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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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变革：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倡导年轻化
●邓小平说：“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陈云指出：“绝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叶剑英指出：“目前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必须认真进行改革。”
邓小平倡导干部要年轻化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发表意见指出：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
在此后的几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重要意义。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他讲道：
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
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
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指出：
这次全会解决了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统一党内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人事问题。全会对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决策，做出重大选择，是正确的。
加强干部队伍道德建设是邓小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地交接。
在中央的倡导下，地方干部选拔制度也开始进行调整。
早在1980年8月18日，《新华日报》以《充分尊重群众荐贤举能的民主权利》为题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指出，选拔干部的工作与党的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荐贤举能的民主权利。
评论说，为了在选拔干部工作上充分走群众路线，我们要破除这样一些思想顾虑：
一、怕泄密。选拔干部的工作，确有机密。但是，到底哪些是干部工作中应当保守的机密，哪些是应当破除的框框，必须搞清楚……
二、怕乱套。群众发动起来后，难免会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怪……
三、怕派性抬头。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警惕的。有些单位的派性是“平时看不见，遇事有表现，关键时刻大表演”。选拔干部就是一个关键时刻，派性是很有可能跳出来表演一番的……
许多单位的实践证明，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推荐干部好处很多，它有利于打开眼界，解放思想，冲破老框框，广开才路。发动群众来推荐干部，容易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发现和推荐出来。另一方面，大胆放手让群众推荐干部，还有利于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河南省汝阳县城关公社注意发挥农村有文化青年的作用，从1980年开始，选拔了70多名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到生产大队管委会，使农村工做出现了新起色。
城关公社党委通过分析基层领导班子状况，全社17个大队的221名干部中，50岁以上的就有104人，大都是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老干部。
这些同志年龄大，体弱多病，有的文化水平不高，担负新形势下农村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甚感吃力。因此，必须在农村基层领导班子中，逐步充实和更新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干部。
汝阳县城关公社每年都有一批知识青年从学校回到生产队，成为农村农、工、副业生产和科研、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活跃分子，有的已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放着不用是个很大的浪费。一年来，各大队进行了民主选举。全社成立的14个大队管委会，在139名成员中，知识青年占50%以上。
这些知识青年被选进大队管委会后，朝气蓬勃、兢兢业业，努力改变农村面貌，科学种田迅速得到推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江西省民政厅在选拔干部制度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将准备上报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13名干部名单，提交给群众民主评议，并且采纳群众意见去掉了2人，新增加了1人。经省委组织部逐个考核，正式任命。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选拔干部，好处是能比较全面考察干部，多方发现人才。
这个厅开始提出的建议名单中，有位同志资历较长，为人正直，拟报任信访处副处长。但群众评选认为，这个同志年龄偏大，信访接待的任务繁重，学习和熟悉业务又有困难，不如因人制宜，另作别的安排。
群众对这个同志的长处和短处都看到了，意见比较正确。厅党组便将这个同志的提名去掉了。评议中，群众还推荐了一个1963年大学毕业的干部，他前一年调厅里工作后，埋头苦干，钻研业务，专业知识和能力都比较强。厅党组派人对这个干部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发现这个干部过去工作一贯积极，应予提拔，上报后被任命为民政处副处长。
这个厅打破选拔干部的老框框，实行民主评议，给工作带来了可喜变化。
在干部配备上促进了处室领导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次任命的12名处级干部中，年龄最大的54岁，最年轻的43岁，有大专文化程度的6人，高中文化程度的4人，除3名部队转业干部外，有8人从事民政工作在10年以上。
经过群众评议提拔起来的干部，办事民主，能同群众打成一片。通过民主评议选拔干部，在机关中还培养了社会主义民主空气，群众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领导随时能得到群众的监督，干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进。
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
1981年5月，陈云写了一份建议，分送邓小平、胡耀邦。他在建议中提出：
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
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50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40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此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云主持中组部、总政治部几位干部，召开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并同中组部的领导谈话，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要求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由原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李锐担任局长。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
随着上述机构的建立，1981年底至1982年初，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中共福建省建瓯县委采用“民意测验”的办法，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考察和调整公社及县一级部、办、局的领导班子，这是干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一种较好的形式。
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不少领导可以讲出许多条，但真要认真贯彻起来却顾虑重重，缩手缩脚。
他们习惯于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不愿意向群众说明情况，交代政策，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出来。因而，很多本来可以办好的事情办不好。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调整领导班子方面，有的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看档案、定名单。结果，查过来，议过去，还是领导熟悉的那几个人。
有的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为了适应群众的舆论，表面上也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实际上采取各种方式划框框、定调调，群众满意的干部上不去，群众不喜欢的干部下不来。这种“群众路线”只是为了走过场，于实际工作无所补益。
建瓯县委进行“民意测验”，让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使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调整领导班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人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人有什么优点，哪个人有什么缺点，哪个人称职，哪个人不称职，集中起来的多数人的意见，总比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见更准确，更全面，更高明。这样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也使他们在群众的信任和监督下，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主动地工作。
那些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中、青年干部，苦于难调整好领导班子的领导，如能走出办公室，跳出习惯中的小圈子，采取各种适合本地、本单位情况的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事情就顺利了很多。
1981年9月，黑龙江省委提拔了9名比较年轻的干部担任省委的书记、常委，充实和加强省委领导核心。
黑龙江省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认为这9位同志有以下的共同特点：大多年富力强，精力比较充沛，平均年龄为56.3岁；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多数在工作中有较显著的成绩；经过自学，都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6人相当于大专学校文化程度，有的已成为某个方面的内行；他们事业心强，工作兢兢业业；能够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当时就省委选拔这9名干部一事，谈了省委的做法和体会。
杨易辰说：
这9名干部经过省委扩大会议酝酿推荐，上报中央，已经中央批准。就省委常委班子来说，当前还没有到不进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就不能开展工作的程度，许多老同志还可以再干几年。但是，培养年轻干部接班，没有三、五年交叉时间不行。要帮助年轻干部积累经验，熟悉全面领导工作；下边的干部对他们也需要有个了解的过程。如果现在不着手挑选，就会贻误党的工作。
杨易辰指出，在考察和挑选干部的工作中，我们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干部。对于干部的优点和缺点的关系，强调看本质，看主流，看他的缺点是不是妨碍发挥他的长处。对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强调对宜粗不宜细，主要看基本政治立场和基本思想感情，看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
杨易辰还谈到选拔干部的视野。他说：
我们过去习惯于在较小的圈子里选干部，结果往往是有能力的身体不行，或者身体好能力弱，或者能力、身体都可以但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不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条经验，叫做“放宽十岁路自宽”，就是说，从四五十岁的人中挑选省级干部，比原来光从60岁左右的人中去物色，路子要宽广得多。
1982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中指出：
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
不久，国务院还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作为一种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以确保中央制定的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得到顺利执行。
这一配套政策措施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了老干部离休的年龄：
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省长、市长、主席、副省长、副市长、副主席及相当职务的干部，正职年满65周岁，副职年满60周岁；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长、副司局长，省市自治区党委部长、副部长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厅局长、副厅局长、地委书记、副书记和行政公署专员、副专员及相当职务的干部，年满60周岁；其他干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身体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提前离休；确因工作需要，身体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任免机关批准，可适当推迟。
老干部离休，由所在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批准。
1982年，一则只有几百字的花边新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新闻说：
第三机械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的13位老同志主动辞去副部长职务，退居二线当顾问或离休。这13位老同志是三机部副部长赵健民、段子俊、王振乾、朱涤新、肖友明、张良诚、徐昌裕，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王新三、贺秉章、杨一夫、赵子尚、贾林放。
在1982年进行的领导班子调整中，全国约有90万名老干部退到二线、三线，这样的调整为推动干部制度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谈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198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和陈云分别作《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和《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党的一件大事》的讲话。
邓小平又在讲话中说：
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做不到的，不仅是胡乔木同志刚才讲的党章第十八条中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做不到，类似的还会找到一些，如开代表大会要在三个月之前通知代表。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本来也不需要规定得那么细。总的来说，这两个文件是比较成熟的文件。
邓小平指出：
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
邓小平还谈到顾问委员会的最终归宿，他说：
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邓小平对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具有高瞻远瞩的全局性。他把干部队伍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中，把干部队伍建设同其他建设事业融为一体，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谈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干部交接班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他对提拔青年干部讲了两点意见：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绝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由邓小平担任。由于邓小平当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因此，根据邓小平的推荐，由薄一波任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
此前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调查研究，进行综合试点。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就在我主持体改委工作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告诉我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将由他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我去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中央的重托，有小平同志压阵，日常的事情可以由我们去办。这将是我继在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之后，又一次直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协助他工作。
薄一波深知邓小平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但当他接受这一任务时，并非为所有人所理解。
薄一波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对于退到二线，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开始都那么赞成。觉得我重新出来工作不到3年，精力尚好，耽误的时间还没有得到补偿，还可以在一线多工作一段时间。有位秘书，还特地把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抄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首诗的后四句是：‘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向他们讲，退下来，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自觉选择，在二线工作，这是党的安排，不应当有别的想法。子女们也有他们的考虑，担心我大半辈子忙惯了，一旦‘赋闲’，享不了‘养颐之福’反而可能影响健康。我告诉他们，在有生之年，不论在位与否，都会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忙中自得其乐。”
为了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需要，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并明确指出了改革的主要内容。
由此，中国的干部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
邓小平说应该建立退休制度
198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58人。会议由薄一波、程子华同志主持。
邓小平在会上就顾问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作重要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主任：邓小平
副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平王首道邓小平伍修权
刘澜涛江华许世友李井泉
李维汉萧克肖劲光何长工
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
耿飚姬鹏飞黄火青粟裕
程子华傅钟谭震林薄一波
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头就说：
其实，讲的主要一句话，就是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怎么样做，做些什么事情。建议这个会以后由一波同志主持，所有常委的成员参加，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在京的委员参加，座谈顾问委员会怎么办。先议出若干条，然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以适当的方式通知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邓小平说：“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一波同志主持，因为我想减轻一些负担。请一波同志主持，下边建立几个人的工作机构，我看几个人够了。”
薄一波插话说：“有小平同志压阵就行了，具体事情我们来搞。”
接着，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作了全面阐述。邓小平再次强调：
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因为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接着，邓小平又讲了中顾委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强调中顾委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记者采访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何长工、刘顺元、周扬。“从‘一大’到‘十二大’，中国革命走过了崎岖漫长的道路，我们的党是在挫折与胜利的交替中逐渐壮大起来的。我是幸存者，是党的儿子，人民的老兵，我要以八旬之年，继续报效党和人民。”这便是曾发誓要为党和人民扛一辈子长工的何长工的开场白。
这位跟党走了60年不平凡历程的老人，向记者侃侃而谈他从井冈山到延安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人老了，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生命有限，事业无穷啊！”他慨叹着。多少年来，何老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舍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何老深感自己对党史、军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于1978年辞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党内职务，致力于党史的研究和写作。两年来，他写了15万字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他任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和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顾问。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来访者纷至沓来，何老从不厌烦，青少年约他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他也从不推辞。
内向、深邃、多思，79岁的刘顺元有着与何长工迥然不同的性格。刘老1928年毕业于北师大英国文学系。他1931年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济南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0年10月，他主动提出退居二线，在浙江省委当顾问。
刘顺元应记者的要求，谈了他对设立顾问委员会的想法：
拿我自己说吧，究竟年纪大了，抓具体工作确实不行了，不能胜任，若占个位置，妨碍新生力量起来嘛！废除终身制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老干部革命历史是光荣的，对人民是有功的，但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不如现在的优秀中青年。过去打仗、搞土改那一套已经不能适应实现四化的要求了。设立顾问委员会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一，老干部有经验，有威望，他们可以讲别人不易讲的话，帮助中央了解情况，制定大政方针；第二，有这个名义，对各级领导班子的不正之风，会有一种威慑、监督、抑止的作用；第三，可以发现、扶植、培养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他说：“安度晚年，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共产党人最大的快乐，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解放前，我搞了那么多年地下党的工作，每月的薪水100多元全部交给组织，什么官位也没有，还不是坚定地完成了任务！只要思想不退缩，退居二线后可干的工作不一定少。”
在浙江和江苏，刘顺元发现了几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卓有成绩的青年。“我很想了解，为什么这些青年肯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的回答是：虽然思想一度混乱，但最后还是要到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出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沉吟了一下，他继续说：“接触和了解青年，引导他们尽快走上革命道路，这件事我今后还要继续做。对生活要干预，要‘顾’要‘问’，不能袖手旁观。有生之年不多了，尽我们最后的职责，作我们最后的贡献，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吗？”
接着，记者采访周扬：“周老，您年轻时就担任了文艺界的领导职务，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您能否以您个人的感受和教训来谈谈对中青年接班人寄予的期望呢？”
周扬感慨地说：
我担任上海中央局文委领导时只有25岁。正因为年轻，所以才犯错误嘛。那时不仅是我年轻，在革命队伍中，当师长、军长、县委书记的也都是20几岁。老同志要经常问一下自己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有些人自己老了，总是看不惯、不相信中青年，我很不以为然。我们这个国家要兴旺发达，不靠中青年，靠谁？
周扬接着说：“我并不是报喜不报忧，只讲中青年的好话，他们到底是缺点多还是希望多呢？青年是我们当然的接班人，他们中的问题不少，不能一味迁就，但应看到主流。如果他们有缺点错误，难道我们老年人就没有责任吗？我们老同志应该把自己摆进去，要分担责任。要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热情帮助、引导他们更加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我们自己也犯过错误，一贯正确是不可能的。我们老年人还要时常问一问自己：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保守了？想一想，许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何长工、刘顺元、周扬，在“十二大”都被选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们为党和人民操劳几十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变关头，这些老同志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和高尚情操。人到晚年，心仍旧与青年息息相通，脉搏与时代一起跳动，这样的人，将永远保持着生命的青春。
中顾委学习贯彻邓小平讲话
1982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邓小平讲话精神。
会议根据薄一波的提议，决定用一周时间学习邓小平讲话和党章有关规定；同时成立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6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研究中顾委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拟出几条，提交中顾委常委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
薄一波带领临时工作小组，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其要点是：
一、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就党的方针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个人名义或联名方式提出，但属重大建议，需经中顾委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用顾问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
二、根据中央对有关问题的咨询要求，在缜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参考意见。
三、受中央的委托或经过中央的批准，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
四、确定退居二线尚未离职的中顾委委员，在过渡期间，应当从实际出发，积极协助所在单位把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接交工作认真做好。
五、中顾委委员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六、中顾委委员要协助中央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现和选拔年轻有为的干部。对已经选拔到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
1982年9月22日，薄一波又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并于当日上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1982年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至此，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在薄一波主持下步入正轨。
在之前的9月4日，出席党的“十二大”的解放军代表、广州部队司令员吴克华，在分组讨论胡耀邦的报告时说：
从我们部队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在于我们这些老同志做出表率。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积极荐贤任能，把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老同志思想要再解放一些，胸怀要再开阔一些。
吴克华指出：
我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必须进一步解决：一是正确对待中青年干部，把“担心”变为“放心”。有些同志对中青年干部不放心，担心他们“挑不起大梁”，不敢大胆选拔和使用中青年干部。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担心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二是老同志要服老，正确理解“多做”和“少做”的辩证关系。我们这些老同志，跟随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进入了老年，为革命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无论精力、体力，都不允许我们继续担负繁重的领导任务……
三是要切实解决好老干部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问题。
吴克华强调：老同志尽快退居二线、三线，既有利于腾出位置，让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又有利于从第一线工作的繁重负担中解脱出来，搞好传帮带，继续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各界掀起干部制度改革热浪
1983年2月22日上午，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在会上讲话，他在讲话时指出，加速实现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当前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宋任穷说：
调整领导班子是为了实现领导班子的“四化”，这本身就是一次很深刻的改革。最近，胡耀邦同志重申，要放手大胆地吸收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科学文化知识，敢于创新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现在，我们正在抓紧做这件事。
宋任穷在讲话中，对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的要求谈了意见。
他说：在年龄结构上，中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领导班子中，55岁以下的优秀干部应占一定比例。现在，全国有副县长、副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45万人，其中55岁以下的有31万人，占69%。要注意发挥这批人的作用。老同志的历史责任，就是自觉地搞好新老干部的交替，切实有效地把那些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
宋任穷还说，在智力结构上，中央要求认真选拔一批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并且吸收专家、内行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省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要有熟悉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财贸等各方面的人才。
宋任穷指出，一些省委所以能够按照中央的要求配好领导班子，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那里的老干部思想解放、见高识远。他说，在机构改革中退下来的老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党是信任他们的。所有退下来的老同志，要把诚心诚意地支持新上来的年轻同志的工作作为自己晚年的最主要任务。要提倡老爱新、新尊老。新同志要诚心诚意地尊重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
宋任穷强调：
调整领导班子必须保证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政治质量……在处理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当作“三种人”看待，把面扩大了。
宋任穷说：
中央最近决定，调整领导班子的速度要加快。在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的问题上，要下更大决心，决不能犹豫不定。
他说，在实行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中，一定要充分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应该使我们的同志懂得，文化科学知识是经济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除了社会制度等根本原因外，同文化科学水平密切相关。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自然科学和现代经营管理这两方面的知识。
当时，军队中也开始进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
1983年3月，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全军院校会议上指出，军队干部工作要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要打破一些框框和界限，否则，实现干部“四化”是没有希望的。
余秋里在第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上讲话时说：
我军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实行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加快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现干部“四化”，首先是革命化。选拔干部，第一是政治条件，政治上一定要严。德和才相比，德是第一位的。德好才不够，可以通过院校培养提高，也可以在实践中锻炼提高。有才无德的干部不能重用。
余秋里指出，在干部工作方面要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打破一些框框和界限：
一是打破军兵种的界限。长期以来，我军以步兵为主体，步兵一直是我军干部的主要来源。现在部队情况已经有很大变化，要重视从技术军兵种中选拔经过院校训练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干部。固守在步兵的圈子里选干部，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二是打破部队和机关的界限。在军以上机关中有一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师、团也有相当数量的大专毕业生。他们经过20多年的锻炼，一般都有一定的经验，而且比较熟悉全面情况，可以从中选拔优秀的进入军、师领导班子。
三是打破部队和院校的界限。院校教员中经过长期锻炼、有水平、有能力的年轻干部，可以提拔起来担任部队的主官。
四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框框。对于真正优秀的干部可以破格提拔。有些优秀的师长、师政委可以直接提起来当军长、军政委。
科技部门的干部制度改革也不甘落后。
中共贵州省委抽调科技干部和科技管理干部，组成5个考察组，专门考察和选拔具有大专文化程度、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先后到129个单位，考察了430名中青年干部，发现了79名优秀人才。在机构改革中，已有35名担任了正副厅局长，有3名担任了厅局长助理，有2名担任了厅局级正副总工程师。
贵州省委通过这次试验，认为吸收科技人员参加选拔知识分子干部，是发现人才的一种好办法。这些参加选拔知识分子干部的科技人员，都是有专长会管理的“明白人”，组织他们来挑选人才能够选得更好。
群众说，只有“明白人”才能真正识别和挑选出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这些被吸收参加选拔工作的人员对工作认真负责，他们既认真查阅被考察同志的历史档案，又深入群众中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现实情况；既看晋升技术职称时的技术考核材料，又深入工作现场考察其工作实绩。而后，找本人谈话，进一步了解其思想境界，掌握文化、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做到历史地全面地认识一个干部的德和才。
最后对考察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反复进行比较，做到优中选优。从已组建的新领导班子来看，凡是经过他们考察而选进领导班子的同志，都选得比较准，质量比较好。
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考察了解干部工作，既发掘人才，又使他们自身得到锻炼提高。他们在调查研究、考察选拔过程中，广泛接触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干部，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和提高。他们说：“我们长期从事技术业务工作，对党政方面的工作不熟，这次参加考察选拔干部，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大了知识面，增长了才干，也初步学会了鉴别干部的标准”。
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组织上对这批科技人员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中有5名被任命为厅局级干部，还有12名拟安排厅局级或处级职务。
1983年，经过调整后的山西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降到55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20%提高到43%。新提拔党政领导干部占新班子成员的44%，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占71%。
大同矿务局在干部体制改革过程中，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大同矿务局是我国当时最大的统配煤矿之一，有职工11万多人，年产煤炭2600多万吨。原来的局、矿级领导班子人多、年龄大、专业化程度比较低，很不适应煤炭生产发展的要求。
煤炭部、山西省和大同市的负责同志通过“十二大”文件的学习，对整顿大同矿务局领导班子增强了信心，他们组成联合工作组，到大同矿务局现场办公，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和群众中，考察了解局、矿干部的情况。
他们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推荐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使离休、退休的干部和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心情舒畅，新进入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感到责任重大，信心满怀。
这次调整大同矿务局的局、矿领导班子简化了审批程序，由联合工作组分别和省委、市委共同审批，改变了过去先由矿务局报市经委、市人事局、市委组织部、然后再经市委常委会讨论的程序。
全局100多名新老干部在接到省委、市委的任免通知后，雷厉风行，不到两天时间就办好了交接手续。
地方大中型骨干企业数量仅次于上海的四川省，到1984年底已有119个企业调整了领导班子，占全省地方大中型企业总数的79%。
这些企业调整后的班子共692人，比原班子人数减少1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5%，有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占63%；最年轻的副厂长是一位27岁的大学毕业生。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各地、市委很重视大中型企业班子调整工作，分类指导，重点帮助，并认真督促检查。泸州市委3名主要负责人直接抓，市里抽17名干部到4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帮助调整班子，两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工作。
调整后担任企业党、政领导的200名干部，有94%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40岁以下的占43%。据对83个大中型企业的统计，由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党委书记的达80%左右，正、副厂长中非党员干部占20%以上。
在已调整的119个企业中，只有11个党委书记和厂长留任。许多老同志主动让位，把中青年干部推上第一线。为了让中青年干部放手工作，四川省决定：企业不再设顾问，不搞虚职。原有顾问中除该离休的外，其他人改做调研员或从事第三产业的开发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在整党的整改阶段，坚决按照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调整部、处领导班子，为各级干部部门做出了表率和提供了经验。
四川省委组织部部、处领导班子调整后，出现了新气象。
这次调整的部、处领导班子年龄低，文化程度高，可以稳定5至8年。部、处领导干部中如果有人被提拔或变动，随时都有合格的人选补上。
四川省委组织部的经验有5条：把调整部处领导班子和第三梯队建设，作为衡量整党搞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志；坚持群众路线，高标准、严要求地选才用才；破除旧观念和老框框，起用新人不搞论资排辈而搞五湖四海，既看文凭又看实际水平；实行干部内外交流，当年，调出干部15人，调进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19人，改变了组织部干部的文化和年龄结构，退下来的老同志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安徽省为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和具体规定，特于5月14日下发通知。要求在老干部离休以后，一定要安排好照顾好，做到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并注意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通知说，凡在今后批准离休、退休的，一律按中央、国务院的两个文件执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老干部工作的领导，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并确定一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
1982年根据邓小平同志提议，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项制度的建立对于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统筹解决离退休干部服务方面的问题，保证我们党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只是贯彻落实中央两个文件的省份之一，其他各省也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两个文件精神，制定适合本地的老干部离退休制度，使这一改革在全国分为展开来。
继省、地两级领导班子调整之后，1983年12月全国县级机构改革全面展开。
1984年9月，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基本结束。
自此，中国开始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其直接结果是，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而大批年轻干部迅速崭露头角。
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终身制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陈云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肯定了一批老同志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改革所起的作用，指出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对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的保证。
会议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3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新增选的中央委员，新近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都比较年轻，一般是50多岁，有的才40出头。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
迈克·华莱士问：“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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