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学通,杨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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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试读：
前言
自2001年起，我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国际关系分析”这门课，一个长期的困扰是找不到一本可以贯穿始终的教材。由于上课时需要参考多本教材，学生们总是问哪本教材最重要。为此，在以往课程教案的基础上，我和我的助教阎梁编写了这本教材，供国际关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同等程度的读者学习使用。
国内已出版的国际关系本科教材具有归纳性强的特点，很适合于学生考试参考；但是教材中实例很少，所介绍的国际关系概念和原理不易理解和应用。在教学中，学生们反映，这些教材易背难懂，读后不知如何使用书中归纳的内容来分析和解释当前的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大学低年级学生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主要是来自新闻报道，缺乏国际关系的基础性知识，因此他们还难以将国际关系的理论、概念与实际现象有机地联系到一起。
译成中文的国外教材实例较多，但所选案例多为中国学生所不熟悉的事件，而且归纳性差。目前，这类国外教材主要是美国学者编撰的。这些教材事例丰富具体，能使学生感受到理论、概念与现实国际政治的联系，不过事例多为美国外交史的事例。多数国内学生对美国外交史并不熟悉，因此不易理解事例所说明的道理。此外，美国教材总结归纳的条理性差。这也许和美国学者的学术理念有关。他们往往认为同一国际现象可以有多种迥异的解释，因此不愿作简单的归纳和总结，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挖掘结论。国内学生经常反映，阅读美国的教材有些摸不着头脑。由于多少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国内学生习惯于寻找现成的标准答案，因此常有同学问我哪本教材的内容考试用得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针对目前中外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本教材在编写时注重了概念的明确、原理的应用和语言的通俗。为了使读者能较快掌握本书的内容，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本书都以黑体字标出，并给出了简明定义；同时，本书还尽可能地选择了中国学生比较熟悉的中外事例来阐释重要的概念和基本原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各章的重点，本书在每章都编写了思考题和讨论题。思考题帮助读者复习每章的核心概念和原理，以增强对基本内容的熟悉程度；讨论题都有一定的难度，供读者将所学应用于分析现实国际问题，以提高独立分析的能力。
本教材共计十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学习国际关系的意义、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和方法。第二至五章介绍国际关系中最常用的基本概念。第六至九章主要介绍常见的国际现象。第十至十二章则主要讨论与全球性问题相关的内容。第十三章尝试对未来20年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本书末尾还设置了两个附录，即国际关系理论综述和期末学术短论样文。理论综述旨在开拓读者思路，扩展分析国际事务的思考框架，同时也为攻读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的同学提供一些帮助。短论样文供读者在练习写作国际关系学术文章时参考。这些样文各有所长，也兼有不足，希望读者在写作时能借鉴其优点而避免其不足。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04级的本科生陈韬、刘听篁、黄宇兴、王江昊、王淑娟、王云龙、徐小宁、杨欣欣、张婷等同学，研究生戴颖、李彤、李彧、唐婷婷、赵毅、周舟等同学帮助我们做了本书的校对工作，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我们对附录二样文的作者以及本书中引用的各种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在付梓之际，我们还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和清华大学985精品课建设项目的支持。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高等院校人文素质类课程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教学工作添砖加瓦。希望读者能将本书的缺点与错误反馈给作者，以帮助我们未来的修订与完善。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坚定从形式到内容上追赶国内外优秀教材水平的决心。阎学通2008年春于清华园第一章学科概况和研究方法图片说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部分学术专著和教材。
国际关系学是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因此不少人认为，国际关系是政治家和外交官才关心的国家大事，与己无关。在18世纪之前，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困难，国家之间联系相对较少，加之没有大众政治，政府垄断国内外公共事务，国际上曾通行秘密外交。当时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外交决策者自己也认为外交是他们的事，与百姓无关。然而，伴随着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和速度的极大提高，以及政治社会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民众对国际政治的参与日益广泛。在中国外交界曾非常流行的“外交无小事”的观念被“公共外交”所取代。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研究方法冷战后的全球化使国际关系几乎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避国际关系对其生活的影响，连太平洋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和北冰洋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也身陷其中。为了保证其赖以生存的岛屿不被海水淹没，他们也开始支持《环境和生物多样化保护法案》和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对于现代人来讲，了解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已经成为提高生存质量所必需的一环。第一节 学习国际关系的作用一、培养独立的分析能力
现代媒体为人们了解国际事务提供了方便，但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误导大众的概率。在媒体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根据不充分的信息经常作出错误判断。在现代媒体发达的时代，人们在相互矛盾的信息和信口开河的评论引导下，依然经常作出错误判断。学习国际关系知识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有助于提高独立分析能力。
通过大学本科的学习，一个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刚入学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到毕业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参见表1-1）。大专院校辩论会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源于青年学生坚信自己正确的年龄特点。
大学生坚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与青春期相关，二是与知识相关。心理学家们发现，青春期结束时间在19—22岁之间。这意味着许多本科生在大学毕业前，身体还处于发育阶段，其身体的变化使他们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不愿听从权威观点，但自己的知识又不足以建立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也许是为何对于国际事务的极端说在青年学生中有市场的原因所在。例如，将1991年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成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美国特务，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解释为美国搞的金融战争，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解释成是因为布什家族是经营石油公司的。
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特别是那些上过一些国际关系学课程的同学，他们独立判断国际事务的能力会有明显的提高。由于上大学之前，多数学生没有机会与外国人进行较多的接触，因此刚入学时，他们会认为外国人的看法都是错的。经过四年的学习以及在学校里与外国学者、同学的接触，毕业时他们会觉得外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观念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参见表1-2）。二、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中国的特殊性
学习国际关系有助于理解国际社会的性质。由于人们多是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内，故此，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环境是国内社会而不是国际社会。对于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讲，很难理解为什么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天天都在进行战争或暴力军事活动。虽然通过媒体人们知道反全球化的抗议运动、联合国大会的争论、大国之间的间谍战等国际冲突，但人们普遍不理解为什么国际法不能和国内法律一样有效地约束国家的行为。
如果了解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一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与其在国内社会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不同。当人们了解了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机构能垄断国际社会的军事暴力时，就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的战争是无法消灭的，为什么国际法的约束力远远小于国内法，为什么联合国总是无休止地争论而没有执行效力，为什么国家可以拥有谍报机构而国内的任何单位都不能建立谍报机构等许多问题。
对于没有在外国生活经历的大学生来讲，更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的观念、逻辑和行为与中国人不同。在中国，学校和家长从小教育孩子要谦虚谨慎，在外面不要打架，因此很多中国大学生以进行战争的次数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然而，美国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自我保护，在外面不要被别人欺侮。因此，中国学生难以理解美国学生对战争的看法。通过学习国际关系的知识，人们就能知道，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国际尊敬是以其承担的国际责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其君子风度为基础的。一国公民所享受的国际尊严也是以国家的实力地位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其悠久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学习国际关系还有助于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一个人对国际社会的多样性有了基本了解，就能从宏观的角度增强对本国特殊性的了解和认识。例如，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信教的，这样就难以理解宗教信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更不能理解信仰宗教的人是如何判断战争价值与经济利益的。目前世界上的70亿人中，不信教的人大约只占15%。当我们了解到多数人口不信教的国家在世界上是个别现象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最高利益不一定是物质性的经济发展，相反可能是追求精神价值或宗教信仰。这种知识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并没有有效消除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三、了解国际关系的常用概念
国际关系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学科，此后的七十多年里有了系统性的发展。媒体上关于国际关系的报导量日益增大，但其中很多专业词汇是无法望文生义的，因此媒体经常刊发一些关于国际关系专业词汇的小知识，以帮助读者理解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
任何一门知识发展成为独立学科都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理论体系，二是专业术语。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研究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个大流派构成。虽然每种理论的核心变量不同，但是它们使用越来越一致的专业词汇来分析国际关系。例如，“实力结构”、“依存敏感度”、“无序性”、“效用”、“预防性外交”、“非传统安全”、“消极安全保障”、“结构性矛盾”等等。这些词汇的含义是很难通过字面理解的，生活中也很少使用。
以“结构性矛盾”一词为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世界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单极格局。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要维持冷战后的单极格局。然而，中国提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战略目标，这与美国维护单极世界的目标相对立。在政策目标上，中美对于国际格局的设想就是矛盾对立的。现实是，中国成为冷战后唯一有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的国家。当世界上只有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为同一级别时，就可能形成两极格局，美国的单极世界就维持不下去。这形成了客观上的“结构性矛盾”。在2000年学界人士就开始分析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了，而不熟悉“结构性矛盾”这一概念的人，到2002年还说这一概念不适用于分析中美关系。到了2011年，奥巴马政府强化以防范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太战略，这才使中国官方和媒体开始谈论中美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了。
很多国际关系专业词汇来源于国际活动，因此有关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会议、国际条约等方面的术语越来越多。为了描述和讨论的方便，人们通常使用缩略语，这给非专业人士增加了理解国际关系的新困难。例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字表示组织或机构。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被称为"10+1"，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关系被称为"10+3"，东亚峰会被称为"10+8"，不结盟运动组织被称为“77国集团”，拉美加勒比共同体被称为“33国集团”，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组织的经济论坛被称为“八国集团”，中美等世界前20大经济体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组织的经济论坛被称为“20国集团”，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被称为“上海五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被称为“五国同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称为“五常”，2008年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被称为“金砖四国”（南非加入后，改称为“金砖国家”）。
如果对这些专有名词的含义不理解，人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深入理解国际关系就更不可能。例如，如果没有专业词汇的知识，就无法知道下面这句话的含义：“2011年美国在APEC峰会期间推出TPP以破坏‘10+1’和阻止‘10+3’。”第二节 学科范畴及研究内容一、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范畴（一）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以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将国际关系定义为各种国际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个别重要人物等）之间，在某些国际问题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等），通过某些方式（冲突、合作、放任或逃避等），在实现某些目的或利益（生存、权力、财富和荣誉等）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系的总和。
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非常广泛，如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结束、军事同盟的建立与解体、外交斡旋的成功与失败、国际规则的执行与违反、军事威慑的有效与无效、国际规范的演变与消失、国家解体与统一、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体制……由于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无法穷尽的，因此这一学科才能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国际关系学属于政治学，它既是政治学内部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与其他学科不断交叉、融合、贯通的产物。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学科的分类不断细化。在古代，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是没有明确分界的，因此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很多。现代科学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很深，每门学科的知识已经非常深厚，一个人所具备的知识能支撑在一个较窄的学科领域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已经很不容易，要在多领域取得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国际关系专业就是在政治学这个大学科中细化出来的众多小学科之一，与其并列的学科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方法等。随着知识的深化，国际关系自身又发展出许多有一定独立性的小学科，如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地区与国别研究、外交学，等等。其中，发展相对成熟、知识系统性较强的是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而International Security和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也是这两个领域内影响因子最高的国际学术杂志。（二）国际关系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及国际评论的差别
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引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来讨论问题，因此有不少人把这一学科与世界关系史研究混为一谈。国际关系研究与世界史研究分别属于政治学和史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史学研究在于发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而政治学研究则在于寻找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在这一点上，史学家与政治学家有着重大的分歧。一般讲来，史学家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我们只能了解历史，借鉴历史经验；而政治学家则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史研究在于发现历史上国际关系的事实真相，而国际关系研究则多是以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寻求国际社会运行的一般性规律。于是自然地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的分工。
例子：
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已有5000年，然而人类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消除战争这种人类所不喜欢的社会现象。国家间的战争有多种多样，种族战争、边界战争、宗教战争、独立战争等不一而足。面对各种各样的战争现象，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注重考察每场具体战争出现前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战争的具体进程、相关社会力量和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历史事件，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其历史意义。而后者研究的关注点不是每场战争的细节，而是研究为什么国家间会发生战争，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战争，什么条件下可以结束战争，以及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战争，等等。其研究成果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或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或从领导人个人角度揭示战争规律，对战争规律的各种解释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国际关系学者们会在电视、报纸和新闻杂志上对国际时事发表一些评论，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也常被人们误解为是做国际时事评论。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时事评论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科学研究，后者是新闻工作。国际关系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大类。理论研究的成果是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政策研究的成果是政策报告。国际时事评论则不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它仅是个人或组织对国际事件所表达的看法和立场。理论研究需要依照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用事实论证一个学术观点，政策研究的目的是要提出实现政府目标的政策建议，这两种研究的目的都是让阅读者接受其观点或建议。而国际时事评论则是表达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很少期望读者能接受其观点和立场。
例子：
1993年，针对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一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愚昧的偏见与冷战对抗的遗风——驳“中国威胁论”》的评论，该文作者的目的只是想让读者知道作者认为“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文章没有严格的论证过程（注释：阎学通：《愚昧的偏见与冷战对抗的遗风——驳“中国威胁论”》，《瞭望周刊》1993年3月22日，第41页。）。同样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现象，1995年一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则是研究报告（注释：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8期，第23—28页。）。该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从逻辑推理和实力比较两个方面证明中国的国防能力和国防战略只是防御性的。其目的就是让中外读者都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政策取向，并接受文中的判断。冷战后的头15年里，“中国威胁论”从军事威胁论变成经济威胁论，再后来变为环境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的淡化表明国际社会就中国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看法达成了共识。二、国际关系学的内容（一）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构成
在以往的七十多年里，国际关系学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学术研究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小领域了解越深入，越不敢对自己未研究的国际事务发表看法。他们知道其他小领域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的，不是外行人所能了解的。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是终生从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是一个问题领域的研究，改变研究专业方向的现象相对较少。
以国别和地区为标准进行研究分工是最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研究所的组织机构都是按地区和国别划分研究领域的。在中国最常见的分类是：美国和加拿大、俄罗斯和东欧、西欧、亚洲、中东和北非、非洲、拉美。由于美国、日本、俄罗斯对我国非常重要，从事这三个国家研究的学者又分为外交、内政和经济不同领域的专家。
冷战后，以问题类别为标准划分研究领域的做法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许多研究机构开始设立问题研究部门，如军控与裁军、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反恐、国际能源与环保、公共外交等。这些小领域里的研究内容也十分丰富，因此每个小领域里还要再划分更小的专业。例如，国际军控与裁军专业内又分为防止核扩散研究、外空问题研究、防止小型武器扩散研究等；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分为区域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等；国际组织专业分为政府间组织研究和非政府组织研究；等等。
专业研究分工的细化使得每一个小专业的知识不断拓展，如图1-1所示，有关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像一棵大树一样，有根、干、枝、茎、叶。时间越长，这棵树的根、枝、叶就越多。图1-1 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
国际关系学的主干是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的枝干包括了国别和地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等，在这些大的枝干上有小枝，小枝上又有小枝叶，例如美国研究的小枝上有美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枝叶。国际关系学这棵大树越长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棵树的根越来越多，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早期知识来源是史学、哲学和政治学，以后生出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三条根，后来又生出了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根。随着计算机的应用普及化，国际关系学采取的数量化研究方法越来越多，这也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新知识来源。（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问题
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是无限的，但是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为三大类，即描述性问题、因果性问题和处方性问题，通常也被称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描述性问题研究是要把国际关系的真实现象描绘出来。国际关系是人类的现实生活，人们能够体会得到，但却难以全面真实地看清它。大象是客观的，但盲人用手摸后所描绘的大象却与真实的大象差之千里。古人也能看到太阳从大地东面升起从西面落下，但却不知地球是圆的，更不知地球在围着太阳转，而误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由于普通人对国际关系的感触和观察都只能是部分的，因此对于国际关系现象的理解基本上都有偏差。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专业人员通过科学方法观察国际关系现象，然后把真实情况描绘出来。
例子：
冷战的两极格局于1991年底结束，此时人们看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国际格局，有人说是多极格局，有人说是单极格局，有人说是格局过渡期没有格局。这很类似盲人摸象。经过专业人员反复观察和检验，1996年把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形状描绘出来，即一超多强，即介于单极与多极之间的一种形态。这个一超多强的格局稳定性很强，到2012年已经持续了21年。虽然目前国际格局出现了向二超多强演化的趋势，但这个演化过程可能需要5—8年才能完成。
因果性问题研究是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发生、延续、演变、结束的原因给出解释，即回答为什么是这样。人们能够容易地看到事物的表象，却难以看到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世界霸主地位很少能超过100年。自20世纪以来，关于霸权兴衰的解释已经很多，如实力不均衡发展说、海外过度扩张说、制度创新说、帝国自恋说等。但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解释被广泛地接受。看到一个人在读书，我们很难知道他为什么要读书，因为导致人们读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挣钱、搞研究、消磨时间、娱乐、增加知识都可能促使一个人读书。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人的年龄、身份、书的内容、读书的地点和时间后，将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才有可能作出与事实相符的因果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发生的原因要比一个人读书的原因复杂得多，因此对一个国际事件作出因果性解释需要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检验。
例子：
分离主义是一个普遍现象，冷战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都分裂了，同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分离主义现象。20世纪90年代出现台湾分离主义时，当时最流行的因果解释是，台湾要“独立”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经济水平低于台湾。然而到了90年代末，大陆的经济水平超过了台湾，台湾的分离主义更加严重。随之产生的新解释是，大陆没有实行与台湾一样的民主制度。然而法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甚至美国也有分离主义的事实使这一解释站不住脚。后经学者们研究发现，台湾分离主义的根源是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发生了变化，即台湾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且这类人所占人口比重不断上升，2006年已经达到67%。这种民族认同说不仅适用于解释台湾分离主义的发展，而且适用于解释世界各国的分离主义现象。这种解释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上，进一步研究的因果问题是：民族认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处方性问题研究是就改变某种国际现象提出实现的方法。如果说描述性研究和因果性研究都是发现性的研究，那么处方性研究则是发明性的研究。这类研究包括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两类，但绝大多数的研究是政策性研究。在现实的国际生活中，国家之间有着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时还会激化成为军事冲突。因此，许多处方性研究都是研究如何化解国家间的冲突，如何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要实现同一目的，可以有多种方法。为了克服室内黑暗的问题，人们发明了天窗、火炬、蜡烛、电灯，电灯里面又分成白炽灯、荧光灯、红外线灯等不同原理的照明工具。虽然这些方法都能解决室内黑暗问题，但各自效果有很大差别。解决相同的国际问题，也可有不同方法，各种方法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别。处方性研究成果的效力大小是比较容易检验的。
例子：
中国政府于2005年提出了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具备较强的软实力，于是2006年起中国学者开始研究如何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关于如何提高软实力，建议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同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却是不同的。目前看来，建立孔子学院所产生的效力就较小，甚至被西方媒体污蔑成文化侵略；而对苏丹和缅甸问题进行斡旋并派军队参加国际维和所产生的效力就比较大，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负责任大国的行为。第三节 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一、古代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在古代，虽然没有系统、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国家间的冲突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古人经常思考和谈论国家间的关系。中国先秦时期的先贤著作中就有了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在我国目前版图内存在着许多诸侯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间关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国家间关系的一类。在《管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国语》、《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和论述。
例子：《管子·霸言》提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是讲了国家国际地位变化的相对性，即一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衰败。没有他国的衰败，一国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荀子·王制》提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这是讲争取人心、争取盟友和兼并土地三种不同战略所能产生的三种不同战略结果，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记载了烛之武劝秦穆公不要帮助晋国攻打郑国。他对秦穆公讲：“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说，由于郑国与晋国相邻而与秦国相隔，郑国被灭后必然归晋国所有而不会归秦国，而增加晋国的实力实际上等于秦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他以国际政治中的实力相对性原理说服了秦穆公放弃助晋攻郑的政策。
欧洲古代的城邦国家、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欧洲先哲们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和思想则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和基础。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建者是美欧学者，他们熟悉并理解欧洲古代国际关系的思想，而不太了解中国古代的此类思想。在古希腊，修希底德把希腊城邦战争的史实和评论记录在《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至今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冲突仍参考该书的观点。到了近代，霍布斯所著的《利维坦》提出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观点，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提出了“战争不能避免而只能推迟”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萌芽。格劳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法》是最早的国际法著作。该书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都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趣的是，中国与欧洲在17世纪之前联系很少，但两种不同文明下的人们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少相似的认识。这也许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客观不变的，因此无论人们的文化背景有什么差别，只要他们深入其中，所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本质都是一样的。
例子：
烛之武和马基雅弗利两人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而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谁使另一人强大，谁便是摧毁自己”的观点，与烛之武的“邻之厚，君之薄也”的思想认识极其相似。至今，这种相对实力的思想观念仍是国家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分析大国实力关系的认识基础。二、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至今形成的几个主要学派的重要代表中多数是美国学者。
首先兴起的是理想主义学派，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发表的“十四点”讲话。理想主义主要从应然而非实然的角度看待国际问题，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至少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的，并认为可以通过建立类似世界政府这样的组织来避免国家间的战争。理想主义为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其自身却没得到持续性的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大发展。摩根索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行为主义推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是谢林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策略》，他于2006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沃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古典现实主义升级为新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基欧汉与奈于1977年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在经济学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自由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其代表性著作是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到了21世纪之初，除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之外，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英国学派、批判理论都有所发展。英国学派的主要贡献是欧洲学者，而并非都是英国学者，布赞是目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表1-3是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总结。
我们在本书的附录一中概括、总结了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思想渊源、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以方便读者在学习和思考国际关系问题时借鉴和参考（注释：读者在阅读完本书后如果希望进一步系统、深入地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在此推荐一本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研究生教材——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一）研究历程与现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外交工作的研究，媒体负责关于国际时事的报导和评论，国际关系作为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更谈不上学科发展。1964年我国政府开始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又全面停顿。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才在中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机构从事政策研究，二是学术界介绍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以后关于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越来越多，且速度越来越快。从80年代末起，中国学者开始模仿国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张季良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概论》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国际关系教材。同年8月，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三个方面有了新发展。其一，科学研究方法受到了重视。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课程的高等院校增加。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杂志社专门组织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研讨会，会上形成主张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这一争论比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类似的争论大约晚了40年。随着研究者方法意识的增强，有实证检验的研究性论文数量逐渐增多。
其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主动寻找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再是消极等待发达国家学者发现问题后再参与研究。2005年创刊的《国际政治科学》是中国第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术杂志。为了有效地回答问题，中国青年学者开始主动地创造新的理论框架，而不再重复使用国外已有的理论原理。
其三，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关注增强。中国学者开始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去汲取营养。这表现为对先秦思想的整理和介绍以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为案例发展新的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理先秦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哲学政治思想，第二阶段是运用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分析他们的思想，第三阶段是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和东亚历史创造新的理论。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努力，创新成就得到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关注。普林斯顿大学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学者的文集，名为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成为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本土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
上述三个新现象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进入了创新性研究阶段。那些以问题为导向、以科学方法为工具、以中国古代思想为资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创新理论的成果。目前最为成功的代表性成果是《国际政治科学》于2011年发表的周方银的《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该文创建了战略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中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现象，也能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还可以解释每个地区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理论解释力非常强，立即引起国关同仁们发表对这一文章的学术评论。
在政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最关注的是与中国崛起相关的问题。例如，中国能否摆脱历史宿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保证崛起不半路夭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时能达到与美国相同的级别？中国崛起是否需要重新采取结盟战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能否继续韬光养晦战略？中国如何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等等。（二）不同理论流派的影响力
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很多，但它们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却不同。在20世纪80—90年代起，现实主义理论主导了政策研究、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以及国际新闻评论等多个领域。2001年"9·11"事件后，国际反恐缓解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这一度使现实主义的影响力下降。2010年美国实施防范中国崛起的重返亚太战略，使现实主义学派重新巩固了其主导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主导影响力，原因是其对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容易理解，与人们的客观生活经验有较强的一致性。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政策、学术、教学、新闻四方面的影响力仅次于现实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其影响力则大于现实主义。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双赢的机会较大，国家容易达成合作，因此制度主义关于如何实现国际合作的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方面，其影响力明显小于现实主义，因为这些领域中的国际关系多数情况下是零和关系，难以达成合作。
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力始于21世纪，主要局限于大专院校的理论研究与教学。该理论对中国70后和80后的学者影响力最大。由于这派学者侧重研究理论问题，对政策研究和国际评论做得较少，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于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因此其影响力难以超越书斋，对现实国际政治生活缺乏指导性作用，也就是说理论性强、应用性差。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范围较小。这一理论派别的学者以大专院校的“两课”教师为主，虽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被规定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但从事这门课教学的人员很少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即使发表也多在非国际关系专业杂志上。这派学者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较少。（三）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创新情况
我们统计了11种中国国际关系学期刊在2008—2011年所发表的理论研究型论文（注释：这11种期刊分别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论坛》和《国际政治科学》。），共得到463个样本，基本可以反映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在这463篇论文中，有11个议题的论文数超过了10篇，总数达194篇，超过了样本总数的40%，它们是当前中国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在这11个主要议题中，“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同盟理论”、“规范性理论”和“战争相关问题”这五个议题属于传统的研究议题，基本涵盖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研究领域。另一个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属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探索和发展的重要领域。而“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和语言”、“国内政治与国家行为”则属于比较新的前沿性议题。此外，“中国学派”、“古代中国思想”和“古代东亚历史经验”这三个议题目前也受到中国学者非常大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学者迫切希望作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贡献，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摆脱西方研究议程的束缚而努力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理论创新型研究占全部理论研究成果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学科某阶段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在上述463篇样本中，共有65篇创新性论文，占样本总数的14%。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学者平均每写10篇理论研究性的论文，就会出现大约1.4篇创新性的论文。考虑到统计的全部样本中包括了书评等原本不以创新为目的的论文类型，因此实际的创新比例应该还高于这个数字。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正在步入理论创新阶段。在宏观理论方面，有学者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概念，也有学者发展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注：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中观和微观理论方面，创新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传统安全问题研究、国际规范的传播和演化以及国际制度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是涌现创新成果最为集中的议题。其中，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创新涉及了权力转移、联盟、制衡、崛起战略、冲突调停等多个经典安全理论议题。
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
2005年11月，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北京国际关系研究生论坛”上，有关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学界和政界都在呼唤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笔者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质的，因此以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物品，没有国籍的排他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流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国籍，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它们。虽然这三种理论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是摩根索、沃尔兹、基欧汉、温特这些理论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这如同，孔子、管子、墨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创建者之一，他们虽都是中国古代的先贤，但他们从未称自己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英国学者牛顿是古典物理理论的创建者之一，他也没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是英国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一词，是和“芝加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佛罗里达学派”一样，是用于指那些某种系统性还不太完善的理论思想，并不意味这些理论具有国家或民族的代表性。
不仅理论创建者们自己不认为理论可以是某国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创建的，因此在一个成功理论创建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与其假定和结论相对立的其他理论。这些相互对立的理论同时存在，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何种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代表。例如，自一战以来，由美国学者发明的理论就不下几十种，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就有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用过不同的理论解释对外政策，我们怎么判断哪些理论是美国理论呢？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理论研究在于发现规律，而政策研究在于实现国家利益。目的上的这种区别决定了理论研究坚持普遍性原则，而政策研究则采取国家利益原则。国际关系理论的科研成果可以被对立的国家使用。例如，区域化理论的原理之一是，区域化需要明确的地理界线，没有明确地理界线的区域化合作是无法深入的。根据同一原理，中国坚持东亚共同体以"10＋3"为基础，限制区域外国家的参加，以便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美日则采取开放性原则，让亚太国家都加入东亚区域合作，从而使东亚共同市场建不起来。
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决不意味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我国学者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创建成的理论是中国的理论。一是我们只能是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先秦文化精华创建新理论。也就是说，将来我国学者创建了有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二是在创建过程中，我们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创造出有生命力的理论。这就是说，将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也含有多种理论要素。
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产生相互矛盾的思想火花的水平上。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
资料来源：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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