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多党合作在四川(农工党卷)试读：
总序：继往昔之实践 开未来之辉煌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 陈光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本着总结历史、借鉴经验、启迪未来的宗旨，《多党合作在四川》大型文史系列丛书，历时3年，数易其稿，终得完成。
改革开放已历30余年，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我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见证并参与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进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加政治协商，认真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促进了四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历60余年，我省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断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5·12”特大地震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挺身而出，主动作为，形成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坚强阵线，为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党合作在四川》用深情的笔墨，再现了风雨同舟、再现辉煌的光辉历程。《多党合作在四川》丛书的编辑工作，得到省委的高度重视，受到各方的真诚关怀，省政协主席陶武先及4位省政协老领导亲自担任顾问，各民主党派省委主委、省工商联主席、省政协秘书长等作为编委会成员，亲自负责。各级政协和民主党派各级组织以及有关单位横向协作，上下互动，有序推进，保证了丛书高质高效地圆满完成。《多党合作在四川》丛书，分设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工商联卷，共8卷，近400万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既独立成卷，又浑然一体；既广征博采，又突出典型；既体裁各异，又风格统一；既秉笔直书，又生动有趣。讲述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老一辈，又有风华正茂的年轻成员；既有领导干部，又有专家学者。他们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借文笔之力，忆往昔之事，抒统战情怀。他们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老一辈在川的统战佳话记录下来，将我省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极为宝贵、鲜为人知的统战史料留存下来，将他们参与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经验和成果记录下来，不仅是对我省多党合作光辉历程的回顾与纪念，对民主党派老一辈高尚风范的弘扬与传承，也是对多党合作制度在四川实践的一次梳理和总结。这不仅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一笔重要史料，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曲深情颂歌。
先贤启迪后昆，历史昭示未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上，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学习先辈精神，传承优良传统，坚定政治信念，更加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在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同谱写我省多党合作的光辉前景和绚丽篇章。序 言◎刘晓峰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环境保护和人口资源的代表人士为主，由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1930年8月9日，农工党在上海正式成立。根据斗争形势需要，三易其名。成立初期，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1935年，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我国国内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时间最长的民主党派。从1930年至今，中国农工民主党已经走过80多个春秋，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中国农工民主党80多年的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团结合作的历史，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共进步、同胜利的历史。在农工党光辉历程的绚丽画卷中，描绘着四川省农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为建立新中国不怕牺牲，为建设新中国努力拼搏，为建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四川而履职尽责、不懈奋斗的光辉形象。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农工党四川省各级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农工党四川省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四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工党卷》紧密围绕多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以记录农工党在四川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线索，以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反映农工党四川省各级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真诚合作、和衷共济、团结奋斗历程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四川省各级农工党组织和农工党员在经济社会建设和统一战线事业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发展壮大的历程。《农工党卷》以真实、生动的叙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创立的多党合作制度巨大的优越性、强大的生命力，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国情的政治需要，是中国振兴和崛起的根本保证，必定能够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刘晓峰2011年12月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1929年前后第三党在四川的活动片段◎黄子谷黄子谷照片
1927年元月，我见到邓演达。当时，他是国民党军总政治部主任、武汉留守司令。这个时候，四川发展了5个军（20军至24军），但其中没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于是他们二人想活动一个军的番号，吕超劝我出面代表他们；吴玉章也同意我去，并介绍我去见邓演达。我向邓说明邓锡侯、田颂尧的要求，后又到庐山见到蒋介石。蒋同意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当时，邓演达给我说：“你到邓锡侯的28军做政治部主任。”我就这样回到了成都。
吴玉章给我们28军政治部配备了几个共产党员，欧阳辑光任宣传科长，陈同生（当时姓名是张××，解放后任上海统战部部长）任组织科科员，黄××（忘其名，后去解放区）任组织科科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处境不大好。军部与政治部摩擦很大，工作不能开展，我就不大想干了。“八一三”事变以后，四川的事情更不好办，我借口蒋介石委任邓锡侯为路司令，要我到路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牛范九送来南京寄到的任命状，下午我就向邓锡侯表明我不能干了，从此就没有再去办公。邓竟擅自派刘景南继任，与我关系密切的同志都先后离开，约有一二十人。一、黎明社和岷江大学
我辞去28军政治部主任后，从武汉、重庆退下来的人员，纷纷来找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打算办个学校。1928年上半年，我们接收美术学校（校址在燕鲁公所），就把学校办起来了，起名为“岷江大学”。就在这个时候，武汉来了周澄波（训育主任）、夏子明（教书）。之后，岷江大学扩大了，有成都市东胜街、宁夏街和燕鲁公所三个校址。
南昌起义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曾用名）发表一个宣言，声讨蒋汪主张，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我们立即在四川响应。用“护党大同盟”的名义，继续拥护三大政策，声讨蒋汪。我们秘密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命名为“黎明社”，以政治干部为基础，其中主要负责人：黄子谷、旷继勋、黄聘三、李守白、董人宁等。黎明社办了一个《庸报》，宣传我们的主张，董人宁兼任社长，后来成为第三党（农工党的别称）的党报。二、组织第三党
1928年冬天，我接到我的四弟黄慕颜从上海的来信，说邓演达先生最近准备约集一些国民党的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新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他是发起人之一，要我在四川响应。
当时我在成都办了一所岷江大学。我就约了在岷江大学教书的周澄波、吕一峰、文光甫、董人宁（共产党员）等几个人作为四川的发起人。周澄波的主要关系是谭平山。周去上海也见过黄慕颜。周澄波从上海回来后，就组织我、文光甫、吕一峰、周澄波、董人宁五人成立第三党省委。我们组织起来以后对外公开活动的名字不叫“中华革命党”，仍然叫“护党大同盟”，我担任大同盟省委会的秘书（即书记），董人宁负责组织，文光甫、吕一峰负责宣传，周澄波负责对外联络。成都也成立了市委会，由董人宁、冉庆之负责。“护党大同盟”的主要任务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在四川来说就是反对“三军联合办事处”的一切反革命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主要是按照《科学的三民主义》那本小册子进行的，上面有中华革命党的宣言和纲领，也有谭平山、宋庆龄、邓初民、苏兆征等人写的文章。记得做了这样几件事情：1．发展组织，培训干部。1929年底全川大概发展了100多个人，当然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地。2．反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具体地说，就是采取分化的手法，把负责清党的国民党四川指导委员会弄垮了。3．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比如有一次成都的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老板提高租金，开展了斗争，我们积极支持，取得了胜利。4．开展了学生运动。
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准备对付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旋又改为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我多方利用熊子骏、李星辉、杨全宇、叶松石等改组派的关系，当他们要派人到县组织党务整理委员会，我们就给他们介绍人，如介绍德阳的戴新三、铜梁的熊公弼、宜宾的解维哲。其他县也这样做。表面上为他们工作，实际上是为我们开展工作。地方上，我们没有打出第三党的牌子。三、党内的两派斗争
1929年春，孙侠夫到四川。他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员，是第三党中央派来的。孙侠夫想在农村搞一个据点，发动农民暴动。因孙侠夫不是第三党四川省委成员，于是他让文光甫向省委会提出这个意见，但省委会没有通过。但孙侠夫硬要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周澄波反对很激烈，吕一峰、董人宁和我劝他不要搞。但省委会对他的擅自行动也未进行处分。我曾与孙侠夫谈，主张先把学校办好，打下基础。可是，孙侠夫不听我们的劝告，还大肆鼓吹要组织绿色国际，组织农民队伍。周澄波把孙的情况向第三党中央汇报了。
1930年四五月份，孙侠夫的妻子戴曙霞到成都，她带有一封信，说是邓演达写给我和吕一峰的，可是，没有把信交给我们。戴曙霞向孙侠夫说周澄波向中央告了他的状。第二天晚上，孙侠夫就自杀了。怎样自杀的，至今是一个谜。文光甫与一些学生教官造谣说孙侠夫之死是周澄波逼的。
孙侠夫自杀后，由文光甫、戴曙霞、王教官和学生20多人（有熊公弼、钱骏声等）准备搞农民武装起义。暴动那一天，他们宣布周澄波死刑。他们把周杀了以后，马上就出发到灌县与汶川交界的龙溪召开了农民武装大会，举行暴动，据说他们有300多支枪。四、武装暴动失败，岷江大学被查封
武装起义被邓锡侯的部队解决了。领导这次武装起义的文光甫、王教官、戴曙霞和岷江大学的二十几个学生全部被捕，关押在灌县江防军军法处。军法处长黄聘三（共产党员）与我是熟人，又是我二哥黄隐的部下（我二哥是江防军司令），他保证说：“我要负责保全他们。但你要出面到邓锡侯那里说情。”我去见邓，邓还讲交情，在我离开成都时，邓说半年以后释放他们。后来，邓如约把他们都释放了。文光甫、戴曙霞释放后到上海去了。
武装起义发生在5月份，6月份岷江大学就被查封了。学校被查封，除武装起义外，还有其他原因。旷继勋部队的起义，共产党员多，是我介绍去的；广汉起义，其中也有我的学生。这些都是被查封的原因。查封学校时，学生想搞游行示威，我不同意，怕酿成流血事件。岷江大学被查封后，邓、田、刘对我提出意见，要我同吕一峰一起离开成都。临行时，邓送了1万多元的旅费，并保证在路上不出事情。五、登报解散第三党
秋冬我们就到了上海，住在黄慕颜家。我见到了刚从欧洲回来的邓演达先生。后来，邓又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过一次饭，我们与邓交换了对革命的一些意见，双方观点分歧，不能统一。邓还劝我回四川，我说四川的第三党被孙侠夫毁了，岷江大学被查封了，自己又被迫离开成都，还能有什么搞头。
我们之间的分歧，归结一点就是邓先生认为国民党虽然反动，但还有力量，想把它作为基础，加以改造。他仍幻想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同时又是保定系的成员的他，能影响绝大部分黄埔军校学生，能号召一大批保定系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将领，从而可以留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争领导权。而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认为革命骨干力量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彻底抛开国民党，另起炉灶。我们的观点与谭平山的主张基本一致。当然，究竟将来应该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我在川所见、所做的所谓革命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一时是颇感彷徨的。因此也只能一方面强调要宣传以三大政策为主要战略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在组织方面则另起炉灶，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骨干力量。
其后，在兴业里某处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十几个人参加。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我们有几个人（我只记得有我、黄慕颜、吕一峰，其余与我们有同一观点的还有几个人，但记不清是谁了）坚决主张解散。之后，登报声明解散，我们也就各奔前程了。（作者黄子谷，已故，原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秘书长。本文成文于1981年）争取中间势力——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第三党的交往◎杨 力
1988年，我与胡康民（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见义勇为，制止了一起公交车上的偶发事情，由此相识并多次交往。我向他谈了当年农工党史资料的情况，他对周恩来与第三党（农工党前身）在重庆交往的资料极为重视，他说这是周恩来研究的一个空白，他鼓励我深入地做这个专题资料的收集研究工作。那时我刚调入农工党重庆市委机关不久，接手农工党史工作，着手进行一些研究，与原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有过信函来往；在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原中央党史办主任肖翰香等老前辈来渝期间，曾详细地就有关问题向他们请教；我曾陪同肖翰香参观大足石刻，他给我谈了许多农工党史方面的情况；我有幸结识了农工党重庆市委的一批资深老前辈，如刘宗宽、李正清、彭伯通、周竞波等，我对他们作过多次深入的访谈，收集了他们掌握的书面材料；我还系统地查阅了农工党中央刊物《前进》和中共西南局党史书刊，对当时收集的所有档案资料进行检阅。在此基础上，我进行了分类整理研究，撰写了《争取中间势力——记抗战时期周恩来与第三党的交往》这篇专稿。1989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创办了月刊《红岩春秋》，全国政协前主席邓颖超为创刊号题写刊名。当时胡康民担任《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在他的安排下，这篇文章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在《前进论坛》《周恩来与四川》《重庆文史资料》《重庆政协报》等10多种中央或地方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转载。这些成为我从事农工党史和政协文史研究的起点，是我的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间势力的问题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早在1930年，邓演达从苏联回国建党的时候，曾派人找共产党谈判，但未被接受。当时中共的“左”倾领导人拒绝与中间党派合作，“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因而对第三党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致使两党之间形成了严重的隔阂，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最典型的莫过于1933年，在酝酿建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时，第三党作为主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之一，首先提出“联共”的主张，并派人跟中共领导人联系，要求采取联合行动。但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拒绝与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合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其结果是蒋介石集团在击败这个孤立无援的革命政权后，又回过头来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周恩来牢记这一沉痛教训，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了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的合作。
自1937年底开始，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进行频繁谈判的同时，也与各中间党派初步建立了联系。在武汉，第三党的章伯钧、彭泽湘与中共的王明、周恩来代表两党举行会议，双方回顾了过去两党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应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就为发展两党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但在武汉时期，由于王明的影响，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事实上还停留在国共两党的范围，而忽视、冷落了中间党派，这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利的。
1938年9月，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和一批干部先后到达重庆，中央机关也由武汉迁来重庆，在重庆半山新村3号（今渝中区李子坝盘山公路旁）设立中央机关联络点。
1939年初，中国的政治中心由武汉转移到重庆之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逐渐开创了与中间党派合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当时很注重同第三党、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党派团体建立联系，经常与中间党派领导人交往。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所代表的组织有各自的政治倾向，但周恩来总是平等相待，不断就国内外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以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逐渐消除隔阂，进而使中间党派和中共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协调行动，互相呼应。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加强了团结中间势力的工作，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坚决与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由主张抗日的各党派提出了七个有关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共同发出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正义呼声。在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推动下，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宪政运动的高潮。这次会议后，由章伯钧、丘哲会同一部分国民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社会活动家，酝酿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南方局成立后，对中间党派加强统战工作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共领导人与中间党派人士经常聚会，了解时局变化情况，研究国内团结问题。12月25日，周恩来、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在章伯钧家会商时局及解决危机的办法。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的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分裂政策十分失望，深感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之必要，认识到原统一建国同志会那一类松散组织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唯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第三者政治集团，才能有力地调停国共矛盾，坚持团结抗日。因此，章伯钧、丘哲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同周恩来等“聚谈”或“正式谈判”，表达他们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及同中共合作的诚意。
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第三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正式会谈，再一次向中共表示合作诚意，要求中共对第三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给予切实的援助。中共代表表示完全赞同，答应给予种种支援。从此，第三党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启迪，认定“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
1月25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汇报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态：“皖南惨案发生后，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由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的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提出联苏、联共，主张与我党更亲密合作，还派出章伯钧、丘哲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
在时局逆转之时，周恩来竭力扶持中间党派进一步组织起来，促进其发展壮大。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于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第三党作为发起者之一，在建立这个组织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第三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对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的政治情报中指出：“救国会及第三党，是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刚刚建立，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矛盾非常激烈。青年党是同盟内的右翼，蒋介石企图通过青年党钳制、利用民主政团同盟。青年党则仗着党员多、力量强，由左舜生以同盟秘书长的身份把持中央盟务。这个新的政治联合团体面临破裂的危险。章伯钧在这段时间，天天与左舜生谈判，回来又向周恩来谈当天的情况。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章伯钧每天两头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吃了一顿饭，不久，就得了痢疾，大便出现脓血，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生命很危险，要用盘尼西林（青霉素）抢救。那时，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及时赶到医院看望章伯钧，并说：“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的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在打了几针之后，章伯钧终于得救。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章伯钧病愈后，继续为维护民盟的团结而奔波。虽然青年党、国社党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后来还是相继从民盟分化出去，但是，对他们的争取，在当时是必需的，起到了稳定局势的积极作用。而第三党、救国会等进步党派，则始终坚持民盟宗旨，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
民盟与共产党领导人在重庆经常就抗日、民主、团结等问题进行密切协商，加强协调行动。例如，民盟和共产党密切配合，开展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龙云等人的工作。他们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通过民盟的联系，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1942年2月，周恩来、章伯钧、罗隆基与刘文辉在机房街吴晋航宅进行秘密会商，讨论团结西南实力派联合抗日的问题。5月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曾通过杨杰和章伯钧的介绍，与左舜生、罗隆基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潘文华面谈两次。1943年9月17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提议通过章伯钧联络龙云，在龙云的行营中建立电台。1944年5月23日，民盟左舜生、章伯钧、张君劢、沈钧儒在章伯钧家宴请中共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及翦伯赞，就当时战局及国共两党谈判等问题进行交谈。
1941年10月29日晚，在第三党创始人邓演达逝世10周年之际，章伯钧委托方荣欣在重庆朝天门味渝饭店举行纪念活动，由章伯钧宴请中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王明、徐特立、徐冰，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民主党派沈钧儒、曾琦、左舜生、梁漱溟、余心清等。周恩来即席发言说：“邓演达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很有才干，但是过于自信。他做过黄埔军校教育长，有许多学生做官带兵，比如陈诚等，于是他就认为他出面一说，这些人就可追随他革命。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正是这一点，导致他放松了警惕，被杀害了。”各党派人士畅所欲言，纪念活动气氛热烈。
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欣欣向荣，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更多地了解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周恩来的联系下，1942年5月，第三党中执委张云川代表民主政团同盟和第三党由重庆前往苏北解放区考察访问，历时1年多。张云川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和第2师、第4师所在地，受到陈毅、罗炳辉、谭震林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多次交谈。张云川离开新四军军部后，代理军长陈毅给他写了亲笔信表示感谢。张云川还深入地方政府、连队、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7月中旬，周恩来向章伯钧表示，欢迎民主党派人士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政权，并探讨了合作形式。
1943年6月，张云川返回重庆，向董必武叙谈解放区之行的情况。为了使大后方人民及国际舆论界了解解放区的真实情况，经陈家康、王炳南的介绍，张云川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同时以“刚文”的笔名，在新华社的《群众》双周刊上发表《苏北见闻》。后又赴昆明、桂林向当地知识界广为宣传。
周恩来在重庆还多次与第三党领导人单独会谈。1943年6月某日晚9时，第三党在半山新村3号该党中央机关联络点约请周恩来会谈。半山新村为战时新建的小楼，马路通至山腰还要爬几十个石阶，再穿小径才能到达。为求地方僻静，选定了这个地点。会晤前，由第三党成员杨逸棠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迎接，周恩来乘坐他常用的汽车到达半山新村。会谈地点在2号楼，参加会谈的有章伯钧、丘哲、张云川、王一帆、庄明远、杨逸棠等。
在会谈中，周恩来指出：“目前在中国的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仍处在从属地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是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的。坚持抗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任务，为着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有广泛的团结，对国内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哪一阶级都要采取联合和协商教育的方针，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内顽固派进行反共，甚至制造皖南事变。我们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击退了狂妄的反共高潮，并由此暴露出国民党真实面目，降低了他们的政治影响。相反，共产党为民族生存，团结抗战，影响深入人心。目前危机仍然潜伏，日本准备对华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共仍未休止。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当前主要工作，要从各方面广泛地争取大量人民参加，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宪政，说明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政权是维持不了当前危局的。民主政团同盟在当前可起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在全国展开，在各省区组织起来，这样做不单是当前抗战的需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也可起醒觉和变革作用。民主运动当然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要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团结抗战。在民族危险关头，非抗战不能保民族生存，非团结不能抗战，非民主不能团结，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大家的共同事业。”
听了周恩来的精辟见解，在座诸君无不兴奋。当时张云川刚从华北、苏北回来，对于所见所闻，也简要地作了介绍，中间提到在苏北新四军和当地豪绅地主有矛盾，一些豪绅地主与新四军对立，暗地里与伪军勾结。据闻苏北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有偏差。他在苏北时已将情形面告陈毅军长，陈军长表示有偏差必纠正，一切待遇皆有政策可据，对于豪绅地主，中共的政策以不做汉奸、安分守己则一视同仁，尽量使他们站过来。周恩来听说后指出：“我们党对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对于豪绅、地主和一般的开明绅士、地主也是有区别的。为了进行抗战，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团结比较可靠。这里有条界线，死心塌地的汉奸，制造摩擦、反共的专家、顽固派，绝不是团结的对象，而对中间派还是争取的对象。”会谈结束时，章伯钧代表第三党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并说道：“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难免会有错误、缺点，希望今后能随时得到贵党的提醒和帮助。当前民族危机日深，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团结抗战。”周恩来的指示是对第三党在政治方向上的启示，使第三党“从崎岖小路走上康庄大道”，更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第三党决定增派成员到广东、江西、香港等地工作，扩大抗日民主运动。7月，第三党中执委李伯球应邀到重庆时，周恩来、叶剑英面示李伯球返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
周恩来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友好相处，以坦荡无私的胸怀和亲切、诚挚、谦虚的态度，教育和感动了许多中间党派人士，留下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往事。1945年1月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宴请第三党的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刘宗宽等人。在宴会中，周恩来分析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要求大家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他非常坦率地检讨了中共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党中央，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错误地认为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第三党比国民党还要坏，采取了关门主义，拒绝与之合作。这样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在福建事变时，如果我们当时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和发展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可迫使蒋介石首尾不能相顾，趁此机会就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可是由于‘左’倾主义者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竟然错失良机，使敌人从容调兵东下，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从容掉转头来，全力重新对我中央苏区大举‘围剿’，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又表示，抗战已7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前要加强团结，积极开展抗日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配合同盟国，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接着，周恩来十分亲切地说：“邓择生（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周恩来诚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出席宴会的第三党人士，至此，进一步消除了历史隔阂，增强了真诚的友谊，两党成为相互可以更加信赖的友党。（作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参政议政处处长、宣传处处长，现任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本文成文于1989年）我记忆中的半山新村◎章诒和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李子坝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1号住的是庄明远，2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3号住的是我们全家，4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的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半山新村旧址旁边的老屋
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伯（即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当时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到达。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憷，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谁住在那里？”“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案。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得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伯赞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和。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个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在重庆只待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份刊物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朝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专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实与知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文》，夏康农的《正视弥天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中上层人士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中华论坛》封面
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20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在重庆李子坝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有近代的装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9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成员。在22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作者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已退休。此文摘自章诒和撰写的《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章立凡主编《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回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周竞波青年工作委员会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中央在重庆时，我记得负宣传和组织责任的是严信民、郭则沉。1944年下半年，王深林来半山新村后，严、郭负责宣传，王负责组织。1945年4月，罗任一离开北碚皮革厂，协助中央搞一些工作。我回城后，除继续干《中华论坛》发行工作外，他和我常去枇杷山刘某家，参加海员工会小组活动和联系工作。郭则沉任纺织机器厂厂长后，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就完全由则沉负责。我参加《中华论坛》和纺织机器厂工作，都是他根据组织决定派我去的。
1946年3月，郭则沉将工厂移交工作办完后，回到中央。一天，我到半山新村与他会见时，他谈了工厂移交情况后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斗争很艰巨，我们要加强发展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要团结青年参加组织，才能增强组织活力。因此，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他要我写《青年工作委员会章程》，宗旨是联系青年，促进团结，互学互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1946年5月，在半山新村3号举行了一次青年工作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我、郭仲衡、吴春选、章培毅、张明远等。会议由则沉主持，他谈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宗旨和意义后，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联系团结和发展青年，增强组织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还请庄明远一起聚餐。在大革命时，庄明远、罗任一、唐午园担任邓演达秘书。同志们请庄明元谈邓先生的革命事迹。他说：“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只有叶希夷（叶挺）和邓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认为邓先生才华出众，文武兼备，坚持革命斗争，无私无畏，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我们听了这些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成立四川省党部
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政治中心随之转移，各民主党派亦先后离渝东下，在离渝之前，相继成立地方组织。
罗任一、黄朋豪与通惠公司负责人有关系（黄与邹昌麟是亲戚，罗与刘佛航认识），为了找一商业作基地，筹集组织经费，便由罗、黄介绍通惠公司负责人黄守谦（总经理）、刘佛航（副总经理）、邹昌麟（业务经理）、周海寰（财务经理）、李慧根参加了解放行动委员会。黄朋豪还担任该公司董事。记得王永久（开封银行经理）、周则恂（一煤炭公司经理）、侯立观（一玻璃厂经理）都先后进入通惠公司。
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6年5月初（章伯钧8日离重庆前几天）在白象街通惠公司举行四川省党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章伯钧、严信民、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黄朋豪、李如苍，还有我、章培毅、唐万延、张明泛、彭伯通、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杨子朴、戴天民、王永久、刘子驿、何芝、侯立观等共40余人。当时黄守谦在上海未参加大会。大会由章伯钧主持，他谈了当时的形势和成立省党部的意义后，便宣布由我、黄朋豪、李如苍、彭伯通、黄守谦、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王永久等9人组成四川省党部。他说中央离开重庆后，四川组织工作就由省党部负责了，并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加强组织力量，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聚了餐，共五席，大家相互交谈，气氛活跃。这是在重庆的一次空前盛会。1939年，庄明远（右一）、王深林（右四）等在半山新村接待来访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六）
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在通惠轮船公司召开了四川省党部第一次会议，黄朋豪主持，主要讨论分工问题，推选黄朋豪为主任委员，邹昌麟为组织委员，周海寰为宣传委员，我为秘书，并讨论发展组织问题。此后召开了两三次委员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组织和筹集经费问题。
章伯钧离渝前夕，召集罗任一、黄朋豪和我谈话后，王永久也来了，他是来送伯钧去沪的经费的。罗任一引他去见章伯钧，王出来后，对我们说，现在银根很紧，筹集得不多。
四川省党部成立后，以通惠轮船公司为据点，常与郭则沉、罗任一联系，研究问题，开展工作。不久罗任一去南京任民盟中央总务工作。在发展组织方面，由刘佛航、黄守谦先后介绍了李慧根、汤玉池、钱德新、刘映湘、曾介立、李维馨、杨坤义、吕一苇、周癯仙、田东波参加农工党。
黄守谦曾告诉我，他与杨烈宇在上海时，曾几次与章伯钧会面，并委他们两人为农工党中央财务委员。黄朋豪参加通惠轮船公司工作，因生意折本，也没有为组织筹得经费。我听黄朋豪说，郭则沉在1947年上半年离重庆前，要他筹集旅费也没有办到，过后，还是由庄明远设法筹办的。（作者周竞波，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顾问。本文成文于1990年）李正清同志二三事◎刘重来
李正清先生是我的良师，是我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我们是一个系的同事，还是茶友。他生平的一大嗜好是坐茶馆，这也许是他解放前做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养成的一个习惯。在品茗中，他常常向我讲起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使我对他更加敬重。追求进步 奔赴延安
1917年6月，李正清出生于四川忠县。他先后毕业于忠县明新小学、忠县县立初中、万县师范、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侵略面前一败涂地，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李正清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又改编为八路军，正在沦陷区和日寇进行浴血战斗，并取得了节节胜利，还发表了《八一宣言》。他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个人也才有前途。当时，到延安去、到革命的圣地去接受教育和锻炼，成了有志青年最向往的道路。于是，李正清和爱人陶顺文商量，准备一起去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正在此时，李正清的青年朋友肖道履也来约他一道去延安。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他们要上路时，李正清突然胃大出血，住进了成都肖氏兄弟医院。肖道履见他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只好一个人先走了。李正清心里更着急了，还未等病完全好，就急着要出院去延安。他找到同乡秦德君，由他转托郭春涛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信给周恩来，一封信给林伯渠。林伯渠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凡是要到延安的人，必须经西安办事处办手续。
约10月底，李正清和陶顺文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俩无钱坐汽车，全凭两条腿，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但他们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延安。难忘的“抗大”生活
延安高昂的抗战精神，团结民主的气氛，使李正清耳目一新，这里的一切像磁石般地把他深深吸引住了。经过口试、笔试，李正清被录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了第三期学员，陶顺文被录取进了陕北公学，两校相距不远。从此，他们开始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
当时抗大学员编为三个大队，一个是军事大队，一个是政治大队，一个是女生队。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队，政治大队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形势教育、民众运动等；军事课程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军队政治工作等。教员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李正清那一期是毛主席讲政治形势，艾思奇讲哲学，任白戈讲政治经济学，滕代远讲战略学，罗瑞卿讲军队政治工作。上课都是在露天，有时站着听，有时席地而坐，用膝盖当课桌记笔记。虽然已是天寒地冻，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给他们作形势报告。毛主席穿着朴素，修长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睿智的大眼，吸引着全场的几百名学员。他对抗战形势精辟的分析，生动的比喻，加上有力的手势，震动着大家的心，学员们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全场鸦雀无声，讲到精彩处，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整个操场都沸腾了。一次，毛主席正给大家上大课，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气温骤降。毛主席停下来，环视了一下操场上的学员，大声说：“同志们，怕不怕冷呀？”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冷！”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不怕就好，我们前面的路，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我们不怕，下决心去克服，那么，出现一个困难，我们就克服一个，出现多少，我们就克服多少，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除了上课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自学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收获就更大了。
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小米饭、熬白菜汤，是抗大天天、顿顿的伙食。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就蹲在露天地里吃饭。开始大家吃不惯小米，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晚上睡觉，几个、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土坑上，有时连翻个身都感到困难。而每月领到的1元津贴费，只够理发、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生活十分愉快和丰富。过去在国统区那种苦闷抑郁、前途无望的情绪一扫而光。当时抗大的歌咏活动十分闻名，操场上、课堂里，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学员唱歌。特别是在集会或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烈。大家经常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歌》《抗大校歌》等等。几十年过去了，李正清还记得那首雄壮、充满激情的校歌。
为了做好上前线和打游击战的准备，抗大还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拉练，他们常以小队为单位，举行爬延安宝塔山活动，并开展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进行了军事训练。
每天，李正清都是和学员们在紧张、欢快的气氛中生活学习，在延安街头，他们经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抗大的学员，常常把毛主席围着，和他随便聊天。毛主席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地和大家交谈。珍贵的题词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38年夏天，这一期学员该毕业了。记得毛主席对第三期学员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就是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锻炼。同学们都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投入抗日的战火中去。但非常不巧的是，李正清此时胃病再次发作，吐血不止，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到前线去。此事被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就找他谈话，当罗瑞卿询问了他的病情后，就亲切耐心地劝导他说：“目前延安医疗条件太差，你的病这样重，补血的针药在前线都很缺少，这里就更没法找到。你还是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当地组织联系，做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是干革命嘛。”李正清只好答应了。罗瑞卿亲笔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重庆去找吴玉章。
临行前，李正清多想毛主席给他题词留念啊。可巧就在毕业的前一天，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抗大给学员作报告，当报告结束时，李正清和其他几个学员不约而同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纪念册、笔记本掏出来，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挥笔一一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团结干部，连系民众，是一刻也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基础。”抗大的校长林彪和抗大的老师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徐以新等也都在李正清笔记本上题词赠言。毛主席题词苦读马列著作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吴玉章热情接待了他，对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十分虚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再就是趁此机会多读点马列著作，以便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进步青年要想读马列的书，谈何容易。不但难以寻觅到，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哪里去读马列的书呢？他想到了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
邹韬奋，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进步的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出版和销售马列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而闻名全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那黑暗的年代，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堡垒，在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李正清心想，何不到那里去读马列的书呢！
生活书店坐落在重庆武库街（后改名民生路），店面并不大，但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每天清晨，当书店门一开，李正清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了书店。那时候，生活书店趁国共合作的机会，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进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特别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摆上了书架。看到这么多好书，李正清非常兴奋。但当时他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常常是身无分文。吃饭尚且成问题，更何况买书了。他只能天天来书店站着看书。有时站得两腿发麻，还舍不得放下书。时间长了，他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