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球化造福全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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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球化造福全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试读：

前言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我涉猎了许多这样的论题。在白宫和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内幕情形，并且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并肩努力，帮助它们完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战略。因此，我认为自己对于这些议题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除此之外，同等重要的是，作为经济理论家，我花了近40年的工作时间去理解市场经济的力量和它的局限；我的研究不仅对有关市场效率的一些一般性论调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关于全球化的一些基本信条（如自由贸易是提高福利的必要条件）产生了怀疑。

在那本书中，我描述了国际金融体系及其机构的缺陷，并解释了为什么说全球化还没有达到它理应、并且能够使更多的人从中获益的目标。我也勾勒了为使全球化更为有效所必须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针对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必须做的事情。那本书中还包括了对世界金融体系以及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的建议，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尚未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在白宫和世界银行的经历不仅使我能够站在一个独特的立场来了解全球化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还为我的这部续作打下了基础。在华府工作期间，我出访世界各地，拜会各国领袖和政府要员，了解到全球化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在我离开华府回到学术界的那段日子里，我仍然热衷于有关全球化的争论。2001年，我因早期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那之后，我又造访了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我和这些国家的学术界、商业人士、国家元首、政府总理以及议员之间的交流，并参加了有关全球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和全球化问题的论坛。

在我准备离开华府赴世界银行之际，克林顿总统仍挽留我继续留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内阁成员。我婉言谢绝了他，因为我认为为消除困扰不发达国家的赤贫而设计政策、制订计划，这是一项意义更为重大、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还有很多人生活得如此贫困，这样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可怕的。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困难重重，但是我有信心为消除这个不平等现象做些工作。我之所以接受世界银行的邀请，是因为这不仅为我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还为我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世界银行的那段日子，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引起了如此强烈的不满。通过全球化获得发展具有可能性，但不具有必然性。我看到在一些国家，贫困不但没有被遏制，相反其程度还有所上升；我更看到这其中更深的含义，贫困程度的上升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当然，没有灵丹妙药能根治这一社会顽症，但是我们所做的许多改进，对政策、经济制度、游戏规则和思维方式的改进——使人们对全球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对发展国家更好地发挥作用仍然寄予希望。有些变革出现是无法抗拒的，例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进入全球舞台和印度在外包领域的成功，正在推动着政策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过去的十年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被打上了不稳定的标签，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千年伊始的拉美危机、2003年开始的美元走软等，这促使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再认识。我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所提到的世界范围内的变化迟早都会发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样或那样的变革是否会发生，而在于这些变革什么时候发生、是在下一次全球灾难降临之前还是之后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为了应对危机而迅速采取的一些相机决策的变革并不是改革全球经济体系的最佳方式。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新机会的出现和旧障碍的消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公认，苏式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各国政府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争斗转向修正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善用这个机会，以一定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诸如促进贫穷国家发展的贸易协定等，来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就能惠及全世界。然而，发达工业国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实际上只是帮助它们获取特殊的集团利益和金融利益，而受到伤害的往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所谓的争取第三世界在“道义上和情感上的拥护”根本不值得一提。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实际上，针对IMF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们“包治百病”的政策处方，这样的政策抓不住也不可能抓住发展问题的核心。虽然对全球经济的描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许多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有共性，这些共性也是与每个国家自身所处的环境相符的。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在于解释这些共性。

这里需要提一下我的早期研究与后期著作之间的联系。早期研究主要是指为我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以及我在华府时期的政策立场，后期著作主要指的是《全球化及其不满》和《喧嚣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

我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信息的影响以及不完全竞争，它使我认识到市场是有局限性的，我和其他一些学者用了几年的时间将这一成果拓展到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强调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平衡，这个观点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主张很接近，在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期间，我帮助将这些政策主张清晰地写进年度《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当我来到世界银行时，世界银行还在推行诸如社会保险私有化的保守主义政策，IMF的情况也是如此，亲身所见，不甚困惑，这与我在白宫苦苦为之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更为离谱的是，他们所使用的模型，正是我所做的大量理论工作已经证明了不可信的东西。（当然，我也为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也在推行这类政策而倍感困惑。）

我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揭示了IMF经济学以及“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所固有的深层次缺陷，他们相信市场本身能产生经济效率。基于我早期学术研究的一贯认识，迫使我不得不对他们推行的政策发表意见，在我看来，世界银行的东亚政策只能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如果我不尽我所能地指出这些问题，那将是一种责任的沦丧。

在我供职于克林顿政府期间，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不仅与美国人民相关，也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相关。当我离开克林顿政府赴世界银行后，我继续为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平衡点而努力，并提出了促进平等和充分就业的政策。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了世界银行许多经济学家的热情回应，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提到的。

在今天，由全球金融危机和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所引发的不满情绪已经慢慢退去，人们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了，就像我在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人们正在达成一致，而这种一致的认识与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所提出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那本书的目的在于改变有关如何重塑全球化的争论的思路，那些观点有相当一部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就连IMF也转而认可了我的观点，即允许投机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是极端危险的。当然，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告诉我们，仍然存在着在经济学和基本价值观上的许多分歧。实际上，我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批评之一，是他们总是无视环境的差异而一味地主张一种特定的经济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将误入歧途。

这本书反映的是我对民主进程的信心，我相信一个信息通畅的公民社会可以提供某种检查手段来制约特殊利益和金融集团的恣意妄为，这些集团支配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市民是可以在改善全球化的过程中分享共同利益的。我希望本书和前一本书一样，能够转变全球化的争论焦点，最终转变塑造全球化的政治进程。

全球化业已成为彰显重大社会矛盾的场所，包括基本价值观上的冲突，而其中最重要的矛盾是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保守主义者通常援引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主张，认为市场以及追求私利的行为似乎能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产生经济效率。即使他们承认市场自身并没有产生全社会都能够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但他们认为效率和公平问题应该分别对待。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经济学是关注效率的学问，至于公平问题（就像美丽往往只存在于欣赏者眼中一样）应该留给政治学去研究。今天，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学术捍卫的现象已近乎绝迹。我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特别是当信息不对称时，即一些人知道的事其他人总是无法知道时，我们之所以看不见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因为这只手根本不存在。如果没有政府适当的监管和干预，市场是无法产生经济效率的。

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对这些理论洞见的生动写照。就像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所刻画的那样，追求私利的CEO们、会计师们，还有那些投资银行，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产生经济效率，相反却导致了大规模的投资失误以及与之相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而泡沫总是一定会破灭的，其结果是经济衰退。

今天，从大体上来讲，在政治家中以及在经济学家之间，已经形成了市场具有局限性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金融丑闻摧毁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长期依赖的支柱。更宽泛地说，人们已经意识到华尔街的观点往往是短视的，是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经济发展需要长远的考虑和计划。

人们同样也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也不止一种形式，其经济运行也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模式。市场经济的其他模式也是存在的，如瑞典模式就维持住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果，在那里人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享有很好的医疗服务，贫富差距也不明显。尽管瑞典模式在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效，也不一定适合某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它的成功表明存在着其他的有效市场经济的替代形式。在有替代和选择的情况下，处于决策中心的应该是民主政治程序，而不应该是专制统治。我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一个主要批评在于，他们总是以缺乏权衡取舍的政策空间为借口，似乎只有一套政策能改善所有人的经济状况。而实际上，经济学的精髓在于能够在不同的方案之间选择，在可供选择的空间中，一些方案只对某个利益集团（如外国资本家）有利，另外一些集团则要为此付出代价；另外一些方案则是将风险强加于某个利益集团（如工人），而利益却归他人所有。

在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选择中，政府的作用是一个中心问题。经济的成功要求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有一个好的平衡。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是否需要有公共的养老金计划？政府是否需要对某些特殊部门实行激励以鼓励其发展？政府应该采用哪些法规（如果有这样的法规）来保护工人、消费者和环境？这种平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亦已存在的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这种必要的平衡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同样希望向人们说明的是，全球化已经沦为推行一套特殊的价值观的工具，虽然这种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全球化却并非注定如此结局，全球化不一定是造成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多元文化削弱的罪魁祸首，不一定要牺牲普通大众的幸福来维护特殊集团的利益。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一书中，我力图说明，只要适当地加以管理，全球化是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获得巨大利益的，而这种适当的管理模式在大多数成功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

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以及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失败、挫折和不平等，正如对国家和其人民进行了一种罗夏检验（Rorschach test），不仅反映出了国家和人民的基本信仰与态度，它们对政府及市场之角色的看法与期望，而且能反映出它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看重程度，以及非经济价值在它们心目中的地位。

那些认为消除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经济学家，多数会倾向于认为，政府着手消除贫困的行为成本很高，甚至也可能适得其反。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总是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本身是有效率的。在他们看来能够改善贫困状况的最好、最简单的办法是让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其增长的利益总会不知不觉地惠及贫困阶层。（即使经济研究成果已经动摇了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他们还是固执己见，真是可笑。）

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同道中人认为，市场通常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制造的往往是诸如过度污染和基础研究匮乏等结果，而且市场也会受到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恶化的干扰。我们这些人还认为，减少收入差距的成本并不像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估计的那么高。出于对不均等和贫困的担忧，我们看到的是对贫困和不均等置之不理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即包括隔阂、暴力和社会冲突在内的社会后果。这些人对政府可能的干预满怀希望，尽管政府干预的效率有时或很多情况下会低于人们的期望，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功案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对某些成功案例进行讨论。所有的人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对于每一种制度而言，挑战在于人们能否从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

在应对不均等和贫困问题的重要性方面，认识上的不同反映出了对不均等和贫困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上的差异。大体上讲，那些关注不均的人认为，不均等是运气造成的，运气好的人降生时便具有良好的基因或豪门背景（“遗传学上的六合彩”），或者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在石油冲击之前或在当地房地产泡沫形成之前）购买了不动产。而那些不太关心不均等现象的人认为，财富是对人们辛勤劳动的回报，在他们看来，收入的再分配不仅夺去了对工作和储蓄激励，而且几乎也是违背社会道德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人的公正回报。

上述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待其他许多问题的立场上。那些不关心不均等问题而热衷于经济效率的人总是对诸如社会公正、环境问题、多元文化、大众医疗和消费者保护等非经济价值观漠不关心。（当然，也存在许多例外的情况，如保守主义者对环境问题还是给予了关注。）

我之所以强调经济和文化取向上的联系，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与我们所委托的经济决策者有着很大的关联，如果你将决策权赋予了“保守主义者”，那么，你所得到的经济政策及其结果必然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文化价值观。本书集中反映了我本人的价值观及其判断标准，至少我希望坦诚地向读者呈现现有的经济争论中的两派观点。

从全球化的鼓吹者手中拯救全球化

在70年前所发生的大萧条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形成了他的就业理论。在该理论中他详细阐述了政府应该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和增长。凯恩斯在当时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诋毁，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凯恩斯的主张提升了政府的作用。他们揪住经济低迷时期不可避免的预算赤字不放，一有时机便削减政府的项目。然而，在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凯恩斯的贡献比崇尚市场经济的金融家们加在一起的总和还多。如果依照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大萧条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程度会更深，其持续时间也会更长，而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的势力也会发展壮大起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相信除非我们认识到全球化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应对这些问题，否则维持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尽管全球化的背后存在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但是，同经济发展问题一样，全球化也并非一种必然的进程。有许多指标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无论在发展速度上还是在发展广度上都放缓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例如，以贸易量占GDP比重的指标衡量，在这一期间贸易确实在下降。如果全球化的结果使一个国家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如果全球化的发展威胁到了基本文化价值观的存在，这时必然会产生要求放缓或终止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力量。

当然，可以通过思辨的力量和经验的总结（例如关于贸易或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否能够促进增长的观点以及对这些改革活动的实践经验）改变全球化的路径。另外，一些全球性事件的发生也会改变全球化的路径。近年来，“9.11”事件、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对有关全球化的争论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定义，对于这种定义的方式，我将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不仅阐述了如何运用经济学来构建经济制度，而且涉及了经济制度形成中政治学的运用。经济学家们相信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烈的动机和巨大的机会将经济制度和政治程序导向这样一种模式——某些人从中获利而让多数人承担成本。

公开的、民主的程序是能够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的，我们有能力使伦理观回归到商业领域中，公司治理不仅可以维护股东的权利，而且可以维护受到公司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权利。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一旦被卷入了全球化，他是能够理解全球化如何才能发挥作用，或者说最起码也能够理解如何使全球化运行得更为有效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们会对他们的政治领袖在重塑全球化方面提出相应要求。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将这种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

致谢

从撰写《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开始，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人越来越多，对他们我深表谢意。除了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朋友，尤其是我在那本书中提到的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人，现在我还要特别感谢尼克·斯特恩（Nick Stern）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他们接替我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继续和我一起从事有关发展进程的研究。我要感谢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他与我完成了大量有关发展回合方向的研究。还要感谢瑞典教育部长利夫·帕格罗茨基（Leif Pagrotsky），他在任职瑞典贸易部长时为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贸易机制而带头呼吁；我还要感谢前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现任WTO总干事），特别是他对于“非军火贸易自由化倡议”（Everything But Arms Initiative）的观点；还要感谢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署长的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因为他使我可以与世界银行联系得更紧密；还要感谢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胡安·索玛维亚（Juan Somavia），他组织成立了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他的报告成为改变对全球化的看法的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标志。

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回访了以前参观过、研究过并提到过的地方，并感受到了巨大变化的发生，其中包括阿根廷、埃塞俄比亚、泰国、韩国、中国、俄罗斯、哥伦比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厄瓜多尔、印度、土耳其和巴西。同时，我回到之前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过的国家重新考察了一次，比如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另外，之前没有机会去的国家这一次我也参观了一下，包括玻利维亚、马达加斯加和委内瑞拉。我万分感谢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从首相或总统一直到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教师、商界人士以及那些捐赠组织和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毫不吝惜地付出了他们的时间。本书中反映了他们的很多想法。

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研讨会上阐述和讨论过。我要特别感谢希腊前外交部长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他召集学术和政治上的领导人举行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即锡米岛座谈会），从而使有关全球化的议题总是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还要感谢梵蒂冈社会科学院，在这里我们讨论了有关债务的问题；另外还要感谢英联邦，邀请我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一起负责研究什么才是贸易谈判中真正的发展回合，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助。同时，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会主席、英联邦财政部长、WTO、全球发展中心以及世界银行，他们邀请我将研究发现展现给大家。本书各章的观点能够在世界性研讨会和国际会议上发表，我自己也获益匪浅。改革全球储备体系的观点就曾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2006年1月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2001年12月在瑞典召开的研讨会（与乔治·索罗斯一起），以及2005年9月在拉科鲁尼亚召开的西班牙经济学家协会年会上阐述过。知识产权机制及其改革建议中出现的问题，则在2004年10月首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和2005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举办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讨论过。第1章的某些观点则在2004年春牛津大学的坦纳讲座中讨论过。另外，我还要感谢巴塞罗那的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心（CIDOB）基金会，该组织于2004年秋发起了有关“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的会议，会议上许多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本书的观点涵盖非常宽泛，很多议题都是我研究了长达30年之久的领域，在此期间积累的大量知识都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第3章中关于贸易政策的研究我要感谢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在我任职经济顾问委员会期间他和我一起仔细研究了倾销问题；同时也感谢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帮助过我的艾伦·温特斯（Alan Winters）、迈克尔·芬格（Michael Finger）以及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ckman）。第4章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我要特别感谢杰米·洛夫（Jamie Love）、迈克尔·格拉格（Michael Cragg）、保罗·戴维（Paul David）、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马里奥·西摩里（Mario Cimoli）、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张夏准（Ha Joon Chang）以及知识产权署（IPD）知识产权专项工作组会议的所有参与者，另外还要感谢《创新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Innovation）的几位合著者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戴维·纽伯里（David Newbery）和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也同我一起研究了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哥伦比亚的凯文·康拉德（Kevin Conrad）和杰夫·希尔（Geoff Heal），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迈克尔·索马雷（Michael Somares），以及环境部长罗德里格斯（Rodriguez）在第6章中所提到的雨林国家联盟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迈克尔·托曼（Michael Toman）、艾伦·克鲁波尼克（Alan Krupnick）和雷·帕斯夸（Ray Squitieri）同我一起在经济顾问委员会研究全球变暖问题；鲁思·贝尔（Ruth Bell）特别帮忙审阅了第6章的最初版本。有关负债方面的问题研究我一定要感谢戴维·黑尔（David Hale）、巴里·赫尔曼（Barry Herman）、库尼贝特·拉夫（Kunibert Raffer）、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罗伯托·弗伦克尔（Roberto Frenkel）、约根·凯泽（Jurgen Kaiser）、苏珊·乔治（Susan George）以及知识产权署国家债务专项工作组会议的所有参与者。而全球储备体系建议、《清迈倡议》以及失败了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尝试都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会议、研讨会以及学术报告中提及，因此我也要感谢这些研讨会的参与者，特别是乔治·索罗斯本人也提出了相类似的提议。在与沈联涛（Andrew Sheng）、榊原英姿（Eusake Sakikabara）讨论这些议题的同时，我自己也获益匪浅。

在研究阿拉斯加、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以及加利福尼亚这几个州的石油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出现的问题时，我都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这次研究过程中我的伙伴杰夫·莱星格（Jeff Leitzinger）。保持市场竞争性的这一挑战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是我永久不变的研究议题；在我的合作伙伴中，史蒂芬·萨洛普（Steven Salop）、贾森·弗曼（Jason Furman）、巴里·奈尔伯夫（Barry Nalebuff）以及乔恩·奥斯泽格（Jon Orszag）对我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人我要致以特别的感谢。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以及关于市场经济有限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全球化也成为市场经济缺陷的核心部分。有一部分人（应该说是很多）不同意本书的观点；而我自己也在尽力地去仔细倾听那些反对的声音，同时去评估那些证据、分析那些模型，并理解这些反对观点的根本原因。我因此在胡佛研究所里耗时数年，在这个世界著名的传统派思想库中，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大师进行探讨，对于他们的耐心和容忍我不胜感激。我担心他们有时会认为我去质疑那些他们已经认为是明显的或既定的观点，这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怀疑范围；我更为担心的是，这些争辩的参与者忽视彼此的观点而仅仅是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担心他们更多的只是在召集自己的队伍而不去考虑在改变对手的思想中获胜。我猜想我也不能让更多的对手改变其立场，但是我认为我已经在努力开始着手这些问题，去揭示潜在的设想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过去的5年间，公众对于全球化的讨论尤其热烈，在此期间很多人贡献卓著，比如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全球化为什么可行》（Why Globalization Works））、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捍卫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为增长逃避探求》（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以及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底下，我们之间都在继续争论这些问题，并且我深信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信服自己立场的优势，我们每个人都已从中受益匪浅。民主给了我们机会、我更认为应该是一种责任，来进行这些问题的争论，希望这些争论能够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为设计公共政策起到作用。

我想着重介绍以下四个我要特别致谢的群体。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政策对话倡议组织的同事们，在这里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探索促进发展和全球化的方法，并一直努力保证这些不同方法会引起公众的注意。虽然我无法一一提及每个人，但如果不向以下几位致谢，那未免太过轻率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前主席、现任联合国负责经济社会事务副秘书长的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现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K.S.乔莫（K.S.Jomo）；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迪帕克·纳亚尔（Deepak Nayyar）；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c Berglof）；哥伦比亚大学商学和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剑桥大学的张夏准（Ha Joon Chang）；同样来自CEPAL的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Ricardo Ffrench-Davis）；帮助我详细研究非洲问题的阿克巴·诺曼（Akbar Norman）；尤其还有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PD）的主席雪瑞·施皮格尔（Shari Spiegel）。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也收到了来自福特基金会、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基金会、约翰·D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的资金支持；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英联邦秘书处；开放社会协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瑞典国际发展研究局（SID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于以上这些机构提供的帮助，我深表谢意。

第二个我要特别感谢的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正是有了他的帮忙，我才能完成很多有关信息经济学的前沿工作，同时也和他一起从事了四年关于全球化和市场课程的教学。他一直在挑战我的观点、丰富我的思想，并在全球化的每个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对整本书的贡献贯穿始终，在第9章中尤为突出。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我们共同撰写了递交给英联邦的报告，我和他密切合作，尤其是在有关贸易方面的问题上。

第四个要感谢的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校长李·伯林杰（Lee Bollinger），他鼓励学校致力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在他的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了全球学术中心，并建立了校际的全球化思想委员会，本人荣任主席。同时，我的同事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和梅丽特·贾瑙（Merit Janow）（他们现在是WTO的上诉机构专家组成员）也将学术责任深深地嵌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哥伦比亚大学教员和学生的多元化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与其他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中心一样，哥伦比亚大学为各种争鸣的观点提供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我本人和我的这本书也都从各种挑战性的观点中获益颇深。

我要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各位助手，包括吉尔·布莱克福德（Jill Blacksford），尤其是要感谢玛丽亚·帕帕达基思（Maria Papadakis），在很多情况下加班加点地帮助我。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这些研究助理为这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其中包括哈米德·拉什迪（Hamid Rashid）、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丹·乔特（Dan Choate）、乔什·古德曼（Josh Goodman）、梅根·陶罗（Megan Torau）、贾因特·雷（Jayant Ray）以及斯蒂芬·里奇格（Stephan Litschig）。另外，沙龙·克莱里（Sharon Cleary）协助我完成研究和编辑，并完成了将所有的内容最终都整理在一起的繁重工作。还有艾伦·布朗（Alan Brown）、谢里丹·普拉索（Sheridan Prasso）以及渡边元（Gen Watanbe）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终稿的编辑。

在诺顿出版公司，我的长期编辑德雷克·迈克费利（Drake McFeely）从一开始就把握了本书的主旨，并不辞辛劳地编辑了前两次手稿；而在南希·庞思奋（Nancy Palmquist）和阿曼达·莫里森（Amanda Morrison）两位干将的带领下，包括爱勒格拉·休斯顿（Allegra Huston）、布莱登·卡里（Brendan Curry）和唐·里夫金（Don Rifkin）在内的支持团队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企鹅出版社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正是在与他共进午餐时萌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另外，他对手稿的权威评价对我来说也是无价之宝。

而我的妻子安雅·斯蒂格利茨（Anya Stiglitz）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帮助我。作为一名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多年的记者，她用极具经验的视角帮助我更加透彻地了解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在学科领域难以避免有一些狭隘的界限，在我们一同历经数月穿越发展中国家时，她帮助我超越了这些局限性，了解到全球化究竟是如何影响百姓的民生大计的。她对事物寻根究底的渴求促使我更加严谨地去解释事物本质。而她甚至比我更执著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一想法，在这样的另一个世界中，全球化会离它的承诺更近，会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她还鞭策我不能仅仅停滞于对问题的诊断，还要为大家揭示出如何创造这另一个世界。但同时她却能够从那些崇高的志向中抽身，埋头于乏味的、辛苦的而且往往是烦琐的手稿修编工作，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编辑这些手稿，我谨此表示万分感谢。第1章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2004年1月，在孟买广袤的郊外，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家济济一堂，召开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一论坛首次在亚洲举办，与四年前在巴西南部阿雷格里港召开的该论坛相比，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这次盛会为期一周，参加的民众逾十万，正如印度这个地区本身一样，这次盛会展示出了一种人潮涌动、缤纷绚丽的人文景观。公平贸易组织的职员们在一排排展位前忙碌，出售手工饰品、各色纺织品及家居用品；沿街的一面面彩旗在向人们宣布：“在印度，手摇纺织机是最丰富的就业资源！”；表演队列敲着鼓，唱着口号，穿梭于人群中；围着腰布的社会底层活动家（这些人过去被认为是印度种族底层的贱民）、工会组织及女性团体的代表，以及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代表等等，全都摩肩接踵。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个面积仅相当于飞机库大小的临时会议厅里，聆听几位大人物的演讲，包括：爱尔兰前总统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前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高级专员，1997—2002年）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尽管天气湿热难耐，但仍然到处人头攒动。

这次世界社会论坛提供了众多彼此交流的机会，例如，在如何重组操控世界运行的国际组织、如何约束美国霸权的议题上，人们争论不休。而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是：全球化。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变革势在必行，并将这一共识写入了本次论坛的宣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与会的活动家都曾耳闻全球化所作出的承诺：全球化将会使每个人的生活更美好。然而，人们亲眼目睹的现实是：全球化的确让一些人越过越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每况愈下。因此，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本身就是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理念和知识的国际间流动、文化的全球共享、全球化公民社会以及全球环境运动等等。本书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全球化，即通过提高商品、劳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使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结合得更加紧密。全球化的宏愿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它可以让他们进入海外市场出售自己的商品；它也会吸引境外投资，从而用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新产品；它也会开放边界，人们可以到国外去深造或工作，并将挣得的收入汇回来帮助他们的家庭，资助他们的新业务。

我本人深信全球化必将有潜力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巨大收益。然而，摆在眼前的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全球化本身面对自己这一潜能已经无计可施！本书将会告诉大家，其实这一问题并非产生于全球化本身，而是来自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方法中。经济上的进步一直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降低了交通和运输成本；但是，塑造全球化的却是政治。全球化“游戏”的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工业国，特别是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来制定，那么，这些人利用全球化来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会费心去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规则，更不用说去制定一套规章制度来促进世界最贫穷地区的发展了。

结束了在世界社会论坛的发言，我与玛丽·鲁滨逊、迪帕克·纳亚尔以及国际劳工组织主席胡安·索马维亚一同去参加了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个瑞士滑雪胜地，全球的精英领导聚在一起反思我们的这个世界。然而，在这个雪域山城，全世界的工业和金融界的掌门人对于全球化的看法，与我在孟买的所闻所见大相径庭。

世界社会论坛一直都是一个公开集会的场所，全世界各地的民众为了同一个目标聚集在一起，探讨社会变革以及如何将他们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变为现实。这个论坛，尽管嘈杂无序，又有些漫无目的，却又是那么地生气勃勃——人们有机会面对面敞开心扉，畅谈各自的想法，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活动家沟通交流。在达沃斯，沟通和交流也是那些操控着世界的权势人物参加盛会的原因之一，但只有受邀者才能出席。所以达沃斯论坛也一直是一个揣摩全世界经济领袖意图的上佳场所。参加这一会议的大多数都是白种人商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资深记者，但是近年来，这个论坛的邀请者名单范围已经扩展到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等等。

达沃斯论坛的氛围是轻松适意的，还有些许洋洋自得，这是因为全球经济自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一直陷于低迷，现在终于复苏了，而“反恐战争”似乎也在掌控之中。在2003年，由于伊拉克战争，这个论坛凸显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严重的对立，而在此之前更早的会议则在全球化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一问题上分歧严重。在这些紧张局势至少已经得到缓和的情况下，2004年的达沃斯的论坛才显得轻松。只是人们仍然顾虑重重，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针对这个世界最强权的国家在宣扬民主、自主、人权时把自己意愿强加于他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一直在担忧，那些全球化决策、那些足以影响他们生存的经济和政治政策究竟是如何制定的。现如今，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似乎都忧心忡忡。

我参加这个每年在达沃斯举办的论坛已经有些年头了，也总能在会议上听到热情洋溢的全球化言论。但是，2004年的这次会议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是对全球化态度的迅速转变，越来越多的与会者都在质疑全球化是否真正带来了所承诺的种种好处，至少是否为较贫穷国家的人们带来了好处。与会者们已经因20世纪末的经济动荡而受到了惩戒，他们开始担心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些后果。论坛的这种转变象征着近五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有关全球化理念的大幅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达沃斯论坛还在讨论开放国际市场的好处；新千年伊始，这个论坛的焦点已经集中在了减少贫穷、人权问题以及必须建立更平等的贸易规则等问题上。

在达沃斯论坛的贸易专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执己见。一位前世界贸易组织官员认为，如果像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这样的贸易自由化方案未能完全达到促进发展和削弱贫穷的目标，责任在发展中国家，它们应该为自由贸易进一步开放市场、尽快地全球化。但是，一位印度小额信贷银行的行长却指出了自由贸易带给印度的负面影响，他谈到了印度的花生种植户，这些人无法与马来西亚棕榈油的进口商相抗衡，他还谈到中小型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已经越来越难。这一现象其实不足为奇，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些已经向大型国际银行开放银行业大门的国家发现，这些大型跨国银行偏好与诸如可口可乐、IBM以及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打交道。从表面上看，在大型跨国银行与本地银行的竞争中，后者通常是输家，但真正的输家其实是依靠本地银行的这些小型企业。让一些与会者困惑的是，许多人深信跨国银行的存在能够毫不含糊地会让每一个人都受益。同时，虽然阿根廷和墨西哥也提出了类似的指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本地银行被国外银行接管之后，银行提供给本地公司的贷款近乎枯竭了，但面对这些指责，这些银行家们却充耳不闻。

无论是孟买的世界社会论坛，还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变革都是讨论的议题。在孟买，人们要求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全球化制度；而在达沃斯，人们责成发展中国家要去除腐败、要让市场自由化、要对达沃斯论坛上这些跨国公司的代表们开放市场。两个论坛的共同之处是，人们都认识到必须行动起来。达沃斯论坛直截了当地将责任推给了发展中国家；而在孟买，责任落在了整个国际社会肩上。

全球化的两面性

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欣喜若狂地迎接全球化。1990—1996年的六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长了六倍；1995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探寻，世界贸易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为国际商务披上了一件法制的外衣；不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赢家；全球化将为所有人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在1999年12月，旨在推进自由化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刚刚在西雅图拉开序幕，当地便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这对于那些信奉开放市场的鼓吹者来说是始料未及的。全球化把全世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来反对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成功的。但是，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不会接受全球化最终会让每一个人获益这样一个论调，因为，美国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就业受到来自中国竞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目睹了自己的劳动遭到美国玉米和其他作物高额补贴的威胁；欧洲的工人感到他们经过奋力抗争而获得的就业保障，在全球化的名义下正遭受猛烈抨击；艾滋病活动家发现新的贸易协议把药品的价格提高到了世界大多数地区所不能承受的水平；环境保护学家为保护自然遗产而奋斗数十载试图建立各种规则，却被全球化釜底抽薪；而那些想要保护和发展它们自己文化遗产的组织同样也感受到了全球化的侵扰，因此，至少从经济意义上讲，他们不会苟同全球化将使每个人生活得更美好的说法。

一直以来，专门研究全球化的报告、致力于全球化的各类委员会屡见不鲜。我有幸参与了国际劳工组织（该组织由政府、雇主及劳动者的代表组成，于1919年在日内瓦成立）于2001年成立的全球化社会层面世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W·姆卡帕（Benjamin W·Mkapa）以及芬兰共和国总统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任联席主席，在2004年发表了一份持怀疑态度的报告，其中一些内容对于理解世人究竟是如何体会全球化的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的全球化过程正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制造出不平衡，虽然财富在增加，但是有太多的国家和人民没有享受到这些财富所带来的福利，而他们想要改变这一过程的呼吁却是微弱无力的，甚至毫无发言权的。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男性也罢，女性也罢，全球化并没有满足他们简单而合理的愿望，即一份体面的工作，以及孩子们更加美好的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一种非正规经济的状态中，没有根基，没有正式的权利，还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的边缘濒于挣扎；即使是那些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国家，一些工人和组织也受到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而与此同时，全球通信水平的革命性进步加强了人们对于这些巨大悬殊的认识……这些全球失衡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在政策上也是难以为继的。

该委员会对全世界73个国家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1990—2002年间，除去南亚、美国及欧盟，世界其他地区的失业率都在上升。截至报告发表之时，全球失业人数已经创下了近1.859亿的新高。该委员会同时发现，世界上59%的人口生活在不平等日益严重的国家，只有5%的人生活在不平等逐渐降低的国家中。甚至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富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富裕，而穷人却时常不能维持生计。

总而言之，全球化可能对一些国家有所帮助，例如会使它们的GDP即所生产出的全部商品和劳务的总和增加，但是，全球化不能使大多数人获益，即使是这些GDP增长的国家的人。人们所担心的是：全球化可能会制造出国富民穷的境况。

当然，那些对经济全球化不满的人通常不会拒绝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不会拒绝全球知识的传播，因为这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发明和创新。但是，他们提出了以下五项关注点：

●全球化所遵循的制度规则并不公平，尤其是那些专门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事实上，最近的一些变化已经非常不公平，致使最贫困国家实际上是每况愈下。

●全球化将物质的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如关注环境或者生活本身。

●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已经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相当部分的主权，剥夺了他们在影响国民福利的重要领域的自主决策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已经破坏了民主。

●全球化的支持者宣称每个人都会从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利益，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太多证据表明，两类国家中都存在全球化的受害者。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被迫实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是被强迫实行的经济体系其实是不合理的，而且通常有着严重毁坏力。全球化不应该是指经济政策或文化的美国化，但通常情况却正是如此，于是激起了人们的不满。

最后一个问题既与发达国家有关，同时又涉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有很多模式——美国的模式不同于北欧国家的模式，也不同于日本的，更不同于欧洲社会的模式。甚至连那些发达国家都在担心全球化已经被用以推行“英美自由主义模式”，以此来代替其他模式，虽然用GDP这个指标来衡量，美国模式的效果很好，但在其他层面如寿命方面（有人指出这是生活质量层面）、消除贫困方面，甚至在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福利水平方面，美国模式则力有不逮。美国人的真正工资水平，特别是底层群众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停滞了25年多，而他们的收入也仅仅和工资水平持平，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与欧洲从事类似职业的人相比要长得多。如果全球化是被用来推行市场经济中的美国模式，那么其他国家的许多人可能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而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会产生更加强烈的不满，因为全球化已经被用于推行一种更加极端的、更加代表公司利益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甚至比在美国本土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球化与贫困

对全球化的批评如今指向了贫困人口数量的增长，现在的世界可以说正在进行一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竞赛，迄今为止是人口增长领先。虽然贫困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在下降，但其绝对的数量值是增加的。世界银行对贫困所下的定义是：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超过2美元，而将绝对贫困或赤贫定义为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

设想一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1美元或2美元是一种什么情况，对于贫困至斯的人们来说生活是何其残酷，儿童营养不良已经司空见惯，人均寿命往往不到50岁，再加上医疗救助少之又少；人们每天费力地去寻找食物和可饮用水源，以此来勉强维持这种悲惨的生活；又或是在一小块半干旱的土地上种植棉花并期盼这一年风调雨顺；再或者就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种植水稻，但同时心里也明白不管他们怎样拼命，他们依然不能养活自己及其家人。

全球化在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在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已经让上亿人脱离了贫困，但是，中国非常慎重地管理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对进口货物开放市场时步伐缓慢，而且至今仍然不允许那些投机性热钱进入——这种资金寻求在短期中获取巨额利润，在乐观情绪主导时蜂拥而至，而一旦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撤退。中国政府意识到，这类资金的涌入可能会带来短暂的繁荣，但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或是萧条也是意料之中的，带来的破坏旷日持久，是之前获得的那些短期利润无法弥补的。中国避免了这种在东亚及拉美地区出现过的经济起起落落（这一点将在第2章中介绍），从而维持了每年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

然而事实却是可悲的，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中，贫困程度却在不断加重。全世界65亿人口中有40%的人处在贫困生活中（这一数字自1981年以来上升了36%），8.77亿的人口处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中（这一数字比1981年增加了3%）。非洲是恶化最严重的地区，处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占比从1981年的41.6%上升至2001年的46.9%，再加上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意味着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口数量已经翻了一番，从1.64亿增加到了3.16亿。

自古以来，非洲一直是遭受全球化剥削最为严重的地区，在殖民时期，宗主国几乎是在无偿地攫取非洲的资源。而最近这几年，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也已经变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这些国家如约开放了市场，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尤其是对那些贫困国家。

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重要，但是和钱财的匮乏相比，摆脱贫困远远重要得多。在我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们发布了一份题为《贫者呼声》（Voices of the Poor）的调查报告。一支由经济学家和调查员组成的团队走访了60多个国家，采访了约六万名贫困男女，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结果不出所料，这些人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收入远远不够，而且是他们毫无安全感并且孤立无援，尤其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感觉自己已经被边缘化，被社会所抛弃。

而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这种不安全感大多来自被解雇的风险以及工资下滑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俄罗斯及东亚危机中，都出现过这种工资的骤然下降。全球化已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但是可以防御这些风险的市场却又明显缺失。在较发达国家，政府通过提供老年人养老金、残疾人补助、医疗保险、福利救济以及失业保险来填补这个空缺。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显然过于贫乏，不足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它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钱很可能都用在了基础教育、医疗以及住房建设上了。穷人们只能够自力更生，而一旦经济不景气，或者因为国外的竞争而丧失工作，他们又是首当其冲。富裕阶层有积蓄作为缓冲器来保护他们，但是穷人却没有。

缺乏安全感只是穷人主要的担心之一，另一个担忧便是自己力量卑微。穷人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发表意见。当他们想要倾诉时，却发现没有听众；难得有人倾听时，他们的回答又都是无能为力；当他们被告知可以有所作为时，又发现实际上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世界银行中一份来自牙买加青年女性的报告中充斥着这种脆弱无力的感觉：“贫穷就像是生活在监狱中，像是生活在奴役的牢笼中，等待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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