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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谢弗勒　著,王炳东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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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试读：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1941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3000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我知道什么？”原是16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有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95年5月序　言

1951—1989年：拙著《比较文学》初版与本书初版之间相隔已有38年了。据作者称，本书为拙著的“接班之作”。即使会有人愿意读我写的序言，我又何必拖延读者及早阅读本书的喜悦和受到的教益呢？但拒绝作序的要求似乎对伊夫·谢弗勒的礼貌有失尊重。

我在此对他作出批评、唯一的批评：“接班”用词不妥。接岗的哨兵只是重复下岗哨兵的动作。而这里是一部与其前人截然不同的著作，而且不仅仅表现在写法上。伊夫·谢弗勒从事的是另外一项工作，而且做得很好：38年来，在法国、在全世界，比较文学有所发展和变化，它本可以沿着它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它也的确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这条道路却与其他道路交叉在一起，比较学家们毫不犹豫地关注诸如类文学或者诗学等领域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也发现他们反过来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别人。

伊夫·谢弗勒条理清楚地介绍了这个学科的新老研究方法和取得的成就。他完全意识到这一学科较之其他学科更不应该固步自封，因而他在进行阐述之后往往转为提出问题：“走向整体文学？”“走向比较诗学？”他的书材料翔实并持开放态度。我敢保证此书在今后的版本中会依然坚持这种态度。因为比较文学无疑将继续得到发展，也许还因为如果应该提出这类问题，而且会提得越来越好的话，那么问题①的答案将如瓦莱里（Valéry）对纯粹诗学的描述那样将“永远出现在天际”。

我这样写是不是迎合了那些似乎会使作者感到伤心的那类批评？我有时担心他会认为自己是属于那些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一类人当中，有必要让他放心吗？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专家都知道在其专业领域里，比较文学的启迪是不可或缺的。怎么能够谈论《静观集》②（Contemplations）而不提及维吉尔（Virgile）和但丁（Dante），或者谈论马尔罗（Malraux）而无视尼采（Nietzsche）和印度的圣诗呢？③

当然如果模仿贝矶（Péguy）的说法，这都是些“大人物”。他们不正可以为谢弗勒所划定的关注“个人”的文学专家——英国语文学家、西班牙语文学家等——和作为集体的人的比较学家之间的分界线提供论据吗？这种划分也许有些断然，但却可以发人深思。这样的例子不只此一处。本书在好几个地方，超越了总是那么准确和可靠的材料的层次去激发人们提出问题。他在如此备受限制的框架内竟能做到这一点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比较文学曾经引发不少抨击的文章和激烈的论战。这本薄薄的著作却平心静气地向年轻一代进行入门教育，同时给他们的前辈以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伊夫·谢弗勒原本意在编写一本教科书，结果他却向我们交出了一部不愧为大师手笔的杰作。马利尤斯-弗朗索瓦·基亚注释

①　瓦莱里（1871—1945），法国作家、诗人。　——译注。

②　法国作家雨果的著名诗集。　——译注。

③　贝矶（1873—1914），法国诗人。　——译注。前　言

这本小书是以相同书名在同一丛书下由M. -F. 基亚（M. -F. Guyard）于1951年出版的著作的接班之作。他的书已出了6版，每版都经过修订，并已成为比较学方法论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本书不是取代它，只想标志出这个还年轻、也许还尚未被人所知、但已具备明确功能的学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在法国，这门专业尤其在大量培养高中和初中师资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文学教学大纲里、在袖珍本丛书目录中、在车站大厅的书亭里、到处都可以见到外国作品的存在，还有报刊杂志众多相关的评论，这一切说明了今天的文学已不单是由本国作品所组成，而是越来越向众多不同的文化开放：比较学家的志向正好是对来自异域、走向异域、涉及异域的作品感兴趣，他们在这个领域里拥有着不容忽视的经验。本书意图把这些经验的一部分介绍给读者。

如同前辈的作品一样，本书首先以法语读者为对象，因此在参考书目上我优先考虑那些可以找到的法语著作，但我一点也不排除，正好相反，提及其他语言（诸如德语和英语）的重要著作：这方面的任何限制显然违背比较文学的精神；大部分比较文学的杂志都用几种语言出版，不少集体著作也是如此。

本书除了作者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受到其他方面诸多的限制，首先是丛书形式带来的具体限制，因而我尽力把重点放在（大致）二十年来曾经凸显、有时甚至改变比较文学重大走向和主要选择的研究和著作上。比较文学较之于五十年代更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陆。我不得不有所选择：许多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并未出现在后面的章节里；但读者可在书目部分找到。

我在本书中也使用了一些缩略语，诸如：

●［ed.］指置前的一个或几个人的名字，就是在其主持下出版有关（集体）著作的编者（德文：Herausgeber；英文：editor）；

●AILC是国际比较文学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缩略语（英文缩略语为AILC）；

●RLC指《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SFLGC是法国一般和比较文学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

在参考书目说明中，我一般都注明书的出版地点；大部分法语著作，我都标出出版社名称，这些出版社往往位于巴黎。第一章定义

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提法，有时也换称一般和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générale et comparée），早已在法语国家的大学语汇里得到认可。但该提法容易引起误会，应立即加以澄清。例如不能把它与法国文学或世界文学（littérature universelle）置于等同的地位。文学比较不是文本的堆积，而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另外比较文学也不应沦为文学性比较（comparaison littéraire），更不应是“平行”研究的方法（高乃依／拉辛，德国文学特征／法国文学特征）。它相当于德语中对该专业的叫法“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意即文学的比较科学。它基本上是一种智力活动，旨在研究一切被称为文学或可被称为文学的对象，使之与构成一种文化的其他成分发生关系。从事这种专业的人被称为比较学家（comparatiste），该词在利特雷（Littré）词典里尚未出现，在法国始见于二十世纪初，而且该词也不限于用在文学专家身上，也可以指那些研究比较解剖学（anatomie comparée）的科学家（居维尔（Cuvier）在1800—1805年发表了第一部有关论著）和研究比较语法（grammaire comparée）的专家（F. 雷努瓦尔（F. Raynouard）在1821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以此作为书名开头），而且一般来说，该词尤指建立在上述智力活动基础上以（法语）过去分词“comparé”作为修饰词的一切学科（利特雷词典曾主张最好提比较的解剖学（anatomie comparative）但该建议未被采纳……）：人们谈的是比较语言学／神话学／政治学等等。“比较文学”提法在法国被证实出现于1817年，当年F. 诺埃尔（F. Noël）用该词来说明《英语文学及道德课程与法语及拉丁语有关课程的比较》（Leçons ang-laises de littérature et de morale sur le plan des leçons françaises et des leçons latines）一书的特征。

比较文学是一种探讨的方法，是对各种假设的论证、对文本提出质疑的方式。作为出发点，应提出这样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它也许可以把比较文学跟其他“比较”学科区别开来：当植根于某种文化（其自身的文化）的人的意识面对作为另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及组成部分的作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换言之，与异域人（l'étranger）的接触，与不讲同一种语言、不属于同一文化的男人和女人的接触，不管这种接触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只要我没做出努力去了解这个异域人，那他（她）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野蛮人”（barbarus）（我只听到“巴，巴”（ba ba）这种不含有任何意义的音素）——而对方的反应又何尝不是如此，除非我有幸会讲所谓的世界语。与他人的接触是比较活动的核心所在，而且可以说仅此一点就足于使这种比较活动合法化。比较文学既是面向别人的活动，也是面向别人的活动的一门学问。比较学家一再信誓旦旦地说，他所从事的探索可以使他更好地了解别人，使他更加接近驱使他欣赏或者不欣赏（属于他自身的文化或另一种文化）的这个或那个作品的理由所在，而且最终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C. 比叔瓦（C. Pichois）和A. -M. 卢梭（A. -M. Rousseau）在1967年下了一个极其完整的定义（《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A. Colin出版社，第174页）：“比较文学是有条理的艺术，是对类似、亲族和影响关系的研究，它将文学和其他表现或认识领域进行比较，或是在文学现象之间、文学文本之间进行对比，不论它们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是否相隔，而只要求它们属于同一传统的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它们进行描述、理解和鉴赏。”

我愿在此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属于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之对比研究。”

比较文学，一般文学。若干年来，形容词“一般”（général）在文学研究中明显流行，而且在许多国家，该词与另一形容词“比较”（comparé）连用在一起。人们谈论“比较和一般文学”（英文为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德文为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而且“法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73年改称为“法国一般和比较文学学会”。这里不准备详谈这场文字（也是思想）之争，只需指出形容词一般（général）被认为更能反映文学（当时被理解为文学产品的总和）的超民族观点，这种观点不应该仅仅建立在“事实联系”研究的基础上。长期以来这种研究特别被美国大学的学者视为法国流派的比较文学的化身。

这场争论现已平息，或者说已过时。这里扼要地回顾这场争论：“法国”立场在J. -M. 伽列（J. -M. Carré）为M. -F. 基亚所著《比较文学》第1版（1951年）撰写的前言中得到坦率的阐述，他在文章里（第5—6页）特别写道：“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从属于数种文学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既存的国际精神关系，即事实联系。”美国方面，前布拉格学派（Cercle de Praque）成员R. 韦勒克（R. Wellek）声称不应局限于这种研究（它导致了对影响进行的研究的极大发展，伽列自己也指出了影响研究的困境和危险），至少可以在一个同一语言区域内部对比较文学加以建构。他在与A. 华伦（A. Warren）合著的著名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第五章里写道：“有关‘莎士比亚在法国’的研究和有关‘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的另外一项研究之间，或者研究爱伦·坡（E. Allan Poe）对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影响以及研究特莱顿（Dryden）对爱伦·坡的影响之间，从方法论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摘自《文学理论》法译本，Seuil出版社，1971年，“一般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一章，第67页）。不同意见的争论引起双方采取激烈的立场，以至于参与争论者的国籍也不足以令人猜出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倾向性。这段时期最为精辟的文章中，可举出艾田伯（Etiemble）论战性的小册子《比较不是道理——论比较文学的危机》（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La crise d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Gallimard出版社，1963年）。

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再维护严格局限于文学历史的比较文学的观点。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研究减弱了——但并未取消——对渊源、影响和成就的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与韦勒克的观点相反，倒是应该坚持比较文学存在着其特有的方法论的假设，这是因为比较文学面对的是各有其文化根源（而且不光是语言根源）的庞杂对象。虽然没有必要强求词汇方面的一致性，但还是可以承认比较文学的提法一点也不排斥比较诗学的研究、乃至各种艺术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果说一般和比较文学这种较长的提法似乎最能恰当反映这门正在蓬勃发展的学科，但是，是否要在比较文学一词上加上缺少的形容词“一般”，那则是悉听尊便了。第二章外国作品Ⅰ．异域的／民族的／熟悉的

何谓外国作品？不容易一下子对“异域的”（étranger）一词的含义下定义，该词的反义词可以是“民族的”（national），也可以是“熟悉的”（familier）。

就词汇的语义学范畴和词汇色彩而言，法语中étranger（异域的）一词所指在其他语言中是不相同的。Etranger与inconnu（陌生的）或extérieur（外部的）属同一范畴，但同样与étrange（奇异的）成对偶。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对偶形式（stranger/ strange），但还可见到alien（异域的），foreign（外国的）。德语里也区分ausländisch（外国的）和fremd（陌生的、不熟悉的），有fremde Sprachen（异域语言）或fremde Literaturen（异域文学）之说，也区分inländishe和ausländische Literatur…（本国和外国文学……）。凡在说话者心目中认为与其无直接关系（不属同一国家或同一家庭因而对之毫无所知等等）都可形容为étranger（异域的、陌生的），而且可以说大部分的定义都有共同点，即全带有贬义色彩。大家都知道βρδαροζ和Barbarus的语义演变：外国人（étranger）是指人们不理解、举止令人难以接受的人。

一部外国作品，第一步可定义为以与读者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写成的文本。据此，作为出发点是否可以认为阅读原文或译文的一个外国文本比阅读来源于本国文学（读者的文学）的文本会较为陌生？这里只需回顾一下A. 阿尔托（A. Artaud）的经验：当他撰文向《新法兰西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1931年10月1日，该文后来收入《戏剧及其双重性》（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一书中）的读者介绍巴厘戏剧时，他特别强调那些“震撼我们欧洲人感官”的东西，那些把在（巴黎）殖民地博览会（Exposition coloniale）期间上演的巴厘戏剧与“我们纯粹口头形式、并且不知戏剧为何物的戏剧”分开来的东西。

阅读、倾听、甚至演出一部外国作品意味着承担风险，即你必须面对不是一开始就朝你说出的话语，你必须准备回答也许直到那时你还从未向自己提出过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许跟你毫无关系：巴厘戏剧一开始就不是为给殖民地博览会的观众演出而创作出来的。因此外国文本往往可以享有特殊的处理手法，这样做意味着预先谅解了文本来自于极其遥远的地方，而文本也确实往往被如此认定。Ⅱ．翻译和翻译文本1．接触外国作品的一个正常手段

巴别塔（Babel）的神话说明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并不操同一种语言。因此翻译活动很有必要，它使得被认识世界的不同结构分开来的个人可以进行交流。但是翻译的文学文本在涉及其本身的地位时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它是否和“其他作品”一样，就是说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它是不是原作的复制品或膺品？它是不是一种诠释？它难道不应只作为通向原作的桥梁？产生这种种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源于人们对一切翻译活动即语言的操作所赋予的意义。

A）我们拥有很古老的翻译的各种物证：国际条约或官方声明双语或三种语言的平行版本；这里指的是彼此如同出自于同一个模子应具有同等效力的各种文本。

不管人们对一部翻译的文学文本的信任程度如何，其文本显然依附于早已存在的另一个文本，而且正是依据它与来源文本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初步的分类方法：

a）（“常用”形式）仅有译文，作者姓名下面往往还加上译者姓名，有时可能还附有原书名。例如：“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左撇子的女人》（La femme gauchère），乔治-阿瑟·高尔斯密特（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译自德文［书名页文字。反面页，页下方，用小字号］：原书名：“Die Linkshändige Frau”。显然除了译文本身，全书毫无任何注释，也没有译者介入的任何痕迹。

b）这种模式的一个变种：译文夹在几乎是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当中（按G. 热内特（G. Genette）的说法这可称为延伸文本（péritexte））：引言、序言、提示、注释等等；其中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出自于译者的手笔。

原作作者可以介入：A. 赫胥黎（A. Huxley）在为其书《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法文版本（Le meilleur des mondes）所写的法文序言中解释道，为具有英国文化知识的读者所熟知的有关莎士比亚的背景材料部分地构筑了他的小说，以及他不得不采取在小说中加注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学究作法”的理由。译者自己也会有其战略考虑：F. 罗杰-柯尔纳兹（F. Roger-Cornaz）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mmant de Lady Chatterley）卷首说明中指出“本书某些相当重要的对话是用德拜郡（Derbyshire）的土话写的”，而他“并不企图把它们翻译成法国土话”，这使得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小说“令人遗憾地逊色不少……但这却是必要的。”

c）双语版：原文和译文相对照，既可以连续阅读原文或者译文，也可以对二者进行不断的比较。

采取这种做法的常常是些大学的出版社。在法国，人们尤其熟悉法国大学丛书（“比德丛书”（coll. Budé）），它提供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者的双语图书。还有欧比埃-蒙泰涅（Aubier-Montaigne）出版社发行的“外国作者双语丛书”（收入欧洲语言的作者：德语、英语、丹麦语、西班牙语等），其他一些出版社或杂志也有双语本，特别是一些诗歌作品。在书籍的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双语的版本形式——可以举出蒙特马约（Montemayor）的《狄安娜》（Diane）（1603年），另外《圣经》的一些版本也是多语种的。

d）一种版本可以提供两种同一语言的译文。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在19世纪末出版了题为“采用新方法通过两种法语译文解释希腊文作家。一种是根据相应的希腊文字逐字逐行的直译，一种是附有希腊原文、带有考证和注释的准确译文”的丛书（同时还推出了一套拉丁文丛书）。丛书的题目再清楚不过了。所谓“直”译往往是根据目标语言的词序——本来就已够累赘、或者用法不正确——对原文的词序重新排列罢了。

很明显，这些译文不同的表现类型不是以相同的读者群为对象的，也不能满足同类的要求，而且对翻译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还应该提出其他一些问题，但这会使得上述分类法更显复杂。这些问题中，诸如：译文是否表现为真正的翻译？其作者是否确定无误（E. T. A. 霍夫曼（E. T. A. Hoffmann）一部著作的法文译本《魔鬼的万灵药》（L'élixir du diable）（原题如此），1829年出版，就是以卡尔·斯宾德勒（Carl Spindler）的名字出版的）？译文是直接从原文译出还是从中介译文转译（根据作者的愿望，三岛由纪夫（Mishima）大部分小说的欧洲语言译本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而I. B. 辛格（I. B. Singer）作品的法文本是依据英译本，而不是从意第绪语（yiddich）原文译出的）？如何划分那些明显属于“改编”的文本（这个问题在戏剧作品里普遍存在。A. 加缪（A. Camus）在“七星书社”（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出版的文集中就收入卡尔德隆（Calderón）、福克纳（Faulkner）等人的改编本）？

B）翻译文本构成文化交流的重大方面。不少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译作的目录汇编：例如，在德语国家和法语国家之间关系的领域，有两部互为补充的工具书：H. 弗罗姆（H. Fromm）主编的《法译德著作目录》（Bibliographie deutscher Übersetzungen aus dem Französischen）（巴登-巴登，6卷，1950—1953年），收入约29000条目；L. 比希尔（L. Bihl）/K. 埃普丁（K. Epting）共同主编的《德译法著作目录，1487—1944年》（Bibliographie französischer Übersetzungen aus dem Deutschen 1487—1944）（Tübingen，2卷，1987年），收入近12500条目。

目前还很少见到像M. 霍恩-蒙瓦尔（M. Horn-Monval）主编的那种工具书，他编有《15世纪至今外国戏剧法文翻译和改编书目汇编》（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des traductions et adaptations françaises du théâtre étranger du XVe siècle à nos jours [...]）（巴黎，8卷，1958—1967年）：此类目录的好处是按译入语国家分类和处理。人们还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的《翻译索引，国际翻译著作汇编》（Index translationum, Répertoire international des traductions）：从1949年起，每年出一卷；按目标语言分类。

对19世纪以来翻译作品的研究还碰到重大的困难：报刊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是翻译作品首先在报章或杂志上发表：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还很少得到整理和编目。但是有一些杂志（诸如《两个世界杂志》多多少少定期刊出文章目录，或者一些描写性的专门著作，介绍一种或一类杂志的有关材料，例如A. B. 杰克逊（A. B. Jackson）的《〈白色杂志〉（1889—1903年），起源、影响、书目》（La Revue blanche (1889—1903). Origine, Influence, Bibliographie）（Minard出版社，1960年），仍然可以向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2．翻译理论和比较文体学

A）对翻译合法性的质疑，与此同时对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translation, Übersetzung, μετ-φρασιs）的问题的兴趣在西方文化里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西塞罗（Cicéron）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早就此发表意见的作家之一（《论雄辩家》（De Oratore）Ⅰ, 155；《论最佳演说体》（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Ⅳ, 14）。

在他之后一个世纪，昆体良（Quintilien）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成为当时辩论的焦点：首当其冲的当然是J. 杜·贝莱（J. Du Bellay），还有E. 多雷（E. Dolet），迈摩尼德（Maïmonide），路德（Luther）……欧洲人对中国的发现震撼和动摇了一些人对言语的既定看法，并且驱使莱布尼兹（Leibniz）去探讨一种世界性的表意文字。启蒙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讨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各种问题。20世纪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e）引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诸如W. 本杰明（W. Benjamin），V. 拉尔博（V. Larbaud）提倡的新方法。是否可以说本世纪的下半叶产生了研究翻译问题更为科学的方法？我指的是诸如下面的研究成果：

●G. 穆南（G. Mounin），《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Gallimard出版社，1963年）；

●E. A. 奈达（E. A. Nida）及C. R. 塔伯（C. R. Taber），《翻译的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1969年）；

●J. 列维（J. Levý），《论文学翻译——艺术门类的理论》（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Berne-Francford，1969年；捷克文原版，1963年）。

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的方法显然带有根本性。在这广阔的领域，E. 本维尼斯特（E. Benveniste）的研究著作《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两卷，Gallimard出版社，1966年和1974年）构成主要的里程碑。在比较文体学（更带“主观性”）的领域：有J. - P. 维内（J.-P. Vinay）和J. 达贝奈特（J. Darbelnet）的《法语及英语的比较文体学》（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Didier出版社第一版，1958年）；A. 马尔布朗（A. Malblanc）的《法语及德语的比较文体学》（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llemand）（Didier出版社，1965年第3版）：这两部著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去勾画和构筑外部世界的。

B）因此，对翻译的文学文本的研究可借助于语言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的各种手段，而译者的才能也自然地受到考验。但是这方面不光需要“技巧性”的知识。审视一部翻译文本不应仅仅局限于其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也应加以考虑，这里面既包括版面设计（段落、章节、空白等），也包括伴随的各种文字说明或者往往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些因素，诸如开本、丛书形式（限于外国作品？某些特殊类型的作品？）、封面装帧（强调作品的奇异／外国特色？）等等。还应探究译者总的战略意图，不管这些意图是明显还是不明显的。E. 利特雷（E. Littré）于1847年1月1日在《两个世界杂志》发表题为《荷马史诗和法国古代诗歌》（La poésie homérique et l'ancienne poésie française）的文章中指出如何运用13世纪法语的叠韵音节来翻译《伊利亚特》，他在人们重新发现古法语（和古代诗歌）的时候建议采取对外国作品保持一定距离的策略，既能让人读懂，又能保持一定的“异样”感。

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意识到翻译问题的重要性：有些研究中心十分活跃，例如在哥廷根（Göttingen），鲁汶（Leuven），巴黎，特拉维夫（Tel-Aviv）等的研究中心。从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可列举以下著作：

●G. 斯坦纳（G. Steiner），《巴贝塔之后——说和译的诗学》（Après Babel. Une poétique du dire et de la traduction）（A. Michel出版社，1978年；英文原版，1975年）；

●J. S. 霍姆斯（J. S. Holmes），J. 兰伯特（J. Lambert），R. 凡·登·布鲁克（R. Van den Broeck）主编，《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新前景》（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鲁汶，1978年）；

●E. 艾特金（E. Etkind），《危机中的艺术——论诗歌翻译的诗学》（Un art en crise. Essai d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　poétique）（L'Age d'homme出版社，1982年）；

●B. 舒尔策（B. Schulze）主编，《论文学翻译——在文化史中的实例研究》（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Fallstudien zu ihrer Kulturgeschichte）（柏林，E. Schmidt出版社，1987年）。第2卷，（H. 基特尔（H. Kittel）主编，同上，1988年），属同一系列，内容为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比较学家在其研究工作中尤应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阅读（和研究）一部文学译本？可以有几个选择方向，例如：阅读译自同一原作的同一目标语的几种版本（波德莱尔一首诗的几种德文版本，《神曲》（Divina Commedia）等等的几种法文版本）；研究译自研究人员所不熟悉的语言写成的原作的几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后一种研究方法往往是为意图了解用“难懂”的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的人们真正打开的唯一通道：日本文学专家J. 皮佐（J. Pigeot）在其文章《翻译问题：日本古典诗歌》（Problèmes de traduction: la poésie japonaise classique）（《比较文学杂志》，1986年／第2期）中就提倡这种研究方法。此外一些有关翻译的研讨会也有相关论述：见非洲—亚洲—欧洲中心（Centre Afrique-Asie-Europe）组织的《诗歌翻译学术讨论会》（Colloque sur la traduction poétique）（Gallimard 出版社，1978年）。3．翻译的文学作品及接受体系

上面提及的研究方向使我们对一部翻译作品的价值以其在接受体系中的融入程度提出疑问，翻译作品可以加强、忽视、或者相反地拒绝这个接受体系。翻译、出版一部译作绝对不仅仅是语言学方面的一种运作，而是下决心去触动社会和文化的某种平衡：翻译《圣经》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带有浓厚思想意识和政治色彩的行动，不管是七十子（Septante）的希腊文译本（公元前2—3世纪），圣哲罗姆（saint Jérôme）的通俗拉丁文译本（la Vulgate），或者是以非洲语言或印度语言出版的《圣经》译本；一项条约的两个版本，尽管都是官方文件，但如有一点不尽符合的地方，有时可能引起言词之外的冲突。人们都知道，宗教经典的翻译可以造成深刻的文化震荡——马丁·路德关于《致罗马人书》（3，28）（Epître aux Romains 3, 28）所引发的一场争论就是一例。《圣经》的翻译（E. A. 奈达曾在1959年指出，其译本涉及1109种文字）可以说是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所碰到的问题之多，无出其右。

文本的翻译很少能独立于接受它的体系：莎士比亚作品的法文或德文的翻译和演出的结果和影响范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776年在汉堡演出的《奥赛罗》剧中，苔丝德蒙娜（Desdémone）并没有死，而歌德在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年）（Années d'apprentissage de Wilhelm Meister（1795—1796））一书描写的关于如何演绎哈姆莱特这个角色的讨论中表明一部外国文本完全可能遭到肆无忌惮的篡改。每一个翻译家都应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表面上可以拒绝做出选择或者根据情况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一个极端即所谓死译（traduction adéquate）（力求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的外国风格，以至于变成了原作简单的复制品），另一种是所谓的活译（traduction dynamique）（力图把译文最大限度地融入接受体系的传统中去）。

V. -H. 德比杜尔（V. -H. Debidour）翻译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剧作（两卷，法国“佛利欧（Folio）丛书”），是灵活生动翻译的成功范例：在剧中，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实际上应为Lysistratè）被称为Démobilisette即“涣散人心的小女人”……而H. 范·戴勒（H. Van Daele）的译本（法国大学（Universités de France）丛书）则是完全符合死译的例子。二者都各有说词。

一部译作似乎不会具有与原作完全等同的地位：但奇怪的是译作好像需仰赖于原作才得以存在，但它似乎又受到接受体系的影响。还存在这样的例子，一部翻译作品会具有创造性的参考价值：路德（Luther）翻译的《圣经》或者詹姆斯国王钦定版本（King James' Version）就是一例。有时候，一名译者可以使译作永垂史册，如德国人福斯（Voss）翻译的荷马史诗（1782—1793），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的作品等等。往往对一部翻译作品的研究可以给文学史的比较研究领域带来极其珍贵的资料（见第三章）。

当前的比较学研究对翻译的文学作品的问题（有别于翻译的一般性问题）颇感兴趣，见“外国文本：翻译的文学作品”讨论会《论文集》（《比较文学杂志》，1989年／第2期）。

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对之应予以较今更大的关注，即翻译的法律地位问题。该问题从19世纪开始才被真正提出来，主要标志就是1886年签署的关于国际著作权保护的伯尔尼协定。有关国际文学交流的研究都不应排除这个问题，而在这方面却很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保护作者（及其权利所有者）、保护译者（及其权利所有者）、保护译作、保护原作：这些问题简直错综复杂、相依相存！在上面列举的关于翻译书籍的“常见”形式，在印出原著题目之后，还应加上：“©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6/©Editions Gallimard 1978, pour la version française”（©Suhrkamp出版社，法兰克福／美因河，1976年5月／©Gallimard出版社），1978年，法文版”。翻译作品因而取得权利的相对独立性；正如双版权所有的标志所指出的那样。Ⅲ．语言区域，文化区域

文学、语言和文化是三种既不同又不能完全重叠的概念。如果说，长期以来，人们把法语作家称为法国作家（谁会想到把J. -J. 卢梭（J. -J. Rousseau）排斥在法国文学史之外呢？），今天人们更加注意在其间使用同一语言的不同文化背景：J. -P. 德·博马舍（J. -P. de Beaumarchais）、D. 古蒂（D. Couty）、A. 雷伊（A. Ray）是《法兰西语言诸文学词典》（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ngue française, Bordas出版社，1984年）的编者，他们词典书名中的“文学”一词为复数，与单数的“语言”一词形成对比。1．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国家和地区：比较学家的空间？

人们看到新近形成的语言区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作家用“同一”语言来表达思想。这种状况也不完全新鲜，历史随意性的安排把操荷兰语的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操德语的瑞士人和奥地利人已经分隔有一段时间了。另外还有一些中间地带，如斯堪的那维亚地区，那里的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以及更小程度上的冰岛人因人人能掌握彼此的语言，而且在文化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是共同的，故能做到说话能沟通，读书能看懂。这方面的讨论性质复杂，其政治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人们目前可以看到一股强大的批评潮流意图把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分开来，不光是针对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同存在一段时间内造就了两种德国文学），而且还要追溯到以往。相反的，在某些国家，数种语言并存（前苏联、印度），但有时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语言视为同一文学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南斯拉夫语”并不存在，但以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语等写成文学作品的各共和国的公民有时也会接受南斯拉夫文学的提法。卡纳达语文学（la littérature kannara），是以达罗毗荼语（因而不属于印藏语系）写成的，无可置疑是印度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和梵语文学——以及英语文学并排在一起。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这种情况混乱的例子。那种简单不过的公式：“一个国家、一个语言、一个文学、一个文化”毕竟是很少见的。

因此，有必要作出方法论的选择，或者无论如何应承认这种选择及其带来的后果：比较学家应优先考虑语言方面的一致性还是文化方面的一致性？甚至还需要提出一个先决的问题：这究竟还属于不属于比较学家的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虽则它会调动起特殊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把（比利时）佛拉芒作家C. 伯伊斯（C. Buysse）和荷兰作家F. 内策（F. Netscher）放在一起研究的学者显然不会认为他是在从事比较研究；但如果比较研究C. 莱①伊（C. Laye）和A. 加缪（A. Camus）呢？还有R. 泰戈尔（R. Tagore）和T. S. 艾略特（T. S. Eliot）呢？

词汇、句子结构、文化背景的区别：这些标志都表明用同一语言写成的文本对于已融入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读者可以被视为外国文本。

因而研究“以某一语言为标志的区域”当然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文学家研究任务的一部分，但他们不应声称唯有他们才能从事这种研究。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这类研究的特殊性，而正是这一点往往被语言是共同基石这种借口加以否定。另外一个特点是研究范围的广阔也引起了某种专业化，即进一步把研究范围划小：因此我们可以区分马格里布法语文学和非洲法语文学。在法语国家和地区这个领域——相对来说是新的领域——可参考下列著作：

●A. 韦雅特（A. Viatte），《法语国家和地区文学的比较史学》（Histoire comparée des littératures francophones）（Bordas出版社，1980年）；

●J. 谢弗里埃（J. Chevrier），《黑人文学——非洲、安的列斯群岛、马达加斯加》（Littérature nègre. Afrique, Antilles, Madagascar）（A. Colin出版社，1984年第2版）。

以语言为标志的语言区域的形成不能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国家的扩张和殖民政策及随后的非殖民地化和独立运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分开来。因此，除了基于语言（相对）统一性的研究著作外，还可以找到为数更多的涉及到可能更为时兴的问题、并以几种语言并存的特定地理（或地缘政治）的整体为对象的研究著作。

一个例子：A. 杰拉尔（A. Gérard）主编的集体著作《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欧洲语言作品》（European-Language Writing in Sub-Sahara Africa）（两卷，布达佩斯，1986年）。资助上述著作出版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也制定了有关南美大陆文学和安的列斯群岛文学的类似计划（见A. 杰拉尔文章：《加勒比海地区文学史中的一些问题》（《比较文学杂志》，1988年／第1期，第45—56页）。此类研究并非罕见：瑞士政治—文化情结产生了把瑞士文学看成是由四个部分（德语、罗曼语、意大利语、列托—罗马语）组成的整体来描述的总体性介绍著作，如M. 格施泰格（M. Gsteiger）主编的《瑞士当代文学》（Die zeitgenössischen Literaturen der Schweiz）（Kindler出版社，1974年）。

还应当指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状况清楚表明可能会存在一种或几种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2．所谓“古典”文学

通过可找到的文字记载证明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埃及、印度、欧洲国家）往往与几千年前的文学作品维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而这些作品是以已经消失或者演变成为今日被当成“另外”一种语言来教授的地步的语言写成的。人们很容易觉察到在欧洲国家，希腊语和拉丁语并不具有真正“外国”语言的地位。当代的希腊可说是极端②的例子，因为在荷马和塞菲里斯（Séféris）之间并无语言继承性消失的现象（后者甚至主张把古希腊文本的新希腊文版本叫做注音（, transcription）而不叫做翻译（, traduction）。关于应该赋予古典文学以怎样的地位的争论至少在法国仍然继续进行，比较学家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应做出自己的贡献。3．所谓“地区”文学或“方言”文学

这些术语往往反映某种政治现实。在不少国家里，存在着经常操不被承认为国家语言的某种语言的习俗相近的人群。他们可以形成跨国家的文化空间（亚美尼亚人（Arméniens）、巴斯克人（Basques）、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库尔德人（Kurdes）等等），或者在一国国内的少数人群（法国的布列塔尼人（Bretons）、德国的索布人（Sorabes））；还有操另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的族群（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e）的匈牙利人、中国的蒙古人）；另外，有些作家采用被认为更高贵或更“文雅”的语言写作：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拉丁文作家、用汉语（tambun）写作的日本作家。最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作家经常或偶尔用接近于国语的一种方言写作：如F. 罗伊特（F. Reuter）用低地德语（plattdeutsch）写作，还有G. 霍普特曼（G. Hauptmann）的《织工》（Tisserands）有两种版本（分别以西里西亚方言和接近于高地德语的一种方言所写）。

这种文学的存在往往受到语言统一政策的威胁，如同古典文学一样，它们也没有外国文学的地位（必要时，人们把它们列入“连接地带”或“边缘地带”的文学）。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它们自己本身或者它们与其存在的背景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承认和研究：很显然，诸如加泰罗尼亚文学或亚美尼亚文学不应被贴上“地区文学”的标签。目前人们对这些“非国家”的文学空间表现出新的兴趣；例如可以参考《比较文学杂志》1985年／第2期题为《文化少数的自主性？》（Autonomie des minorités culturelles?）的专号或者3卷本的重要著作《布列塔尼的文学和文化史》（Histoire littéraire et culturelle de la Bretagne）（J. 巴尔古和Y. 勒·加罗合编，[J. Balcou et Y. Le Gallo ed.], Champion-Slatkine出版社，1987年）。4．外国的形象

形象学一词已渐被接受，它包括了对反映外国的文化形象的比较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可以是对原始材料，即各种游记的研究。游记从古以来一直是接触外国的优先手段：西方历史研究的奠基作品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希罗多德（Hérodote）的游记或其经历的旅行的基础上；人们还知道游记可以很好地揭示其撰写者的精神和心理架构，游记也往往观照应加以破译的对外国的集体形象的各种假设。另外尤其是一些虚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要么让外国人直接登台，要么反映了对一个异国多多少少定型的整体看法。从这点出发，可以逐步过渡到涉及人类学和人种心理学更为一般的研究方法。

这些领域个案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在法国。在1951年还被M. -F. 基亚视为“一个全新领域：法国眼里的外国”（同前，第126页）现已成为普通的研究领域。J. -M. 伽列（J. -M. Carré）是这种研究的先驱，人们都熟悉他的著作《法国作家和德国幻景（1800—1940）》（Les écrivains français et le mirage allemand（1800—1940））（巴黎，1947年）和对他表示敬意的集体著作《认识外国，纪念让-玛丽·伽列文集》（Connaissance de l'étranger. Mélanges offerts à la mémoire de Jean-Marie Carré）（Didier出版社，1964年）（书中在“旅行，形象，幻景”（Voyages, images, mirages）栏目下收入了一系列论文）。此外还有：C. 迪戎（C. Digeon）的《从1871到1914年法国思想的德国危机》（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de 1871 à 1914）（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年）；S. 冉奈（S. Jeune）的《从格兰道日到巴纳布赫——法国小说和戏剧中的美国人典型（1860—1917年）》（De Graindorge à Barnabooth. Les types américains dans le roman et le théâtre français （1860-1917））（Didier出版社，1964年）；M. 卡多（M. Cadot）的《法国精神生活中的俄国（1839—1856年）》（La Russie cl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çaise（1839—1856）（Fayard出版社，1967年）；D. -H. 巴若（D. -H. Pageaux）的《法国文学中葡萄牙的形象（1700—1755年）》（Images du Portugal dans les lettres françaises（1700—1755））（巴黎，1971年）。上述的研究著作都出自于文学专家，但与历史学家的相遇也是可能的：除了G. 阿斯柯里（G. Ascoli）的《十七世纪法国舆论中的大不列颠》（La Grande Bretagne devant l'opinion française au ⅩⅦe siècle）（巴黎，1930年），还可举出历史学家R. 雷蒙（R. Rémond）的《1815—1852法国舆论中的美国》（Les Etats-Unis devant l'opinion française 1815-1852）（A. Collin出版社，1962年）。人们仅就这些著作的题目进行归类总不免要表现出犹豫，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区别“文学材料”和“非文学材料”的问题：但往往正是在这些没归入文学类的材料中，人们可以找到有助于理解、甚至于发现某一著名作家引用的典故最清楚不过的例子。

可以说更像是用从历史学而不是方法论的角度对形象学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可举M. S. 菲舍尔（M. S. Fischer）的《作为比较文学史学对象的国家形象——比较形象学起源的探讨》（Nationale Images als Gegenstand vergleichender Literaturgeschichte. Untersuchungen zur Entstehung der komparatistischen Imagologie）（Bouvier出版社，1981年）为例；法文著作方面，见收入P. 布律内尔（P. Brunel）和Y. 谢弗勒共同主编的《比较文学绪论》（Préc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中D. -H. 巴若题为《从文化形象到想象》（De l'imagerie culturelle à l'imaginaire）的论文。5．世界文学

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在一部外国作品中发现异国的东西。但这可能也是超越本国／外国对立的一种方式，歌德在他与埃克曼（Eckermann）的谈话录（1827年1月31日和7月15日）提到这点，并且援引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观点：即建造作为人类共同财富、不管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伟大作品的圣殿。这个观点——引起过无数争议和评论——不无吸引人之处，但也隐藏着危险。人们可以理想化地把每一部作品看成是文学的特殊体现，从而从理论上赋予一切作品以平等的潜在的尊严。但人们也可以根据很不明确的标准把这种世界文学限定为有限的几部作品，使之实际上沦为一张一成不变的书单。不应把比较文学置于与世界文学平等的地位，因为大家已经看到，比较文学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而不是文本的研究素材（corpus）。以比较文学家的素养，当然会承认它们的价值，来不断扩大文本素材的研究范围，特别是为了进行在美国被称为伟大作品（great books），即世界名著的教育。但他们绝不会忘记艾田伯（Etiemble）在其《论（真正）的一般文学》（Essai de littérature (vraiment) générale, Gallimard出版社，1974年，第13—35页）提出的警告：世界文学的概念应不时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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