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文忠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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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陀释迦牟尼试读：
《人间佛陀释迦牟尼》自序
钱文忠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既小又薄，但背后有一段不那么简单的因缘。
多年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录制了《玄奘西游记》，播出后很受欢迎。事后想来，主要原因大概是：一、这是主流媒体首次长时段播放佛教题材的电视讲课，满足了大家亲近佛教、了解佛教的渴求；二、这是讲述历史上真实的佛教人物，一代高僧玄奘大师，让大家了解了神魔小说《西游说》之外的唐僧。大家的认可，让我和《百家讲坛》栏目组的朋友们都很受鼓舞。
紧接着，我就提出录制《释迦牟尼》。但是，由于意料之中和之外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如愿。此后，就接连录制了《钱文忠解读〈三字经〉》《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以及其他一些节目。
看来，在电视上讲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生，只能等待机缘。不过，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需等太久。
天随人愿。就在这几年，对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的历史地位，对佛教文化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与核心文化价值构建方面的正面价值等，我们的认识日益加深，评价日见一致。这实在是令人欢喜的事情。
因缘终于具足了。今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西藏卫视决定开设《珠峰讲堂》，用电视讲课的形式，传播与西藏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今年上半年，周斌先生带队到上海和我相见，邀请我参与这个节目。
起先，我是非常犹豫的。尘事鞅掌，手头工作堆积如山，几乎没有可以调剂的时间。经过认真思考，我提出，藏民族几乎全民族信仰佛教，以“释迦牟尼”为题，对《珠峰讲堂》似乎是合适的。假如能够讲述这个题目，我可以考虑参加。多少有些没有想到，周斌先生一口答应。我也就没有了推脱的理由。
不比个人性很强的学术研究，电视节目有播出计划。从我和西藏卫视谈定，到节目播出，其间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只能抓紧一切时间工作，连到国外出差，都带着一个专门的旅行箱，装满了相关的书籍和资料。
原来动过讲述这个课题的念头，所以，平时就比较留意，收集并阅读了国内外的多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借此机会，再过一遍，这才确认，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讲述任务，相当困难。
长久以来，佛学就是一个不冷也不热的领域。近几年来，则备受关注，出版物层出不穷。然而，仔细一看，情况却是：就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而言，除了两本翻译质量上佳的小册子外，基本没有得到引介。就国内的出版品而言，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绝不为过。佛传书籍在网络上可以占据长长的页面，在书店里可以摆出好几排。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佛传依然付之阙如；通俗意义上的佛传则基本以佛经故事为形式，其中当然有好的作品，更多的则恐怕是出版过度市场化的产物。能够将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的，似尚未见。
和佛传有关的汉语佛经数量就已经非常庞大，学术研究成果不算多，却分散在各种专题著作里，或者刊载在学术刊物上。这是我面临的首要困难。其次，我的想法是，将枯燥的专业研究与灵动的通俗讲述结合起来，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消说，这更是不容易应付的挑战。
我只能尽力而为。留给我的时间很少，我抓紧完成了讲稿。本来与西藏卫视约定的是十二集，写成的讲稿却有十六集，而且似乎播出的时候还不止这个字数。这还是竭力控制的结果，如果时间允许敞开写，篇幅可能还要大出几倍。
九月中旬，集中了三天时间，我们完成了《人间佛陀释迦牟尼》十六集节目的前期录制。这个题目本身就表明了我的讲述态度或角度。佛教当然是一种宗教，释迦牟尼当然是教主。但是，佛教终究是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佛陀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人物。我所取的角度是文化，非仅宗教；是历史，非仅神话。之所以说“非仅”，原因是受原始资料所限，我们终究不可能无视印度与佛教的思维方式和叙事风格。
这本小书与西藏卫视《珠峰讲堂》播出的同名节目有关，但内容有相当大的不同。书中保留了不适合电视讲述的佛经原文和学术性资料。读者朋友略加比较，就可以了解。
西藏卫视开设《珠峰讲堂》栏目，为我提供了殊胜的平台；周斌先生促成了《人间佛陀释迦牟尼》，还和韩相泽先生、赵若女士以及其他我不知道名字的朋友们一起，为节目录制付出了很多心血。我要感谢他们。
我还要感谢多年的好友李勇先生。我的很多书都是由他催生并出版的，这本小书也没有例外。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购买此书的读者朋友。我由衷地感谢你们，你们才是我努力工作的最大动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我的所有收益将捐出，用于支持藏地佛教文化事业。感谢读者诸君的随喜功德。钱文忠2015年9月19日于上海履冰室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佛陀苦行像，3～4世纪
第一章 基本户籍资料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亿万信众。还有更多的人，也许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佛教徒，但亲近佛教，认同佛教的某些教义与价值，比如慈悲，比如积德，比如果报，比如因缘。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了，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当然是以中国为主，巴利语系佛教，在中国也有分布。而今，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在中国的软实力和核心文化价值建设中，佛教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被日益体认。
佛教为什么叫佛教？因为它的创始者或曰教主是“佛”。“佛”与“佛陀”有关，但并非后者的简单缩略。“佛陀”是梵语Buddha（巴利语同）的音译，在汉语还有其他很多写法，比如：浮头、没驮、步他、馞陀、复豆、浮屠、浮图等等。显然都不如“佛陀”，前面的那些也就没有怎么流行。“佛”则是来自于中亚古代语言，如吐火罗语的音译，根源当然还是梵语，不过，“佛”反应的正是佛教最早主要由陆路，沿着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这条线路，传入中国内地的历史事实。后来，“佛”更常用，似乎更亲切；“佛陀”则好像比较正式一点。自然，这只是感觉了。
梵语的Buddha来源于动词字根bud，意思是“觉悟”，Buddha就是“觉悟者”。显然这是一种称号，并不是名字。
那么，佛教创始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不假思索，马上就会回答：“释迦牟尼”！这又对不对呢？“释迦牟尼”是梵语Śākyamuni（巴利语Sakyamuni）。“释迦”是部落的名字，这个部落的后裔至今还生活在尼泊尔。2008年上海世博会的尼泊尔馆，就有释迦家族参与建造。“牟尼”则是“圣人”。合起来，“释迦牟尼”就是“释迦部落的圣人”。可见，这也是一种赞誉的美称，也不是名字。
最通行的说法是，佛的名字叫作“乔达摩·悉达多”（梵语Gautama Siddhartha，巴利语Gotama Siddhattha）。“悉达多”的意思可以是“吉财”，似乎有人觉得这俗气了一点，就选择了另一种译法，翻成了“义成”，这显然合适多了。大概悉达多成佛后，大家觉得一般的“义成”还不够，就加强成了“一切义成”（梵语Sarvārthasiddha）。这些问题都不大。麻烦的是“乔达摩”（“最好的牛”）。很多人认为这是佛所属氏族的名字，即释迦部落（族）乔达摩氏族，于是就把它看成或者干脆就直接以为，“乔达摩”就是佛陀的姓。恐怕不一定。有一个很有力的质疑。历史上记载。佛陀的姨母叫瞿昙弥（梵语Gautamī）。疑点就出现了，氏族一般都是外婚制；而佛陀姨母的名字就提示了他们不是外婚，这就不对了。此外，乔达摩（瞿昙）是一个婆罗门氏族的名称，而佛陀是刹帝利种姓。所以，有学者提出，乔达摩是按照当时印度贵族的习惯，从古代的圣典《梨俱吠陀》中借用的。这是季羡林先生的意见。再者了，古时候绝大多数人未必有姓氏，比如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所以，最稳妥的说法是，佛陀的名字叫悉达多，一般认为，姓乔达摩。
佛陀是哪里人呢？换句话说，他的出生地在哪里呢？这又是一个问题。由于佛教诞生于印度，并从印度传播出去。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佛陀当然就是印度人。其实不然。前面讲到，佛陀属于释迦族。当时，印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有很多国，各自独立或半独立。印度北部就有十六大国（其实没有多大）。此外，还有四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共和国（这是用西方的名词，意思是并非君主独裁的王国），释迦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历史上基本不用“释迦国”，而是用其都城Kapilavastu来称呼这方圆不过几百公里的“国”。这样的面积，大概只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一个不大的乡，或城市里一个中等的区。玄奘在《大唐西游记》中就称之为“劫比罗伐窣堵国”，佛经里通常译作“迦毗罗卫国”。它以十六大国之一的憍萨罗（梵语Kosala）国为宗主国。巧就巧在，就这么大个地方，却地跨今天的印度和尼泊尔两个国家。今天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地说，佛陀的诞生地就在今天尼泊尔泰来地区的梯罗拉柯提（Tilaura Kot），这里已经是一个废墟了，距印度北方邦巴斯提县的比普拉瓦（Piprāhwā）西北只有十多公里。可是，这点距离已经足以说明，佛陀是尼泊尔人了。这当然是尼泊尔的巨大骄傲。巴基斯坦，犍陀罗，约公元2～3世纪
上面讲的这些都有考古发现作证，这就很可靠了，而且很难得。佛陀涅槃后大概两百多年，古代印度的名王，对佛教传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śoka），为了纪念或标明佛陀的诞生地，曾经在此立了一个石柱。这个柱子玄奘有记载。《大唐西域记》卷六：“城东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焉……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之所建也。”窣堵波（Stūpa）就是塔，今天不存了；寂灭就是涅槃；无忧王就是阿育王。还好石柱今天还在，在年代上，这就好比是咱们中国先秦的遗物了。更重要的是，还提到了“彼如来遗身舍利”。万幸，1898年，培佩（Peppé）在比普拉瓦发掘佛塔，就发现了舍利坛，上面有极古老的铭文，说明这是释迦族奉祀的佛陀遗骨。后转让给泰国国王，一部分供奉在日本名古屋的觉王山日泰寺，舍利坛藏于加尔各答博物馆。1958年在毗舍离旧址也发掘到了舍利瓶。后来，印度考古学者又在培佩发现处更深地方发现了几个舍利坛，似乎更古老。可见，佛陀确实是留下了真身舍利的。同时，这也证明了玄奘记载的可靠性。顺便说一句，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逻辑、文学、艺术、语言学等都很发达，但是，像中国史书这样翔实的历史记载却少而又少。这大概是印度的民族性使然，全心全意神游太虚，不太关心这个世界上人间历史方面的事情。于是，年代清晰明确的玄奘等中国求法僧的著作就格外重要了。实际上，考古学家几乎就是把这些著作当指南手册的。例如，正是根据玄奘的记载，精确无比地发掘了那烂陀寺，居然把当时的公章都给挖出来了。以前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佛陀完全是个神话里的人物，现实中根本无此人。有了这样的考古成果，自然就彻底否定了这种虚无主义的说法。
佛陀的家属说，他们是印度古代甘蔗王族之后，那就和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Rāmāyana）的主人公罗摩（Rāma）同一血脉了。这就说不定了。通常认为，佛陀是雅利安（Ārya）人，但也有学者提出他是蒙古人种。这同样说不定。
好比填一张户籍卡，或者办一张身份证，名字、籍贯有了，接下来该填出生年月了。这又遇上一个难题，而且还是天大的难题。佛陀的生卒（圆寂、涅槃）时间，是佛教史上仍待解决的课题。很多学者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而且还特意召开过国际学术会议，恐怕至今未有定论。佛经里也很多记载，却不能将它们当做信史，不能据此来制作佛陀的“档案”。
在这个世界上，佛陀留驻了八十年。在两千多年前，这绝对是高寿了。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争议。相对于佛陀的出生年月，已经觉悟成佛、历经弘法之后的涅槃寂灭的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佛灭”，肯定更受关注，更应当见于记载。解决这个佛教史首要难题的思路，都是这样的：只要确定了佛灭的年代，佛陀的生年自然就清楚了。
佛灭究竟在何年？问题不是有没有记载，当然有；问题是记载太多，而且彼此相差很大。据学者统计，居然有大约六十种说法。单单在藏传佛教里，就有十四种说法。通行区域较广，或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一、南传佛教，即巴利语系佛教，主张佛灭于公元前544或543年；二、蒙藏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主张公元前961年；三、中国内地有公元前1027年之说；四、欧美和日本学者提出了公元前486年、公元前483年、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70年等说法。
众说纷纭，前后相差近七百年，怎么办？中国学者吕澂先生别出手眼，找到了奇妙无比的途径，提出了很有力的说法。吕先生依据的是“众圣点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众圣点记”见于《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唐内典录》卷四前齐《善见律毗婆沙》引用）。佛教有一个制度，雨季虫子等小生命多，既不便于出行，同时也为了避免踩死小生命，导致杀生的罪过，就必须安居。佛教徒在某个固定处安居三个月后，举行诵戒，然后在戒本上点上一点，记数记年。而佛灭的第一年，这个制度就开始实行了。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载，永明七年（489年）一共累计了九百七十五点；于是，975-489＝486；佛灭即在公元前486年！而且这和阿育王的纪年完全符合。国际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日趋于接受公元前483年之说，相差不过三年。斯里兰卡，Aukana佛像，公元5世纪
这样，我们认为佛灭于公元前486年，世寿80，则佛陀出生于公元前565年，前后误差绝不至于太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和孔子等中国先哲，以及古希腊最早的哲人，几乎都属同一时代。比如，拜火教或称祆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就诞生于公元前628年，卒于公元前551年；比如，苏格拉底（Socrates）就诞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曾经说过：天才不落单，都是成群结队而来。佛陀和他那一代天才开创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轴心时代，各自决定了本民族或所属文化的基调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章 时代、土壤、氛围
佛陀的生卒年确定了，也就是说，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幸运的是，经过印度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努力研究，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全貌，还是有基本的了解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时代、土壤和氛围，造就了佛陀和佛教。
这就先得把我们的视线再往前移上一千年。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Ārya意思是高贵的、神圣的）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经由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建立起了雅利安文明。
此前，印度已经有原住民族，比如孟达人（Munda）、达罗毗荼人（Dravida）。达罗毗荼人人口众多，文化发达，早就建立起印度河文明。其代表就是著名的哈拉帕（Harappā）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āro）。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而全面的考古发掘，发现品很丰富。可以断定，这两座相当成熟发达的城市，年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都市形态完整，已经拥有青铜文明，影响地域非常辽阔。这里出土了很多显然和宗教有关的文物，学者认为它们和后来的印度教有极深的关系。印度河文明繁荣了一千年之后，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是和外来的雅利安文明融合了吗？这是一个谜，答案我们不得而知。这里出土了很多印章，但上面的文字至今还没有破译。
雅利安人逐渐和达罗毗荼人混合成为印度人。比较纯种的达罗毗荼人今天居住在印度半岛的南部，依然使用达罗毗荼语言。进入印度西北部的雅利安人一边进行征服，一边也和原住民相互融合，定居在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Panjāp）地区，本身也由游牧转向农耕。
公元前1200年，发展出以《梨俱吠陀》（Rg-veda）为中心的宗教，崇拜天、雨、风、雷等自然神祇，是一种多神教。中国，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公元500～523年
公元前1000年，雅利安人向东发展，占据了阎木那河（Yamunā）和恒河（Gangā）之间的肥沃地域。这里非常富饶，没有外敌入侵，长期相对和平，这是适合文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确实，后来构成印度文化特征的种种因素或制度雏形，都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了。《娑摩吠陀》（Sā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相继形成。公元前800年左右，《梵书》（Brāhmana）出现。公元前500年左右，《奥义书》（Upanisad）接着产生。这些文献都和后来的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正当佛陀生活的年代了。
随着雅利安人的发展，弱小部落不停地被吞并，出现了独裁王权的王国，诸如十六国。小国岌岌可危，忍气吞声，朝不保夕，无力反抗，比如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佛陀正是这样的小国的王子。
这些大国的都城繁荣富庶，宝货充盈，商业繁荣，商人众多。印度的产品，如细布和钢，已经名扬海外，和缅甸、波斯、阿拉伯地区乃至更远都有了相当可观的贸易。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不少的记载。
特别重要的是，早就出现了的种姓制度，到了佛陀的时代，渐渐趋向严格。原本，种姓即“瓦尔纳”（Varna），颜色的意思。雅利安人肤色白，占统治地位；土著肤色黑，被统治。原来就这么两个种姓。后来，从雅利安人中分出了婆罗门（Brāhmana）、刹帝利（Ksatriya）、吠舍（Vaiśya）三个种姓。婆罗门是祭司，神秘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牧民、商人；还有不属于雅利安人的首陀罗（Śūdra）、工匠等。此外，还有贱民。各个种姓的权利、义务、生活细节，都由婆罗门规定下来。刻板而不可逾越。不同种姓不得通婚，甚至不能一起吃饭。
这些阶层之间当然有矛盾和斗争。但是，这时的印度和基督教兴起时的罗马不同。后者，恩格斯说是“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印度则不然，应该说政治基本稳定，城市和乡村生活都比较繁荣，似乎也并没有国家之间的残酷大战。这些对佛教都有微妙的影响。
与佛陀和佛教关系更微妙的，是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的关系。按说，婆罗门最初是帮助刹帝利进行统治的，掌握文化、宗教大权，久而久之，尾大不掉，居于第一种姓，霸占了话语权。到了佛陀的时代，刹帝利的不满到了一个节点，支持各种与婆罗门唱对台戏的思想学说。吠舍有相当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其中的商人，更是有了政治方面的要求。这些社会力量联合起来，构成了冲击、反对婆罗门的联合战线。婆罗门的文化、宗教、思想掌控力，开始减弱。印度的思想界空前自由活跃，产生了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六派哲学，这在佛经比如《维摩诘经·弟子品》《寂志果经》和南方巴利文佛典里都有资料。中国的著名哲学家、佛教学家汤用彤先生专门辑录过。
为了更好地感受佛教产生前的氛围，还是应该将这六派哲学简单介绍一下。
一、阿耆多（巴利文Ajita Kesakambala），是后来佛教眼里的外道顺世派的先驱，认为地、火、水、风四大常存，人和世界都有四大合成，否认灵魂，人死后复归四大。于是，人生的目的就是以快乐为满足，主张道德无用。这是对婆罗门的直接反抗，似乎代表首陀罗。
二、散惹夷（Sañjaya Velatthiputta），对什么都不作决定说，有无来世、有无果报，此派认为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当时人们就将其比作难以捉摸的泥鳅。不过，此派主张踏实修定，以求得真正的智慧。要注意两点，其一，婆罗门是承认业报、轮回的；其二，佛陀的重要弟子目犍连（Mahāmoggallāna）、舍利弗（Sāriputta）都曾经学于此派。
三、末伽梨（Makkhali-Gosāla），偶然论者，定命论者，否认业报，一切修行皆空而无用。主张无论上升或堕落都无因无缘。反正只要经过八百四十万大劫，无论智愚，统统解脱。他们的比喻是抛丝球，只要线缕已尽，球自然不滚。教团后来以Ājīvika或Ājīvaka为名，自居“正命”，在佛教眼里则是“邪命外道”。这是和佛教、耆那教一样有力的团体。其创始者曾经和耆那教领袖大雄（Mahāvīra）一起修行，好像也是想凭借苦行得到解脱的。
四、不兰迦叶（Pūrana-Kassapa），和末伽梨一样，否认善恶业报，怀疑伦理，主张纵欲，及时行乐。认为即便是杀人、盗物都不是作恶。此派中人出身多为奴隶。
五、波浮陀（Pakudha-Kaccāyana），主张地、火、水、风，再加上苦、乐、生命，只有这七要素是实在的。否认人的行为能产生什么影响，反正干了就是干了。在他们看来，杀人只不过是刀子穿过七要素之间的空隙而已，谈不上什么罪恶。此派后来发展成重要的“胜论学派”（Vaiśesika）。
六、尼乾子（Nigantha Nata-putta），此派很重要，后来发展成印度极其重要的耆那教。主张世界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生命不得解脱是因为业漏、缚，所以必须遮、灭、解脱，以消灭业。业报太重，如要让其早点结束，必须苦行。尼乾子的意思就是“离系缚”。这些学说，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帮了婆罗门的业报说。尼乾子就是耆那教的大雄，和佛陀出身类似，属刹帝利，母亲是国王之女，表妹是王妃。此派和佛陀学说发生过冲突。后来耆那教和佛教都很有影响力，两者的教理、用语有很多相似之处。耆那教的目标是克服身体的系缚，要摆脱肉体的欲望和本能，得到心的自由。因此，用苦行来减弱身体的能量。此外，持“五大誓”为中心的戒律，极其严酷，尤其禁止杀生，强调“无所有”，必须舍弃一切。所以，此派有的修行者连衣服都不穿，裸体修行，被称为“空衣派”。耆那教有经典，传承至今，早期的用半摩揭陀语（Ardha-māgadhī）写成。这一点很重要，牵涉到佛陀说法及原始佛典的语言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从上面当时印度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来看，佛陀时代稍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行为有无果报，就是业（Karman）的果报到底是有是无？如果有业的系缚，那么，怎么断除业缚而使心自由？这些又和轮回有关。轮回转世的思想，《吠陀》并没有，是在《奥义书》阶段逐渐形成的。要注意，“轮回”（Samsāra）这个词在早期的《奥义书》里也看不到，但在佛陀后大量见于《奥义书》，看来，这个观念的流行，也正好就在佛陀时代。
一旦有了轮回的观念，轮回的主体就必然进入视野。业的思想佛陀之前就有，但业报还并不是法则。后来，佛教把这些发展有其独有的“业的因果律”。中国，洛阳，奉先寺，阿难尊者，公元672～675年
问题不可阻挡地往深度、广度两方面发展开来。据佛经《梵网经》说，关于轮回的主体自我（ātman，attan，jīva），以及作为其存身场所的世界，当时有“六十二见”，也就是六十二种见解或学说。人心多变，假设心有自我主体，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把握自我”的问题，耆那教经典说这又有三百六十三家之争，可以归纳成四种：作用论者（业论者）、无作用论者、无知论者（怀疑论者）、持律论者（道德论者）。
后来的佛典将这个时期的世界观分归三类：依神意而活动的自在神化作说（尊祐造说，Issaranimmāna-vāda），一切由过去业所决定的宿命论（宿作因说，Pubbekatahetu-vāda），一切是偶然产生的偶然论（无因无缘说，Ahetu，Apaccaya）。当然，佛教统统反对，认为这些都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努力的结果。佛陀的缘起说，超越了它们，高明多了。
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说法，又可两分：正统婆罗门的转变说（Parināma-vāda），即自我和世界都是从唯一的“梵”流变而来；否认只有唯一绝对者的积集说（Ārambha-vāda），元素是常住的，元素集合成为人和世界。
相应的，修行方法也分为二：一是修定主义，修定静心以求解脱；二是苦行主义，断绝束缚心的迷惑，以求解脱。
总之，佛陀出世的时代，正值吠陀宗教光辉不再，新宗教尚未确立。许多思想者都尝试从内心发现真理，都在黑暗中艰难地摸索前行。
假如说这样介绍还嫌复杂，那么还可以有一种更简洁的角度。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呢？
第三章 时代、土壤、氛围（续）
起初，雅利安人是乐观的。他们刚进入印度河一带时，免不了和土著冲突、交战。在很多的颂神歌中，雅利安人请求神保佑协助，祈求胜利。他们不惧死亡，坚信战死可以升天。后来很流行的阎罗王那时就已经有了，但是，阎罗王府不仅丝毫不可怕，相反充满了永恒的幸福。
然而，特别是在向东面的阎木那河、恒河流域发展时，雅利安人遇到的自然或人文的困难日益增多，原本天真粗犷的乐观逐渐变得有些悲观了。代表这种情绪和思想的正是婆罗门。
思想是很难单一化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人，代表着另外一种思想，其中和后来的佛教最有渊源的就是所谓的沙门（梵文Śramana，巴利文Samana）。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佛教才有沙门。
沙门在印度源远流长。其前身是“释迦牟尼”的“牟尼”。早在《梨俱吠陀》里，就出现了他们的身影：蓄长发，穿褐色脏衣，飞行空中，喝饮毒汁。在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看来，沙门实在是些陌生的怪人。他们和婆罗门显然不同，特点是行各种匪夷所思的苦行。
古希腊的美佳斯提尼斯（Meghasthenes）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稍晚于佛陀住世的年代，曾经游历印度，他就说，印度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婆罗门，另一种就是沙门。据这位古希腊旅行家观察，沙门不住在城镇里，甚至不住在屋子里，身穿树皮衣，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结婚，不生子，行诸多苦行，终日枯坐不动。这些记录无疑是可靠的，可以和其他的记载相互印证。比如在佛典里，也是沙门、婆罗门对应并称的。
婆罗门教主张膜拜神灵，祭祀祈福。沙门截然不同，他们不相信婆罗门的吠陀大神，相信轮回，相信转生；今生所作所为（业）的好坏决定来世转生的好坏。无论做什么，有因有果。他们甚至提出，连神仙也逃不出业的支配。但是，他们厌恶甚至害怕转生，也就是想“跳出轮回”。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而苦行是最佳的手段。沙门竭力反对杀生，这当然是代表农民，大部分是原住民的利益了。婆罗门代表以游牧为传统的雅利安人，是很重视杀牲（尤其是牛）祭神的。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药师如来立像，统一新罗时代（公元668～901年）
这种反婆罗门的思想，起先应该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土著。然而，有一点很奇妙，也很重要，我们必须注意。
前面提到过，公元前七八世纪，在正统的婆罗门教经典里出现了轮回业报这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学说。据说，最早提倡这类思想的，竟然是刹帝利。《奥义书》里多次提到，轮回业报是秘密学说，为刹帝利专有，婆罗门所未闻。联想到佛陀的刹帝利种姓出身，这个信息就格外要紧了。
沙门思想和婆罗门教的流行区域也有明显的不同。婆罗门思想主要在西方雅利安人聚居地和统治范围，沙门思潮则流传于东方，即婆罗门文化圈之外的印度原住民聚居地。大家一定联想到了，这里正是佛陀家乡的所在。
佛陀降生前，印度宗教界、思想界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对于佛教的产生，同样不可缺少的还有社会经济条件。当时中印度恒河流域稻作农业相当发达，雅利安人已经开始确立定居的农耕生活。粮食很丰富，经济能力已经可以供养大量的出家人了。更有趣的是，热带地区的食物不易保存，特别容易腐败。原来，剩余的食物不得不丢弃。而今，这就为乞食修行的沙门提供了最根本的食物条件。
再回来看看佛陀所属的释迦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从各种迹象来看，释迦族更像是原住民，而非外来的雅利安人。当然，认为释迦族属于雅利安人的人也不少。他们的这个“共和国”，首领叫“罗闍”（Rājan），一般都翻译成“王”。其实乃是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周边更大的君主对它虎视眈眈，憍萨罗国（Kosala，都城为舍卫城Śrāvastī）国王毗突吒婆就侵略过它。所以，情势并不像后来佛经里所讲的那样安稳祥和。当然，佛经那么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其意在强调佛陀出家舍弃的很多，强调佛陀出家的坚决。
有了这样合适具足的时代、土壤和氛围，如果上天不赐下合适如意的种子，一切也是枉然。
佛陀正是这样一粒最合适的种子，因缘具足，降临到了这个纷扰繁杂的世界。这粒殊胜的种子如何发芽、生长，最终成就了一棵无量巨大的福慧之树，庇荫了亿万迷茫困惑的世人？换句话说，悉达多如何从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最终觉悟，成为了佛教教主佛陀？
很多人都想清楚地知晓这个美丽而神圣的故事。然而，我们马上就开始面临又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依据什么资料来讲述？
当然主要依靠佛经。问题是，按照佛陀涅槃前所立下的规矩，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平，而是他的教法。佛陀反对对其进行崇拜。佛弟子应该依法修行，如果开始崇拜悉达多这个人，那就跑偏了。
于是，佛经也就不着重宣扬佛陀的人生经历了，能够向我们提供的他的生活、性格等细节微乎其微。以至于19世纪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怀疑佛陀究竟是不是历史上住世过的真实人物，他们居然认为佛陀很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数论学说（Sāmkhya）的人格化，或者干脆就是太阳崇拜的象征。今天，当然没有人再坚持这样极端的看法了。
想要尽可能复原悉达多成佛的事迹，我们终究离不开佛经。佛经有下面几个特点，相应也是要读懂它们、利用它们。
一、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数量极其庞大。仅就排印最紧凑，只收入了汉译佛经和汉语著述的《大正藏》，就有《辞海》那么大那么厚的上百卷。藏语的《甘珠尔》《丹珠尔》按照藏式，共两百多大包。若是供奉在书架上，那是很壮观的，令人叹为观止。
二、佛经所用语言繁多，梵语、巴利语，各种俗语、汉语、藏语、蒙语、满语，西夏语、犍陀罗语、和田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回鹘语等。然而，后来用以记录佛经的语言，基本可以肯定，没有一种是佛陀本人使用过的。
三、佛经没有一部是佛陀亲手撰写的。汉语佛经开头往往是“如是我闻”，这就表明起初都是口耳相传，听来的。佛经的编集历史相当复杂。据说，佛灭后不久，佛弟子就召开大会，开始结集（Sagīti）。但并非用书写工具记下来，而是“复诵”。可能是修行瑜伽（yoga）的缘故，这些早期的佛弟子记忆力超凡出众，用记诵形式吟唱出自己记得的佛陀的教诲，获得大家的认可后，再指定一些僧人分工记诵，代代相传。佛灭后大概百余年，召开了第二次结集大会，这次还是用念诵的办法。这次形成的就是巴利圣典了。当时并没有写下来，而是在佛灭三四百年后，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后期，才开始写下来。写好了，被分装在三个篮子里，于是就叫“三藏”（Tipitaka），分别是《经藏》（Sutta-pitaka）、《律藏》（Vinaya-pitaka）和《论藏》（Abhidhamma-pitaka）。其下还要再细分。巴利语三藏当然不是佛经的唯一版本，却是印度系语言中仅有的较完整版本。
第二次结集后，佛教内部发生了分派，出现了很多派系。它们都保留了古老的经典，但都经过自己的编撰。情况就更为复杂困难了。以后还有两次结集。我们就不介绍了。中国，洛阳，奉先寺，大日如来佛，公元672～675年
通常以为，佛灭后六百年左右，佛教传入中国的汉地；千余年后，传入中国的西藏。很多在印度语言中已经遗失的资料，被翻译成汉语、藏语，保存了下来。当然，这些译本有的忠实于原文，有的则充满了新说。佛说的原来面貌，多少受到了遮掩。
四、按说，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三地由上座部传承的巴利语三藏，应该是最古老的，最接近佛陀时代的。这大致是对的，就佛传而言，巴利语三藏最为有用。不过也未必，中亚出土的很多残卷和汉语、藏语译本就有不少地方，可以弥补纠正巴利语三藏。
总体来说，佛陀的传说，有些保存在“经”里，更多地则保存在“律”里。律分部派，关于佛陀的传说自然也有不同。汉语中有几部基本完整的佛传，还有不少与此有关的佛经，都收入在《大正藏》第3、4册“本缘部”里，不难找到。其中有些还有基本可以对应的梵文本，比如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这就是很大的幸运了。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佛弟子编撰的，距离佛灭比较遥远了。
归纳起来，早期的口耳相传难免出错，很多资料已经遗失，僧人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影响到佛经，发生某些误解。它们最早只能反映佛灭后的第三代弟子，也就是巴利语三藏成立时的有关佛陀的传说。所以，我们真的无法确定哪些故事和说法是可靠的，哪些是子虚乌有，后来编造的。
佛经里对佛陀的生平没有连续的记载，都是碎片，分散在教法里，只是用来介绍教义和戒律。佛陀即便提到自己的经历，也是零零碎碎的。这和犹太教、基督教经典里对摩西或耶稣的有详细年代的记载完全不同。确实，印度传统更关注历史事件的意义，而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身。
如果按照今天的严格要求，那么，佛经里根本就没有哪件事情，我们可以断定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佛经告诉我们，早期的佛弟子很看重佛陀的诞生、出家、求道、觉悟、传法和涅槃。而这些正是构成佛传的最关键的节点。佛教是一种宗教，佛陀经历了由凡人觉悟成佛的历程，很多事件也确实夹杂了神通魔幻。尽管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困难，对细节更是无法掌握，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些主要事件的大体情况还是可靠的，在历史上是曾经发生过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有所依据地讲述佛陀一生的故事。
第四章 圣胎入孕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回到释迦牟尼的故乡。释迦族居住的那个地方最重要的城镇，当然我们要叫它城市也可以，就是迦毗罗卫。迦毗罗卫国地处恒河盆地的北部边缘，释迦族则是那一带众多的散居部落之一。这里已是北印度文明的边界了。这里的首领是部落成员选举出来的，而且应该有任期。他不像国王，世袭，当一辈子，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较真，他们并没有“国王”的概念。说佛陀是太子，不能以信史视之。不过，这不等于讲，释迦族内部就根本没有相当于“国王”“贵族”“武士”这样的身份区别。还是有的。释迦族人都自居神明的后代，很为出身的高贵而自豪。还有一点很是重要：和别的部落不同，释迦族根本就不承认婆罗门祭司阶层比他们更优越、更尊贵。
释迦族不愿意卷入当时的纷争。但是，显然已经不能做到置身事外了。他们早就成了憍萨罗国的属下，也受制于南方的商业实力。他们有很多的烦恼。
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部落对人类做出的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贡献，正是一个马上就要降生的小孩子。
我请大家按照印度的文化传统，以及后来佛弟子的心理，来阅读和理解佛经吧。我们应该把佛经当作一种文化记录和文化现象来解读，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佛经里就是迷信，都是神话，不靠谱、不可相信，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正如《佛本行经·因缘品》所说：“宜以智慧眼，勤心普遍观。”希望我们用各自的智慧，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心来观察，来体悟佛经里的记载。
佛经里讲，佛陀的父亲是释迦族的首领之一，叫净饭王（Suddhodana），在族人中久负重望，信誉卓著。到了年龄，他就和释迦族的旁支（有人据此质疑“外婚制”），距离迦毗罗卫不远的天臂国（Devadaha）国王善觉长者的女儿（一说是妹妹）结了婚。她就是悉达多的生母摩耶夫人（Māyā）。也有的说，净饭王同时还娶了摩耶夫人的妹妹摩诃波闍波提（Mahāpajāpatī Gotamī，也译作大爱道瞿昙弥）。根据佛经，我们可以排出佛陀父系和母系的世系，也可以知道佛陀有哪些亲戚。有些应该是确实的，有些则无从考究了。敦煌壁画278窟，乘象入胎，隋朝
在美丽的雪山下，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恩爱美满地生活着。假如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婚后多年无子。忽然，有一天，摩耶夫人梦见一头长有六牙的光洁耀眼的白象，从她右肋钻进腹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说：“菩萨正念，从兜率下，讬净饭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肋住已。是时大妃，于睡眠中，梦见有一六牙白象，其头朱色，七支柱地，以金装牙，乘空而下，入于右肋。”“从兜率下”，兜率是指上面的天，这就是说悉达多是从天上下来的。“讬净饭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肋住已。”就是说它找到了净饭王的第一大妃。那么如此说来，净饭王还有别的王妃，我们就不去探讨了。
后汉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说：“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时四月八日，夫人沐浴，涂香著新衣毕，小如安身。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弹琴鼓乐，弦歌之声，散花烧香，来诣我上。忽然不现。夫人惊寤。”
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普曜经·降神处胎品第四》说：“菩萨便从兜术天上垂降，威灵化作白象，口有六牙……降神于胎，趣于右肋。菩萨所以处于右者，所行不左。王后洁妙，时晏然寐忽然即觉。见白象王光色如此，来处于胎。其身安和。”
什么意思？就是说4月8号那一天，摩耶夫人洗完澡，身上涂香。这是印度的一种风俗，喜欢在身上涂香膏，换了新衣服，正好在打个盹儿的时候，梦见天空当中有一头白象，散发着光明，四周响起了各种各样美妙的音乐，就进入了摩耶夫人的右肋，到了摩耶夫人的身体里。
宋凉州沙门释宝云译《佛本行经·降胎品第三》说：“梦中所见甚吉祥，大白象王有六牙，忽然来至在我前。此女梦白象，趣入其右肋。”
有梵文本存世的，马鸣菩萨造、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生品第一》也说：“降神而处胎……菩萨右肋生。”
可见，这样的传说在佛经里非常普遍。我之所以引用那么多佛经，一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佛经的叙事风格，佛经是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讲述一件事情的；二是想说明，尽管有的地方略有不同，但佛经在讲述同一件事情时，重复极多。所以，我今后就有选择地引用了。
这样的梦过于奇特，虽然透着吉祥的气息，但是摩耶夫人毕竟心里还是有点不安，那么奇怪的一个梦。所以她就按照印度的传统，请净饭王去找一个仙人。婆罗门仙，这是印度的固定称呼，是指这些非常有学问的人，有修行的人，很灵验的人，大家相信的人来给她解梦。解梦是古代印度的一种风俗，中国古代也有，都有好多书传下来，讲怎么解梦的。有人做了一个梦，梦里边有哪些征兆，予以解释，这是古代的一种民众心理，我们不必以今天的观点来简单地判断或者简单地否定。《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记载：时占梦婆罗门等就对净饭王说：“大王善听所梦瑞相，我当具说，如我所见，往昔神仙诸天经书所载，而说偈曰：‘若母人梦见，日天入右胁，彼母所生子，必作转轮王。若母人梦见，月天入右胁，彼母所生子，诸王中最胜。若母人梦见，白象入右胁，彼母所生子，三界无极尊。能利诸众生，怨亲悉平等，度脱千万众，于深烦恼海。’尔时占梦婆罗门师白大王言：夫人所梦，其相甚善。大王今者当自庆幸夫人所产，必生圣子。彼于后时，比成佛道，名闻远至。”
意思就是，那个来解梦的婆罗门对净饭王说：大王啊，你好好听着，我把我所知道的过去历代传下来的关于解梦的经书里面所载的向您禀告。怎么禀告呢？“而说偈曰”，佛经有很多偈语，这里就像我们汉语当中五字一句的诗歌体，所以下面“若母人梦见”等等都是五字一句。说如果母亲梦到太阳，从右边进来，那么她所生的儿子一定是转轮王。转轮王就是古代印度传统当中认为的大王，国土疆域非常广、国力强盛的王才叫转轮王。如果做母亲的梦见月亮从右边进来，那么所生的儿子一定是国王当中出类拔萃的。如果母亲梦到白象从右肋进来，那不得了了，所生的这个儿子三界无极尊。哪三界？天上一界，我们人间一界，下面还有一界呢。三界当中最最尊贵的。怎么样尊贵呢？“能利诸众生”，对所有的众生都有大利益。“怨亲悉平等”，无论是很亲爱的人，还是有怨的人，大家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度脱千万众”，能够让很多人解脱。“于深烦恼海”，也就是让这些人从很深的烦恼的大海里边解脱出来。所以，这个婆罗门就跟净饭王说，“夫人所梦，其相甚善。”说这是一个好梦，很吉祥，大王你今天应该高兴，应该庆幸，夫人要生的这个孩子必定是圣子。圣就是释迦牟尼的牟尼这两个字。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而神圣的儿子，他在以后一定会成就佛道，名闻远至。请注意，这里的“佛”，是觉悟者的意思，那时还没有佛教呢。其他的佛经也有类似的记载。泰国，大城府，那普拉门寺，堕罗钵底时期，公元6～11世纪
这时候，当悉达多，按照佛经说法，是菩萨化身一头白象进入了摩耶夫人腹中的时候，还惊动了一位仙人。仙人名字叫阿私陀（Asita），有大威神，有大德力。周围的人民都极其尊敬他。阿私陀正在增长林中修行，童子那罗陀为他打扇，鼓风驱蚊。这时菩萨正好从天上下来，到净饭王宫，准备进入摩耶夫人右胁。《佛本行集经》说：“时放大光明，遍照人天一切世界。复此大地，具足六种十八相动。时阿私陀见未曾有稀奇之事，异种光明。复见此地，六种震动。心大惊怖，毛孔悉竖。”阿私陀用神力禅定，正念正定正思维，说道：“希有大圣不可思议，世间当出大富伽罗！”
请问，听到这样的解梦，普天之下，哪个父母会不欣喜若狂呢？何况，净饭王和摩耶夫人盼望有个孩子，已经盼了很久了。
果然，有的佛经，比如《佛本行集经》就记载，净饭王“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不能自胜”，于是乎，“备办无量肴膳，百味饮食……种种施设，彼婆罗门，自恣而瞰。”吃完了，还“复将无量钱财宝物，以用布施”。不仅如此，还“于迦毗罗城四门之外，并衢道头街巷阡陌，有人行处安大无遮义会之所。人来须者尽皆布施，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衣与衣，须香与香”，反正“是人须者，皆悉与之”。
摩耶夫人怀胎期间，各种瑞相，不一而足。十个月后，这位吉祥殊胜的孩子就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了。
佛陀具体是在哪里降生的？这在佛经里有不同的说法。《佛所行赞》说：怀孕后，“母悉离忧患，不生幻伪心。厌恶彼喧俗，乐处空闲林。蓝毗尼胜园（Lumbinī），流泉花果茂。寂静顺禅思，启王请游彼。王知其志愿，而生奇特想。敕内外眷属，俱诣彼园林。尔时摩耶后，自知产时至。偃寝安胜床，百千婇女侍。”如此说来，佛陀就生在迦毗罗卫国的蓝毗尼。
但是，《佛本行集经·树下诞生品第六上》则说：“尔时，菩萨圣母摩耶，怀孕菩萨，将满十月。垂欲生时，时彼摩耶夫人父善觉长者，即遣使人，诣迦毗罗净饭王所，奏大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大夫人，怀藏圣胎，威德既大，若彼产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终。我意欲迎我女摩耶，还来我家，安止住于蓝毗尼中，共相娱乐，尽父子情。唯愿大王，莫生留难，乞垂哀遣，放来我家，于此生产，平安讫已，即奉送还。’”如此说来，佛陀的外祖父也有个园子叫蓝毗尼。
圣胎就要降临了。佛陀降生时，都发生了什么呢？
第五章 悉达多降生
悉达多就要降生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有学者说，印度从此才开始走进了历史。这句话，乍一听，简直惊世骇俗；仔细一想，却也有一定道理。自从有了佛陀，不仅印度，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历史细节才变得更为清晰起来。不用说，从人类精神史、宗教史的角度，就更是如此了。
佛经记载，摩耶夫人怀孕期间非常安乐。悉达多（这当然是他降生后才有的名字）和别的孩子不同，没有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丝毫的痛苦。《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讲，佛陀在母亲摩耶夫人胎中时，即“菩萨在胎”时，“常住右胁，不曾移动”“不惊不怖，得大无畏，恶物不染，所有不净，涕唾脓血，黄白痰阴，不能秽污”；“其菩萨母，受大快乐，身不疲乏”；“其菩萨母，不贪异味”；“其母不生欲染之想，不为欲火之所扰乱”；“其菩萨母，如前端政，种种相貌，悉皆可喜。”这些当然是迥异常人的。更重要的是，“菩萨在胎”时，母亲摩耶夫人还“受禁戒，心常奉持，戒行而行”；“意乐，行于布施，心意开解，居自家内”；“恒于一切诸众生边，作大利益安乐之心”。摩耶夫人也有了不可思议的神力，“所见众生，若男若女，被鬼所持，若得见于菩萨母者，一切魑魅，一切鬼神，皆悉远离，还得本心”；有些病人，只要还能来到摩耶夫人身边，只要“其大夫人，右手摩顶，摩其顶已皆得安乐”。“若有重病，不能来见摩耶夫人。摩耶夫人，或取草药，或取树叶，或取草茎，右手摩将，送彼病人。其病人得此等诸物，或食或触，或置身上，即得断除一切诸病，便受安乐，身体轻便。”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宜用“现代的”或者“科学的”心态，来阅读和理解佛经；而应该用适当的方法，领悟其中的“方便”与特殊的智慧。这点很重要。不然，我们理解不了佛经，也无法理解古代的很多事情。中国四川，乐山大佛，公元713～803年
前面说到过，佛陀的降生地，佛经里记得并不清晰确定。现在很多学者、高僧大德认定是出生在佛陀外公家的蓝毗尼园。我们也照此叙说。
净饭王当然答应了岳父（也有可能是大舅子）的请求，做了充分的安排。《佛本行集经·俯降王宫品第五》记载：“即敕有司，其迦毗罗城及提婆陀诃，两间之中，平治道路，除却一切荆棘砂砾粪秽土塠。香汤洒地，持于种种杂妙花香，散于其地。”摩耶夫人盛装打扮，天空出现无量瑞相。随从护卫众多，人马车象极尽庄严。怀着佛陀的摩耶夫人回娘家待产了。
临到的时候，“时彼善觉大臣长者，共自眷属，从城而出，逆前迎女。”这时，出现了一段很重要的记载，说明了蓝毗尼园的来历。后来很多人信奉这个说法，却只留意了一部分，而忽略了另一部分。
经书里说，“是时善觉大臣有妻名蓝毗尼。彼妇咨白夫善觉言：‘大圣释子，若当知时，诸释种族，各皆自有园果树林，遨游观瞻，至于其中，自相娱乐。我大圣子，今可造作清净园林，我等当共圣子娱乐，受于欢乐。’”有了这个因缘，“时善觉，释摩耶大妃夫人之父，于迦毗罗及提婆陀诃两城之间，近自境内，为妇造作一大园林，以善觉妇名蓝毗尼。为彼造立此园林故，以是因缘，即名之为蓝毗尼园。”
蓝毗尼之美，自不用说。花木扶疏，郁郁葱葱，流水环绕，更有“摩尼诸宝。遍满园苑”。
就在这园林中，摩耶夫人感觉到，孩子就要降生了。这时，蓝毗尼园中的树“以于菩萨威德故，枝自然曲，柔软低垂”。这种描写蕴含着这么一种意思，就是连树也在向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悉达多致敬。
这是佛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是最大的大事因缘，佛经中自然有很多记载和说法。大致说来，有简繁两种，基本各以《佛所行赞》和《佛本行集经》为代表。
先说简单的版本。《佛所行赞》全用偈颂，是一种诗歌体，作为佛教经典，却在印度梵语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体裁就决定了记事的简约。《佛所行赞·生品第一》记载：“而时摩耶后，自知产时至。偃寝安胜床，百千婇女侍。时四月八日，清和气调适。斋戒修净德，菩萨右胁生。大悲救世间，不令母苦恼。优留王股生，畀偷王手生，曼陀王顶生，伽叉王腋生。菩萨亦如是，诞从右胁生。渐渐从胎出，光明普照耀。如从虚空堕，不由于生门。修德无量劫，自知生不死。安谛不倾动，明显妙端严。晃然后胎现，犹如日初升。观察极明耀，而不害眼根。纵视而不耀，如观空中月。自身光照耀，如日夺灯明。菩萨真金身，普照亦如是。”可惜，从汉语译文体会不到梵语诗颂韵律声调之美。《佛本行集经》则反复铺陈，辞藻华丽；不仅如此，所叙与《佛所行赞》还有相当大的不同。《佛本行集经·树下诞生品第六上》记载：“摩耶夫人，即举右手，犹如空中出妙色虹，安庠频申。执波罗叉垂曲树枝，仰观虚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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