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小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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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试读：

导论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提出，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时代的主流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经济发展问题，因而将主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如杨小凯在《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中的论述），但在更多的学者和发展经济学家看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主要源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寻求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赶超发达国家的路径探索。而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渐成国际社会日趋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全球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在全球经济从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向经济全球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

一是伴随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在全球农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增长速度、总体恩格尔系数趋于下降的同时，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的贫困人口仍然大量存在（数以十亿计），其绝对规模甚至有所扩大。

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高能耗、高物耗的生活消费模式，使得全球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主要的化石能源面临日趋枯竭的危险，致使自然资源的价格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大幅攀升，明显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和发达国家现有生活方式的经济成本。

三是伴随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有害气体、化学物质、微颗粒物的排放和各类废弃物的不断积累，使得大气、水质、土壤的品质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并通过向人类的食物链和生存空间的不断渗透，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并威胁人类健康。

四是被视为最大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之一的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空前规模的化石能源消耗，温室气体的排放迅速增加，日益趋近导致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阈值，是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和重大灾害性天气出现的主要原因。

尽管对于当今世界大量存在的贫困、饥荒和营养不良人口与世界的食品供给能力之间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尤其是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究竟能否满足其人口增长的需要，生态环境的恶化究竟与贫困相关还是与富裕相关，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状况在科技进步和资源替代的推动下，是否仍然面临即将枯竭的危险，以及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和重大环境灾难，究竟是否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所致等问题，至今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和全球公认的证据支持，但从目前发展中国家大量贫困、饥饿及营养不良人口的存在，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的成本大幅提高，因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健康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环境状况明显恶化的现状，以及数十年来人类社会所面对的难以抗拒的全球自然灾害频发这些既存的事实来看，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任何可以证明上述危机产生机理的理论解释和原因分析，以契合上述的直观感受和有限认知。而且，无论是从规避灾难的人类生存本性出发，还是从希望能够对此有所作为的愿望出发，甚至包括那些抱有各种其他目的者在内，都愿意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优先考虑的基本诉求。至于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上述危机，虽然对于缓解乃至摆脱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一来由于人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态系统的复杂机制认知有限，二来人们出于不同目的，在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诉求之下，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或原因分析支持不同的政策主张或商业目标的实现，因此，尽管现有的分析与结论大都停留在逻辑推断、机理假定或按需选取的数据支持的基础上，且仍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因其具有一定的可接受度，一些基本的结论已经成为人们确信不疑的理念。整个国际社会希望摆脱危机和避免灾难的主观诉求相对强烈，使得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担忧超过了乐观的预期。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担忧更容易产生共鸣，由此形成了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现实基础。但由于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时代和发展阶段明显不同，所面对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按照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如何弱化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增长日益严峻的约束，尤其是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迅速提高的问题。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是如何进一步改善生活环境，应对资源环境成本提高对于现有生活方式的压力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发展优先还是环境优先的基本诉求之争。

客观地说，从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来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除了能源消耗相对较高的生活方式外，不仅具备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质，而且拥有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手段。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和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状况，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内生性冲突（我们称之为“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而且也不具有获得实现工业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能力，因为这种科技能力只能内生于以研发创新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于经济科技一体化的经济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其所处经济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内在属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是源于其所处经济时代——工业时代的外在诉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各自诉求的同时，都必须顾及对方的诉求。

寻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上述现实问题，明确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人口、贫困与环境的关系，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经济增长持续的条件约束问题，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环境三者关系的主要路径问题。为此，下述问题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问题之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年代，被称作经济发展的问题，实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因此，在当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形成之前，经济发展概念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实质不同。彼时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增长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还具有后起发展的定位，故而将经济发展特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用以区别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引下，发展中国家确实实现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因失业增加、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和战乱频发等问题，并未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未改变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状态，更不用说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于是，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下，人们不仅开始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与经济增长问题相区别，还将经济发展视为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概念，而且鉴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体制、文化、社会诸多方面的差距，将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经济发展概念，扩展到几乎与发展概念相等同的内容界定。于是，经济发展这个本来应有确切内容界定的概念，从等同于经济增长这一最狭义的极端，跳到等同于发展这一最广义的另一个极端。此时，曾经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为内容的发展经济学，自然也就演变成以研究包罗万象的发展问题为内容的发展经济学，这种现象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由于准确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即经济方面的发展，尽管很重要，但也只是诸多需要发展的方面之一，而非唯一需要发展的方面，因此，将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所有方面都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不仅模糊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定位，而且使得研究此类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难以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立足。或许这也是发展经济学逐步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看来，如果从人类社会整体系统的角度看，经济发展与其他方面的发展之间相互关联，经济发展既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又受其他方面发展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社会系统的发展问题研究，是需要涵盖这个社会系统的所有方面的系统性发展研究。但是，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经济方面的发展问题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只是相关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会涉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但不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应由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不应纳入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正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为经济发展概念的澄清开辟了道路。

应该说，可持续发展问题直接衍生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确切地说，主要衍生于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所面临的人口增长和资源环境压力。其基本诉求是经济增长要与资源环境的状况相适应；人口增长、消费水平要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相适应；资源环境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不仅要寻求代内公平，还要保障代际公平。

由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状况，既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又与产业结构的状况相关，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等，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初始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针对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的，并没有包括内生性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初始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除了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外，还涉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政治可持续发展、文化可持续发展，甚至生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扩大了可持续发展初始的研究范围。因此，我们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区别，并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内容之一。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继续遵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同时又遵从今天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其他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区分，那么，经济增长的概念应主要是指经济总量的变动，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和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概念则不仅应包括经济总量的变动（反映总体经济规模），而且应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经济量的变动（反映可能的富裕程度）等方面的内容，但不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经济发展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和具有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并不专门用于发展中的经济体。由此延伸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应进一步加入产出方式与消费方式，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的状况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等方面的内容。

问题之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指向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所有方面发展的基础，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主观诉求都只有一个，即尽可能快地发展。而经济快速发展的唯一路径，就是实现工业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人口增长过快、食物和生产要素的供给相对不足的状况，这种现象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仍然存在。只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才使人类社会得以摆脱这一困扰，出现生产相对于需求的过剩状态。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还没有哪一个领先发展的国家，不是通过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完成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的。今天，所有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包括新西兰、冰岛等农牧渔业在国内经济中占比仍然较高、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历程。正因为如此，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是近代以来领先发展国家的唯一发展路径，而且成为后来发展的国家要想跻身领先发展国家行列的必然选择。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增长的极限》、《人类环境宣言》、《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以及《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兰报告》）等为代表的具有全球性重大影响的研究报告的发布，使得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主观诉求开始从尽可能快地发展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但问题主要所指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方式。

面对全球人口——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推动的——相继突破50亿、60亿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得不从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向其转移工业时代的中低端制造业开始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被告知，它们一直坚信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指引的、由领先发展的发达国家所开辟并成功经历和完成的工业化发展之路，是不可持续的。理由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变落后面貌的必然选择，但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工业化的路径，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却是地球上的资源和环境所无法承载的。发达国家当初之所以可以通过工业化的路径，实现经济发展而没有遇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是因为当时领先发展的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全球的资源环境支持和相关成本的全球分摊，以较低的资源环境成本，取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再通过上述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难以达到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消耗水平。今天的经济发展现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全面完成工业化进程之际，不得不迫于国内外的经济压力（资源、环境的成本不断被抬高）和道义责任（要为全球和后代负责），寻求经济社会成本比发达国家更高而可达到的物质消费水平却比发达国家更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就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代内的不公平性。这也是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资源环境义务，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相应补偿，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主要依据之一。

问题之三：“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

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看，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是推进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时代的产业结构，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制造业本身的投入产出特点决定了工业时代典型的产业结构状况，使经济发展面对比任何经济时代更为明显的资源环境约束，并由此衍生出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当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口都期望通过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达到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时，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凸显了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难以持续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是与当今时代基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伴而生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经济发展路径，能够使它们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而且人类社会几乎不可能跨越工业时代，从农业时代直接进入后工业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又是无法逾越的。没有工业化的实现，就根本谈不上向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趋近。因此，完成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是迄今为止后来发展的国家唯一的经济发展路径。

这样，当代寻求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面对着一种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悖论：一方面，实现工业化是其经济发展路径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使得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不用说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我们将这种只能通过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推进经济发展，而这种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又使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状况，称为“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

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之所以没有遭遇“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是因为它们借助了当时全球相对充裕的资源环境条件和其他国家还处于农业时代、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消费水平都相对较低的领先发展优势。而今天，当世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时，它们既不具备领先发展优势，又不得不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其经济发展便陷入“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之中。

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并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因其产业结构以创新型产业为主体的特征，经济发展不再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而是受到创新能力的约束，经济发展本身具有内生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以创新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特征，又决定了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减少资源利用的环境影响、提高生态环境的经济承载能力所需要的研发创新能力，并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研发创新成果。虽然这些研发创新成果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突破“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但这些研发创新成果的经济成本过高，发展中国家基于目前的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虽然有可能在观念上得到认同，也会因来自国际社会的道义压力和资源环境成本提高的经济压力而在现实中被迫接受，但相对于其总体所处的经济时代而言，可持续发展理念所具有的超前性，使之很难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诉求。

也正因为如此，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主观诉求上出现了重大分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自身的代际公平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彼此之间的代内公平问题存在明显的立场分歧，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这种立场分歧更为尖锐；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明显不同，以至于在发展中国家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借助中央政府的强制力量，而且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成本。

问题之四：科技进步成本与资源环境成本

要在工业化进程中摆脱“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唯一的可能途径是以增加科技进步的投入替代资源环境方面的投入。其可行性取决于科技进步的成本至少不高于资源环境成本。

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讨论中，都只是强调要以科技进步的投入替代资源环境的投入，却很少谈及实现这种替代的可行条件，而这种替代的可行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恰恰是难以形成的，更不用说使之具有经济过程的内生性。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所推定的科技进步的内生性，并不是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属性，而是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属性。因为只有在后工业时代，经济增长才具有了科技进步成本不高于资源环境成本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以科技进步投入替代资源环境投入所需的科技进步成果，要么是发展中国家自身所无法提供的，要么是成本过高而无法负担的。因此，对于当今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是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面对日益提高的资源环境成本难以持续，另一方面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付出的、相对更高的科技进步成本难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非放弃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否则，无论是依靠增加资源环境的投入，还是依靠增加科技进步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工业化集约型增长悖论”）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面对上述困难，发展中国家放弃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径，直接走农业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选择，但在现实中，这种选择不仅无法规避科技进步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且意味着要超越工业时代，从农业时代直接进入后工业时代。这种经济发展路径至今并无成功先例，虽然可以在理论上继续探索，但从当今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现实来看，这种“非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只是使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与当今世界的石油生产国相类似的农产品生产国，即只是具有现代化外表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而不可能成为具有以创新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的后工业国家。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的客观趋势表明，这种产业转移不仅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之需，而且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高于其现有农业部门的比较收益，因此，已处于这种产业转移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能否逆此趋势而动是值得怀疑的。

这种产业转移趋势，并不会因为发达国家为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扩大国内就业的需要，而相继提出的“再工业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而改变。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下，发达国家不可能超越产业的“比较优势”原则，中止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传统制造业的进程；高端制造业与中低端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今天，当高端制造业与中低端制造业的层级差异，更多地从产出对象的差异转变为产出方式的差异时，“再工业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只能是发达国家研发创新的产业优势向具有高技术产出方式的高端制造业的扩展，而不会是向具有中低技术产出方式的传统制造业的回归。

问题之五：经济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分离

在经济发展领域，工业化、现代化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概念，又是各方面人士普遍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虽然人们曾一度将经济的工业化等同于经济的现代化（这两个经济发展进程最初的确是重合的，而且战后部分后来发展的经济体，在完成其工业化进程之后跻身于当时被称为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发达经济体行列，并被称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发达国家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工业化与现代化不再等同也不可能等同就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业化的意义不是简单地扩大工业部门的规模，但工业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尤其是实现以机器工业取代手工工业，是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经济的现代化是否还包括除工业化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内容，而在于在当今时代，它们是两种属性不同的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的工业化不仅是所有国家实现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的共同路径，而且有其既定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定。而经济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以经济发展最高水平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进程，其次是相对于后来发展的经济体而言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后是作为这个经济发展进程参照目标的最高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现代化始终是动态的和处于阶段性变化之中的，因而它没有既定的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水平规定。除此之外，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只是发生在工业时代既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则可以是发生在任何经济时代或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进程。比如，当工业时代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时代时，一个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就是以当时的工业时代国家的状况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进程。这时，经济现代化所推进的产业结构演进，表现为从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实现以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产出方式转变。这个经济现代化进程，不仅与这个国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的进程相一致，还与其工业化进程的内容相重合。而当后工业时代成为全球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时代时，一个仍处于工业时代的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显然与上述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状况明显不同。这时其经济现代化进程，是以后工业时代国家的状况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现代化所推进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表现为从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创新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要逐步实现以不断创新的产出方式替代相对不变的产出方式。这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不但与这个国家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进程相一致，而且是在该国工业化进程完成后的又一个经济发展进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工业时代的最高经济发展水平还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时，对于一个后来发展的国家来说，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才有可能与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重合，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发生了变化。这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便不再重合了。而且由此开始，就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只有在全面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继续推进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工业时代经济发展进程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经济发展进程——经济的服务化进程。它开始于工业时代中期，完成于工业时代后期。当发达国家还处于工业时代后期阶段时（大体在20世纪40—70年代），服务经济（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超过工业部门的经济形式）已经取代工业经济（工业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超过其他产业的经济形式）成为当时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此时，对于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再与其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重合，而与经济的服务化进程重合了。但当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服务经济同工业经济一样，不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了，因而经济的服务化进程同工业化进程一样，不再与经济现代化进程相重合，仅仅成为经济发展在工业时代特定阶段的一个经济发展进程。

当我们将目前阶段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定义为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的经济发展进程时，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显示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实际上是从基于工业时代要素结构特征的典型产业结构状况，转变为基于后工业时代要素结构特征的典型产业结构状况。对于这两种分属不同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按照现代与传统相对应的逻辑，前者应称为传统的产业结构或产业体系，后者可称为现代的产业结构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结构相对于现代产业结构而言，处于中低端水平；而现代产业结构相对于传统产业结构而言，则处于高端水平。这种跨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比较，虽然不妨碍将工业时代自身的产业结构区分为相对的高端、中端、低端，但如果说到现代产业结构或产业体系，则只能是指后工业时代所具有的产业结构水平，而不可能是工业时代自身的高端产业结构水平。因此，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可以使用高端产业结构的概念，说明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产业结构状况，但说到现代产业结构或现代产业体系，则只能用于描述国内部分具备了向后工业时代转变条件的区域，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前瞻性目标存在的产业结构状况。同样，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可以用于描述任何相对低端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但说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则只能专指从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向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

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制造业，情况也是如此：当工业时代的制造业状况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时，现代制造业还有可能是工业化进程的结果或工业时代制造业的状况；当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时，现代制造业就只能是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状况，而不可能是任何工业时代制造业的状况。因此，相对于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而言，工业时代任何水平的制造业，就只能是传统制造业；只有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才能称之为现代制造业。

问题的解决之道：寻求内生性的研发创新能力

当今时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难以形成内生性的、能够突破“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的研发创新能力，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借助发达国家的研发创新能力，实现自身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有条件和有限度的研发创新成果与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中，固化甚至扩大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地位方面的差距。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工业时代国家与后工业时代国家并存的二元结构的世界经济中，具有客观必然性。

但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大国而言，因其经济规模较大和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可能形成区域经济之间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差异。如果此时在国内能够形成部分领先发展的地区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率先启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时相对集中国内研发创新资源，推进区域性研发创新活动的产业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则有可能形成国内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研发创新能力，以支持国内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地区突破“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实现国内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我国已经具有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总体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殊的工业化路径（从重工业开始推进工业化），我国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目前我国少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工业时代的后期阶段，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分别处于工业时代的中期阶段或初期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之间的阶段性差异，使得少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在业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基础上，有可能率先启动向后工业时代演进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基于这种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在不同区域并存的状况，我国经济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工业时代的中期阶段，但在结构上却呈现出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叠加的格局，即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同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叠加的状况。

从我国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来看，国内分别处于工业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三类经济区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并存的状况：处于工业时代初期阶段的部分地区，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向工业时代中期阶段的产业结构演进；处于工业时代中期阶段的国内大部分地区，在全面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向工业时代后期阶段的产业结构演进；处于工业时代后期阶段的少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向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演进。这三种产业结构演进路径在不同经济区域并存的状况，决定了它们在国内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同经济功能。

处于工业时代初期阶段的部分地区，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经济功能，是承接、扩大和增强工业制造能力。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逐步显现，但人力成本的优势尚可抵补不断提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尚不明显。

处于工业时代中期阶段的国内大部分地区，在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经济功能，是提高工业制造能力的水平和推进经济服务化。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明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不足。

少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功能是提高研发创新能力。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不仅开始摆脱“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内生的可持续性增强，而且正在逐步形成向国内其他地区提供突破“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所需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能力，但这种研发创新能力的内生性还相对不足。

当前在我国，一方面，由于过去较长时期实行的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和相应的行政区划，我国的城市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区域经济特征，因此，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同样存在与城乡组合的区域经济相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只是观测角度、判定标准和经济意义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绝大部分研发创新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地区，我国面向后工业时代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重要城市，并以城市经济为载体。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在已经进入工业时代后期阶段的少数大城市中，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天津、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也大体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本书将以这些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作为经济发展进程和产业结构演进路径分析的切入点，探讨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和二元结构的世界经济中，如何形成具有内生性研发创新能力的产业结构，突破国内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悖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篇 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

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指形成可持续发展理念所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或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性问题，而可持续发展理念则是为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形成的主观诉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增长，都未曾停止过。而且，随着经济时代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都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农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要快于前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又要快于农业时代。在此期间，无论是人类社会的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活动的规模，其扩大一个量级所需的时间均呈不断缩短的态势。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过战后2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之后，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贫困与饥荒等问题日益显现，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全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人类活动对其生存环境的影响、科技进步能否使人类社会摆脱上述困境以及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人类在自然界中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当代人类与后代人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问题的思考与争论。正是在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过程中，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构成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对象。我们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提出，显然要早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甚至早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但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也就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念了。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恰逢二战后世界经济从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走向经济全球化阶段、发达国家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转变时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阶段性特征由此而来。

一、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界定

自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的同时，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正如《布伦特兰报告》（1987）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在不久以前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国家、某个部门或某些大的领域之内，但现在这些局限已经被突破了，这些问题成为“引起公众关注的全球性危机”。

二战后，威廉·福格特是较早提出今天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一书几乎涉及了今天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重要问题。

威廉·福格特在该书的作者序中写道：“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明白地阐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某些关系，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关系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许多矛盾和困境。它们正对人类未来的世界不可避免地施加着巨大影响。如果对其不闻不问，它们几乎肯定会使我们的文明遭到毁灭。”在威廉·福格特看来，如果人类不根据有限的资源数量来全面调整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过文明生活的一切希望，准备以不可遏止的速度陷入战争的深渊，回到野蛮时代，而我们的后代以及他们将要在其中生活的世界，都将由我们一手造成。

M. B. 巴鲁克在为《生存之路》一书所作的序中特别指出，《生存之路》一书做出了“首创性的尝试”，它试图告诉人们，人类作为其总环境中的一部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作用于环境的，而环境又是如何对人类起作用的。长期以来，因为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极为丰富，所以我们对滥用资源的现象一直熟视无睹，但是现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资源资本”都面临着严重的枯竭。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自古以来就很少将人类也看作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威廉·福格特基于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上述关系架构，在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率先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土地承载能力模型：C=B∶E其中，C代表土地的承载能力；B代表人类的生产能力；E代表环境对生产能力的限制。

威廉·福格特认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在维持产量的基础上，用可恢复的资源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要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尽可能高的生活标准；二是必须使我们的需求与供给相适应，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方法——降低人均产量（降低生活标准）和减少人口。由于我们忍受不了生活标准的大幅降低，所以减少人口是不可避免的。

应该说，威廉·福格特是二战后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但由于当时的世界经济还处于高速增长的前期阶段，他所提出的资源承载能力问题，即经济增长已受到资源状况明显约束的问题，难以得到现实的支持。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像人口膨胀、失业增加这类问题，需要依靠经济增长才能得到解决。提出人口规模过大，主张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来解决问题，显然与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不相容。因此，尽管威廉·福格特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加之威廉·福格特所说的自然资源，虽然包括矿产、森林、地下水、农产品、海洋鱼类等动植物，但在他看来，土地可以包含所有其他物质性自然资源，因而以土地资源代表所有物质资源，更加关注有限的土地资源对于人类活动的承载能力问题。如果从物质有限性的角度来看，土地资源的状况的确要比其他物质资源更容易把握和感受，以土地资源为例说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问题也更容易被理解，但当他将人口、粮食、土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为解决人口膨胀、资源枯竭问题，而必须减少人口、恢复自然资源时，似乎又有了马尔萨斯的影子，好像又回到工业革命前的时代，因而自然不会受到刚刚开始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物质满足的人们的关注。

在后面我们还会提到，《生存之路》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二战后较早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率先将人类视为其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并从这一假定前提出发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研究范式最终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

除此之外，1953年W. S. 汤普森出版的《人口问题》、1956年J. O.赫茨勒出版的《世界人口危机》及1968年保罗·埃利希出版的《人口爆炸》，也先后提出了二战后日趋严重的世界人口问题，并最终使国际社会重新关注和正视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我们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理解为人口膨胀的结果，那么，从《生存之路》到《人口爆炸》，提出的实际上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于人口规模的承载能力问题，即人口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从今天的角度看，它们已经提出了人口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且是超越了马尔萨斯时代的、工业时代以来的人口可持续增长问题，但至少在《增长的极限》公布之前，人口增长问题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

国际社会最先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今天的角度看，国际社会最先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便是自然环境的可持续问题。人口膨胀与经济增长、化学产品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贫困人口的增加，都只是作为引发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而被纳入环境可持续问题的关注视野的。当然，在这其中或许还有发达国家主导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方向的原因。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经过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凸显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是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而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生态主义者的推动下，从环境污染问题延伸到地球生态的失衡问题。这时，人们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再局限于环境问题，而是将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贫困问题、资源问题、饥荒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经济增长问题，综合纳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视野，构成今天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性集合。

在系统研究可持续发展各方面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逐步形成了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关系架构，以及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内容，即人类活动的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关系的基本认知。

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关系架构来看，人口规模通过人类需求影响经济活动的规模，而包括生产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资源环境的状况。当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一方面资源环境会限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模，另一方面会出现资源枯竭（边际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现象（对于资源环境的透支或超限的表现形式）。二战后出现的大量贫困人口与饥荒问题，又与人口的相对规模、土地的产出能力、分配的公平程度等问题明显相关。

基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这一系统关系架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早期的单项问题，诸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贫困问题的研究，转变为后来的系统性研究。人口、经济的规模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的相关关系，自然也就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的焦点与核心问题。迄今为止，对于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否有限，人口和经济的规模是否超限，以及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应否限制或停止。对此，国际社会达成的基本共识和主流观点认为，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目前人口与经济的规模正在趋近超限的临界，因而必须限制但并非停止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从今天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五个重要特征。

一是相对性特征。比如，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人口问题，既不是人口的绝对规模问题，也不是可居住地的数量和土地产出的总量问题，而是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相对关系问题。同样，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增长问题，既不是经济增速的快慢问题，也不是自然资源规模或自然环境容量的大小问题，而是动态的资源环境状况分别与扩大的经济规模所需的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的相对关系问题。

二是不确定性特征，即由于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状况处于互动状态和交互影响之中，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会有所变动。比如，人类活动既有可能耗费资源、污染环境，从而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推向理论的极限，又有可能发现或合成新资源和改善环境，从而使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远离其理论极限。由于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认知能力，既不能给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确定值，又无法确定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互动机制和交互影响的程度，使得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状况难以准确判定。饱受争议的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三是关联性特征，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同方面之间和人类活动的不同层面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比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同方面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又比如，世界各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各不相同，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区分，但在封闭的全球生态系统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经济承载能力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互为消长的关系，因而全球经济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有相对的不可扩展性。

四是全球性特征，即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问题，虽然源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但必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并成为全球性问题。如果仅是某一国家或某一类国家存在的问题，并不具有全球性影响，那么，这些问题即使看起来很严重，也不属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范畴。

五是阶段性特征，即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明确的当今时代和全球经济普遍联系的背景。虽然诸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生态失衡等问题，有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逐步累积的结果，但至少在二战前就已进入工业化鼎盛时期的发达国家，并没有在那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今天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在二战后，伴随发达国家进入高额消费时代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才逐步显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存在和提出，是与二战后全球的经济时代和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相关的。

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

自二战结束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大体可分为两种视角：一是基于环境学、生态学和生物学（或者说自然科学）的视角提出的，主要关注如何保护自然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如何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平衡的问题；二是基于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或者说社会科学）的视角提出的，主要关注如何应对资源环境对于人类经济活动日趋严峻的约束，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由于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学科视角不同，使得主要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但从现实来看，在这两种不同学科视角的背后，隐含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共同面对全球性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不同诉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对于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具有不同的关注取向。这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关注取向，并非由文化传统或道德观念的差异决定，而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时代的不同决定。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必须包容这两个方面的差异，磨合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

对于今天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研究者普遍认为，有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节点是必然要提到的：一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最先引起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的关注；二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推出的、由丹尼斯·梅多斯主持的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不仅使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方面，而且还提出了人口经济增长的“停止论”观点，支撑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最终形成（如果资源环境对人口经济增长的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可能亦无今天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了），引发了各领域的研究者广泛关注和介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具体而言，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虽然主要是针对杀虫剂等最先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人类生活领域的化学物品（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其可能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等问题，提醒人们关注人类行为和科技进步带给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但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再版所撰写的前言中指出的，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该书第一次使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内容，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因此，《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始。《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不久，当时的美国总统与国会讨论了该书提出的问题，成立了国会的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设立了环境委员会；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即后来所称的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和《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时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20世纪60—80年代的20年中，人们从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在资源环境、物种多样性、人类的自然地位、全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所有重要问题。当然，如果仅从环境保护方面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的自然保护运动。

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第一次从全球性问题的视角，将已令世人瞩目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困与饥荒、生态失衡等可持续发展的表象问题，归因于人口与工业的增长；第一次借助计算机的世界模型，模拟了世界人口、工业生产、资源消耗、粮食生产、环境污染五个因素不断增长和相互作用的各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次提出了全球粮食、资源、环境作为人口与工业增长必需条件的有限性，由此得出了人口与实物经济（工业）的增长存在极限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增长的极限》提出，人类社会必须将全球人口和工业资本的规模控制在均衡状态，即人口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工业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并且使各项变动率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全球人口处于零增长状态；如果工业资本的效率不变，工业生产也处于零增长的状态，这或许就是人们将《增长的极限》关于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理解为零增长的原因。不过，《增长的极限》同时也指出，虽然技术进步不可能消除增长的极限，但它会使规模不变的工业资本存量所提供的服务慢慢地增加，这显然意味着工业生产仍会有所增长，而非零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增长的极限》的经济增长诉求称为“零增长论”并不准确，因此，我们将其称为经济增长的“停止论”。《增长的极限》的推出，对于刚刚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正处于经济衰退来临之际的国际社会，以及始终将持续的经济增长视为增加人类财富，提高生活质量，解决失业、贫困、饥荒、环境污染与分配不公问题的必然选择的主流经济学而言，所引发的舆论震撼与观念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接踵而来的关注、评论、质疑和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时至今日，《增长的极限》所引发的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争论仍未真正平息。而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相对关系问题，更是大多数研究者和争论者普遍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果说《寂静的春天》开启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先河，那么，《增长的极限》则抓住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内容，同时以其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吸引了各方面研究者的注意力。正是在这种广泛关注和理论探讨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了。因此，无论对《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所持观点作何评价，它们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方面所具有的创始地位与推动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当然，《增长的极限》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增长的极限》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个系统集合，不是单项地而是在互动中综合地研究整个系统的变动趋势，更贴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现实。

二是具体践行了《生存之路》已涉及的、不同于主流经济理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并为这一研究范式最终成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奠定了基础。

三是基于上述研究范式的运用，才有可能找到正确再现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路径，从而使得它所提出的资源环境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有限性问题得以确立，并最终成为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形成基本共识的重要前提。

四是前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的，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聚焦于资源环境对于人口经济增长有限的承载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上。

最后一点的重要性还在于，由于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的资源环境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具有不确定性，《布伦特兰报告》提出的限制但不停止经济增长的务实观点，成为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主流观点。

与《增长的极限》几乎同时出版的，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在阵容庞大的由全球58个国家152位专家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由芭芭拉·沃德等主编并作为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非正式报告的《只有一个地球》，也几乎涉及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不可再生资源、粮食生产、环境污染、贫困饥荒等可持续发展的所有主要问题，可谓此前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集大成者。但只是由于该报告受到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研究视角的局限，难以将可持续发展问题系统化地提出和把握，也难以准确聚焦于人口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即使挟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巨大影响，《只有一个地球》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增长的极限》。

在对《增长的极限》的质疑和批评的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的“停止论”针锋相对的，是以赫德森研究所推出的、由赫尔曼·卡恩主持的研究报告《今后200年》（1976）和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1981）与《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的“无限论”（又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乐观派”）。这一观点被普遍认为代表了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倾向。

赫德森研究所在《今后200年》中，将《增长的极限》提出的人口经济增长“停止论”称作“新马尔萨斯主义”，并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技术与增长”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区分，也源于《今后200年》。

在《今后200年》中，赫尔曼·卡恩首先确认两派观点的共同前提，即都不否认当今世界存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其严重性；然后从基本世界模型、技术和资本、管理和决策、自然资源、人口和经济增长、革新和发现、收入差距和贫困、工业发展、生活质量、21世纪的远景十个方面，分别对比了两派观点的不同。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与增长”的观点不仅认为这些全球性问题能够解决、许多问题已在解决之中了，而且对那些所谓“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至少有可能解决的理由。因此，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不仅可取而且有益。更为主要的是，“技术与增长”的观点认为，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率现在正接近它们的历史高峰，在此后的100～200年内将会自动趋于平稳；人口增长最后必然会有个界限，但这个界限一定会远在它所造成的各种灾难发生之前出现；经济增长率也会逐步降低，但主要原因是需求的降低，而不是供给受到限制。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资源具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即人类能够在一个无限定时期内，按高水平的生活需要维持设定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水平，而支撑这些结论的关键因素，是在未来200年内，人类社会将完成从工业经济向超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的转变。《今后200年》率先将可持续发展问题置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时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思考。这对于厘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它对于理解人口、环境、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朱利安·西蒙在《最后的资源》和《资源丰富的地球》中，分别针对《增长的极限》和美国政府1980年发布的《公元2000年的地球》所给出的悲观结论提出了质疑。

集中反映朱利安·西蒙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乐观看法的《最后的资源》明确指出，认为世界正在步入短缺时代，有限的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认为我们的环境污染正日趋严重，认为人口的增长威胁着我们的文明和生命，这些观点被不断重复，但除了说这是“人所共知”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证据。而后，《最后的资源》分别从资源、人口、环境、经济增长等方面对于《增长的极限》和《公元2000年的地球》的相关结论，在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的支持下予以全面的否定。

一是资源的问题。《最后的资源》认为，资源短缺的问题始终存在，但长期的经济数据显示，自然资源的短缺状况，一直在趋向缓和，而不是面临枯竭；在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进程中，直到此时此刻，矿藏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短缺，而且，从任何经济意义上讲，自然资源并不是有限的。从长远的将来看，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矿产资源会比现在更加短缺，因为我们经常找到新的资源供应，而且经常是在过去认为是不可能的地方；我们能够获得新的方法开采过去无法开采的资源；我们能够找到新的资源替代旧的资源；我们能够找到节约利用或循环利用资源的方法。朱利安·西蒙认为：“我并不相信自然界是无限丰富的，我倒是相信，最大的可能是凭借现有的知识和将要增长的知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能够获得所需要和渴望得到的原材料。”因此，我们无须担心后代对资源的需求会由于我们当前的消费格局而受到损害。人们经常会问，资源的增长能持续多久？人们往往认为资源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法证明为什么不会永远持续。

问题仅在于，人们是否有理由相信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放慢。朱利安·西蒙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一般来说，新技术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因此，要说过去与现在和将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低估了技术发展的速度。我们要设法理解对资源的需求引起技术变革的过程，以及理解这种变革在过去使资源短缺现象减缓的作用。这些技术变革是为应付资源短缺而产生的，资源短缺和技术进步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辅相成构成了自然资源供应和使用方面的关键进程，并贯穿整个历史。同时，正如我们现在仍然从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发明的炼铁技术中受益一样，当代人的技术发明和发现能永远造福于后代。

朱利安·西蒙认为，对资源枯竭的技术预测往往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无论给出怎样严密的定义，地球资源的物质量在任何时候都是搞不清的，因为各种资源仅仅在需要时才被寻找和开采；第二，即使我们十分精确地知道自然资源的数量，也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因为我们有能力开辟其他途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正如世界银行在评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所明确阐述的：我们并不知道地球现存资源和最后可以发现的资源的真正范围，至于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的绝对界限，理由很简单，因为迄今尚无人发现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并为此而采取什么紧急措施。实际上，在能源和其他原材料方面的主要局限是我们的知识，而知识的源泉是人类的头脑，因此，人类的重要制约因素是教育训练和想象能力。这就是人类不断繁衍增加，不断消费更多的资源，而自然资源的储备却不断增长的原因。

二是人口的问题。真正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人口太多或者出生的孩子太多，而是在新增加的人能为别人的幸福作出贡献（成为增加社会福利的资源）之前，别人必须负担他们的费用。事实上，新增人口的生产大于消费，而且，孩子出生后的费用绝大部分由父母负担，而将来收益时社会将得到最大部分。但问题到这里并没结束，在一个低死亡率的社会，出生率下降，虽然抚养孩子的负担减少，但老人增多，赡养老人的负担增加。

长期的历史统计表明，人口并没有按几何级数持续增长。经济和保健状况的大幅改善，可能造成人口的突然增长，而当这种生产的进步和保健状况的改善被社会吸收之后，人口增长便逐渐减慢，一直到下一个高潮的来临。因此，人口的增长代表了经济的成功和人类的成就，而不是社会的失败。一些人害怕，人口越多，自然资源使用得越快，变得越短缺，后代人使用资源的利益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证明，资源不会枯竭和更加短缺，因为更多的人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资源。把人口和污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确实是人们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惧的原因之一，似乎要控制污染，就必须反对人口的增长。但是，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更多的人产生更多的废物，还应该看到更多的人会对污染做出反应，创造比以前更好的环境。社会发展的结果证明，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环境比以前更清洁了。从长远来看，人口规模的扩大对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新增人口的知识积累，长期来讲，知识积累的贡献足以抵偿人口增加的费用。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因此有理由假定，技术进步的程度取决于能够运用大脑的人的数量。总之，较多的人口意味着创造较多的知识，更多的人会有更多的新思想。不同国家的比较证明，人口对科学技术的创造有着积极的影响。人口增加的代价是拥挤增加，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

三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依据技术专家的看法，一切污染都是坏事，他们总是考虑如何制止污染；经济学家却寻找合理的污染水平，问题在于我们愿意支付多大代价，以换取多大的清洁度。如果社会富裕，人们就负担得起并且也愿意支付不断提高的保持无污染环境的费用。解决污染问题不存在不可克服的技术障碍，因而在经济学家看来，问题的实质是把一些价值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清除污染的选择，或者说是选择可容忍的适度污染问题。历史表明，在工业化初期，污染状况一度严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裕程度和支付能力提高，人们对清洁环境的要求提高，污染状况得到不断改善，用期望寿命表示的污染程度在迅速下降。污染可区分为与健康相关的污染和美学意义上的污染两类，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而衡量和判断与健康有关的污染发展趋势，最简单也是最现成的标准是寿命的长短，即所谓期望寿命。因此，经济发展才是解决污染的根本出路。一个静止的经济和社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灾难性污染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因为惧怕污染而提出制止经济和人口增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显然，无论是赫尔曼·卡恩，还是朱利安·西蒙，支持他们乐观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因素都是科技进步，而《增长的极限》却认为，科技进步无法解决制约人口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有限性问题。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看法都有失偏颇。但在我们看来，双方都是具有严肃科学态度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有客观事实、统计数据、理论逻辑的支持。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的看法偏颇，而在于他们所关注的经济时代特点不同：“乐观派”是从后工业时代的视角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而“悲观派”则是从工业时代的视角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由于当今时代是已经步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与仍处于工业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并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因此，产生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同态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是源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而是源于当今世界工业时代国家与后工业时代国家并存的世界经济格局。

在围绕《增长的极限》展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争论中，还有两个必须提到的参与者：一个是在《增长的极限》中引用的赫尔曼·戴利关于“稳态经济”的研究及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贡献；另一个是罗马俱乐部继《增长的极限》之后，推出的第二份关于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报告——由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克和爱德华·佩斯特尔主持撰写的《人类处于转折点》（1975）。他们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超出经济增长问题讨论的更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拓展的经济研究思路，故而将其放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论述。

在《生存之路》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30多年后，在《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分别出版大约20年和10年之后，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著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81）一书。该书被认为最早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定义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同时也被视为莱斯特·布朗较有影响力的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在莱斯特·布朗看来，可持续发展社会同我们现今所处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口规模将处于稳定状态，能源利用将有效得多，经济将主要依赖（基于太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来维持，因而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的范围将更为分散，远不像靠石油支持的社会那样集中在城市。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社会，将赋予全球经济一种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社会所没有的永恒性，并使我们摆脱不公平和天生不稳定的国际能源体制。同时，随着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不断取得进展，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也必定随之发生变化，以便与新能源资源的地理位置相适应。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预示着人类的食物构成、人口分布和交通运输方式都将发生变化，各国的城乡关系和各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都将有所改变，可持续发展社会所需的劳动力技能，也将与目前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所需的劳动力技能有显著不同。

莱斯特·布朗还认为，由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政策和规划的目标，因此，《增长的极限》一书问世后所引起的争论将会平息。因为与其说社会经济人口在增长和不增长之间进行选择，不如说在这种或那种可持续发展方式间进行选择。

应该说，莱斯特·布朗所定义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可以理解为具有可持续发展属性的社会。这种可持续发展属性，主要源于不同于现今社会的能源基础，即可再生能源的不可枯竭性和环保性，决定了建立在这种能源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少摆脱了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约束，具有了可持续性。相对于此前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莱斯特·布朗假定人口规模将处于稳定状态，财富观和消费观的转变，以及人口、经济分散化的节能属性，从而隐含了对除能源之外的物质资源对于经济规模的约束弱化和保持生态平衡的预期。当然，对于莱斯特·布朗来说，这里还包含着一个更为重要的假定，即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的能源规模和能源效率，具有基本替代化石能源的综合成本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莱斯特·布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以能源革命为基础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概念，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一直寻求的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主要路径之一。

大约在莱斯特·布朗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年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革命如何改变世界》（2010）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980）一书中，也曾专门谈到了未来的“太阳能时代”不同于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并在30年后将太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革命明确界定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也是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赫尔曼·戴利、保罗·埃利希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主要提出者用以说明不可再生资源有限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可持续发展共识的形成

经过20世纪40—80年代近40年的探讨和努力，国际社会分别从自然环境可持续、自然资源可持续、人口经济增长可持续三个不同层面，逐步达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本共识。而在此后的30年中，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为标志，国际社会在不断深化认知、扩大共识的基础上，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实施。

在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国际社会就其最先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达成了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可持续方面的基本共识。

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国际社会第一次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在现代，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在地球上许多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损害的迹象：水、空气、土壤以及生物中，污染已达到危险的程度；生物界的生态平衡受到重大和不适当的扰乱；一些无法取代的资源受到破坏和陷于枯竭；在人为的环境，特别是生活和工作环境里存在着有害于人类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康的严重缺陷。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环境问题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人口的自然增长继续不断地给保护环境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为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及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

在1980年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审议通过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国际社会就直接引发人口经济增长问题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问题，达成了保护自然资源、实现资源可持续方面的基本共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由于人类活动、人口及其消费量的增长，地球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能力正在不可逆转地降低，并逐渐损害人类本身的生存和繁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为了免受饥饿和贫困，又不得不破坏资源环境，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已成为当务之急。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既是为当代人类实现持续的最大效益，又是为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保持生物圈的潜力。同时，还必须考虑的因素包括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利弊抉择。虽然《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主要是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角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但关于人类活动、人口及其消费量的增加导致地球承载能力的相对下降，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又要考虑后代人的需要而保护自然资源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已被明确提出。

在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研究报告中，国际社会就二战后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布伦特兰报告》第一次代表国际社会，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环境与发展的统一”，“是对所有国家的要求”。因此，“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也是工业化国家的目标”。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基本定义的表述并无重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伦特兰报告》是国际社会形成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认为，自二战结束到《布伦特兰报告》公布的年代，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阶段；《布伦特兰报告》公布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寻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诉求的阶段。《布伦特兰报告》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指出，环境问题以前曾被认为主要是富裕国家的问题，是工业财富的副作用，现在已变成发展中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生态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经济发展问题与环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许多发展方式损害了它们立足的环境资源，环境恶化又破坏了经济发展。而贫困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后果。因此，环境问题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布伦特兰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需要”的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被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同时要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二是“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即由目前的技术状况和环境资源方面的社会组织造成的制约，以及生物圈承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能力造成的制约，这种限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人类许多基本需求只有通过工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才能满足，因此，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也必须靠工业不断生产的财富作为动力来完成。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不仅需要那些穷人占多数的国家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还要保证贫困者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合理份额。为此，《布伦特兰报告》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绝不是要求停止经济发展”，而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确保这些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以使它可以支持长期的增长”。很显然，这里的发展概念，是最广义的发展，它“包括比增长更多的内容”，它“要求改变增长的内涵，降低原料和能源的密集程度以及更公平地分配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世纪——一个强有力的，同时在社会和环境上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的新世纪”。《布伦特兰报告》认为，就人口或资源利用而言，没有一个固定的限度，能源、物资、水和土地的利用都有不同的限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开发会加强资源基础的负荷能力，但是最终的限度是有的。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可以使其能源的使用低于过去发展中的使用水平，但能源效率的提高只能为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低能道路”争取时间，可再生能源应成为21世纪全球能源结构的基础。一条环境上合理和经济上可行的能源道路是不可缺少的，这将是一条能使人类进步持续到遥远的未来的道路。

纵观《布伦特兰报告》的上述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该报告承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限度的存在，不会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基础只能是可再生能源。但同时，该报告强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基础上，也要满足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因而需要经济增长包括工业增长的支持，但是应该将经济增长限制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并对资源环境予以保护。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的角度看，与前述的经济增长的“停止论”和“无限论”相比，《布伦特兰报告》的基本观点介于二者之间，我们将其称为经济增长的“限制论”，即经济增长不应停止（这与经济增长的“停止论”的观点不同），否则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但经济增长应受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这与经济增长的“停止论”观点相同，而与经济增长的“无限论”观点不同），不能无限增长（这与经济增长的“无限论”观点不同）。

在关于经济增长的上述观点中，《布伦特兰报告》所持的“限制论”观点，之所以成为后来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的“限制论”观点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可行性和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而经济增长的“无限论”和“停止论”观点所依据的技术进步能否持续弱化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增长是否已到极限的认识，归根结底是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增长承载能力的极限究竟何在的问题，至今仍未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与之相关的各种结论都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二是经济增长的“限制论”观点要比经济增长的“无限论”、“停止论”观点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选择标准：既要未雨绸缪，又要不断创新发展。

在今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中，国际社会除了在上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定义和所涉及的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外，在可持续发展至少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2007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其《国家发展战略政策指导说明——可持续发展》（简称《可持续发展政策说明》）中，将经济、社会、环境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见图1—1），认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关于这三大支柱之间的平衡问题。就三者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支柱应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经济支柱则是工具，而环境支柱提供了实现福利所依赖的资源”，“知识、技术和文化在实现上述福利中也起着关键性作用”。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社会、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各自的诉求——经济的可行性、社会的公平性和环境状况的可忍受性——分属三个不同的领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不同时囊括这三个领域的所有问题，而是研究这三大支柱之间的诉求平衡问题，而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只是这三个领域的诉求重合的部分。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只是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重合的部分，在社会方面是否公平，只是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重合的部分，对于环境的状况是否可忍受，也只是环境目标与社会目标重合的部分，而经济、社会、环境其他部分的问题，更不属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范畴。图1—1　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政策说明》，2007。《可持续发展政策说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目标，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关于当代和后代人类及其社会的福利，环境为发展提供资源，经济则是资源转化成福利的过程。因此，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任何讨论都需要从经济方面开始，只有经济增长和发展才能提供实现社会进步与繁荣的手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以下两大基本方面相关：一是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人类如何以地球作为生计的来源，并同时维持人与地球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结合上述内容，《可持续发展政策说明》给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实用定义，即将在追求发展与增长中试图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各目标的过程定义为可持续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政策说明》指出，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已明确承认消除贫困是可持续发展概念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并承认全球化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可持续发展政策说明》还认为，气候变化已成为近年来出现的最重要的和贯穿全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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