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勇立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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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奥地利思想和文学成就骄人，蔚为大观，留下了大量彪炳史册的光辉著作和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本书通过青年穆齐尔的文学实践理念及早期作品这一个具体的文学个案，小中见大地反映了世纪之交所面临的峻急的时代困惑和哲人们深刻而沉重的历史省思。本书作者拥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同时充分参考了现有的穆齐尔研究结论和成果。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既遵循了尽量让事实说话、有的放矢的实证主义路线，又结合了深层历史解读的路向，突破了就事论事的陈旧思路，通过具体而细致的文本解读，对青年穆齐尔的思想来源、理论旨归和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和探讨，是国内日耳曼学者在奥地利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国内正式出版的关于穆齐尔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前言：穆齐尔是谁？
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没有个性的人》随之被列为禁书，该书作者罗伯特·穆齐尔流亡异国，四年后，贫病交加的作家在瑞士寓所溘然长逝。就在他辞世的那天，他还在坚持书写《没有个性的人》的第二卷第52章《一个夏日的气息》（Atemzü geeines Sommertages），而直到此时这部已经花费了他25年精力的巨著离终曲还遥遥无期。
穆齐尔是一位终生游离于主流文学社会之外、同时又勤奋多产的严肃作家。【1】他的生平波澜不惊，除了写作和一项发明专利以及获得过一次“克莱斯特奖”之外再没有其他事迹值得大书特书。换言之，这位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就是思想和写作，属于没有生平的作家（Der Dichter ohne Biographie）。海德格尔用来总结亚里士多德的精辟之言在他身上也非常适用：“他活过，他工作，他死了。”
穆齐尔的辛勤笔耕并没有在他生前给他本人带来太多的称誉，只在第一部小说《学生托尔雷斯的困惑》发表后在评论界掀起过强烈的震动，但此后很快他就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以至他的去世竟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丝毫的反响，各大媒体的主要注意力显然都集中于彼时即将决定二战命运的斯大林格勒的厮杀；而就在此前的15个月，现代主义文学巨匠乔伊斯在苏黎世去世，新闻报刊和学术杂志上铺天盖地地登满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即便在第三帝国垮台以后，德国流亡作家如托马斯·曼、布莱希特、阿诺德·茨威格、安娜·西格斯重新活跃于文坛的时候，穆齐尔的作品依然与读者无缘。对于自己一生不被正规的文学学术界接纳这一事实，穆齐尔不无怨怼之情，从他晚年的日记中我们便能充分感受到他的满腹怨艾和牢骚愤恨（《日记》第一卷，921页）。
直到1952年，也就是作家谢世十年后，事情才有了转机，第一版的《没有个性的人》终于由罗尔沃特出版社（Rowohlt Verlag）付梓。又经过了十多年时间的努力，《没有个性的人》连同穆齐尔的其他作品相继被译介到其他国家，逐渐成就了他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相伯仲的20世纪最杰出小说家的名声。【2】可惜的是，穆齐尔如日中天的盛誉更像是媒体炒作的泡沫：德语读者普遍对阅读这部长达两千多页、篇幅相当于整部《圣经》的鸿篇巨著视若畏途，即便在专业的德语文学圈子内，完整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也屈指可数，甚至围绕着这部作品还发生过一场现代版的“叶公好龙”的闹剧。
事情发生在1968年，联邦德国著名讽刺杂志《抱歉》（Pardon）有几位喜欢搞怪的编辑自编自演了一场大胆而又新奇的恶作剧：他们用打字机打印了若干份内容相同的8页手稿，手稿摘自《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的第119章《反坑道和勾引》（Kontermine und Verführung），恶作剧的策划者只是把出场人物的名字做了调换，此外对个别细节作了轻微的调整处理。稿件分别被寄给了14位著名作家、批评家、文学专家，32家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编辑部也各收到一份。发信人自称是一位“技术部门主管人”，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信中竭尽恭敬地请对方点评寄去的习作。在《抱歉》杂志收到的全部36封回信中，竟无一人辨认出手稿出自穆齐尔手笔，回信是清一色的否定性态度。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36位回信者当中还包括多次再版穆齐尔作品的罗尔沃特出版社。【3】
当全部事实被披露以后，立刻引起舆论大哗，36家当事人颜面无存。尽管他们之中有人忙不迭地发文章自我辩护，而且辩护之词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连专业文学人士都不熟悉穆齐尔的作品毕竟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的事实。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个性的人》的阅读障碍也确实是常人难以逾越的。当代德国文化名人沃尔夫冈·柯朋（Wolfgang Koeppen）把这部小说比作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阅读此书无异于踏上“漫长而乏味的旅途”，【4】战后著名作家齐格弗里德·棱茨（Siegfried Lenz）和霍斯特·毕内克（Horst Bienek）都承认自己读了不到一半就“心怀愧疚地举手投降”，通读此书非“职业的穆齐尔专家”（Berufs Musilianer）莫办。【5】对于这部未完成的巨著的阅读体会，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毋庸讳言，《没有个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虽有几处景色优美的绿洲，但是从一处绿洲到下一处绿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如果你不是受虐狂，迟早都会放弃。”【6】
所以，不仅是在德语文坛，恐怕在世界文坛上穆齐尔都是一个罕见的知名作家，而他的知名度与作品的被阅读程度恰成反比，《没有个性的人》于是变成了高高地供奉在文坛上的孤独的神明。有鉴于此，英国日耳曼学家弗兰克·凯尔莫德断言：“穆齐尔是20世纪伟大小说家中被阅读得最少的一位。”【7】
难以理解是穆齐尔作品难被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的叙事作品竟和大部头哲学著作一样艰深晦涩。不过难懂同时又是现代主义文学巨著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因为现代性社会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无处不在的生活意义和真理不再直接地呈现。所以这个时期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必然力图突破庸常的、琐碎的生活现实，向历史的高度挺进，而绝不是给庸夫愚妇们提供娱乐谈资乃至内分泌刺激的消费品，因此，有的作家甚至刻意地为读者制造阅读障碍，最典型的莫过于乔伊斯。
不过，穆齐尔还不同于乔伊斯，他绝没有为难读者的主观意图，但他的作品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另一种常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效果。穆齐尔已不把艺术性作为文学创作首先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文学在穆齐尔那里不再是单纯的美学成品或简单的感情体验的铺陈，而是一种借助对“可能性”的条分缕析来认识和解读历史的实验手段。如此一来，小说就写得必然失去了普通读者所期待的可读性。所以难怪英国日耳曼学者斯泰恩感叹：“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个性的人》）是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我想，至多只能这样回答：它是伟大的，但不是小说。”【8】
我们还应注意到，穆齐尔专家托马斯·克拉福特在向公众介绍穆齐尔的时候用了一个春秋笔法的小标题“不被阅读的经典作家”（Der ungelesene Klassiker）【9】。在主体性原则泛滥无归的当今时代，古典文化和人文精神被当作不值钱的古董而深埋在科学理性的高枝厚叶下，仅残存于少数怀旧人士对“昨天的世界”的美好回忆中。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自觉置身于饱受主体漠视的视域去做一名“经典作家”，未免有点不那么“与时俱进”。
穆齐尔生活成长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整个欧洲都笼罩在一片悲观主义的风潮中，思想界盛行的新康德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正在接受各种各样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轮番冲击，在德国和奥地利，极端的反犹情绪像一场瘟疫急剧爆发、蔓延；至于穆齐尔终身从事的文学事业，其题材和风格亦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解构了传统文学的叙事风格和理念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接二连三地登场。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背景下，他的思想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源流，却显得不那么入时。【10】细阅穆齐尔日记可以发现，同时代作家之中能入他的法眼的人屈指可数，他所心仪的文学大师只有比他早了20年到100年、同样坚守传统的近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汉默生和邓南遮（《日记》第一卷，930页），对于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如托马斯·曼（尽管他还力捧过穆齐尔）、施蒂芬·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他甚至公开表示过不屑。【11】毕竟，传统价值和意义在公众的记忆中日趋淡忘消退，而这样一位潜心于历史内在生命的作家要在日益浮躁的公众之中博取喝彩岂非缘木求鱼?
传统给穆齐尔的作品赋予了根深叶茂的生命力。当然，穆齐尔绝不是冬烘迂腐、食古不化的夫子，相反，作为一名有高度责任感的思想家，穆齐尔和他的作品从来都没有落后于时代。只不过他没有附和其时大量存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只追求一味地剿灭冷冰冰的逻辑理性，而是一面批判理性的独断，一面努力克服近代以降主客分裂的弊病，努力达成感性与理性的合流。只要能给病入膏肓的西方文化指明方向和出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哲学思想或科技成果他都来者不拒，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表现出绝无仅有的个人特征：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衰落的大趋势之下，看不见希望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无奈地选择了伦理乌托邦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主旋律；而穆齐尔的大半生都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命哲学——坚信精神的力量能够拓展出一种符合时代要求、并能指引未来的美学，【12】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在于他选择了一条紧靠传统、亦顺应新形势的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同时周转于理性认识和精神认识两个自近代以来截然不同、常人无法通行的主观世界。在近代及之前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下，穆齐尔继往开来地形成了自己面向现代难题、坚守传统形式的独特写作风格；【13】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看到，19、20世纪与近代的历史距离虽然并不遥远，但两者之间却被难以跨越的鸿沟隔断，现代社会正在抛弃了人伦的异化道路上越行越远，要想对古典的人文传统推陈出新难度非同一般。穆齐尔终其一生就是在这样极为困难的道路上跋涉，尤其是《没有个性的人》充分凝聚了他为坚持自己的理想所作出的艰难的思想探索。反过来对接受者而言，读他的作品既需要丰富扎实的传统人文素养，又需要具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判断的能力，还得经受住突破常规、远离生活经验的哲学思辨的考验，特别是20世纪论说文走马灯似地变化视角的叙事模式。心性单纯、不善思辨、不了解心理学和实验科学特点的读者绝难进入穆齐尔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与穆齐尔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之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他无可限量的价值和独特魅力，但也有人因为跟不上他的思想步伐对他颇有微词，如著名诗人摩根斯泰恩（Morgenstern）和作家图霍尔斯基（Tucholsky）。【14】
穆齐尔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认为，埃德加·布赫莱特的评价非常到位：“穆齐尔从外表看是个非宗教的世俗之人，而他的内心实质上凝结了深厚的宗教情感；他以非常人可比的创作力上下求索；他唤起了梦幻般的自然激情，以求他非理性的内心世界创造出一个新人，要在数字化的西方思想的没落中探求一个新的真理。”【15】
时至今日，穆齐尔虽然依旧令普通读者敬而远之，但是在学术界穆学已经成为战后异军突起的一门显学。数十年以来，语言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的各路学术精英都在穆齐尔的思想和作品那里找到了先声或共鸣【16】。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尚处于举步维艰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穆齐尔研究不可能也不宜好高骛远、贪大求全，甚至暂时还不能奢望做得像西方学界同行那样扎实细致。但是我们也不必泄气，研究以思想复杂艰深著称的日耳曼学并非一定需要超人的智慧，只要我们能够以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沉潜于文学家的精神世界之中，努力把握他们那个时代的脉搏，仔细倾听他们发自灵魂的声音，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日耳曼学就绝不是携泰山跃北海的难事。穆齐尔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新旧两种文化、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烈碰撞的时代，如前所述，传统价值和意义的地盘正日复一日地急遽萎缩，以理性为主导的思想观念正急不可待地取而代之。在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的时期，往往也正是思想火花最为灿烂活跃的时期，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序言里所作的精彩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Die Eule der Minerva beginnt erst mit der einbrechenden Dmmerung ihren Flug）【17】因此，作为“世纪末”（Fin de siécle）的经典作家，穆齐尔思想及作品里的精彩华章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至于其作品难懂，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回避的理由。事实上，人类文化史上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伟大的作品必然凝聚了创作者伟大的智慧，而伟大的智慧必然只有奉献出我们全部的才智和激情才能接近。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旗手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著有《论不理解》（ber die Unverstndlichkeit）一文，殊堪玩味，其中这样一句诘问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这个世界有朝一日像你们要求的那样，而且是在严肃的意义上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你们会害怕的。而且无限的世界本身，难道不正是由理解力从不理解或曰混沌中创造出来的吗?”【18】
虽然穆齐尔的时代早已尘封史册，那些困扰了他一生的哲学命题也在厚今薄古的今人记忆中越发陌生，但哲学的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哲学也无此能力）而在于提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穆齐尔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他所反映的现代社会问题诸如“虚无性”、“异化”、“工具理性”等等，在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我们还在其中越陷越深甚而有不能自拔的危险。因而本课题的研究任务早已跨出了单纯的文学诗学探索的美学意义，也不再局限于日耳曼学一隅，而是指向了对人类文明自身问题及未来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作为当代研究者，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只能怀着对先贤高山仰止般的敬意重访作家当年走过的心灵路程，把握他对历史和当下社会实质的判断，领会他对人类命运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体悟他各种看似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代文学手段后隐藏的良苦用心。在漫长的征程开始之前，我们不敢期望有多么庞杂的收获，毕竟，哲学思考是一项异常艰巨、甚至充满了危险的事业。
注 释【1】虽然穆齐尔公开发表的篇什在数量上不够丰富，但他作为勤奋的写作者却是不容怀疑的，不妨把他和同时代的卡夫卡比较一下：卡夫卡除了读者已经看到的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还留下了1000页的日记和2000页的通信；而穆齐尔也同样留给后世大量的日记和通信，此外还有多达12000页的创作手稿。而且卡夫卡是一个靠写作状态维持生命的人，他的小说、日记和书信里的大段文字往往都互相借用，属于“集约型”的作家，而穆齐尔像一位“苦吟式”的诗人，他对自己的创作要求近乎严峻苛刻，保证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传世精品，他从个人感情上不愿意去仿写别人，更不会直接从属于私人空间里的日记、书信里去移花接木。【2】最早把穆齐尔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的是与穆齐尔有过私人交往、198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利亚斯·卡内蒂，见Elias Canetti: Das Augenspiel Lebensgeschichte 1931-1937, München Wien, 1985, S. 179.【3】全部事件的始末见Marcel Reich Renicki: Robert Musil, Der Zusammenbruch eines groβen Erzhlers. inSieben Wegbereiter. Deutsche Verlags Anstalt, Stuttgart, München, 2002, S. 166-171.【4】Ebda., S. 172.【5】Ebda., S. 173.【6】Ebda., S. 171 f.【7】Frank Kermode:“Preface.” Robert Musil.Tonka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 By Eithne Wilkins and Ernst Kaiser. London, Secker & Warburg, S. 7.【8】J. P. Stern: The Dear Purchase,A Theme in German Moder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 182.【9】Thomas Kraft, S. 7.【10】 这也构成了我们读解穆齐尔的另一个难点，我们实在无法确定我们对他的研究是否与他的本意相符，只能把我们的思考作为释义学意义上的一个可资参考的结论。【11】文史学家汉斯·迈耶尔回忆道：“他（指穆齐尔）很认真地说，施蒂芬·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首当其冲的是托马斯·曼，这些人都是大作家里令人讨厌的类型……并且他认为这几代的作家没有最起码的归属感。”见Hans Meyer: Der Reprsentant und der Mrtyrer. Konstellationen der Literatur, Frankfurt am Main, 1971, S. 22.【12】这一信念在穆齐尔晚年发生了动摇。在目睹了纳粹暴行和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后，他在日记中悲哀地坦言：“我这一生的主要思想（或者说幻想）就是，精神自有其的历史，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稳步上升。我曾经以为：这个时代的灾难已经过去了。”（《日记》第一卷，928页）【13】需要指出，穆齐尔对其时文坛广为盛行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种反对态度的根由在于他认为现实的描述问题并不是一个文体修辞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因此像表现主义等文学流派那样的形式革命只是治标不治本，对于表达现实的实质不会有效。【14】摩根斯泰恩在致约瑟夫·罗特的信中说：“他的谈吐像奥地利人，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德国方式的。几乎就和你的朋友本雅明，或者布洛赫（Bloch）一样。道地的哲学家。”图霍尔斯基在评论纪德、克劳德尔（Claudel）和穆齐尔的时候说：“我不理解他们，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有什么含义。我感觉到了精神的潜能——这当然远远不够。”转引自Thomas Kraft: Musils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München, Zürich, Piper Verlag, 2000, S. 108.【15】见Edgar Buchleiter: Robert Musil Das innere Konzil eines profanen Menschen. In: Literatur und Kritik Heft 66/67, Juli/August 1972, S. 360-372.【16】关于穆齐尔的接受批评史的通论，迄今最详尽的权威著述是Christian Rogowski: Distinguished outsider: Robert Musil and his critics. Camden House, Columbia, USA, 1994. 如今研究穆齐尔的新专著仍在以每年数十种的速度递增，更新的接受批评史通论当在不久问世。【17】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Hamburg, Meiner, 1955, S. 17.【18】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227页。导 论一、久被埋没的大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文学史上被称作“世纪末”（Fin de siècle），是人类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心秩序瓦解、信仰破灭、人性崩溃的混乱时代，因而属于西方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转折期之一。在这段时期，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思想、信念和制度，乃至于西方文明本身，都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时的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大师辈出，群星璀璨，为人类历史上所罕有。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师，他不仅以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为后世留下了名垂青史的文学巨著，也以其深邃精湛的哲学思考影响了今天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学史上，穆齐尔是一位现代主义的先驱；在思想史上，他承继并发展了乌托邦济世精神，并结合当时最先进的心理学理论和科学分析手段，为人类的历史命运作出了可贵的精神探索和深刻考察。他是堪与同时代的卡夫卡、里尔克、托马斯·曼相比肩的文化大师。
然而，遗憾的是，罗伯特·穆齐尔的一生饱尝了难堪的冷清落寞，在他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德语文学评论界都对他不置一词，只有少量精英人物为他喝彩叫好。如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1】这样说过：“如果要说今后10年德语文学中谁的作品最有价值、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能不说是托马斯·曼和罗伯特·穆齐尔。只要经过一定时期，他们的作品就足以令大多数的其他作品显出双倍的多余。”【2】布罗赫的这段话发表于30年代初，30年以后，他的预言果真成为了现实：罗伯特·穆齐尔的名字和托马斯·曼一起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德语文学的代表；再如阿诺德·茨威格，他的评价是：“其他的奥地利文学家都比他有名，也会更多地被译介。但是对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我而言，穆齐尔都是奥地利文学人物中的佼佼者：高度敏感而有力、韧性十足、睿智、明朗。”【3】
194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尔曼·黑塞对穆齐尔的评价同样充满了赞扬：“这部奇特、细腻而深合时代的作品（指《没有个性的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奥地利国界，正如赫胥里（Huxley）的小说超出了英国一样，在其精神（Geistigkeit）层面上，不仅仅精微细致地体现了奥地利，而且大大超出了奥地利本身，这部作品的创作是越过奥地利，通达欧洲的一个伟大尝试。”【4】
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文学大家托马斯·曼于1932年为《没有个性的人》写下了言辞恳切的公开推荐信，呼吁公众不要因为忽视这部作品而导致“大胆的设想枯萎，非比寻常的文学行动流产，对推动德语小说发展、进步及其精神化行动（Vergeistigung）的深刻意义夭折。”【5】
可惜，这几位大师的隆重推荐在当时的社会上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由于没有名气，穆齐尔的日常温饱都成了问题，尤其在他流亡期间，文化圈子里的救济组织都一再地冷落他，更使他的处境每况愈下，对此，穆齐尔甚至发牢骚说：像他这样的作家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只有等到他死后。【6】直到战后，穆齐尔才在世界范围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时至今日，穆齐尔在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已无可怀疑。尽管如此，他留下的作品对于多数读者依然难以消化理解，甚至可以这样说，他驰名世界的知名度和他作品的难懂程度是等量齐观的。
一直以来穆齐尔的作品只在小范围内被阅读、评论，这是一个无奈、但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本书《前言》中所引用的 “鲍勃·汉森闹剧”充分说明了穆齐尔作品是何等的曲高和寡，但是客观公允地说，“鲍勃·汉森闹剧”只能说明评论界和出版界对穆齐尔不够熟悉，而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认定那些颜面无存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都是叶公好龙之辈是欠妥的。因为《没有个性的人》第119章《反坑道和勾引》通篇描写的都是对乌尔里希如何千方百计勾引帝国银行行长费舍尔的女儿格达上床，假如抛开全书的总体有机结构和对作者思想背景及创作意图的了解，由不得人们不产生作者是个色情狂的联想。当然穆齐尔在作品中作如此描写处理跟他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也不无联系，生活中的穆齐尔不是一个讲究情调的有趣之人，他的生活节奏极其机械刻板，又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只对男女性爱乐此不疲，他本人也从不以常人普遍服从的道德制高点约束自己，更不否认自己对多名女性始乱终弃的事实。不过无论怎样说，《没有个性的人》终归是一幅浩大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作者尤其要借对点滴琐事的精确描绘反映其时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耽于逸乐、有识之士又精神无归，只得在温柔富贵之乡里寻求麻痹的事实。另一方面，穆齐尔之所以难以被世人接受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公众和社会，他自己也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三点理由：一、穆齐尔的作品比较零散，创作的间歇期过长，而当时的文学巨匠们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以穆齐尔发表作品的数量和频率来看，显然难以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固定而具体的形象；二、在文学实践方面，由于穆齐尔本人偏好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倾向和远大的政治哲学抱负，使他把小说当作哲学著作一样来写，这就必然将普通读者拒于千里之外；同时他固执地拒绝融入当时的文学主流，看不起声誉很高的作家弗朗茨·韦尔弗和斯蒂芬·茨威格等人的创作之道，使他的作品几乎完全失去了商业市场；三、在历史观和世界观方面，穆齐尔显得相当保守，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他既不接受新启蒙运动的乐观预言，也不认同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西方没落论”。他选择了以文学实验为手段，辅之以大量的乌托邦式空想和抽象的哲学探讨，力图达到令他心安的“另一种状态”，且不讨论这样的方法是否可取，单就其作品的接受而言，单纯靠科学理性思维或者凭直觉性灵都不足以进入作者奥秘的心灵世界。因此，穆齐尔从一开始就对他的读者设下了普通人难以跨越的障碍。二、穆齐尔在世界范围的接受和研究
穆齐尔的全部叙事作品和论说文、戏剧剧本大部分都在生前发表，作家去世后，他的遗孀马尔塔和他生前的少数几位好友多方奔走出版他的作品，终于在1952年到1957年，由阿道夫·弗里泽出面将其大部分作品陆陆续续地分成了三卷本的《全集》出版。1978年弗里泽重新出版了《全集》，在50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内容。该版本分两卷，第一卷为《没有个性的人》，第二卷为其他叙事作品，及论说文、评论文章、演讲、断片等（本书所引用的《全集》即为此版本）。此外，弗里泽还分别于1976年和1981年整理出版了《日记》和《书信集》。
与此同时，战后的德国和奥地利学术界很快发现了穆齐尔的学术价值，1948年和1949年维也纳大学出版了最早的以穆齐尔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卡尔·里斯科曼（Karl Riskmann）的《罗伯特·穆齐尔的生平与作品》（Robert Musils Leben und Werk）和安娜·迈耶尔（Anna Maier）的《现代小说伦理取向的代表弗朗茨·卡夫卡和罗伯特·穆齐尔》（Franz Kafka und Robert Musil als Vertreter der ethischen Richtung des modernen Romans）；1949年10月28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第48期匿名发表了《时间和空间的帝国》（Empire in Time and Space）一文，盛赞穆齐尔是“20世纪上半叶德语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最默默无闻的一位”【7】，这篇文章的问世掀起了历时数十年的穆齐尔热。从此有关穆齐尔的评论和鉴赏文章开始大量涌现。这期间比较著名的学术作品有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进入千年王国》（Ins tausendjhrige Reich，1954）、卡尔·马尔库斯·米歇尔（Karl Markus Michel）的《语言的乌托邦》（Die Utopie der Sprache，1954）和瓦尔特·波利希（Walter Boelich）的《没落与救赎》（Untergang und Erl⍥sung，1954）。
50年代末期，巴赫曼在法兰克福大学作了一系列题为《当代文学的问题》（Probleme zeitgen⍥ssische Dichtung）的讲座，这在穆齐尔作品的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一般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些讲座中，巴赫曼不断地强调了穆齐尔是一位把伦理学和美学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倡导者，并且，巴赫曼高度称赞穆齐尔作品中的乌托邦格调，这种格调在当时的冷战时期和潜伏着的全球核灭绝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8】需要说明的是，这位巴赫曼是战后德语文学界的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先后荣获过“四七社奖”、“不莱梅文学奖”、“战争失明者广播剧奖”（H rspielpreis der Kriegsblinden）、“柏林评论者奖”、德国最高文学大奖——“格奥格·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大奖”、“安东·魏尔德甘斯奖”，并且又和穆齐尔出自同一故乡——克拉根福特（Klagenfurt），因此她对穆齐尔的研究结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进入60年代，学界对穆齐尔的研究方向转到了对其作品的阐释上，这个时期穆齐尔研究获得大面积丰收：随着穆齐尔作品的陆续出版，卡尔·丁克拉格（Karl Dinklage）、威尔弗利德·贝尔格汉（Wilfried Berghahn）和卡尔·科里诺（Karl Corino）等重要学者主要从事穆齐尔的生平研究；赫尔姆特·安岑（Hermult Arntzen）、约克·库纳（J⍥rg Kühne）等学者侧重于穆齐尔作品的文体研究；雷纳特·冯·海德勃朗特（Renate von Heydebrand）、乌尔里希·卡尔特豪斯（Ulrich Karthaus）等人则专注于穆齐尔思想发展史的研究。1968年，《文本和批评》（Text + Kritik）第一次出版了穆齐尔专集。
60年代末的“鲍勃·汉森闹剧”歪打正着地使穆齐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同时伴随着当时学潮的政治气候影响，欧洲的日耳曼学界对穆齐尔的研究方向转到了对方法论的广泛讨论上。这个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学理论为学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批评武器，比较著名的学术作品有：乌尔夫·施拉姆（Ulf Schramm）的《虚构与反思——对穆齐尔和贝克特的思考》（Fiktion und Reflexion． berlegungen zu Musil und Beckett，1967）和施蒂芬·莱茵哈德（Stephan Reinhardt）的《对穆齐尔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智性和感觉的二律背反关系的研究》（Studien zur Antinomie von Intellekt und Gefühl in Musils Roman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1969）。”
战后随着学术活动的开展，穆齐尔研究的各种组织机构也陆陆续续成立起来：1961年丁克拉格在克拉根福特建立了“罗伯特·穆齐尔档案协会”（Vereinigung Robert Musil Archiv），1968 年，在英国的雷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建立了“罗伯特·穆齐尔研究协会”（Robert Musil Research Unit an der Unversitt Reading in England）；1970年玛丽－路易斯·罗特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建立了“罗伯特·穆齐尔研究资料室”（Arbeitstelle für Robert Musil Forschung）；1972年以后，在维也纳又专门单独成立了“罗伯特·穆齐尔遗稿研究机构”（ForschungsstelleRobert Musil Nachlaβ）；1974年，还是在罗特的推动下，在维也纳筹建了“国际穆齐尔学会”（Internationale Robert Musil Gesellschaft）。
进入70年代以后，对穆齐尔的学术研究更进一步地专业化，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考察穆齐尔的作品。此时西欧的主要思潮是卢卡奇（Lukács）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us）和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姆（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哈贝马斯（Habermas）等人的美学和政治学批评理论。因此，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不仅成果数量丰富，而且从内容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1973年盖尔特·马腾克洛特（Gert Mattenklott）就《托尔雷斯》撰写的论说文【9】《穆齐尔〈托尔雷斯〉中的“主体因素”》（Der, subjective Faktor‘ in MusilsT⍥rleβ），该文被视作运用意识形态批判方法的最为得当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再如1974年哈尔特姆特·波姆（Hartmut B⍥hme）的《反常与异化》（Anomie und Entfremdung），运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把穆齐尔的理论论说文和长篇小说串联在一起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
关于穆齐尔学在70年代还有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两种专业研究期刊的问世，分别是《穆齐尔研究》（Musil Studien）和《穆齐尔论坛》（Musil Forum），前者是1971年由克拉根福特的穆齐尔档案馆推出的，后者则由萨尔布吕肯的穆齐尔资料研究室1975年创办。数十年以来这两种刊物已经刊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论文，尤其是《穆齐尔研究》以刊登长篇的学术著作为主；第二件事是《穆齐尔全集》的出版，1976年，阿尔弗雷德·弗雷泽（Alfred Frisé）编辑出版了《穆齐尔日记》，两年后，仍旧由弗雷泽主持编辑出版了包括日记、书信及全部文学作品的《穆齐尔全集》。《全集》的出版无疑为学者们研究穆齐尔的思想背景及其发展经历提供了直接而可靠的依据。
自80年代开始，学者的研究方法转到了接受美学上，普遍关注读者对于穆齐尔作品的反响，出现了像诺贝特·格吕本关于穆齐尔《生前遗稿》【10】（Nachlaβ zu Lebzeiten）中《兔灾》（Hasenkatastrophe）的《接受和解释》（Rezeption und Interpretation，1981）这样引人瞩目的作品。
在战后的其他欧洲国家，穆齐尔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法国的媒体称赞穆齐尔是“奥地利的普鲁斯特”（le Proust autrichien）【11】；意大利学界把穆齐尔称作是“我们的当代人”（nostro contemporaneo）【12】。迄今为止，穆齐尔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3种以上的文字，虽然能读懂他的人不多，但是其作品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一百万册。至于研究穆齐尔的图书有多少具体数目，是个比较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以萨尔布吕肯大学图书馆为例，2004年上半年在该图书馆的网页上输入关键词“Robert Musil”，一共出现360多个搜索结果，到2009年年初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16 种，也就是说每年增加30多种图书，依日耳曼学者的经验，受到研究界如此密切关注程度的20世纪上半叶的德语作家中，除了穆齐尔之外，只有托马斯·曼和卡夫卡。
在东方亚洲，最早译介穆齐尔、研究穆齐尔最深入持久的国家是日本。早在1953年，东京大学的吉都原田教授撰写了《普鲁斯特和德语文学》一文，第一次向日本大学生介绍了穆齐尔和他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1956年日本日耳曼文学社团出版的《德语文学辞典》详尽介绍了穆齐尔的生平。时隔20年，在日本日耳曼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穆齐尔成为日本文学界的一位知名人物。已经译为日文的穆齐尔作品有：《没有个性的人》（出现过两种译本）、《学生托尔雷斯的困惑》、《生前遗稿》和他仅有的两部剧本《空想者们》（Die Schwrmer）和《文岑茨或显赫男人们的女朋友》（Vinzenz oder die Freundin bedeutender Mnner）。仅仅到70年代为止，日本国内就出版了60种关于他的研究作品。【13】学者原研二和杜塞尔多夫大学教授前美智子更是穆齐尔研究圈子内的知名人士。【14】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穆齐尔研究是相当滞后的，足以让国内日耳曼学者感到任重道远。2002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北京大学张荣昌教授翻译的《没有个性的人》；200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穆齐尔散文》，这本书里收录了穆齐尔的大部分重要论说文和其他叙事文学作品。至此，穆齐尔的作品只剩下《没有个性的人》中第三部分（即作家生前未发表，由他的亲友整理出版的部分手稿），和戏剧作品《空想者们》、《文岑茨或显赫男人们的女朋友》（Vinzenz und die Freundin bedeutender M nner），及少量的诗歌、断片、论说文。
当然，穆齐尔的作品不算多，他终其一生只写过两部长篇小说、两部戏剧和数得出的几部中、短篇作品，连同其他为谋生而创作的论说文、评论、诗歌、演讲凑在一起也都还不及我们今天保留下来的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15】相对地说，翻译容易，评论和研究困难得多。时至今日，国内的穆齐尔研究远未形成气候，学界只有少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且这些论文基本上还属于介绍性质，离核心的探索还有比较大的距离，此处不赘。三、本书的选题意义及《托尔雷斯》的研究现状
众所周知，阅读穆齐尔是困难的，前文已有所指，这个困难首先体现为在穆齐尔成年之初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潮流杂乱横陈，不可胜数，最重要的思潮有风头正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正统的天主教思想、劳资矛盾激化催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赫尔兹尔鼓吹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林林总总的自由主义。尼采一声“上帝死了”的宣判把一味陶醉于科技艺术进步的人们从歌舞升平的迷梦中惊醒，整个欧陆上空都弥漫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更是一下子把知识分子推进了恐惧彷徨的深渊。纵观20世纪初，整个西方社会就被笼罩在无家可归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在思想传统上，自希腊以降的理性主义传统到了这个时候被彻底颠覆，首先是尼采猛烈抨击理性主义使西方思想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接着是1899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给理性主义以沉重一击，他在书中指出：无意识才是真正根本的东西，性冲动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创造之源；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Modernitt）徒有理性化的外表，实质却是一个任何人都拿它没办法的非理性过程。与此同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狄尔泰和齐美尔的“生命哲学”也纷纷涌现，并且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迅速传播、发展。文学创作方面，传统的自然主义乃至现实主义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文学家的笔触一时都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心灵和感情，英美的“意识流”现代主义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急剧流变的大潮之下，穆齐尔并没有简单地“跟风”，他对历史、对社会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既洞悉西方文明的弊病，也看穿了世俗生活的虚无性，又不甘心屈服于这样的虚无，并且执拗地一定要把这虚无转变成积极的意义，于是正如《没有个性的人》里的主人公乌尔里希，他上下求索地努力尝试“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他不能认同斯宾格勒末世消极论的根本缘由，虽然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找到通向理想的出路，当然这并非是他个人能力的问题，处于精神危机泥潭之中的欧洲根本就无法自拔，何谈出路？今天我们追念先贤，不能不为他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西西弗斯精神所感动。
与一般文学家不同的是，穆齐尔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背景。他早年学过机床专业，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学过实验心理学，辅修物理学。1908年还发明了色彩变换旋转器（Farbkreisel），并申请了专利。在文学实践方面，穆齐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实验场”，他的创作因之又被后人称为“文学实验”（Literaturexperiment）。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考证：穆齐尔作品里的思考手段不仅与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实验科学同步，而且与他谢世后的社会系统理论（Theorie der sozialen Systeme）、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ie）、信息理论（Informationstheorie）的最新发展都是合拍的。【16】
所以，穆齐尔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在本质上认同感性是世界的根本，但又绝不像英美现代派作家那样从外在形式上追求标新立异，而是坚持传统的叙事方式和思考方式，坚持用理性的方法甚至是科学逻辑的方法曲折地表达追求彼岸世界的乌托邦式的愿望。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门师兄胡塞尔【17】颇有相似之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只能小众范围内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而阅读穆齐尔的作品，即使对于母语是德语的读者也是艰巨的挑战：既要有严密的科学头脑和逻辑思辨能力，又要具有丰富的人文知识的积累，再加上敏锐的直觉，才能真正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否则，如果没有专家的指导，穆齐尔的文字对于普通读者必然是一头雾水。
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天的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普遍集中于穆齐尔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而对包括《学生托尔雷斯的困惑》（以下简作《托尔雷斯》）为代表的早期作品则相对忽视，似乎那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投石问路的试验性文学创作。实际上穆齐尔从早年开始所关注和探讨的基本命题是人类现代文明生存状态下的重大问题，前文已有所述。这些命题在他的所有叙事作品（包括论说文）当中一再得到反映，只不过手法上更趋成熟稳健，表现形式上显得更为曲折隐晦、枝节丛生。然而不管怎么说穆齐尔的早期作品都是他日后成熟思想的基础和依托，任何一种成熟的思想都不可能没有发展历史。再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而言，早期作品同样可能存在技法不成熟的问题，现代主义的德语作家们普遍运用的论说文主义和反讽手法这时还没有纳入他的创作考虑中，因而作品文本相对简单易读；同时，每位作者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往往没有太大的名利心理负担，写出的作品往往更真实更丰富地折射出作者复杂而隐秘的思想感情。《托尔雷斯》就属于这样的情况，穆齐尔创作这部小说的时间不到三年，这期间还先后在斯图加特技术高校做志愿助手，在柏林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遭到导师否定不得不重写；而且他还一度因为得了梅毒接受痛苦的治疗，与他同居的女友赫尔玛·迪茨也染此恶疾不幸身亡。尽管遭遇这么多的变故，这部长达140多页的长篇作品还能在三年内完成，比起他后来的创作可算得“神速”了，【18】因此这部小说差不多是他一气呵成，殊少修饰地写出的。作为研究者阅读《托尔雷斯》，就好比拨开层层荆棘枝蔓的遮盖，一片完整的风景尽收眼底。从创作手法上说，《托尔雷斯》还是遵循了传统小说中线性时间的叙事风格，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轮廓清晰的构架，人物形象较为鲜明，易于为习惯了现实主义及自然实在论的国内文学爱好者所接受。当然最重要的是，《托尔雷斯》是一部现代主义德语文学中的开山之作，是从20世纪初在德语文学创作思潮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然主义突围而出的，与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封信》和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并列为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德语散文中最出色的作品。
19、20世纪之交的德语文学是现代文艺思想和哲学思想大爆发下结出的累累硕果，一直是国内日耳曼学的空白，本书作者不敢贪大求全，只希望从《托尔雷斯》一部作品中，管窥蠡测地领略这一历史时期群雄争锋的文艺气象和时代精神。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二战之后对《托尔雷斯》的研究专著大致有四十几种，最早的书评是瓦尔特·延斯（Walter Jens）1957年创作的《人和物：德语散文的革命》（Der Mensch und die Dinge: Die Revolution der deutschen Prosa）【19】，该文着重指出，托尔雷斯是语言危机的一个表征；其后，随着穆齐尔作品被接受，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这部作品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如英译者恩斯特·凯泽（Ernst Kaiser）和艾森纳·维尔金斯（Eithne Wilkins）的《罗伯特·穆齐尔和负1的平方根》（Robert Musil und die Quadratwurzel aus minus Eins，1960）一文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泰奥多·齐沃科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的著名论文《詹姆斯·乔伊斯的顿悟和现代德语散文中经验世界的超越》（James Joyces Epiphanie und die berwindung der empirischen Welt in der modernen deutschen Prosa，1961），从艺术家的敏感特质的角度分析了穆齐尔和霍夫曼斯塔尔及里尔克笔下所描绘的艺术危机感；对小说的社会政治意义进行探讨也是一个焦点，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托马斯·布拉什（Thomas Brasch），他在1979年8月10日的《时代》（Die Zeit）上发表了《罗伯特·穆齐尔的〈托尔雷斯〉》（Robert Musil．Die Verwirrungen des Z⍥glings T⍥rless）一文，文章采取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视角，撇开文学意义不谈，把小说定性为内容深刻的政治作品；也有人对用社会政治意义的角度来分析作品的做法不以为然，如威廉·布劳恩（Wilhelm Braun），他在《托尔雷斯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Toerless）【20】一文中认为小说是一个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少年人生理发育经历的文学文本，布劳恩在文中用的完全是个人心理分析的手段，对于社会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与布劳恩观点和方法相近的还有弗兰克·特洛姆勒（Frank Trommler）、哈利·哥尔德加（Harry Goldgar）、爱尔哈特·冯·布伦（Erhart von Büren）和安妮·莱尼尔－塞弗兰克斯（Annie Reniers Servranckx）；恩斯特·凯泽（Ernst Kaiser）和卡尔·科里诺（Karl Corino）从穆齐尔的传记入手，指出了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和作者本人的经历之间的相似性；另外还有学者如沃尔夫冈·弗利尔（Wolfgang Frier）运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作品进行篇章语言学分析，大卫·特纳（David Turner）的道德批判，沃尔克·克努夫曼（Volker Knüfermann）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托马斯·索德尔（Thomas S⍥der）联系并运用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罗格·威廉姆森（Roger Willemsen）发掘出了该小说中的人类学特点。其他重要的著述还有拉尔斯·W·弗莱耶（Lars W Freij）的《无门》（Türlosigkeit，1972）达格玛·赫尔维希的《异化中的人》（Der Mensch in der Entfremdung，1972）、克劳斯·约翰的（Klaus Johann）《边界与立足点》（Grenze und Halt，2003）、罗兰德·克罗姆（Roland Kroemer）的《一个无尽的死结》（Ein endloser Knoten? 2004），等等。【21】
总而言之，虽然《托尔雷斯》的研究作品在总体上不如《没有个性的人》的专著数量大、种类多，但是同样体现出了“多歧为贵，不求苟同”的学术精神。
另外，在对穆齐尔早期的思想成长和作品研究的著述中，研究者往往把产生于《没有个性的人》之前的全部作品的创作期都划入穆齐尔的“青年时期”。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穆齐尔一生的眼光都聚焦于前辈的先贤大师，而相对地不太关注同时代文学发展的潮流。等到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哲学省思自觉地发现“反讽”手段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价值，以及多视角主义必然产生的论说文创作方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已接近40岁。
本书不准备对穆齐尔的思想成长作如此全面的介绍，而只把研究范围锁定在《托尔雷斯》一部作品上。穆齐尔青年时代创作的另一部文学作品《结合》（Die Vereinigungen，1910），是一次失败的文学尝试。虽然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而且是他个人最偏爱的小说，但最终证明这只是一部作者凭借其杰出的叙事才华、精准的科学观察眼光和卓越的艺术表达能力所作的一次关于心理机制的极端化精确描写实验。小说中揭示的主题在《托尔雷斯》已有过充分的展现，故而对于我们试图把握这位思想者的精神世界的要求而言，《结合》并没有太多值得发掘的思想内涵。
当然，探讨穆齐尔的精神历程离不开他所成长的历史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欧政治动荡不安、传统价值和文明本身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因而孕育出了大批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巨匠，群星璀璨、蔚为壮观，数量如此之众，在人类历史是上绝无仅有的：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弗洛伊德、露 安德鲁阿斯·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é）、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马克斯·韦伯、卢卡奇（Lukács）、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贝尔 霍夫曼（Beer Hofmann）、比尔鲍姆（Bierbaum）、特拉克尔、贝拉·巴拉兹、鲁道夫·勃歇哈德（Rudolf Borchardt）、赫尔曼·孔拉德（Hermann Conrad）、马克斯·道滕德（Max Dauthedey）、理查德·德梅尔（Richard Dehmel）、马丁·布伯、罗森茨威格、泰奥多·多布勒（Theodor Dubler）、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施尼茨勒（Schnitzler）、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里尔克、卡夫卡、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兄弟、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丽卡德·胡赫（Ricard Huch）、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ere）、泰奥多·赫尔茨尔（Theodor Herzl）、艾尔泽 拉斯科 疏勒（Else Laske Schüler）、哥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奥斯卡·柯克施卡（Oskar Kokoschka）、卡尔·荣格（Karl Jung）、施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雅各布·瓦塞曼（Jakob Wassermann）、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卡尔·斯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赫尔曼·黑塞、格奥格·凯泽（Georg Kaiser）、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克拉考尔（Kracauer）、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 Kraft）、盖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弗兰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葬送了许多优秀儿女年轻的生命，这份名单还会长出几倍。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60年，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弗里德里希·西博格（Friedrich Sieburg）就感叹那时的德语文学跟战前根本没法比。可是以今天的眼光看，诞生了托马斯·曼的《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多德勒尔（Doderer）的《群魔》（Die Dmonen）和《斯特鲁德霍夫楼梯道》（Strudlhofstiege）、马克斯·弗里施的《史迪勒》（Stiller）和《能工巧匠》（Homo Faber）、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的上世纪50年代不可不谓是文学创作大获丰收的黄金时期！而这样一个时期竟然与战前文学相形见绌的话，那么今天万马齐喑的德语文坛和颗粒无收的思想界又将颜面何存？悄悄拉开了现代主义文学序幕的20世纪初将是怎样一幅令人激动的壮景！
另一方面，我们的日耳曼学界长久以来只关注过德国文化史上的第一轮辉煌——古典主义时期，而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语世界掀起过的滔天巨澜不仅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连起码的译介工作都做得非常有限：广大未习德文的学者不得不从英文资料去了解这段沉重而灿烂的历史。【22】时不我待，我们这些有幸能直接阅读原著的工作者们真的应该倍加努力地开发这座取之不尽的富矿。
注 释【1】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 1886～1951）：与穆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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