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橡树国际心理机构
出版社：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向索罗斯学投资试读：
前言
乔治·索罗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人称他为“金融怪才”、“世纪金融强人”、“金钱魔术师”、“资本舵手”、“最伟大的慈善家”，有人称他为“金融大盗”、“股市鳄鱼”、“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最疯狂的小偷”、“投机魔王”、“该死的货币赌徒”。不管人们对他的行为如何评价，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这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有着非凡的投资才华和智慧。这在他掀起的几次惊心动魄的金融斗争——摧毁英格兰银行、狙击墨西哥比索、掀起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及香港金融大决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商业周刊》曾经如此评价他：“任何一位投资家都没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就，彼得·林奇没有做到，沃伦·巴菲特也没有做到。”
从最初创立双鹰基金，到后来成为量子基金的总裁；从以25万美元闯华尔街起家，到1993年以11亿美元的年收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人，索罗斯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他在1969年注入量子基金的1万美元在1996年底已增值至3亿美元，增长了近3万倍——在过去的30多年的历史中，量子基金的平均回报率高达30%以上。
乔治·索罗斯有着独具一格的投资理论，他始终坚信金融市场是没有理性、难以预测的，他设法“在混沌中寻找秩序”，创造出了自身特有的投资理论，并试图以这种对经典经济学的突破和颠覆，来为他的行动寻找根据。
在华尔街，索罗斯和巴菲特被称为“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深刻的哲学头脑、渊博的金融知识、丰富的投机经验，加上敏锐的投机嗅觉，这是索罗斯在金融大潮中成为成功者的重要原因。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经理加里·葛雷斯坦称：“索罗斯的天才在于，在其他任何人之前便见到和看出了未来发展的整个趋势。他不必看到现实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的头脑中，事情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早就形成了。”
由此可见，索罗斯是一个有着出色投资理念和投资技巧的经理人。他对于金融市场和投资战略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学会像索罗斯一样投资获利，已经成为投资的一种新的方法和潮流。
那么，投资者能够从索罗斯的身上学到些什么？这个世界闻名的金融大亨，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技巧？这些投资理念和技巧，对于投资者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本书以全新的角度，从索罗斯的个人经历和投资理念等方面出发，详细介绍并分析了索罗斯的投资要诀和投资理论，希望能够给中国的投资者带来借鉴和帮助。
另外，王彦、陈璋、吕静霞、刘长松、王林涛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囿于客观条件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橡树国际理财机构
第一章 走在股市曲线最前面的人
这个人把自己看成上帝
1930年8月12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的一个犹太中产阶层家庭里，一个身体瘦弱的男孩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在全球金融领域里呼风唤雨的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的父亲叫做提华达，母亲叫伊丽莎白，小乔治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保罗。索罗斯父母的性格截然相反，在生活中，两人之间常常有些小摩擦。提华达性格大大咧咧，非常热衷于交际，时不时有一点浮躁，但是伊丽莎白却喜欢宁静，乐于钻研。从外貌上来看，索罗斯更像母亲伊丽莎白，他们都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从这一点来说，索罗斯一点也不像犹太人。在听到别人说他不像犹太人的时候，索罗斯感到很高兴。提华达与伊丽莎白都不是犹太教徒，甚至对犹太教还抱着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他们都尽量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基督教社区的一分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对索罗斯一家在二战期间躲避纳粹的迫害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父亲是儿子心目中的偶像，有着巨大的榜样作用。索罗斯喜欢和父亲在一起，更喜欢听父亲讲述的种种传奇般的经历。从父亲那里，索罗斯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多苦难，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事情。
提华达送给儿子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对儿子的关爱和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提华达的价值观对索罗斯影响非常大。父亲对财富的增减毫不放在心上的行为深深影响了索罗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终将徒劳无功。财富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很多年以后，索罗斯在回忆他的父亲提华达时这样说道。
提华达留给儿子的另一份宝贵的财富就是他的应世之道。索罗斯一生都非常自信，而且与提华达一样，索罗斯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按传统牌理出牌，这使得他能克服逆境，应付变局，获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胜利。在以后的投资生涯中，乔治·索罗斯得以呼风唤雨，屡创奇绩——1984年英国民营化运动期间获得大满贯佳绩、1992年击溃英格兰银行、1994年狙击墨西哥比索、1997年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所有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和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而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过人的胆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索罗斯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这样评价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对我的影响各有不同，父亲教我应世之道，但母亲教我如何自省。我很爱他们……所以把他们的人格和他们之间的张力都内化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这种张力是我生命中一股很重要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我继承了她的性格，所以必须努力压抑这种自怜自艾的倾向。”回忆到母亲，乔治·索罗斯这样说。
1982年，索罗斯的基金遇到了一些困难，进入了一段低迷期，他的思想也曾经一度陷入了类似母亲曾有过的悲观，但是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索罗斯很快就摆脱了烦恼。“1982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非常矛盾，这使我联想到了我的父母的性格冲突，也解决了承袭自母亲的一些苦闷；我把这些苦闷在阳光下摊开来，它们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索罗斯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好体育，爱运动，他在体育运动方面出类拔萃，特别是航海、网球和游泳。但他并不喜欢英式足球，认为那不是中上等的运动。少年时代的索罗斯，还十分喜欢和别人谈论《资本论》。
从表面来看，儿时的索罗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表面平静的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却激荡着一个伟大的念头：“我是上帝！”
一个孩子把自己想象成某个英雄是正常的，每个人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都有过这样的英雄情结。但是，索罗斯在孩童时就把自己看做是救世主，是上帝，这就有点让人不可理解了，因为这意味着索罗斯不仅相信自己有着超凡的能力，而且他还非常了解世界的苦难，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有点匪夷所思了。
是什么人给索罗斯灌输了“我是上帝”的思想？或许是他的父母吧！索罗斯的父母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影响。然而，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却只有索罗斯具有这种豪气。
也许把索罗斯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想法解释成“白日梦”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简单一些。因为渐渐长大的索罗斯正在使自己远离那个救世的梦想。
索罗斯在1993年6月3日对英国报纸《独立者》阐述了自己对儿时“救世梦想”的看法：“当你把自己当作什么神的时候——比如把自己看做是造物主——那就成了一种病。现在我感到非常舒服，因为我开始不再带着这些梦想去生活。”索罗斯语录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拥有相当强烈的梦想，但我不得不控制这种想法，否则，它会给我带来麻烦。
看起来索罗斯并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念头，因此一直想方设法去克服它，但是索罗斯可能终其一生都摆脱不掉这种信念，他把它看成是自己思想上的沉重负担，而更主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奇特而伟大”的思想很难向人倾述而感到痛苦。
后来，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叙述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我承认自己总是沉溺于某种自视甚高的夸大观念里，对此读者应该不会感到惊奇——讲得坦白些，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上帝，或者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或者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就更棒了。我对现实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我知道那样的期望过于高了，因此我像罪犯一样，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在我成长中的大部分时光里，它是令我不快乐的一个原因，而走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又靠拢得非常近，这使我终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可以对自己坦诚。不用说，这样一来，我感觉快乐了许多。”
每一个成功人士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满足感，作为投资大师和慈善家的索罗斯的满足来自于“现实和我的幻想靠拢得非常近”，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投资大师和慈善家非常接近他儿时自认上帝的幻想。
少年索罗斯：从布达佩斯到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苏联控制了匈牙利，在斯大林模式下，索罗斯所喜欢与推崇的冒险与投机不仅受到限制，而且受到严厉地打击。在父亲的引导与刺激下，索罗斯逐渐下定决心到英国伦敦去寻找梦想。
乔治·索罗斯的父亲在战争期间就已把该卖的动产和不动产都卖得差不多了——基本上成了一名“无产者”。但是他为了儿子的前途，经过多次碰壁，才设法筹措到了让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去伦敦的路费。
就这样，17岁的索罗斯，怀揣着父亲想方设法筹借到的一点路费独自一人上路了——在这个年龄，如果不是为了生存，或缺少必要的胆量，一般的孩子很难迈出家门，踏上奔赴异国他乡之路。可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就不会有当今世界的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喜欢伦敦这座繁华和自由的城市，但他无法享受这一切，因为他实在太穷了。父亲虽然有时会寄一点钱来，但那简直是杯水车薪。在伦敦，他形单影只，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坚信自己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求生之道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自嘲道：“那不是很棒的感觉吗？”
经过一番努力，索罗斯在一家餐馆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
这是1948年的春天，随着生产的恢复，娱乐业也开始复苏。索罗斯打工的这家餐馆档次比较高，地理位置也很好，因此，经常有一些电影明星、贵族以及大富豪光顾。
索罗斯在这里工作很累，一天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老板给的报酬却非常低——在这里打工挣的钱根本不够生活费用。餐馆虽然为侍者提供免费的正餐，但是，饭菜却常常是剩的。当时餐馆中的储存设备并不像现在这样好，饭菜放的时间长了会变质，老板就把这些已经坏掉的剩饭拿给侍者们吃。在给侍者开饭的同时，老板也开始拿饭菜喂他的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板给侍者们吃的是变质发馊了的食物，而给他的猫提供的却是新鲜的鱼子酱。
多年以后，索罗斯回忆起打工时的经历，打趣地说：“我曾嫉妒过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我却没有。”
索罗斯一边打工一边求学，坚持了几个月，就已经补习完了必要的文化课程，因此，他顺利地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资格。他选择了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这是一所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在英国高校中的地位仅次于牛津和剑桥。
这所学院对于索罗斯是比较合适的。当时该学院有一种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所以吸引了大批来自国外的学生。索罗斯来自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对社会主义思想有些了解，接受起来当然比较顺利。而且，这所学院的主导课程是经济学，在人文学科的各个科目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更容易寻找工作。可能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索罗斯才选择了这所学院。
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气氛很浓厚，在这里既可以讲解自由市场经济，也可以讲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既可以讲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也可以讲经济和金融理论；而且，教师们还可以在这里讲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等问题，只要学生感兴趣的课，什么样的思想都能够在这里展示一番。
在伦敦经济学院，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哲学。因为，在他后来的经历中，无论是做股市分析员，还是自己直接操纵投资事业，在进行分析判断时，都用到了哲学的思维，而他的哲学思维的基础就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时候打下的。索罗斯语录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大差异也许在于，前者告诉人们的不仅是理论知识，更重要的还有思维方法；而后者教给人们的除了知识，还是知识。
对于一个追求新奇思想的学生来说，理论或逻辑思维能力越强，就越是喜欢探讨哲学上的问题，而不满足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经济学知识。索罗斯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出喜欢哲学更胜于经济学的倾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索罗斯在从事金融投资活动和金融工作的过程中，喜欢用哲学的思维分析和判断问题。在他的理论思维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应该算是卡尔·波普尔了。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是伦敦经济学院中教授哲学课程的最著名的教授。正是他的哲学思想，使索罗斯这个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的哲学思想，也帮助索罗斯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理念。
波普尔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波普尔的观点是，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取决于人类知识的增长，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是没有规律可循且不可预见的，因此，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没有规律可循和不可预测的，他由此得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规律可循的结论。
这一思想和索罗斯股票投资理念的一个重要基石——市场无理性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
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唯物论并阐述自己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极力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美国式的自由，与之对应的是，批判法西斯独裁主义和苏联式的专制统治。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社会哲学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无论有什么样的压力，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都可以互融。知识链接卡尔·波普尔原籍奥地利，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和封闭社会最系统、最有影响的批判者之一。他在1934年完成的《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书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最重要的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学派形成；1945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其社会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出版后在西方哲学界和政治学界引起了轰动；1965年他在英国被授予爵士勋位；1976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1982年成为荣誉会员。波普尔拥护理性主义，批判主观主义和权威主义，批判科学与社会理论中的决定论，拥护自由意志。他因提出“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可证伪性的划界标准”而闻名，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开放社会与思想自由的捍卫。晚年，提倡进化论的认识论，身心的二元论以及人类的理论、问题与艺术作品通常属于客观的但非物质的观点。波普尔还是位证伪家，他觉察到不管以何种名义宣称可以提供某种确定的真理的知识体系或政权所蕴涵的巨大错误和危险。“开放社会”对索罗斯有着甚远的影响，在他大学毕业之后，不管是寻求谋生的职业，还是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他都不时地进行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并时常想发表一些自己关于哲学的见解，尽管他的哲学观点没有什么人能够马上接受，可是，却对他自己的投资生涯大有益处。“开放社会”不仅成了索罗斯日后哲学探索的核心理念，并且成为他终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因此，几十年以后，索罗斯在投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业绩后，他开始在全球各地尤其是东欧与前苏联创办慈善事业，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以实现他心目中的“开放社会”的理想。
索罗斯在阐述自己对“开放社会”的理解时说：“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的世界观，都有缺点或被扭曲，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这正是受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的影响，索罗斯把科学发展的证伪主义，移植到了人的世界观中来。当然，索罗斯也把它运用到了投资上。
毕业后的坎坷经历
毕业意味着失业，这对索罗斯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大学毕业后，如何谋生，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便成为摆在索罗斯面前的第一大难题。
为了生存，索罗斯想利用他经济学院毕业的招牌在伦敦的某个金融机构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以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这块金字招牌会很管用，但现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找了许多家金融机构，都被拒之门外，连想见一下老板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后来，他费尽周折，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份业务代表的工作。这项工作的具体任务是，为一个从事批发业务的客商搞促销活动。
索罗斯很努力地工作，然而，各个零售店只接受固定厂商提供的货物，并不理睬那些私自上门推销的销售人员。因此，他为别人做业务代表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他又找了一个推销塑料袋的工作。可是，索罗斯那不善言词的嘴巴，不善于使用想象与比喻的语言以及不善于抓住推销对象心理的缺陷，都使索罗斯没有办法打开市场。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索罗斯有一种非常难堪的感受。索罗斯语录那时侯，我几乎已经心灰意冷了，我以为我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后来证明不是。正如面包会有的一样，天才也是会有的。
对推销行业已经彻底失望的索罗斯发现投资是个赚钱的行当，经过一番考察和思量，他决心到投资银行去发展。这时，一家叫辛格和佛利兰德的金融公司雇佣了索罗斯。
在此之前，索罗斯至少换了三份工作，而这一次是决定性的一次，索罗斯从此踏入了金融界。此时，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索罗斯的存在，但在此以后的数十年间，一条“金融大鳄”不断成长，他的影响力将超过业内任何人，整个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在辛格和佛利兰德的金融公司，索罗斯的具体业务是登记银行每天的进出款项，把贷方和借方账单记录在一张很大的平板上，但索罗斯很讨厌这样的工作。
他说：“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简直面目可憎——这种工作应该让机器来干。整天盯着数字和图表，那样的投资者是愚蠢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像几条曲线那样简单。”
在记录账单的工作中，索罗斯的表现实在让他的上司无法满意。于是，他又被公司领导安排到这个银行的交易部门工作。这是个资金交易部门，而不是证券交易部门，根本不能引起索罗斯的兴趣。他来到交易部门上班后，觉得这里的空气好像是凝固的，人们都死气沉沉的，工作方式也是自己不喜欢的。于是索罗斯总想搞点创造性的东西。而这里的环境和习惯，与索罗斯的想法格格不入，因此，他在这个交易部门仅仅了解了一些正常的工作程序，别的什么也没有学到。这里的上司和工作人员也不愿接纳他，因此，索罗斯在金融交易部门没呆多长时间，就被打发回了总公司。
索罗斯在这家金融机构，感到越来越不理想，他有一种好高骛远的思想倾向，总想干大事，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而实际上，却往往连眼前的小事也做不好。这就造成了索罗斯与环境的不相容。索罗斯在总公司，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业务，每天上班，却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情可干。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不满，对进入金融界感到很失望，而且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情绪。
索罗斯的性格是喜欢创新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愿意循规蹈矩，因此他的数学知识和算术能力并不见长。银行那些数字，在他看来是十分乏味的。不喜欢这些数字，怎么能当银行职员呢？不习惯于所进入的行业的游戏规则，又怎么能在此长久呆下去呢？
过了一段时间，索罗斯感觉在这家公司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于是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到美国去。
证券市场牛刀小试
1956年，26岁的索罗斯踏上了驶向美国的客船。当他来到了纽约的华尔街时，他身上只有5000美元，而这5000美元就是索罗斯的投资资金——这是他到达美国时的几乎所有财产。
在劳勃·梅尔的推荐下，索罗斯进入梅尔公司，做了一名套利交易员。索罗斯一开始从交易员做起，但凭着他的才华与对欧洲市场的了解，他很快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
他的创新手段非常灵验，生意滚滚而来，索罗斯为公司赚了很多钱，名气也开始大了起来。
来到美国后，索罗斯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他的父母来到了美国，这是他们分别近10年后的第一次相聚。生活上的第二个变化是，索罗斯遇到了未婚妻安娜丽丝，并在1961年和她结婚。
索罗斯在梅尔公司工作很愉快，但由于梅尔公司规模比较小，业务种类也比较少，他感到在这里自己不能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太大的前途，于是，他与梅尔公司友善地分手了。
接着，索罗斯进入了渥特海姆公司工作，而渥特海姆公司是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投资公司之一。索罗斯在渥特海姆公司肩负的任务是，担任欧洲证券分析师兼证券交易员。索罗斯始终是华尔街上仅有的几个在纽约与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知识链接安娜丽丝出生于德国，年轻时离开家乡远渡重洋，在美国相遇同样来自欧洲的索罗斯，1961年两人结婚。索罗斯称她是“一个具有音乐天赋的德国女人”。他们一起居住在格林威治的小公寓里。安娜丽丝生活节俭，喜欢烹饪，很有生活品味。但遗憾的是，索罗斯和安娜丽丝的婚姻只维持了17年。他俩1978年分居，3年后离婚，安娜丽丝为索罗斯生下了三个孩子。他们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安娜丽丝不堪忍受索罗斯将自己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投资上，而疏忽了对她和孩子的照顾和关心。
索罗斯在渥特海姆公司从事的金融分析工作，主要是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关于欧洲证券的咨询服务。对于索罗斯来说，分析欧洲证券市场的情况，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他做这项工作之前，并没有人从事过这样的工作，因为当时的金融业全球化程度还非常低，欧洲的金融市场与证券交易对美国的影响不大。
在那个时代，索罗斯可以说是一名先锋人物。“他始终走在别人前面，35年前乔治的所作所为，到最近10年才成为潮流。”1988年起成为索罗斯的左膀右臂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曾对记者这样说。
索罗斯至少比美国人熟悉欧洲，而且他有一般金融界的职员所没有的哲学头脑——有哲学头脑，就善于分析问题，就能够利用推测与分析来弥补实际材料的不足。
尽管当时能够得到的关于欧洲的金融信息极其有限，但索罗斯却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加上少量的信息为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分析，并写出了分析报告。
在这些报告中，索罗斯充分发挥哲学头脑的作用，善于分析，讲究逻辑，因此，尽管材料与数据很少，他也能把报告写得顺理成章。“在60年代早期，人们对欧洲证券一无所知，因此我可以为所欲为，任何我分析的公司，我想有多少收益都能归结到它身上。这真是一个外行指挥外行的典型例子。”即使这样，索罗斯仍是这些投资者的“灯塔”，索罗斯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成了欧洲投资热中的巨擘，情形犹如一群瞎子找到了一个独眼人来做他们的国王一样。”索罗斯语录在金融这块领地里，创新的机会比野草更多，我相信即使在一百年以后投资技巧也不会穷尽。问题是你要去创新。
索罗斯写出的关于欧洲公司的报告，赢得了许多大金融机构的信任，虽然里面充满了猜测和推理。很多大投资机构，诸如“德瑞富斯基金”以及J·P·摩根都来求教于索罗斯。因为这些机构正准备对欧洲进行投资，而有关欧洲的金融情况，他们一点也不了解。
索罗斯做证券分析师兼证券交易员，两者兼顾，对他非常有利。作为分析员，他把分析结果提供给那些著名的大银行，而那些著名的大银行在索罗斯报告的影响下，觉得哪个公司的证券有利可图就操作一把。这个时候，这个公司的股票就会明显地上涨，然后，银行再高价位卖出，乘机大赚一笔。索罗斯既是情报的提供者，也是银行操作的知情者，因此，在银行操作的同时，他也帮助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买进或卖出，等赚了钱以后，公司分一大部分，索罗斯分一小部分。索罗斯开创的工作，使他干得非常顺手，也非常得意。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大金融机构，竟然对于这个刚刚从欧洲来的年轻人言听计从，索罗斯写出的那些以猜测和推理为主而以实际材料为辅的研究报告，被这些准备到欧洲去投资的大公司当成了“圣经”。在这个时期，索罗斯俨然成了欧洲经济领域的专家，成了华尔街上的重要人物。于是，索罗斯投资事业中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
双鹰基金掌门人
1969年，索罗斯用25万美元在安侯公司创建了双鹰对冲基金，从事套头交易。这家基金的运作方法是索罗斯利用股票或债券作为抵押品，买入任意数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等。索罗斯便凭这25万美元起家，他用这些资金，一面为公司工作，一面为他的基金工作做套头交易。
索罗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投资理论也渐渐形成，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此时相信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有很多美国富豪想投资双鹰基金公司，但索罗斯却不需要他们参与。他知道自己能够吸引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阔佬们。果然，一些欧洲、阿拉伯和南美的富豪陆续投入了400万美元作为双鹰基金的本金。
基金的注册地是安地利斯群岛中的库拉索岛，这一点与其他的离岸基金没有区别。在那里，双鹰基金既能够躲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又能够免缴资本收益税。
索罗斯创立了把美国客户排除在外的离岸对冲基金的先锋意识——美国公民不允许投资，得到基金批准的惟一美国客就是索罗斯自己。正如他一贯的形象，索罗斯处于专业界的领先地位。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拥有离岸基金作为投资组合一部分的美国对冲基金仍属于凤毛麟角。对于别人踌躇不前的领域，索罗斯总是毫不犹豫地全身投入。索罗斯语录如果我继续在欧洲徘徊，也许只能成为另一个目光炯炯、精明敏锐的金融家，只能成为众多的为挣钱忙碌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既没有突出的业绩，也不算什么特别的专家。但是在美国，我却是极少数了解欧洲市场的专家之一。
索罗斯与欧洲有广泛的联系，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因此，他能够理解全球的局势，理解金融和政治事件将对全球不同的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此时的索罗斯，思想已经非常深刻了，由于哲学造诣深厚，他具有华尔街的一般金融家所没有的智慧。一般的金融家，也许业务知识丰富，技术水准很高，操作技能非常强，但不一定有深刻的思想。而索罗斯在金融知识方面并不怎么见长，他甚至对那些复杂的数字没有任何兴趣，可是，他却对金融市场的形势非常了解，能够把握金融走势和资金的流向，而且对股市和投资方向有非常强的预见性。此外，索罗斯还有点难能可贵的是，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因此，在实际行动中，他总是想法设法发挥自己的长处，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套头交易中，他知道自己对美国证券业的情况的熟悉程度不如欧洲市场，因此，即使在设立模型账户获得成功之后，他还是小心谨慎，而不搞孤注一掷性质的“赌博”活动。
在金融领域中，索罗斯无疑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从不耍小聪明，而是扎扎实实地工作。为了弄清楚一个公司的情况，他经常长期进行追踪；为了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他经常连续十几个小时地进行工作。
索罗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于金融事业和他的基金的时候，也正是美国的证券业与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索罗斯在实验中创造了自己的投资理论，又在实践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总结与完善。当索罗斯用他的理论指导投资活动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了宏观的思考，那么，股市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只要运作得好，都能够赚到钱。”
20世纪60年代末，索罗斯把他的理论用于分析房地产信托投资业的发展趋势与投资前景。他认为，房地产信托业有自己的变化规律，它会有一个急速上升而转为衰落的过程，其周期大约是3年，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会由暴涨转为下跌，最后导致大量投资者破产。3年后，索罗斯的分析被验证了。
索罗斯不仅仅有很强的预见性，而且懂得在预见中进行投资。他能够准确把握时机，行动果断干脆，毫不犹豫。在房地产业刚刚兴起，但其股票价值还较低的时候，他不顾别人的反对，大量买进。而在房地产信托股份上涨很火爆的时候，他又突然把它的股票全部抛光。在这个涨落的回合中，索罗斯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利润。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的证券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的金融市场也开始变得异常活跃起来，索罗斯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投资理论，并且获得了投资与投机的经验。
索罗斯的投资活动，在他的理论的指导下，越来越顺利。他对市场认识非常清楚，对形势把握也很准确，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投机者，因此，他总是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预见到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这些趋势给一些公司业务带来的影响。索罗斯在这种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敢于把自己的资金与掌握的股票以及债券，在第一时间抛空或买进。当高科技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它的发展前途，并对其中发展前景看好的公司的股票大量买进。不久，随着人们对高科技发展趋势认识的理想化，出现了认购高科技公司股票的狂潮。
其实，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利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些投资者想象的那么丰厚，那些本来非常有前途的公司，在一些金融投机者的哄抬之下，出现了股票认购风潮，由此带来了膨胀性的利润。索罗斯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在认购狂潮到来的时候，他果断把手中的股票抛空。因此他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而其他投资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都被狂涨的形势弄昏了头脑，死死抓住手中的股票不放，总想着还有更高的价位。没过多久，那些昔日的百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
美国有句俗语：你迈出了第一步，你就能够永远走下去。这话非常适合索罗斯。经过最初的四五年之后，双鹰基金的规模就从400万美元增加到1200万美元，增长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想象。
第二章 索罗斯的早期投资
创建索罗斯基金，独立创业
索罗斯在安侯公司执掌双鹰基金，并取得了惊人的绩效，但他和安侯的领导层出现了矛盾，为此，索罗斯离开了这家公司。随之，双鹰基金也宣告解散。
索罗斯又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这就是索罗斯基金。原来双鹰基金的股东们，由于深深信服索罗斯的投资才能，纷纷表示愿意参加索罗斯基金，索罗斯非常乐于接受他们。于是，这个基金一创立，就筹集到了1200万美元的资本。
索罗斯基金的创立远比双鹰基金创立时顺利。在创立双鹰基金的时候，索罗斯虽然已经小有名气，可是，他既没有本钱，也没有独自经营成功的业绩，人们对他的能力并不看好，愿意把钱投向他的人很少。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双鹰基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几倍的绩效，赚取了巨额的利润，使索罗斯在华尔街的名声大噪，尽管索罗斯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多少个人资本，但那些愿意追求高额利润的人，却不怕冒险，甘愿把钱投到索罗斯基金里。于是，索罗斯基金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很轻松地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资本额，而且，资本仍然在滚滚流向他的基金公司。
索罗斯建立了自己的基金后，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幢高层建筑上，租了3间房子作为办公室。索罗斯之所以把办公室设在这里，有两个意图：一个是，这里能够鸟瞰中央公园，视野非常开阔，能给人提供无限的遐想；而另一个是，这里远离华尔街，索罗斯与他的合伙人罗杰斯和华尔街的同行们不是一种风格，他们讨厌那里的职业银行家。这当然主要是索罗斯的主意，即使在进行金融业务的操作过程中，索罗斯喜欢想象胜于那些枯燥的数字。这个办公室在刚刚确立的时候，仅有两个人，一个是索罗斯本人，另一个是他的合伙人罗杰斯。尽管只有他们两个人，但分工非常明确，索罗斯是基金公司的经纪人，也担任着经理的职务；罗杰斯是市场调研员，专门进行复杂的市场分析，而不插手决策。随着业务的扩大与工作的增多，他们觉得应该聘请一个秘书来帮助处理日常的事务，此时，这个基金公司的办公室才变成了3个人。
索罗斯基金还有一个董事会，索罗斯是这个基金公司的董事之一。索罗斯基金的董事会，只关心是不是能够赚到钱，而不太关心采用什么样的运作方式。这就给喜欢别出心裁的索罗斯和他的合伙人罗杰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冒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非常聪明的赌徒，而那些想赚大钱，把钱交给他们管理的人，是真正的下注者。
索罗斯和罗杰斯，在基金公司的工作过程中，只重目的，不重形式，他们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基金的功能，为股东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不违背这个目的的前提下，他们自由发挥。知识链接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共同创立量子基金的罗杰斯是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和金融教授。罗杰斯1942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196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64年至1966年就读于牛津大学；1979年，与索罗斯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80年离开量子基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学；1989至1990年完成了第一次环球旅行，并被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1998年创立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1999年进行第二次环球旅行，在此期间，投资上海B股并取得巨大成功。罗杰斯有着杰出的投资才能。当他在华尔街一家投资公司从事投资分析时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索罗斯对他的投资理念很是欣赏，后来两人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并于1969年共同创立了双鹰基金。这个基金在一开始只有400万美元，到1973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增长到了1200万美元；同时，在1969年到1980年十多年的时间内赢利率达到惊人的3365%。这些成就体现了罗杰斯的杰出才华，这也使更多的人认识了罗杰斯，就连被投资者誉为“股神”的沃伦·巴菲特对他也极为赞赏。与索罗斯在投资理念上产生分歧后，他带着1400万美元的报酬离开了量子基金会。在先后进行的两次环球旅行期间，罗杰斯也没有放弃对投资的考察。他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形势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接触了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收集了从金融报刊杂志和报纸上无法知晓的信息，摸清了各国社会以及投资市场的情况，并学到了从商学院无法学到的东西。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技术的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考察。
这种宽松的环境，使每个人的积极性得都到了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被充分调动出来。他们本来就是金融投资高手，当有了一定的工具与环境之后，其才能就会显示出来。索罗斯和罗杰斯，充分利用私人公司的灵活性，他们不受固定业务与客户的限制，什么能够赚钱就做什么。
在利益的驱使下，索罗斯和罗杰斯频频出现在股票、期货、债券等行业的市场上。他们常常做多头交易——他们既在股票上大作文章，也不放过期货市场。在广泛的交易领域里，他们敢于卖空，也敢用期货交易的货款在日用品与证券市场上买入。这种买卖，具有极大的风险。一旦判断失误，就会导致资金丧尽，公司破产。一般的银行或大金融公司是不敢这样做的。而索罗斯他们却不怕，反正公司的资金并不多，他们本人除了有一些钱放在了基金里，再没有什么资产了。因此，他们在金融交易中敢于大胆下注，就像赌徒一样。这样的冒险行动，之所以索罗斯敢做，而其他公司不敢做，主要原因是，索罗斯基金公司的主要业务由经纪人说了算，而其他的金融机构则没有这样的自由。
索罗斯和罗杰斯的独断专行和赌博一样的操作方式，也招来过一些人的批评，但是，当这些股东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后，就聪明地闭上了嘴巴。股东们投资于索罗斯基金会，一般只想着赚钱，而不关心经纪人采取什么样的手法。既然投资者能得到可观的效益，谁还会关心操作者是怎么干的呢？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最正确的，这是投机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果经纪人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却不能为股东带来任何利润，那么，这种经纪人又有什么用呢？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索罗斯基金的股东们并不过问索罗斯的操作方式与手段。
索罗斯在近似于赌博式的大胆投机活动中，为股东们取得了任何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所无法比拟的绩效。基金公司在刚成立的时候仅有1200万美元的资金，一年后，资产达到了2010万美元，增幅接近70%。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索罗斯基金更是突飞猛进地增长。到了1980年底，资产达到了3.81亿美元。而且在基金创立后的10年时间里，没有一年出现过亏损的情况，其收益率竟然达到了3365%。而一般的金融公司的复合利润指数仅为47%，相差悬殊。巨额利润使索罗斯和罗杰斯更加大胆，他们不仅敢于卖空，而且还敢用保证金来购买已经看准了的股票。他们不仅投资美国金融市场，也敢于做亚洲、欧洲、南美洲等开放地区的金融生意。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索罗斯的基金公司发展势头非常好，他在国内外市场的投资中，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利润。
索罗斯基金的扩大与发展是极其顺利的，敢于冒险的投资者们都对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基金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他们纷纷把钱投到索罗斯基金。
投资生涯越战越勇
在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的日子里，每一天，他们俩都要深入阅读几十份公司年报，希望找出若干能使人兴奋的企业发展形势或若隐若现的长期趋势——也就是别人不容易觉察的信息。
索罗斯时时保持着高度集中的状态，并且注意着某类股票突然间的转变，也就是别人还没看出来的转变，好获取巨额的利润。正如罗杰斯所言：“我们对一家公司下一季度会赚多少钱，或者1975年铝的出货量会是多少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会如何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某一行业或某一类股的命运。如果我们看到某只股票的市场价格有很大的差距，那再好不过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就有机会赚钱。”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索罗斯通过长期仔细的观察，发现银行业中开始酝酿着这种“突然的转变”。
一直以来，银行业的名声并不好，在人们眼里，银行家脑满肠肥、笨拙迟钝；银行的信誉非常糟糕，整个美国银行界陷入了一团糟的状况，几乎没人认为银行业能够从深睡中苏醒过来。因此，投资人根本对银行类股票没有兴趣。然而1972年索罗斯在长期的追踪过程中，他凭着敏锐的感觉发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因素，一批新生代的银行从业人员刚刚从美国一流的商学院毕业，他们志向高远，充满活力，他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着银行业的领导岗位上迈进；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有着现代积极进取思想的新一代银行家；他们也正在着手规范和整顿银行秩序。尽管这些措施还没有使银行业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但银行业在他们的带领下走出低谷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索罗斯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调查发现，银行业务虽然非常糟糕，但是，银行拥有的实际资产可能超过了它的股票价格。在得出了这个结论后，索罗斯非常果断地大量购入了银行的股票。不久，银行类股价开始上涨，索罗斯赚得了50%的利润。
索罗斯是位具有全球眼光的投资者，他从来也没有忘记在国外市场投资。
索罗斯希望以批发价格进入交易，并希望从宏观的层次上取得致胜优势。如果存在不成熟的市场，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市场，索罗斯就会放长线钓大鱼。他希望自己先进场投资，最好能够抢在其他投资人之前6到18个月，因此他在各国都持有股票。
同样地，索罗斯也购买加拿大、日本、丹麦和法国的证券。在1971年的一段时间里，索罗斯将自己基金的四分之一资产用来购买日本股票，这是一场大获全胜的豪赌——最后清场的时候基金翻了一番。
索罗斯选股很精明。他见机行事，不放过任何能获得利益的机会。1972年，索罗斯熟识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商务部一份不对外公开的报告说，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强。于是，索罗斯购入了大量的石油钻探、油田设备与煤矿公司股票。1973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引发了石油危机，导致能源类股票价格激涨。索罗斯因此赚取了大把美元。知识链接1973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及几个欧洲大国实行石油禁运政策，从而引发了1973年～1975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中东地区的宗教矛盾所引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斋月战争）。这次战争起源于埃及和叙利亚攻击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开始阶段，埃及和叙利亚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以色列很快便扭转了局势，打败了埃、叙军队。作为主要产油国的阿拉伯各国为了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态度，便联合起来，减少石油生产，并对美国及欧洲经济大国实行禁运。阿拉伯国家如此一致地针对西方经济强国的另一原因就是想要与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谈判石油价格。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求猛增，但在主要石油生产国提出提高石油价格的要求时，却遭到了西方石油公司的共同抵制，此后，双方的矛盾逐步升级，彼此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后，几大阿拉伯产油国便决定以石油禁运来教训西方大国。1973年10月17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禁运。消息传出去，立刻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混乱，不久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还是在1972年，索罗斯准确地预见到了粮食危机，买进了农业设备、肥料和壳物加工公司的股票，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索罗斯对军事形势的关注，并不亚于对经济问题的关心。他认为，重大的军事事件，一定会引起某些经济领域的突变。这种突变，是赚钱的千载良机。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仅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借助世界紧张局势和局部战争，大赚了一笔。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越战争结束，战争给美国人留下的是可怕的噩梦。由于缺少战争对军事装备的需要，世界军火市场交易并不旺盛，因此，美国国内的军工企业亏损比较严重，没人敢把钱投入到这个领域。可是，索罗斯却一直注意着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1973年秋季，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事出突然，以色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摧毁了以色列坚固的工事、打烂以色列坦克、击落以色列飞机，并攻占了被以色列占领的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损失惨重，伤亡几千人，毁坏了大量的坦克和飞机。
索罗斯从这场战争中注意到了可能引起突变的东西：敌对双方的武器供应来自两个不同的超级大国——埃、叙两个国家的武器主要来自于前苏联，以色列的武器来自于美国。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空军损失惨重，而且欠缺精密的电子反控制能力，根本不是埃、叙两个国家拥有的前苏联制武器的对手。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系统已经非常落后了。如果美国的国防部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一定会努力说服国会，加大对军事工业的投入，一旦政府增加对国防工业的投入，那么，国防工业的股票就会急剧升值。
索罗斯看清了这个形势后，还派人到华盛顿找国防部的官员讲述中东战争给美国人提出的新问题，而且他还到军工承包商那里进行交谈，以促使国防部增加国防军工投入的决心。
当条件即将成熟，而别人还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索罗斯悄悄地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格拉曼公司、联合飞机公司、诺思罗普公司和洛克洛德公司的大量股票。
时间仅仅过了一年，美国国防部果然大幅度增加了对国防工业的投入，这些投入，引来了大量寻找投资方向的资金。于是，军工类股票的价格向上猛蹿。在股票上升接近最高点时，索罗斯及时把国防工业的股票抛出，赚到了惊人的利润。
索罗斯在预测问题发展的趋势时，能够见人之所未见。比如，一般人即使注意到了战争所引起的军工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仅是表层的，并没有看到深远的东西。而索罗斯既能看到直接的东西，又能看到深远的影响。比如，他从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的失利了解到，现代武器装备越来越依赖于灵敏的电子元器件、激光导向装置和人工智能系统。
索罗斯经过仔细思索，他得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不久以后发生的战争，肯定不再是重装备、重火力的对抗，而是高技术手段的对抗，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肯定会成为美国的重要国策。
得出这样的判断后，他就开始向电子装备厂家投资。在当时，除了索罗斯以外，还没有人看出电子生产厂家有什么远大的前途，所以，当索罗斯给这些厂家投资的时候，别人都认为他疯了。
过了一段时间，国防部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大批量地购入电子设备，电子工业红火了起来。索罗斯所料不错，假想中的未来战争给他带来了滚滚财源。索罗斯在这方面的投资大获成功。
在1978至1979年间，索罗斯预测出了科技股的行情，那是他一生中与科技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科技公司的股票已经失宠，这些公司的股票只能以很低的市盈率出售，原因是市场规模扩充得太快，供应商非常难维持原有的市场占有率。索罗斯语录在雅芳的例子中，投资业界没能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妆品业的繁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小孩子不再用那种东西。这是他们失之交臂的另一个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投资者非常担心大公司中途介入，将这些羽翼还没有丰满的公司彻底打垮。因此，这些公司必须依靠本身的现金寻求成长的机会，它们很难向外筹措资金。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公司在竞争中处于弱势，以至让电脑业的大型公司随时有机可乘。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自给自足的幻想，但索罗斯相信如果投资者的看法转变了，能够向这些公司增加投资，那么赚大钱的机会就出现了。
于是索罗斯和罗杰斯跑去蒙特雷出席美国电子协会的会议，花了一周时间与企业经理们会面，每天大概和八至十家公司的人会谈，结果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内部情况。最后，他们选择了五个最看好的领域，每个领域选择了一种以上的股票。此后一两年，他们几乎都是在坐享这番努力的成果。
索罗斯的拿手好戏是放空。索罗斯对别人说，放空其他机构投资者喜欢的股票，从中赚钱，是他的最大乐趣。他的基金与几个大型机构大量放空他们喜欢的股票。最后这些股票价格果真急转直下，索罗斯基金赚了大钱，而那些机构投资者则损失惨重。
索罗斯玩雅芳公司股票，便是放空牟利的经典例子。为了放空股票，索罗斯基金以120美元的市价，抱了一万股雅芳股票卖出。接下来这只股票价格出现大跌。两年以后，索罗斯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回股票。结算下来，每股股票竟然赚了100美元，总共赚了100万美元。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为索罗斯早在雅芳的盈利开始急降之前，他便洞悉人口逐渐老化，化妆品业的营业收入也将大不如前。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乔治·索罗斯却获利颇丰。从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索罗斯的基金的受益凭证价值约涨为3倍，从610万美元上升到1800万美元。这段期间内，索罗斯每一年都在赚钱。
1978年，索罗斯基金的投资报酬率是55.1%，资产增加到1亿300万美元；1979年，资产为1亿7800万美元。索罗斯的高科技股投资策略仍然很赚钱——而且没有“燃烧殆尽”的迹象。
创立量子基金
20世纪70年代末，索罗斯基金在索罗斯和他的黄金搭档罗杰斯的共同努力下，从弱小的基金发展成了纽约金融界最有前途的基金。由于索罗斯在多年的投资生涯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他在投资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而且得到了成功给他带来的巨大利润。
索罗斯总结创立由自己操作的基金这十几年的经验和教训，感到苦辣酸甜无所不包。尽管基金在他和罗杰斯的运作下，给投资人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利润，但是，每一次投资决策，索罗斯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比战争还紧张。任何聪明的投资者，都不敢保证百战百胜；任何投机老手，都不敢大意。
索罗斯总结股市与金融市场的运作经验，想找出一些规律，结果是，根本没有规律。没有规律，但有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瞬息万变、无法预测。每一次投机，都与以前任何的条件不一样；每一次下注，都会遇到不同以往的情况。索罗斯语录股市上从来就没有过两次完全一样的情况。这里只有变数，而没有定数；只有直觉，而没有逻辑。这是一个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变化不定的领域。
索罗斯觉得金融投资事业，各种因素都不确定，一点稳定性和把握性也没有，也就是说，他一直是在各种变数中，操作自己的基金，使它顺利运转，而且不断从中“产出”利润。“证券经营是一种最残酷无情的事业。谁知道公司的好景能有多长？历史证明所有的公司经营者最终都得结束，有一天我也不例外。但愿不会是这个下午。”索罗斯曾经这样说。从他的话中不难看出，经营金融和证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是由于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对物理学有所了解的索罗斯，突然联想到了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
测不准原理是海森堡在测量量子的时候归纳出的一条物理学原理。测不准原理是量子运动的规律。索罗斯通过形象思维将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联系起来，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看到，股市和金融市场的这种变化，非常像海森堡所描述的量子的变化，或许这里也有一个测不准的道理。于是，1979年，索罗斯灵机一动，为他准备重新组织的基金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名字——量子基金。
索罗斯说，用量子给自己的基金命名是由于自己对量子的测不准关系感兴趣，并希望以此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所提出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对自己投资股票事业的启发。除此之外，他还说，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来命名，是为了庆祝他的基金规模像量子一样跳跃式增长。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把他自己的名字从基金的名字中拿掉，这也是他为了挽救与罗杰斯近乎破裂的合作关系的一次努力。
量子力学的原理和索罗斯的观念相吻合。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一直处于不确定和变动的状态之中，如果把显而易见的情形预先纳入考查范围，然后把赌注下在出乎意料的领域上，就有可能赚大钱。
在金融投机市场上，索罗斯认为同样存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的情况。因为金融市场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市场的运作没有什么理性和逻辑可言，各种因素都是不确定的。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平衡的基础上，即供给和需求处于相等的状态。很多人早已经对股票市场做过仔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决定股票价格的定位过程中，逻辑起了主要的作用。因此，逻辑“应该”存在，否则的话，市场将会过于动荡，操作股票的风险也将过于重大。
基于这样的观点，当时的经济学家鼓吹市场平衡的概念，提出可能获得完全竞争和完美认知的假设，而索罗斯持不同的看法：“市场中的买入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经典经济学的观点之上，而是基于投资者的预期。而人们对任何事物能实际获得的认知都是不完美的，任何人的所有对世界的认识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或歪曲。”“总的来说，我在理解某一事物时的主要立场是注重非完美认知在事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平衡的原理上的，在平衡中，需求和供给达到相等。但是如果你能认识到非完美认知的重要作用，你就会明白你所要对付的实际上是不平衡。”
索罗斯在不同的场合承认，他“着迷于混乱”，“那正是我的生财之道：理解金融市场中的革命性环节”。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和在量子理论中一样，并不存在所谓的平衡的状态，测不准原理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金融市场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中运转，任何聪明的投资者都难免出现失误；任何有充分理由的判断，都不敢保证得到良好的回报。
事实上，在索罗斯投资成功的背后，哲学观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早期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认为哲学和金融风马牛不相及，是根本不沾边的两回事，自己应该专心致志于推动人类知识的发展，他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地的惟一途径是解决“存在”这一基本命题。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他发现试图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于是，索罗斯得出结论：人们对于被考虑的对象，总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观点的羁绊，这样，人们的思维过程也就不可能获得独立的观点用以提供判断依据或对存在给予理解，因此，人们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毫无偏颇地抵达真理。也就是说，绝对完美的可知性根本不可信。
接着，索罗斯又推测：由于人类的认识存在缺陷，那么，他能够做的最实际的事就是关注人类对所有事物的那些存有缺陷和扭曲的认识。这个逻辑后来构成了索罗斯金融战略的核心。索罗斯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看到了神秘的哲学世界与现实的金融世界之间的种种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金融投资方式。
索罗斯曾经这样来描述他的哲学观点：“我的中心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本来就是有欠完整的，有些状况是我们必须先行理解，而后才能做出相应决定，但事实上这些状况往往受到我们做决定时的影响，当人们参与某些事时，他们所怀有的期望本身就会和这些事的实际情况不一致，只是有时差距很小，可以不必理会，但有时差距很大，足以构成影响这些事件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索罗斯认为，一个人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只不过是对该事物理性认识的一部分。因此，一个人的思想往往缺乏判断他正确与否的独立参照物——它的客观性。人们一旦不能够获得这种独立的参照物，就不可能超越自己。
在金融投资中，索罗斯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什么特定的投资策略。观察量子基金的历史就能够发现，量子基金的投资策略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在基金成立的前十年，宏观工具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而此后，宏观投资又成了投资的主调。索罗斯并不按照既定的原则行事，却非常留意游戏规则的改变。
在索罗斯的投资理念中，因为市场总是处于流动与不确定之中，而赢利的方法就是在不稳定态或不确定态上押注，寻找超出人们预期的利润。总之，在索罗斯的投资中，世事极其难以预测，一切都是缺乏理性的、不可预知的，这便是其投资的基本原则。
成就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大师
索罗斯平时喜欢在幕后操作基金，并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他曾经长期有意避开媒体，不愿出现在报纸或电视上。因为在索罗斯的投资哲学里，经营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一旦人们知道你打算购买哪家公司的股票，他们就会先于你购买，这会使你的投资计划破产。因此，名声有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事，只会给你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随着索罗斯在金融界声名鹊起，他再想过平静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他的举手投足都会成为新闻，各大新闻媒体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他。他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大师，也是市场的领袖，在媒体工作者的眼里，他是可以改变市场的人。
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索罗斯是怎样管理他的量子基金的呢？
上午八点半开始，索罗斯不管开不开会，都允许他的公司经理们随便进入他的办公室，跟他讨论投资股份的问题。
索罗斯喜欢和他的经理们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交谈。有的时候，索罗斯听了某位经理的话后，可能会提议他或她给另一位持相反观点的人打电话。
其中有一位经理阿兰·拉裴尔说：“如果你喜欢某一件事情，他会让你和另外一位不喜欢这件事情的人谈谈。他总希望保持一种理智的摩擦。他会对一项投资的股份进行仔细分析。你也不得不对此思考、思考、再思考。情况变化了、价格变化了、事情变化了，作为一个公司经理，对一项投资不得不从总体上再三思考。”
索罗斯在和他的基金经理讨论投资的时候，经常会提一些问题，如：
拉裴尔说：“这项投资比例已经计算出总数了。”
索罗斯皱一下眉头：“你认为应该抛售一些吗？”
拉裴尔连忙说：“不是。”
索罗斯接着问：“你想再买一点吗？”
……
经过认真沟通以后，拉裴尔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比例。
拉裴尔还说：“索罗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把握问题的要害。然后，他会看着表格说‘可以’。”
如果时机成熟的话，索罗斯思考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刻钟。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情况的话，拉裴尔和公司的其他经理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通过索罗斯来决策。一些小额的交易，例如说500万美元，可以不经过索罗斯而直接操作。
拉裴尔说：“不过，和索罗斯交谈，一定要有针对性，因为他精明得很。”
索罗斯通过他补偿性自救的技巧获得了投资的成功。自救作为一种实践的经历，可能难于理解，但对于索罗斯来说，却能很好地说明他取得的成就。知识链接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华尔街上的纽约股票市场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崩盘事件，震惊了整个金融世界。这一天，纽约股票交易所内气氛极度紧张，价格变动极其迅速，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508.32点，跌幅高达22.6%，其价值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暴跌狂潮在股民中引起了巨大恐慌，大多数投资者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抛售股票，惟一的理由就是“别人都在卖”。这一非理智行为直接导致了巨大股灾的发生。一天之内，5000亿美元从道·琼斯指数中蒸发掉了。其实，在1987年的头9个月中，仅日本购买美国股票的新增投资就高达150亿美元，股票价格已近崩溃。这些都意味着美国股市将经历一场大的调整。这次股灾不是由期货市场引起的，但抛售浪潮同时袭击了现货（纽约）和期货（芝加哥）市场。与此同时，全世界股票市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均受到强烈冲击，股指跌幅均达10%以上。这次的股市崩溃主要是由指数套利（一般设计为程式交易）和组合保险这两类交易在股票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相继推动而造成的。这一天被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一”，《纽约时报》称这一天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
例如，发生在1987年10月的那场股市大灾难。根据事后的检验，索罗斯退出一些项目的时间过早。但是，詹姆士·马凯并不这么认为，他坚信索罗斯放弃战斗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战斗。虽然索罗斯由于过早退出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也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对于很多人来说，接受这一现实是十分艰难的，但是索罗斯却做到了，他坚信自己能够弥补这些损失。1987年以后，索罗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人们树立了榜样。
索罗斯具有很强的思考力、胆略和本能直觉。他的“反馈”理论是测定市场的计算器。它虽然不能够告诉他应该投资什么，或最好的投资时机，但是，这一理论却能告诉他，他的资金应该流向何处，并且给他提供抓住潜在机会的正确方式。索罗斯语录我如果想买3亿美元的股票，一开始，我只会买5000美元。先投资，然后去观察。
索罗斯会采取具体的行动，通过测试、试探等手段来确认他以为正确的东西是不是正确。他会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假说，决定投资股票的比例。然后去观察这种假说是不是有效。如果有效的话，他就会把大笔的资金投向这种股票。如果这种假说无效，他会马上撤出他的投资。
索罗斯经常“先投资后观察”，他先形成一种假说，进行基础性投资，再由市场来检验这种假说是否正确。
索罗斯在投资之前，总是先感受一下市场的情况。如果准备投资的这些公债很容易抛售出去，索罗斯会成为一个购买者；如果这些公债实在难以抛售出去，索罗斯就会敬而远之。
索罗斯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他说：“人们觉得我不会出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坦率地讲，对任何事情，我和其他人所犯的错误是一样多的。不过，我过人的地方在于我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密。我的洞察力能够帮助我认识到人类思想内在的错误。”
第三章 “索罗斯飓风”席卷亚洲
风暴孕育之地探究竟
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泰国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是在发展中也潜伏下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索罗斯等金融家的操作下被完全揭露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包括索罗斯在内的美国商业界，已经预感到了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大约在泰铢贬值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曾预言：“按金融危机危险的信号衡量，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来自世界的冲击，1994年墨西哥式的经济大灾难有可能在东南亚再度出现。”接着，他又坦言，如果金融动荡之类的危机真的在东南亚地区发生，那么泰国将首当其冲。
然而，戈尔茨坦的这番话并未得到东南亚诸国的重视，尤其是泰国，所有人都被眼前国内经济的繁荣景象所陶醉，没有人在意他人会说些什么。
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向这个地区偏移。知识链接金融风暴又称金融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房地产、证券、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非周期性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以及银行危机等类型。随着世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其特征是导致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更为悲观，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金融危机往往会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会伴随着社会大范围的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然而过去几十年，推动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资投入的增加，而并非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因而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基础上竞相放宽金融管制，无疑是隐患重重。因为一旦国内金融市场被外资掌控，那么东南亚地区将面临着一场大风暴的降临。
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自然不会忽略这一点。早在东南亚经济风暴之前，他就给他的部下德鲁肯米勒打过电话，并告诉他：“让全世界人都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吧！”
索罗斯之所以对于东南亚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如此肯定，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的深层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给索罗斯创造了进军亚洲的机会。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当时，85%的印度尼西亚人家中没有卫生设备；曼谷交通堵塞十分严重，一名曼谷市民平均每年要在出行问题上浪费44天时间。
实际上，早在东南亚的经济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时候，许多专家就发出了警告：在东南亚许多经济繁荣的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导致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到了该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专家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东南亚才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局面。
然而，在虚浮的经济泡沫中迷醉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专家的警告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东南亚的统计数字显示，尽管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用于基础设施的开支已经从20年前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增至目前的6%，但该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
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个问题可以从该地区一些国家在遭受金融风暴的灾难中找到答案。据世界银行说，1995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造成的。
同时，投资不足可能引起恶性循环，这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无法估算。索罗斯认为，这是东南亚的一大弊端所在。在东南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不平衡在整个亚洲地区都很突出。在能源供应和供水方面与在交通和通讯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东南亚约有5亿人口，其中有1/3生活在城市地区，目前每年还有2000万人加入此行列。到2020年，亚洲的城市化发展将进入一个高峰，绝大多数人将生活在城市。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尽快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充分投资，才足以应对这种人口流动问题。然而，这需要巨额投资。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6年算起，东亚仅在其后10年就需要对基础设施投资1.2到1.5万亿美元。
问题是东南亚地区的政府不仅缺乏经费，也往往缺乏管理知识。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私人投资者才能够提供。然而，在金融风暴前的一年时间里，私人投资者承担的基础设施工作只有10%。显然这是一个困扰当局的问题：私人投资者需要的是短期的回报，他们一般都只对预计能在七八年内收回成本的项目感兴趣，而不愿意承担那些可以在多年后获利的大型项目。这让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陷入僵局。
其次，出口产品结构单一。
金融家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亚各国出口产品结构单一，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东南亚各国以往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出口所取得的，如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出口占很大比重；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则占到了总出口额的65%。
东南亚产品大量出口，主要依靠了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大量的事实表明，在经济起步初期，国内产业结构借助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进行发展是可行的。然而，如果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产业结构与其他国家相似，而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进口规模有限，那么现行的经济结构就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
索罗斯把东南亚的这种经济弊端，看做是金融投资者们进军这一市场的最有力武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眼光的敏锐。在1996年世界性电子产品需求萎缩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的产品出口大幅下降，从而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国际收支平衡失控。这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索罗斯语录特定经济模式弊端的积累的确只会为投机家们提供乐园。
第三，房地产泡沫。
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风潮已经结束，但是其影响之深远让人感叹不已。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深刻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的几年间，东南亚各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从1997年年初到9月初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泰铢就已经贬值了40%，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也贬值了20%以上，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了16%，新加坡货币也贬值了8%。长期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东南亚各国，在风暴的袭击下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原因究竟何在？
人们普遍认为，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的导因是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破灭。索罗斯在金融危机之前就曾对美国记者发表了一番宏论：“新兴工业国家的一个常见问题是银行体系，其弊病积累将使得它们仅仅是一层窗户纸。”他用他的荣枯相生理论判断说：“对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的观察常常是投资者认识荣枯相生过程转折点出现的重要标志。”可惜的是，东南亚各国当时并没有人能和他一样清醒地认识这一时局。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房地产业是吸引外资大量注入的一个朝阳产业，在不断上涌的经济大潮面前，各国政府忘记了风险的存在。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对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后，由于实行泰铢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和高利率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进入国内市场。泰国外债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猛增到后来的9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火爆。索罗斯语录房地产的问题常常被投资者们忽略，但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它是最容易产生泡沫的一个，而对于股市来说，这种泡沫还需要建立联系——以银行为中介。
但如此大量的外资流入本国市场，却并没有让东南亚政府予以充分的重视。泰国政府未能及时对外资的投向和领域进行适当的引导，这使得大量外国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投向了房地产市场。
因此，许多房地产商开始大兴土木，而且一些金融机构和银行见有利可图，就向房地产商大量发放贷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行业过热，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一涨再涨。房地产商人为此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并以此为抵押继续大量借贷外债。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因此加大了房地产经济中的泡沫成分。
然而，市场是在经济规律的掌控下进行的，泡沫的不断加大，让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越发明显，房价急剧下跌，房地产商资不低债，造成银行的呆帐坏帐急剧增加。
据泰国统计部门统计，泰国仅1997年的银行呆帐坏帐总额就超过了2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放贷，而同时大部分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是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来的，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清盘的局面。整个东南亚金融体系动荡不已。
深重的危险在潜伏中寻找着发泄口，并终于在1997年得以全面爆发，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已经不可避免。然而令东南亚各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关注着东南亚市场变化的索罗斯，竟会成为这次风暴的领导人物。德国《经济周刊》在1997年7月10日谈到这次泰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成因时分析说：“亚洲的崛起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但泰铢大幅度贬值的情况表明，老虎并不是不可伤害的。有一个人被认为应对此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索罗斯。他和其他一些投资人自2月份以来一直对泰铢发起进攻，直到政府终于屈服，使泰铢与美元脱钩。”
“鳄鱼”的传说
索罗斯的投资理念和方式，与其他投资大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没有严格的原则或规律可循，从不把固定的风格作为一项投资准则来看待。索罗斯善于在混乱状态中发掘出机会，人们形容他像是一条蛰伏于湖泊旁边等待猎物出现的巨鳄，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中等待正确的时机，然后奋力一击，像鳄鱼扑向猎物一般获取自己觊觎已久的猎物。
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潜在问题，让索罗斯找到了这样的机遇。1997年初，当索罗斯的目光盯向东南亚时，曼谷等地区的人们还陶醉在泰铢货币的稳定汇率中不能自拔。尽管索罗斯的助手德鲁肯米勒对他在市场上超乎寻常的直觉佩服不已，但对于索罗斯的东南亚战略，他却显得有些担忧。
然而索罗斯很快让他打消了忧虑。在两个人一起研究了东南亚市场的具体情况以及行动方向之后，索罗斯拿出了他思考许久的行动方案，从这份方案中，德鲁肯米勒看到了索罗斯对于东南亚市场的深刻研究。在索罗斯看来，在市场出现变化之后再研究是否可以进入为时已晚。他的做法是见微知著，从现状透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中，去分析将来可能出现的转变，再按预测的情形来部署行动策略，然后再静心等候收获。他的做法就像鳄鱼看见草丛中的草木摆动，而预知将有兔子跳出来，因此在附近守候一样。
索罗斯能从世界金融界的决策中，察觉出市场的趋势、动向和节奏。他比大部分人更了解全球经济的因果关系，因而能推算出下一步的行动如何进行。
研究、暂停、深思熟虑。索罗斯认为，在东南亚的整场投资是一场长时期的战斗，市场利率和汇率变动的效果需要时间来显现，因此投资者需要有很大的耐性。所以索罗斯尽管一直关注着东南亚的金融局势，但直到1997年初，鳄鱼才露出了他的利齿，索罗斯认为时机成熟了。
这一年年初，索罗斯首先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他认为，泰铢兑换美元的比率虽然看上去日趋稳定，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始终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泰国银行系统出现的呆账、坏账数额已经高达200亿美元以上，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旦银行系统出现崩盘，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泰铢的贬值。所以，他在金融市场上传出“泰铢要贬值”的消息，并声称泰国是世界上赤字最高、外债最多的国家。许多投资者信以为真，认为这是泰国政府方面有意为之，以便推动产品出口，降低贸易逆差，提高还贷能力。于是，一些投资者开始疯狂抛售泰铢，并兑换美元。这使得泰国的汇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保持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泰国政府只能动用几十亿美元来稳定泰铢的挤兑风潮。然而，他们显然忽略了索罗斯的能力。作为少数的风险大师，索罗斯认为进攻必须果断，全力而为，不要小心翼翼地赚小钱，看准出手时机，必须要大赚一笔。因此，索罗斯并没有因为泰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介入而就此罢手，他利用权威银行机构对泰国三家主要银行的不利评定，大肆进行泰铢的抛售，这引起了持款人心理上的恐慌，并带动了又一轮抛售泰铢的风潮，使得泰国政府无力应对。
与此同时，索罗斯还在股市上大做文章，导致泰国股票价格一路狂跌，在不长的时间里，泰国股价从1000多点降到了500多点，跌幅高达50%！泰国政府被索罗斯的攻势弄得焦头烂额，最终泰铢不得不大幅度贬值，索罗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投资都有失败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在失败的时候适时地止损，这是一般投资者和投资高手之间的最大差别。索罗斯擅长绝境求生，懂得应该何时放弃。他投资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懂得何时购买股票，而且还在于懂得在自己犯错时如何及时止损。在日本市场上的两次失败，对索罗斯来说都是惨痛的，但那都不至于让他“伤筋动骨”。索罗斯的信念是：在做错时能及时止损离场，为的是放弃战斗活下来，好在另一天再上战场。在进军香港的过程中，索罗斯遇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顽强抵抗，并最终提前离场。索罗斯语录我非常关心求生的必要性，绝不冒可能粉身碎骨的风险。
索罗斯知道自己建立的投资仓位可能有错，这虽令他失去安全感，但也使他提高警觉并随时准备改正。正是由于这样，索罗斯常对失败或犯错不抱否定态度。他指出：做错事不丢脸，错误变得明显时不去矫正才丢脸。他认为自己成功的原因不在于自己常常做对，而在于他比其他多数人更善于发现自己何时做错并及时改正过来。
如果市场的变化和他所期待发生的事之间有冲突，他会进一步探索找出自己什么地方算错了。一旦他认为自己知道了答案，他就修正原来的判断，甚至完全舍弃，但他不喜欢只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判断。索罗斯的主要投资想法是：冒险没有关系，但千万别赌整个家当，但有钱可赚时也不要呆在一旁。这样的投资理念在索罗斯的东南亚攻势中贯穿了他的整个投资过程，他像一条鳄鱼一样，给整个东南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泰国：风暴第一波
早在1992年，泰国的金融界人士就认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对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的大门。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泰国政府对于外资的进入，实行了更加优惠的政策。1992年，泰国组建了曼谷国际银行，允许投资者通过这家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与此同时，国外投资者，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投资家们，也对东南亚市场虎视眈眈，他们希望找一块可以进入这一市场的沃土。在当时，国际上的美元利率远远低于泰国国内的利率。泰国开放引资的政策，深深地吸引着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于是，来自国外的贷款源源不断地进入泰国市场。知识链接泰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成为农产品、纺织品、珠宝饰品以及电子、汽车和计算机配套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泰国于1982年11月20日加入了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极大促进了泰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了泰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此后，泰国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纺织、服装、食品加工，以及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装配等附加值较高、符合本国特点且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工业企业。同时泰国的产品逐步转向出口。泰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法律体系日渐健全。法规透明度的增加以及同等国民待遇的承诺为外商投资打开了广阔的通道。在金融风暴之前，外国资本已占到泰国总注册资本的1/4以上。此外，跨国经营程度不断加深。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原则直接促进了泰国商品的出口创汇，巩固了泰国经济发展支柱——出口导向型产业模式。出口贸易一直是带动泰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每年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这正是得益于入关带来的自由、互惠贸易及入关促成的国内经济调整。
大量低息美元贷款的注入，让泰国金融家欣喜不已。他们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多家银行一窝蜂地把近5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这使得房地产业的资金迅速膨胀，供求结构严重失衡。随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得银行方面的呆帐、坏帐激增，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出现严重恶化，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这让善于宏观分析的索罗斯窃笑不已：“对宏观经济体制的详细考察是任何投资的第一步，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索罗斯语录在宏观层面上，泰国已经成为了建立在沙滩上的堡垒——这个国家正在玩火自焚。
事实上，索罗斯这位西方金融市场的传奇人物，自统帅套头交易基金组织在1992年狂沽英镑大获全胜之后，就瞄准了亚洲的新兴市场，并伺机下手。1993年，索罗斯和一些金融投资家们选择在马来西亚小试牛刀，尝试对亚洲市场发动进攻。
当时，投资者们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币值被低估，必涨无疑，于是在索罗斯的号召下，国际金融投资家们开始围剿林吉特，可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偏不买索罗斯的帐，坚决捍卫低币值的林吉特，最终在马哈蒂尔加强对资本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德鲁肯米勒只能选择暂时离场，索罗斯在亚洲的初试锋芒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但索罗斯显然不会因为这样一点小挫折就选择放弃。在墨西哥市场大捞了一笔之后，索罗斯又将目光转移回亚洲。1994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撰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这篇文章针对东亚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命题——“东亚无奇迹”。这极大地刺激了索罗斯进军亚洲的野心。索罗斯说：“我看到文章时就思忖，亚洲经济的增长可能会有限度。泰国‘泡沫经济’的耀眼光彩被我们盯上了。”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立刻行动。他一方面在寻找着最佳的时机，另一方面，则在进行着缜密的筹划，拟定行动的方案。
1996年，东南亚国家经济暴涨，繁荣日趋明显。由于通货膨胀节节上扬，景气过热的威胁不断加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引导下节节攀升，此举虽减缓了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了大批资金涌入套利，这为索罗斯进军亚洲创造了新的机会。
当时泰国银行业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资金金额高达20～30亿美元。此外，银行业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将其出售，从中赚取利差。当时泰国国内的一份统计显示，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短期借贷。
在这样虚幻的繁荣景象中，国际金融界已经嗅到了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传出的危机的气息。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布尔曼发出了警告：大量的资金正在不断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知识链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是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它正式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总部设在华盛顿。1947年3月1日开始工作，同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这一组织的宗旨是：1.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2.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收支不平衡的程度。3.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4.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5.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6.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其功能主要有：融通外汇资金；规定各会员国汇率、资金移动和其他外汇管制措施；为会员国提供资料和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于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枢纽和核心作用。1969年该组织又创设“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记账）单位，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国的国际收入逆差。
然而，布尔曼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这使得索罗斯下定决心，要在东南亚重现击败英格兰国家银行的那一幕。
面对各国货币市场投机盛行的情形，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对币值的变化率一直犹豫不决，尤其担心的是资金会像流入国内一样迅速流出，从而使汇率急剧波动。但此时此刻，这只被打开的资金龙头，要再拧上已经很困难了。东南亚各国的中央银行已经面临最后关头。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不过，经历了马来西亚的失败，他显得更加小心、谨慎。索罗斯及其部下德鲁肯米勒经过深思熟虑，选准了从泰铢下手。
泰国在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中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而且除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此外，泰国经济虚假繁荣的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金融业，因此，表面上汇率稳定的泰铢币值实际上也是最不稳定、最易攻破的。
同时，索罗斯发现，泰国当局对近年来国家经济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束手无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吸引外资，当局必须维持高利率，这使原本就债台高筑的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为此，投机商给泰国设计了很多摆脱债务的方法，其中最佳途径是将泰铢贬值。然而，泰国当局并不会立即采取贬值货币的做法，因为这样极可能会引起外资的撤离，导致泰国经济的全面崩盘。因此，泰国政府必须要尽力将汇率保持在稳定的态势上。但这样一来，大量的企业就面临着破产，本来就步履艰难的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这给投机商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索罗斯之所以拿泰铢开刀，正是因为他看中了这些有利条件，并希望借此打破泰铢堡垒，彻底扫荡东南亚。这也是索罗斯常用的手法——先攻击弱者。就这样，索罗斯暗中将资金向东南亚转移，以便时机成熟时，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
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的泡沫开始逐渐消退，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开始纷纷抛售泰铢。索罗斯见时机成熟，便开始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市场岌岌可危，其震动波及到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1997年2月，索罗斯终于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索罗斯利用泰国政局不稳及泰铢将被强制性贬值的谣传，大量抛售泰铢。与此同时，泰国国内银行也发生挤兑现象，引起泰国国内金融体系混乱。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房地产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索罗斯认为，这又是一个信号，说明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于是他便先发制人，抢先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泰国所有的财务及证券公司遭遇了大量的提款，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为了捍卫泰铢地位，泰国政府动用了20亿美元进行干预，才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就此罢手。此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联合开始大举抛售泰铢，泰国政府难以抵挡，泰铢的汇率不断下滑。5月份，金融市场上关于泰铢贬值的谣言再起，索罗斯抓住机会，继续大量抛售泰铢，引发了近一周时间内泰铢对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泰国央行倾全国之力，被迫动用50亿美元进行干预，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
泰国中央银行首先与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当局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其后他们又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至1500厘。泰国政府的这一有力反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损失了3亿美元，遭到了当头一棒。此外，泰国政府还严禁国内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临时分隔离岸与在岸市场。这些措施终于使泰铢汇率再次站稳，并给投机者以重创，泰铢渐渐升至新高位。
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他并没有被泰国方面的虚声恫吓所吓倒。凭借其“反射理论”和多年投资经验，索罗斯分析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了，况且这也并没有让自己陷入绝境，所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认为，他已经赢定了。事实上，这同样是他的一个惯用手法——“找找市场的感觉”。德鲁肯米勒在风暴过后据此解释道：“建立大的头寸之前，先做一下实验，这在股市、汇市、期市中都适用……事实上，（对泰铢）3月份的进攻就是这样一种实验。”对于东南亚诸国而言，这场暂时性胜利只不过是苟延残喘，根本挽救不了东南亚经济崩盘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准备了数年之久，自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泰国方面的反击反而让他找到了感觉，在他看来，泰国央行实力不济，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决定再一次发动攻击，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19日，泰国差瓦立政权经济班子的核心人物、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引咎辞职，索罗斯及其他金融投资家们再次看到了机会，他们憋足了劲，对泰铢发动进攻。
索罗斯指挥对冲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资金的投资规模，并于6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混乱不堪，对抗双方展开了殊死的争斗，泰国的各大交易所成为了聚集人群最多的地方，人们争先恐后地将手中的泰铢大量抛出，使泰铢狂跌至1美元兑换28泰铢的新低，股市也从年初的1200点跌至461.32点，跌幅超过了50%，创下8年来的最低点。对此，泰国中央银行抛出了50亿美元进行干预，但杯水车薪，泰铢依旧下跌不止。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对冲基金组织铺天盖地的攻势，他们要想保持泰铢的固定汇率显然已经力不从心。
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援引泰国的有关方面资料显示，截至1997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所有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860亿铢，为贷款总额的31.5%。更有人估计，泰国金融业坏帐高达8000亿到9000亿泰铢（约合310到350亿美元），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投机家们，在进入东南亚市场的第一场战役中，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面对索罗斯咄咄逼人的攻势，7月2日，泰国政府作出无奈之举，宣布取消多年来泰铢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将泰铢的汇率建立在其实际价值和泰国现有经济状况相挂钩的基础上，使泰国经济逐步回到正常的轨道，财政部长他侬则表示，让汇率自由浮动，为外国投资者改善了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市场。大量外资的涌入将会化解泰国金融部门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有助于刺激出口，加速经济增长。
泰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当他的各种反击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时，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一手掌控了。
在当局宣布这项政策后的当天，泰铢便开始暴跌。曼谷外汇市场泰铢兑美元汇率创下了29.45铢兑换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与泰国中央银行6月30日最后一次报出的汇率中间价相差甚远。然而泰铢下滑的趋势并没有就此中止，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索罗斯在泰国市场上大获全胜，让泰国人心惊肉跳、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整个泰国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此后，泰铢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受此影响，一批金融机构和企业被迫关门停业。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曼谷，昔日的繁华景象已被蒙上了阴影。金融风暴过后，商店的顾客明显减少，营业额迅速下降；因资金不到位而休工的高楼随处可见；各售楼中心门可罗雀；工厂关门大吉；物价一日三涨；失业人群与日俱增。在强大的通胀压力下，8月下旬，泰国内贸厅不得不批准12种重要商品提价5%至17%不等。同时金融风暴还“刮倒”了泰国全国91家金融机构中的58家，失业人数激增，一批原本生活富裕的白领阶层成为了下岗人员。据相关的调查表明，这些人在岗时的月薪一般都有数万铢，他们大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房买车，下岗后生活面临困境。
然而，受打击最大的当数普通百姓。物价上涨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而失业者则更加艰难。为了节省钱财，许多人抢在物价提升前抢购食品和日用品，金融风暴使泰国遭到沉重打击。
而另一边，索罗斯并没有等到泰铢跌落至最低点就已经悄然离场了，他已经预料到了最终的结果。在泰国战场上，他的战果极其可观。据金融界的知情人士称，在泰铢下跌的那几周时间里，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人员如同在过狂欢节一样，他们不仅平衡了所有的帐目，而且至少有了10亿以上的收获，加上在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市场上的盈利，他们赚到了将近20亿美元，这使得索罗斯基金的总值已经达到了170亿美元。实际上，到8月底，他们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70%。
然而，在击破泰铢之后，索罗斯并不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值必将带动其他货币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力席卷整个东南亚。
索罗斯在泰国引起的金融大混乱，让其他东南亚国家闻风色变。他们均倾尽全力进行殊死抵抗，但在索罗斯的强大攻势面前却最终都败下阵来。一时间，东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索罗斯风暴的连锁反应
谁也没想到，就在东南亚经济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之时，一场突发于泰国，继而横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香港等地的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在肆虐数月后，不仅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继续吹向韩国和日本，甚至波及到了欧洲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乃至全世界。
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被迫宣布泰铢实行自由浮动，以取代泰铢兑换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大幅度下跌20%，一夜之间，泰国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国际购买力。至此，泰国中央银行维护泰铢汇率稳定的努力宣告失败，泰铢终于颓然倒下。
风暴一旦有了开端，就开始四处肆虐。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包括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在内，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货币危机引发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就连一向币值坚挺、外汇储备充足的新加坡元和港币也先后受到了冲击。
索罗斯之所以选择在东南亚下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经济模式。索罗斯认为，这样的经济模式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这种经济模式遭遇了投资的“羊群效应”，就很容易被彻底击垮。东南亚经济如多米诺骨牌般崩溃，为他的预言做出了最佳的注释。
所以，索罗斯在泰国得手后，立刻将下一个矛头直接对准了菲律宾比索。因为他很清楚，在这种经济模式的压力下，各国的金融市场都已经混乱不堪，这是他彻底击败东南亚的最佳时机。
自1994年以来，菲律宾比索的对外实际价值上升了25%，与此相反，菲律宾通货膨胀率最高时达到了12%，这与比索的价值是相背离的。但菲律宾中央银行不甘示弱，多次对汇率进行干预，企图捍卫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从7月2日到10日，不到10天的时间，菲律宾中央银行为干预外汇市场动用了16亿美元，外汇储备亮起了红灯，可供调用的全部外汇不足100亿美元，到了最低的警戒线。
果然，到了7月11日，在索罗斯等投机商的巨大进攻压力下，菲律宾再也无力回天，外汇交易市场开盘不久，就迫使比索对美元的汇价贬值幅度达10.36%，为三年半以来最低点。菲律宾中央银行紧急下令停止交易，菲律宾当局也匆忙商议着对策。然而当天下午，菲律宾中央银行不得不宣布放弃固守多年的比索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制。菲律宾成为继泰国之后，让货币自由浮动的第二个东南亚国家。浮动汇率实行几小时内，比索贬值了近6%，利率一夜间猛升25%。
这一切都在索罗斯的预料之中。在菲律宾比索宣布自由浮动后，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就成为遭受索罗斯攻击的下一个对象。
其实，自5月中旬以来，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为支持林吉特的汇价，已经抛出了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极力使其稳定在1美元兑2.5250林吉特的水平上。但随着泰铢和菲律宾比索的相继贬值，马来西亚方面也终于难以抵挡索罗斯的攻势。7月14日，林吉特跌至2.55兑1美元，达到了一年多以来的最低点，中央银行被迫放弃了1美元兑换2.5250林吉特的防线。知识链接达图·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1925年12月20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首府的亚罗士打。马哈蒂尔从小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曾经开过咖啡店，卖过水果和手工艺品。1953年，马哈蒂尔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在家乡开了一个私人诊所。由于医德高尚、医术高超，他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直到他执政之后，人们还亲切地称呼他“马哈蒂尔医生”。马哈蒂尔对政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1946年，他就加入了马来西亚民族统一机构，开始了政治生涯；1964年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次年进入马来西亚统一机构最高理事会；1969年，由于公开指责当时的首相阿卜杜勒·拉赫曼，马哈蒂尔被巫统开除出党；1972年，他再次加入巫统，并重新当选为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1973年马哈蒂尔被任命为国会上院议员；次年入阁担任教育部长；1975年当选为巫统副主席；1976年出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1978年出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1981年6月和7月先后当选为巫统主席和国民阵线主席，同年7月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并曾兼任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等职；2003年10月30日，马哈蒂尔辞去总理职务并正式退休。
其时恰逢马来西亚独立40周年，马哈蒂尔总理呼吁国民进行“关键之战”，对索罗斯等“基金流氓”还以颜色，避免经济风暴的侵袭。同时他还表示，“大财团在过去九年的经济蓬勃发展中受惠不少，现在是他们回报国恩的时候了”，呼吁各大财团支持政府抗击索罗斯等人的侵袭。马哈蒂尔总理的呼吁收到了效果，包括中华工商联合会、沙巴六家上市公司在内的大财团纷纷加入到了保卫国家金融稳定的战役中。
马哈蒂尔的这一强硬做法，并没有让索罗斯就此乱了方寸。在此之前，索罗斯已经吸取了1994年的那次教训，他已经为可能在马来西亚遭遇的抵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马来西亚政府和财团提供的资金进入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与索罗斯展开了肉搏，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0月初。相对东南亚其他货币的溃败，马来西亚林吉特表现得相当坚挺。
然而，就在马来西亚人士准备庆祝胜利之时，林吉特新一轮的跌势开始了。10月22日，马来西亚林吉特创下了3.4250兑换1美元的又一新低，与此同时，股市在一片恐慌中下挫了3.83%。索罗斯语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不成熟的一体化。而这为羊群效应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一旦触发了市场的跟风行为——也就是羊群效应——那么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事件的加速。
林吉特的暴跌，使得在马来西亚执政16载的马哈蒂尔的声誉开始受到挑战。索罗斯预言的东南亚内部混乱初现端倪。
10月15日，马来西亚反对党请国人对马哈蒂尔投不信任票。反对党认为，马哈蒂尔较早前曾建议禁止货币买卖，直接触发了外资抛售国内股份，使得国内金融市场受到波及，令马来西亚林吉特缩水。马哈蒂尔对此应声反击，他呼吁国人和他一起对抗“有组织的势力”。同日，马来西亚全国银行雇员联合会三万名会员表示，将连续三天挂上徽章支持马哈蒂尔。10月27日，约有2000名印度裔人士宣布效忠马哈蒂尔。但这并没有阻挡住马来西亚股市和汇市下滑的脚步，反倒是马来西亚内部的矛盾在不断激化。第二天，马来西亚林吉特跌到3.4600兑换1美元的空前最低点，马来西亚的顽强抵抗，也成为了垂死挣扎。
为了避免重蹈泰国的覆辙，印度尼西亚在7月11日把中央银行干预汇率之前的印尼盾波动范围从8%扩大到12%，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货币的大幅贬值。然而遗憾的是，印尼当局低估了索罗斯的野心。一向信奉“进攻时要狠，且应当全力施为”的索罗斯，自然不会因为对手的退让而就此收手，印尼盾在他的打击下一跌到底。
印度尼西亚当局被迫宣布，放弃维持印尼盾与美元之间比价的努力。其后，在市场的作用下，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从2680盾兑换1美元跌至2800盾兑换1美元，贬值了14%，虽然中央银行几经干预，但外汇市场已积弱难返。
几天以后，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和印尼中央银行联合宣布，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当天，印尼盾下跌5%。8月18日，印尼盾跌破3000盾兑换1美元大关，并在翌日达到3035盾兑换1美元的历史新低，印尼货币市场一片哀号。
为了对付索罗斯等人，印尼中央银行行长苏德拉查·吉万多诺在8月29日宣布，自当日起，非国内居民用印尼盾向国内银行购买远期外汇时，每个客户的最大交易量和每个银行的最大成交量限定在500万美元以内。但是这个时候，索罗斯早已经离场了，印尼的这一限制，对于索罗斯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索罗斯已经从印尼市场中撤离，但他给印尼带来的余波攻势，依旧没有消失。10月3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宣布，国际社会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并称这一计划为“第一道防线”，若仍不够，其他国家将继续予以援助。但索罗斯引发的羊群效应依然如火如荼，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持续暴跌，“防线”并没有起到任何有效的抑制作用。到12月9日收盘时，印尼盾对美元的比价已跌至4575印尼盾兑换1美元。
与此同时，一年前曾被国际评估机构誉为最能抵御外来冲击的东南亚硬通货——新加坡元，也受到了殃及。10月7日是新加坡元灾难性的日子，新加坡元兑换美元的比价一度跌至三年半以来的最低点，1美元兑换1.5555新加坡元。此前新加坡财政部长曾经表示：当局一直允许新加坡元逐年增加在国际上的使用率，但其速度不应导致资金流动的不稳定，以致影响国内经济。这番讲话被视为新加坡政府抛售新元的借口。分析家认为，量子基金等美国基金持续抛售新元，已经使得新元狂跌不止。到11月14日，新加坡元已跌至1.5815元兑换1美元。新加坡金融局仍然不肯松口，声称当地银行的素质令人满意，然而令他们尴尬的是，这并不能改写新元在短短3个月内贬值15%的事实。
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缅甸也陷入了货币贬值的僵局之中。缅元从大约170缅元兑换1美元下跌到290缅元兑换1美元，从而成为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最严重的受害国之一。同时，缅甸的通货膨胀成为其最可怕的敌人，因为这个让世人心惊肉跳的指标已经超过了30%。官方外汇储备已经低于私营部门根据手中的外汇兑换券和在国有银行的美元储蓄可以向政府提取的外汇金额。
由于市场的封闭性，虽然越南受到金融打击的时间比其他国家慢了半拍，没有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步陷入泥潭，但最终仍然难逃厄运。到10月中旬，越南中央银行宣布，商业银行的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原来的5%放宽到10%，越南盾的汇率迅速下跌，在胡志明市曾首次跌破至13000盾大关。在中越边境，人民币与越南盾的比价也在持续上升，达到1元人民币兑1523盾。
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初，澳大利亚曾自称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避风港”，但面对金融危机的疯狂蔓延，澳大利亚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因为投资者担心亚洲经济衰退会殃及澳洲，而这种忧虑在10月22日的汇市中得到了体现。该日，墨尔本汇市突掀抛售澳元的狂潮，使澳元跌至两年多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同样动荡不安，短短两天之内就损失了190亿澳元。到了10月27日，澳大利亚股市遭到了急欲逃避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离岸投资者的抛售，创下了四年以来的新低。
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各种货币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一倒地，于是人们纷纷寻找始作俑者。在全球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游戏而闻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成了最大的嫌疑人。尽管索罗斯自己对此矢口否认，但没有人相信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投机金融案会没有他的参与。
东南亚人更认定了是索罗斯动用了他们的投资基金，挑起了这场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经济走向的风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索罗斯，首先向索罗斯宣战。他断言索罗斯是这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并指责索罗斯“像毒品贩子一样，摧毁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并说他是强盗、无政府主义者和土匪。
一时间索罗斯几乎成了东南亚国家万恶不赦的公敌。
马哈蒂尔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专访时，对索罗斯狙击东南亚货币的行为又进行了抨击：“我们拥有肯定的情报显示索罗斯涉及（投机货币）；当然他不是惟一的一个（投机商），不过却是由他开始的。”“我们别无选择。他已经从我国经济中卷走了数十亿美元，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缄默而期望不会影响到外资对我国的信心，最终我们将对这些投资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马哈蒂尔还说，马来西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损失总额接近马来西亚四年的财政预算总额。
马哈蒂尔说：这些货币如此暴跌，令东南亚地区的穷人雪上加霜。他们与索罗斯无冤无仇。他是亿万富翁，却毫无心肝。“我们辛勤奋斗了20～40年，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可是一个大富翁，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摧毁了我们努力的成果。”
马哈蒂尔以一国首相之尊，一再对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头面人物痛加指责，可以看出由索罗斯引发的货币危机对东南亚各国造成的破坏程度之深。马哈蒂尔认为，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良好，货币暴跌是毫不合理的。
1997年8月22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说，马来西亚将和其他受货币投机活动打击的国家连成一气，争取把美国财阀索罗斯颠覆货币市场的行为列为一种国际罪行。他说：“这种行为导致穷人们受害，损失了原有收入的10%～25%，因此它是一种罪行。只要人们达成共识，把索罗斯的所作所为视为罪行，就可以对他采取行动。”
他声称，既然美国政府曾通过反垄断法令，破解了洛克菲勒垄断石油生意的局面，如今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来对付索罗斯。
索罗斯对此极力争辩，并否认自己插手汇市令东南亚货币暴跌。他辩称：“我曾规劝马来西亚与泰国反对缅甸加入东盟，但我与东南亚货币风暴毫无关系。我个人的‘开放社会基金’同我的金融业务毫无关系。”
索罗斯表示，他从未想过以炒卖外汇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他的投资基金纯粹是用做商业用途，以赚钱为最终目的。他声明：“东盟接纳一个集权和压制异己的政权，对该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是一个威胁。我的这一立场可能引起了误会。但我并不认为货币投机会促进缅甸的自由事业。”
索罗斯又称他在过去两个月内没有抛售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只是在1997年6月16日抛售了一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泰铢。并且他于8月3日还宣布愿与马哈蒂尔会晤，以澄清误会。
但是，了解索罗斯投资风格的人，都对索罗斯的说法持怀疑态度。1997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的一份资料表明：量子基金在1997年上半年成绩平平，实际上，直到7月份以前，索罗斯的各种基金总共有约25亿美元的亏损缺口。但从6月底到7月底间，它的增长率一下子上升为27.1%，在7月底的总资产上升到170亿美元，而在金融风暴前的资产总额约为150亿美元。因此有金融界人士质疑，量子基金的这20亿美元的巨大差额是从哪里来的？且索罗斯对近来股市并不看好，而量子基金当年在美国股市的投资动向，也以卖空为主。所以量子基金的20亿美元盈利只能来自于东南亚金融危机。
有人从量子基金的内部探听到，如果加上7月到年底的赢利，索罗斯在东南亚市场上至少赚了30亿美元，这些钱，大约有18亿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几个国家赚到的。而且，索罗斯基金在那几个月中所赚的钱，远远不止30亿美元，至少在45亿以上，另外的部分，则是来源于东欧以及西欧市场。
避开公众言论是索罗斯自打垮英格兰银行后的一贯策略，尽管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对此事三缄其口，但几乎金融界都认为他是这次风暴的始作俑者。
在东南亚市场上颇丰的收获，仍然没有让索罗斯就此满足。他把自己的眼光盯向了日本等东亚地区，金融风暴仍在继续。
韩国：厄运难逃
韩国会成为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受害国之一，是韩国民众始料不及的。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其国民生产总值比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三个国家的总产值加起来还要多，且它每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惊人的1300亿美元，几乎与中国持平。
1996年是韩国经济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超过1万美元。与此同时，韩国又申请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韩国的经济实力实现了腾飞。韩国民众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令韩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韩国的经济就出现了崩盘，一切就如同做梦一般。
其实，早在1996年年末的时候，韩国经济危机已经初现端倪。韩国一些银行公开承认，在股票投资和贷款业务方面的失误，给自身带来了巨大损失，韩国的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隐患。知识链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0个市场经济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经合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促进各成员国的就业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保持财政的稳定；帮助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保持健康的经济增长步伐；在多边、平等的基础上，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经合组织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各国政府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政策实践，寻求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鉴别出良好的措施，协调国内和国际政策。该机制以平等监督作为有效的激励手段来促进政策的进步，执行的是“软法”而非强制性手段（比如OECD公司治理原则），也促成了正式的协议或条约。经合组织成员国为全世界提供了将近60%的商品和服务，但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经合组织显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它和世界上70多个国家进行着技术和观点的交流。
1997年1月23日，在韩国企业集团中排第十四位的韩宝集团因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宣布破产，这也拉开了公司破产危机的序幕。
7月初，泰国爆发了金融危机，韩国也被余震波及，股市、汇市应声下跌。
其后，因无力偿还近10万亿韩元的债务，韩国的明星企业、在企业集团中排名第八的起亚集团宣布破产，成为银行最新的一个救援对象。与此同时，双铃商事公司也因无力偿还债务而濒临倒闭，各企业集团层出不穷的危机让韩国金融市场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韩元跌至913.50韩元兑换1美元。
10月下旬，尽管韩国中央银行进入并干预，但韩元收盘时仍跌到了953韩元兑换1美元。此时，韩国财政部仍在自我安慰，他们不相信金融风暴的危机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只是示意韩国央行可以随时动用外汇储备防止韩元的连带性贬值，并且禁止居民以储蓄和个人持有为目的兑换外汇，以便稳定国内急剧动荡的金融形势。
11月初，韩国中央银行的一位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韩元绝不会跌破1000大关——这是韩国央行的心理底线。但金融市场随后的发展打破了央行的心理底线，韩元的跌势不止。
11月18日，韩国央行授权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已经耗费殆尽，央行于是促请韩国财政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他们认为，这在当时是惟一可行的救市办法。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财政部的断然拒绝，理由是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和形象问题。然而市场不等人，两天后，韩国金融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便出现了，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事前财政部门难以想象的。
11月20日，汇市开盘不久就因为韩元汇率达到了允许波动的下限而被迫中止交易，韩元对美元的比价暴跌至1139韩元兑换1美元，股市则跌至488点。一时间传言四起，金融市场混乱不堪，韩国公民恐慌到了极点，都潮水般地涌入银行挤提存款。仅仅3个小时，31家投资信托公司就被提走了2000亿韩元。同时，黄金也成为了抢手的硬通货，黄金价格一天上涨了10%。
鉴于历史上的长期友好合作及经济上的互助互利关系，韩国政府被迫向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求助，希望通过政府间相互贷款的常规做法得到这两个世界经济强国的支持，以帮助自己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
然而让韩国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一要求竟遭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婉言拒绝。对方提出“一切援助必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让韩国政府气愤的是，日本银行在这个时候向韩国宣称，此前借贷给韩国的200亿美元的贷款必须按时偿还，不得延期。
到了此时，对于韩国政府而言，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头求援，接受该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知识链接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7月，林昌烈经历了国民经济陷于崩溃、政权更迭、政治权术博弈等等惊心动魄的事件。当金融风暴在韩国肆虐时，韩国可用外汇储备只有142亿美元，韩国公司所欠的即将到期的债务为650亿美元。这对于刚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林昌烈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已经无法退缩，也不能退缩。”有着极强民族主义感和使命感的林昌烈认为，“带领韩国走出金融风暴，是我作为政府公务员为韩国人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形势刻不容缓，林昌烈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要么寻求债权国中央银行，同时进行金融部门和公司的重组改革，解决货币流动危机。第二天，林昌烈发表公开讲话，表达了迫切希望寻求美日援助的意愿。显然在这时，林昌烈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能够帮助韩国走出危机的机会。然而，其后的会谈彻底打消了他的美好希望。美国特使的表态相当明确：“如果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美国将帮助韩国；如果不接受，美国将不会提供支持。”11月21日，韩国可用外汇储备已经跌至128亿美元。除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韩国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余地。11月22日，林昌烈发表官方声明：韩国将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4天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组抵达首尔。当天，韩国可用外汇储备已经下降到了107亿美元。11月28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基本意向。1998年初，韩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摆脱困境的突破口，有效地阻止了外资外流，货币政策压力也得到了缓解，经济开始恢复。
不久，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正式对外宣布，韩国政府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决定暂时借用200亿美元。
但是，韩国舆论界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视为“国家和人民的耻辱”，《韩国日报》甚至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协议的日子与1910年8月29日的“国耻日”相提并论，而那正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之日，是韩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刻。
尽管韩国此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但投资者并没有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民情绪的影响下，韩国政府会怎样配合投资者在韩国市场的投资。而且，包括现代、大宇、三星等集团在内的国内大财团也通过大韩工商会议所发表声明，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而随后，韩国总统金大中也表现出对这一事件的不满。但这些不满在沉重的金融危机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让人无暇顾及。韩国破产的潮流仍在继续，第八大证券公司——高丽证券公司、第十二大集团——汉拿集团的相继宣布破产清算，更是让危机的阴影笼罩在韩国民众的心头。
12月15日，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取消对韩元每天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10%的限制，宣布从次日起韩元可以自由浮动。然而这并没有改善问题，韩元继续大跌，破产浪潮更是愈演愈烈。知识链接12月3日被韩国称为“国耻日”。因为1997年的这一天，韩国迫于压力，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了一项协议，即IMF向韩国提供2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帮助韩国度过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是韩国必须答应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进行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韩国是亚洲“四小龙”的龙头老大，它的三星、现代等企业早已蜚声海内外。一度是世界经济的新亮点，但是这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却让它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灾区。在这一年，它有高达700亿美元的到期外债必须偿还，而它的外汇储备却只有300亿美元；由于银行信用下降，没有银行再敢借钱给它，无法“拆了东墙补西墙”；韩元贬值20%、股市骤降30%；特别是产业根基也不稳，大量的企业不得不宣布破产……面对这种状况，韩国除了向IMF开口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此前，IMF曾将诸如此类的“条件”开给了接受援助的东南亚诸国。而作为亚洲“四小龙”龙头的韩国沦落到今天必须接受IMF苛刻条件的地步，实属无奈。
从1997年年底到1998年年初的五个交易日内，仅在汉城就有500家公司宣布破产，仅1月5日一天破产的公司就达179家之多。而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统计，1997年12月全国破产的公司约有3000家。
当韩国已经疲惫不堪时，索罗斯从后台走上了前台。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索罗斯在韩国金融危机中参加了韩元的抛售运动，但金融界的看法是，他不可能脱得了干系。早在1997年10月底，索罗斯就曾对西方媒介说：“韩国将有可能步东南亚后尘。”索罗斯显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的赚钱机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韩国的金融危机积重难返之时，索罗斯飞赴汉城，要向金大中总统面授机宜，俨然一副救世主的姿态。知识链接作为国内的第二大企业集团，大宇曾经是韩国工业化进程的领军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宇等一批企业在韩国政府“经济金融化”战略的指导下，为扩大业务规模，疯狂地向银行借贷。在此过程中，市场占有率成为了第一目标，利润退居次要地位。在集团的鼎盛时期，平均每3天，海外就有一家大宇系企业降生。与三星、LG等专注于电子领域的投资不同，大宇投资的领域包括了水泥、造纸、汽车、运输、家电、电子、酒店、纺织等各个领域。“速度太快，行业太宽，项目太多，规模太大。”韩国经济学家在反思大宇的破产时声称，过分地追求快速扩张，是导致大宇集团崩溃的主要原因。盲目扩张最终造成了恶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大宇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到1999年，大宇集团的负债高达598亿美元，负债率335%。由于下属企业交叉借款、互相担保，整个集团开始崩溃。危机爆发后，由于大宇集团在韩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韩国政府对其进行了政府主导下的结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退出大宇集团，集团总部撤销。2000年12月，大宇被拆为3家公司：大宇国际株式会社、大宇建设株式会社和大宇株式会社。2001年12月，债权金融机关协议会决议将3200亿韩元债权转换成出资，即债转股。大宇国际、大宇汽车、大宇建设、大宇电子等均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实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大股东。大宇汽车的一部分则在2002年10月被通用购并，通用汽车公司、铃木公司、上汽集团和大宇债权人成为新公司“通用大宇”的股东。在通用大宇公司股份构成中，通用拥有42.1%的股份，大宇公司的债权人拥有33%的股份，铃木拥有14.9%的股份，上汽则拥有10%的股份。
1998年1月4日，韩国总统金大中同索罗斯进行了会晤，请教遏制金融危机的良方。索罗斯在会晤中表示愿意增加其在韩国的投资，用金大中的首席发言人郑东泳的话说，“索罗斯先生愿意尽其所能帮助韩国”。
初战香港：谁是胜利者
在东南亚战场取得了丰硕战果之后，索罗斯便把目光盯向了香港。在对香港发起攻击之前，索罗斯进行了极为充分的准备，这在以前他所领导的任何金融狙击战中都未曾出现过。
香港与伦敦和纽约并称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金融市场极其发达，在索罗斯眼中，这里才是他亚洲攻略的最主要目标。
而此时，索罗斯的助手德鲁肯米勒则希望把第二阶段的战役重点放在日本。他认为，香港经济虽然也存在着泡沫成分，但并没有像日本市场那样失去理性。德鲁肯米勒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对香港行使主权了，当香港金融市场受到外资狙击之时，中国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将直接关系到这场斗争的成败。
为了说服索罗斯，德鲁肯米勒提到了当年的朝鲜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人原本认为战争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中国的悄然出兵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局面，美国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惨败。
但是索罗斯并没有因为德鲁肯米勒的劝说而动摇。他坚决强调要将香港作为第二轮攻击的主战场。他的理由是，香港相对于日本来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要小，打击香港，后果不会像打击日本那样严重。索罗斯坚信，香港目前还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起到像日本一样的作用。
索罗斯强调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香港早已经是世界的香港，就像纽约是每一个经济人的纽约一样。将会发生的攻击，会使中国政府看清一点，那就是他们如果对香港进行严格的控制，全世界都不会答应，因为这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就这样，攻击香港的计划因为索罗斯的坚持而被确定下来，尽管在计划确定之初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有关这一场战役是否有必要打的问题，内部一直都存在争论。
索罗斯攻击香港的目标，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这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香港金融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此时，中英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致使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房地产市场崩溃，港币不断贬值，银行多次发生储户哄挤提款的现象，结果导致7家接受存款的公司倒闭，1家银行被政府收购。这期间，香港经济的未来走向一片迷茫。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1983年10月15日，香港当局接受了经济学家格林伍德的建议，建立一个钉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1983年10月17日，港府宣布港元与美元直接挂钩，实行1美元兑7.8港元的预定官价，从而正式开始了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在经历了银行危机和1987年世界大股灾后，香港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联系汇率制度真正成为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基础。经过14年来的风风雨雨，联系汇率已经成为香港金管局长期货币政策的基础，并被实践证明有利于香港的金融稳定。
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们选择联系汇率作为攻击对象，算是找到了关键所在。但是，精明的索罗斯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任何人都有弱点，同样，任何经济体系也都有弱点，但那常常也是最坚不可摧的一点。”索罗斯语录联系汇率制就是香港的喉结，但是我们不准备真正在那里给出致命的一击，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且我们也知道香港人会拼死护住那里。
索罗斯之所以对香港如此重视，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实力与香港不可相提并论。作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不仅有着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背后更有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因此，索罗斯在制订战略时大费周折。
烟雾弹是索罗斯常用的招术，他把这样的方法用到了香港身上以制造这样的假象：“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投机者的狙击所无法击破的”，“任何人都不会因狙击港元而致富”，“我确信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在狙击下也不会受影响”。他希望这样的言论可以使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掉以轻心，以利于他发动突然袭击。
索罗斯知道香港在受到投机者冲击后，香港金管局一定会力守联系汇率，因为联系汇率是香港金融稳定的基础。他也很清楚，保卫联系汇率的关键一招是提高利率，以加重炒家获取炒作港币的成本。
因此索罗斯提前做好了对策：首先，利率一旦高起，投资者将被迫卖股票换现金，做股指期货的持股人也会因利率提高而缩小仓位，股价将随之下跌，索罗斯再按计划掉头攻击股市，大力抛空期指，将大量金融券抛售现货，然后低位补空仓，从而赚取先前抛空价位与现价之间的巨额差价。
其次，股市和汇市的波动会直接影响香港经济的发展，导致存贷款利率倒挂，银行被迫提高贷款利率，申请动产抵押贷款的动产商被迫低价抛售还贷，从而带动房地产价格下挫。由于资不抵债，银行只有被迫拍卖楼宇。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的两大支柱产业，这两个产业一垮，香港经济将无以支撑。
以上就是索罗斯设计好的预定战术。知识链接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香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香港的房地产热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李嘉诚、包玉刚等商界巨子纷纷投资房地产领域，香港十大房地产公司也先后公开上市，而来自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资金也一拥而入。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到1981年，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1984年～1997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中环、尖沙咀等中心地区每平方米房价高达十几万港元，一些黄金地段的写字楼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将近20万港元的天价。受到房价飞涨的刺激，香港的房地产投机开始盛行，出现了一大批疯狂的“炒楼族”。当时人们盲目地投资房地产。为了抓住机遇，许多人往往仅凭房地产经纪人的简单描述就草草签订了购房协定。1996年，香港竟然出现了买房前必须先花150万港元买一个号的情况。在香港的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来了。1998年～2004年，香港楼价大幅下跌，如著名的中产阶级居住社区“太古城”，楼价就从最高时的1.3万港元每平方英尺下跌到四五千元。据专家计算，从1997年到2002年，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约8万亿港元，比香港同期的生产总值还多。而对于普通香港市民而言，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痛苦更是不堪回首。在这场泡沫中，香港平均每位业主损失260多万港元，有十多万人从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负翁”。
经过7月份和8月份的两次试探性攻击之后，10月16日，索罗斯开始行动了。他命令自己在伦敦的代理人大量抛售港元现货，买进港元空头期货。其他基金经理人发现了索罗斯的行动，立即跟风，大肆抛售港元。这一天中，伦敦市场上有60亿美元的港元被抛售，港元汇价被迅速打压，跌破了7.75的警戒线。
香港特区政府经过分析后认定，国际炒家这次狙击港元的途径是从香港银行拆借港元，拿到国际市场上抛售，以打击港元市场。有效的对策便是控制那些国际炒家们进一步获得港元的途径，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大肆回吸港元，使得市场上的港元一度紧张。
10月23日，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三大措施：土地基金入股市吸纳蓝筹股；外汇基金入汇市吸纳港元；汇丰、渣打及恒生三大银行先提高最优惠利率。
为配合上述行动，汇丰、渣打及恒生三大银行宣布将最优惠利率提高0.75个百分点，由8.75%上升到9.50%。如此一来，国际炒家手中没有了现货港元，也就没有了打击汇率市场的足够的武器弹药，不得不收场离去。
一系列举措终于使港元汇价回稳，并稳定在7.74的合理水平。港元成为了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惟一不曾贬值的货币。
但是，香港政府虽然保住了港元不贬值，但股市出现了大出血。索罗斯按照既定的战术对港元和港股同时发动真正的立体攻击后，港股指数顿时发生雪崩效应，连续大幅下挫，一度跌破了9000点大关。
香港取得了捍卫联系汇率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0月20日开市时，恒生指数从13600点下挫至周四收市时的10426点，四天累计下跌3100点，市值损失了8000亿港元。10月下旬的港币保卫战，港股损失1517亿美元。
这次索罗斯又成了大赢家。表面上看，香港政府在这场港元保卫战中保证了局势的稳定，维持了汇率，使得港元成为东南亚惟一没有贬值的货币，取得了对抗国际金融投机者的胜利。但是，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香港在港元上的胜利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索罗斯却取得了战略和实际的双重胜利。从事后的分析看，索罗斯的损失只是表面上的。与香港相反，他虽然在汇市上略有损失，在股市上却大获全胜。而这正是索罗斯早就打好的如意算盘——声东击西，在汇市上稍有损失，却利用港股大跌图利。据估计，索罗斯起码从香港股市获利35亿港元。
也许索罗斯不愿再次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他在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已取得港元保卫战胜利的时候对外宣称，量子基金损失惨重。
索罗斯的示弱，并不意味着他对香港的金融战争就此收手，相反，他仍在积极调整战略，准备着下一次攻击。他对香港的战略是：“我不求一击成功，就像浪涛不停地冲刷一样，直到堤坝发生松动——耐心始终是投资者所必备的，耐心，足够的耐心。”
再战香江：谁是胜利者
初战香港获得了胜利之后，金融市场出现了索罗斯始料未及的情况。东南亚局势的紧张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大动荡，仅仅在美国市场上，索罗斯在两天之内便损失了10亿多美元。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暂时放慢了自己进攻香港的步伐，静等市场恢复稳定。
进入12月以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升温，香港金融市场在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股市暴跌之后迅速站稳了脚跟，恒生指数再一次回到了10000点以上。
然而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金融局势却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甚至引发了政治局势的动荡。
这一切早在索罗斯的预料之中。他立即组织了对香港的狙击战，再次发动了抛售港元的攻势。不过，这一次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打击香港股市。他希望不断地打击香港市场，使香港经济出现大滑坡，商业出现大萧条，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因为那样香港人对政府的信任便会降到最低值。那时，新兴的香港特区政府便可能失去大众的支持，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将可能受到民众的指责。
一旦香港的经济实力被极大地消耗，香港特区政府将根本无力应对索罗斯国际金融家的狙击，在此情形下，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联系汇率，让港元自由贬值；二是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
然而，中央政府如果直接干预香港市场，将会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使“港人治港”的方针成为一句空话。那时，国际社会便会大造舆论攻势，让全世界人民都相信一个事实，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一面政治旗帜，甚至是一个政治骗局。
而这样的局面，正是索罗斯所希望看到的。现在，他准备将多年前用来对付东欧的办法用在对付中国上，并且他自信会取得成功。
1998年初，索罗斯秘密集结了数千亿资金，布置了对港元的新一轮冲击。金融家们狂妄地将香港称为“超级提款机”，利用汇市、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
从某方面来看，索罗斯的战略实施得十分成功，香港金融形势迅速恶化。当地政府利息提升，结果导致了香港房地产业的进一步下跌，股市也被迅速地打压到了10000点以下，失业人口激增。香港民众的生活变得艰难，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抱怨和不满之声也渐渐大起来，一切都和索罗斯想象的如出一辙。
经过几次试探，索罗斯已经完全清楚了香港政府的“救市绝招”只不过是动用外汇储备吸进港元，使得拆息上升。他认为这根本不足以应付对冲基金的手段，因为保护联系汇率，其实是以损害香港普通股民以及企业利益来保证汇市，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也完全不可能对对冲基金的联合行动造成打击。
以德鲁肯米勒为首的基金经理人建议此时一举出击，拿下香港，他们不希望在香港打持久战。因为就整个国际市场来看，机会到处都存在，大量的资金压在香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德鲁肯米勒认为，如果持续攻击亚洲或者香港，将可能引起整个世界经济局势的不稳定，他担心对东南亚的攻击会造成国际金融动荡。那时，他们将会受到巨大的损失。但索罗斯十分肯定地认为，美国和欧洲不会受到影响。
索罗斯在准备更多的港元头寸以及恒生指数期货头寸。“这样做从战术上或许叫引而不发，偶然地射出几排冷枪，起到一种特别的震慑作用”，利用虚实的不断变化，让香港方面疲于奔命，最终被拖垮。索罗斯再次强调，攻击香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坚持，才能够取得最终胜利。
在华尔街有一种说法：“跟定索罗斯或许会赔钱，但你很快便可以将赔掉的钱赚回来，如果你不跟索罗斯，赔的钱便永远都不会再是你的了。”因此，尽管索罗斯在香港的做法并不被广泛地理解，但仍有大批的基金经理人追随其后。这些人当然注意到了索罗斯在港元上的行动，他们认定索罗斯的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即将开始，于是纷纷开始在香港市场上建立自己的头寸。
其实，索罗斯非常清楚，香港的情况很特殊，打击相当不易。所以，当时他坚决反对德鲁肯米勒等人希望在香港一击而奏效的想法，他知道那近乎天方夜谭。所以，他攻击的首要目的，是要动摇汇市赖以稳固的经济基础。
索罗斯看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他对香港市场的数次攻击，效果已经非常明显。蓝筹股公司表现不佳、社会动荡加剧、失业率快速上升、楼市狂跌不止等等因素，都说明香港股市已经很难支撑更大的风浪。所以他的关键目标是要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蓝筹股，迫使恒生指数下跌，通过自己此前建立的期指空头获得盈利。
8月初，借助市场上频传的不利消息，国际炒家们联袂出击，开始在香港大量抛售港元和恒生指数期货，抛售港元达200多亿。1997年10月以来最大的港币狙击战由此爆发。索罗斯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会提高银行利率来应对。
出人意料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一反过去被动的做法，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在市场上将炒家们抛出的200多亿港元如数吸纳。汇市平稳，银行同业拆息率上升幅度极小，炒家们失败而归。
次日，索罗斯等再次抛售的200多亿元港币，又被金融局如数吸纳。将用美元购进的港元存回银行体系内，银行便不会因为银根抽紧而提高同业拆息，这是香港金管局的最新招法，股市受到的影响也因此减弱。
同时，股市的变化也引起了香港特区政府的重视。在第一个交易日中，恒生指数虽守住了7000点大关，但是跌势未止。
这对索罗斯而言，是赚钱的良机。恒生指数每下跌一点，每张空头期货合约可赚50港元，在19个交易日内，港股已挫2000多点，每张合约的利润高达10万港元，这批空头合约的实际价值已经有150亿港元。再加上9月到期的数十万张期货合约，如果恒生指数保持在目前的点位甚至是继续下降的话，这些空头大师们将赚取至少500亿港元以上的利润。
而对香港方面来说，两个月时间里将失去500亿以上的资产，其失血程度不言自明。
自此香港政府已经十分明确国际炒家的意图，也很清楚后果的严重性，所以，他们积极准备抵抗国际投机商们的攻击。
8月14日上午股市开市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通知证监会主席梁定邦：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当天下午，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特区政府和国际投机商之间的战役正式打响。
香港特区政府的突然干预，让索罗斯有些措手不及。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香港成为世界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索罗斯认为香港特区政府直接入市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直接由金融管理局出面并动用外汇基金，以巨额资金干预股、期两市的做法，在国际上还从未有过先例。股市与其他资金市场的区别在于，不能利用保证金的杠杆原理，因此以索罗斯为首的投资家们的实力是不足以与香港政府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土地基金相抗衡的，因此索罗斯不得不拚命收缩资金，香港特区政府趁机收回了失地，恒生指数一路急升，升幅达到了8.47%。
这是出乎索罗斯意料的，“如果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我始终记住的是‘生存是第一要义’。”
更出乎索罗斯意料的是，此后的三天里，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影响到了欧洲及美国，全球股市出现了狂跌。索罗斯在危机中损失惨重。为了弥补损失，他寄望于在香港收回失地。知识链接2005年曾荫权当选为香港特首，此次成功当选与他在1997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中的出色表现关系密切。曾荫权自少家贫，但他很有志气和远见，20岁时，曾荫权还只是一家医药公司的普通推销员，但短短十年的时间，他就成了香港政界举足轻重的财政司司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这位年轻的财政司司长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当时索罗斯在对东南亚各国洗劫一空后转战香港。那时，各国政要谈“索”色变，但曾荫权对索罗斯却毫无惧色，他极具魄力地动用了上千亿港元的外汇储备，买下香港市场上6%的股权，从而成功地击退了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国际炒家的疯狂沽售，不但没有让香港股市崩溃，还将恒生指数推高了1200点，最终落定为7828点。8月份，恒生指数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致使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不得不认赔离场。事后，曾荫权又领导香港财政司成立了外汇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管理金融危机期间购进的股票，在不影响股市的情况下，最终将所有股票放回市场，功成身退。曾荫权也在此次事件中成为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从而为他以后当选香港特首打下了坚实基础。
8月18日香港重新开市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显然对索罗斯的战略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知道他想在目前的点位上进行拉锯，一方面趁指数走低时结算离场，另一方面提高香港特区政府的投入成本。因此局面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波动，索罗斯没有得到任何便宜。
8月27日，索罗斯以及他的国际联合舰队在全球市场上大量抛售打压，造成全球市场出现即将大幅下挫的迹象，美国、欧洲、拉美、亚洲股市均大幅下跌，而恒生指数成为惟一上升的指数。
香港特区政府对此似乎早有预料，而绝大多数香港股民也在政府的号召下持股观望。香港局势日趋稳定。
这一天，成份股的所有接盘几乎全都被港府掌控，索罗斯的抛盘之大，令人震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