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落：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兰林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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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落：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试读：

导言

尽管因实施公共卫生项目疲于奔命，还因项目团队其他成员（包括研究生）调查个人的敏感的隐私话题力不从心，于是不得不亲自调研，多年与小姐群体、吸毒人群打交道，以致心力交瘁。但这毕竟非常具有学科的挑战性，尤其是针对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吸毒人群开展脱失问题的社会文化行为研究，确实既充满田野调查的风险和挑战，又呈现学术研究的魅力和诱惑。因为所实施的项目整合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艾滋病防治三大干预措施，即安全套的使用、同伴教育的培养及美沙酮维持治疗策略的推广。然而，在与社会最底层人群进行频繁亲密接触的交往过程中，在访谈和追溯吸毒人群的最初吸毒原因、走向不归路的过程、凄惨的情感经历、痛苦的吸毒戒断症状时，其实，无论对访谈对象自身，还是对访谈者而言，都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心理感受和体验。甚至许多悲惨的经历，既是访谈对象不堪回首的记忆，也是他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触及的伤痕。如果提及这些痛苦历史，无疑是往他们伤口上撒盐，造成心灵的再次伤害，有时真的不忍心涉及这些话题。然而，对访谈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即便是在视觉上，每天亲眼目睹这些吸毒人群的凄凉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人的惨不忍睹的悲苦状况，内心就感到极度不舒服。自然，心情和心理上都会感到极其沉重——总感觉有一块沉甸甸的铅块挤压在心头。每次做完访谈之后，访谈者绝对不想与任何人说话，只想独处与静思。可以说，已经到了心理承受的极限！这种无以言表的感受以及所有曾[1]经经历过的辛酸苦辣都表达在随笔《常在金沙江边走》之中。当然，因美沙酮维持治疗项目的突出研究成果，笔者曾受邀参加2010年维也纳第十八届世界艾滋病大会（2010年7月18～23日），只是由于暑假另有调研任务，最终不得不放弃极具诱惑力的维也纳之行。

令人欣慰的是，在按时完成项目所需的研究报告基础上，笔者总算将部分公共卫生项目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已经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性行为数据品质与艾滋病行为干预——P市T社区小姐群体性实践的个案研究》、《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安全套使用意愿的人群分类及其影响因素》、《小姐群体特征与艾滋病防治：趋势、挑战与对策》、《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行为的分析》、《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人类学研究：性工作者艾滋病防治知识KAP调[2]查》。

当然，与学院派的经典人类学研究不同，人类学者与地方民间组织联合实施公共卫生项目，根据人类学的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原则，利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观察参与、问卷调查等方法，强调主位的研究视角，以问题为研究取向，高校与地方民间组织协作，理论研究与干预实践相结合，通常能够提出综合的行为干预模式，最具强烈的现实关怀色彩。因此，公共卫生的人类学应用研究收获颇多。第一，得以洞悉和体验最底层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积攒大量有关小姐和吸毒人员的访谈个案素材。不过，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尽管研究者访谈过众多（至少200多个）访谈对象，但由于涉及小姐个人的、[3]隐私的、敏感的话题，加上职业伦理的限制，如没有采用录音、摄[4]影等技术手段，许多访谈对象未曾留下任何信息，只有对63位小姐（其中，包括彝族小姐13个，吸毒小姐28个，28个吸毒小姐中又有15[5]个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做的深度访谈有记录。此外，在探寻易感人群的社会文化行为信息，尤其是性实践的行为数据与认知的过程中，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地方艾滋病防治的现状，笔者还走访过当地的民政局、药监局、疾病控制中心、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派出所、治安大队、民间组织等，多次察访并曾短暂入住强戒所，冒险考察过地下毒品交易点。显然，这些广泛的走访和观察参与式的暗访，有助于研究者总体把握地方艾滋病防治形势，全观地洞察地方性的性实践与性行为的文化实质。第二，因为多年从事最难调查的小姐群体和吸毒人群的深度访谈，所以笔者的田野调查经验极其丰富，从事田野工作得心应手。故而，开展本项目的满铁调查村落田野调研时，笔者才能敏锐地察觉看似一派田园风光的华北乡村在平静的表面底下所涌动的[6]暗流，并涉足黑社会成员的调查。第三，获取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素材。仅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的一份研究报告——《心瘾之战，还是心理—社会之战？美沙酮维持治疗脱失问题的人类学研究》就达30多万字。这些第一手访谈资料极为珍贵，因为许多访谈个案是有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甚至有些访谈对象在做完访谈不久，就已黯然离开人世。第四，获得了宝贵的项目实施经验，尤其是在应用性项目的设计、实施方案的制定及项目周期把握方面，获益甚多。此外，在方法论上，在访谈小姐和吸毒人员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摸索出个案关键要素分析法，即在非常有限的信息中，寻找出具有逻辑关联的要素。这一分析法就运用在本项目有关村落领袖访谈个案的分析之中。

虽说会失去时效性，但更多的研究成果恐怕只有待日后逐步分析提炼。当然，这既是学术沉淀的过程，也是心灵净化的志业——实施公共卫生项目救人即救己理念的延续与内化。无论如何，公共卫生项目的告一段落，终究表明笔者可以收心切换到专业研究领域了。[7]

本课题选择满铁曾经调查过的华北六个村落〔即河北省良乡县（今北京房山区）的吴店村、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区）的沙井村、昌黎县的侯家营、栾城县的寺北柴，山东省历城县（今济南历城区）的冷水沟、恩县（今山东省平原县）的后夏寨〕，作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点，主要缘起于1997年笔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阅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8]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杜赞奇利用满铁调查材料所做的华北村落研究，精细又精湛，深深地吸引了笔者，于是笔者计划对满铁调查过的华北六个村落进行追踪调查研究，选定山东后夏寨作为收集博士学位论文资料的田野工作点。

当然，做出这一选择无疑是有一些缘由的。事实上，1993年和1995年，笔者到济南、泰安、曲阜等地旅游后，又分别于1996年底和1997年夏天，带领研究生、本科生到聊城、临清、茌平县等地进行考察与调研，重点调查民族关系、年画、葫芦雕、剪纸、泥塑、鸟[9]笼、乡土文人等话题，对从德州到阳谷的鲁西各地有些感性认识。此后研读明恩溥（Arthur Smith）、黄宗智（Philip Huang）、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等人的著述，更强化了笔者在鲁西北做田野调查的想法。其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在原恩县的庞庄布教多年，著[10]有《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人的性格》等书。这些书深刻影响过鲁迅、潘光旦等人的思想，为研究中国（特别是鲁西北）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自然，选择后夏寨作为调研点，还受到周[11]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启发，让笔者认识到鲁西北地区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独特区域。于是，在1998年春节，笔者开始寻找这六个满铁调查村落。经过一番周折，1998年2月1日，终于找到山东省济南市冷水沟，2月8日到达山东省平原县后夏寨，3月24日考察北京顺义沙井村，4月1日了解北京良乡吴店村，9月21日察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10月21日寻访最后一个村庄——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后夏寨的具体田野工作一直拖延到三年后才得以成行——2001年7月9日至8月28日，笔者入住后夏寨，进行参与观察。田野调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9日至8月8日），主要调查村落史与社区概况、家族史、日本一桥大学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合作对后夏寨调查的经过以及婚姻圈等；第二阶段（8月9日至28日），重点调研村落政治，特别是深入访谈20世纪40年代的村落政治与社会变迁，并根据户口簿每隔四户入户核查、访谈，核实人口、婚姻状况。此外，还对周边村落进行了走访，跟随报道人考察了临近的平原、武城、夏津、（河北）清河等县市，在观察参与过程中，巡察各地的餐饮、美容美发、旅馆、劳务市场、农贸市场等情况。此次田野调查的意外惊喜与收获是，从村主任家里获得一桥大学三谷孝赠送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四卷以及三谷孝主编的日方学者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满铁调查村落追踪调查成果[12]《中国农村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二卷。

在满铁调查村落之一后夏寨所做的人类学再研究，不仅收集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所需的田野素材，而且还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著述：《义序与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灵魂漂泊与守望家园：我的人类学之路》、《村落研究：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同姓不同宗：对黄宗智、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的商榷》、《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合著）、《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13]的人类学再研究》（专著）等。显然，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充满学术魅力，故有必要对尚未做田野调查的其他满铁调查村落开展人类学再研究。因此，为了深入认识满铁调查资料的价值，这里先回顾满铁调查及其运用满铁资料所做研究的现状。

在1940年11月至1942年12月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经济调查所以及东亚研究所等对华北农村社会（主要是河北、山东的六个村落）进行了调查研究，重点探讨农民分层与村落共同体[14]问题，其调查结果最后汇编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共六卷。有些参与满铁调查的研究人员（如旗田巍、内田智雄、平野义太郎）后来利用满铁材料对华北村落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社会村落结构的研究方面，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调中国村落的共同体特性，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乡土共同体，在农耕、治安、防御、娱乐、祭祀、婚丧嫁娶等方面存在乡土性的生活原则。不过，以戒能通孝为首的另一些学者否定存在这种特性，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明确的地界性，村民的关系是扩散性的，村落本身不是共同体，而仅仅是一种结社性质。这就是著名的“平野—戒能论争”。然而，必须指出，力主中国农村存在村落共同体的目的是，试图从所谓原生的亚细亚村落共同体的特性中为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寻求理论根据。旗田巍在《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1973）一书中对此作过全面总结。除了有关村落性质的讨论外，一些满铁调查人员或利用满铁材料的学者开始探讨家族、宗教、民间传说、典当等课题。如仁井田升的《中国的农村家族》（1952）、内田智雄的《中国农村的家族与信仰》（1948）、山本斌的《中国的民间传承》（1975）、杉之原舜一的《典的性质》（1947）等专著和文章。在20世纪70年代的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中，坂野良吉（1973）、内山雅生（1992）探讨中国社会的半奴隶制和共同关系的论说；进入80年代，日本学者仍然对华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石田浩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构造的研究》（1986），就是主要依据“冀东调查”和满铁材料，并结合自己的调查写成的。从农民分层、市场圈与婚姻圈、水利共同体等问题的讨论中，石田浩提出了“生活共同体”的概念。不过，内山雅生对石田浩的“生活共同体”提法，提出了批评。

在日本学者对华北进行村落社会性质的探究之外，黄宗智和杜赞奇分别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满铁材料对华北村落进行村级研究，各自挑战了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集市体系理论与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范式，尝试超越形式主义的局限性，主张回归村落研究的实体主义研究传统。前者著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后者的研究成果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两部著作均对中国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相对而言，杜赞奇的村落研究影响更为深远一些，因为他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史研究具有浓厚的人类学取向和色彩。[15]论及村落性质，在黄宗智看来，华北村落是一个内向、封闭、内聚的社会，即一个封闭、内聚、紧密的村落共同体。他将满铁调查的六个村落区分为三类：①紧密的村落，如后夏寨、冷水沟。这类村落的共同性体现在，以自耕农为主，有较强的宗族组织，以自我封闭应对外界的危险，具有很强的内聚力。②衰落中的紧密村落，如沙井村、寺北柴。起初紧密，但共同体受到外界的侵蚀，宗族组织和村落组织开始衰落。③分裂的村落，如吴店村、侯家营。村落高度分化，缺乏[16]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和村落组织。不过，杜赞奇指出黄宗智的缺陷是，忽视了冷水沟的严重分化现象；寺北柴、侯家营的宗族势力并没有完全衰落或消失；沙井村存在很强的全村性看青（守护未成熟的庄稼，直到庄稼成熟并收获到家）组织；后夏寨的红枪会与冷水沟的自卫组织并非自我封闭的表现，而是联庄组织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自卫组织是文化网络上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也不应该忽视文化网络中那些将村民和村落与外人相连接的组织的、人际的联系。据此，杜赞奇进而根据村落贫富状况、社会组织原则、距离中心都市的远近，将满铁调查的六个村落划分为四种类型：①宗教社区/邻近都市中心，又区分为相对富裕的沙井村、冷水沟和相对贫穷的吴店村；②宗族社区/远离都市中心，再区别为相对富裕的侯家营和相对贫穷的寺[17]北柴与后夏寨。

自1986年冬至1990年春，中日两国学者联合对山东、河北两省和北京、天津两市所属的农村、城镇进行了联合调查，主要调查内容为村落制度、家族制度、农业、宗教、民众运动等颇多争议的问题，并由路遥、佐佐木卫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家庭·村庄·诸神》（1990）。稍后，在三谷孝主持下，一些日本学者（包括在日本爱知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顾琳，即Linda Grove）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合作，自1988年起（主要调查时间是1993～1994年），对满铁调查村落进行再调查，以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研究为题，考察最近50年来华北农村的家族、宗教、社会结构等，由三谷孝主编出版了《中国农村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二卷本（1999，2000）。但与满铁调查不同，这几次追踪调查是由中日双方共同进行的，中方由魏宏运主编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1996）。其中，1987年，在山东大学留学三年，并参加过中日联合调查的中生胜美入住冷水沟，进行了大致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对冷水沟开展了再调查，同时批判性地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探讨了农村权力结构的变迁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关联，著有《中国村落的权力构造与社会变化》（1990）。另一个调查组成员张思在对沙井村、侯家营调查之后，撰写了《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2005）。此外，王静在侯家营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18]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侯家营追踪调查——家族与村落社会》。其他零星的社会史研究还有解学诗的《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2007）等。

从满铁研究传统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学者一直重视中国村落层次的探讨，将村落视为研究对象，即黄宗智所称的，西方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以形式主义为主（如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而日本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则以实体主义为主，并认为日本学者所主张的村落共同体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19]概念，可以将村落视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交接点。不过，这种研究视角的确存在精于细致的资料收集，注重村落本身的结构特点，偏于描述而疏于理论提炼的缺陷，忽视了村落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如《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中国农村变革与家族·村落·国家》所体现的。

目前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研究基本上是个体的、个案的、分散的研究，具有深度的人类学研究尚付阙如，今后的研究应该是实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倡导的多点民族志实践，对华北六个主要满铁调查村落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形成追踪调查的人类学再研究模式。因此，选择满铁调查村落作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在于：首先，可以利用丰富的满铁材料进行人类学再研究，探讨华北村落的社会变迁规律。其次，再研究获得的洞见，如同姓不同宗的观察，有助于洞悉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再次，充分利用满铁资料进行人类学再研究，提倡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实践。此外，以同姓不同宗与同宗不同盟的本土见解，寻求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学术对话，以期较快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状态，提升与国际学界的学术对话能力，增强学术自信力。

2002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笔者修改出版了有关满铁调查村落之一后夏寨的人类学专著《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其后，因撰写《时空穿行：[20]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需要配一些照片，当时正是2003年的“非典”期间，笔者手头缺少合适的照片，又不能自由出行，只好利用电话或电子邮件与素昧平生的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宏运先生以及当时尚在日本游学的张思教授进行联系，得到他们热情无私的帮助。2004年5月21日，在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复印了全套的一桥大学赠送给南开大学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六卷本。在拥有完整的满铁调查资料，并已经出版后夏寨的人类学专著后，笔者开始筹划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其中最为关切的两个问题是：仅仅调研满铁调查村落的一个点与深入研究六个点将会有什么不同？同姓不同宗现象只是满铁调查村落的个别现象，还是六个满铁调查村落普遍共有的表征？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更细节的主题还有：第一，探讨华北村落性质。关于中国农村是否具有村落共同体性质的问题，除了“平野—戒能论争”之外，黄宗智认为华北村落是一个封闭、内聚、紧密的村落共同体，杜赞奇将满铁调查的六个村落划分为四种类型。显然，对于村落性质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并加以情境性的审视。第二，探索华北宗族特点，提炼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见解。黄宗智、杜赞奇等以外显姓氏符号分析宗族，认为华北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过分强调南方宗族那样的血缘与地缘的重合，刻意地凸显宗族的功能与结构。这就容易忽视华北村落社会所经历的多次移民及战乱这一历史事实和社会事实。如，田野工作证实，后夏寨的王姓就分为有着不同来源的四支，李姓实为有着不同渊源的三个李姓。这就是说，黄宗智、杜赞奇原以为只是同一个宗族的王姓和李姓，其实却是区分为好几个不同的宗族/家族的。因此，需要探讨“同姓不同宗”、“同姓不一家”、“一姓不一家”的问题，运用详尽的谱系材料论证华北的宗族/家族构成，解构黄宗智等人的宗族建构，并进而说明华北的村落政治。第三，考察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的关系。黄宗智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以宗族势力范围为主，杜赞奇同样断定后夏寨是亲属空间决定村落政治的，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然而，就村落政治与社会组织原理而言，村落政治的深度访谈表明，在20世纪40年代的后夏寨，在宗族/家族、村落、国家之间，以及在日军、伪军、八路军、民团（杂团、王团）等多元政治力量甚至匪盗之间都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村落政治的复杂性和保长类型，并非杜赞奇的国家经纪类型划分所能穷尽。村落政治并非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村民并没有按照血缘/亲属关系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第四，将满铁材料与田野素材结合，探究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尽管中国方志发达，但一般而言，仅限于县镇级别，而少有村落层次的资料。因此，满铁调查的华北六个村落拥有详尽的、精确的村级资料，对于研究华北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确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如果结合明恩溥等其他传教士的资料，那么探讨华北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轨迹无疑具有特殊意义。这样，获取变与不变的地方性知识，对于当下的新农村建设自然具有启示意义，如探究宗族组织与村落民主选举的内在关联。第五，完善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通过历时地考察村落政治，试图获得对地方的洞察，提出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这一模式包含村落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的、过程的、真实的、现实的、虚拟的、想象的情境性关系。在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关系之外，情境性社会关系在村落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考察村落政治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层面。第六，利用满铁调查材料，可以将民族志过去时的村级水平资料，与民族志现在时的田野素材结合起来，的确可以体现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新思路，从而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追踪调查的人类学再研究模式，进行多点民族志实践。

不过，这一计划因笔者2005～2006年赴哈佛大学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而暂停。直到2006年秋归国后，笔者才先后申请200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北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解说”。在获得立项后，笔者进一步确立了一些基本研究思路：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历史演变规律？战乱与移民在形成多姓村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影响和作用？与华南宗族相比，华北宗族有哪些不同？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同姓不同宗的地方性见解对于理解村落政治有什么影响？华北宗族组织对村落民主选举到底有什么作用？多点民族志研究与单一田野点调研会导致什么不同解释？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有什么内在机制？如何进行不同城乡形态的华北村落类型比较研究？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变迁实质认识？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外因是什么，有哪些表征？从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中，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怎样的理论资源、对策和建议？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见解对于跨学科的对话潜力有多少？国际学术对话能力有多大？总之，通过多点民族志实践希望在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理论探索、学术对话以及现实关怀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宗族组织、权力与政治。人类学的村落政治研究，主要有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农村变革》，萧凤霞（Helen Siu）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庄孔韶[21]的《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等。这些村落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制度与行为的探究有所不同，更关注村落政治的社会文化行为及细部。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谈的乡土社会中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教化权力，就与西方的权力概念不同，表明需要运用本土概念进行探讨。又如，萧凤霞认为毛泽东主政时期的地方干部制度仍然依赖于类似于以往的士绅制度，地方干部往往需要通过对国家政策进行变通，以此来获得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平衡。这样，那种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完全控制乡村的观点，就受到了有力的质疑。

不过，宗族组织的概念在《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22]人类学再研究》一书中已做过翔实探讨，此不赘述。故而，这里重点讨论权力与政治概念。人类学的政治研究理解权力和权威在人类[23]社会是如何以及为何运作的。首先，需要考察用以分析人类社会政治体系的一些概念。权力是界定政治组织的关键概念，目前政治人类学中普遍采用韦伯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所有社会都有争夺权力的现象，影响或控制人们如何察觉事物，如何表达行为以及如何分配事物，皆与拥有权力相关，而权力即有效地影响人或事的能力。也就是说，权力（power）是命令他人做某些事和获得他人服从的能力。权力若要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可，就必须取得合法性。而合法性主要源于社会群体的政治文化，源自人们对权力性质的理解和对获得权力的途径的期待。

就权力关系而言，必然涉及三个分析层面：①对用来获得服从的资源的控制，而资源通常区分为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②权力人物的谋略。而策略研究主要采取两种过程，一种是合乎逻辑的，并发展出博弈理论的抽象表达；另一种则是历史的和文化的，涉及有关特定动机和不同民族志背景的能动者实际取向的研究。如利奇著名的克钦研究中提出的钟摆理论解释模式，强调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策略研究。格尔兹则将政治视为文化建构，而布迪厄更提出了文化和心理建构的实践取向的习性概念。③关注受统治主体的影响、反应或对策，即各种抵制策略和战术。如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阐述了农民如何通过造谣、诽谤、纵火、盗窃之类的手段，反抗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边缘化。他的研究成功地表明，受统治者积极地促进决定着社会转型的过程；并再次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受统治者和群体也操控自身的权力资源，运用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即弱者的武器反击国家的权力。

政治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层面。如果说政府涉及取得共同目标，那么政治则牵涉人们对权力的竞争。政治聚焦于对人与资源的操控、增强权势的计谋、竞争权力的派别的出现以及带有不同观点的政党的形成。政治强调对立的观点与冲突的、不同的而不是共同的[24]目标。权力斗争与运用权力的能力都是政治学的主要议题。几乎所有的行动或声明都是政治性的或具有政治意涵的，而对权力的竞争[25]就叫做政治（politics）。权力斗争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或规范、权威、意识形态、象征符号以及政治竞争方面。其中，政治的关键是竞争权力。

政治竞争（political contests）指寻求权力、挑战权力与检验意识形态的过程。政治行为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种竞争性活动，虽说以争夺或维持政治权力为目的，但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中，政治竞争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防止该体系的崩溃。为了深入探索政治竞争过程，贝利在《计谋与战利品》（1969）中提出了一种[26]“非数学博弈论”。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内部都会发展出一套政治操作的规则，政治可以看成是一场有约定的规则和约定目的的竞争性博弈。大致而言，政治博弈存在两种规则：规范性博弈和实用性规则。前者作出道德评判，而后者只论成败。所以，在政治竞争过程中，政治领袖会根据情况选择并遵循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由于选择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结局也截然不同。

假如将政治斗争视为博弈，那么就必须具备五个要素。第一，必须有一定的目标或目的。参与政治斗争的人员必须充分评估这些目的，使得政治竞争变得有意义。第二，必须有参与政治竞争的人员，包括相关的整个政治社群、政治精英以及处于竞争中的政治团队。其中，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指那些遵循大致相似的政治规范与目标以及多半遵循相同政治程序的人。政治精英指那些在一个社群中具有权力和居领导地位的人。而政治领袖则是在一个团体中有权力为此团体下决定的个体。通常与个体对可利用的广泛资源——关系、财[27]富、魅力、演说能力或外形特点——之操控有关。政治团队（political team）是一群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组成的团体，如世系群、政党联盟、选举团队、派系、宗教组织等。一般而言，参与政治博弈的政治团队可以区分为道义团队和契约团队。前者在博弈中拥有清楚的、确定的、受到尊敬的位置，因具有共同的道德、宗教信仰、族性或某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而形成；而后者则是模糊的、不很确定的、缺乏尊敬的，由于追随某个领导人可以或可能获得利益而形成，如交易团队、强人体系、工会领袖。又如科层团队，其目标是在博弈中取代现在的道德团队，并试图通过操纵行为规则即实用性规则达到这一目的。第三，领导者，既包括有职位的人，又包含实际做出决策、调停冲突的人。第四，竞争本身。通常包括两个阶段：对峙和遭遇。对峙是在政治场域内进行竞争的第一阶段，双方向对手展示自己的实力和潜在意图；在遭遇战中，双方都通过斗争来检验对方的实力。第五，评判人，在斗争中的某一方违反规则时，负责对规则进行解释，并监督双方按照规则进行。

根据巴兰迪尔（G.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主要从四个层面界定政治：①空间层面，政治总是与一定的领土联系起来，特定空间内的组织体系就是政治的范围；②功能层面，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维持社会稳定，防止外部侵略；③政治行为层面，任何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的社会行为，就是政治行为，并体现了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④政治制度的特征层面，根据特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28]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

这一视角的政治人类学研究聚焦传统社会政治，就政治现象和本质进行探讨，同时关注现代场景下的正式政治制度研究，如关切小范围的政治活动和在政治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具体而言，关注主题如帮派、族群政治、内部冲突以及政治过程的微观分析。无论如何，政治组织的最主要内涵是确定做出决策、解决冲突、维持社会秩序的习惯性程序。

政治人类学的最初研究路径强调对人类及其最亲密物种的权威结构的运作和发展进行描述，并试图按照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以便理解权威结构如何和为何会演化，从而观察和解释每一类型和亚型对某一特定社会和地区的政治生活的不同影响。这一研究路径的根本假设认为，权威结构在不同政体产生差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人类学起初主要研究传统社会政治，现在也关注政治变迁过程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即将政治现象置于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整体洞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从比较入手，集中研究权力的实践和规则，揭示权力的表现和实施形式等。这一研究路径强调全球性和比较性，强化权力、仪式和象征物之间的密切关

[29]系。

第二种路径是由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等建立的，称为过程或行动取向的路径，关注政治背景中的个体和群体行为，强调稀缺资源的得失。“行为论”是韦伯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而科恩将它运用到政治人类学中。特纳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连续》是最早开展行为论探讨的著作之一。通过对恩登布人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桑多布的焦距描述，特纳试图揭示作为个人的政治人是如何操纵文化规[30]则，进行选择，运用策略，换言之，如何有目的地做出决策。

斯沃茨、特纳和杜登提出，权力是涉及公众目标的选择和实现以[31]及与目标有关联的群体成员有差异地行使权力的进程。这就清楚地探讨了权力、决定和集体目标的实现与公共行为的存在。对政治进程的关注集中在：首先，对权力的关注，即关切权力如何获得，如何行使；其次，关注认同问题如何在特定区域内得以保持，又在其他势力范围内解体；再次，聚焦公共领域形成的代表权及其实践，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如武力、权力、权威、决策、支持、合法等，探索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式，建构一套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构架。

第三种主要路径将文化强调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聚焦点。这一分析模式关切权力和权威是如何通过象征符号、仪式、语言以及艺术性生产进行表达和展演的。如格尔茨在巴厘剧场国家的研究中试图表明，象征性行动和戏剧性呈现或展演是国家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他许多追随者都利用某种形式的政治解释，因为广泛的假设认为，社会权力取决于文化知识，而以象征符号、行动或产品表达的知识应该依据霸权、合法性以及抵制加以阐释。通过对参与者在不平等权力条件下互动时的意义和所使用的语言的阐释而理解某一特定背景中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文化都可以视为政治层面的，并可假定所有政治理解都是现象性的。当然，最终目标是获得参与者建构关于政治关系的认知描述或意义的洞察。

第四种路径研究微观层次的政体，认为小规模的权威结构是与更庞大的、更包容性的权力网络（如国家—社会关系）相连接的。沃尔夫（Eric Wolf）认为，国家的全球体系、殖民主义、国际贸易，甚至艺术、通信、医药以及宗教的连接，对微观层次的政治都有重要影响。在他看来，由于过去几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展，当今几乎所[32]有文化都必须联系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才能真正理解。这一视角强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如何在更大的体系中有序地运作的探究。

最后一种路径将微观和宏观层次的权力关系更灵活地连接起来，如希斯曼（Albert O.Hirschman）的退出、参与、忠诚论以及能动概念。这一路径假定，地方权威和政体作为整体可以通过逃避、反叛或[33]避免外部渗透而失去、维持或增强其权力。

就研究范式而言，政治人类学大致可以区分为五种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过程、政治经济学、政治演化以及后现代主义。其中，过程范式为人类学所独有。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一个主要范式，关注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共时分析。显然，这一范式基于生物相似性，认为一个机体系统的结构组成部分维持整个机体的整合与平衡，进而推论社会结构是维持社会系统的整合与平衡的。因此，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策略就是致力于分析政治结构如何维持秩序和强加一致性以维持社会体系的整合与平衡。正是这一范式导致政治人类学的形成，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福忒思等。

在逐渐抛弃共时的、类型的、功能研究的进程中，研究者形成了过程范式。这一范式放弃将政府结构作为政治分析的主要关注点，而强调冲突，认为政治是政治人物运用权力和各种策略取得公共目标的过程。该范式引进许多概念，如冲突、权力、能动者、支持、合法性以及权威编码、政治领域、政治场域等。过程范式最具界定性特征的正是强调冲突，并对政治人类学做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贡献。第一，提供了对强调过程的政治的一种界定。第二，提供了将政治作为过程分析的一组丰富的概念。第三，将冲突置于政治分析的中心。第四，放弃将诸如政府和世系群这样的政治结构作为政治分析的主要聚焦

[34]点。特别是放弃将政府作为政治人类学的重要特征和关注点，可以说是人类学视角的政治研究的分水岭，而政府原先是功能范式的界定性标志。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工作如何满足人类的需要。那些运用进化模式来解释政治现象的政治人类学家如弗瑞德，通常倚赖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从事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人，如萨林斯，也往往依靠进化模式证明政治经济过程。与再分配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侧重强人、首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扩展的全球后果。此外，有些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抵制和霸权，提供对统治的[35]抵制，稀释抵制。显然，这一范式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政治演化的主要论点认为，反映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制度的分化与专业化的质变是政治社群与其环境的物质关系的结果。政治演化范式主要分析社会政治体系的质变，并通过不同的类型学加以证明。[36]如队群、部落、酋邦和国家代表了社会政治类别；游牧的狩猎和[37]采集者、初农、放牧和农业代表技术体系；平权、等级和分层的[38]政治社群解释了政治经济的差异。这些观点普遍认为，制度变迁主要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环境及其所利用的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引起的。

不过，后现代主义范式并不完全合乎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科学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范式承继了过程论范式的政治分析观念，具体表现在：第一，关注冲突过程及其解决。第二，以动态的、历时的分析取代静止的、共时的分析。第三，不再将正式的政治结构作为政治和政治分析的聚焦点。第四，最重要的是将政治视为“涉及公共目标的选择和实现以及带有这种目标的群体成员有差异地[39]行使权力的过程”。后现代范式基本上符合这些界定性观念，无非增加了新主题（如霸权、性征、统治以及抵制；公民、民族、认同等）和撰写风格。有的学者甚至将国家恐怖和暴力界定为政治人类学[40]的后现代范式之网，主要代表人物有Feldman，Mahmood，[41]Nordstrom，Slyomovics，Sluka等，且大多为女性。对当代政治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发现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之间做出区别是特别有用的。尽管承认政治结构是重要的，但他们主要关注组织层面，如在政治场域个体如何做选择和决策以及涉及的因素，选择支持某一领袖或派别会决定谁将拥有权力。赢得权力的人做出行政决策，奖赏支持者，并惩罚反对者。

在研究低层次政治时经常涉及的主题是帮派（factionalism）。与有固定结构特征的法人团体（如世系群、氏族或秘密会社、政党）不同，帮派是一种非正式的、自发的领导者—追随者团体。帮派的最大特性是正式的政治团体内部的暂时性冲突。许多早期乡民社会的研究探究了与国家政治在地方层次施展方式相关联的政治帮派的运作，如黑社会老大、地头蛇或贩毒集团头目，这些人颇似波利尼西亚的强人（Big Man）。再有就是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如杜赞奇的国[42]家经纪类型划分之探讨。

在梳理了村落政治研究与人类学的政治研究脉络之后，2007年9月至12月，课题负责人带领课题组成员确定各个调研点的调查工作计划，进入实质性的田野调查与数据收集准备阶段。次年暑假开始，项目团队多次分批前往山东省平原县后夏寨、济南冷水沟及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昌黎县侯家营进行了田野调查，并考察了北京房山区的吴店村、顺义区的沙井村。具体田野过程如下。

2008年7月6日至8月28日，在课题负责人指导下，课题组成员杨乾、师云蕊赴河北省昌黎县的侯家营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师云蕊撰写了5万多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寂静的村庄——侯家营的暑期调研报告》，以及访谈录音整理资料；杨乾完成了5万多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以来华北村落乡村权力秩序的变迁——以侯[43]家营为例》。

2008年7月6日至8月28日，课题组成员袁磊、赵金虎前往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实施暑假调查。田野调查结束后，撰写了两份田野考察报告，并对问卷调查进行数据分析。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袁磊撰写了3万多字的硕士学位论文《村落经济对宗族凝聚力的影响——以[44]寺北柴村为例》。

2008年7月6日至28日，项目组成员郑伟、阿吉珍、张瑞东对济南冷水沟进行了田野调查，撰写了一份3万多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冷水沟调查报告》。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绘制了大量详尽的谱系图，这对于分析同姓不同宗现象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2008年7月至8月，课题负责人带领课题组成员徐天对满铁调查村落的冷水沟、后夏寨、侯家营、寺北柴做追踪调查，指导各田野点学生进行田野工作，获得了相关村落的最新数据。

2009年7月28日至8月31日，课题负责人与课题组成员赖雪芳入住侯家营，进行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的深入调查，收集了8万多字的田野调查材料，绘制了主要姓氏的谱系图。赖雪芳撰写了调查报告《一个北方村庄的素描——侯家营暑期调研报告》。

2010年11月，课题负责人和兰青怡到顺义区沙井村、房山区吴店村进行回访调查。

本课题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参与观察、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谱系法、问卷调查以及追踪访谈。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这些满铁调查村落拥有满铁材料，又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利用满铁资料对这些村落展开过各种研究，因此成为学术名村，所以本研究并没有采用人类学通行的匿名原则，将这些村落进行匿名处理，仅对关键人物的身份做些技术性处置。[45]第二，由于北京顺义的沙井村、房山的吴店村已经处在城市化、社区化的进程之中，与山东、河北另外四个满铁调查村落几乎没有可比性，所以这次没有作为中心关注，只是附带进行比较，准备留待将来有机会做深入探究，现代化进程的路径比较是一个不错的选项。第三，因调查水平、调研周期、田野时机、可接近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些话题（如村落政治、黑社会）本身极为敏[46]感，入村调研也有一定的难度。有时田野时机不凑巧，如在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田野调查期间，省纪委正在查处村领导班子的问题，村民几乎无人触碰村落政治话题，所以不同村落获得的田野调查素材分布极为不均衡。尽管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的确又反映了一种极其无奈的处境。

2010年9月至12月，课题负责人着手数据分析，开始动笔撰写《莲花落——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专著，最终完成课题。在写作期间，笔者完成四篇与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

因本研究涵盖多个田野调查点，所以需要较大的空间来概要介绍这些满铁调查村落，于是笔者用两章的篇幅分别勾画满铁调查村落——河北昌黎侯家营、栾城寺北柴与山东平原后夏寨、济南冷水沟的基本概况。与其他华北村落不同，这些满铁调查村落留有日文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满铁当年精确、精细的调查，每每让笔者感叹。运用这些满铁调查材料，进行华北村落研究，不仅产生了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Ramon Myers）等人那些影响巨大的作品，而且还为人类学再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于了解当初的村落概况、宗族组织、水利灌溉以及经济协作等是非常方便的。不过，本项目重点关注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相关的内容，大致触及社区背景、村落历史、移民传说、人口与姓氏、生计、村落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活动等，而对那些经济、宗教、婚姻、习俗等层面多有忽略，即使调查过有关主题，但因与研究专题关切不大，所以只是一般性涉及，不做深度考察。

在追溯和重构记忆里的华北宗族时，首先，从华北宗族组织及其构成要素的视角切入，探讨宗族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区分宗族内部的[47][48]房支结构特点。其中，地方性的表达，如一家子、院心、门股，自然是关切的重点。从祭祀仪式、集体表征，如祭祀单位区分大会、小会，不难看出祭祀组织所体现的内部认同差异，若与南方典型宗族特征进行比较，更能展示南北宗族特征之间的不同。原本，华北宗族特征并不明显，但在侯家营非常特殊的是侯氏宗族建有华北并不多见的私塾，但其特性是个人而非宗族举办，且具有开放特性。当然，从宗族的其他功能性表达来看，如族长权威、经济协作，均呈现较弱的状况。其次，就村落、宗族与自我区隔而言，在村落的地缘与宗族的血缘之间存在怎样的契合，向来是人类学世系理论探究的中心议题，尽管并不否认宗族具有聚族而居的特征和倾向，但更普遍的还是处在地缘与血缘之间的过渡状态，随着家庭小型化，要想维持同院心居住的格局越来越困难。在山东平原县后夏寨的人类学再研究中，一支王姓宗族内部存在王姓与汪姓的自我区分已经得到关注；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的田野调查中，该村侯姓内部也有老侯家与老候家的自我区隔，这强烈表达出宗族认同的内部差异。至于类似的表现，在河北栾城县寺北柴亦有发现。如郝姓当中的大郝与小郝的分野，赵姓中的正宗赵与“借子还孙赵”之间的区别。不过，更常见的还是同姓不同宗现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有三陈、三王、二刘、二田、二张、二郭，既有新迁徙来的，也有久居的老户；在河北栾城县寺北柴，主要有三赵、二李；在山东平原县后夏寨，三李是同姓不一家，四王是同姓不同宗或一姓不一家；在山东济南市冷水沟，三李不同族，二王不同宗，二杨异源。

本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历史情境的视角，讨论谁能担任村落领袖？宗族势大就一定能够自然当选吗？首先，探究村落领袖的当选条件及其参政动机。从村公会的选举机制可以看出，出任村落领袖的最主要条件是地多、富有与宗族势大。假如套用当下的语言，那就是拥有布迪厄意义上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换言之，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那么这些资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可以转换为政治资本的，这就是说，基本具备了村落领袖的当选条件和任职资格，而宗族/家族因素并非是一个根本当选要素。不过，必须认识到，村落权力的分布，不仅在不同宗族之间是不平衡的，而且关键谱系的分析表明，事实上，在宗族内部权力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就参与村落政治的动机而言，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条，即政治荣誉（社会地位）、村落实权与经济上的实在好处，这似乎并未超出韦伯的社会分层论说。其次，从宗族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历史上，侯家营的侯氏人多势众，而刘氏财大气粗，各有消长，总体趋势是侯姓逐渐失势。如果单纯因为人数众多，而不能齐心协力，那么他们并不见得就能掌握村落实权，原因无非在于社会分层、国家渗透以及市场的力量，其结果就是村落实权逐步落入小姓之手，造成小姓当权的事实。从状告侯家营侯大生保长到后夏寨的大小派斗争，均可以清楚地表明，华北乡村以多姓村为主，在村落权力竞争中，并非简单地以生物或血缘事实来区分政治阵营，即村落政治不是以宗族为基础的，而是以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前提的。此外，在村落领袖类型的划分上，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保护型、赢利型、傀儡型、吃庄护庄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种势力交错分布的态势下，作为村落领袖的乡保长往往游离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显著呈现在敌我夹缝中求生存的表征。他们在国家与地方或敌我之间的夹缝政治生态中，并不能完全依据一种政治权威或权力，而必须施展多种权术和手腕。

谈到新政权下的国家代理人，成为乡村领袖的条件由原先选择村落领袖的标准——最突出的是富有与宗族因素，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转变为最为强调与党的联结与阶级出身、政治觉悟和忠诚度。因此，在传统乡村中，根据宗族出身以及经济实力选举村落领袖的标准在各种激进的运动之中黯然失色。尤其是，在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之后，有些村落的权力竞争可以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其最主要的竞争动力在于赢利机会。于是，村落领袖重新成为角逐的热点，村庄领袖的角色则更多地体现在赢利型经纪模式之中。在这种角逐之中，亲属网络、经济实力以及广泛的社会人脉关系重新成为人们当选村落领袖的重要条件。然而，探讨这一时期的村落领袖，却遭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原来许多曾经任职的村干部依然健在，或其子女还在世袭政治生涯，或培养的接班人仍然掌握着实权，过多的评述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本研究采取淡化处置，仅仅以个案方式呈现其任职表现、治村行为与风格，大多以村民之口叙述，不作太多盖棺定论式置评。

本课题探讨最为透彻的一个话题就是当下情境中的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与历史情境下的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部分相映照，探讨的主题既有历史相似的方面，又有新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两相比较，更可洞悉变迁的规律。不过，因为村落政治具有敏感性，所以本研究选取村落选举过程中的当选逻辑作为考察的重点，且主要围绕侯家营的素材进行深度探索，关切当下村落选举中的当选逻辑是什么，谁能当选，为什么能够当选，宗族组织是不是竞选动员的恰当工具和机制，当选之后是否一定能够掌握村落实权。显然，深入考察村落选举过程，可以为我们透视当下华北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提供极好的近观切片。第一，利用非常详尽的近年村落选举过程中的数据、参选者的自述、村民的评议，从主客位视角分析村支书的竞选动员机制，小姓当选的逻辑，当选者与败选者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这里最为显著地体现了后现代人类学所倡导的多音位呈现技巧。第二，作为一个杂姓，但又以侯姓占据主导地位的村，小姓参选村主任几乎毫无希望。这样，能够或敢于参选的基本上是侯姓同宗同门的成员，这与村支书的选举策略、动员机制、当选逻辑存在一些本质差异。不仅有群众对当选村主任的描述，更精彩的还有当选村主任者自身的白描式自述，能够让读者深刻体悟到当下村落选举的残酷现实。第三，就村主任与村支书的权力博弈而言，当小姓当选支书，大姓当选村主任时，村落政治的权力运作会如何发展呢？换言之，谁能掌握村落的实权呢？应该说，从参选动机分析，无论是竞选村支书，还是竞争村主任，古今一致，并无本质区别。然而，因为村支书的遴选，有时不只是由选票决定，而且有权力在起作用，而村主任的当选基本由选票定胜负，所以两者的选举策略是明显不同的。最根本的话题是，在一姓独大的多姓村，村支书说了算还是村主任说了算，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事实上，河北冀东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许多村落的实权落入黑社会成员之手，村[49]干部普遍呈现“黑化”与“漂白”现象。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敏感的话题。

最后是本研究所做的一些结论性分析，就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提供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解说。第一个探讨的主题是满铁调查村落的历史与现状透视，沿着满铁调查的路径，从历史情境与当下情境的脉络，探究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性质与村落类型，探寻发展路径及趋势。因此，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组织原理的讨论，不仅直接关系着对历史上农村社会的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评价，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处在现代化进程——村落的终结与构建新型社区中的村落富含深刻的启示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沙井、吴店进一步融入北京郊区，传统村落必将终结，寺北柴、冷水沟具有潜力和发展机遇走向城镇化道路。然而，没有了庙宇的后夏寨、侯家营，仿佛与现代化进程无缘——至少在漫长的岁月里尚难看见曙光。

第二个探索的主题是村落领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一，从古今村落领袖的参政动机与目的来说，与过去比较，事实上，并无二致：其一，获得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其二，获取实在的经济利益。其三，存在各种赢利机会。其四，能够积累人脉关系，接近社会资源。第二，就村落领袖的任职资格与当选条件而论，其一，家庭背景自然是出任村落领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支书与主任呈现不同的当选逻辑。显然，在支书的选举中，政党因素最重要。小姓当选的逻辑在于：拉票、贿选（物质和经济手段）、许诺——利益勾结、宴请——联络感情、横向精英结盟、结派、上级支持、拥有威望与政绩。其三，通过政治结盟，获取权威。其四，拥有实在资源。其五，拉票。其六，就当选条件而论，大姓人多，大姓候选人未必就一定能够自然当选。若想在激烈的村落选举中胜出，主要取决于人情与庄情。村主任选举中所采取的竞选手段主要有：设立助选团队、跑票、（言语的、行为的、事实的）恐吓威胁、宴请——感情联络与情感投入、贿选（如今在村落选举中，贿选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许诺——潜在的物质和经济利益、暴力抢票。其七，在激烈的村落选举中，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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