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竞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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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民族问题述论试读：
绪论
一 研究目的和基本概念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王朝国家，随着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和瓜分行动加剧及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中国向统一多民族主权国家转型，国家历史处在大变动时期，大抉择也摆在人们面前，蒙古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以影响广泛的姿态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蒙古民族问题是清末民初以后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蒙古民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蒙古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如何？蒙古民族问题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结构？这些都是民族问题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本研究的提出，主要是从漫长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历史背景入手，以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为切入点，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现象的理论成果，解读蒙古民族问题的形成过程，探究民族现象在国家变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各种力量如何发挥作用，为统一多民族现代中国在发展中处理民族问题提供参考。
本研究涉及民族、民族问题、蒙古问题、蒙古民族问题、近代中国这样几个最基本概念。（1）民族。民族是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现象在主权国家时代的主流表达方式，也是族类共同体社会动员的基本工具。在王朝中国历史上，族类共同体并不使用“民族”这一有着特定理论支持和相对明确政治目标、经济文化特征的词语加以表达，相类似的现象则在“华夷”思想框架内处置，在日常生活中则用“某某人”表达之，如汉人、匈奴人、蒙古人、绥人等，“某某人”主要是具有类指性的词语，没有严格的标准和界限。对族类共同体表达方式的转变，事实上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转变大局的伴生现象，由此又形成与社会生活的全面互动，推动了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现象的发生。总体上来说，民族是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在主权国家或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民族现象成为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亚洲国家主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1]体。”显然，这是一个关于国家民族的定义，并不包含东方传统理念元素。因此在中国语境下，便有了“国家民族”和国内“民族”的分别。（2）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由于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而产生的涉及民族群体权益、地位和发展等事项的一系列问题。一般而言，人们多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和观察民族问题。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而无产阶级提出的民族问题就是打破民族壁[2]垒，使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谋求解放。列宁曾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向。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3]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列宁还认为，民族问题与“工[4]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5]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3）蒙古问题与蒙古民族问题。有作者指出：“所谓蒙古问题反映了几类矛盾关系的互动。其一为内、外蒙古自治或分离势力与中央政权或代表中华民族内聚力量的党派之间的矛盾。其二为蒙古民族主义势力与第三国干涉政策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矛盾。在不同时期，沙俄、苏联、日本、美国扮演了不同的第三国角色。其三为20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即国共之间的相互斗争中对蒙古问题采取的不同立场。其四为[6]有关强国在推行各自的东亚战略时，在蒙古问题上对抗及交易。”本研究认为蒙古问题只是特定历史阶段蒙古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蒙古民族问题的全部，在蒙古问题产生的所有复杂因素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和蒙古社会本身的变迁，这才是蒙古民族问题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说，蒙古民族问题是随着中国王朝国家转型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国家转型的不同历史阶段，其表现形式、服务对象和具体内容也有着一定的差别。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认知不同族类共同体的传统框架“华夷”随着王朝国家转型而逐步转向“种”界和种族及民族认识框架，一方面是汉满对立中日益形成的汉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蒙古社会本身在近代化过程中社会危机加深，在汉满对立中蒙古社会由于属“鞑虏”使其社会危机表面化和激化。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政”并未给蒙古封建上层带来迅速可见的利益，于是，在清王朝解体之际，喀尔喀蒙古封建王公和宗教上层为了满足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诉求，不再充当处在转型之中的王朝国家的屏藩，转而求援于沙俄，将蒙古帝国的历史资源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源，号令全蒙古社会，提出了封建上层的“民族问题”。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直到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才逐渐认识到蒙古问题与蒙古民族问题间的深刻联系。事实上，当时的蒙古问题整体而言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族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时代如何近代化的历史选择问题，先是封建上层谋求更大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与后是平民阶层谋求生存和权益问题。随着外蒙古二次独立的发生，蒙古问题发展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成为摧毁局部蒙古社会与转型中国关系的两颗重型炸弹，也成为彻底变革局部蒙古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工具，尽管最终喀尔喀蒙古社会成为苏联的缓冲国，建立了平民政权，整个蒙古社会发展被分割，但是，喀尔喀蒙古社会率先发展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分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处的蒙古人的权益、地位、发展等则在中国主权国家建构中成为国内民族问题。（4）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从空间而言其指清王朝统治区域及“中华民国”国土领域。从时间来说，相关研究则涉及清末至民国政府统治在大陆结束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为了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这一问题的历史来源，在写作过程中部分内容则向当代中国略有延展。在近代“中国”这一概念经历了国内认同摇摆的痛苦过程，一方面，革命者为了推翻清王朝而在排满过程中将近代中国仅视为清朝或“清国”，同蒙古上层封建主的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的是革命者直接将秦汉以来，特别是汉王朝历史资源民族化，提出资产阶级的“汉民族问题”。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也经历了外部社会或国际社会从他们自己的利益、目的出发来解读的历史过程，一般而言他们直接将中国视为汉族的同义语。特别是日本人，为了全面实施其侵略中国的政策，他们不仅视中国为汉族国家，而且发展了一套理论，说明蒙古、西藏等区域并非中国的领土，声称尽管在清朝这些区域与中国共同处在一个王朝统治之下，但是，清王朝解体也解除了这些区域与汉族的关系，等等。日本、沙俄使用这样的方式，拉拢和亲近蒙古社会的王公贵族，强化其与蒙古社会的关系，并大力宣传汉族是剥夺蒙古社会发展繁荣的罪魁祸首，毒化和破坏蒙古社会与汉人社会的传统关系，以提升其在蒙古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
总之，要形成一个对近代蒙古民族问题更清晰的认识，必须用更为宽广的视角，从中国在列强瓜分压迫下被迫转型、蒙古社会本身的逐步变迁、日俄帝国主义侵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多个层面观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蒙古民族问题的形成过程及解决进程。
二 已有研究成果及本研究的创新点
由于蒙古族人口分布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区域，因此也决定了其在国家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大环境中，社会本身也不能不发生某种剧变。正是由于蒙古民族问题事关国际关系、国内政治、蒙古社会本身转型等复杂局面，清末以来，蒙古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领域，沙俄及苏联、日本、美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中国等均有大量相关研究的成果出版，堪称汗牛充栋，为本研究的展开和进一步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资料。
第一，关于民族现象的研究资料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相关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及《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及相关文集，〔美〕亨利·摩尔根著《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和〔英〕冯克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著作的思想和方法为我们深入认识民族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多元视角。
第二，中国传统族类共同体观念的研究主要源于当代学者对正史中相关记载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二十四史”等基本资料外，还有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贺照田主编《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等，对于王朝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分析，为我们认识王朝国家转型伴同的族类共同体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清末中国社会转型及民族问题形成有关成果。近代史研究中关于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大量的资料、研究成果出版，对本研究有重要基础作用，这些成果包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著《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多边文化研究》（第1卷，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1963年版）等。
第四，与蒙古民族问题直接相关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1）俄国和苏联人的著作。〔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1、2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1983年版）。此书为今人认识和了解清末的蒙古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从这一著作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相较于中国社会本身对蒙古社会的认识，俄国人已走在前面，沙俄对蒙古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事实上也基于其对蒙古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廓索维慈著《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中华书局1930年版）则透露库伦交涉过程中沙俄和喀尔喀蒙古人的大量信息；〔苏〕伊·亚·兹拉特金著《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陈大维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苏〕查布金著《蒙古人民共和国鸟瞰》（梁彦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对认识革命后的喀尔喀蒙古社会巨变，以及由于革命话语所带来的亲苏俄拒中国话语的形成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2）日本人的著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而言，清末以后，日本人对蒙古社会的认知已相当深入，作为沙俄在蒙古地区的竞争对手，日本人的探险、考察等活动的频繁程度不亚于沙俄，自两次日俄密约后，大批学蒙古语的日本人进入内蒙古各盟，日本间谍在外蒙古的活动亦曾长期存在，以至于外蒙古独立后北京政府与喀尔喀蒙古人新政府除对峙外则信息隔绝，日本人的调查则补充了很多相关信息，民国时期《蒙古志》等很多出版物关于喀尔喀蒙古人的信息数据都来自于日本人的调查，如下村修介、关口长之编辑《新译蒙古地志》，王宗炎译（启新书局1903年版）等，更有抗战时期〔日〕矢野仁一著《内外蒙古问题面面观》（戴格敏译，《西北论衡》第5卷，1937年第11、12期）和〔日〕吉村忠三著《外蒙之现势》（李祖伟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日〕二木博史著《蒙古的历史与文化：蒙古学论集》（呼斯勒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对20世纪上半叶蒙古民族史中与蒙古民族问题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对本研究有着重要启发作用。（3）〔美〕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我们从草原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角度出发，充分理解清末民初以后在蒙汉关系变化中的蒙古民族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其行文中，将中国视为一个汉族国家，尽管他可以称为中国通，对中国社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但他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仍然是西方的，他不能真正理解对于在“华夷”框架下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民族还是一个新观念，其背后包含的是一系列新原则，“蒙古人”和“汉人”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蒙汉成员频繁接触的区域，人口的自然融合早有发生，他们之间早就存在着自然的互化关系。（4）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著作包括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第8册（兰溪出版社1983年版），李毓澍的《蒙事论丛》（里仁书局1990年版）和《外蒙古撤治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札奇斯钦、蓝美华、张启雄等的著作以及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有关蒙古问题的资料。（5）民国时期出版的著作也为我们思考和认识蒙古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主要有谢彬《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余鹤《国民革命中的外蒙问题》（三民书店1928年版）、华企云《蒙古问题》（黎明书局1930年版）、王勤堉《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方範九著《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独立出版社编辑《我们的外蒙古》（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曾金编著《今日的外蒙》（上海英商今日书局1938年版）、徐永平编《抗战中的蒙古》（独立出版社1940年版）、德恒山《抗日的蒙古》（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1940年版）及毛起鵕、刘鸿焕合编《抗战中的国族问题》（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吴怀冰编《外蒙古内幕》（经纬书局1947年版）、潘公昭编《今日的外蒙》（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社1947年版）等，通过对蒙古问题的关注，对蒙古民族问题有不同程度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郭道甫的《蒙古问题》（出版单位不详1925年版）和《呼伦贝尔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版）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文件外，是蒙古社会对蒙古民族问题首次公开发出的蒙古民族自己的声音。（6）大陆学者，特别是内蒙古学者所推进的近代蒙古史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基础。如《蒙古民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和《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1991年版）、《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51辑）（1962年8月创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及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无论如何，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不能一一列出，但是百年以来，怀有不同目的和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对蒙古民族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①将蒙古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置于中国王朝国家转型历史进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加以观察和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古民族问题也是中国王朝国家转型曾经遇到的最关键民族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与王朝国家转型相伴生，也与王朝国家陷入殖民地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进程相伴随。②将蒙古民族问题看做是一个古老的族类共同体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某种程度上是沙俄帝国与清王朝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③蒙古民族问题的产生及其演变，不仅在于中国王朝国家族类共同体关系的变化，与族类共同体的划分方式变迁及其背后所昭示的价值理念转型相关联，更与蒙古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迁密切相关。因此，近代中国蒙古民族问题的形成基于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革和社会观念变迁、蒙古社会本身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新动向几大因素复杂互动，使蒙古民族问题形成并成为近代中国不能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正是在处置这一问题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将处置传统“五方之民”关系原则转型为一些新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
三 研究方法、内容构成
民族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蒙古人如何在王朝中国转型中迅速转型为蒙古民族，蒙古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因而产生在变动的大政治格局中，各类关系复杂互动，使蒙古人处于复杂历史选择的过程。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史学方法和民族理论研究的结合。
本研究主要由十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探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的民族化过程，中国社会族类共同体的民族化现象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发生逐步的改变。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华夷框架内的“五方之民”之间的关系，以说明王朝中国有着自身解读族类共同体关系的理论和相应的制度。第三章则主要探讨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在王朝中国时期的关系，蒙古人作为蒙古草原最后的游牧者，他们与农耕者的关系恰恰是几千年来游牧与农耕社会关系的延续和发展，恰恰是清王朝终结了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且战且和的关系类型并将游牧社会转型为农耕社会的屏藩。第四章主要探讨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型，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形态在列强侵略下已危机四伏，国家管理转型成为应对一系列社会危机的关键，正是这种国家转型开启了传统华夷框架转型之门。第五章主要讨论王朝中国国家危机转型中被重塑和重置的满汉关系，革命者在“排满”中打造“汉族”，使“华夏”历史资源汉种、汉族化，并一度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国家认同的困局，成为蒙古民族问题产生的另一重要社会背景。第六章讨论了在“排满”氛围中日益清晰和强化的蒙古人意识，实际上，清王朝对蒙古社会“分而治之”的政策，固化了蒙古社会的分散性和分割化，并使蒙古王公贵族将清王朝作为唯一的效忠对象，而普通蒙古人则主要效忠于本旗的王公贵族，蒙古人意识已为王朝臣民意识所替代。但是，清末以来，蒙古社会的贫困化和诸多外部力量的渗透和冲击。首先启发了上层蒙古人意识，而草原的开垦和垦民与牧民矛盾与冲突的激化则催化了下层蒙古人的意识，加之神权参与动员及喇嘛参与行动，蒙古人意识得以强化，这恰恰是喀尔喀蒙古人“独立”行动的重要社会支持。第七章主要探讨蒙古民族问题的初步形成，蒙古民族问题最初形成中除了以往学者们探讨的各种因素外，一个较少被深入分析的便是封建上层蒙古民族主义的动员，这是蒙古人采取一致行动的真正动力，而盟部、区域、阶层的不同的利益取向则是其最终未能形成合力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章中，也探讨了北京政府时期蒙古人、政府、知识分子等对蒙古民族问题的认知。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喀尔喀蒙古人社会的历史选择及其影响，从“独立”到“自治”及“撤治”，行动的蒙古民族主义对蒙古社会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地启发了蒙古民族主义，在喀尔喀蒙古社会民族主义形成之时，内蒙古民族主义思潮也在悄然兴起，但是，不同区域的蒙古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境遇，最终被日俄强大势力所抑制或奴化。第九章抗日战争使蒙古民族问题更加突出，也是蒙古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演变最剧烈、最关键时期。日本、苏联和中国人对蒙古民族问题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就蒙古社会本身而言，此时的蒙古民族主义不仅完成了代际的更替，差不多也已完成了阶级的更替，蒙古民族主义已直接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与封建上层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蒙古民族主义已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支撑，而不再仅仅是行动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下发展、成熟并在抗战胜利后取得合法地位，改变了蒙古社会的发展方向，蒙古社会不再犹豫于王公贵族的传统框架之下，平民革命得以实现，濒于灭亡的社会得以恢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喀尔喀蒙古社会也放弃了全蒙古利益代表者的姿态，蒙古族体由主权国家界限所分割便成为现实。第十章中国国内蒙古族问题的解决过程、路径及契机，主要讨论在国际社会冷战格局形成和国内政治斗争剧变中，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共产党解决蒙古民族问题政策措施形成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政治考量。注解：[1]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2]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46页。[3]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4]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8页。[5] 《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0页。[6] 〔美〕刘晓原：《近代蒙古问题国内外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资本主义时代族类共同体的民族化第一节 族类共同体现象：时代语境与认知
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定的社会语境和人类社会对基于文化等差异性人们共同体的认知相关。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生活中，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环境并非统一应用“民族”分类认知自身社会生活，人们社会生活的阻碍主要不是来自于“民族”和民族问题。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及社会语境的变化，使民族与民族问题得以彰显，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现象。一 人类社会的族类共同体现象
历经百余年的社会历史变迁，今天，当我们在中国提到“民族”时，绝大多数人知道其具体所指，尽管人们可能不能用语言精确地描述其含义。学人们则更关心“民族”在学理上如何解释，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等等。
我们在思考什么是“民族”，她从何处来时，在时间维度上不得不考虑到一个起点，那就是数千年王朝中国时期的族属、族类划分的思想、观念及其影响，在空间维度上，我们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漫漫的人类社会。在时间维度上向王朝时代中国回望，人们更多地会看到很多今天具有较大人口规模的民族群体，都曾大量吸纳了周边异质文化群体的人口、社会文化等；在空间维度上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族类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族类共同体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曾经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自身结构的变迁。有专家早就指出：“族类共同体的统一性，在于各种类别的族体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由此使它们与别的社会群体相区别。族类共同体的多样性，在于从历时的比较来看，族体显现出不同的历史类型，从共时的比较来看，当代世界的各种类别的族体都有各[1]自独具的特点。”正是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随着社会语境和人类社会认知的大变迁，才使得王朝中国传统的族属、族类观与源自于西方的相关观念结合，在国家转型进程中接受并使用了新的族类共同体区分概念——民族，中国社会在接受这一概念的同时，亦赋予了其新的内容和特征。“人类把世界分类成不同的对象和关系是认知上的一项成就：人类通过这种方法在环境中创造秩序与身份，使之化为社会文化，其中也存在着相互矛盾和紧张的关系。……分类对我们人类思考和认识世[2]界、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以及其中的活动来说至关重要。”分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行为，可以说族类是人们对有着差异的人群的划分，或称人们群体的一种分类，有研究表明在中国语境中，类本义也[3]是族类。共同体则是与个体相对应的群体的集合，具有满足人们归属感、成员之间联系性等方面社会需求的功能。族类共同体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则指具有共同族源的人们形成的集合体。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现象就是个体的人与所出生群体聚合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组织自身生产的过程。可以说，族类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基于早期与血缘相关联具有一些相同的社会特性基础上聚合的人们共同体，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复杂程度的提高，族类共同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不断提高。
族类共同体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本能。从人类社会这个大背景来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人类社会的通例和一般规律。翻阅人类早期社会发展史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个体难于独自生存，他只有与一定的“群”相聚合才能够生存，个人与所出生群体的聚合过程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处理的需求，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关系处理的需求。从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而言，在原始社会条件下，个体离群索居不仅不能推动人本身的发展，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甚至很难生存，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体如果一直离群索居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关于狼孩的传说亦似乎提供一个旁证，说明人类个体如果离开群体生活，可能会与自然中其他的类属动物相融并形成密切联系。
从人类社会关系本身而言，个体一诞生就定然属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小群体——家庭，个体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社会化，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便不断地扩展其在更大范围内被社会接纳，并在被接纳过程中成为特定族类共同体的成员。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族类共同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并成为特定社会组织和凝聚的基本力量。
无论是从自然，还是从社会方面来看，族类共同体的形成都是人类社会生存所需，只不过是依据人类社会需要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族类共同体以不同的面貌展示出来，成为人类社会最为稳固的人们共同体形式。二 前资本主义时代族类共同体
人类社会的族类共同体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从简单到复杂的变迁而逐渐发育，当人类社会抛弃了群婚制并由氏族替代原始“群”之[4]后，人类社会最早的族类共同体基础——氏族便产生，人类社会由此获得巨大的进步。此后，一方面，族类共同体本身的结构、构成方式、复杂程度在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在表达族类共同体差异或关系时也应用着不同的概念，持有不同的理念，这两个方面的复杂互动使族类共同体现象显得更为复杂。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以人类社会主要制度形态为线索，将族类共同体的变迁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前国家社会阶段、非现代国家阶段、资本主义时代阶段。从这三个阶段来观察，今天我们使用的“种族”、“民族”、“族群”等标示族类共同体的词汇一方面表达着族类共同体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着人类认识族类共同体现象形成的观念标示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1.前国家社会阶段的族类共同体现象
前国家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族类共同体无疑是由血亲集团发展而来的氏族及其各种发达形态，“氏族就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的专名以资区别，它是按血缘关系结[5]合起来的。它只包括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一半子孙”。
氏族建立于具有共同祖先的稳固群体之上，古代社会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氏族生活秩序有其自身的规则，氏族外婚、图腾崇拜、社会仪式、劳动组织方式、生产资料与分配、政治生活，等等，氏族成员在原有的血缘纽带基础上，通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凝聚成为一个共同体，并有能力共同行动与周边的其他族类共同体竞争，或者可以说，人类社会自身的生产以及为了持续生存而进行的劳动生产都日益推动着族类共同体形态复杂化和规模扩大化的发展趋势。恩格斯指出：“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6]
氏族的产生只是人类族类共同体现象的开始，随后便是族类共同体向更加复杂的形态发展，“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们也就可以[7]去找出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无论如何，“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8]。2.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阶段的族类共同体现象
如果说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是族类共同体在前国家发展阶段的形态，那么国家的产生则使族类共同体发展的复杂性大大提高，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氏族制度，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9]而发展起来的”，可是，虽然当时族类共同体为国家所替代，但此时的国家仍然与族类共同体共享着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要素，因为，国家本身就建构在部落和部落联盟基础之上，摩尔根指出：“在这个阶段（即‘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引者注）产生了奴隶制；它和财富的生产有直接关系。由于它（即奴隶制）产生了希伯来式的父权制家族和拉丁部落中处于父权之下的家族形式和希腊部落中这种家族形式的变体。”“由于这种情况，特别是由于有了农业而扩大起来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民族便开始发展起来，开始在共同管理之下有上万[10]计的人而不是以前的几千人了。”
从一般情况说来，由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邻近区域的族类共同体整合是催生国家产生的内在力量，族类共同体内部的变化，以及族类共同体大小强弱的差别，都使得人们享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份额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族类共同体内部私有制的产生，以及不同族类共同体对更多劳动力、财富的追求，使得不同族类共同体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正是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类共同体跨血亲、地域的交流，加速了初级族类共同体的升级，摩尔根指出：“‘部落’和‘民族’严格说来不是等同的东西”，“在氏族制度下，只有结合在一个[11]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
人类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世界上形成国家的途径各不相同，恩格斯所称的有“雅典模式”、“罗马模式”、“德意志模式”，后人提出的有“灌溉模式”、“贸易模式”，而最早国家产生的共同特点则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即最早的国家多出现于经济发展地区，国[12]家在产生进程中还伴有频繁的战争和人口的流动。可以说，正是国家的产生推动了初级的族类共同体进一步整合，为“民族”的最终动员和凝聚打下了基础。“人类共同体从血缘氏族整合为部落、从部落整合为民族，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是国家过程的产物，只是这些政治共同体所人为强调的包括‘共同祖先’在内的整合要素的作用是不彻底或不完整的。因为，部落内的族群认同并非基于‘共同的祖先’，而主要是‘共同的政治经历’（如对外征服[13]或抵御外敌）”。
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阶段，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地区，族类共同体的整合不仅已形成相当的人口规模，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较大优势，凝聚族类共同体过程中血缘性权重已完全让位于地缘性和政治性权重，族类共同体同源性的追述不依赖于清晰的历史记录或血族符号，大多将一个被神化的远祖符号化，并成为更大的族类共同体血缘认同的核心。至此，族类共同体还是在相对较小的特定区域内迁移、交往、分化和重构，主要是更为邻近的族类共同体中的个体与特定的社会通过社会生活政治组合得以整合和组织，从而构成具有各种不同特点、偏好、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的族类共同体。一些具有强有力军事优势的集团业已开创跨越不同族类共同体的封建帝国，当时的各族类共同体缺少大规模的跨大洲区域的交往和联系，但王朝战争亦曾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造成跨大区域的族类共同体间的非常接触。当然，这一时期，不同族类共同体越是相互关联和交往，族类共同体越显示出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结成族类共同体是其发展过程中获得发展能力的力量源泉和满足自身归属感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族类共同体现象无论如何都是人类社会自然性和社会性因素互动的结果，这一现象不仅关乎社会经济生活，也关乎政治、文化甚至血缘和人们的情感。但是，必然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区域，各族类共同体的发育程度或结构形式有着较大的差别，当有的区域族类共同体已经发展至较为复杂的“民族”阶段时，一些地区的族类共同体还更多表现为接近于氏族阶段，有的则处于部落发展阶段，正是由此，当西方工业革命发生时，在美洲、非洲等地仍能看到前国家形态时间的族类共同体。三 马克思主义民族论断与资本主义时代民族现象的解读
民族现象就是“民族”作为“族类共同体”在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外部形态和内在联系，“民族”（nation）是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基本形式，是“族类共同体”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成的、迄今为止的最高级形式，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现象。
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民族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与民族共同体相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提高，民族现象延伸到诸多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活领域，并派生出诸多与族类共同体相关的民族现象，从而表现出更加纷繁复杂和变化无穷的外部形态和联系，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民族现象演化成了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效能的力量。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现象主要表现为族类共同体在特定区域内迁移、交往、分化、重构，那么，到了17—18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法国大革命所推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现象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建立起来，以至于民族现象在重新划分欧洲国家政治版图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后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形成链式反应，以欧美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形成了对全球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由此，民族现象便日益与具体民族群体的权力、利益、政治诉求等相联系，凸显其在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民族现象不仅与特定族类共同体社会文化生活相关联，而且与人类社会政治版图的划分和经济利益的分野相关联。民族现象在人类社会表现出对地区和世界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受到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理论认识，比如，将民族现象与国家政治全面结合，承认民族现象在国家政治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合理的政治单位与民族单[14]位具有同一性；将民族现象与政治相分离，认为民族现象主要指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与国家政治生活无涉；认为民族是由于人们利用事先业已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或者文化遗产等，通[15]过在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的、空想的、积极创造而造就了民族。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扩张和被压迫国家及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来论述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论述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民族产生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部落联盟是形成民族的第一步，“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16]［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氏族制度下，只有当联合在同一个管理机关之下的各部落融合为统一的人民时，民族方才产生……部落联盟的前提条件，是占有单独地域的各独立部落；融合作用作为一种更高的过程，把它们联合在同一地域内，虽然氏族和部落的地方性的分离倾向仍然继续存在。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
[17]西”。经典作家进一步指出：“……在古代，所有民族原是许多不同部落由于物质关系和利益，例如对他族的敌视等等而结成的。由于生产力的缺乏，每个人必然不是做奴隶，便是拥有奴隶，以及等等，[18]以及等等。因此，属于某一民族，乃是人人‘最自然的利益’。”人类起源的多元性，人类各个群体的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相互隔绝或受制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及不同群体变迁选择时的能动性，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不同的族类共同体具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轨迹，在观念体系、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显现出差异性，因此说，多数族类共同体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非一经形成便固定不变，不同群体之间大规模的交往、联系、战争、迁徙及长期的共同生活，促成一些古老族类共同体湮没了，一些新的族类共同体产生，在这些族类共同体产生过程中，共同的社会生活成为促进群体的凝聚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依凭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当一个古老的族类共同体向民族转型时，大多会经历融入其他相邻族类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恩[19]格斯指出：“英吉利民族是由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构成的。”可见，每一个具体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并非可以用“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来简单分析。“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20]的民族［Nationalitäten］”，并说明了民族共同体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历史现象。
第二，关于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民族一经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民族现象时使用了野蛮民族、文明民族、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等词汇，从而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现象从不同视角观察，便会呈现出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的形态，马克思曾专门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民族现象的表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迫使一切民族都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21]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使民族有了新的发展条件。列宁则从其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特点出发，指出民族现象发展的两种趋势，即：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打破，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22]科学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斯大林进一步指出：“现代民族是一定[23]时代——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资产阶级民族就是现代民族，并进一步划分出社会主义民族。“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24]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第三，民族发展的最终方向是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消失，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25]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26]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恩格斯明确指出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不复存在，“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27]失一样”。斯大林认为民族经过三个阶段走向最终消亡，即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阶段、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共产主义阶段。就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而言，民族消亡不是指个别民族群体的消亡，而是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基于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的民族孤立性、民族对立性的消失，一切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的消除，促使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现象。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现象有着密切关系，消除民族孤立性和民族对立性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28]思。”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加快民族间孤立性和对立性的消逝，是自身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最终“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29]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第五，资本主义时代民族现象的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使人口密集起来，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从而使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则的民族，同时还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从而使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消逝，使各民族间依赖关系得到强化，各民族间物质生产和[30]精神生产更加互相依赖。2.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民族现象的现实理解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相关论述是对民族现象的全方位关注，它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视角出发展开对民族现象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现象规律的认识突出表现于其对民族现象一般规律的总结，并将民族现象与特定时代、社会相联系进行透视，而不是将民族现象视为独特的、孤立的社会现象，正是这些一般规律和看待民族现象的方法指导我们认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民族现象，并认识这些民族现象的特质。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失势，虽然并未终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产阶级追求理想社会的道路并未完全阻塞，但少数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并不能改变当代世界的性质，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认识民族现象仍然需要依据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31]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今日世界一切关于民族现象的思想、观念都与民族经济发展阶段相关，民族本身的特点也是由此决定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并非民族现象的本质特点，而是资本主义时期民族现象的特征之一，民族并非完全“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族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理解古代族类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七世纪和八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的居民相互间的差别比目前来得小，同样，最初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和高卢的克尔特人之间，也一定比现在的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因而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为什么恺撒当时所说的高卢人的那许多特征，在十二个世纪以后，吉拉德又在爱尔兰人中重新发现，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民族性格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们已经[32]大大地混杂了日耳曼血统……”。这一论述也提醒世人，即便是在古代，民族之间的边界也并非一清二楚，任何试图通过清晰的边界来分辨民族现象的行动都是徒劳的，因为现存的任何民族都并非仅凭原初群体自然发展起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大多又不断吸纳相邻群体的人口，地缘相邻的人们共同体在差异中相互吸引并接近，并常常形成多源性的族类共同体，共同体的规模越大，在其形成过程中所吸纳的多元性人口来源就越多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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