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丁丁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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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试读：
序言
新政治经济学的序论很长，占用了这本讲义第一讲和第二讲的几乎全部篇幅。因为，这门课程可以有六种不同的开端和定义，各有独特的和值得关注的方面。所以，2012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导论性地讲解了全部六种不同开端，然后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根据第六种开端，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从第六种开端进入课程的另一优势是使学生们迅速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强烈互补关系。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经验表明，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潜在合作机会的集合，是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的一个非常小的子集。所以，如果我们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公共政策建议，我们的人均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发展将异常缓慢甚至完全停滞。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小概率致命冲击）。这一命题意味着两件事情：其一，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耗尽之后，人们必须有面对冲突的勇气和化解冲突的智慧，否则就陷入停滞，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其二，帕累托改善本质上是静止的概念，而冲突和冲突的化解本质上是动态的概念——此处的“动态”不是物理时间的而是历史时间的动态。所谓“历史时间”，就是不可逆转的时间，或具有强烈“路径依赖性”的人类发展过程。为什么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不是普通的不确定性，而是“小概率致命冲击”。所谓“致命冲击”（vital impact），就意味着社会演化（人类发展过程）被这样的冲击推出既有的往往是停滞的路径。也因此，历史成为不可逆转的。
人类不可能也从未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贫瘠性，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冲突，并且总是努力化解冲突，以免被冲突彻底瓦解。在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里，新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帕累托改善子集之外的无限广阔领域里的人类合作研究。当代人类合作的秩序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得益于这两类经济学家的工作。
在每一个冲突情境里，经验表明，冲突各方对正义的关注超过对效率的关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囚徒困境的“不合作策略”，虽不符合效率原则，却总是符合某种正义原则。关键在于，何为“正义”？这是第三讲的主题。人类社会必须有某些正义原则来为既有的不平等提供辩解（秩序之合法性的论证），从而使社会免于被冲突彻底瓦解。以轮流执政的方式，这些正义原则可以排列在普遍主义态度和特殊主义态度这两极端之间，适应不同的情境。由于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些情境不可能被简化为同一模型（仅适用于物理时间的动态过程）。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考察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境，并时刻警惕人类理性自负地试图为这些情境建构统一体系的危险。就这一方法论而言，新政治经济学确实在向休谟和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正义的观念，假以时日，足可影响社会演化的路径。经验表明，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武器的批判可以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我用第四讲和第五讲的大部分篇幅，考察正义观念的实践，同时讲解奈特和布坎南的“社会过程”原理。这一基本原理在第六讲有更充分的展开，从而将课程引入“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第七讲和第八讲）。
与我以往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当不同，2012年秋季学期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从效率问题进入到正义问题，再进入到“实践智慧”和中国社会未来最必要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尤其是最后两讲，涉及几乎全部知识领域，不得不增加若干“附录”以补充我的叙述。也是因为我的叙述过于庞杂，新的教学手段成为这一课程最重要的学习工具，这就是“心智地图”。这种专用于iPad（对系统配罝要求极高）的软件，可绘制规模极大的心智地图，不难容纳全部课程的核心观念和思想脉络。于是，几乎每一讲都附有一张融贯全部课程的心智地图。随着课程的展开，心智地图的复杂程度也迅速增加，以致在第六讲之后，我不得不用另一套软件为最后两讲制作另一套心智地图。有了这些地图，读者就可随时从我的叙述返回到心智地图，并且很容易看到每一专题在心智地图里的位置——与其他专题之间和与“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出版这样的讲义，绝非易事。
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不相信任何组织（当然包括政府和企业），我只相信朋友。出书，我不在乎出版社或企业的名声，我只问是否有可信的朋友负责出版我的书。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是我1990年代初期在香港结识的朋友，二十多年来，我和他见面不多，但预期不变——他是那种让人能够保持预期不变的朋友。于是，我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例外，交由陈昕出版。以友谊为基础，我和世纪文景的朋友们能够相互包容——我推测，他们包容我更多。
写书，与出书相比，当然更不容易。我写书速度很快，平均每天五千字。写过博士论文的人都明白，某一日可写一万字，未必每日可写一万字。思路顺畅的时候，一天可轻易写一万字；思路阻滞的时候，整日苦思而不得动笔。故而，百日平均每日五千字，算是高速写作。高速写作的代价是生活很贵，或许是我家“小李”能支付的最贵的那种生活（大约七倍于书的版税收入）。我的朋友都知道小李对我意义重大，他们也常以此嘲笑我。写这部讲义，我们用了四个月时间。第一个月和第四个月，小李带着我住东京一家考究而低调的酒店式公寓。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小李带着我住夏威夷海边一家与东京中城奥克伍德元首饭店有类似格调的酒店式公寓。小李选择酒店式公寓，首先要考察卫生水平——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酒店管理集团的品牌，其次考察公寓内部的厨房设施和厨具餐具的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再次考察公寓附近超市或商场的食材之新鲜程度与各种佐料之完备程度——这项指标敏感依赖于公寓所在的商业区的成熟程度（不可太新，也不可太老）。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的写作生活，所谓“贵”者，其实就是接近自然状态而已。这是现代人的不幸，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不幸。试问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为日常生活里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愿意支付并且已经支付了怎样的价格？所以，我和小李在闲暇时间常仔细核对我们在北京、东京、檀香山的生活费用。经验表明，为了接近自然状态的水、空气、食品、衣物等等，我们两人每月平均的生活费用（不考虑居住的成本），北京是最贵的，其次是东京，再次是檀香山最繁华的海滩。我承认，除了食品安全代价极高之外，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也是使北京成为最贵城市的一项重要因素。不论如何，我的意思是，在东京和檀香山写这本书，比在北京成本更低。
如果不给我提供上述的生活条件，我写书的速度就要降低至零，也就是说，我无法写书，当然，要写一些杂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蔡澜谈吃，不批判社会；我谈吃，常要有所批判。蔡澜探讨生活品质，讲究的是生活本身的细节；我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例如，我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1）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2）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退化，代价是生命，很贵。加入国外的消费群体，代价当然比国外的消费者更高。我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致生活在北京是最贵的，以致成为不可能的。
敬业的精神，北京当然最差，其次是夏威夷，最好的在东京。我们入住的公寓，小李每天检查卫生，用手指轻擦最不引人注意并且最难触及的设备或房间的角落，然后对着光查看手指，一尘不染，就算通过。东京的通过率是90％以上，夏威夷的不到30％。国内的酒店，虽然都是五星级，却没有一家哪怕一次能通过小李的卫生检查。在经济学家看来，敬业要求有高工资激励。国内的传统服务业工资，与农民工相差无几，谈不上敬业精神。某日我在杭州与一位美术史家闲谈，听他讲“全国的房子都是农民工造的，所以全国的建筑无精致可言”，深以为然。那么，夏威夷的酒店业和东京的酒店业，雇员工资相差不多，为何敬业程度相差很大？可见，工资激励和消费者的精致程度应联合在一起，才可解释上述现象。
我上述这套理论是用来解释生活品质的，而生活无所不包，所以这套理论的应用范围应是最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粗俗，我很难想像生活品质怎么可能精致起来。人与人之间精致的关系或关系不断精致的过程，埃利亚斯说，这叫作“文明化进程”。MIT的神经语言学家平克教授，最近写书论证人类社会的长期趋势是暴力越来越少，当然是文明化进程的后果，人脑内的“暴力”神经元网络正在日益蜕变为“文明”神经元网络；虽然，据说我们中国正经历的是“野蛮化”过程。结合我的那一套理论，文明化进程有两大前提：其一是有足够多的人对精致关系有所需求，其二是有足够多的人认真对待精致关系。所谓“足够多”，根据“三分之一定律”（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至少要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不够多呢？例如，野蛮化的人数超过了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社会就变得越来越野蛮化。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已特别野蛮化了，试问，哪一个野蛮社会有我们现在这样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危机？
问题在于，我们有各种意义的精致——坑蒙拐骗偷的手段更加高明，金钱与权力勾结的方式更加巧妙，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虚伪。我多次想像着试图定义“精致生活”，最近一次是这样想像的：精致的生活，必须在特定社会的特定个体的幸福三维空间里，才有确定的意义。什么是“幸福三维空间”？这是第一讲开篇我引入的长期以来适用于任何观念、任何理论、任何现象的理解框架，此处不赘。正义，根据海勒女士的见解，就是追求幸福的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中国的骗子受审时，旁观者常指出中国的官员是超级骗子为何不受审，于是凸显正义诉求之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在“社会档案”里，神记录着人的一切罪孽。在无神的社会里，我同意海勒女士的见解，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
其实，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也因此，这部讲义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长期探讨的最近一次总结。感谢2004年以来参与北京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助教和研究生，尽管这部讲义并非“十年磨一剑”——因为我的这一课程每年有不同的主题。感谢这部讲义的编辑李頔，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两位老朋友施宏俊和姚映然，他们多年以来无条件地支持我和助教们将课堂录音编写为讲义。
写至第六讲结尾时，清晨，一只雪白的鸽子好奇地站在阳台扶栏上，眼睛很好看，像小白兔的眼睛。这双美丽的眼睛，视线从我移动到我膝盖上的MacBook Air，看出来了，我在海边写我这本书呢，然后，白鸽转身望着暗蓝色的海，飞走了。小天使，我自言自语。我感谢我和妻子的小天使，我们的女儿，此刻，她在加州海边某一咖啡馆的沙发里苦苦写着她的博士论文。白鸽的另一寓意，我在大连主持一系列研讨会的时候恍然觉得，是我们实验班里的这些学生，他们陪伴着我。自由，是整体之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2013年3月25日Suite 703，Oakwood Premier Tokyo Midtown（我要对这家酒店的管理和服务团队表示特别感谢。）第一讲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2012年9月16日／下午3∶00—6∶00／理教409
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1．心智地图与文献阅读
2．个人选泽依赖于公共选择
3．识的产权界定
三、核心议题：正义
1．艾智仁：稀缺、竞争与产权
2．自由是整体之事
3．正义：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
附录 逝者：艾智仁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现在开始上课。你们是研究生，在学习任一学科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应当是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的，我说过，基本问题永远讨论不清楚，但若放弃讨论基本问题，你可以成为学术工匠，却永远不可能成为出色的学者。所以，权衡之后，我决定还是从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开始这学期的课程。
不过，最近发生了“钓鱼岛问题”……（笑声）新政治经济学既然讨论“冲突”问题，当然也可以讨论钓鱼岛问题。我并不清楚钓鱼岛问题的细节，我知道今天早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各地出现了抵制日货和烧汽车的行为。
图1.1显示的，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韦伯的这一框架，我在其他文章里多次使用过。图1.1有三个维度，其中，P代表“政治”（Polity），E代表“经济”（Economy），V表“价值”（Value）。图1.1
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框架里，沿着这三个维度，我们可以讨论群体行动的诸种决定因素。例如，中日钓鱼岛冲突，是经济因素重要呢，还是政治因素重要？或者，是中日双方基本价值诉求的冲突导致了这一冲突？此外，从批判性思考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询问：是否有这三个维度以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其实，读书多了，你们就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三维理解框架。例[1]如，我在2004年写的一套讲义里，给出康德的一个三维理解框架。我自己用来理解任一问题的框架，与康德的类似，有这样三个维度：（1）物质生活，这可以说是韦伯的经济维度的扩展；（2）社会生活，这是韦伯的政治维度的扩展；（3）精神生活，这是韦伯的价值诉求维度的扩展。你可以自己构想其他的三维理解框架，但你先要想想：为什么是三个维度而不是两个维度或四个维度？
我们是“研究班”，最重要的是课堂讨论，有助于开发我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另一方式是老师讲几节课，然后研究生上台报告自己的阅读思考，这一方式不适合选课人数很多的情形。例如，今年我们有39名研究生选这门课，课时有限，不可能安排这么多的课堂报告，所以，只能由老师提问，你们即兴讨论。
现在，为什么几百年以来的思想者最常使用的是三维理解框架，而不是例如一维的或十九维的理解框架？在统计学里有“要素分析法”，动辄就旋转矩阵，得到很多维度，几十个维度。这是题外话，你们根据常识，请讨论。[2]
丁丁：何江，题外话你总是最活跃，你先说说。
何江：我认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直观理解高于三维的现象。
丁丁：正确，人是有限理性动物。根据人类的经验，三维是最适合人类头脑的理解框架。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三维框架来讨论钓鱼岛问题，发生了烧汽车的行为，还有抵制日货的行为。让我们先讨论经济的维度，例如，钓鱼岛地区有很高的潜在经济价值？可燃冰问题？何江，我知道你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何江：如果单纯从经济利益的冲突看，我认为钓鱼岛问题不能长期持续。
丁丁：这也是我的看法，钓鱼岛问题，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的冲突。茅于轼的观点正确，钓鱼岛没有经济价值，不值得为这一问题损害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机会。我听说，有一些人把户口转到钓鱼岛了？……（笑声）
何江：岛上根本就没有人，可能有一些战争时期的尸体埋在那里。
丁丁：呵呵，也就是说，岛上有一些灵魂，让活着的人有了念想。即便那里海底有可燃冰，从而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何江——我们的“业余专家”说了，可燃冰从勘探到具体开发，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现在看不出任何现实价值。我同意茅于轼的观点，不要因为钓鱼岛冲突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我们都说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比中国对日本的更高，但毕竟贸易冲突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日资大批撤离中国，那要多少中国工人失业？
好的，让我们假设，钓鱼岛冲突的经济维度并不重要。那么，我们看看政治因素是否可以为这一冲突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围绕钓鱼岛冲突的政治议题是什么？在中日之间？在中日美之间？在中日美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之间？或者根本与外交无关？何江，你还有话要说吗？
何江（举手）：我还有话说……（笑声）
丁丁：好的，现在我把话筒交给你。
何江：日本现在仍不能以正常国家的身份自立于国际，所以，它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将钓鱼岛危机延续下去。
丁丁：很好。还有谁要发言？（后排一位同学举手。）你举手了，你是从我的“行为经济学”教室过来的吗？
后排同学：日本正值大选，政客需要找到外部危机来赢得国内的选票。
丁丁：很好，也就是说，你认为，如果没有钓鱼岛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来激发这样的对抗行为。还有谁要发言？我把话筒交给你们。（游五岳，我的行为经济学课程助教，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注册听课，她负责传递话筒。）[3]
黄玉祥：我在宿舍里听外交学院的一位同学讲，外交通常反映一个社会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确立一个外部敌人往往是为了维系社会内部的团结。
丁丁：对，小骑（即黄玉祥）提供了很好的补充。哈耶克说过，人类有一种非理性的基于本能的群体行为，就是“us”（我们）对“them”（他们）的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我们内部就可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很古老的政治技巧。当团结出现问题时，可以向外部寻找敌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结尾写了这样一段精彩文字：“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4]态。”
这两位同学都指出这一理由，即中日外患反映的其实是中日内忧。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现在仍是万邦来朝的盛唐时期，那时候，[5]长安的军事领袖居然是朝鲜人。如果我们有唐代政治文化，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内部危机感，我们会怎样应对钓鱼岛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转入韦伯的第三维度，价值诉求的维度。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提供了从价值维度解释经济变迁的范例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一维度找到令人信服地解释钓鱼岛危机的因素？
外交部发言人说，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然后说日本政府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里所说的人民情感，其实是一种价值诉求，与国土的完整性密切相关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文化认同感。如果我们不在乎天下哪一位将军入主长安，那么，我们很可能不在乎谁在钓鱼岛干了什么。汉唐盛世，我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天下”观念。我不很清楚现代身份认同有多么重要。如果中日各自身份认同都特别重要，那么，钓鱼岛问题很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如果仅仅是身份认同感，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南海问题满足我们的认同感。我们为何不到南海与菲律宾发生同样的冲突呢？或者，菲律宾人民并不在乎他们自己的认同问题？总之，我不很清楚，我很想知道你们的见解。
何江：日本自明治维新已形成现代国家，只不过，现在它经济日益衰退，这种民族情感也迫切需要某些外部事件来验证。但也在此时，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普遍觉悟，从而对日本的扩张有激烈反抗。
丁丁：那也就是说，价值诉求的冲突，你认为体现为中日两国现代国家意识的冲突？
何江：是的。
丁丁：我需要再想想，你可能没有说服我，至少在价值维度上。其实，中国一直有大国心态，对安南等弱小邻邦，为何没有钓鱼岛问题？加藤嘉一到哪里去了？我反而很想听听他的发言。[6]
周末：我觉得，那些烧汽车的人多是在社会底层挣扎而且找不到出路的弱势人群，没有什么“存在感”，于是借着对外关系危机宣泄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情绪。
丁丁：你的意思是，存在感，对他们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诉求？
周末：是的，因为平常烧汽车是违反宪法的，只有在这时，他们才通过违法来获得存在感的满足。
丁丁：嗯，通过宣泄来满足存在感，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
一位女生：我听说外地给打砸抢分子带路的人常常就是当地公安人员，他们穿着便装。
丁丁：你的意思是说，地方政府为了转移弱势群体和公众舆论对政府贪腐无能的注意力？
这位女生：所以我认为现在分析钓鱼岛事件为时过早，我们应等到开下一届大会再回顾现在发生的事件……（笑声）我了解的情况是，日本年轻人其实不关心政治，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媒体和官员在国内的炒作。
丁丁：是，对此我也有所耳闻。呵呵，有许多同学举手，能否由你们自己传递话筒，从前面向后面。[7]
刘畅：如果说中日在价值诉求方面有冲突，那么，我反而认为中国和日本都在争取用同一价值标准来获得认同感，例如，优胜劣汰是这样一套价值标准。日本比中国更早接受这一标准，现在中国也接受了这一标准。但日本始终有脱亚入欧故而远比亚洲其他民族更优越的心态，也因此，日本为自己找到一个理由领导亚洲各民族。这样，中日冲突的实质是争夺亚洲领导权。[8]
尹朋：我认为钓鱼岛争端与去年年底韩寒那三篇文章和今年重庆发生的事情有内在联系。因为，很可能，政府需要一个外部事件来转移国内青年对民主和自由等更重要事情的重新关注。
丁丁：呵呵，尹朋的发言有一定的危险性，请把话筒交给旁边那位同学。（此处略去了一些同学的发言。）我认为咱们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你还要发言？
一位北航的同学：我是北航工程学院的，我们那里昨天有游行。这件事让我想到刘瑜文章的标题，“没来的请举手”。其次，引用克里希那穆提的名言，“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那么，我就先说这两句话吧。
丁丁：好，谢谢这位同学。看起来，我们的讨论并没有超出韦伯的理解框架。我们列举的各种因素，有短期的，有长期的。从长期因素看，两个民族之间在价值诉求方面的冲突，很可能引致它们在其他两个维度上的冲突。“财新”的王烁最近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东部无战事，中国无外交”，引发许多网友的批评，说他卖国。我反而认为他的见解很好，中国确实没有周恩来时代那样的外交，你们认为有吗？其次，钓鱼岛问题难道可能引发中日两国的舰队级战争？不可能。你们提到外部事件通常反映了内部危机，这是很重要的看法。前不久电视报道郑州的游行，我看到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笑声）为什么在郑州游行要打着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当然是要表达对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不满。可是直接表达这样的不满，政府怎么可能批准他们游行？
同学们刚才的讨论，让我感觉，要区分韦伯三维理解框架里的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似乎不很容易。不论如何，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钓鱼岛问题在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都有较高的排序，而在经济维度的排序很低，于是，如图1.1，这一问题由一个局部曲面表示。上面的讨论还意味着，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至少对于指导刚才的讨论是有用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三维理解框架，其用无穷。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现在，我们要探讨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在提纲的左上角，已经写了两句话来概括这一基本问题，红色的两行字，参见“第一讲心智地图”。这一基本问题就是，“与个人选择相对待的公共选择”。
其实，每一个人的理性选择问题，都包含个人的和公共的两方面。我们也可以跟随产权学派的宗师巴泽尔（Yoram Barzel），用“private domain”（私人领域）和“public domain”（公共领域）这两概念，来描述我们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基本领域。注意，哈贝马斯的术语是“public sphere”，通常也只能翻译为“公共领域”。每一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理性选择，不能翻译为“私人选择”（语感不顺），只可翻译为“个人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每一个人在公共领域里的理性选择，通常翻译为“公共选择”，这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1．心智地图与文献阅读
那么，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这就要看看我绘制的心智地图（见“第一讲心智地图”），这张图很大，我几乎每天都要更新。今天是第一讲，这张图的最新版，转换为PDF格式，大约27MB，仍可上传给助教，由他发给你们。以后每一讲都有更多更新，图的尺寸也会迅速增加，到了无法上传的时候，我会用“超大附件”的方式让助教下载，然后挂在我们学校的内部服务器上，请你们随时注意这些更新版，很可能每天更新若干次。“第一讲心智地图”的左上角，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数理方法与常识直观”。另外，你们可以看到那两行红色的字，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初步界定。你们读“第一讲心智地图”的时候，注意沿着那条苹果绿的粗箭头逆时针方向阅读，在箭头结束的地方，可以看到“学期论文”的写作指导。
这个箭头大致也是我讲课的顺序。例如，第一讲和第二讲，我会沿着这张图的左侧栏由上而下地讲解，直到左下角再次界定“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然后，我将返回标题栏，也就是最上面的宽横栏，从左向右地展开例如第三讲和第四讲，当然还要从标题栏的适当段落向下进入这张图的中央部分。总之，在箭头结束的地方，也就是这门课程的最后两讲，我们要返回“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因为，这一学期的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我在我的搜狐博客上预告了，是要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去年的这门课程，我们讨论官僚政治与寻租问题。每一年的这门课，我们都要提出理论的一种应用。今年的应用是政治体制改革，或我所说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具体而言，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里普遍发生的正义诉求是否以及怎样得到满足的问题。
在“第一讲心智地图”的标题栏，从左向右读，可以看到今天我要讲解的方法论主题，“数理方法与常识直观”。在这一栏的下面，也是从左向右读，可以看到今天课堂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请列出个人选择依赖公共选择的例子。我在图中列出了三类。现在字很小，稍后给你们看……继续沿标题栏向右读，我引述了罗尔斯的《一个正义理论》，见图1.2。这本书的中译标题《正义论》其实不正确。我在这里写了：数学错了，直觉不错。这里贴的是罗尔斯1963年发表的论文。图1.2
那篇论文的标题是“The Sense of Justice”（“正义感”）。事实[9]上，根据一位罗尔斯研究者的报道，罗尔斯多次提到他要将这一章扩展为一部著作，或许称为“道德心理学”，但在1971年发表了《正义论》之后，直到去世，他始终没有机会做这件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如你们所知，受到广泛的批评，包括经济学家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的批评。虽然如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罗尔斯的这部著作“开风气之先”，完全扭转了西方正义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往百年的演化路径，堪称20世纪经典作品。
豪尔绍尼的批评发表于1950年代初期，那时他还完全不为西方学术界所知，或许只有阿罗（Kenneth Arrow）能理解他的批评。豪尔绍尼的批评是，罗尔斯的数学搞错了，尽管他的结论仍正确。所以，今天，我们说罗尔斯“数学错了，直觉不错”。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豪尔绍尼在博弈论理论界成为名家，他对罗尔斯的批评也开始被学术界重视。1982年，森（Amartya Sen）和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主编文集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直译《功利主义和超越功利主义》），收录了豪尔绍尼1977年的一篇论文，“Morality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直译“道德与理性行为的理论”）。这篇论文提供了豪尔绍尼一贯主张的“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视角下关于正义观念的一种公理化处理方法。豪尔绍尼在这篇论文的结语中专门批评罗尔斯推演正义原则时错误地采用了“最大风险最小化”的风险决策原则。豪尔绍尼指出，正确的风险决策原则应基于“预期效用理论”。200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Justice，Political Liberalism，and Utilitarianism：Themes from Harsanyi and Rawls，将豪尔绍尼对罗尔斯的一篇完整批评列为“导论”之后的第一篇。尽管如此，我们仍说罗尔斯直觉正确。对于政治哲学或对于根本问题的把握而言，重要的是直觉，而不是数学。稍后，我们讨论这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继续从左向右读“第一讲心智地图”，你们看到另一篇文献，见[10]图1.3，是哈佛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1982年的名著《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译本200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万俊人主持翻译。桑德尔在这本书里批评的，是“以正义为首要价值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and the primacy of justice），所以，这本书的标题是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图1.3
沿着“第一讲心智地图”标题栏，你们看到的这些文献，都是预备知识，一直延伸到标题栏最右端，见图1.4，在那儿我贴了一篇文献，Suzumura（2002）。这位作者是“一桥学派”的领袖（一桥大学的教授），日文姓名是铃村兴太郎，深受森的影响，他也自称是森的学生，受阿罗和森的邀请，为北荷兰出版社著名的经济学手册系列中的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社会选择与福利手册》）撰写第一章“导论”。图1.4
这套手册最初以文集形式出版，后来发展为同名期刊。其实，我们这门课程的主要参考文献都来自这份期刊。这份期刊是Kluwer出版社的，在北大图书馆电子期刊入口，可以找到这家出版社的服务器，那里挂着这份期刊。“手册”的第一卷2002年出版，第二卷2011年出版。我这里没有第二卷的电子版（这本书或它的电子版在北荷兰出版社网站的售价是149美元），仅从目录，我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重要。《社会选择与福利手册》，可以说长期以来是基于数理方法的“社会选择理论”学派的“机关刊物”。2002年和2011年这两卷本的手册，主编是阿罗、森和铃村兴太郎。铃村兴太郎的长期合作者之一，是许永胜，他来过咱们北大（是唐方方的朋友）。
这篇“导论”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你们撰写学期论文必读的一篇综述文章。这位作者真令人佩服，不仅理论而且英文的表达都如此优秀。多年前，我在浙大的一名学生，专程去东京拜访他。听说她专程拜访，他非常高兴，聊了几乎一整天。他对这位学生说，他从森那里不仅学理论和思想，而且还学人品。从森的自传资料，我推测，铃村兴太郎在1970年代可能在伦敦经济学院或牛津大学访问研究并结识了森。
在这些预读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这一观念。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的一个附录中）说过，我们的语言被严重污染了，例如“社会正义”。他认为“正义”没有必要与“社会”连用，这样的连用反而产生大量的误解。不过，现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为区分于古希腊人的“实质正义”观念（用柏拉图的表达就是“to each his due”）和近代以前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观念，现代人不得不使用“社会正义”这一观念。稍后我们将看到，“社会”与“正义”两词连用，特定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民主社会的正义诉求，参考文献是Jackson（2005）。
现代学者研究正义问题，不能不读森的作品。特别是2009年，他出版了新著The Idea of Justice，有中译本，不过听说译文很糟糕，不能用。这本书是森的晚年作品，也是他以前思想的一次重新表述。凡是重新表述，都意味着他放弃了一些观点，为了强调另一些观点。
现在休息10分钟。
读第一讲心智地图的时候，请优先注意大字，因为那些字都是最先写上去的，那时只有粗略设想，例如标题，字很大，代表最重要的内容。然后，随着备课和思考的深入与细化，图上可以写字的空间越来越少，字也就越来越小，最小的字迹要求放大百倍才可看清。这套软件的优势在于它采取矢量方式保存图形，故放大百倍之后的像素仍足够密集。当然，这样的方式占用相当大的系统内存，所以，这套软件有文档尺寸的限制，对iPad 3而言，每一张图似乎不能超过80MB，否则就经常“退出”。
你们沿苹果绿粗箭头读“第一讲心智地图”，从左侧向下读，最先遇到的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界定。我列出六种界定方法，顺序展开，最后是第六种，我称之为最省力的方法，将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我要重点讲解第六种方法，引出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定义。
然后，沿粗箭头从“第一讲心智地图”底部向右转，继续读，你[11]们会读到布坎南1975年的The Limits of Liberty，1962年与G．Tullock合著的The Calculus of Consent（《同意的计算》），陈光金的[12]中译本有错误，故最好直接读英文版。继续看图，是布坎南1965年的“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可译为“关于俱乐部的一种经济理论”）。然后是Acemoglu和Robinson的作品，他们发表的重要作品很多也很频繁，延伸至“第一讲心智地图”底部最右端。
从右侧向上读图，你们要思考中国问题。我列出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尤其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问题的核心，至少在基本问题的初级形态里，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最近我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发了一篇稿件，这篇文稿的作者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的中国城市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6（据“财新传媒”2012年12月10日的报道，是0.61）。在苹果绿粗箭头经过的区域，我列出王小鲁的中国灰色收入分析报告、杨奎松的一些党史研究文献。然后，我要介绍一位女性哲学家的作品，Agnes Heller（1987），书名是Beyond Justice（《超越正义》）。
在粗箭头经过区域之外的作品，例如森的《正义的理念》，我没有时间讲，你们可以研读并撰写自己的论文。还有一些国内学者的作品，我没有时间讲。例如，李实的一位合作者——李春玲研究员的文章，研究中国“暴发户”群体的特征，还有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报告。这些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你们自己研读。还有一位美国人Martin Whyte 2009年的文章，“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6，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5就要发生推翻政府的暴动，英国19世纪上半叶基尼系数达到0.44就引发普选权和其他方面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中国什么事情都不发生？因为心理承受力，中国人可以承受很高的不平等。为什么？我们以后要引述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篇调查报告。根据这篇报告，中国人有一种我称为“特殊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问题，于是可以承受很高程度的不平等。
这样，我们沿着粗箭头，遇到“正义”本身，见图1.5。怎样界说“正义”？我们当然关心正义问题，但我们关心的究竟是何种正义？图1.5
通常，我们关心“实质正义”。什么是实质正义？柏拉图有一个界说，我引述过，就是“to each one his due”，可译为“给每一个人他应得的”，包括他应得的惩罚。于是，实质正义要求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知道，要落实任何正义规则，都不得不采取某种“齐一”原则（例如“法律”）来衡量一切适用这一原则的人，于是不能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制。如果实质正义只停留在理想层面，那么，我们要讨论各种可以落实的正义原则。例如，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直到斯密，都看重“交互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也译为“交换正义”），而森在2009年这部作品里看重的是“可改善的正义”（最大共识可取消的不正义）。
又若我们请教法学家——中国很少有法理学家，中国有大批的法条学家——如果我们请教朱苏力，得到的回答将是：法学家只研究“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经济学家应当研究“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正确，但在国内学术界，真正积极研究分配正义的，往往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社会学家。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迷信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的假设，从而很难承担他们在中国这一特定社会里应当承担的职能。这一职能现在由中国的社会学家承担。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目前阶段的基本问题是“正义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认真研究各种正义观念和正义理论。什么是正义？这是政治哲学、伦理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议题。如何落实正义理念？这是公共政策议题。
最后，你们或许也有兴趣研读一些思想史文献。例如，关于正义观念最早的见解，谁的作品重要？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William Godwin（葛德文，1756—1836）1793年的《政[13]治正义论》，或者更早一些年代，卢梭1753年发表的作品《论人[14]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我用了李平沤的中译名称）。谁是葛德文？他是雪莱的岳父，你们都知道雪莱吧，革命的浪漫诗人。雪莱就是因为葛德文才结识了他女儿，成为伴侣。如果我们追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可以追踪到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再向前追溯，就遇到葛德文的这部作品。更早呢？就是卢[15]梭。还有德里克的著作《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见图1.5，中国革命真正值得我们研读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汤庭芬[16]2000年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2．个人选择依赖于公共选择
现在回到我们这门课的出发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的界说是：与个人选择互补的公共选择问题。那么，是否每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在某些方面必须依赖于公共选择？请你们回答这一问题。
女生甲：如果我们都选一门课，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选上，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
丁丁：不错，从常识出发，你意识到个人选择依赖于其他个人的选择。
女生乙：如果我在一张联系名单上填写我的姓名和邮箱地址，我可能依照名单上已有的姓名和地址填写，如果上面的同学颠倒了顺序，那么我可能也按照颠倒的顺序填写……
丁丁：是这样，你们列举的都是常识，不错。不过，我们要区分一些概念。例如，你家新换了一位邻居，他家有一位园艺家，他的花园于是远比你家的好，草都特别绿。这样，你要追赶邻居家的花园，英语口语是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于是你可能放弃自己的专业，去研究园艺，但终究没有那种天赋，错误配置了你的经济资源。这类效应，经济学家说是“外部效应”。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区分“个人选择的外部效应”和“个人选择依赖于公共选择”这样两类情况。这门课程，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北航同学：改革开放之前，如果一个人要申请赴美签证，很难。但公共政策改变之后，现在申请签证就很容易。
丁丁：正确，你的例子正确。在这一例子里，个人选择是否理性，关键性地依赖于公共政策，即关于“改革开放”的公共政策。
男生甲：以色列人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中国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度，一个人不必须当兵。
丁丁：是的，公共政策或公共选择对个人选择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个人选择集合的结构，公共政策改变或重新界定私有产权。请你们继续举例，我在图里列出了三类情况，你们列举的，是第一类情况（私有产权的界定依赖于公共选择）。
男生乙：可否这样认为，只要一个人的选择的后果依赖于另一个人的选择，就出现了公共选择问题。
丁丁：为什么你这样认为？你听到我刚才的解释，要区分外部效应和公共选择。
男生乙：是的，但若一个人的选择依赖于另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应视这类情况为公共选择问题，因为它不再是纯粹的私人选择问题。
丁丁：好的，你喜欢抽象的讨论，不错。依照你这一观点，我们可否认为，凡是鲁滨逊荒岛之外发生的选择行为，就都在公共选择范围里？因为，只要是“二人世界”，就难免发生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另一人的情况。你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在博弈论的视角下，只要发生人际互动，就有必要发生“公共选择”问题。不过，最重要的公共选择行为，例如“投票”，通常表现为“集体行动”。也就是说，一次行动，同时涉及许多人的个人选择，这些个人选择被视为“一次”行动。还有谁愿意补充刚才这位同学的定义？
一位同学：我觉得关键是参与行动的个体是否意识到了他的选择影响到他人。如果参与者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出现了公共选择问题。
丁丁：很好，韦伯认为，理解集体行动的关键是“意义”。而外部效应的制造者未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外部效应，这时，没有公共选择问题。
现在看图1.6，接着你们刚才举的选课的例子，我在这儿列出了第二类情况，即“俱乐部物品”。选课，一个学生选择的后果依赖于其他学生的选择，这是典型的俱乐部，老师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俱乐部物品，这里存在“拥挤效应”。所以，带有外部效应的个人选择，如刚才那位同学所说，可以是俱乐部物品的选择问题。布坎南1965年的论文，建立了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图1.6
丁丁：还有哪位天才同学愿意发言？我列出的第三类情况，比比皆是，是重要的情况。
同学甲：互联网现象。
丁丁：靠谱，很重要，互联网行为往往成为公共选择问题。
同学乙：价值取向是公共物品。
丁丁：你需要解释为什么你这样说。
同学乙：因为一个人表现出的价值诉求，例如信仰或道德，可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
丁丁：有道理，价值取向的外部效应如果很显著，可能成为公共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事实上，我们看到国内的法官判案，常常受公众价值取向的影响。第三类，我列举的是“知识”问题。虽然知识产权也是一种产权，可纳入第一类情况。
同学丙：反垄断法。
丁丁：是的，反垄断法是公共选择，而且显著影响私有产权，这是我们列举的第一类情况里或许最重要的内容。更需要探讨的，是刚才这位同学列举的价值取向，例如道德，是否成为公共选择问题。我记得最近有一则新闻，某一地方政府试图设立道德奖励基金，用经济手段鼓励道德行为。我们知道，实施这一公共政策的后果很可能违背政策制定的初衷。因为，道德行为的判据源于行为主体的心性，所谓“自律”而非“他律”。经济激励可能激发的行为，是典型的他律而非自律。负责落实这一政策的政府官员，怎样区分这两种行为呢？又如果原本基于自律的某一行为在经济激励之下转化为他律的，是否还应获得奖励呢？从理论角度，我们说，道德或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件[17]。也就是说，这些事件不应也不能成为公共的。
同学丁：道德行为的外部性很难仅仅被视为私人事件。我帮助一位陌生老人，心里很可能想到将来我老了也有人来帮助我。
丁丁：正确，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上，我们说这是“间接互惠性”里的一种（称为“后向间接互惠性”）。我发现我们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在行为经济学课堂的讨论构成互补，也因此，我建议你们同时听这两门课。
刚才的讨论让我想到或许我应解释“产权”的概念，虽然，我认为这是研究生“先修”知识的一部分。产权，我最喜欢引用的是洛克给出的广义定义，很简单，三个词——life，liberty，possessions，意思是生命、自由、财产。注意，possessions（占有）的翻译是“财产”。一个人的“property”（产权），根据洛克的定义，有上列三项，“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应在未得到本人允许时侵犯这三项权利。洛克的产权定义后来写入西方各国的宪法，例如美国宪法。
那么，道德或信仰，按照洛克产权定义，应当是个人自由（liberty）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说，不受公共政策的干预。但在现实社会里，有一些宗教信仰不能被公共政策认可。例如，刚才我引用的桑德尔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见图1.3，在那一段分析中，桑德尔的例子是，有一些宗教的宗旨就是损害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的“奥姆真理教”，或者组织集体自杀的美国“人民圣殿教”，信仰这样的宗教，也可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吗？基于常识，我们说，公共政策应当而且必须阻止人们接受这样的信仰。
基于这样的常识判断，桑德尔批评罗尔斯和自由主义：我们必须考察个人权利的内容，而不能仅仅形式地承认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换句话说，个人权利的形式与内容，必须都合理，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桑德尔提出的这一原则，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的合理基础，合理的公共政策似乎都应满足这一原则。3．知识的产权界定
现在继续看图1.6，讨论我列出的第三类情况，“知识”问题，首先是知识的产权界定问题。我不知道国内哪家大学的经济系开课研究这一问题，应当有，但我不知道。（一位同学发言：“中南财经大学设立了知识产权学院。”）感谢你提供的信息，至少，我现在知道了，中南财大设立了知识产权学院，虽然，我推测，那里很可能不研究我们要讨论的根本问题。知识产权是目前很时兴的一种产权，通过培养知识产权的律师，研究这类产权可以带来丰厚的收入。
知识的产权是怎样界定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提出过一个可以容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表示方法，在两个维度生成的平面内，例如，横轴表示“non-rivalry”（非竞争性），纵轴表示“non-excludability”（非排他性）。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任一物品，它的使用可以具有很高程度的“非竞争性”，例如国防提供的保护，可以保护一国之内许多个人，不因一个人使用而降低了其他人使用这一物品的效用。萨缪尔森认为，这是“公共物品”的一项特征。另一个例子是“新鲜空气”，我们很难界定新鲜空气的产权，或者说，界定产权的费用太高，以致很难界定。于是，新鲜空气的使用很少能够“排他”。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可能有的另一项特征是产权界定的“非排他性”。你可以修一道篱笆，这样界定了你家院子的产权。但如果你在月亮上有一块地，你怎样保护你的产权呢？很难，因为费用太高，有点儿像我们要保护我们在钓鱼岛的主权，费用太高，不合算。所以，你在月亮上的那块土地，用巴泽尔的术语，在“公共领域”里。
现在，我们想像我们可以测度这两种性质的量，于是可以有二维平面。在这一平面的原点，我们有纯粹私人物品——具有最小的非竞争性和最小的非排他性，例如一口面包，如果我吃了这一口面包，通常情况下，他人很难与我分享这一口面包。所以，这一口面包的消费是完全竞争性的，同时，界定它的产权也只有极低的费用，因为我只要放在我口袋里就可以保护我的产权。这样，它的产权界定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从原点沿着第一象限的对角线向外延伸，总可以有一点，在那儿的物品具有最高的非竞争性和最高的非排他性。这就是萨缪尔森定义的纯粹公共物品。
现在，我们考虑一艘航空母舰的非排他性，例如，中国大连港停着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它最初是香港商人徐增平以私人公司名义公开投标从乌克兰买来的，献给国家之后，我们共享它的产权。关键是，根据巴泽尔的产权分析，任何一项产权可分解为三种权利（也称为“产权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对于辽宁号航空母舰，我们全体拥有它的产权，但我们怎样行使我们的权利呢？我们怎样决定它的使用，或收益，或转让？于是，这里出现了公共选择问题。任何一项公共物品的产权，在怎样的程度上被分享，取决于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成本。例如，我们可以认为，现在的许多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实行的是私有产权而不再是公有产权了，所谓“产权虚置”现象。
产权的经济学界定，必须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概念。法律的产权，在经济学文献里称为“de jury”权利（名义权利），经济学的产权概念称为“de facto”权利（实际权利）。这样，我们要判断一项物品是否为公共物品时，就要考察界定产权三要素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制度）的费用。在相当多的情形中，界定产权的费用太高，以致相当多的名义公共物品只能成为实际私人物品。也因此，在公共物品产权界定的维度，现实社会里展开了丰富的政治现象，其中包括“寻租”。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理解框架有三个维度（经济E—政治P—价值V），所以，在界定公共物品产权时，我们有必要将表示“非排他性”的纵轴展开为三维空间。类似地，我们也有必要将“非竞争性”这一维度展开为三个维度（物质生活M—社会生活或情感生活F—精神生活S）。例如，电视机现在是“私人物品”，可是几十年前，它是“俱乐部物品”。我们于是很难简单地相信教科书提供的物品分类：有“纯粹公共物品”，有“纯粹私人物品”，介于它们之间的是“俱乐部物品”。如果你们简单地相信教科书，就相当于你们没有带头脑到教室里来，因为在这里，我们主要追究根本问题，虽然无解，但我们仍要追究。图1.7是横轴和纵轴各自在三维空间里的展开。图1.7
现在我们要在上述的二维平面里界定“知识”产权。首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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