亲与不领情的儿子的戏剧每天都在重演，在当今这个重新定义“男子气”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故事可能会让“再定义”爱到局限。如果父子在敌对立场上相持上下，谁也不想让步，似乎两人都把自己本应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受到训练，转到了子女的竞争上。那么，父子两人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并失去讲和的有利时机。

公开地探讨这些问题对父子双方都大有裨益，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后备和声援队伍。可是，此时没有男人的羞愧问题。没有达到期望值的父亲或儿子会感觉到有些羞愧，而不愿意向别人叙说他的苦痛并寻求帮助。相反，男人可以克服害羞和孤立自己的冲动，他的支持可以帮助父子度过这一疏远期并开始寻求和解之路。

如果父亲过于无能，过于保守或过于倔强而不寻求和解之路，那么儿子可能对强硬的父亲产生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男人的主题包含在子女的活动中。如果父亲可以找到面对儿子的另一种立场，如果父亲真能在这场微型戏剧中既不把自己看成胜利者也不看成失败者，那么儿子也最终可能为父亲努力奋斗而学会尊重父亲，并可能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为什么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

心理疗法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进行。弗洛伊德发明了现代咨询室，在这里日常生活规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规则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密，可以自由联想，置日常礼节于不顾。现在的心理学者调整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规则，不再问就诊者心里想什么，而是鼓励男人们说出在其他地方无法说的话。在男人世界里和工作的场合，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迷乱、懦弱或渴求。他们不能对性伙伴说自己幻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求助过色情。在治疗中，他们可以试验新的行为，例如脆弱地或恼怒地对待心理医生，并发现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来且日益加深，如与父亲、伙伴、同学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男人可以探究自己原来心灵的秘密，被心理医生视为正常人。心理医生不带任何个人利害关系去评判、劝告患者或将患者转变为自己想像的模样——或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心理医生在价值观和能力上不同，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但是理想上，咨询室应当是一个可以使人反省自我、剖析自我，进而完善自我的地方。于是心理医生和就诊者需要考虑使人重新回到真实世界，在那里应用治疗的方法。

相对以前，更多的男人光临了心理医生的诊所。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得起心理咨询费，并有足够的耐性克服依赖他人的不情愿心理，当压力超出他的承受力，而且通常是他感到无人可以诉说时，现代男性文化的行为准则允许他咨询心理医生。并且既然就诊者付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完全服从医生，心理医生只是一个雇佣而已。确信不会泄露秘密，而且不用对医生言听计从，男性就诊者可以从工作中抽出一小时放松一下，告诉医生一些他永远不会和与他一样过着节奏快、竞争力强生活的人探讨的私事。

有些男人想尽快回到工作中去，越快结束心理咨询越好：“我是个特别忙的人，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最近这段时间感到特别的心烦意乱，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希望病能很快治好，我真的抽不出时间。”治疗着重于问题方面的研究，但危机一过他就想结束治疗。权力斗争甚至在第一轮治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尔打电话要见我，是他妻子的心理医生把我推荐给他的。我们约见面时间。他想让我找个晚上的时间，我告诉他我晚上没有时间。我给了他两三个开诊时间，他选择了一个。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赴约，就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没有。他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可以来，我解释说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了，于是就让他那个星期晚点来我这里。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来晚了，因为我不能给他额处的治疗时间而很沮丧。很明显，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地位。从他的第一个预约电话开始，一场战争就已拉开了帷幕：谁的时间更重要？谁是更重要的人？谁将赢得这轮较量并确定我们的约会时间？

男人们互相品头论足，而且能很快地给对方下一个结论。在商界，如果你不能迅速准确地估价对方，那么你就有可能处于劣势。无论对方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医生，一个男人总是害怕对方会打垮、控制和侮辱自己。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人关系有两种最普遍的形象：一种是统治形象，一种是服从者的形象。

有些人对工作，对他们自己亲近的人，而且更可悲的是，甚至对心理医生从来就不能超越这种判断。他们的确接受了一定的治疗，但仅仅是在危急的时刻。可一旦觉得可以控制事物时，他们就立刻停止问诊。换句话说，只因病情严重，他们才愿将自己放在依赖者的位置上，但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对依赖的恐惧感又再次侵袭他们的心头。随着恐惧感的日益加深，他们终于离开了心理诊所。可是在痛苦地中断了一段重要关系，或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之后，由于担心、顾虑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于心情沮丧却不知根源，由于正经受着性无能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再次走进心理诊室接受心理治疗。否则低落的情绪可以导致背痛或心脏病，从而使他们被迫放慢紧张的步伐。因为嗜酒、吸毒、赌博或追求女色而想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也有时，因为患了癌症或艾滋病来看心理医生。大多数男人憎恨感觉脆弱和向别人求助。

在治疗过程中，男人们的传统自我保护意识成了拦路虎。由于害怕依赖别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其实很想有个人倾听自己的苦恼。由于害怕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情感，不讲述自己的性困难。由于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不要信任另一个男人，他们就尽力避免和心理医生亲近或是让医生永远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对这样的男人做如下评价：

在心理医生的分析工作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心情沉重，竭力劝一个女人放弃对男性阴茎的狂想，因为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努力使一个男人相信对其他男人持服从的态度并不是意味着阉割而是生活中许多关系不可或缺的，于是问自己是否一直为“向风布道”这个问题所疑虑，这种痛苦是其他任何困难都无法比拟的。男人反抗的过度性补偿产生出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转移。他拒绝向父亲的代替人屈服，他不愿为任何事情对父亲的代替人心怀感激，因此，他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

物质关系理论将这种具有特色的权力斗争归结为大多数男人们所共有的自恋特质的表现。科恩伯格认为，心理医生必须正视并解释隐藏在就诊者背后想要在咨询室内抓住权力的愤怒，科胡特则鼓励医生转移化解愤怒之下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他贬低心理医生是为了感到优越（也就是发现一位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既定代理人将使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心理医生确实很有能力，但忧心忡忡，唯恐对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羡妒之情会失去控制。心理医生必须避免使就诊者陷入进退两难的任何一边，也必须寻找或创造机会跟他谈论他的各种关系中的这种情况。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挖出就诊者那需要贬低或理想化其他人的心理基础，而患者也就能够克服那种妨碍他亲近别人的矛盾心理。

心理医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就诊者接触，获得他的信任的办法。控制还是服从的问题在诊询过程中十分突出。我想我不能对比尔表现得太被动，例如向他屈服并找个在晚上的时间给他开诊，以免被他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人，从而认定像我这样的弱者是不能治好他的病的（当然，如果碰巧在晚上开诊，那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他关于权力的矛盾心理会在另一方面显现）。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满足他在权力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他就会觉得在我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并有种恐惧感，那他也就不会信任我而敞开心扉。

另一位就诊者阿诺德，在他从心理治疗获益之前，不得不跨过这个障碍。开始，他在我的门诊感到很不自在。他通过表现得才智过人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旁征博引来阐述一个观点。他会把我所做的评论和解释贬得一无是处。我要保护自己，意识到斗争，我开始勇敢地对抗他。对某一观点我甚至坚持说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而他却一口否认。在第二个疗程中，他变得焦躁不安了。他说，他对我很失望，说我失去了冷静，仍像在上一疗程中那样攻击他。

我吃惊了，我没觉得最后的会谈是一个坏的结果。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双方都赞成的、适合他的情况的解释，探究了他用来否定我的解释正确性的部分原因，治疗友好的结束。而现在他却明显地对我发怒了，他认为他有理由那样做：“是你敏感。你指责我，伤了我，我故意说你的解释不对。对我来说和心理医生交谈是很难的。我对你尽可能坦诚，尽可能和你分享感情。可能我偶尔不得不来点智力烟幕，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知道那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紧张。”

在这个人的第一个疗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在两种感情之间波动。一方面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他被看作无以为助，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更温柔、更同情而又对他的痛苦和脆弱更敏感。确定时间的协商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谈论男人在私人范围内的冲突，也可以谈论就诊者寻求他人帮助的问题。心理医生评论与见解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使得他坚信，这个心理医生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但也正是心理医生的同情、温暖和情愿新生就诊者的保护心理，娓娓道来，才使就诊者更加信任心理医生，进而更多地敞开他的矛盾和恐惧。

罗迪第一次就诊时晚了十五分钟。他被解雇了，丢掉一个肥差，他很沮丧。解雇粉碎了他的明星梦：青年时的明星运动员和学生会主席，成年时是一个明星商人。可现在他变得沮丧和无助，他没脸面对朋友，更别说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感想，他甚至不能请朋友们给他参谋找工作。他非常的绝望，无法去面试找新工作——他担心自己的沮丧太明显而被淘汰。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没有时间限定。我用自己对约会的理解作为第一疗程的结束语：“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将看到可以揭示什么和发展的结果，接着我们将再讨论应该继续见面多长的时间。”他的沮丧持续了四五周，在第六个疗程时，他没有来。我打了电话，他说感觉好多了，不需要治疗了。实际上，他已经在错过那个疗程前几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就忘了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说，我对他的好运很高兴，同时说，如果他能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会感觉更好。我告诉他，实际上我想他要能再来一两个疗程就更好，那样我们就有机会讨论结束治疗，那样不仅对我更好，我想对他也是如此，他同意了。罗迪因为耽搁了我的时间，而带着歉意开始了这个疗程。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我想我只是为找到了工作而特别的高兴，我不得不忙着准备去上班，我想我只是忘记了这次预约。”“这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取消约会。不过我想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更深入谈论的必要。比如，你是否不高兴再接受治疗？与人当面说再见是不是有点生硬？”他同意这两点。我建议他谈论一下他为什么那么难于跟别人说再见。他承认这种情形很常见，比如，自己要和情人分手，只要不再给她打电话，长期不和她见面就行。他使劲琢磨，该不该把她叫出来，商谈地结束这个关系更好。他感谢我把结束治疗和结束浪漫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他继续治疗，真正地领悟了我和他谈的内涵。“你应该知道这段短暂的治疗对我很有利，我想你一定很擅长干你这行。”对与我的分别他表示悲伤，我告诉他我也不好受，并告诉他需要时这里的门永远向他敞开。

有时，当一个新就诊者筹备于理想化和贬低心理医生之间时，告诉他离开几个疗程，等感觉好些再来。接着，等就诊者真的感觉好多了，并考虑马上结束治疗，他会记得心理医生的预测迟早会这样。这个预测有两个目的：就诊者对预测的正确性留下很深印象，并开始重视心理医生的介入；预测也便想证明心理医生错误的就诊者产生束缚——如果他冒然结束治疗，则心理医生的预测就对了。这将使他重新考虑结束治疗，至少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同心理医生讨论这个问题。阿诺德·戈尔德贝格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策略来治疗那些他称之为“自爱病”的男人，第一步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将要破碎的自尊心。等他一部分自尊恢复之后，他才能够听到讲道理。

为什么婚后男性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男友

大约一年以前，我跟一个要好的朋友大吵一场，这事儿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旧模式。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的女朋友把我的一些我生气的事情告诉了他，她的这种轻蔑的做法伤害了我。我就质问我的朋友，问他感觉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他听后感到很不自在，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才回答说，他当时也考虑过，感到女朋友的话跟事实有些出入。我就接着问他，为什么不来向我当面澄清，为什么对女朋友的负面评价不立即否定？在平静的讲理的讨论中，他认真考虑了我的话，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暂时分开。

一连几周我们都没有见面，只是捎话邀对方聚餐。后来我却因为孩子生病而耽误了这次约会。当我们再次通电话时，他说我老是违约，令我气愤。我严厉地回答说：“我更感气愤，对我生病的孩子你竟毫不关心，一点也不理解我当时的处境，要知道我对工作、对家庭都是负有责任的，我不能置之不顾，眼巴巴地跑去跟你吃什么饭。”我们就这样在电话中争论着，叫喊着，最后我气得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的妻子和孩子开始时都惊奇地听着我在电话中叫嚷，但当知道我在跟谁叫后，却都来给我打气，好像我跟男性朋友通话时的固定套路——“你好吗？很好，你怎么样？”，他们早就厌烦了。几天以后我跟朋友再次见面，事情也就平息了。实际上，这一次一时冲动的吵嚷把我们之间的不快一扫而光，彼此相处更自然了。

我有一些的亲密的朋友，彼此之间亲密无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友谊本应有更大的提高。从我跟妻子亲密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坦诚地说，她总是优先考虑友情，而我就差得远了。比如，当我们一家人度完假回家，卸了车，孩子们各自回房间或到朋友家里去后，妻子阿琳就会打电话跟朋友们分享旅途中的趣闻乐事，而我呢，却感觉一身轻松，电话被他们占着，没人来打扰我了，我就直奔电脑，忙着把旅行中的心得记下。

除了与我们经常见面的四五对夫妇，我还有五六个男性好友，我们经常聚餐，一个月有一两次。因为我周末总要回家吃晚饭，周末总是很紧张。一天的工作已很疲累，因此，中餐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最合适。中午的聚餐总是那么惬意，彼此谈论着亲密的事情，但同时也缺乏一种自发的气氛。毕竟，一生中最带劲的那些事儿总是偶然发生的，不会老是恰好在你与朋友共聚午餐前发生，供你们谈论。因此，一般来说，聚会时每当朋友向我招呼，我常常要赶紧回想上一周来的经历，好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有时，我正处在困惑、焦虑或悲伤的时候，我往往说说某个事情的梗概，和朋友谈的话题搭不上架。

为什么我不一度假回来也拿起电话跟朋友们分享快乐呢？一来这是因为我的妻子就在身边，像其他男士们一样，我首先接触的就是她，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占据的。再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在电话中交谈吧。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习惯，作为年轻医生我与电话打交道太多了，以至产生了这种厌恶电话的后遗症。后来我读了罗宾的报导，她所调查的大部分男性都尽量避免在电话中交谈。我的大部分男性朋友及病人也是如此。是男人们不喜欢电话吧，还是不喜欢把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直接告诉另一位男性呢？电话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真正需要男性朋友时，也能使用电话直接取得联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的不是电话这种工具本身，而是动用它进行交流的直接性——当感情上极其需要时能直接与朋友交流。我却宁愿等待直至感情平静。当我处境困难时，我更倾向于避开朋友，只有在我已经能控制事态时，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也许，这就是我与朋友共聚午餐时，略感平淡的原因吧。当然，与男性相处过程中的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个性上的缺点，另外也有同性相斥的原因。

辛格讲述了他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与一群同龄小伙伴们的故事。他是“孩儿王”。一天，他发现其他人都在疏远他，拒绝跟他说话。他感到疑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欺骗过他们。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他决定静观其变。他与伙伴之间的交流中断了，他只是独自一人坚持学习。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个伙伴试着接近他并劝说他首先让步。他拒绝了，说道：“当时我被激怒了。‘事情不是由我引起的，’我说，‘为什么要我让步？’”后来朋友们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说大家都很相信他，并承认是他们错了，请他原谅，就这样他重新成为大伙儿的头儿，当他把被疏远写来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时，大伙都感到很有趣。

作为一名医生，我见过许多缺少朋友，或希望有更多亲密朋友的男性。比如，有个病人告诉我说，他认为他使我感到厌倦，因为我在治疗的过程中老是打哈欠。因此，他很想知道自己没有亲密朋友是不是因为他使别人感到厌倦。这就引发出一次关于他个人问题的讨论——比如说，如果父亲性情抑郁，对待子女冷淡，那么他的子女在与人交往时就会缺乏信心，建立的友谊也会没有活力，难以持久——以及男性交友的困难。从性别上来说，男性之间难以“填补情感隔阂”。治疗的过程最终引发了一次关于朋友圈子的探讨，每位患者都反映了他以亲密的同性友谊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一般说男人们是不会因交友问题向治疗学家们寻求帮助的。但当医生与病人双方探究那些临床症状背后的深层原因时，交友的话题就自然地出现了。如果在治疗结束时还没有出现，我就主动把它提出来。

肖恩，一个四十五岁的经理，深受恐慌症之苦——毫无征兆地突发性剧烈心悸、出汗，经常在宴会上或办公时发作，这使他十分尴尬。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住在一个富人区里。他的公司很大，这一点在首次治疗时他特别强调过。他告诉我，他最近心沮丧，而且失眠。每天，恐慌症状发作好几次。他还无法确定是什么事情在烦扰他，但他知道这种沮丧和恐慌发作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工作。

在前几次治疗过程，我们回顾了一下他的生活，因为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他告诉我说，工作不很顺心。在一次晋级中，公司忽略了他，他感觉在公司中前途未卜。他在婚外恋，他自己解释说，妻子没有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欲望的男人，而且，十几岁的妇儿也不喜欢他——“她认为我对工作比对她更感兴趣，你知道，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问肖恩，这些问题他平常还向谁诉说过。他说，没有一个可信赖之人，这也正是他来找我的原因。他不能跟同事们说，他们要么是自己的上司，把这些个人隐私告诉他们的话，自己可能要被降级；他们要么是同等职的人，他们会利用这些事情挤下他而往上爬；他们要么就是自己的下属们，在他们面前自己又必须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他似乎也没有机会在工作环境以外和朋友们相聚。换句话，他没有朋友。事实上，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初，他就已意识到他之所以搞婚外恋，部分原因就是他感觉再也不能与妻子沟通与交流，只好转向另一个女人，在那里找寻心灵的安慰。

我们依次讨论肖恩的各种担心，开始有了一些进展。但是，有一次在治疗时他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认为我在录下我们的谈话，于是就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我就问他，以为我在录音，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回答说：“哦，那些心理医生不都是要录下治疗过程的谈话，过后再回放，回味一下，或是与其他同行共同探讨吗？”

我请他继续往下说，他说，他以为我是把录音放给他的同事们听，然后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反馈信息。我说：“你认为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会那样做吗”？

肖恩陷入了沉思，一两分钟之后，咧了咧嘴。我问他想到什么了，他告诉我说，那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一天很多男孩子到家里来玩，这时他的女友打电话来了。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分机，要伙伴们把这边的挂上。他们不但没挂，而且还一起偷听。几天后，那些男孩子在学校里一碰到他，就模仿着他当时那“多情的情话”取笑他。从那以后他下决心再也不相信男孩子了。他告诉了我这个故事，这使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突破。

肖恩不愿跟我做进一步的接触，担心我知情后会背叛他，就像他的中学同学那样。当然，在没有得到肖恩许可的时候，我是不会对谈话录音的。我们一起探究肖恩的原因，以便今后我和他可能选择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来确定谁可以信任，和谁可以吐露隐私。

肖恩想放弃他目前的工作去做兼职工作，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呆在一起，但又担心这样做别人会笑话他。换句话说，这样做别人会以为他变成一个失败者了，而此前的事业上他一直过得硬。当然，这种硬汉形象也包含对那些不像男子汉的人的公开嘲笑。

肖恩不愿与男性亲近，这也影响了我们的这种医患关系。唯其如此，这种关系的每一次进展都为探究他不能维持亲密友谊的现象提供了线索。他抱怨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并且希望改变这一切：“我想我至少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可以完全地信任他，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影响，就像以前跟我妻子那样。”

也就是说，肖恩内心想在男性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情感交融得如同他的性伴侣一样的亲密关系。了解了这一点，医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肖恩和我需要认真审视一番，是什么妨碍着他与男性交友。很显然，他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担心现在的这些朋友，会重演在中学时那种给他造成不可忍受的伤害的一幕。

两种模式经常出现在男性心理治疗中——一场反控制的斗争和填补情感空间的困难——也出现在男性的同性关系中。我能帮助肖恩消除对一个男心理医生的疑虑，并让他了解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内涵。也许他能与其他男性建立起这种人际关系。要男性朋友们去探讨他们的不信任感及距离感产生的根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必须要有医生们临场阐释的引导，否则探讨就会卡壳。为了探索深层动因，他们会全力支持心理医生，这种支持在朋友之间很难见到。另外，男性朋友们在医生面前吐露自己的脆弱之处，或配合作一些带点风险的治疗试验，他们有安全感，不像在朋友之间进行这些活动时那样。我仍然相信某些自我发现在咨询室中能产生，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也能产生，但朋友之间的谈话，谁也不会完全站在“中立的态度”上说真话，双方探讨也是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

电话中大吵大叫过，但我在小时候从来没跟我的兄弟们吵嚷过，因此兄弟之间也缺乏一种活力。相比之下，我对他说，我跟那位朋友之间的友情又活了，我因此而感到高兴。接着他也承认，说我那样的态度使他感到自己当时的行为像是背叛了朋友似的。他小时候一听到那么严厉的责问会感到心中受到伤害。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说得更多。我们越过了又一道障碍，彼此更亲近，也不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详加探究。但这种互相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也确实达到了那种盛怒之时所需的相互理解。

为什么性机能与精神障碍有复杂联系

在心理治疗中，正确区分患者独特地精神机能障碍这个缺点和与大多数男人共同的难题常显得很重要。一位男病人对我说他没有朋友，对自己找不到自己喜欢的男人他感到困惑。我们不妨探讨一下他的心理问题。包括他儿时的经历和兄弟们激烈的对抗，还有受他们喜欢的父亲教给他的勇往直前，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心理审视是很有用的。他很快将他运用到自己当前的难题中。例如，他可以重新审视信任问题了。并极力在与男性的相处中排除父亲的影响。然而他还需要克服大多数男人共同的性别方面的弱点，去跨越阻止我们寻求新生活的障碍。由于他意识到了这些，他就能够更地和别的男人一道去争取他所渴望的那种友谊和亲密。

性和精神机能障碍的联系是复杂的。心理学家常将精神机能障碍与性角色联系起来考虑。弗洛伊德常用他在维多利糟糕时代性的期望来发现的反常来诊断精神病，例如女人的进取心，还有同性恋（当弗洛伊德不赞成大众的性别观点时，也会出现例外。例如，他接收女学生，并把其中好几个看成同僚，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期望女人在家生儿育女），他认为那些缺少“正常的”男子上进心的男性潜意识中已向其软弱的父亲屈服了，而那些在传统男性世界中奋力拼搏去争取成功的女人则是饱受着阴茎崇拜之苦，换句话说，那引进打破陈规的男人和女人都说自己患有精神机能障碍。一引进心理分析家责备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切斯勒（1976）从精神病史中挑选了几个例子，在当时拒绝扮演传统妇女角色的女人被认为精神失常。这当中包括伊利莎白·帕卡德案列，伊利莎白·帕卡德仅仅因为不屈从于丈夫的权威，激怒了他，结果被关入疯人院我年，还被宣布了精神失常；法律给了男人控制妻子的特权，而她却没有同样的权力。在建立精神疾病的分类时，我已用晚期黄体阶段焦虚紊乱为例阐述了性别偏见。为何女人的周期会被认为精神失常，而男人强迫性要采取平稳步伐的需要的就不是呢？当然，原因在于男人超越自然周期的倾向符合我们充满竞争的官僚的公众环境。

然而陈规并不是不可打破。对美国精神病协会（APA）来说，官方所提供的精神病列表（包括经期前综合征，PMS）仍有争论余地，当同性恋活动家证明同性恋行为不是一种疾病后，APA修订了那个表单。但是对精神失常的分类中，仍存在着界限不清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为或观点被认为打破所定义的界限时，就会被说成一种特定的精神病症状。

被认为疯人当中，性角色和精神机能障碍的互动关系显得很明显。精神失常的社会学家，包括高夫曼和谢夫，认为社会上某些人被打上精神病的标签，这就引起了一个社会行为塑造过程，这既强化了他们的反常人的角色，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社会平衡。因为这些“反常的人”通过其本身而标示了正常行为的界限。那些专用于精神病和失常行为的“治疗”（包括谴责、监禁、强制药物治疗以及对他们的基本需要的漠不关心）都对那引进企图偏离“正常”道路的人提出了警告。

实际上，划分正常与精神失常的界限与男性主义的定义相似，虽然他们的地方不同，要想被认为精神失常，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一个人的公共场合脱衣服肯定会被认为发疯了，而只有奇装异服——尤其是和女人和同性恋相关的服装——会被认为缺乏男人气或娘娘腔。我们根据当前对精神机能障碍的理解所定义的界限正像束缚“真正的男人”角色的界限相似，都限制了我们视野。正是由于多数男人不愿意再受到这些限制，才有很多人对“男人问题”产生浓厚兴趣。

在最初的男权运动中，很多男人由于自身黯淡的前景而走向精神病学家。当然，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透彻的精神机能障碍知识也就贯穿了治疗的介入和策略和制定。如第九章所述，他在这里有双重潜能，从传统性别期望中走出来（或打破陈规）的男人会被告之正患有某种精神机能障碍，心理治疗会加固传统男人气质的界限，从而减慢男人创造新的男性气质定义的进程。然而一旦关系变了，例如，如果心理医生能支持男性患者，帮助他们超越旧的男人特征的话，心理治疗就将变成重塑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角色斗争中的一份重要资产，最近出版的有关男性心理治疗的书，包括所输送罗门和列维编写的《转变中的男人》和梅斯与伯斯克的《男性心理治疗》，为此提供了一线希望，生死中心论的思想将不再统治心理动力的理论化。

在这方面，简·贝克、乔丹、伯格曼的文章以及他们在韦尔兹利学院斯通中心的合作者显得很有希望。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对自控和独立的过分重视，使人们又向往团体和亲密交往，过去的心理医生所描述的精神机能障碍的核心原因也就是过于独立和自控。因此，强调交流和相互独立的妇女就被认为是精神失常，他们号召心理医生放弃这种没有确认的假设，重新界定精神机能障碍和心理健康。这样妇女渴望联系和交流的需要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而非病症。

如果性是由塑造的，那么还有改变的余地，这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男权运动来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同又消灭在这个竞争、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充斥着的残酷与不公平的原因，但我们一直被困在传统的男性霸权主义、不墨守成规将受到谴责，在男人都互不交往的交流的社会现实面前，要想飞越樊篱需要很大的勇气。

艺术家们想像中的现实世界为我们照亮了道路，有时这种工作方式就如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我认为捷克总统弗克勒·哈瑞尔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被授予荣誉学位时所作的关于传统男性角色有力的演讲就是这样。他承认自己受过一钱不值的感觉的折磨，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一样，他很容易想像到有人会抓住他的脖子将他仍出厅外，他告诉他所尊敬的听众：

你们最好去问一问以这种方式评价自己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这是一件怪事。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可能在我的位置上干得好的话，那只是因为在我意识的最深层，我不断地对我自己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心存疑虑。

我开始读哈瑞尔的演讲的时候，我以为他会从对自己无价值的宣言上升到另外一点，或许是关于东欧的历史和命运。但他却继续讲到自己的不配，并以此作总结：

我再一次感谢你们听我的演讲，我很惭愧地再次告诉大家我只有带着羞愧来接受它。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行为！与其他世界领袖的姿态不同，我承认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问题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我听一个患者讲他的屈辱的时候我想起了哈瑞尔的谦虚。菲尔是一个45岁的同性恋男人。他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所经历的一个小小的午餐聚会。当他正就某个问题兴奋地讲了几分钟时，一个朋友突然大声让他住口，以便让其他人有说话的机会。他感到“受了屈辱”。他马不停止讲话，整个晚上剩下的时间他都保持沉默，而且好几天都精神沮丧。我们讨论了他想自然而然流露感情的矛盾心理和他怕因流露感情而遭受屈辱的恐惧心理。他回忆说在家里他必须要有礼貌地微笑，“要认真”，要避免不必要的兴奋和感情的强烈流露。在孩子时期他很容易做到这些，但要在笑脸背后隐藏住痛苦与悲伤就不那么容易了。我问他当他把不高兴呈现在家人面前时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时，他说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只是取笑他，说他太敏感了。这又回到了关于屈辱的话题。他对我说他感到“受了屈辱”，朋友的批评“让他泄了气”。

莫尔对他的感情流露感到耻辱，他的感情波动范围并不大，因此不致于被诊断为精神错乱或周期性的精神失常症，但他却受到家人的注意和批评。成年后，他很容易产生屈辱感并缺乏调节紧张心理的弹性。他的弱点反映了男人们受传统男性角色约束而不允许超越感情的界限的社会难题。与哈瑞尔不一样，因为他的演讲已经成为对传统男性缺陷的公开评论，当菲尔的感情流露被认为是超越的界限时，他就会感到受了屈辱。他和女人谈话从没有困难，他的女性朋友也从不抱怨他的滔滔不绝，我们谈到性别角色和对男人表达范围的传统限制，我们将这些与他的家人的要求相比较便了解了他的处境。他决定打电话给那个曾经打断他说话的朋友，告诉他，他对那同有耐心和的行为感到很气愤。这种做法不会明显改变他的情况但至少他开始去超越他的屈辱和孤独。

这种事并不是只发生在菲尔一个人身上。自卑阻止了男人打破陈规和重新定义男人气质。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许多人为了克服自卑便拼命工作，对女人使用暴力，酗酒，吸毒或采用其他自甘堕落和孤立自己的方法。当菲尔和我把性问题和传统男性角色的局限联系起来谈论他的屈辱时，他便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并且着手去改变那种沮丧的局面。菲尔处理自己弱点的能力体现了哈瑞尔的领导才能，这是一个号召我们重新去定义领导能力和男性特点的政治宣言。自卑产生于孤独，自卑的小孩宁愿跑回房间也不愿去寻求伙伴与支持。只要我们找到自卑的共同根源，并且集体去重新审视它，我们就有机会去推翻旧的框架，在重新定义男性气质的同时来战胜屈辱。

这里有很多打破约束男人生活陈规的方法，在街上手拉手可以打破它。告诉老板我们有养育的责任而不能加班时，我们也打破了它，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至上主义者侮辱一个女同事，同性恋厌恶者侮辱同性恋工友和其他在工作志气中发生的性骚扰时，我们拒绝发笑，这也等于打破了陈规，我们独立地这样做，就如同一个正直的男人致力于去结束男性至上主义和对同性恋的增恶一样。但如果有了支持者，打破陈规就变得容易多了，这些支持包括持共同参与者，倾听打破陈规者，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朋友，以及其他为改善性别关系而积极斗争的人们。

为什么人人心存希冀

我们每个人都心存希冀。我们的梦想五花八门，我们要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谁会在身边？我们会干些什么？我们会有何种体验？当然，我们的梦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不过，它们都若明若暗地表达了我们的某种生活目的。进一步讲，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要想达到那些预期的目的，需要越过重重障碍。而在很多情况下，最大的障碍正出于我们自身。“我想找个好伴侣，能和我白头偕老，可我总是太羞怯。”“要是我在单位里更进取一些，就会得到提升。”“我太盛气凌人，把周围人全吓跑了！”“为什么我不生得漂亮（或更富有、更精明或另一种样子）？”“我总是紧张得要命，什么事也干不了。”“我缺乏信心。”“我真需要多受点正规教育。”“我干吗老是把生活弄得一团糟？”说这类话的人决不少见。

情绪法则

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地试图阻止自己，让自己不要做和本身愿望相悖的人。这本书，就是教你一种总的策略，让你去达到有可能实现的生活目标。本书提示你，要审慎地利用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不要费心劳神去做那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去做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意思是，首先，你无法强迫自己产生良好的感觉，谁也不能。如果你心情沮丧、孤独、烦恼、尴尬，或感到被生活所击垮，你应该怎么办？仅仅就地坐下，试图使自己感到快快乐乐、充满自信，并能重新积极地生活，这显然只是痴心妄想。而企图让自己去体验那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情绪，也是愚蠢的想法。光靠积极思维法。在无快乐处找快乐，于绝望处寻希望，是不现实的。既然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意愿使自己感觉好起来，自然也无法用自己的意愿去改善别人的情绪。顺理成章的是，我们无法靠意愿获得富有建设性的生活。

我所说的第一条原理，似乎比较难理解。不过我相信，只要你能用它来和自身的体验相验证，你就会发现它既正确又可信。这第一条原理说法是：情绪不能直接被意愿所控制。也就是说，你无法让自己感受到任何情绪，诸如自己的焦虑、烦恼或其它情绪，都是这样。这一点，我们不久还要谈到，不过，我们还得接受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不光靠冥思苦想，去让自己获得一个愉悦、稳定的心境。即使我们这样去做，那也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这种努力只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得那些事实上可以改变和控制的事难以解决。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取行动，这一点，我还会多次说到。

情绪是不可控制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有好处。由于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自然毋需对情绪负责。也就是说，无论何种情绪，无论是雷霆大发、是冲动的爱情、是朋友间的嫉妒、是失望、羞怯、冷漠还是怨气冲天，由于我们不必从道德上对它们负什么责任，因此这些情绪都有正当存在的理由。你并不会因为自己具有某种情绪，就变成了坏人。你尽可以偏爱某类情绪，但这与你个人的对、错无关。因此，你大可不必因为自己这两天情绪低落而感到内疚。如果你已经出现了内疚，那也没什么。正确的态度是，不必再为自己的内疚情绪感到内疚。如果还是感到内疚，那就随它去吧，顺乎自然就行。这样，便引申出第二条原理：必须顺乎自然地去认识情绪，接受情绪。

我们还是现实起来吧。既然你无法通过意愿直接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自然也就不必为自己正体验到某种情绪而负责任。处理情绪的最佳策略，便是先接受它们，并看看自己能从中学到些什么。有时，情绪本身会给我们一些暗示，暗示我们需要干些什么。比如，我在讲课前感到紧张，我就需要多多备课；你一有上司在身边就感到局促不安、如坐针毡，你就需要和上司说说这事。我还要说明的是，情绪常产生于千变万化的外界环境，因此，情绪本身也是瞬息万变的。

第三条原理和第二条密切相关，那就是：无论情绪本身如何令人不愉快，但每一种情绪都有不同的用途。比如，痛苦能让我们回到此时此地的现实之中；内疚能让我们重新检查自己的行动目的；悲哀会让我们重新评价目前的问题所在，并改变某些动力；焦虑能引起注意，多作准备；恐惧则能动员全身心，使之行动起来，应付险情。当然，谁都会被这些不良情绪弄得手足无措；而且，这些情绪也并不一定都能发生积极的改变。不过，所要记住的是，即便在最令人不快的情绪中，也潜藏着变好的可能。而对这种可能，我们应加以利用。

认识到所有情绪都有好的一面，我们就会对各种各样的情绪加以珍惜。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不必白费精力去摆脱那些“不受欢迎的”情绪，而应该从中学会某些东西。例如，我们既已知道内疚感的好处，也就会明白，那些试图取消内疚感的治疗方法是多么愚蠢可笑。因为，这类治疗的目标，无异于因为患了讨厌的过敏性疾病，便试图把身体的免疫系统取消一样，自然也不可取的，也是不必要的。

无疑，我们大家都喜欢从愉快的情绪中学习知识，而不愿从不愉快的情绪中学习知识。因此，我们要学会影响情绪，善于钻情绪的空子。所幸的是，事实上，我们的情绪也确实在很多方面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在弄清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来看关于情绪的第四条原理：无论是何种情绪，只要不被重新刺激，它就会随时间而消逝。无论是极度的悲哀、痛苦，无论是濒死般的恐慌，还是高度的震惊，只要过一段时间，都会逐渐消散，成为记忆中的一缕烟痕。分娩、补牙、亲人亡故、腰背疼痛以及雷霆大发等情绪体验，如果消极不因偶然的机会被重新搅起，它们也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故此，不难推断，抑郁、尴尬、烦闷等各种情绪，也不会一成不变，时间会逐渐磨损其最初的威力。

如果我们知道，上述规律不仅适用于不愉快的情绪，也同样适用于令人愉快的情绪时，我们的高兴劲儿也许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是的，我们的快乐不会持久，我们的满足，我们的情爱，我们心灵的平静也不会持久。只要我们不有意无意地去重新激发它们，它们便会和其它情绪一样，逐渐消退。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掀起新的情感的波浪，漫过我们的心灵？无疑，新的争吵会重燃起早已熄灭的怨恨和愤懑；再次丧失会让我们重新感到被遗弃的孤独；一场电影能使早已淡漠的温情变得清新如初。然而茫然消极地等待，等待偶然的事件来重新激起那些美好的情感体验；等待时间的流逝去磨损那痛苦的情感，又颇有些听天由命的味道。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积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身的行动去影响自己的情绪。

我要说的第五条原理是，情绪可间接地被行为所影响。你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引起你所期望的情绪；也可通过行为，去减少那些不良情绪产生的消极影响。这是生活本身把掌握情绪的把柄交给了我们。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在第五条原理中，我们采用了“影响”这个词，而没有用“控制”。因为，照第四条原理所言，无论我们采取些什么行动，总有一些强烈的情绪是难于改变的，对此，我们就要靠等待，等待它消退。可是，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去施加一些影响，总比眼巴巴地干等着要好。那么，这条理由是如何起作用的呢？让我们来看个例子吧！

詹尼弗快20岁了。几周前，她的男友抛弃了她，迷上了另一个时髦的红发女人。他说那个红发女人“更有趣、更随便”。现在，詹尼弗正坐在床上，玩着录音机，一边翻看着和男友一起照的相片，一边回想着以往的良辰美景。她心如刀绞。其实，詹尼弗正在干傻事，她在使自己的悲伤情绪延续下去。她的所作所为，正在把自己抛进失落的深渊，感到生活对自己不公正。恰在这时，有个对詹尼弗倾慕多年的朋友，寻找机会，热情地邀她去玩玩，可是遭到詹尼弗的拒绝。可怜的詹尼弗！可怜的詹尼弗！实际上，只要她积极行动起来，创造机会，失恋的苦痛就会和其它情绪一样，逐渐消逝的。

苏因为自己体态臃肿而感到苦恼万分。其实，对付她这种苦恼情绪，方法很简单。她只需行动起来，进行饮食控制，并进行体育锻炼。可苏却一点儿也无心于锻炼，只要没完没了地抱怨；而且，她一如既往地大吃特吃，一点儿也不亏待自己。现在的问题是，她必须积极锻炼，控制饮食。二者同样简单，却也同样困难。

海尔正为是否读书而感到矛盾。马克辛认为，要是能把烟戒掉就好了。阿尔待为自己羞于见生人而烦恼异常。凯茜一直和母亲摩擦不断。科林妮情绪烦躁，连工作也无法进行。他们的问题看起来千差万别，实则是一回事。他们都在和自己过不去，干那些毫无成效的事情，并为此而费心劳神。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充分理解上述关于情绪的五条原理。实际上，这几条原理来自于实际观察，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们所要说明的是，情绪如何影响我们自身，我们的行为又是如何影响情绪的。一旦我们能透彻地理解这些原理，我们便踏上了把握生活之路。

为什么自我中心痛苦多

我所认识的那些心境最平和的人，都把自己置之度外。我认识一个日本妇女，她是尼姑，终年住在日本乡下的一座尼姑庵中。她从来不读报、不看书，收音机、电视机于她更无缘。这位瘦小的妇女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20岁。当年，由于经历了个人生活中的许多坎坷苦痛，她出家来到这座庵中。在这里，她花去绝大部分时间，去倾听别人那些痛苦的倾诉和没完没了的忏悔。多年来，她一直从事这种公益性服务，分文不取。有一天，她被送到城里，给她50块钱，告诉她可以为自己买些东西。不料，她回到庵中时，原封不动地拿出那50块钱。她说，她发现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她什么也不想要。她似乎已经发现，对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我认识的另一个人，是个黑人妇女。她养育着好几个孩子，还照顾着一群男精神病人。在那几间木板房中，有一个为精神病人设的后期看护病房。每到夜里，她常常在卧室外不停地祈祷，期望自己的精神病人早日康复。她甚至自费把那群病人带到夏威夷去度假。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其实，正是这两位妇女，发现了生活的秘密，那就是。只有彻底放弃自我，才会带来满足。当然，她们也曾有过短暂的不幸，时不时地被疾病或被悲哀所袭击，有过苦恼和困惑。但时间不长，她们就又会忘掉这一切，重新投身于这他人服务的活动之中。此时，她们重又会精神焕发。

从另一方面讲，我认识的那些最为不幸的人，都是那些自我关注者。他们时时为争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儿感到苦恼；他们总是对别人的行为目的考虑再三，怕别人对自己另有用心。他们试图把自己包裹起来，而这包裹则犹如一层反光玻璃，把自己与外界隔开。

举个例子吧。我曾治疗过这样一位小伙子。他相貌非常普通，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他一到商店买东西或每次坐车，都觉得周围人老是在注视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在嘲笑自己。这令他苦恼万分。于是，我和他一起去乘车，一同到商店去买东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他说的那些事纯属子虚乌有，全是他臆想出来的。经过深入交谈，我才发觉，这些事在一定程度上和下面的事有关。原来，这位小伙子正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同性恋关系之中。他对此感到内疚，但他又不愿放弃这一关系。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他把注意力投向自身，以至于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别人和他一样，一个劲儿注意他的一举一动。身边的每一件事似乎都与他有关。在接受建议，主动中断同性恋关系后没几个月，这位小伙子的情况便明显改观。这个故事的寓意，当然不仅仅是告诉人们，同性恋会引起苦恼，更为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过分关注自己，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也有一些人，试图用这种方去欺骗生活。他们认为，既然自我牺牲能创造幸福，那么，强迫自己去做义务劳动、施舍或为他人服务，不就可以幸福了吗？可是，在行动过程中，他们仍然是抛不开自己，仍然牢记着自己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自己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检视自己。我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幸福一些？我要是把那场足球赛看了或早上跑一圈，是不是会更幸福些？我现在有多大进步？这样一来，他们仍是念念不忘自己，而在这种公益服务中应抛开自我的要求，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所谓抛开自我，无疑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必须不断地进食，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必须给自己提供各种营养，这都是明显不过的事。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日本尼姑，就能够极甜美地享用自己的饭菜。她终日有滋有味地进食，甜甜地沉入梦乡，在庵中种地养花锻炼身体。对她来说，进食、睡眠、锻炼都是一种享受。可是，这些又都是她从事的公益服务的一部分，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她能更敏锐地洞察别人的痛苦，并增添了指导别人的经验。

有一次，我和一位熟人在街上行走。忽然，有辆汽车驶过，从敞开的窗口飘出许多纸来。汽车开了不几步便停了下来。这时，许多人都跑过去帮忙，去捡那些被风吹得四处飞散的纸。我也停下来，准备帮忙。可我再转眼看那位先生，只见他旁若无人，径自朝前走去。于是，我想，假使这位先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而无动于衷，他便可以说是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人。或许，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为不幸的。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先生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满总是抱怨，有好几次差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服过毒药、上过吊，甚至还朝自己的胸口开过一枪。

有人也许会说，对这个人来说，应先振奋情绪，才能让他有帮助别人的念头。他根本没有时间先去振奋什么情绪。他前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寻求过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都没什么起色。先去振奋情绪，此举既不明智，又不现实。我猜想，只需弯下腰来，去帮别人捡一张纸，就可以为他创造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这位先生迫切需要的，是行动使态度发生了改变，是为他人服务这一行为，使内心痛苦得以减轻。

你先别认为我头脑太简单，以为我只会主张让人行善。需要说清楚的是，帮助别人，只是减少自我关注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建构生活”的目标，不仅要求我们注意别人的需要，而且要求我们注意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过分计较自身的紧张不安等情绪，就会把注意力分散，使我们难以留心身边和世界上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

再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在日本工作时，诊室设在一座楼上。每次咨询者来时，我都要迎到门厅里，陪他们走上一段楼梯，穿过一道走廊，再爬一段楼梯，才到诊室。后来，有位咨询者在接受五次咨询指导后，便自称对“建构生活”已彻底了解了。为了验证她说的话，在这次咨询后，我请她按原来走的路线，把我带回门厅去。可她不知怎么走。其实，我领着她走了五次，而且，第三次时，我已告诉她我要试试她能不能记住条路线。可她还是没有记住。这位咨询者是个自我关注者，神经兮兮，凡事总是听从权威的指使，对任何事都不求甚解。总之，她并未注意过自己走过的路线，并未留心周围的现实环境。显然，从理论上、字面上与通过切身体验去理解，相差甚远。

我过去常告诉我的学生，那些深受神经症折磨的人（即那些陷于自身痛苦而不能自拔的人），都有一种潜在能力。这种潜能不但能令他们摆脱神经症，而且，还可以使他们生活得比正常人还好。后来，随着我读的森田著作越来越多，随着我从授课、咨询中获得的经验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清楚，那就是，痛苦和成就大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实际上，神经症患者难以自拔的痛苦，对于成就大业者颇为必要。

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痛苦挣扎，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现实存在的一个方面。在我们受苦受难时，我们不可能还藏身于玄妙的理论和其它抽象的东西之中，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直面痛苦的现实，学会怎样对付它们。这样，我们解除痛苦的方式也就可以应用于处理其它现实问题上。而且，痛苦的现实会一遍又一遍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以考验我们有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对付手段。正如森田所言：“自我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生活轻松自如，而在于能让我们在失败时也能通过努力，取得成功。”

大多数书籍在谈到“现实”的性质时，会有一段粗略的哲学论述。我们都能理解他在下面这句话中要表达的意思：“花儿红，柳丝绿。理解这件事，毫无困难。”

在神经症病人的主观世界中，尽管自我处于中心位置，但事实上，他们又却都是在围绕现实转圈。然而，患者却不能接受这一点。

那么，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改变的现实又是什么呢？这客观现实就是：你的体重就是这么多，你不能把手伸进关闭的门里，草是绿的，有人不喜欢你，你的个子比你期望的要矮，你并不迷人，也并不聪明，你的身体受伤时会流血、会痛，你有一天会死去。

现实本身是有其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加以忽视，那我们的思考就脱离现实了。这样的事我们大家都可能碰到。例如，有位母亲，整天忧心忡忡，担心去学校上学的爱女会出意外；一位小伙子，只因看到近期要上演一部好电影而欣喜若狂，甚至耽误了一整天的工作；一位少年，终日沉湎于幻想之中，心想：要是我的鼻梁再高一点儿要是脸上的粉刺消失了，那该有多好！其实，这些人都生活在非现实世界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留心那落满尘土的地板，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成摞的没完成的功课。总之，使应该完成的事难以完成。

改变现实的首要步骤是，认识目前的客观现实。大可不必作“要不是这样该有多好”的幻想。现实就如此。无论你是否喜欢，现实终归是现实。只有先认识它，尔后才能针对它而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现实。我们或许会对未来抱有某些幻想和期待，对此，我们无需（也不能）阻止。但是，我们不能靠这些幻想和期待来改变未来。惟有此时此刻的行动才能改变未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幻想。“假设你走上一条有一千条岔道的大路，”森田说，“而你又无法选择，那么，你只有一条一条走着看。”站在岔路口，一味在琢磨每条岔路通向何方，除了浪费时间，不会使我们离开原地半步。我们只有先选定一条，走下去，弄清它究竟通向何方，并一条一条试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只有迈步行走这一行动，才能告诉我们每条岔道的去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为什么生活如行路有平也有曲

本世纪60年代未，当时我正在日本进行研究工作。那时，我对于如何进行交谈、如何收集资料以及如何解释等，都抱着一个僵化的概念，有时候，我的日本导师会向我建议说，计划本身是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的，你换一种方式也许会好一些。可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而我的日本导师，对我这样一意孤行，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们一任我往前闯，一任我去碰上重重障碍，直到我最后不得不接受劝告为止。而且，他们从不沾沾自喜，口口声声说什么“我早就告诉你该这样”。

这些日本导师对我的自作主张如此宽容，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他们可能发现了我那自我尝试、一意孤行、敢于犯错误的行为方式中有合理的成分。很可能，他们是这样想的，在我那混乱的日语句子中，可找出智慧的闪光。并且，他们会认为，即便我的话很平常，找不出更多的意义，那是他们自己的错误或理解的困难，而不是由于我的头脑太简单或者太浅薄无知。换句话来说，他们总是从我的动机和行为中寻找那积极的一面。他们的这种倾向，不仅是针对我，而且是针对每一个人。日本人为自己和为他人开脱责任的技巧很高超，因为他们总是注意事情中积极、合理的一面。

从这一点看，我认为，美国人待人是太苛刻了。虽然美国人大叫着热爱独立、热爱自由，可实际上，我们却往往遵从（服从）的时候多于独立的时候。比如，美国一所医院的护士，要是发现一位本应约束在床的病人下床在走廊里走动，她第一个反应是打铃叫人，因为这个病人违反了医嘱，这位护士的反应，既是自我保护性的，又是从病人的角度考虑的。可要是日本护士，她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并不是这病人违反医嘱的事，她更可能会想到，这个病人忍着病痛下床，肯定有什么事要干。

道家认为，人人都在说实话。我们过去对此总也想不明白，因为，人总是会说谎的。可是，这句明显不正确的话为什么流传至今呢？后来，我终于悟出了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那些貌似谎话背后的含义，我们就算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比如，有个小男孩，正一手放在甜饼上，一手在衣服上揩饼屑，却否认自己偷吃了小甜饼。这样，他说“我没偷吃小甜饼”的真正意思是：“我不想因为这事受到训斥”。用第三只耳朵去听，才能发现谎话背后的真相。佛教则认为，人从本质上讲是好的，要说不好，只能出在指导和教育不当上。佛家相信，只要我们能真正理解自己行动的后果，我们就能自始至终地表现得合乎伦理，且富有积极的创造性。

那么，本书描述的这一生活策略，又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应认识到，无论是引起恐慌的环境，是神经症的症状，还是做的错事，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我们应当善于发现。我在和咨询者接触时，就比较注意这一点。对他们具体的过错与烦恼，我并不过分关注；我热衷的是，透过问题，把那业已扭曲变形的合理的一面找出来，加以利用。

有一个女病人，她固执地相信自己心脏病，尽管各种各样能做的检查都做了，说她的心脏完全正常，可她就是不信。有一天，有个朋友告诉她，说她的问题是心理上的，要她到我的治疗中心来咨询。这位中年妇女说，她本来不应该这样害怕，自己也应该相信医学。不过，事实是，他的父亲是在年近六旬时死于心脏病突发。而不久，她也快到60岁了。在默默听完她的叙述后，我告诉她，她担心心脏病是个好事情。我本人也害怕心脏病。而且对这么一种可怕的疾病毫无惧色的人，倒是少见的，只有害怕心脏病，才会促使我们去医院检查，去注意饮食，去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此，惧怕疾病（或惧怕在公众场合讲话、惧怕考试、聚会、惧怕乘飞机旅行），这本身并没有错。这位中年妇女的问题在于，她任凭自己对心脏病的惧怕情绪，去影响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公民去尽自己的责任。事实上，她近来确也出现了问题：做饭不定时，常和家人发生小矛盾。对心脏病的过分恐惧，开始干扰她的日常生活。而且，她愈是试图把这种恐惧驱赶掉，她就愈是为自己这种恐惧而苦恼不堪。她越是心存希冀，期望自己能改变现状，她越发现，情况越来越环。她对自己身上的一切更加留心，平平常常的疼痛和疲劳，她就感到惊慌失措，认为是心脏功能不好的早期征象。解决的办法是，进行说服宣教，让她对日前的现实先接受下来，然后改变自己的行为。一旦她能停止内心斗争，把注意力投向客观世界，留心于自己的工作和娱乐，这种对心脏病的莫名恐惧，就会逐渐消失，而且，从里到外都消失。

哀伤也有其有利的一面，躯体上的疼痛如此。羞怯乃产生于人所共有的一种非常自然的愿望，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人喜欢、被人尊敬。调动工作、搬家，常使一般人变得反应灵敏、思维变快；可对另一些人，则会引发出焦虑和烦恼。不过，其中好的、积极的一面仍然存在。我并不赞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凡事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好的结果。因为，过于看重这一面，并不能使死婴复生，也不会令人返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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