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显赫：中国最后一个皇族名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辉诚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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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者显赫：中国最后一个皇族名儒试读：

爱新觉罗·毓鋆老师辞世时，我正在医院，无法到灵前祭拜，在病床上有朋友读相关讯息给我听，有几篇是辉诚先生写的纪念文字。

我见到毓鋆老师是在文化学院，一九六五年前后，我正升大二吧。

当时张其昀先生从“教育部长”位置退下来，在阳明山华岗创立学院，用接近民初北大的精神办学，不在意学历资格，邀集了不少非体制的，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者任教。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威权政治下少有的一个相对开放而有自由学风的校园环境。

我当时读史学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的赵铁寒老师论述三十年代顾颉刚“古史辨”的争议，以现代科学实证精神“疑古”，带给学生许多观点上的撞击。教“目录学”的杨家骆老师像一尊佛，他一进课堂，端坐椅上，手上没有书，没有讲义，微闭着眼睛，开始经、史、子、集一部一部讲述每一本书的目录提纲。学生都伸伸舌头，觉得老师头脑中好像装了一部《四库全书》，如此熟悉。后来闲谈，老师笑着说：从小帮家人晒书晒出来的，晒书一页一页翻，也就顺便看书，一部《四库全书》晒完，又要重新开始晒，“晒久了，就都记住了”。

这些老师温和谦逊，也从不把自己的治学说得多么伟大。

傅乐成老师教“秦汉史”“隋唐史”，跟学生很亲，阳明山竹子湖飘雪他就停课，邀学生一路走上山去，在薄薄的覆雪的山上看学生玩雪，他也只是站在一旁若有所思。

二十岁的学生，在战后台湾长大，其实是不会懂流亡到南方岛屿的傅老师的心境吧。

傅老师一直住在温州街老旧的台大单身宿舍，木板床，几只碗，一张书桌，两把椅子，有一次去了三个学生，傅老师就跟我坐在床沿。

黎东方老师的“西洋史”教得活泼，很法国风的教法，机智幽默。教“宋史”的宋晞老师则相对特别严肃，他开的“史学方法”也逼着学生不断跑图书馆，为论文写作准备卡片。

我当时私下爱文学，高中受陈映真老师影响，亲近了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当时引介存在主义到台湾的年轻学者陈鼓应等人也被学院网罗，在哲学系任教，我因此有大部分时间都旁听了哲学系的课，如陈鼓应的“庄子”，印顺法师的“佛学”。刚从香港新亚到台湾的钱穆先生，也在史学系哲学系合开了“朱子学”。

就在那一年哲学系聘请了毓鋆老师，他穿着旗装长袍，手腕上戴着古玉镯，大拇指上套着玉扳指，仪容非凡，一时轰动了整个学院，课堂里挤得满满的。

年轻学生好奇，来上课，未必都是为了学问，课堂上有学生就问起清宫里学武术剑法的事，毓老师哈哈大笑。

我最爱听老师大笑，声音洪亮如钟，没有琐碎杂音，干净浑厚，使我想到魏晋人在山里的“啸”，或许比魏晋人的“啸”更没有委屈，朗朗乾坤，这样正色之音，仿佛可以使一座山都为他让路。

其实毓老师的初衷或许不只是关心治学，在清帝退位之后，他作为前朝遗臣，心里不会没有亡国之痛，也不会没有“复国”的抱负与大愿吧。

在台湾体制的教育里，史观是受钳制的，我们或许没有太多机会思考朝代政权的“兴”与“亡”吧。

学生中有人开始耳语老师与“伪满”的关系，在当时“伪满”也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我相信学生也没有恶意，但“伪满”“汉奸”这样的声音在老师听来是特别刺耳的。

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大声骂起来了—“伪满”，什么“伪满”，我们本来是“满洲人”，家在“满洲”，不是“侵略”了中华吗？退回老家满洲，怎的又“伪”了？“汉奸”？……

学生都不说话，我想学生其实不容易听懂老师的逻辑，我当时也不十分懂，但是在威权单一的正统史观教育里没有任何思考可能的头脑却真是被撞了一下。

读书治学，没有这样的撞击其实是没有思考的可能的。中世纪欧洲不断审判“异端”、处死“异类”，因此成为文化上最大的“黑暗时代”。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台湾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老师的三言两语是可以使闭塞的头顶响起一声霹雳的。

我母亲的先祖是满洲正白旗，母亲在辛亥以后出生，但是家族的故事可能在她童年还印象深刻。母亲常跟我说辛亥前后西安杀满人的事，在城门口拿馒头询问，口音一错就砍掉脑袋，母亲说完就即刻叮嘱我不可以在外面说母亲是满人。

在战后台湾长大，我们的政治意识其实没有那么敏感，我也无法了解母亲的紧张。

在毓老师骂人之后，有一天我忽然跟他说：“母亲是满人，正白旗。”老师很高兴，开心地说：“那正是我的旗。”

好像因此我跟老师有一点亲，不多久，他在家里开课讲《论语》，就辗转带话要我去上课。

老师家当时在成功新村，一间有院子的黑瓦平房。屋里陈设素雅，墙上悬挂康有为书写的“咏豳轩”三字，墨迹乾笔苍劲虬结，我忽然想到《诗经》里的句子：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客厅正中央一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画像，画像侧边是一张泛黄的光绪帝的照片。

房间里一张大桌案，前面十几把椅子。学生陆续来了，我多不认识，后来知道多是当时台大博士班的文史学生，总共十四人，我大概年龄最小，选了后排最靠边的位子。

我当时偏爱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童年时家里逼着念诵的四书、唐诗、《古文观止》，在中学以后其实心里都有点反叛，也害怕一般学者照本宣科迂腐的“解经”方式。

毓老师讲《论语》，间杂着生活里的俗事，其实不像一般学者的讲法，常举现实的例子，也常有自己的独特意见，并不拘泥古书。

过年的时候，学生给老师拜年，一位师兄穿了长袍来，被老师当面说了一顿：“年纪轻轻，穿什么长袍，学我啊，我是在给祖宗守制。”

老师语言很直接，也与当时我接触的一般学者的温文儒雅不同，他好像在对自己事功殷切的盼望里，刻意排斥一味追求“内圣”的虚伪修为。有时会嘲讽地说：“要做‘圣人’啊！都‘剩’下了吧。”

或许当时我们如此年轻，未经世事，还是很难懂得老师从政治失败下来在一个小岛上重新看待古人经典的心事吧。

他常说的话是：“煤球都不会买，做什么圣贤。”

对于当时陶醉在文学哲学幻想里的我应该是一警醒吧，我却冥顽不能领悟。《论语》上完，老师特别讲了一次《礼记》的《儒行》篇。

鲁哀公问孔子有关“儒服”，孔子没有坚持什么样的服装。问到“儒行”，孔子一一做了回答。—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老师当时对知识青年讲学是在强调儒者“力行”的核心价值吧，我却一一错失了理解的机会。《儒行》篇讲完，我很意外老师选了《管子》，《管子》讲完，又选了《商君书》，讲商鞅变法，讲知识者在治国改革变法上的积极投入。

我当时有自己解不开的颓废散漫心事，不能完全跟从老师越来越偏向法家政治的教学。

两年受教，我知道老师疼爱，也有期许，一直希望我走政治一途，但我仍然选择了艺术研究所。考取那天，向老师报告，老师板着脸，说了四个字：“玩物丧志！”

我在老师家是最年幼的学生，也最放肆顽皮，不太像学长师兄那么敬怕老师，也常没有分寸跟老师说玩笑事，老师并不在意，反而开怀大笑，然而那一天老师沉默异常，我正襟危坐，好像一下子懂了老师失望的心境，也沉重了起来。

艺术研究所在台北故宫上了两年课，课程结束，我就去了巴黎，此后很少与老师见面。知道老师身体健康，教学不断，学生越来越多，很为老师庆幸，或许一定有更出类拔萃的优秀者让老师晚年有所欣慰寄托吧。

我对老师未跟随到最终，只能记述受教于老师的那两年多。

与老师相处，他多不谈自己身世生平细节，因此反而是在他辞世后陆续在辉诚先生撰写的文字中读到。大病初愈后，与辉诚先生见过一面，也得到更多关于老师的讯息。

老师或许没有想到他跟一个小小岛屿的缘分如此深重，在这岛屿上将有如辉诚先生一样，继续有后来者撰述、整理、纪念他数十年岁月留下的治学与做人的风范吧。

我因此特别感念辉诚先生这本书的撰写出版，应该是老师在天之灵最好的安慰了。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于淡水八里米仓村 时近芒种序二君子印记—毓门求学感怀简媜

应该是个微寒天气，犹记得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样子—绑两条辫子，穿长袖绿格子上衣，黑长裤，球鞋。跟随一位温文儒雅的学长，弯入温州街的巷弄。这是雌雄未辨我的大一模样。巷弄里，据说住着一位很特别的老师，我不知道他是谁。

大一，我念哲学系，其实醉心的是中文系。甫从一切以联考为学习目的的高中刻板教学挣脱出来，贪婪地游走于文学院各系听课，也饥饿地参加几个文学性社团，其中之一是国学社。有位理学院学长提到天德黉舍及毓老师，说他讲“四书”非常精彩，建议我们一定要去上课。但必须先拜见老师，看他收不收。

我听都没听过这回事，颇感不解。坊间开班授徒者，无不要求学生广为宣传，拉同学邀朋友，打折优惠，以求爆满，岂有挑学生的？三十多年前的社会虽然还算纯朴，但功利的风一向吹拂每个时代，怎有这么不功利的地方？我好奇。学长如何描述这位很特别的老师，我已忘记，但他言谈间所流露之恭敬景仰，令我印象深刻。我想，就去拜见拜见吧，先上看看，要是不喜欢再翘课。大一没别的本事，最会翘课。

我们在客厅等着，不寻常的安静，严肃。忽然，清喉咙的声音从后边儿传来，一转头，好大的身影逼近眼前，一身象牙白中式衣着，长胡须，戴黑框眼镜。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古人！”顿时，心生时空错置之感，不知身在何代。

学长恭恭敬敬地介绍我们，提到我，说：“她念哲学系，喜欢写作。”还说些什么，不记得了，我一心一意在偷偷打量老师，觉得除了摄人的第一印象之外，在他身上还有一股什么……那日，老师的谈兴似乎不错，没让我觉得他嫌我们只不过是几个啥都不懂的小毛头，敷衍几句就该进行到起立、敬礼、老师再见。他没问我们问题，纯聊天。七十多岁的他忽然有一瞬间像个爷爷，温且厚、沉而宽的声音，说着儒家文化与宫中旧事，又提到师承。有几个名字我在课本上读过，遂非常唐突地插了话，问：“某某某的年纪比您小，怎会是您的老师？”只见他哈哈大笑一声，说：“傻丫头，年纪小就不能当老师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也对，韩愈《师说》就是这么讲的。

辞别而出，往学校走的路上，学长说，没见过老师笑得这么开心。我没搭腔，心想，今天真是傻够了，恐怕老师不会收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毓老师聊天。此后相见，皆在课堂上，人群中。

课室在地下室，空间不算大，一百多个学生（或许更多）挤在一起。没有桌子，只有最简陋的圆凳子，整齐地排列着。这种配备，适合户外看野台戏或听民歌演唱，顺便打香肠烤鱿鱼逛夜市，用来上“论孟”，极其艰辛。别的不说，连打瞌睡都不可能—要不是跌倒在地，就是趴上前面同学的背，再凶猛的瞌睡虫都不可能在这种环境存活的。

入夏之后的晚上，空气不流通的课室更是闷热难当。只有几台电风扇吹着热风，不多时即汗流浃背，写笔记时，手腕黏着纸，前后左右同学的汗味和着自己的，形成一阵阵“馊浪”，刺激鼻腔，几度欲昏厥而倒下。总希望有人受不了这种酷刑而翘课，好让我宽坐些多吸一点空气，没想到人还是一样多，貌似打死不退；本想，你们不翘我翘好了，但转念又想，既然你们打死不退，我为什么要没志气地死在你们前面。 孔子五十五岁还要周游列国看人家脸色，我中暑算什么，不退，撑着。

于今回想，简陋的物质条件更能激励求学之心，且足以锻造意志。当然，不是凳子本身的材质所致，是毓老师，他具有神奇的力量，镇住满室年轻且毛躁的心，让圆凳变成铸剑之炉，火势熊熊，叫我们锻造自己。

老师讲课，既无幻灯投影也无图片、录音机、道具之助，端坐椅上，全凭口说。他声如洪钟，抑扬顿挫之间唤出一个文明古国，朝代更迭，兴亡一瞬，尽在那时而高亢时而低回的声音里。老师学问渊博，经史子集尽藏胸臆，信手拈来，皆有典故和出处。是以，一部《论语》，经他诠释、延伸、验证，宛如中国读书人的圣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被老师言谈间的期许给打动了，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我们如此年轻，回顾学校课堂的教学无不以考试为目的，钻研词义、肢解章句，鲜有余暇让老师于“子曰”之中，唤出谦谦君子的理想形象。“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正因为年轻，渴望寻找典范以有所景仰，有所追随，在踏入社会前，能继承一份精神上的祖产。“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静肃而又认真地坐在圆凳上听老师授课，非炫惑于其帝国身世，非为了求取功名利禄，是为了铸造自己理想中的人格，一生实践。

这是毓老师烙给我们的君子印记。这烙铁，也烙在他身上，一生为学生做出庄严的示范，什么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回想三十多年前这一段课缘，深感庆幸，却也因半生庸庸碌碌已过，一事无成，辜负当年课室中之自我期许而有愧，更因未曾有机会向老师致谢而抱憾。辉诚以一年多时间撰写老师传记，情深力专，庶几乎以字报恩。再三捧读，仿佛重返课室，满座肃静，等着木门被推开—

毓老师，重现眼前。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序三毓老典型龚鹏程

这本书，谈的是一位奇人—毓鋆。他的年辈与德望甚高，故在台湾，一般皆尊称他为毓老。

毓老从不上媒体，也不出书，不做公开演讲。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只是个隐士，绝对没有声音。但他渊默而雷声，大名震漾于几代学人之间。大家都知道这是位真正的大儒，乱世之豪杰，浊世之奇人；可是对他的身世与学问，又模模糊糊，搞不甚清楚，传说出奇得多。

张辉诚曾受教于毓老。虽时日较短，入门亦属后进，心灵却深受震荡。故于毓老过世后即遍访周咨，爬梳文献，整理了他的身世大样，勾勒轮廓。把毓老不为人所深知的部分，清晰道出，可谓贡献良多。尤其是溯考其家世其经历，普查毓老的外籍学生名单，具见劳绩。令人对毓老生平行履有“终于可以掌握了”之感，不致如神龙般见首不见尾。

但身世履历等，其实都只是“迹”，而非“所以迹”，非其真精神。毓老精神气力所萃，端在讲学！

近代儒者，其实都有个办书院讲学的梦。不过，书院是古代的传统，古来儒者讲学皆在书院，这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近代就难了。

为什么？废科举、立学堂以来，教育国家化，实施的，乃是一大套学自西方且经东瀛改造过的所谓现代教育体制。书院虽不以科举为事，但在这波风潮中一样遭了否弃，不再能继续承担教育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想再去办书院，实即体现了儒者反体制、反时代、反对现代教育的精神。

如此反时代、反体制，自然易贻人以保守、落伍之讥。幸而现代教育本身乃是扶不起的阿斗，弊病太多，也太过明显了，所以社会上对于想恢复书院传统的人还不敢太过非难。而现代教育既是如此之烂，真想办教育的人自然就会越想把书院办起来，实施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的教育。这也是近代儒者都有办书院之梦想，前仆后继的缘故。

可惜此事又是想着容易做来难的。近人所办，以马一浮先生复性书院为最著。但若细看，便知复性书院维持的时间极短，讲了几期就仅能去刻书了。后来竟连刻书也难以为继。其所裁成之人才也甚少，仅存一册《讲录》以令人缅怀之而已。

马先生之失败，或许与他坚持不进入国家体制有关，熊十力先生当年即曾为此与相争论，甚至分道扬镳。至今两贤在办学上孰是孰非，也依然是桩公案，难有定论。我自己办佛光和南华两所大学，试图在现代大学体制中恢复书院传统，一样以失败告终。故于二贤之争，益发不敢轻议。因为我深知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想在现代社会中恢复书院教育，都是太难太难的事。

唯一令人对此仍存希望，仍相信儒者事业毕竟可为，仍觉书院终究在现代证明了它可胜于现代教育的，乃是毓老所开创的典型。

毓老乃逊清贵胄，据说幼时曾受教于康有为、王国维，已而随溥仪在伪满，后又来台，任教上庠。这些早年经历，大有传奇色彩。人们津津乐道，先生则讲得半云半雾；后学者传述，遂亦迷迷离离。

故这一部分，虽不无可供谈助之处，也增益了先生吸引人的魅力，但我以为未必足以深考或深信。依我浅妄之见，甚至有时会怀疑这些不过都仅是先生用世之术，有故弄狡狯之嫌。纵或确然曾经受教于康南海王观堂，又曾任情报工作，而为蒋中正先生羁縻来台，先生之可贵可重处，亦不在此。

那么先生之可贵重处安在？如前所述，不在其前半生的出身与传奇，而在他后半生所开展的讲学事业上。

讲学，与一般所谓的教书不同。用韦伯的话来说，教书只是种职业，讲学却是志业。要讲自己所信服的道理，去影响受教者的人生态度、价值理想，以陶铸其人格。

毓老只短期在大学里执教，其后即离开现代教育体制，自办私塾。一讲就是五六十年，直到一百多岁了还在讲。论私人讲学之规模与时程，不唯近代无之，恐怕也越度古人。放在现代教育格局中看，更显得敻绝壁立，能透显出一位儒者刚毅卓越，信道传道之笃的力量。

他是满人，且属天潢贵胄，但对汉文化有如此深的信仰与感情，以发扬孔孟绝学为职志，本身就很特别。讲学，以孔孟为主，旁摄百家，也很特殊。因为近世讲说之能倾动流俗的，均是谈佛说道，侜张为幻，独先生不然。直说正理，不显神通。所讲则意在经世。而此经世之旨，乃出于隐士之口，则尤奇。与学院中仅将儒学或传统文化当做知识材料看，当然也迥乎不同。

我没见过毓老，也未曾受教听讲，他又无讲记流通，故于其所讲大意，未尽了然。但我有许多师友曾去听讲受益，我综合他们的转述，感觉毓老之学根底当在《春秋》。

春秋乃王霸经世之学，然古文家重史，欲尊王攘夷；今文家重义，以通三世存三统。毓老是近于今文家的。但其今文又非董仲舒、何休、刘逢禄、康有为之今文，我以为他真正的渊源其实是熊十力，故能汇通大《易》，讲革命讲民主，倡言“群龙无首，吉”。

此一路数，即使是熊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亦未继承，遑论其他？毓老卒，中国这路学问大概也就绝了，再也没有人能有这种气魄、愿力和学养来讲此王霸之学了。毓老讲学于此衰世，其迹颇近于文中子之讲学河汾，然文中子能开有唐一代，毓老呢？似乎恰好是总结了传统儒者的时代罢。我哀毓老，亦哀此世，遂至胡言乱语，潦草不能成章。不敢说是序，聊申慨叹而已。壬辰芒种，写于燕京小西天自序十万八千里加三千大千世界张辉诚

我一直觉得没有资格写毓老师，也没有资格写这本书，因为我入门晚，和毓老师也不亲近。

我入门晚，所以从未听过，也未目睹过毓老师早年讲课风采与授课内容，据说当年上课不但讲“四书五经”，还讲道墨杂法诸子，甚至也讲《冰鉴》《人物志》《长短经》《资治通鉴》等书。但我却连一本经书也不曾从头到尾听完过（因此不敢侧身整理笔记之列），我进书院时，毓老师已经警觉到余生有限，因此讲课专讲要点，我便只听到许多要点，无福听到丰富的经史子集；加上我和老师并不亲近，疏远的程度大约可用一句话形容，那是有回老师上课问了个问题，没人敢答，我傻人傻胆昂声回应（当时老师耳朵重，回答必得大声），老师听了，直摇头，说：“十万八千里加三千大千世界！”这句话想来也确实就是我和毓老师之间的真实距离。我无缘能像诸多学长那般幸运，可以与老师私下见面，单独聆听教诲，可以紧密跟随老师十几、二十、三十、四十几年，情谊如同父子。

但我现在却不揣固陋，又自以为责无旁贷必须排除万难写成此书，实是因为毓老师过世当天，张嫂打电话来告知我这个震惊的消息，还说老师看过我在报纸上写他老人家的文章，非但没有生气，而且还很开心，让她去影印给学生传看之事。后来张哥又转述毓老师生前的话：“以后要写文章就找张辉诚！”然后我又从颜铨颍那里得知毓老师过世前曾让他打过电话，希望叫一直想晋见的我去书院一趟。—这些通通加起来，我忽然觉得毓老师和我的距离不再是“十万八千里加三千大千世界”那样遥远了。

毓老师过世之后，曾经受教过的学生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回忆与老师过往相处的点点滴滴。这些文章非常珍贵，也非常感人。但我读这些文章时，难免感到纳闷，许多文章只提到老师人生的某些片段，老师的全部生平却难以拼全。所以我就期许自己可以写出毓老师的全部生平。不过当我试着这样做时，才发现困难重重，因为资料严重不足。所以我又退而求其次，希望可以写出大纲大要（就像毓老师晚年上课专讲要点一样），还有把自己心里的疑惑和进书院所得到的感动与震撼一并写出来。那些存在我心中的疑惑究竟是什么呢？不外就是老师上课偶尔提及的身世、师承、洋学生、书院史、修永陵与兴办学苑等事。

我的做法是，先行整理上课笔记。当初听课时，我除了抄写正课内容之外，只要毓老师岔出经文，讲起时事、掌故、人物、逸事、宫中见闻、师长，甚至生活琐事、趣事、笑话，我都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当时只觉得有趣，但没想到，现在都成了重要材料。我光是整理两本笔记，先读了两遍，再逐页编码，分门别类，就花了两个月时间。分类之后，重新抄录整理，竟然又抄出了两本新笔记。最后，便以此两本笔记，作为全书基础资料。

开始撰写毓老师身世与师承，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礼亲王资料，幸好《清史稿·代善传》记载完整。另外又阅读了我在旧书店意外找到的第九代礼亲王昭梿所写《啸亭杂录》。再大量研读溥仪、溥杰、毓嵒、毓嶦等人多本回忆录，加上郑孝胥的五巨册日记。同时又寻找“满洲国”许多史料，包括《满洲国名人录》、满洲官吏名录、满铁出版的东北统计及介绍书。然后又参考不少关于北京王府、王坟的介绍与回忆书籍。我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加上老师上课提到的内容，顺利写成这两篇文章。（但凡书中引用他人、他书之处，我都特别加以注明。）文章末了，我以自己的观点，为毓老师的所作所为做一客观而持平的考证与评价，作为结论。

至于撰写洋学生一文，主要是得到前来参加毓老师公祭的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的大力帮忙。当时，在公祭现场，我很冒昧地向两位毓老师的洋学生（另一位是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 〕教授）取得电子信箱，随后便去信向两位先生询问当初受教毓老师的缘由、情况及回忆。夏含夷先生回信时特地寄了一份毓老师所有洋学生的电子信箱，我如获至宝，立即恭敬地写了一封信，发给所有洋学生询问和毓老师学习的过程、内容，以及他们对老师的评价。洋学生回信的时间有先有后，我每收到一封信，都欣喜异常，一方面立即转寄给远在北京的颜铨颍，另一方面则赶紧请我的学生翻译成中文（献力最多的是林语彤、李芳洁两位同学）。我常和铨颍两人在信件往返中津津有味地讨论着老师当年教导洋学生的风采和神气。最后，我把洋学生寄来的信件，加上我特别跑去“国家图书馆”印来再翻译的《无隐录》资料，整理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在我看来，虽然同门师兄弟都知道老师教过不少洋学生，但实情究竟如何，终是雾里看花，模糊不清。现在，我终于把它弄清楚了，我很自豪地以为这篇文章应该是这本书最珍贵的一章了吧。

一路写到书院史、修永陵和兴办大学等事，我所知有限，所以先后访问了张景兴、颜铨颍、李济捷、陈文昌、林杰放、蔡明勋等学长，我并没有访问更多学长，主因在于我只要写出大纲大要，一旦得到的资料足够解决关键问题，我就能继续往下写了。因此，特别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他们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及他们的热情与敦厚，采访时我经常在他们身上看到毓老师教导过后的美丽痕迹。

我也试图将毓老师的书法、水墨和文章，从较为学术而客观的角度，做一番分析与评赏。至于其余文章，大多是书写我在书院上课时所受的震撼与感动，有些是老师上课时的训勉和提及的养生之道，甚至和孙子斗嘴之事，我都依照笔记的记录，以及自己的感动之处，各自撰成文章。

此书完成后，我特地请求毓老师的早期学生蒋勋和简　　作序，他们都是文坛的前辈，也是我尊敬的作家，我希望透过他们的文学之笔，为老师留下一代经学大师的形象与样貌。然后我又请求我的指导教授，北京大学龚鹏程先生撰序，期望以龚老师的学术眼光与成就，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为毓老师作一历史定位与评价。

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只是老师“十万八千里加三千大千世界”的学生，当我写完这本书，我突然好想跟老师说：“老师，我尽全力了，这是我报答您的小小的举措。虽然和您留在我心中的巨大影响相比，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但我多么想透过这本书，把我们之间的距离，从十万八千里加三千大千世界，稍稍往前拉一些，再稍稍往前拉一些。”

这一年，我的一位老师曾问过我，你的博士论文什么时候要完成呢？我跟老师说，我正在努力写另一本书。老师对我说，你怎么不先办正事呢？我说：“老师，这是我的正事啊！”我把写毕业论文的时间挪过来写了这本书—我当然知道，我没法儿用这本小书纪念老师，相反地，是老师用他的生命和精神光耀了这本书，完完全全是老师，让这本小书有了巨大的光彩。第一篇潜龙勿用： 毓老的前世今生毓老师的家世

毓老师，原名爱新觉罗·金成，宣统皇帝赐名毓鋆，光绪三十二年（1906）旧历九月十日出生，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过世。乃清朝礼烈亲王代善之裔孙（旧传闻为光绪年间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公之孙，实有误），父亲为礼惇公，母亲为钮祜禄氏（咸丰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的外甥女），妻为钮祜禄氏（咸丰皇后的内孙女，毓老师舅舅的女儿）。

毓老师源出礼亲王一脉。礼亲王代善（1583—1648），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战功彪炳，一片忠心，原有机会继承大统，却转向支持八弟皇太极即位，受封和硕礼亲王。礼亲王一脉，从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至清宣统皇帝逊位后三年（1914），共两百七十八年，历十代，传十五王，声势显赫，人才济济，宗族中绝无仅有，堪称“清代第一王”。代 善

第一代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生于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与其长兄褚英，均为努尔哈赤原配大福晋佟佳氏，即哈哈纳扎青所生，十四岁时便已经被父亲封为贝勒。

赵尔巽等编撰《清史稿》（列传三·诸王二·太祖诸子一）卷二百一十六有《代善传》。从传文看，代善有几项重要功绩，第一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大金汗朝（史称后金）；第二是拥立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第三是皇太极驾崩之后拥立其第九幼子福临（顺治皇帝）继承帝位。由此可见，代善在清初政权建立及皇位转移中的重大关键影响力。《代善传》极力刻画代善果决及勇猛的形象。如丁未年（1607）征讨乌喇，代善驰逐其主将博克多，是“自马上左手攫其冑斩之”；癸丑年（1613）伐乌喇，临阵时太祖努尔哈赤尚且迟疑，代善果决献言：“我师远伐，利速战……出而不战，将谓之何？”太祖许之，代善临阵奋击，大破之，“乌喇兵溃走，代善追殪过半”。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汗朝，建元号为天命，天命三年（1618）始用兵明朝，欲攻克抚顺城，行兵二日，遭遇大雨，太祖想要还师，代善又献言：“我师既入明境，遽引还，将复与修好乎？师既出，孰能讳之？且雨何害，适足以懈敌耳。”于是继续进兵，围攻抚顺城，最后顺利攻下。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大战役，明军出动十六万人，其中有一场尚间崖的战事，太祖命令军队下马徒步作战，全军下马尚未完毕，明朝军队突然出现，代善见状立即“跃马入阵”，领着全“师奋进，斩获过半”，终于击溃明朝大军。

其后又跟随太祖伐克沈阳，太祖驾崩之后，又跟从太宗皇太极伐蒙古、破明军、讨朝鲜；太宗驾崩之后，又跟从顺治皇帝从盛京迁都北京等。这些都巨细靡遗地显示了代善骁勇善战的形象，以及彪炳的战功。

代善对清朝最大的贡献除了攻池掠地之外，还有就是曾在两次国家情势危疑险峻的政权转移过程，做出明智的决断。他所做的决断，深刻影响了清朝日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代善成了清初国祚延续与否的重大关键者。

第一次政权转移发生在努尔哈赤崩殂之时（天命十一年，1626），当时汗位争夺相当激烈，实力较为雄厚者有代善（大贝勒）、皇太极（四贝勒）和阿济格（十二皇子）等人。至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早因有异志而被努尔哈赤幽死于禁所。代善成为努尔哈赤年纪最长的儿子，同时身为贝勒之首—大贝勒，原本最有机会继承大统，却曾因三件小事而遭受努尔哈赤严责痛斥，这三件小事分别为被人揭发与努尔哈赤大福晋乌拉那拉氏的暧昧关系、在萨尔浒修建府第时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以及虐待前妻之子。这三件事看来都不是很要紧，因为满人习俗本有“父死，子妻庶母”（儿子可以娶庶母）的旧俗。努尔哈赤也曾说过，死后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代善身为大贝勒（长子褚英已死），自然有收养之责。另外修建府第、虐待前妻之子，充其量也只能说是道德小瑕疵。不过这些现在看起来像是为了争夺汗位所发动的阴谋攻击，经过四大臣调查证实之后，着实让努尔哈赤大为恼怒，褫夺了代善一旗兵力，代善的地位也就顿时下降，难以和过去相比了。

话虽如此，代善仍是努尔哈赤原配大福晋佟佳氏之子，统兵作战，军功彪炳，位列四大贝勒之首，领有正红、镶红二旗兵力，又曾辅佐父亲努尔哈赤治国理政，竞争实力依然强大。加上代善四个儿子岳托、硕托、萨哈璘、瓦克达，皆是能征惯战、英勇善战的猛将；侄子杜度（代善长兄褚英之子）依附代善，转战四方，屡建军功，领有镶白旗。四子一侄护翼代善，人才众多，竞争实力仍最为强大，为其他贝勒所难以望其项背。

至于四贝勒皇太极，也颇具竞争实力。他文武双全，文能用权术出智谋；武能驰骋沙场斩将歼敌，领有正白旗。他竞争汗位最大的优势在于深受努尔哈赤宠爱，以及众多八旗高官将领的全力支持。

至于十二皇子阿济格，因其母亲阿巴亥王妃深受努尔哈赤宠爱，爱屋及乌，十六岁时阿济格就受封后金八大贝勒中之一（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阿济格是四小贝勒之一），不久又荣膺镶黄旗旗主。除此之外，阿济格从小便随父出征，骁勇善战，多次以寡击众，克敌制胜，战功表现优异。再加上阿济格同母弟多尔衮和幼弟多铎，兄弟三人拥有二旗，即镶黄旗和正黄旗，母亲阿巴亥又是后金国母，所以阿济格集团颇具实力争取汗位。不过这个集团的致命伤，就是三人年龄都不大，阿济格才二十一岁，多尔衮和多铎只有十来岁（代善四十三岁，皇太极三十四岁）。

其余四大贝勒，二贝勒阿敏（镶蓝旗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正蓝旗旗主）等人可能也都有问鼎汗位的意图。

最后，代善以他的年龄、辈分、威望和势力，审时度势，做出了令人讶异的决定，他并没有自立为汗，反而推举四贝勒皇太极继承汗位。此一举措，立即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形势，维持住了皇族团结，避免了一场兄争弟夺骨肉相残的灾难，让后金转危为安，巩固了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并为后来大清帝国的建立打下基础。因为这次权力转移稍有不慎，刚建立的后金国，很可能毁于一旦。

第二次政权转移发生在皇太极崩殂之后。

皇太极在位十八年，南征北讨，在位第十年（天聪十年，1636）控制漠南蒙古之后，登皇帝位，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改“大金”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年号为“崇德”，将都城“沈阳”改为“盛京”。分封兄弟子侄，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尊代善为“兄”。

崇德六年（1641），皇太极带病急援松锦之战，大败明军，生俘洪承畴。此役为后来清朝灭明，征服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于入关前夕因脑中风病逝。由于死前未明立继承人，争夺帝位的情况再度出现。

当时最有可能的继位者有三个，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个是皇太极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弟多尔衮，一个是皇太极的哥哥代善。

当时长子豪格，拥有其父皇太极的正黄、镶黄二旗，自己也南征北战二十年，军功卓著，先后膺任和硕贝勒、和硕肃亲王，并统摄六部中最重要的户部，而且豪格在八旗王公大臣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至于皇太极的弟弟，受封和硕睿亲王的多尔衮，拥有正白旗，加上弟弟多铎的镶白旗（皇太极于崇德二年命多尔衮为正白旗旗主，多铎为镶白旗旗主），人马众多，长期受到皇太极的宠爱，也得到不少老臣支持，势力相当强大。另一位还是代善，虽然年事已高（六十岁），又退居幕后多年，但他仍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统兵出征叱咤风云三十年，为大清的建立与强盛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八旗王公中，他的资历最老，地位最高，又有一批封受王公爵位的儿孙支援，势力仍旧非常强大。

议立新君的过程，两黄旗主要大臣都想拥立豪格为帝，两白旗则拥戴多尔衮，彼此争执不下，甚至陈兵示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代善再一次冷静明智地处理了此一难题，他既不参与皇位角逐，也不支持多尔衮或豪格任何一方，反而赞同多尔衮为了平息争端所提出的拥立皇太极九子福临（顺治皇帝当时六岁）继位的建议。同时为了表示忠心，还大义灭亲当众告发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准备密谋拥立多尔衮的活动，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争夺皇位的难题，再一次成功避免了两方人马大动干戈，骨肉相残的悲剧，保全了清朝皇族的团结与完整，并为八个月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可以说，代善再一次运用了他的大公无私、深谋远虑、忠心耿耿和运筹帷幄，使得清王朝趋吉避凶，立下国祚持续两百余年的大功。

值此之故，代善病卒时（顺治五年，1648），顺治皇帝特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1671），追谥为烈。乾隆十九年（1754），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配享太庙。第七子满达海袭爵，后代世袭罔替。即俗称的铁帽子王。满达海、杰书、昭、世铎

代善有八子，有爵位者七：岳托、硕托、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三子封为亲王，两子封为郡王，一子封为贝子，一子封辅国公。清朝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代善祖孙三代就占了三个，即礼亲王代善、克勤郡王岳托（代善子）、顺承郡王罗洛浑（代善孙，岳托子）。代善一族，风光显赫。

代善死后，由七子满达海继承第二代礼亲王爵位，顺治八年（1651），改封为巽亲王。

顺治九年（1652），再由满达海长子常阿岱袭封巽亲王（为第三代礼亲王）。顺治十六年（1659），常阿岱因父罪谪降贝勒（其父满达海生前亲近多尔衮，顺治皇帝于多尔衮死后秋后算账），世袭亲王爵位也被迫革夺，后代次第降袭爵位，最后又因罪连爵位都被革掉了。

常阿岱于顺治十六年被革除巽亲王爵位，由原本已经袭封父亲祜塞（代善第八子），康郡王的杰书继承之，并改封为康亲王（礼亲王第四代）。

康熙三十六年（1697），杰书第五子椿泰，袭封康亲王（礼亲王第五代）。

康熙四十八年（1709），椿泰之子崇安袭封康亲王（礼亲王第六代）。

雍正十二年（1734），杰书第四子巴尔图袭封康亲王（礼亲王第七代）。

乾隆十八年（1753），崇安次子永恩袭封康亲王（礼亲王第八代）。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为表彰先祖功绩，决定恢复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爵封号，于是又将“康亲王”恢复成“礼亲王”。

嘉庆十年（1805），永恩之子昭梿袭封礼亲王（礼亲王第九代），至二十年（1815）因罪革除爵位。

嘉庆二十二年（1817），崇安的第三子永奎的长子麟趾袭封礼亲王（礼亲王第十代）。

道光元年（1821），麟趾之孙全龄袭封礼亲王（礼亲王第十一代）。

道光三十年（1850），全龄第三子世铎袭封礼亲王（礼亲王第十二代）。

民国三年（1914），世铎之子诚厚袭封礼亲王（礼亲王第十三代，谥号“敦”）。

代善后代，第二代礼亲王满达海（代善子），随太祖太宗四处征战，大战洪承畴、吴三桂。顺治元年，满达海从福临入关，大败李自成，又曾率兵平定山西叛匪，也同父兄一样，战功彪炳。

第四代礼亲王杰书，于康熙八年（1669）玄烨（康熙）皇帝铲除鳌拜及其党羽，已然进入议政王之列。康熙十二年（1673）爆发“三藩之乱”（历时十八年），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个藩王，起兵反清复明，获得广泛响应，一时间南方诸省纷纷叛变，刚刚稳定的大清皇朝面临严重威胁。康熙十二年，康熙派八旗出征，十三年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领第三路大军前往浙江，进剿耿精忠叛军。时年三十岁的杰书，生平第一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为国家效力疆场，保卫金华取得几场重要战役胜利。康熙十四年（1675）杰书派兵主动出击，收复处州，进攻温州，直抵福建，最终招降耿精忠，顺利平定福建、浙江等地叛乱。此后并扫荡金门、厦门一带郑经的军队，驱回台湾。康熙十七年（1678），康亲王杰书在浙、闽地区转战六年，至此大功告成。凯旋班师回朝之时，康熙皇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备极荣宠。康亲王发挥自己的才华、勇气与能力，平定耿精忠、郑经的叛乱，维护大清皇朝得以稳定，同时也承继发扬了礼亲王历代祖先的军功战绩。

第九代礼亲王，昭梿，号汲修主人，嘉庆十年袭封礼亲王，嘉庆二十年因虐下（虐待庄头）获罪，遭革爵圈禁。半年后蒙赦释还，但并未恢复爵位，道光二年才辗转谋得宗人府候补主事，自此郁郁寡欢，于道光年间病故，享年五十四岁。昭梿与祖先们崇武尚勇的家风不甚相同，他的文人气质非常浓厚，起因于父亲礼亲王永恩嗜好文学，自幼耳濡目染，渐成习惯。结交满人亲贵王公文士，亦结交姚鼐（清初文学家，桐城派大家）、法式善（清初文学家、诗人和史学家，曾参与修《四库全书》）、鲍桂星（清初文学家）等名人学士，也与当时文史学家魏源、龚自珍、袁枚等都有交往，相互切磋讨论。昭梿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适值乾嘉考据学风盛行，除曾撰有两百余篇诗文（今皆亡佚）之外，还留有一本史料笔记《啸亭杂录》。《啸亭杂录》是昭梿研读史籍典册与亲身见闻的札记，内容为清道光初年以前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到民俗、宗教、诗文、音乐、戏曲、传说、人物、遗闻逸事（个人或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生活琐事、读后感、评论，相当丰富。其文笔简练畅达，详略得宜，加上昭梿深受乾嘉学风熏陶，考证严谨，所撰史实多为亲身经历，若是听得来必定详注出处，因此错误极少，极具史料价值（《清史稿》编撰时即大量采录此书）。

但昭梿本人并不十分看重此书，纯是写文自娱，从未想过以此传世，因此病故后文稿率由散失。不过坊间却颇好此书，不断传抄，甚至有赝本出现，直到光绪元年才由醇亲王奕　　得到抄本，请德钟和松龄抄录，再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耀年（蒙古人）等人搜集残稿，重新删节、校对、编纂，得“杂录”十卷、“续录”五卷，三十余万字，重新印行出版。耀年在书前写了一篇小序，说昭梿治学严谨：“于古义之歧疑，品类之纯驳，务商订精确而求其所安，士有一得，不妨反复辩论，采纳折中焉。”说昭梿对此书的态度是：“寻以驭下严，获谴，益谦抑韬晦，不欲以名见。平生所作诗文甚夥，率散佚无存者，此篇又其随手编辑，益听其散漫而不惜矣。”“驭下严，获谴”指的就是被检举虐待下人，遭嘉庆皇帝革爵圈禁之事。生命的重大挫折，让昭梿更加韬光养晦，不敢以名传世了。《啸亭杂录》中记录了两条关于礼亲王府的资料，分别为“礼烈亲王纛”（卷八）和“先礼烈王骹箭”（卷九）。“纛”（大旗）和“骹箭”（响箭）都是第一代礼亲王代善的遗物，存藏于礼亲王府中。关于“纛”的记载是，代善曾和郑亲王征讨辉发，夜间大纛顿生光焰，郑亲王以为凶兆，急欲撤军；代善却说，是破敌吉兆，坚持整师进军，最终灭掉辉发（此则即被《清史稿》收录）。昭梿最后补充说，大纛还保留在礼亲王府中，而且旗顶不同于一般定制用铜火焰形，而是悬生铁明镜，借以标志祥瑞吉兆。关于“骹箭”这则记录，就很能显露出昭梿受考据之风的影响。这支第一代礼亲王代善遗留下的箭，全由木头制成，箭镞长一尺六寸，直径三寸，宽九寸，周围有觚棱（棱角）六，窅（凸起处）处穿孔数亦如之；箭杆长三尺六寸，箭括受弦的地方比一个拇指大。换言之，就是一把大型木巨箭（非挽百石弓者不能发而中之）。昭梿查考《唐六典》“鸣箭曰骹”和《汉书》“鸣镝，　　箭也”确定了此木箭的名称，然后他找了人把收藏于家庙的“骹箭”取出、绘图，再找一批名士按图题诗，最后收录了他觉得写得最好的两首诗。从这些行径，都很能看出昭梿的学者与文人气质。

另在《啸亭杂录》还有两则和毓老师身世有关，分别为《五大臣》（卷二）及《八大家》（卷十），前一则笔记提到“国初太祖时，以瓜尔佳信勇公费英东、钮钴禄宏毅公额亦都、董鄂温顺公何和理、佟忠烈公扈尔汉、觉罗公费扬古为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焉”。后一则提到“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之后，钮钴禄氏宏毅公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此“钮钴禄”即为“钮祜禄”（音译不同），雍正皇后（孝圣宪皇后）、嘉庆皇后（孝和睿皇后）、道光皇后（孝穆成皇后、孝全成皇后）、咸丰皇后（孝贞显皇后）都是“钮祜禄氏”，可见都是源自清初五大臣、八大家之后。毓老师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是出自钮祜禄家族。

第十二代礼亲王世铎，道光三十年袭封礼亲王。同治年间，授内大臣。光绪十年，醇亲王奕　　荐举，入值军机处，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一年，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处理军国大事。光绪亲政，世铎请解军机大臣职，慈禧不允，并为之增护卫、赐亲王双俸。二十七年，罢直，任宗人府宗令。宣统元年，慈禧太后的丧事，即由礼亲王世铎主筹。宣统三年，任皇族内阁弼德院（清末新设的顾问国务参议机构）顾问大臣。民国三年卒，谥号恪。毓

世铎过世（1914），朝代进入民国，清王公贵族本该失去一切爵位，但因为隆裕皇太后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接受民国政府之《清皇室优待条例》，条例中有“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因此清朝还维持一个小朝廷局面，礼亲王世铎也就仍保有其爵位及所有财产，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取消优待条例为止。

这段时间，记录就不如清朝时的详细。世铎过世后，据《清史稿》“（世铎）子诚厚，袭。薨，谥曰敦”。只此寥寥数语，诚厚死于民国六年（1917），死后清小朝廷仍在，因此似乎又袭封给世铎另一子诚堃（1886—1929），又据睿亲王之后人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1987），指末代礼亲王为金睿铭（1918—1951，一说金浚铭）。可见自诚厚之后，礼亲王传承基本上就不甚可考了。毓老师生前曾对学生当面提及其父并非“诚厚”，但未明言是谁。查考毓老师曾在刊印《妙法莲华经》前撰一序，文中尊称其父为“礼惇公”，可见毓老师父亲确实为礼亲王，且赐谥号为“惇”，但究竟为何人，如今也无法考证了。若毓老师父亲确为礼亲王无误，又死于“满洲国”时期，当时毓老师必然承袭了亲王爵位—因此才能理解毓老师的友人为何总称他为“王爷”—只是后来“满洲国”覆灭，大家讳莫如深，也就不太提当时的细节了。

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描述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四年间北京王府生活实况，可以借此来想象毓老师年幼时的生活。序文说：“对当时的贵族们来讲，这十几年是个特殊阶段，鼎已革，而‘小朝廷’犹在，诸王府亦未完全解体，一切力图率由旧章，实属史无前例。由于清王朝已丧失了对我国的统治权，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同往昔一样，无非苟延残喘而已。但对当事者来说，却毫无‘舆图换稿’之感，依旧昏昏然地醉生梦死，踵事增华。”书中首篇《且说北京王府》提到王府的尊贵性，品级高，建筑规模大，王府正房称为殿，殿顶覆盖绿琉璃瓦，殿中设有屏风和宝座，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缩小的宫廷。再提到王府名称的独特性，引《大清会典·工部》记载：“凡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称王府。”府，就不能用琉璃瓦覆盖屋顶，正房亦不能称为殿，屏风与宝座更不能设置。除此之外，房屋数、油饰彩画、台基高低、门钉多寡，王府和府也都有严格规定，不可逾制。至于其他非皇族的达官显贵，即使封爵，或官拜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重臣，住所只能称“宅”或“第”，不能称“府”。

金寄水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礼王府，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描述民国初年的礼亲王府资料（另有窦忠如《北京清王府》，关于礼亲王府颇采录此书资料），提到坐落位置：“王府占地百多亩，在西安门南边。最初东边挨着西皇城根，南到东斜街大酱房胡同，西临缸瓦市，北到板场胡同。”再提到后来王府辗转易手：“一九二七年，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曾租用礼亲王府作校舍，该校为私立学校，经费拮据，无力对原有建筑进行改建，故王府保护完好。在华北大学租用期间，末代礼亲王金睿铭，全家仅住王府的后半部。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售予‘满铁’，金睿铭全家才搬迁到了无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三年这段时间，毓老师已经留学日本，后来到了“满洲国”任职。所以与金睿铭的关系，也不可考了。

礼亲王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的办公室，现在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处办公地点。毓老师是独生子，从小住在礼亲王府，曾说：“皇宫里头什么都是宝，连夜壶也是宝。古人说‘珠履三千’，有一双珠履就够吃两辈子，礼亲王府有好几双，那是历代皇帝赐给礼亲王大福晋的。”又说王府规矩最多，脱换衣服鞋子，都马虎不得，连看一下自己儿子，都像朝圣一般，后来索性不看了，儿子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又说年轻时，最怕陪父母吃饭，父母高兴才让陪吃饭，吃饭必得盛装，长辈坐着，儿女也可以坐着，毓老师夫妇却必须站着吃。喝酒的酒杯很小，比老人茶杯还小，倒入嘴中一寸就得放下，喝三次才喝上一点点。所以一顿饭要吃上一个时辰（两小时）。当时毓老师曾笑看身旁的太太一眼，母亲看见了，便骂：“轻佻！”（毓老师家教极严，连吃都要求礼仪，吃有吃相，说话也是一样。所以毓老师常说：“威仪三千，威仪要特别注意，一怠慢还能成大事？”）

毓老师又说：“亡国后，财产没被没收，很有钱，那是秘密，所以大家尽情享受。当时汽车是宝，我们家就买车摆阔，但只能在北京城里开，出城就没柏油路可走，城外石头都磨得光光的，车行如波浪，母亲常说：‘坐洋车，消食儿！’”又说：“王府门禁森严，出去不容易，但若是要出去听演讲就可以，老父亲特别叮咛：‘不可以去听胡闹的！’胡闹就是胡适。就是专为听胡适去的，只好和司机狼狈为奸，司机先让下车，好回说到哪里就下车了。等回家了再胡扯糊弄过去。”

毓老师母亲喜欢听平戏（指京剧），刚好赶上有了留声机，当时留声机也是奢侈品，王府就买了一台，母亲说：“比听戏舒畅些！”因为听戏是坐着，听留声机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

毓老师有回上课时拿出一支一百多年的怀表，就说：“那是洋奴伺候中国的时代啊！时啊，时啊！”

毓老师又感叹说：“王爷没权，就没人行贿，就穷。过年还得当传家宝，充排场。”这句话正说明了清宗室为何到后来甚至连王府都变卖一空的主因。

从这些细节约略可以窥见毓老师在礼亲王府的享受与奢华，但毓老师很快就看穿荣华富贵背后的自私自利与不公不义，他曾说：“皇宫什么都有，就没厕所，是机动厕所，但皇宫花费多大啊，光是制‘手纸’的工匠，就有三千人。裤子都用纨，比缎子还细，老师还有两件，有些破烂了。年轻时，就感觉到太不公平了（指富贵贫贱）！老百姓如何不衣衫褴褛？如何不叛乱？”因此，毓老师日后走出一条异于自家祖先之路，礼烈亲王代善是开国元勋，武以戡定四方，文能谋克安平。历代子孙承继武风于不坠，对清朝多有建树，至昭梿略染文学之风，可惜无法全身而退。礼亲王一脉，至毓老师，他老人家前半生纵身大时代，以武拼搏，颇继承家风，常说：“我是情报出身，每天和敌人奋斗，早上出门，晚上能不能回家也不知道。身上一定带两把枪，中国当时有租界，只要见落单的外国人，一定枪杀。曾当中国人面前杀一外国人—洋人在我们太庙牧马！”后半生来台，隐居讲学，主持书院，柳暗花明又一村，俨俨然，一代大儒也。

礼亲王一脉，从武入儒，从一朝之大功臣，到万代之大宗师。—毓老师，诚无忝其列祖列宗也。毓老师的师承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二〇〇六年逝世）于一九七〇年编录《无隐录—致敬刘毓鋆论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提到毓老师的师承是：“幼承庭训，及长，师事太傅陈公宝琛、郑公孝胥、罗公振玉、柯公劭忞、王公国维、康公南海、梁公启超、叶公玉麟诸大师，攻经、史、子、集；英人教师庄士敦传西学。”以下依此线索略申述之。一、庭 训

毓老师七八岁时即在母亲（钮祜禄氏，咸丰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外甥女，礼亲王福晋）严格督促下，至十三岁时熟背经书，背完时母亲责备他：“没出息！”因为皇子大多十二岁就已经背完《十三经》，竟然比人家晚了一年。母亲又曾责备他说：“样样通，件件松，就是不懂得‘择善而固执之’！”毓老师上课时回忆此事，曾开玩笑说：“读书时恨母亲，但现在可以唬你们，真得感谢老母亲。”又说：“我没有一天不看书，散步的时候，也在脑海里回味回味经书。”

礼亲王家规极严，禁酒、禁赌、三代不纳妾。毓老师终身服之，即使独身一人到台湾，六十余年从未再娶。二、陈宝琛（与虚云法师）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又号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同治七年（1868）二十一岁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擢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好论时政，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六年（1880），充武英殿提调官。翌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纂修《穆宗本纪》。光绪八年（1882）任江西学政，重修白鹿洞书院。法兵侵犯越南，陈宝琛与张佩纶力荐唐炯、徐廷旭堪任军职。光绪十年（1884），上《请募勇参用西法教练》，主张“变化以尽利，任人以责实，筹饷以持久”，遂擢会办南洋事宜。后因原荐之唐、徐两人兵败受到牵连，部议降五级处分。此时，陈宝琛恰丁母忧回籍，从此辞官闲居福州二十五年。闲居时期，闭门读书、赋诗、写字之外，亦积极开拓福建现代教育与铁路实业，亦曾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请到过台湾一段时间。

宣统元年（1909）奉召入京，担任礼学馆总纂大臣。宣统三年（1911），陈宝琛任溥仪老师，赐紫禁城骑马，授读三年，备受荣宠。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二日，清帝逊位，追随溥仪，受命修《德宗实录》。民国十年（1921），修成《德宗本纪》，授太傅。民国十二年（1923），引荐郑孝胥入宫。民国十四年（1925），随溥仪移居天津，即使被溥仪认为“忠心可嘉，迂腐不堪”，却始终反对溥仪在日本的怂恿与策动下到东北去建立“满洲国”，并说：“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民国二十一年（1932），“满洲国”成立前后，陈宝琛专程赴旅顺探望溥仪，趁两次见面时再度劝谏，最后险些被日本关东军囚禁。民国二十四年（1935）病逝于天津，享寿八十七岁，谥号文忠，归葬福州。

毓老师在“满洲国”成立前，曾奉命至福建福州接陈太傅至旅顺晋见溥仪（一说是“满洲国”成立特别邀请陈太傅去观礼），当时陈宝琛从天津溥仪身边离开，回到老家福州休隐。毓老师在这次接送任务中，得到陈太傅的引荐，至福州鼓山涌泉寺，面见虚云法师，正式皈依佛教。据岑学吕编撰《虚云和尚年谱》“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九十四岁，六月（鼓山涌泉寺）放生园落成”一条载有：“陈太傅宝琛记其事曰：‘虚云方丈，建放生园。余曰：“……（略）”癸酉夏闰五月听水居士陈宝琛记，时年八十有六。’”此文正写于陈宝琛受毓老师接送至旅顺探访溥仪之后，亦可见陈宝琛与虚云法师之交情。

毓老师上课时曾说：“当时成立‘满洲国’，陈太傅、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都反对，只有郑太夷（孝胥）、罗叔蕴（振玉）赞成，结果他们两个的学生牺牲多少，后来都成了汉奸。”毓老师感叹地说：“郑孝胥是宋体诗之首（清朝同光体诗派之首，以学宋诗为宗），名家之学，不一定能成事。许多名儒，啥也不会做，康南海先生，让瀛台泣血，不是只证明了，书生误国！熊十力老夫子，学问好，一件事也不会做，一做事就和人吵架！讲学是一回事，办事又是一回事，学问要能‘用事’最重要！”三、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字苏龛，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清光绪八年（1882）考中举人，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清朝立宪运动时期，受岑春煊派遣，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也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1923），经陈宝琛引荐入宫，担任溥仪小朝廷内务大臣与顾问。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遭驱逐紫禁城后，随溥仪从北京潜逃至天津日租界，郑孝胥早年曾在清廷驻日本大使馆做过书记官（一八九一年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使日本，颇得李鸿章赏识的郑孝胥获命调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一八九三年，郑孝胥又被任命为大阪兼神户领事。一八九四年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个月后，郑孝胥随驻日公使下旗回国），因此与日本关系密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此时郑孝胥劝说溥仪前往满洲，并与日本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郑孝胥随溥仪登上前往长春的轮船“淡路丸号”及火车。三月九日，溥仪举行了就职典礼，郑孝胥担任伪满洲国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等，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郑孝胥的内阁虽然各部总长都是中国人，但实权却掌握在各部次长的日本人手里，面对此现实，郑感慨：“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由遣待苍茫。”后来郑孝胥因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于一九三五年被迫下台。一九三八年于新京（今长春）过世。四、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学部参事及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后又任“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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