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磊 主编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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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经典与解释辑刊53期)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彭磊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6（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770-1
Ⅰ．①普… Ⅱ．①彭… Ⅲ．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Ⅳ．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7336号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主 编 彭 磊责任编辑 马涛红责任印制 刘 洋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经 销 新华书店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开 本 880×1230 1/32印 张 9.75字 数 230千字定 价 59.00元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论题 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普鲁塔克与罗马政治佩林（C. B. R. Pelling） 撰李孟阳 译
普鲁塔克果真对罗马政治感兴趣吗？毕竟，他写的是传记，并非历史；他也屡次表示对历史背景的描述无甚兴趣。他说，这种事留给(1)编年史家就好了，因为揭示人物特征的常常是那些琐事、片言只语(2)和笑料，而非那些攻城略地的大事。我们应该“经常”注意那些琐事——经常，而非总是。普鲁塔克的传记体裁甚为多变，而他对历史背景的兴趣亦时时不同。有时他专写个人生平，只用寥寥数笔交代历史背景，例如：《克拉苏传》（Crassus）；《安东尼传》（Antony），在描述公元前44年夏至公元前42年夏两年间的政治时，竟未提及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小卡图传》（Cato minor），普鲁塔克试图描述公元前60年前三头同盟的形成，但对克拉苏只字未提。
不过，在别的传记里，他对历史的兴趣又非常清楚，而且他明显关心呈现“编年史家”那样的分析——只不过他呈现的方式相当不同。《恺撒传》（Caesar）是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普鲁塔克非常关心解释恺撒如何获取僭政。“绝对权力，”正如他在末章所说，“是恺撒毕生寻求之物——而他只看到它的名称，以及它的名声带来的危险。”（《恺撒传》69.1，对比57.1）是什么力量把他推上这一权位？普鲁塔克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从一开始，恺撒就是罗马民众（dēmos）的头号宠儿。当他们支持他，他上位；当他失去他们的拥(3)护，他下台。在较前的章节里，民众鼓励他成为国家的元首。恺撒复兴日渐衰败的“马略派”（Marian faction），这也引出了相同的分析。他的反对者谴责他展示马略的画像（imagines）是“试图赢取民众”（6.1－3），而拥护这一展示的人则鼓励他实现更大的抱负：他们(4)说，民众会支持他一路披靡直至权势顶峰（6.7）。恺撒对民众施以慷慨，民众则以“新职任和新荣誉”回报他（5.9，对比4.4－9）——这是个有趣的伏笔，预示着在恺撒生命的最后，民众把辉煌而又可憎的荣誉授予他，但对授予他荣誉感到怨恨。普鲁塔克评论道，起初，恺撒的花费是用极低代价换取了最有价值的东西（5.8，对比4.8）；而且从一开始，贵族派（optimates）全上当了（4.6－9，5.8）。“元老”是渐渐地才意识到危险。正是被如此描述的“元老”(5)被视为恺撒的敌人。恺撒适时地获胜，然后成为僭主——此后他开始失去民众的重要支持。例如，60－61章仔细刻画了逐狼节(6)（Lupercalia）上的义愤，其中强调了民众的反应，尤其他们最后的失望。我认为，在这一段落中，我们会看到，普鲁塔克重写和重新解(7)释了他所掌握的素材。（阿庇安［Appian］、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和普鲁塔克在《安东尼传》中相对照的叙述似乎和《恺撒传》一样全是依据相同的素材——很可能是波利奥［Asinius Pollio］的叙述——但没有哪个版本像《恺撒传》那样强调民意。）［大众］适时地转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恺撒现在变得脆弱不堪，最终被杀；此后，民众的激情再次爆发，而受害者是不幸的(8)“诗人辛纳（Cinna）”（68）。
当然，对历史解释如此强烈的兴趣并不典型，但也并非全然是个别现象。例如，《格拉古兄弟传》（Gracchi）再次表明，普鲁塔克试图将两兄弟的政策和命运与城镇民众的态度联系起来。《马略传》与《西塞罗传》都致力于解释其传主的崛起——何种力量和何种联合所(9)提供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克服政治新人在罗马所遇到的阻碍。《老卡图传》（Cato maior）也是如此，尽管普鲁塔克在其中给出的解释更加响亮，却不那么令人信服：那时的罗马民众更强大，也更配得到伟大的领导者，因此他们乐于选择作风简朴的人作为执政官，而抛弃与之敌对的民众煽动家（《老卡图传》16.8，对比《埃米利乌斯传》11.3－4）。或许，这不太像是我们的那种历史解释——但它仍是一个史学归纳，试图让一种惊人的成功变得更容易理解。不过，别的传记当然对历史主题不那么感兴趣。《苏拉传》（Sulla）显然不如《马略传》对历史有兴趣。当《苏拉传》谈到史事的要点时，往往缺乏条理，只提及一些有助于我们对苏拉性格作出道德评价的概念：如今将领们不得不花费巨额财富贿赂他们的军队，因而与保鲁斯（Aemilius Paullus）或弗拉米尼努斯（Titus Flamininus）等人相比，苏拉对希腊更为严苛就不足为怪——尽管苏拉自己也须为助长和加速衰败负责（《苏拉传》12.9－14）。罗马如今是个极其腐败的城邦，以至于苏拉发现，比起吕山德（Lysander）在斯巴达，在罗马更易脱颖而出（《苏拉传》40［1］.2－7）。《马略传》或《恺撒传》都着意于使传主的政治生涯在历史层面清楚易懂，《苏拉传》多少远离了这一单纯的兴趣。
此外，当普鲁塔克并非首先关注历史时，他会谈一些非常怪异之事。例如《克拉苏传》就是一篇尤其琐细、轶事颇多的传记。显然，普鲁塔克相当睿智地认为，绝不可能为克拉苏写一篇严肃的历史传记。该篇传记有许多精彩的叙事片段——从马略和辛纳那里扣人心弦的逃离、与斯巴达库斯（Spartacus）的战争以及帕提亚（Pathian）远征的灾难。政治方面的论述则浮光掠影：对公元前70年执政官一职只有相当琐碎的叙述，公元前60年至前56年间所有政治史——普(10)鲁塔克当时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只用一个思路混乱的段落就打发了（14）。最充实的政治分析实际是在一段离题话中引入的，这段离题话恰好出现在斯巴达库斯战争前，显然是要为接下来的整个二十年给出说明：罗马分作三股势力（——非常怪的一个词语），庞
培、恺撒和克拉苏。卡图的名气大于其实力，所以他受人敬仰却
无所作为。邦国中审慎睿智者支持庞培，而鲁莽气盛者则追随着
恺撒所唤起的希望；克拉苏处中间，从两头谋利，不断转变立场，
既非可信的盟友，亦非不可化解的敌人。只要有利可图，他随时
准备放弃忠诚与敌意。（7.7）
这实在异于寻常。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时期的现实与这一分析相称——庞培作为当权派、恺撒作为民众派（popularis）、克拉苏作为反复无常的骑墙派。这一分析完全不适用于我们在此篇传记中读到它的那一时间段，此时我们仍沉浸在七十年代。普鲁塔克清楚地知道，恺撒在十年后才成为重要人物：他在《庞培传》和《恺撒传》中写得很(11)清楚。他也清楚地知道，庞培实际从未得到“邦国中审慎睿智者”（如他在此所言）的信任：确实，他在《庞培传》中表明，仅仅在五十年代后期，即在克拉苏死后——因此在《克拉苏传》本身的时间范围外——贵族们才对庞培有些真切的了解，而在公元前60年之前(12)庞培生命的第一阶段中，民众的支持对于庞培至关重要。《庞培传》对公元前70年共任执政官的叙述与《克拉苏传》中的段落形成鲜明对比。在《庞培传》中，普鲁塔克的确关心对历史背景的解释，他写道：“克拉苏在元老院占据上风，而庞培在群众中享有大权。”（《庞培传》22.3）——顺便注意典型的元老院－民众（boulē－dēmos）分析再次出现。但这明显与《克拉苏传》中的文段不相容，后者把庞培视作当权派，把克拉苏当成骑墙派。在《克拉苏传》里，普鲁塔克准备给出一个不同的解释——尽管比较粗略且难令人满意——仅仅是因为这一解释有助于对传主的性格刻画。在其中，克拉苏是精明的操控者，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野心和（尤其）贪婪，他毫无原则地利用每个可资利用的人。“中间派”（The middle）是一时支持这边一时倒向那边，明显也符合克拉苏的形象。对克拉苏的这一看法并非完全不可信，但让他在恺撒和庞培两股“力量”之间摇摆，则远非可信的事实。如果普鲁塔克在那里考虑过这一点，他必定意识到自己在编造历史，无视史实。
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我认为，可以表明普鲁塔克对克劳迪乌斯（Clodius）的看法在不同传记中是不同的，并取决于每篇传记的趣味和重点。在某篇传记中，他是一个独立的形象，欺侮消极的庞培，使其屈服并受辱；在另一篇里，他相对温顺而恭敬，谦恭地(13)追随三巨头的意志。同样可以表明，普鲁塔克关于内战起源的观点(14)并不始终相同：相比于其他传记，《庞培传》里的庞培要更强烈地(15)察觉到恺撒在高卢的威胁。这一切使得对普鲁塔克政治观点和政治解释的分析变成一个甚为微妙的问题。我们不应指望他总是前后一致，我们必须始终意识到，他可能会歪曲其分析以适应某篇具体传记的主题；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某些传记而非别的传记。那些他最关心历史分析的传记——或许是《恺撒传》《马略传》和《格拉古兄弟传》——可能包含着核心观点。如果这些传记里出现的观点在别处并不显眼或者无关紧要，我们无需对此感到惊讶。
还需注意另一困难。我希望，如今没有人会仅仅将普鲁塔克视为一名摘录者，原封不动地复制其素材里的分析。（事实上，学者们已经相当快地认识到，普鲁塔克有自己的想法和笔法。此一学术启蒙的进程只是从阿庇安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起步的。）不过同样清楚的是，普鲁塔克有时确实会对某些观点和解释大加采纳。就拿他对内战起源的分析来说，我们会在《恺撒传》中找到其最简单的形式。不是庞培与恺撒的敌意而是其友谊导致了战争：公元前60年是一切的开端。他们首先联合起来摧毁了贵族，而他们最后彼此的疏远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只有卡图看清了真相。恺撒一直对僭政充满热望，以其在高卢的财富换取通往权力之路。庞培受其愚弄，最初假装不知道，后来变得优柔寡断，最后成了元老院各种利益和野心冲突的牺牲品。克拉苏和朱莉娅（Julia）之死扫除了战争的关键障碍；罗马险峻的政治态势——罗马的［坏政体］使许多人承认君(16)主制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使这一切得以可能的背景。这确实是个强有力的分析，但几乎不是普鲁塔克自己的。在阿庇安那里（当(17)然也有别处），这个分析的大部分内容以明显类似的形式再现，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分析源于波里奥的作品。当然，我们尽可以挑剔波里奥的作品。为了写一个强有力的开篇，波里奥肯定夸大了公元前60年选举协议的重要性，以此引出“前三巨头”（如我们习惯所称）的长篇传奇。贺拉斯把“领袖们的重大友谊”（gravis principum amicitias）视为波里奥著作的一个主题（《歌集》2.1.3－4）：波里奥可能太过强调大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又把他们写得太有远见，野心太过清晰。对罗马坏政体的处理倾向于局限在罗马内部的暴力和腐败——尤其大人物或其追随者开启的暴力和腐败；没有迹象表明波里奥对帝国、军队和行省进行过范围更广的探究。不过，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实际更多的是在评论波里奥而不是普鲁塔克：普鲁塔克只是承认并接受这一分析在智性上的出众及力量。
类似的文段肯定有助于我们看到，哪些分析被普鲁塔克视为可信，并且因富有启发又明白易懂而被他接纳；由此，可以将它们当作探讨普鲁塔克自身的历史理解的证据。不过，最终它们不及另一类段落所告诉我们的多。在这类段落中，我们能看到普鲁塔克个人的判断和预设在发挥作用，能看到他对其所描述的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解释：尤其是，我们能看到他对素材所提供的内容进行重新解释。例如，在《恺撒传》对逐狼节事件的叙述中，（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似乎修正和改写了波里奥的叙述，试图将重点集中在民众的反应上；或者像在《恺撒传》较前的章节里，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众鼓励恺撒成为“国家的元首”。（我们可以比较苏埃托尼乌斯传记的较前章节，他明(18)显基于非常类似的素材，但并没有如此强调民众主题。）在这些文段里，我们看到普鲁塔克本人努力使其材料变得明白易懂。同样在这些文段里，他的分析非常一致地聚焦于民众主题，即恺撒所享有的广泛支持——顺带说，当普鲁塔克重述波里奥对战争原因的分析时，这一主题却踪影全无。
在诸如《恺撒传》这类传记中，普鲁塔克忽略的内容跟他补入的内容一样能告诉我们他的预设。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他会过多讨论恺撒与（比如说）奥瑞利乌斯家族（Aurelii）或者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家族（Aemilii Lepidi）——两个在恺撒仕途早期有极大影响力的家族(19)——的姻亲关系；无论我们将这种关联看得多么重要（至少在解释一位年轻人仕途的第一步时），这些都不是古代作家通常强调的关联。不过，关于恺撒想方设法博取元老院的好感或拉近与元老院的关系，普鲁塔克本可以讲得更多。例如在5.7，他没有提到恺撒的新娘庞培娅（Pompeia）是苏拉的孙女，尽管这显然是传记感兴趣的内容。(20)极为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塔克只字不提恺撒与克拉苏、庞培等大人物之间的关系：这篇传记从未提及恺撒对加比尼亚法（lex Gabinia）的支持、他为了将庞培从东方召回所施加的压力或者他与庞培的副将奈波斯（Metellus Nepos）的联合，也没有提起在喀提林事件中恺撒(21)涉嫌与克拉苏共谋。普鲁塔克肯定知道所有这一切。但在这篇传记里，恺撒是他自己的主人和代理人。他所获得的支持——尤为关键的民众支持——完全由他自己创造。如别处那样，普鲁塔克在这里很少提及个人性的依附、同盟以及交易，而这些是大多数现代学者想要强调的——无论在我们看来它们是多么短暂或是多么根基牢固。如别处那样，在这里民众主题始终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会认为普鲁塔克的分析全是错的。当然，恺撒确实是一个(22)伟大的平民派（popularis），在他自己的时代就被视为如此，城镇民众的支持对他非常重要。这一分析的毛病仅在于它所忽略的东西。对于解释恺撒的生涯和成就来说，这一分析是几条重要线索之一。普鲁塔克只关注这条线索，这就极其令人瞩目了。此外，这类分析反复出现。在一篇又一篇传记里，在每一个时期，我们都会看到城镇平民与元老院的对抗以类似的形式出现。在政治中就只有这两种力量，可以把它们描述为（例如）《马略传》4.7中的［两方］。“元老院欲求和平，但马塞鲁斯（Marcellus）煽动民众发动战争”（《马塞鲁斯传》6.2）；“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总有元老院和最优秀的人的支持——这是他的家族传统——而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尽管自身就很显贵，却总是深受民众支持和拥戴”（《埃米利乌斯传》38.3）；马略“是元老院强大的对手，因为他善于煽动民众”（《马略传》4.6）；在公元前70年，民众批评庞培，说他“太过讨好民众而把元老院丢在一边”（《庞培传》21.7），然后我们又读到，“克拉苏在元老院占据上风，而庞培在民众中享有大权”（《庞培传》22.3）；在公元前66年，“民众的支持和民众煽动家的奉承”使庞培担任统帅攻打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而“元老院和最优秀的人”则感到卢库鲁斯（Lucullus）受到极大的怠慢（《卢库鲁斯传》35.9）；在公元前59年，恺撒着力声称“他违背己愿被迫去讨好民众，乃因元老院的残暴和无情”（《恺撒传》14.3）；在公元前50年，卡图跟民众的关系不再有什么进展，民众“一心想恺撒成为权位最高之人”，但卡图“说服了惧怕民众的元老院”（《小卡图传》51.7）；在公元前44年3月和4月，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获得元老院的好(23)感”，又转而讨好民众（《布鲁图斯传》21.2－3）。政治中的这两种力量或因素不太像是某种党派：普鲁塔克从未暗示存在任何有组织的政客团体，即那些有计划地致力于促进民众利益的人（尽管他谈到(24)的“民众煽动家”有时与此意义相近）。但至少，元老院和民众几乎总是各自以其统一而共同的方式行动，而如果双方行动一致，普鲁塔克就会感到惊讶。例如，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支持西塞罗出任执政官，或如果具有贵族心性的埃米利乌斯和别的民众煽动家一样受民众追捧（《西塞罗传》10－11，《埃米利乌斯传》38.6）。别的复杂因素，例如骑士（equites）或意大利人或老兵，被有意忽略，因为普鲁塔克更愿意让他的画面显得简单而明晰。
某种程度上，并非只有普鲁塔克这么做。在罗马，将“元老院”和“民众”相对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一分析模式在罗马史撰中太常见不过了（我们稍后会看到），而且，由于显然与［寡头］和［民众］的古典希腊模式相似，所以它跟罗马的希腊史家尤其投契。在珀律比乌斯（Polybius）那里，罗马与希腊的对应极为清楚。珀律比乌斯把元老院和民众视作其罗马“混合政体”图景里三个关键因素中的两个：正如执政官贡献了君主制的要素，元老院则引入了贵族制要素，民众注入了民主制要素（珀律比乌斯，6.11－18、43－58）。并不奇怪的是，这一图解没有给骑士（euqites）留下位置，例如：在6.17，他不得不很为难地将骑士阶层中的包税者（publicani）(25)纳入“民众”。正如舒泽（Clemence Schultze）所指出的，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描述早中期(26)共和国史时同样钟爱元老院－民众的对立。阿庇安在其《内战记》的开篇说：“在罗马，元老院和民众冲突频繁，他们在立法、债务取消、土地分配和选举事宜上有重大分歧”；狄俄也欣然采纳元老院－民众的对立，作为分析后期共和国历史的有力手段，并同样强调民众(27)的支持是恺撒崛起的关键。
但在这些作家那里——不包括普鲁塔克——通常还不止于此。这些作家运用这些范畴的方式中常常体现出某种深思，狄奥尼修斯可能就是这样，而珀律比乌斯确乎如此。珀律比乌斯明显费了一番思量，才得以从罗马政体中分离出对应希腊模式的要素——而且他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要素的独特混合（尽管未必是任何一种要素自身）确实不与任何希腊政体类似，也的确优于希腊人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珀律比乌斯，6.43－58）。很难认为普鲁塔克对元老院－民众范畴的运用会如此具有反思性。在别的作家那里，也常常能感受到某种历史性变化。和狄奥尼修斯相类，珀律比乌斯强调，罗马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独特混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28)（珀律比乌斯，6.10.13－14，51.5）；阿庇安在其引论中，倾向于将元老院－民众的冲突视为较早期罗马历史——在格拉古兄弟之前——的主要线索。格拉古兄弟标志着暴力被引入政治（阿庇安，《内战记》1.2.4；对比普鲁塔克，《格拉古兄弟传》20.1），此后阿庇安更多地集中于这一主题：“归国将军”以及他所带领的一支有所不满而需要安顿的军队（阿庇安，《内战记》1.1－6，尤其1.2.4以下）。这一分析在阿庇安史书的后面再次出现，而他对元老院－民众对立的(29)运用相对较少。他和狄俄那样，比普鲁塔克更多意识到元老院－民众的对比常常失效，需要运用其他解释的进路。因此，阿庇安和狄俄更多地谈到别的方面，比如老兵和骑士。因而，阿庇安知道庞培可以既是“民众的朋友”（），同时在其对针对元老院的行动中也能完全担起责任（阿庇安，《内战记》2.20.72）；因而，狄俄能引入对卡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作为“民众的情人们”（）的趣味盎然、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狄俄，37.22.3，43.11.6，(30)47.38.3）；因而，他可以谈论——固然是以一种较为费解的方式——庞培和克拉苏分别带进公元前60年的三巨头联盟中的多种“联(31)合”（）（狄俄，37.54.3，37.57.2）。令人称奇的是，在普鲁塔克那里，对此类复杂因素的引证是多么罕见，而对简单的元老院－民众对立的强用是多么严苛和排他！确实，他经常还原和简化其他解释模式，由此他就能够用这一对立来表达它们。我们肯定在此找到了普鲁塔克技艺的个人特色。
尤为吸引人且富有启发的是《格拉古兄弟传》。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与《恺撒传》中非常类似的分析，而且那些会使简单画面变得复杂的要素也同样被删去。提比略（Tiberius）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格拉古兄弟传》7.3－4，8.10，10.1），他的政策也以城镇民众为目标（《格拉古兄弟传》8.10，9.3，10.1，12.6，13.4，13.6）。元老院——或说是这篇传记中更常用的“富人”（《格拉古兄弟传》(32)10.9，11.1，11.4，12.6，18.3，20.3）——自然报之以敌意。受民众的热情牵引，提比略试图罢免屋大维（Octavius），但就在这时，民众对他的支持开始减弱（15.1）。他发现只能硬着头皮采取更为极端的政策（16.1），但民众依然冷淡：反对法案的人被激怒了，他们把握机会杀死了提比略。但他的死亡使民众的狂热又再次爆发了（21），这正让人想起，恺撒被杀之时，诗人辛纳（Cinna）成了牺牲品。确实，整个事件序列与《恺撒传》所表现的模式极为相似：民众的支持带来成功，民众的冷淡使人走向致命的错误，民众的狂热最后再次爆发。数年后，整个模式又在盖乌斯（Gaius）身上发生：我们看到盖乌斯起初很受民众拥戴，他也回应以一系列讨民众欢喜的措施；之后就是民众支持的减弱，这次更多的是由于敌对者的狡诈而非盖乌斯的失误，敌对者利用德鲁苏斯（M. Livius Drusus）压制了盖乌斯的提案。盖乌斯被迫使用极端手段；敌对者把握了机会，盖乌斯丧(33)命；在他死后，民众的狂热再次出现。又一次，焦点全部集中在城镇民众身上，他们的支持带来成功，他们的冷漠带来失败和死亡。《恺撒传》的模式在《格拉古兄弟传》中再现，而且再现了两次。
此外，我们能看到普鲁塔克移除了不适合的材料。在《格拉古兄弟传》8，普鲁塔克正为各种棘手问题设定背景。此章似与阿庇安(34)《内战记》1.7取自相同的素材，但我们看到普鲁塔克和阿庇安选择强调相当不同的线索。如大家所知的那样，阿庇安非常关注意大利的线索。问题在于意大利种族是［富于男子气］还是［缺乏男子气］，而且提比略试图取悦意大利各地的穷人——显然还包(35)括同盟者。另一个特殊的关注是，大庄园里的地主更喜欢奴隶而非自由劳动者，因为自由人有参军的资格；而这一军事线索也得到大量强调。普鲁塔克似乎知道这类解释，有理由推断，他和阿庇安共用的素材中有类似的解释。例如，普鲁塔克确实提到“穷人对参军并不太热心”，以及他们“不关心养育后代，因此很快整个意大利会因为缺乏自由民而受到损害”；而且他记录了提比略激昂的言辞，替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却处境悲惨的人大声疾呼（《格拉古兄弟(36)传》8.4，9.5）。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被置于分析的中心，对“整个意大利”的单独提及显得相当模糊。普鲁塔克的全部重心都在提比略试图造福和安抚的城镇民众上。公共土地曾被分配给“那些一贫如洗、失去土地的公民”，但如今这些土地也被剥夺了。提比略试图逆转这一进程（《格拉古兄弟传》8.1，9.2）。普鲁塔克显然将在罗马的公民视为提比略举措的受惠者，这一举措按希腊的说法其实是传统的［土地再分配］。（提比略的敌对者确实指控他正在引入一项土地再分配并引发一场革命，见9.3。）稍后，阿庇安谈到“乡下人”（1.10.41）来到罗马支持提比略，然后谈到乡下的公民来为其连任投票（1.14.58）：阿庇安在两件事的细节上可能有些混乱，但他和(37)普鲁塔克共用的素材中一定有与此类记录相似的东西。普鲁塔克再次略去了细节，将一切缩略为城镇民众。他对盖乌斯的处理也非常类似，再度单纯集中在民众要素上。诸法律——包括将公民身份扩展到同盟者的［同盟法］——全都有一个极为直接的目的，而普鲁塔克对此毫不怀疑：盖乌斯试图赢得民众的好感（《格拉古兄弟传》26，尤其26.2）。有迹象表明，普鲁塔克再次改写并简化了其素材。例如，他在这里轻描淡写地提到意大利人对盖乌斯的支持，或者略略提及对盖乌斯和弗拉库斯（Fulvius Flaccus）煽动同盟叛乱的指控（《格拉古兄弟传》24.1－2，33.1；24.1－2，31.3）。这类文段显然暗示，在普鲁塔克的素材中关于意大利人的材料为数不少（正如在阿庇安那里）。但在普鲁塔克那里，这些材料又再度是不相干的，并且未得到解释。分析的中心仍然是城镇民众，一位模式化的民众煽动家盖乌斯以模式化的方式讨好他们。对民众的这一强调显然符合传记的结构——不仅是《格拉古兄弟传》的结构，还有两对传记的结构。格拉古兄弟与阿吉斯（Agis）和克莱奥门尼斯（Cleomenes）相比较，四个人都被视为民众煽动家，即便他们最初是理想主义者：这一比较的全部要点就在于此（《阿吉斯与克莱奥门尼斯对比》2.7－11，对比《格拉古兄弟传》42［2］以及44［4］）。不过，显然普鲁塔克进行了高度简化和改写，以凸显对民众的这一清晰聚焦。
有必要考虑这点对罗马史家的重要性。阿庇安关于格拉古兄弟的叙述的倾向常被仔细考察，经常有人提醒我们注意阿庇安《内战记》(38)卷一中的“泛－意大利主题”；学者们常试图利用普鲁塔克来攻击阿庇安的“意大利”材料的可靠性。最具影响力的巴蒂安（Badian）在论证提比略的赠地方案仅限于罗马公民时，明确捍卫普鲁塔克的权威：他认为，相比于阿庇安，普鲁塔克对城镇民众的强调代表了一个传统中更早且更可信的阶段，而所有关于意大利人的事情都是通过阿庇安接触的素材（他认为是后期共和国或奥古斯丁时代的一位民主派(39)史家）进入传统的。最近，伯恩斯坦（Bernstein）试图调和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他认为提比略先是有意把意大利同盟囊括进他的赠予对象（阿庇安）——但之后改变了计划，仅限于分配给罗马公民（普(40)鲁塔克）。令人忧虑的是，学者们太少关注普鲁塔克的方法——在与阿庇安的比较中，普鲁塔克常常是无言的伙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也肯定能够看到，普鲁塔克惯于将复杂的描述删减为简单的元老院－民众范畴，那么更可能的是，是他将关于意大利人的事情从他的叙述中剔除出去，而非阿庇安或阿庇安接触的素材把这些事情带入进来。如果假定两者有共同的素材是正确的，这就可以说，保存素材精神的是阿庇安而非普鲁塔克。
若如此，这就更难舍弃阿庇安关于这一“意大利人”线索的证据，而尤为困难的是否认他的这一观点：提比略意欲让意大利的同盟(41)者共享赠地。当然，“意大利人”需要更明确的界定：这些人是谁？(42)看来不只是乡下公民，除非阿庇安严重误解了其素材；也有拉丁人和同盟者，或仅是同盟者？他们是否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获得了公民(43)身份，正如理查德森（Richardson）所认为的那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可能没有充分的证据来给出确定的答案。也很可能的是，“意大利人”的整个线索在提比略的宣传和计划中并没那么突出，正如阿庇安所暗示的。就阿庇安对整个时期的洞察而言，强调意大利的不和肯定非常重要，因为他一直在准备并推进那些会在他处理同盟者(44)战争（Social War）时回归的主题：伽巴（Gabba）和库夫（Cuff）(45)极为细腻地追踪了这一思路。阿庇安也许希望充分利用他所找到的大部分关于意大利的材料——不管怎样，这符合他处理历史的方法。他并不太是“热爱意大利者”（Italophile）（正如库夫再次表明的那样，问题并不在此），但他在其史书中对社会因素有不同寻常的敏(46)感，尤其是对于乡村所提供的支持的重要性。但是，“充分利用他所找到的关于意大利的材料”是一回事，处处编造是另一回事。认为这一线索完全没有史实根据，这与我们所了解的阿庇安，或与我们就其素材所作的推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阿庇安的作品中肯定没有任何内容能支撑一些人表现出的轻蔑态度，比如巴蒂安。巴蒂安舍弃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作品中“关于‘富人’‘穷人’对立的唠叨话”，认为(47)“只是一种内讧的刻板模式，一种于史家无用的纯粹的文学笔法”，由此他就模糊了普鲁塔克与阿庇安在此极为重要的差异。就普鲁塔克而言，史家理应有怀疑精神：贫－富对立不仅是一个刻板模式，它更是普鲁塔克独特版本的刻板模式，而我们的确能看到他对一个复杂的事实进行简化以符合这一模式。阿庇安则大为不同。对他而言，贫－富冲突仅仅是更复杂的事实中的一条线索：城镇和农村、罗马人和意(48)大利人实际上对他的分析来说更为重要。当然，范畴都是粗略的，但其本身无需引起怀疑。最复杂的政治划分通常包含了能够以这些术语极为恰当地（尽管粗略地）描述的矛盾。诸种因素的混合可能会引起混淆，但绝不刻板：伽巴的确有理由认为，阿庇安在《内战记》卷(49)一这部分的分析有非刻板的和非传统的性质。很难相信关于意大利的材料是凭空捏造。
回到普鲁塔克：《马略传》28－30对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和格劳奇亚（Glaucia）的叙述可能有类似的情况。《马略传》是另一篇普鲁塔克极为关心历史分析的传记，而且普鲁塔克最为留心分析马略摇摆不定的民意支持。他很可能再次与阿庇安使用了相同的素材，(50)后者在《内战记》1.28－33中给出了相对应的叙述。不过，两位作家的重点再度完全相异。阿庇安相当清楚地表明，支持萨图尼努斯并将从其土地法案中获利的是“意大利人”。城镇民众（［城邦平民］，1.30.133）强烈反对萨图尼努斯，他们在此事上站在元老院一边。当萨图尼努斯试图放逐梅特路斯（Metellus），意大利人又再支持他（1.31.139－140），并再度威胁要跟城市居民肉搏；萨图尼努斯一下台，民众和元老院又再次合而为一，欢欣鼓舞地把握机会敦促召回梅特路斯。（我认为，阿庇安所谓对萨图尼努斯的“意大利的”或“乡下的”支持意指“意大利同盟”；就算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意指“乡下公民”，阿庇安仍然严格区分了乡村居民与城镇(51)居民。）所有这些对普鲁塔克而言太复杂了。他把萨图尼努斯转变为像格拉古兄弟那样的传统煽动家。萨图尼努斯的目标是“赤贫而混乱的暴民”（，28.7，对比29.9）：很清楚，城镇民众支持他（29.7，29.11，30.2），而元老院反对他。土地法案的目标似乎再次是城镇民众：没有提及阿庇安笔下的那些“乡下人”或“意大利人”。（在此语境下，也确实没有提及马略的老兵们，尽管普鲁塔克在前面的28.7提到过他们；这一点稍后详述。）这使得后来民众反对马略的狂潮（30.5）以及民众敦促召回梅特路斯的呼声（31.2）更难以解释——不过普鲁塔克并不介意：毕竟，暴民无常。阿庇安对这些事情的说法更为细腻和复杂，无论其与史实的关系如
(52)何；如果他和普鲁塔克有共同的素材，那么很可能是阿庇安而非普鲁塔克更多地保留了素材中分析的复杂性。我们再度看到普鲁塔克的删减笔法，他乐意将最复杂的事件简化为民众和元老院的简单冲突，也乐意删削那些会使简单的模式变得复杂和模糊的材料。之前我提到普鲁塔克“用很希腊的语言”描述提比略的［土地再分配］，现在自然要进一步讨论这种讲法。整个元老院－民众分析一定让人想起普鲁塔克谈论希腊政治的方式，以及希腊政治思想的诸种模式：或许不是元老院，但至少是寡头派（oligoi），被断定为激烈地反对无常的民众。在着手写作《对比列传》（Parallel Lives）之前，普鲁塔克显然对希腊文史有极为深透的知识，而他对详细的罗马史可能知之甚少；普鲁塔克是否在此将希腊的概念强加于罗马的现实？他是否歪曲罗马历史，使之符合不完全与现实匹配的刻板模式？有趣的是，戈默（Gomme）的讲法相反，但同样吸引人——普鲁塔克有时会将罗马的刻板模式强加给希腊历史：例如，尼基阿斯（Nicias）以奢华表演收买民众的好感，作为战士的(53)基蒙（Cimon）败给了民主权术的诡计。确实，对普鲁塔克而言，用于描述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的语词的相似性有时非常有用，可以让他的传记对照得更为紧密。正如狄翁（Dion）和布鲁图斯必须杀死相似的僭主，伯利克勒斯（Pericles）和法比乌斯（Fabius）也必须面对相似的暴民和民众煽动家；优良的筹划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民众煽动术（demagogy），这一点将阿吉斯、克莱奥门尼斯与格拉古兄弟联系起来。
显然，罗马传记中的语言与希腊传记确实极为相似。罗马民众的敌对者能以多种方式得到描述，尽管他们一般被视为等同于（或至少(54)控制着）元老院：他们是［贵族统治者］，或(55)(56)［知名的］，或［高贵且善的］，或［优雅(57)(58)的］，或［寡头统治者］，或［出类拔萃的］，(59)(60)(61)或［最受欢迎的］，或［最强有力的］，(62)或［最强大的］，或直接是［第一流的］或［最(63)(64)好的］。确实，这些恰是普鲁塔克谈论希腊政治时惯用的词汇。他在《恺撒传》或《格拉古兄弟传》中给出的那种分析——主人公赢得民众支持，然后失去这一支持，最后这一支持又得到重申——与《伯利克勒斯传》等有许多照应。正如在希腊一样，一个人不时地要试图成为城邦的首领，因而，如果此人希望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声望来获得这种地位，普鲁塔克通常就假定，他希冀着或力图达至［僭主统治］、［强人统治］、［君主/一人统治］。显然，这些指控在罗马政治的现实世界中数见不鲜，因而普鲁塔克自然会以此来谈论苏拉、马略、辛纳、萨图尼努斯、西塞罗、恺撒或庞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偶尔会提到“盖约•格拉古已然获得了某种君主的权力”，或暗示“卡西乌斯试图寻求他自己的强人统(65)治（），而非同胞公民的自由”。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某个人的目的，那么很少不是“革命”——［政变］或者［政体的毁坏］：喀提林分子和恺撒自然就是如此，还有萨图尼努斯，甚至还有六十年代后期的庞培的支持者，普鲁塔克不经意地再度提到“相当一部分民众想要庞培回来，因为他们期盼着一场革命”（《小卡图传》27.1，对比《庞培传》43.5）；还需注意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对统治阶级的指控：“他们试图利用战争拖垮民众，(66)引入一个绝对的君主统治”（《法比乌斯传》8.4）。
政治目标和政治成就常从政体变革的角度来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希腊式的设想。罗马人典型的热望是成为体制中的第一流人物而非改变体制，而普鲁塔克对此没什么概念。当他写到马略或庞培时，(67)他写的是他们的［爱统治］，他们对官职或指挥权的寻求；对于在一个欣赏自己的邦国中谋求威望和尊贵地位的热望，普鲁塔克并不了解。他显然对诸如dignitas［尊严］或auctoritas［威权］等概念的重要性没什么感受。反倒是罗马人对gloria［荣耀］的激情，他可能对其有更多感受：例如，他显然非常清楚，弗拉米尼努斯力求避免将对菲利普（Philip）的战争交给某个继任者，并准备媾和而不是看着此事发生。“他对荣誉有极端的热望，他害怕若另派一位将军迎战，他将丧失自己的荣耀”（《提图斯传》7.2，对比13.2）；普鲁塔克(68)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多么非比寻常或者说令人疑惑。不过，当他谈到这类对荣誉的热望时，他常带着极大的憎恨和敌意，尤其是，这种热望导致了格拉古兄弟的失败（《阿吉斯与克莱奥门尼斯对比》2），并且是老卡图不如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卡图传》32［5］4）。普鲁塔克显然没有谨慎考察罗马公共生活的价值，(69)而且全然没有说明罗马人赋予对荣耀的竞争性追寻的尊严和价值。
当与希腊相似的罗马制度出现时，普鲁塔克则相当精通。例如，他似乎非常了解法庭上的政治行为，他在《老卡图传》15中对政治审判的讨论也相当合理。希腊的事务可能不会有太多不同——或至(70)少不如政治生活许多其他方面的差异大。当缺乏与希腊的对应物时，普鲁塔克就捉襟见肘。一种罗马特有的制度可能会难住他。例如，护民官一职对罗马帝国的希腊人而言非常奇怪，普鲁塔克多次误解了护民官否决权，他说得好像一个护民官只能否决另一个护民官的法令。(71)因此，公元前49年1月上旬的几件事对他来说难以理解：在《安东尼传》5.10，他仅能提到贵族（［那些来自元老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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